一、中法戰爭的結局和影響
中國軍隊在北圻的軍事勝利，為中越兩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最後勝利帶來了光明的前景。然而，本來就是被迫宣戰的清朝政府，這時不僅沒有利用這種極為有利的形勢，去爭取戰爭的徹底勝利，反而把軍事勝利當作求和的資本。李鴻章在諒山大捷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叫嚷：“當借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妄求。”2清朝最高統治者立即采納，表示仍然願意按照金登幹與法國外交部政務司司長畢樂在巴黎已經談妥的條件恢複和平。法國方麵，軍事失敗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局混亂，迫使它同樣急切地希望按已經談妥的條件終止戰爭，所以不待新內閣成立，便由總統授權畢樂於1885年4月4日與金登幹匆促簽訂停戰協定。
4月7日，清廷向前線各軍下達定期停戰撤兵令，規定：越南宣光以東，4月15日停戰，25日中國軍隊撤回，5月5日齊抵廣西邊界；宣光以西，4月25日停戰，5月5日撤軍，6月4日齊抵雲南邊界；台灣於4月15日停戰。
前線將士接到停戰令後，莫不痛心疾首，不肯退兵。馮子材等致電張之洞，要求奏請清廷“誅議和之人”，表達了愛國將士對屈辱求和的賣國賊的無比義憤。張之洞、左宗棠、彭玉麟等也都極力反對撤兵。但清廷一意孤行，竟電告張之洞：“馮、王若不乘勝即收，不惟全局敗壞，且孤軍深入，戰事益無把握；……著該督遵旨，亟電各營，……如期停戰撤兵；倘有違誤，惟該督是問！”1就這樣，前線軍民浴血奮戰贏得的勝利，被腐敗無能的清統治者白白斷送了。
6月9日，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巴德諾在天津簽訂《中法天津條約》，主要內容是：（一）中國承認越南是法國的“保護國”；（二）在中國邊界指定兩處通商，法國可在此設領事館；（三）法國所運貨物進出雲南、廣西邊界，應納各稅照現在通商稅則減輕；（四）中國日後修築鐵路時，應與法國商辦；（五）法國撤退其在基隆和澎湖的軍隊。顯然，法國侵略者利用清廷的昏庸怯懦，在戰爭失敗的情況下，仍然達到了它發動這次戰爭所要達到的目的。“法國不勝而勝，吾國不敗而敗”，這就是當時人對中法戰爭結局所作的評價。這種奇特現象，無疑是中外戰爭史上所罕見的。
在中法戰爭期間，清政府“耗帑金二千餘萬”2，不得不大借外債。據統計，從1883年9月到1885年3月，直接用於軍費，以“廣東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規越”、“滇桂借款”、“神機營借款”等名義所借的外債共八次，總數約為庫平銀一千七百六十萬兩。1當然，法國侵略者也不可能不付出代價，那幾年，僅軍費即達十二億法郎，死傷士兵數以萬計。
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深恐卓有功勳的黑旗軍以越南西北部為根據地，繼續抗法，或聯合滇、桂人民反抗清廷；法國侵略者對黑旗軍更是又恨又怕，聲言黑旗軍一日不離越境，法國就一日不交還澎湖。於是，清廷誘之以官祿，接二連三地催劉永福率部回國。在法國侵略者和清政府的威逼與利誘下，劉永福終於在1885年9月率三千人入關，次年被委派為南澳鎮總兵。他所帶回的黑旗軍戰士，最後僅剩下三百人，百分之九十被逐次解散了。
中法戰爭是由於法國資產階級政府推行殖民擴張政策，進一步侵略我國鄰邦越南，並企圖以越南為基地，進而侵略中國引起的。中國為了阻止法國吞並越南和保衛中國領土而進行的反侵略戰爭，完全是正義的戰爭。從軍事上說，中國軍民在這次規模遠比兩次鴉片戰爭為大的戰爭中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勝利，使法國在“北黎事件”後一直堅持的“踞地為質”、索取賠款的企圖終究沒有能夠全部實現。可是，由於清朝政府怯懦妥協，最終造成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的結局，從而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影響。首先，清政府在戰爭中所表現的軟弱態度，進一步助長了早已垂涎中國的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野心，以致邊境危機愈益加重。其次，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擴大，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日益加深了。中法戰爭以前，沿海各省雖已門戶洞開，內地商埠則還不多；中法戰爭以後，到九十年代初，為外國開辟的商埠共有三十多處，不僅分布於沿海和長江兩岸，也出現於內地和甘肅、新疆、蒙古、西藏等邊遠地區。根據《中法天津條約》，清政府還首次給予外國在中國修築鐵路的權利，這樣，外國侵略者不僅控製了中國的海關和沿海、內河的航行權，而且控製了中國的陸路交通命脈。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勢力侵入中國廣大地區和滲透到許多重要經濟部門的結果，使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越來越遭到破壞。此外，中法戰爭的失敗，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侵略的加深，以及清政府更趨反動和腐敗，促使人們為改變自己國家的命運而尋找新的出路，於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開始匯合成為一種新的社會思潮，為後來的變法維新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二、中法戰爭的經驗教訓
在中國近代戰爭史上，除收複新疆之戰以外，曆次反侵略戰爭都遭失敗，但就中法戰爭來說，軍事上雖互有勝負，而最終勝利卻屬於中國軍民。這一勝利的取得，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法雙方各種條件在戰爭中發展變化的結果。
（一）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是軍事勝利的根本保證
法國的殖民侵略，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在整個戰爭過程中，中國人民發揚了反對外來侵略、支持正義戰爭的革命傳統，英勇頑強地開展抗法鬥爭，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清統治者的妥協投降活動，而且沉重打擊了法國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在法國殖民統治下的越南人民，憤於侵略者的暴行和民族敗類的無恥行徑，也紛紛起義，直接打擊侵略者和依附法國殖民者的文武官員。戰爭爆發前，劉永福領導的黑旗軍高舉義旗，助越抗法，在紙橋、懷德、丹鳳等戰鬥中屢創法寇，給中越兩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同時，也推動了清統治集團中部分官吏積極提出抗法的主張，並最終促成了清朝政府的抗戰。在戰爭的各個階段和各個戰場上，中越兩國人民主動支援前線，參加戰鬥，給前線將士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臨洮戰鬥前後，雲南農民軍和越南各階層人民數千人編列成營，參加赴越滇軍序列，並肩戰鬥，開創了紅河中上遊反攻作戰的有利局麵。在保衛台北和東南沿海的曆次戰鬥中，當地人民群眾自動武裝起來，英勇抗敵，加上沿海軍民積極參加渡海援台的反封鎖鬥爭，從而穩定了這一重要戰場的防禦態勢，牽製了大量法軍。特別是當法國侵略者進逼廣西國境、民族危機十分嚴重的時刻，進一步激起了中國廣大軍民的抗法熱情。在鎮南關、諒山大捷過程中，邊疆各族人民踴躍參戰，予馮子材軍以積極支持，熱情鼓勵。越南人民也“爭為耳目，敵人舉動悉來報知，近自北寧，遠至西貢，皆通消息”1。馮子材在鎮南關大捷前的兩次主動出擊，就是由於越南人民及時提供情報而先發致勝的。除直接參戰外，人民群眾的偉大作用還表現在其它各種形式的鬥爭方麵，如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反教會鬥爭，1884年9、10月間香港中國工人拒絕修理受傷法艦和搬運作戰物資的鬥爭，以及旅居舊金山、日本、古巴等地的海外僑胞積極捐款等等，也都有力地支援了這次反侵略戰爭的進行。
（二）前敵將領是否得力，有無集中統一指揮，是能否取得作戰勝利的關鍵之一
北寧作戰時，由於徐延旭調度無方，招致慘敗。陸路反攻前期，桂軍又一敗塗地，重要原因之一，也在於沒有一個象樣的統帥人物，實施集中統一指揮。當時，潘鼎新名義上節製東線各軍，實際上責任不專，指揮不靈，加上他本人昏聵無能，毫無威望，不能組織各部的協同行動。諒山失陷前一日，潘鼎新才電告李鴻章：“軍情瞬變，請飭各軍均暫聽調派”1。幾天之後，清廷正式明確：鎮南關外各軍均歸潘鼎新調遣，以一事權。然而，此時諒山已經陷落了。後來鎮南關反擊作戰時，由有威望而又勇負重責的老將馮子材擔任前敵總指揮，集中統一了前線軍隊，采取了適合當時情勢的戰法，加強了戰場指揮，才使各部密切協同，並力殺敵，接連取得了扭轉全局的鎮南關和諒山大捷，保證了陸路反攻的最後勝利。
（三）武器裝備的改善，技術戰術的提高，是奪取作戰勝利的重要因素
中法戰爭時期，世界軍事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國也隨著洋務運動的繼續開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軍事狀況。當時，中國軍隊在武器裝備特別是海軍艦艇方麵雖然仍比敵人差得很遠，但和兩次鴉片戰爭時期相比，這種差距已經相當明顯地縮小了。這是中法戰爭與兩次鴉片戰爭主要不同點之一，也是法國侵略軍不能輕易取勝，並最終在軍事上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隨著戰爭經驗的不斷積累，部分中國軍隊在戰術運用上比較地注意了避敵之長，補己之短。如鎮南關、諒山大捷過程中，依靠邊疆各族人民群眾的積極參戰和支援，選擇有利的地形條件，構築較堅固的防禦陣地，集中優勢兵力，進行有把握的決戰等。又如基壟淡水抗登陸作戰中，預設埋伏，引誘敵人上岸，待其脫離艦炮火力支援後，與之短兵相接，近戰殲敵。再如鎮海海岸防禦作戰中，事先堵塞航道，封鎖港口，合理部署兵力，利用事先構築的防禦工事，水陸結合，連續打退了孤拔艦隊的進攻和偷襲。又如滇軍和黑旗軍普遍構築地營，大大減弱了敵人的武器優勢，在左育阻援、臨洮敗敵等戰鬥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實踐證明，戰爭是各種因素的全麵較量，人的勇敢，加上武器的精良和戰略戰術的正確，才能取得作戰的勝利。
（四）貌似強大的侵略者，不是不可戰勝的
中法戰爭的經過表明，侵略者在軍事上的一時強大是不足畏的。法軍並不象當時清朝政府中的主和派所形容的那樣厲害可怕。黑旗軍以簡陋的武器裝備多次痛殲法寇，馮子材指揮的鎮南關、諒山大捷等，都以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了這點。縱觀戰爭全局，法國侵略者的有利因素並不多，不利因素卻不少，特別是它發動的戰爭是侵略的非正義的戰爭，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加之它的戰線很長，兵力不足，遠隔重洋，補給困難等，使它並不具備必勝的條件。它的戰略決策主要是建立在清軍不敢打、不能打的基礎上的，是一種以軍事冒險配合政治訛詐的政策。在作戰指導上，法又犯有逐次增兵和分散兵力的錯誤。如果清軍在海上集中艦隊，陸上集中兵力，采取積極堅決抗擊的方針，實行集中統一的指揮，那麽，法軍無論在陸地、海上，都將遭到更大的失敗。至於它將大量艦隻駛入閩江口，長期與中國艦船首尾相連地同泊一處，完全是一種極端冒險的軍事賭注。如果清廷稍有膽識，敢於趁漲潮的有利時機先發製敵，則全軍覆沒的很可能不是福建海軍，而是孤拔艦隊。法軍對基隆的占領及其在台北與清軍的長期相持，也是它在軍事戰略上的一大錯誤。對此，巴德諾和孤拔均曾深為憂慮，他們“怕這個占領，對於（中國）中央政府不能發生任何效力，甚而使它安了心，因為它知道所有孤拔提督能支配的援軍，從此停滯在台灣，不能活動了”1。沙俄外長則嘲笑法軍攻台不過是“蜂螫象背”而已。法軍在北圻戰場上的一時得勢，主要是利用了清軍前敵將領的無能，一旦清軍加強了前線指揮，貌似強大的法國侵略軍便難免連戰皆敗，狼狽潰逃。（五）清王朝的妥協求和政策，導致了中國的“不敗而敗”和兩次鴉片戰爭一樣，清統治者在對待中法戰爭的態度上，也總是和人民的意誌背道而馳。盡避他們從自身的統治利益出發，有時不得不下令對侵略者進行某些抵抗，但始終沒有堅定的抗戰決心；即使在不得已而決心一戰時，依然寄希望於外交談判解決問題。這正好適應了法國侵略者外交訛詐與軍事冒險相結合的戰略需要，也給了其它資本主義列強和政治投機分子如赫德之流以“調停”為名從中漁利的機會。更為嚴重的是，清廷的妥協求和政策，大大束縛了前線軍民的手腳，招致了戰爭過程中的多次失利，並造成在作戰勝利的情況下反而卑屈求和的可恥結局。本來，當時法國侵略者在普法戰爭中新敗於德，元氣稍有恢複便大舉向非洲和遠東同時擴張，力量是非常有限的，特別是直接進攻中國本土，不但力不從心，而且不可避免地和英、德、美等資本主義列強的在華利益相衝突，在某些方麵受到它們的製約（如戰區限於長江以南，且不得進攻上海、廣州等等）。法國統治集團內部對發動這場侵略戰爭是有很大分歧的。它之所以終於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並逐步升級，正是利用了清王朝一再妥協求和的軟弱立常
當時，中國雖在海軍方麵居於劣勢，難與法軍在海上爭雄，但陸軍卻占有兵力優勢，而且桂軍、滇軍、黑旗軍等基本上都是本地人，能適應當地自然環境，熟悉地形，又有人民群眾的支援，隻要作戰方針正確，選將用兵得當，徹底打敗投機冒險、兵力有限的法國侵略軍，是完全可能的。無奈清政府在政治上妥協求和，在軍事上也就無所作為。因此，前線軍民的抗戰勝利，不僅未能根本改變中國反抗外國侵略的戰略形勢，反而成了最高統治者屈辱求和的資本，最後造成“不敗而敗”。這種曆史的悲劇，一方麵加深了中國人民的災難，另方麵也進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敗無能，加速了它自己的滅亡進程。
中國軍隊在北圻的軍事勝利，為中越兩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最後勝利帶來了光明的前景。然而，本來就是被迫宣戰的清朝政府，這時不僅沒有利用這種極為有利的形勢，去爭取戰爭的徹底勝利，反而把軍事勝利當作求和的資本。李鴻章在諒山大捷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叫嚷：“當借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妄求。”2清朝最高統治者立即采納，表示仍然願意按照金登幹與法國外交部政務司司長畢樂在巴黎已經談妥的條件恢複和平。法國方麵，軍事失敗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局混亂，迫使它同樣急切地希望按已經談妥的條件終止戰爭，所以不待新內閣成立，便由總統授權畢樂於1885年4月4日與金登幹匆促簽訂停戰協定。
4月7日，清廷向前線各軍下達定期停戰撤兵令，規定：越南宣光以東，4月15日停戰，25日中國軍隊撤回，5月5日齊抵廣西邊界；宣光以西，4月25日停戰，5月5日撤軍，6月4日齊抵雲南邊界；台灣於4月15日停戰。
前線將士接到停戰令後，莫不痛心疾首，不肯退兵。馮子材等致電張之洞，要求奏請清廷“誅議和之人”，表達了愛國將士對屈辱求和的賣國賊的無比義憤。張之洞、左宗棠、彭玉麟等也都極力反對撤兵。但清廷一意孤行，竟電告張之洞：“馮、王若不乘勝即收，不惟全局敗壞，且孤軍深入，戰事益無把握；……著該督遵旨，亟電各營，……如期停戰撤兵；倘有違誤，惟該督是問！”1就這樣，前線軍民浴血奮戰贏得的勝利，被腐敗無能的清統治者白白斷送了。
6月9日，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巴德諾在天津簽訂《中法天津條約》，主要內容是：（一）中國承認越南是法國的“保護國”；（二）在中國邊界指定兩處通商，法國可在此設領事館；（三）法國所運貨物進出雲南、廣西邊界，應納各稅照現在通商稅則減輕；（四）中國日後修築鐵路時，應與法國商辦；（五）法國撤退其在基隆和澎湖的軍隊。顯然，法國侵略者利用清廷的昏庸怯懦，在戰爭失敗的情況下，仍然達到了它發動這次戰爭所要達到的目的。“法國不勝而勝，吾國不敗而敗”，這就是當時人對中法戰爭結局所作的評價。這種奇特現象，無疑是中外戰爭史上所罕見的。
在中法戰爭期間，清政府“耗帑金二千餘萬”2，不得不大借外債。據統計，從1883年9月到1885年3月，直接用於軍費，以“廣東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規越”、“滇桂借款”、“神機營借款”等名義所借的外債共八次，總數約為庫平銀一千七百六十萬兩。1當然，法國侵略者也不可能不付出代價，那幾年，僅軍費即達十二億法郎，死傷士兵數以萬計。
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深恐卓有功勳的黑旗軍以越南西北部為根據地，繼續抗法，或聯合滇、桂人民反抗清廷；法國侵略者對黑旗軍更是又恨又怕，聲言黑旗軍一日不離越境，法國就一日不交還澎湖。於是，清廷誘之以官祿，接二連三地催劉永福率部回國。在法國侵略者和清政府的威逼與利誘下，劉永福終於在1885年9月率三千人入關，次年被委派為南澳鎮總兵。他所帶回的黑旗軍戰士，最後僅剩下三百人，百分之九十被逐次解散了。
中法戰爭是由於法國資產階級政府推行殖民擴張政策，進一步侵略我國鄰邦越南，並企圖以越南為基地，進而侵略中國引起的。中國為了阻止法國吞並越南和保衛中國領土而進行的反侵略戰爭，完全是正義的戰爭。從軍事上說，中國軍民在這次規模遠比兩次鴉片戰爭為大的戰爭中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勝利，使法國在“北黎事件”後一直堅持的“踞地為質”、索取賠款的企圖終究沒有能夠全部實現。可是，由於清朝政府怯懦妥協，最終造成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的結局，從而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影響。首先，清政府在戰爭中所表現的軟弱態度，進一步助長了早已垂涎中國的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野心，以致邊境危機愈益加重。其次，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擴大，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日益加深了。中法戰爭以前，沿海各省雖已門戶洞開，內地商埠則還不多；中法戰爭以後，到九十年代初，為外國開辟的商埠共有三十多處，不僅分布於沿海和長江兩岸，也出現於內地和甘肅、新疆、蒙古、西藏等邊遠地區。根據《中法天津條約》，清政府還首次給予外國在中國修築鐵路的權利，這樣，外國侵略者不僅控製了中國的海關和沿海、內河的航行權，而且控製了中國的陸路交通命脈。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勢力侵入中國廣大地區和滲透到許多重要經濟部門的結果，使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越來越遭到破壞。此外，中法戰爭的失敗，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侵略的加深，以及清政府更趨反動和腐敗，促使人們為改變自己國家的命運而尋找新的出路，於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開始匯合成為一種新的社會思潮，為後來的變法維新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二、中法戰爭的經驗教訓
在中國近代戰爭史上，除收複新疆之戰以外，曆次反侵略戰爭都遭失敗，但就中法戰爭來說，軍事上雖互有勝負，而最終勝利卻屬於中國軍民。這一勝利的取得，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法雙方各種條件在戰爭中發展變化的結果。
（一）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是軍事勝利的根本保證
法國的殖民侵略，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在整個戰爭過程中，中國人民發揚了反對外來侵略、支持正義戰爭的革命傳統，英勇頑強地開展抗法鬥爭，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清統治者的妥協投降活動，而且沉重打擊了法國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在法國殖民統治下的越南人民，憤於侵略者的暴行和民族敗類的無恥行徑，也紛紛起義，直接打擊侵略者和依附法國殖民者的文武官員。戰爭爆發前，劉永福領導的黑旗軍高舉義旗，助越抗法，在紙橋、懷德、丹鳳等戰鬥中屢創法寇，給中越兩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同時，也推動了清統治集團中部分官吏積極提出抗法的主張，並最終促成了清朝政府的抗戰。在戰爭的各個階段和各個戰場上，中越兩國人民主動支援前線，參加戰鬥，給前線將士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臨洮戰鬥前後，雲南農民軍和越南各階層人民數千人編列成營，參加赴越滇軍序列，並肩戰鬥，開創了紅河中上遊反攻作戰的有利局麵。在保衛台北和東南沿海的曆次戰鬥中，當地人民群眾自動武裝起來，英勇抗敵，加上沿海軍民積極參加渡海援台的反封鎖鬥爭，從而穩定了這一重要戰場的防禦態勢，牽製了大量法軍。特別是當法國侵略者進逼廣西國境、民族危機十分嚴重的時刻，進一步激起了中國廣大軍民的抗法熱情。在鎮南關、諒山大捷過程中，邊疆各族人民踴躍參戰，予馮子材軍以積極支持，熱情鼓勵。越南人民也“爭為耳目，敵人舉動悉來報知，近自北寧，遠至西貢，皆通消息”1。馮子材在鎮南關大捷前的兩次主動出擊，就是由於越南人民及時提供情報而先發致勝的。除直接參戰外，人民群眾的偉大作用還表現在其它各種形式的鬥爭方麵，如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反教會鬥爭，1884年9、10月間香港中國工人拒絕修理受傷法艦和搬運作戰物資的鬥爭，以及旅居舊金山、日本、古巴等地的海外僑胞積極捐款等等，也都有力地支援了這次反侵略戰爭的進行。
（二）前敵將領是否得力，有無集中統一指揮，是能否取得作戰勝利的關鍵之一
北寧作戰時，由於徐延旭調度無方，招致慘敗。陸路反攻前期，桂軍又一敗塗地，重要原因之一，也在於沒有一個象樣的統帥人物，實施集中統一指揮。當時，潘鼎新名義上節製東線各軍，實際上責任不專，指揮不靈，加上他本人昏聵無能，毫無威望，不能組織各部的協同行動。諒山失陷前一日，潘鼎新才電告李鴻章：“軍情瞬變，請飭各軍均暫聽調派”1。幾天之後，清廷正式明確：鎮南關外各軍均歸潘鼎新調遣，以一事權。然而，此時諒山已經陷落了。後來鎮南關反擊作戰時，由有威望而又勇負重責的老將馮子材擔任前敵總指揮，集中統一了前線軍隊，采取了適合當時情勢的戰法，加強了戰場指揮，才使各部密切協同，並力殺敵，接連取得了扭轉全局的鎮南關和諒山大捷，保證了陸路反攻的最後勝利。
（三）武器裝備的改善，技術戰術的提高，是奪取作戰勝利的重要因素
中法戰爭時期，世界軍事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國也隨著洋務運動的繼續開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軍事狀況。當時，中國軍隊在武器裝備特別是海軍艦艇方麵雖然仍比敵人差得很遠，但和兩次鴉片戰爭時期相比，這種差距已經相當明顯地縮小了。這是中法戰爭與兩次鴉片戰爭主要不同點之一，也是法國侵略軍不能輕易取勝，並最終在軍事上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隨著戰爭經驗的不斷積累，部分中國軍隊在戰術運用上比較地注意了避敵之長，補己之短。如鎮南關、諒山大捷過程中，依靠邊疆各族人民群眾的積極參戰和支援，選擇有利的地形條件，構築較堅固的防禦陣地，集中優勢兵力，進行有把握的決戰等。又如基壟淡水抗登陸作戰中，預設埋伏，引誘敵人上岸，待其脫離艦炮火力支援後，與之短兵相接，近戰殲敵。再如鎮海海岸防禦作戰中，事先堵塞航道，封鎖港口，合理部署兵力，利用事先構築的防禦工事，水陸結合，連續打退了孤拔艦隊的進攻和偷襲。又如滇軍和黑旗軍普遍構築地營，大大減弱了敵人的武器優勢，在左育阻援、臨洮敗敵等戰鬥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實踐證明，戰爭是各種因素的全麵較量，人的勇敢，加上武器的精良和戰略戰術的正確，才能取得作戰的勝利。
（四）貌似強大的侵略者，不是不可戰勝的
中法戰爭的經過表明，侵略者在軍事上的一時強大是不足畏的。法軍並不象當時清朝政府中的主和派所形容的那樣厲害可怕。黑旗軍以簡陋的武器裝備多次痛殲法寇，馮子材指揮的鎮南關、諒山大捷等，都以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了這點。縱觀戰爭全局，法國侵略者的有利因素並不多，不利因素卻不少，特別是它發動的戰爭是侵略的非正義的戰爭，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加之它的戰線很長，兵力不足，遠隔重洋，補給困難等，使它並不具備必勝的條件。它的戰略決策主要是建立在清軍不敢打、不能打的基礎上的，是一種以軍事冒險配合政治訛詐的政策。在作戰指導上，法又犯有逐次增兵和分散兵力的錯誤。如果清軍在海上集中艦隊，陸上集中兵力，采取積極堅決抗擊的方針，實行集中統一的指揮，那麽，法軍無論在陸地、海上，都將遭到更大的失敗。至於它將大量艦隻駛入閩江口，長期與中國艦船首尾相連地同泊一處，完全是一種極端冒險的軍事賭注。如果清廷稍有膽識，敢於趁漲潮的有利時機先發製敵，則全軍覆沒的很可能不是福建海軍，而是孤拔艦隊。法軍對基隆的占領及其在台北與清軍的長期相持，也是它在軍事戰略上的一大錯誤。對此，巴德諾和孤拔均曾深為憂慮，他們“怕這個占領，對於（中國）中央政府不能發生任何效力，甚而使它安了心，因為它知道所有孤拔提督能支配的援軍，從此停滯在台灣，不能活動了”1。沙俄外長則嘲笑法軍攻台不過是“蜂螫象背”而已。法軍在北圻戰場上的一時得勢，主要是利用了清軍前敵將領的無能，一旦清軍加強了前線指揮，貌似強大的法國侵略軍便難免連戰皆敗，狼狽潰逃。（五）清王朝的妥協求和政策，導致了中國的“不敗而敗”和兩次鴉片戰爭一樣，清統治者在對待中法戰爭的態度上，也總是和人民的意誌背道而馳。盡避他們從自身的統治利益出發，有時不得不下令對侵略者進行某些抵抗，但始終沒有堅定的抗戰決心；即使在不得已而決心一戰時，依然寄希望於外交談判解決問題。這正好適應了法國侵略者外交訛詐與軍事冒險相結合的戰略需要，也給了其它資本主義列強和政治投機分子如赫德之流以“調停”為名從中漁利的機會。更為嚴重的是，清廷的妥協求和政策，大大束縛了前線軍民的手腳，招致了戰爭過程中的多次失利，並造成在作戰勝利的情況下反而卑屈求和的可恥結局。本來，當時法國侵略者在普法戰爭中新敗於德，元氣稍有恢複便大舉向非洲和遠東同時擴張，力量是非常有限的，特別是直接進攻中國本土，不但力不從心，而且不可避免地和英、德、美等資本主義列強的在華利益相衝突，在某些方麵受到它們的製約（如戰區限於長江以南，且不得進攻上海、廣州等等）。法國統治集團內部對發動這場侵略戰爭是有很大分歧的。它之所以終於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並逐步升級，正是利用了清王朝一再妥協求和的軟弱立常
當時，中國雖在海軍方麵居於劣勢，難與法軍在海上爭雄，但陸軍卻占有兵力優勢，而且桂軍、滇軍、黑旗軍等基本上都是本地人，能適應當地自然環境，熟悉地形，又有人民群眾的支援，隻要作戰方針正確，選將用兵得當，徹底打敗投機冒險、兵力有限的法國侵略軍，是完全可能的。無奈清政府在政治上妥協求和，在軍事上也就無所作為。因此，前線軍民的抗戰勝利，不僅未能根本改變中國反抗外國侵略的戰略形勢，反而成了最高統治者屈辱求和的資本，最後造成“不敗而敗”。這種曆史的悲劇，一方麵加深了中國人民的災難，另方麵也進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敗無能，加速了它自己的滅亡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