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是一個如同中國一樣的閉關鎖國的封建國家，自1854年美國用武力強迫它打開門戶之後，德川幕府（1603—1867年）相繼同美、英、荷、俄、法等國簽訂不平等條約，促使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趨尖銳，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連綿不斷，反對幕府統治和外國侵略，要求實行資本主義改革的“尊王倒幕”、“尊王攘夷”運動迅速展開。1868年1月，日本倒幕派發動政變，迫使將軍德川慶喜把政權交給十五歲的睦仁天皇。同年，睦仁改元“明治”，稱明治天皇。接著，明治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和措施，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日本近代史上發生的這次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史稱“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取得了和中國的洋務運動截然不同的效果，使日本較快地擺脫了半殖民地化的危機，由封建社會迅速地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建成了當時亞洲唯一獨立自主的資產階級國家。然而，明治維新又是一次很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這主要表現在國家製度和社會生活中保留大量封建因素，特別是天皇製及其軍國主義。明治政權實際上是地主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具有特殊的反動性和侵略性。它對內殘酷壓迫勞動人民，對外瘋狂擴張掠奪，使日本很快走上了“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1道路。
早在明治政權成立之初，日本統治集團就確定了以侵略擴張為其最高國策，並炮製了一個把矛頭首先指向中國和朝鮮的“大陸政策”2。明治天皇在即位當年發表的《天皇禦筆信》中，聲稱日本要“開拓萬裏波濤”，使“國威布於四方”3，就是要以武力征服世界這一狂妄野心的明顯暴露。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日本統治集團為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立即開始實踐其“大陸政策”。1872年，日本政府擅自宣布琉球為其“內藩”。1874年，又以琉球船遇風飄至台灣，被台灣居民劫殺數十人為由，悍然出兵侵襲中國領土台灣。這次入侵，雖然因遭到台灣軍民的英勇抗擊而未能達到霸占台灣的目的，但腐敗的清王朝卻向日本賠款五十萬兩，從而助長了它以後的侵略野心。隨後，日本便把侵略的魔爪伸進了朝鮮。
早在明治初年，日本統治集團中就有人積極主張西征朝鮮，掀起“征韓論”。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征韓論”更是甚囂塵上。朝鮮毗連中國的東北地區，是日本通向中國的橋梁，也是日本海入口處的鎖鑰陣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日本侵略者把朝鮮視為“保全皇國之基幢，“進取萬國之根本”1，亟欲占領它。這樣做，雖然同俄國在遠東的侵略政策發生尖銳的矛盾，但當時俄國在遠東的勢力有限，西伯利亞鐵路尚未興建，沒有力量阻止日本向朝鮮擴張。英國雖不願意日本妨害它在中國的侵略特權，但為了鉗製俄國南下，不反對日本的侵朝行徑，甚至向日本官員示意，“如果日本不把矛頭指向台灣而去侵略朝鮮，將得到英國的援助”2。德國當時正在覬覦中國和朝鮮，也希望日本發動戰爭，以便趁火打劫。美國則想“利用日本在遠東與英法抗爭”3，采勸對日友善”的政策。日本正是在這種有利於它的國際形勢下，加快了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步伐。
中國和朝鮮是唇齒相依的鄰邦，兩國人民有著悠久的傳統友誼。清朝統治者同朝鮮統治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特殊的曆史關係。這種關係，成為朝鮮政府向清朝政府求援和清政府給予外交以至軍事援助的根據，有利於中國和朝鮮在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中加強聯係與合作。但是，當時光緒帝載淳尚未成人，由西太後慈禧垂簾聽政。西太後是一個頑固的守舊派，她揮霍無度，置國家命運於不顧。而掌握清朝軍事和外交大權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是慈禧的寵臣，在日本侵朝問題上，采取所謂“息事寧人之計”1。1876年日本脅迫朝鮮簽訂不平等的《江華條約》時，李鴻章不但不向日本提出抗議，反而密勸朝鮮政府與西歐各國通商，企圖以此牽製日本和俄國。他在給朝鮮原任太師李裕元的信中說：“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製敵之策，乘機次第亦與泰西各國立約，借以牽製日本。……至俄國所據之庫頁島、綏芬河、圖們江一帶，皆與貴國接壤，形勢相逼。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製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而俄亦必隨即講和通好矣。”2李鴻章的這種所謂“以敵製敵”的政策，不但沒有牽製日本的步步進逼，反而使美、英、德等西方列強趁機侵入朝鮮。
1882年7月23日，漢城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脅迫朝鮮簽訂《仁川條約》，取得了在漢城駐軍的特權。1884年，日本趁中國忙於中法戰爭之機，在朝鮮製造“甲申政變”，又脅迫朝鮮簽訂《漢城條約》，並於第二年迫使清政府與之簽訂中日《天津會議專條》。這個條約肯定了日本有向朝鮮派兵的特權，為中日甲午戰爭時日本出兵朝鮮提供了借口。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日本統治集團中一部分人鑒於清朝政府在中法戰爭中的怯懦表現，主張“速取朝鮮，與中國一戰”；一部分人則認為日本實力尚弱，有待加強，同時，深恐戰爭一起，俄國趁機南進，奪占朝鮮，坐收漁利，因而主張繼續積蓄力量，“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三五年後，“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3明治天皇采納了後一種意見。
九十年代初，日本爆發了第一次經濟危機，國內各種矛盾十分尖銳。這時，在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眼中，為了擺脫危機，除發動侵略戰爭外，似乎再沒有其它可供選擇的餘地。於是，1892年組閣的伊藤博文，便抓緊進行侵華戰爭的臨戰準備了。
明治維新取得了和中國的洋務運動截然不同的效果，使日本較快地擺脫了半殖民地化的危機，由封建社會迅速地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建成了當時亞洲唯一獨立自主的資產階級國家。然而，明治維新又是一次很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這主要表現在國家製度和社會生活中保留大量封建因素，特別是天皇製及其軍國主義。明治政權實際上是地主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具有特殊的反動性和侵略性。它對內殘酷壓迫勞動人民，對外瘋狂擴張掠奪，使日本很快走上了“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1道路。
早在明治政權成立之初，日本統治集團就確定了以侵略擴張為其最高國策，並炮製了一個把矛頭首先指向中國和朝鮮的“大陸政策”2。明治天皇在即位當年發表的《天皇禦筆信》中，聲稱日本要“開拓萬裏波濤”，使“國威布於四方”3，就是要以武力征服世界這一狂妄野心的明顯暴露。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日本統治集團為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立即開始實踐其“大陸政策”。1872年，日本政府擅自宣布琉球為其“內藩”。1874年，又以琉球船遇風飄至台灣，被台灣居民劫殺數十人為由，悍然出兵侵襲中國領土台灣。這次入侵，雖然因遭到台灣軍民的英勇抗擊而未能達到霸占台灣的目的，但腐敗的清王朝卻向日本賠款五十萬兩，從而助長了它以後的侵略野心。隨後，日本便把侵略的魔爪伸進了朝鮮。
早在明治初年，日本統治集團中就有人積極主張西征朝鮮，掀起“征韓論”。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征韓論”更是甚囂塵上。朝鮮毗連中國的東北地區，是日本通向中國的橋梁，也是日本海入口處的鎖鑰陣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日本侵略者把朝鮮視為“保全皇國之基幢，“進取萬國之根本”1，亟欲占領它。這樣做，雖然同俄國在遠東的侵略政策發生尖銳的矛盾，但當時俄國在遠東的勢力有限，西伯利亞鐵路尚未興建，沒有力量阻止日本向朝鮮擴張。英國雖不願意日本妨害它在中國的侵略特權，但為了鉗製俄國南下，不反對日本的侵朝行徑，甚至向日本官員示意，“如果日本不把矛頭指向台灣而去侵略朝鮮，將得到英國的援助”2。德國當時正在覬覦中國和朝鮮，也希望日本發動戰爭，以便趁火打劫。美國則想“利用日本在遠東與英法抗爭”3，采勸對日友善”的政策。日本正是在這種有利於它的國際形勢下，加快了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步伐。
中國和朝鮮是唇齒相依的鄰邦，兩國人民有著悠久的傳統友誼。清朝統治者同朝鮮統治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特殊的曆史關係。這種關係，成為朝鮮政府向清朝政府求援和清政府給予外交以至軍事援助的根據，有利於中國和朝鮮在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中加強聯係與合作。但是，當時光緒帝載淳尚未成人，由西太後慈禧垂簾聽政。西太後是一個頑固的守舊派，她揮霍無度，置國家命運於不顧。而掌握清朝軍事和外交大權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是慈禧的寵臣，在日本侵朝問題上，采取所謂“息事寧人之計”1。1876年日本脅迫朝鮮簽訂不平等的《江華條約》時，李鴻章不但不向日本提出抗議，反而密勸朝鮮政府與西歐各國通商，企圖以此牽製日本和俄國。他在給朝鮮原任太師李裕元的信中說：“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製敵之策，乘機次第亦與泰西各國立約，借以牽製日本。……至俄國所據之庫頁島、綏芬河、圖們江一帶，皆與貴國接壤，形勢相逼。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製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而俄亦必隨即講和通好矣。”2李鴻章的這種所謂“以敵製敵”的政策，不但沒有牽製日本的步步進逼，反而使美、英、德等西方列強趁機侵入朝鮮。
1882年7月23日，漢城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脅迫朝鮮簽訂《仁川條約》，取得了在漢城駐軍的特權。1884年，日本趁中國忙於中法戰爭之機，在朝鮮製造“甲申政變”，又脅迫朝鮮簽訂《漢城條約》，並於第二年迫使清政府與之簽訂中日《天津會議專條》。這個條約肯定了日本有向朝鮮派兵的特權，為中日甲午戰爭時日本出兵朝鮮提供了借口。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日本統治集團中一部分人鑒於清朝政府在中法戰爭中的怯懦表現，主張“速取朝鮮，與中國一戰”；一部分人則認為日本實力尚弱，有待加強，同時，深恐戰爭一起，俄國趁機南進，奪占朝鮮，坐收漁利，因而主張繼續積蓄力量，“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三五年後，“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3明治天皇采納了後一種意見。
九十年代初，日本爆發了第一次經濟危機，國內各種矛盾十分尖銳。這時，在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眼中，為了擺脫危機，除發動侵略戰爭外，似乎再沒有其它可供選擇的餘地。於是，1892年組閣的伊藤博文，便抓緊進行侵華戰爭的臨戰準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