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第五先生/骷髏山/太平湖
我們的生活至少有一個方麵像極了電影。主演陣容由家人和朋友構成。配角由鄰居、同事、老師和日常見麵的熟人來充當。還有其他客串演員：超市裏笑容甜美的收銀員，當地酒館裏友善的酒保，還有你在健身房裏一周三天一起健身的夥伴。然後就是成千上萬的臨時演員——那些人就像水流過篩子一樣從我們的生命裏經過，隻打過一次照麵，然後再不相見。在巴諾書店裏看漫畫小說的少年，你必須側身擠著過去（小聲說句“借過一下”）才能到雜誌專區；旁邊車道上，那個趁著紅燈停車趕緊補一下唇彩的女人；你在路邊餐廳吃個快餐，旁邊那個為小寶寶擦掉臉上雪糕的母親；棒球賽上賣了包花生米給你的小販。
但有時候，有這麽個人，他歸不進上麵任何類別，卻走進了你的生命。這就是打牌時偶爾抽到的大小王，往往在危急關頭才出現。在電影裏，這類角色被稱為“第五先生”或“促變者”。他在電影裏出場的時候，你知道他絕對是編劇有意安排的。但誰是我們生活的編劇？是命運還是巧合？我多麽情願相信是後者。我發自內心出自靈魂都希望是這樣。當我想到查爾斯·雅各布斯——我的“第五先生”、我的“促變者”、我命中的劫，我不願相信他在我生命中的出現跟命運有任何關係。因為這就表示所有這一切——這些恐怖事件——都是命中注定的。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根本不存在光明，我們對光明的信仰隻是一種愚蠢的妄念。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就是活在黑暗之中，像活在地穴裏的動物，或是藏在小丘之中的螞蟻。
而且我們身邊還有別的存在。
在我六歲生日時，克萊爾送了我一套玩具士兵。1962年10月的一個星期天，我正排兵布陣謀劃一場重大戰役。
我來自一個大家庭——四個男孩兒、一個女孩兒——我是家裏最小的一個，總能收到很多禮物。克萊爾送的禮物一直是最棒的。或許因為她是老大，或許因為她是家裏唯一的女孩兒，或者兩方麵原因都有。不過那些年裏所有她送我的寶貝禮物中，那支軍隊是最棒的，完勝其他禮物。有200個綠色塑料士兵，有的持步槍，有的持機槍，有12個士兵焊到了像管子一樣的東西上（她說那些是迫擊炮）。還有8輛卡車和12輛吉普。這套士兵最酷的地方就是那個包裝盒了，那是一個用硬紙殼做的軍用小型手提箱，塗著黃綠色迷彩漆，正麵印著“美國軍方財產”字樣。下麵是克萊爾自己印的：傑米·莫頓，指揮官。
就是我啦。
“我在特裏的一本漫畫書背麵看到的廣告，”等我歡喜地一陣狂叫過後，她說道，“他不讓我把廣告剪下來，因為他就是坨鼻屎——”
“沒錯。”特裏說道，他那時八歲。“我就是鼻屎哥。”他伸出手，將食指和中指分開，捅進自己的鼻孔。
“住手，”媽媽說道，“過生日的時候不許兄弟之間起爭執，勞駕，謝謝。特裏，把手指拿出來。”
“反正，”克萊爾說道，“我把優惠券複印之後寄了回去。我還擔心不能及時寄到，結果真到了。你喜歡我就滿意了。”她親吻了我的太陽穴。她老喜歡親那裏。這麽多年過去，我還能感覺到那溫柔的親吻。
“超愛的！”我把軍用手提箱抱在懷裏說道，“我會永遠愛它！”
當時是早餐過後，那天的早餐是藍莓薄餅和培根，我的最愛。我們幾個過生日的時候都能吃到自己最愛吃的東西，禮物都是早餐之後送，就在廚房裏，一個壁爐，一張長桌子，還有那笨重的洗衣機，壞了又壞。
“傑米說的‘永遠’就是……5天的樣子。”阿康（康拉德的昵稱）說道。他當時10歲，身材修長（後來發福了），那時候就熱衷於理科了。
“說得妙，康拉德。”老爸說。他穿著幹淨的工作服，他的名字——理查德——用金線繡在左胸的口袋上，右胸寫著莫頓燃油。“很了不起。”
“謝謝，老爸。”
“鑒於你這麽能說會道，幫媽媽清理早餐碗碟的重任就交給你了。”
“明明輪到安迪了！”
“現在不是了。”老爸邊說邊給最後一塊薄餅澆上糖漿，“拿塊抹布去，口才大師。別打碎東西。”
“你把他都寵壞了。”阿康回嘴說，不過還是拿了塊抹布。
康拉德對我“永遠”的說法倒也不完全錯。五天之後，安迪送我的“小小手術台”遊戲就在床底下積灰了（反正身體器官本來就不齊，安迪是在尤裏卡田莊雜物甩賣上花15美分買回來的）。特裏給我買的拚圖也是。阿康送了我一套插膠片看的立體眼鏡，持續的時間稍微長了些，但最終還是進了我的儲物櫃，從此無影無蹤。
爸爸媽媽送了我衣服，因為我的生日在8月末尾，而那一年我該上一年級了。我覺得新衣服新褲子就跟電視信號測試圖一樣無趣，但我還是盡量滿懷熱情地謝了他們。我料想他們肯定一下子就看穿了，對於一個六歲小孩兒來說，熱情不是這麽好裝的……不過說來可悲，這項技能我們大多數人都學得太快。不管怎樣，衣服就在洗衣機裏洗了幾回，掛在院子側麵的晾衣繩上，最後折好放進我的衣櫃裏了。不用說，這些衣服眼不見心不煩，一直擱到9月份才拿出來穿。我記得有件毛衣挺酷的——棕色帶黃條。穿上去的時候我假裝自己是個名叫人肉大黃蜂的超級英雄：壞蛋們，當心我的刺！
不過關於那個裝著士兵的軍用手提箱，阿康倒是說錯了。我一天到晚都在玩那些士兵，通常在前院的邊上，在我們家的草坪和衛理公會路之間的那條狹長的泥沙帶上。衛理公會路那時候其實也就是一條泥土路。除了9號公路和通往山羊山（那裏有個富人的度假村）的雙車道之外，哈洛鎮上那時候所有的路都是泥土路。我記得有好幾次媽媽因為夏天幹燥塵土吹進家門而苦惱。
我和比利·帕克特和阿爾·諾爾斯——兩個我最要好的朋友——一起玩塑料士兵度過了許多個下午，但是查爾斯·雅各布斯第一次出現在我生命中的那天，我是自己一個人。不記得為什麽比利和阿爾沒跟我在一起，不過我確實記得當時自己一個人玩還挺開心的。其一，這樣就無須把士兵分成三隊了；其二——這一點尤為重要——我不用再跟他們爭這次該誰打勝仗了。其實，我覺得我根本就沒有打敗仗的道理，因為這可是我的士兵，還有我的軍用手提箱。
就在我生日剛過不久的一個夏末，我跟媽媽透露了這個想法，她握著我的肩膀，看著我的雙眼，我立刻就知道她要給我講人生大道理了。“傑米，這世上半數問題都來自這種‘這是我的，我說了算’的心態。當你跟朋友們一起玩的時候，士兵是你們大家的。”
“即便我們扮演敵對方？”
“是的。當比利和阿爾回家吃晚飯，你把士兵收進玩具盒之後——”
“是軍用手提箱！”
“對，軍用手提箱。當你把它們收拾好之後，它們又是你的了。待人不善的方式有千萬種，等你長大就知道了，但我覺得所有不好的行為都源自最根本的自私。孩子，跟我保證你將來不會做個自私的人。”
我做了保證，但我還是不樂意讓比利和阿爾獲勝。
1962年10月的那天，全世界命懸一線，全看那名叫古巴的熱帶一隅，我一個人指揮兩邊打仗，也就是說無論如何我都會贏。平路機早前開過衛理公會路（“弄得石頭到處都是。”我爸老這樣抱怨），四處都是鬆土。我攏了好些土，先是堆成一個小土堆，然後是一個小丘，再後來就是一座大山，幾乎高到我的膝蓋。一開始我想稱之為山羊山，但這樣似乎太沒創意也太無趣了（畢竟真正的山羊山就在12英裏之外）。深思熟慮過後，我決定將它命名為骷髏山。我還試著用手指在上麵戳出幾個像眼睛一樣的山洞，不過土太幹，戳出來的洞老是塌下去。
“好吧，算啦，”我對軍用手提箱裏的塑料士兵們說，“世界如此艱難，哪能全如你願。”這是我爸的口頭禪，家裏有五個孩子要養，他絕對是有理由信奉這句話的。“就假裝這些是山洞吧。”
我把一半兒的部隊部署在骷髏山頂上，勢力強大。我對迫擊炮兵在山上的樣子尤其滿意。這一支是“德國酸菜”。我把美國軍隊安排在草坪的邊緣。吉普車和卡車都歸他們，因為開著車衝上陡坡的陣勢一定很帥。有幾輛會翻車，這個可以肯定，但至少會有幾輛能衝到山頂。然後碾過迫擊炮兵，讓他們尖叫求饒，但決饒不了他們。
“受死吧，”我喊道，拿著最後幾個英勇的美國兵，“希斯莫，下一個就是你！”
我控製著它們保持隊形逐排上前，還發出漫畫書裏機關槍的聲音，就在這時，一個陰影籠罩了戰場。我抬起頭，看到有個人站在那兒。他把午後的太陽擋在身後，留下一個被金色光芒描出的輪廓——一個人形日食。
家裏有事兒在忙，周六下午家裏老有事兒。安迪和阿康在我們家長長的後院裏，跟一幫朋友玩“三人投球六人接”，大叫大笑。克萊爾跟她的幾個朋友在自己房間裏，用她的公主唱片機放唱片：《火車頭》《士兵男孩》《帕利塞茲公園》。車庫裏還有敲敲打打的聲音，特裏和老爸在修那輛1951年的福特老爺車，老爸管它叫“公路火箭”，或叫“那個項目”。有一次我聽他管它叫“那坨屎”，如獲至寶，這個詞我沿用至今。如果你急需改善心情，就找樣東西，罵它是“一坨屎”，通常很管用。
家裏很熱鬧，但那一刻，仿佛一切都靜了下來。我知道這隻是某種記憶失實造成的幻覺（更別提一個手提箱所能承載的黑色聯想），但那段記憶非常深刻。突然後院孩子們的大呼小叫消失了，樓上的唱片停了，車庫裏也沒有敲敲打打了。連一聲鳥叫都沒有。
那個人彎下腰來，西斜的太陽從他肩上刺入我的眼睛，我一時間什麽都看不見，於是舉起手來遮住眼睛。
“對不起，對不起。”他邊說邊挪步一旁，好讓我看他的時候不用正對太陽。他上身穿著一件黑色的教會用夾克和一件黑色缺口領襯衫，下身穿著一條藍色牛仔褲，還有一雙磨舊的休閑皮鞋，看上去就像他同時想做兩個截然不同的人。六歲的時候，我把成年人歸入三類：年輕人、大人和老人。這個家夥歸入年輕人。他手撐著膝蓋，以便端詳對戰中的部隊。
“你是誰？”我問道。
“查爾斯·雅各布斯。”這名字似曾相識。他伸出了手。我立刻跟他握了握手，雖然才六歲，我還是有教養的。我們全家的孩子都這樣。爸媽在這方麵是不遺餘力的。
“你的領子上為什麽有個孔？”
“因為我是個牧師。等你以後星期日做禮拜的時候就能看到我了。如果你周四晚上去衛理公會青少年團契的話，也會看到我。”
“我們以前的牧師是拉圖雷先生，”我說道，“不過他死了。”
“我知道。很抱歉。”
“不過沒關係，媽媽說他死前沒受折磨，直接上了天堂。不過他不穿你這種領子。”
“那是因為比爾·拉圖雷是個非神職布道者。也就是說，類似於誌願者。沒有其他人去打理，但他卻一直保持教堂開放。真是個好人。”
“我猜我爸認識你，”我說，“他是教堂的幾個執事之一。他得收集募款，不過是跟其他執事輪流來。”
“分享是好事。”雅各布斯邊說邊在我身旁跪下來。
“你是要禱告嗎？”這讓我有點兒警惕。禱告是在教堂和衛理公會青少年團契裏做的，我的哥哥和姐姐管團契叫周四補習班。雅各布斯先生重新恢複團契的時候，是我參加團契的第一年，也是我讀正規學校第一年。“如果你想找我爸，他正跟特裏在車庫裏。他們正在給‘公路火箭’裝新的離合器。至少我爸是在裝離合器。特裏主要是負責給他遞工具和在一旁看。他八歲，我六歲。我媽可能在房子後廊，看別人在玩‘三人投球六人接’。”
我們的生活至少有一個方麵像極了電影。主演陣容由家人和朋友構成。配角由鄰居、同事、老師和日常見麵的熟人來充當。還有其他客串演員：超市裏笑容甜美的收銀員，當地酒館裏友善的酒保，還有你在健身房裏一周三天一起健身的夥伴。然後就是成千上萬的臨時演員——那些人就像水流過篩子一樣從我們的生命裏經過，隻打過一次照麵，然後再不相見。在巴諾書店裏看漫畫小說的少年，你必須側身擠著過去（小聲說句“借過一下”）才能到雜誌專區；旁邊車道上，那個趁著紅燈停車趕緊補一下唇彩的女人；你在路邊餐廳吃個快餐，旁邊那個為小寶寶擦掉臉上雪糕的母親；棒球賽上賣了包花生米給你的小販。
但有時候，有這麽個人，他歸不進上麵任何類別，卻走進了你的生命。這就是打牌時偶爾抽到的大小王，往往在危急關頭才出現。在電影裏，這類角色被稱為“第五先生”或“促變者”。他在電影裏出場的時候，你知道他絕對是編劇有意安排的。但誰是我們生活的編劇？是命運還是巧合？我多麽情願相信是後者。我發自內心出自靈魂都希望是這樣。當我想到查爾斯·雅各布斯——我的“第五先生”、我的“促變者”、我命中的劫，我不願相信他在我生命中的出現跟命運有任何關係。因為這就表示所有這一切——這些恐怖事件——都是命中注定的。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根本不存在光明，我們對光明的信仰隻是一種愚蠢的妄念。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就是活在黑暗之中，像活在地穴裏的動物，或是藏在小丘之中的螞蟻。
而且我們身邊還有別的存在。
在我六歲生日時，克萊爾送了我一套玩具士兵。1962年10月的一個星期天，我正排兵布陣謀劃一場重大戰役。
我來自一個大家庭——四個男孩兒、一個女孩兒——我是家裏最小的一個，總能收到很多禮物。克萊爾送的禮物一直是最棒的。或許因為她是老大，或許因為她是家裏唯一的女孩兒，或者兩方麵原因都有。不過那些年裏所有她送我的寶貝禮物中，那支軍隊是最棒的，完勝其他禮物。有200個綠色塑料士兵，有的持步槍，有的持機槍，有12個士兵焊到了像管子一樣的東西上（她說那些是迫擊炮）。還有8輛卡車和12輛吉普。這套士兵最酷的地方就是那個包裝盒了，那是一個用硬紙殼做的軍用小型手提箱，塗著黃綠色迷彩漆，正麵印著“美國軍方財產”字樣。下麵是克萊爾自己印的：傑米·莫頓，指揮官。
就是我啦。
“我在特裏的一本漫畫書背麵看到的廣告，”等我歡喜地一陣狂叫過後，她說道，“他不讓我把廣告剪下來，因為他就是坨鼻屎——”
“沒錯。”特裏說道，他那時八歲。“我就是鼻屎哥。”他伸出手，將食指和中指分開，捅進自己的鼻孔。
“住手，”媽媽說道，“過生日的時候不許兄弟之間起爭執，勞駕，謝謝。特裏，把手指拿出來。”
“反正，”克萊爾說道，“我把優惠券複印之後寄了回去。我還擔心不能及時寄到，結果真到了。你喜歡我就滿意了。”她親吻了我的太陽穴。她老喜歡親那裏。這麽多年過去，我還能感覺到那溫柔的親吻。
“超愛的！”我把軍用手提箱抱在懷裏說道，“我會永遠愛它！”
當時是早餐過後，那天的早餐是藍莓薄餅和培根，我的最愛。我們幾個過生日的時候都能吃到自己最愛吃的東西，禮物都是早餐之後送，就在廚房裏，一個壁爐，一張長桌子，還有那笨重的洗衣機，壞了又壞。
“傑米說的‘永遠’就是……5天的樣子。”阿康（康拉德的昵稱）說道。他當時10歲，身材修長（後來發福了），那時候就熱衷於理科了。
“說得妙，康拉德。”老爸說。他穿著幹淨的工作服，他的名字——理查德——用金線繡在左胸的口袋上，右胸寫著莫頓燃油。“很了不起。”
“謝謝，老爸。”
“鑒於你這麽能說會道，幫媽媽清理早餐碗碟的重任就交給你了。”
“明明輪到安迪了！”
“現在不是了。”老爸邊說邊給最後一塊薄餅澆上糖漿，“拿塊抹布去，口才大師。別打碎東西。”
“你把他都寵壞了。”阿康回嘴說，不過還是拿了塊抹布。
康拉德對我“永遠”的說法倒也不完全錯。五天之後，安迪送我的“小小手術台”遊戲就在床底下積灰了（反正身體器官本來就不齊，安迪是在尤裏卡田莊雜物甩賣上花15美分買回來的）。特裏給我買的拚圖也是。阿康送了我一套插膠片看的立體眼鏡，持續的時間稍微長了些，但最終還是進了我的儲物櫃，從此無影無蹤。
爸爸媽媽送了我衣服，因為我的生日在8月末尾，而那一年我該上一年級了。我覺得新衣服新褲子就跟電視信號測試圖一樣無趣，但我還是盡量滿懷熱情地謝了他們。我料想他們肯定一下子就看穿了，對於一個六歲小孩兒來說，熱情不是這麽好裝的……不過說來可悲，這項技能我們大多數人都學得太快。不管怎樣，衣服就在洗衣機裏洗了幾回，掛在院子側麵的晾衣繩上，最後折好放進我的衣櫃裏了。不用說，這些衣服眼不見心不煩，一直擱到9月份才拿出來穿。我記得有件毛衣挺酷的——棕色帶黃條。穿上去的時候我假裝自己是個名叫人肉大黃蜂的超級英雄：壞蛋們，當心我的刺！
不過關於那個裝著士兵的軍用手提箱，阿康倒是說錯了。我一天到晚都在玩那些士兵，通常在前院的邊上，在我們家的草坪和衛理公會路之間的那條狹長的泥沙帶上。衛理公會路那時候其實也就是一條泥土路。除了9號公路和通往山羊山（那裏有個富人的度假村）的雙車道之外，哈洛鎮上那時候所有的路都是泥土路。我記得有好幾次媽媽因為夏天幹燥塵土吹進家門而苦惱。
我和比利·帕克特和阿爾·諾爾斯——兩個我最要好的朋友——一起玩塑料士兵度過了許多個下午，但是查爾斯·雅各布斯第一次出現在我生命中的那天，我是自己一個人。不記得為什麽比利和阿爾沒跟我在一起，不過我確實記得當時自己一個人玩還挺開心的。其一，這樣就無須把士兵分成三隊了；其二——這一點尤為重要——我不用再跟他們爭這次該誰打勝仗了。其實，我覺得我根本就沒有打敗仗的道理，因為這可是我的士兵，還有我的軍用手提箱。
就在我生日剛過不久的一個夏末，我跟媽媽透露了這個想法，她握著我的肩膀，看著我的雙眼，我立刻就知道她要給我講人生大道理了。“傑米，這世上半數問題都來自這種‘這是我的，我說了算’的心態。當你跟朋友們一起玩的時候，士兵是你們大家的。”
“即便我們扮演敵對方？”
“是的。當比利和阿爾回家吃晚飯，你把士兵收進玩具盒之後——”
“是軍用手提箱！”
“對，軍用手提箱。當你把它們收拾好之後，它們又是你的了。待人不善的方式有千萬種，等你長大就知道了，但我覺得所有不好的行為都源自最根本的自私。孩子，跟我保證你將來不會做個自私的人。”
我做了保證，但我還是不樂意讓比利和阿爾獲勝。
1962年10月的那天，全世界命懸一線，全看那名叫古巴的熱帶一隅，我一個人指揮兩邊打仗，也就是說無論如何我都會贏。平路機早前開過衛理公會路（“弄得石頭到處都是。”我爸老這樣抱怨），四處都是鬆土。我攏了好些土，先是堆成一個小土堆，然後是一個小丘，再後來就是一座大山，幾乎高到我的膝蓋。一開始我想稱之為山羊山，但這樣似乎太沒創意也太無趣了（畢竟真正的山羊山就在12英裏之外）。深思熟慮過後，我決定將它命名為骷髏山。我還試著用手指在上麵戳出幾個像眼睛一樣的山洞，不過土太幹，戳出來的洞老是塌下去。
“好吧，算啦，”我對軍用手提箱裏的塑料士兵們說，“世界如此艱難，哪能全如你願。”這是我爸的口頭禪，家裏有五個孩子要養，他絕對是有理由信奉這句話的。“就假裝這些是山洞吧。”
我把一半兒的部隊部署在骷髏山頂上，勢力強大。我對迫擊炮兵在山上的樣子尤其滿意。這一支是“德國酸菜”。我把美國軍隊安排在草坪的邊緣。吉普車和卡車都歸他們，因為開著車衝上陡坡的陣勢一定很帥。有幾輛會翻車，這個可以肯定，但至少會有幾輛能衝到山頂。然後碾過迫擊炮兵，讓他們尖叫求饒，但決饒不了他們。
“受死吧，”我喊道，拿著最後幾個英勇的美國兵，“希斯莫，下一個就是你！”
我控製著它們保持隊形逐排上前，還發出漫畫書裏機關槍的聲音，就在這時，一個陰影籠罩了戰場。我抬起頭，看到有個人站在那兒。他把午後的太陽擋在身後，留下一個被金色光芒描出的輪廓——一個人形日食。
家裏有事兒在忙，周六下午家裏老有事兒。安迪和阿康在我們家長長的後院裏，跟一幫朋友玩“三人投球六人接”，大叫大笑。克萊爾跟她的幾個朋友在自己房間裏，用她的公主唱片機放唱片：《火車頭》《士兵男孩》《帕利塞茲公園》。車庫裏還有敲敲打打的聲音，特裏和老爸在修那輛1951年的福特老爺車，老爸管它叫“公路火箭”，或叫“那個項目”。有一次我聽他管它叫“那坨屎”，如獲至寶，這個詞我沿用至今。如果你急需改善心情，就找樣東西，罵它是“一坨屎”，通常很管用。
家裏很熱鬧，但那一刻，仿佛一切都靜了下來。我知道這隻是某種記憶失實造成的幻覺（更別提一個手提箱所能承載的黑色聯想），但那段記憶非常深刻。突然後院孩子們的大呼小叫消失了，樓上的唱片停了，車庫裏也沒有敲敲打打了。連一聲鳥叫都沒有。
那個人彎下腰來，西斜的太陽從他肩上刺入我的眼睛，我一時間什麽都看不見，於是舉起手來遮住眼睛。
“對不起，對不起。”他邊說邊挪步一旁，好讓我看他的時候不用正對太陽。他上身穿著一件黑色的教會用夾克和一件黑色缺口領襯衫，下身穿著一條藍色牛仔褲，還有一雙磨舊的休閑皮鞋，看上去就像他同時想做兩個截然不同的人。六歲的時候，我把成年人歸入三類：年輕人、大人和老人。這個家夥歸入年輕人。他手撐著膝蓋，以便端詳對戰中的部隊。
“你是誰？”我問道。
“查爾斯·雅各布斯。”這名字似曾相識。他伸出了手。我立刻跟他握了握手，雖然才六歲，我還是有教養的。我們全家的孩子都這樣。爸媽在這方麵是不遺餘力的。
“你的領子上為什麽有個孔？”
“因為我是個牧師。等你以後星期日做禮拜的時候就能看到我了。如果你周四晚上去衛理公會青少年團契的話，也會看到我。”
“我們以前的牧師是拉圖雷先生，”我說道，“不過他死了。”
“我知道。很抱歉。”
“不過沒關係，媽媽說他死前沒受折磨，直接上了天堂。不過他不穿你這種領子。”
“那是因為比爾·拉圖雷是個非神職布道者。也就是說，類似於誌願者。沒有其他人去打理，但他卻一直保持教堂開放。真是個好人。”
“我猜我爸認識你，”我說，“他是教堂的幾個執事之一。他得收集募款，不過是跟其他執事輪流來。”
“分享是好事。”雅各布斯邊說邊在我身旁跪下來。
“你是要禱告嗎？”這讓我有點兒警惕。禱告是在教堂和衛理公會青少年團契裏做的，我的哥哥和姐姐管團契叫周四補習班。雅各布斯先生重新恢複團契的時候，是我參加團契的第一年，也是我讀正規學校第一年。“如果你想找我爸，他正跟特裏在車庫裏。他們正在給‘公路火箭’裝新的離合器。至少我爸是在裝離合器。特裏主要是負責給他遞工具和在一旁看。他八歲，我六歲。我媽可能在房子後廊，看別人在玩‘三人投球六人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