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樂意假定那孩子看到的來世的異象不成立，因為同樣的假定可以支撐我的命題：你看到的異象——貧瘠的城市、蟻人、黑紙般的天空——同樣不成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而且我也樂意采信。”
我當然願意。誰都願意。因為人終有一死，想到我死後要去的地方，這給我的生活蒙上的不僅是陰影而已；它使我的人生顯得單薄而沒有意義。不，還不光是我的人生，是所有人的生命。於是我死死抓住一個念頭，這是我的四字真言，早上起來念一遍，晚上睡前念一遍。
妖母騙人。
妖母騙人。
妖母騙人。
有時候我能信……但也有一些原因讓我有所保留。
總有些跡象。
在我回到尼德蘭之前——我在那裏發現休謀殺了布裏的母親然後自殺，我開車回了哈洛的家。我這樣做有兩個原因。雅各布斯的屍體被發現後，警方可能會與我聯係，讓我講講我在緬因州做了什麽。這似乎很重要（雖然最後他們並沒問），但還有更重要的：我需要一個熟悉的地方的舒適感，需要那些愛我的人。
但我未能如願。
你還記得卡拉·琳內不？我的小外侄孫女。2013年的勞動節派對我一直抱著，直到在我肩上睡著的那個；每次我走近都向我伸出手臂的那個？當我走進我出生成長的老房子時，卡拉·琳內坐在她父母之間一把老式高腳椅上，我小時候可能也在上麵坐過。小姑娘見到我之後開始尖叫，劇烈地左右搖擺，要不是父親把她抓住，她可能會摔下地。她把臉埋在胸前，用盡氣力尖叫不已。直到她祖父特裏把我領到門廊，她才停下來。
“她這是搞什麽鬼？”他半開玩笑地說，“你上次來的時候，她那麽依依不舍。”
“不知道。”我嘴上這麽說，心裏卻清楚。我本想在這兒住上一兩晚，吸收一下正常的氣息，就跟吸血鬼吸血一樣，不過看來是行不通了。我不知道卡拉·琳內在我身上到底感覺到了什麽，但我是再也不想見到她那張驚恐的小臉了。
我告訴特裏我隻是順道過來打個招呼，連留下來吃晚飯的時間都沒有，要趕一趟去波特蘭的飛機。我一直在劉易斯頓，錄諾姆·歐文跟我說的一個樂隊的演出。他說這個樂隊有潛力紅遍全國。
“真的嗎？”他問。
“沒戲，一點兒戲都沒有。”我裝模作樣地看看手表。
“別管那飛機，”特裏說，“總有下一班的。進來跟家人一起吃頓晚餐吧，我的好弟弟。卡拉會靜下來的。”
我不這麽認為。
我告訴特裏我要在狼頜錄一場演出，絕對不能錯過。我跟他說下次吧。而當他伸出雙臂時，我緊緊抱住他，我知道這輩子可能再也見不到他了。我當時還不知道那些殺人之後自殺的事情，但我知道我背負了一些有毒的東西，很可能接下來的日子裏都要背負著它。我最不想做的就是讓我愛的人被毒物感染。
往我租的那輛車走的時候，我停下來看了一眼草坪和衛理公會路之間的那條泥沙帶。衛理公會路多年以前就鋪好了，但那條泥沙帶卻跟我當年玩我的玩具士兵時一樣，那是我姐姐送我的六歲生日禮物。1962年秋的某一天，我跪在那裏玩士兵，一道陰影遮住了我。
這陰影還在。
“你有沒有殺過人？”
愛德華·布裏斯韋特多次問我這個問題。我知道這招叫“遞進重複”。我總是微笑著告訴他沒有。我固然是往那可憐的瑪麗·費伊身上打了四發子彈，但這女人當時已經死了，而查爾斯·雅各布斯則是死於一次致命的中風。如果那一天沒發作，過一陣兒也會發作，而且很可能是在年前。
“你顯然也沒有自殺，”愛德華微笑著繼續說，“除非我麵前的你隻是我的幻覺。”
“不是幻覺。”
“沒有自殺衝動嗎？”
“沒有。”
“有沒有在理論層麵思考過？比如夜深人靜的時候，或者是無法入睡的時候？”
“沒有。”
這些日子，我的生活遠算不上快樂，但是抗抑鬱藥為我設定了下限。自殺沒在我考慮範圍之內。而且鑒於死後可能出現的事情，我希望盡可能活久一點兒。還有些別的事情。我覺得，無論對錯，有許多我需要贖罪的地方。正因如此，我還在試圖多做好事。我在阿普普街的海港之家做湯廚。我每周有兩天時間在凱奧盧道上黑雁麵包房旁邊的“美好願望”慈善二手商店做誌願者。你要是死了，就沒法兒再彌補什麽了。
“告訴我，傑米，為什麽你是那隻另類的旅鼠，沒有同類那種跳崖的衝動？為什麽你有免疫？”
我隻是微笑著聳聳肩。我可以告訴他，但說了他也不會信。瑪麗·費伊是妖母走進我們世界的大門，但我是那把鑰匙。開槍射擊一具屍體不能殺死任何東西——妖母那種不死的存在是不可能被殺死的——可是當我開槍的時候，我把門給鎖上了。我不光是嘴上說不，也在身體力行。如果我跟我的精神科大夫說某個另一世界的存在，支配者之一因為我說了“不”而把我救下來，留著日後終極末日複仇時再用，精神科大夫聽了之後可能會考慮強製安排我住院。我可不想這樣，因為我還有另一個責任，一個我認為遠遠比在海港之家幫忙，或者在“美好願望”給衣服分類更重要的責任。
每次與愛德華的治療結束後，我都用支票跟他的接待員結算。我有財力這麽做，是因為那個前巡回搖滾吉他手轉型的錄音師，現在搖身一變成為富人了。真諷刺，不是嗎？休·耶茨死後無嗣，留下了大量的財富（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有一些小額遺產，比如給莫奇·麥克唐納、希拉裏·卡茨（又名“星燦佩甘”）的贈款，但是他的大部分遺產卻是在我和喬治婭·唐林之間分。
鑒於喬治婭死於休之手，光那筆遺贈，財產律師的律師費就相當於他們幹20年的費用了，而且沒人來製造事端（我當然不會去添亂），所以沒有法庭糾紛。休的律師與布裏取得了聯係，告知她，作為死者的女兒，她有權要求索賠。
不過布裏無意索賠。辦理我這邊事務的律師告訴我，布裏稱休的錢是“被玷汙”的。或許如此，但我拿走我那份卻毫無歉意。一部分是因為我沒有參與休的治療，更主要是因為我覺得我也被玷汙了，與其在窘困中被玷汙，不如舒舒服服地被玷汙。我不知道喬治婭的那幾百萬下落何方，也無意查明。知道太多並不好。這一點我現在算是懂了。
當我一周兩次的治療結束並付清賬單後，我離開了愛德華·布裏斯韋特的外層辦公室。外頭是一個寬闊的鋪了地毯的大堂，排列著其他辦公室。右轉就能回到大堂，出了大堂就是庫烏雷路。但我沒有右轉，我向左轉了。認識愛德華純屬巧合，我最初到布蘭登·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是為了其他目的。
我沿著走廊往下走，穿過芳香馥鬱管理得當的花園，那花園就是這套設施的綠色心髒。患者坐在這裏享受夏威夷的穩定陽光。許多人穿戴整齊，有些隻穿著睡衣或睡袍，有幾個（我看是新來的）還穿著醫院的短袖無領病號服。一些人在交談，有病友在聊天的，也有跟看不見的朋友在說話的。其他人隻是坐著，直直地看著花草樹木，兩眼空洞，隻有那種被人喂藥喂到傻掉的眼神。有兩三個病號有護工跟著，免得他們傷害自己或他人。我經過的時候，工作人員通常喊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他們現在跟我已經很熟了。
在這個露天門廊的另一頭是柯斯格洛夫堂，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的三個住院部之一。另外兩個是短期住院部，主要住的是藥物成癮的病人，通常住院28天。柯斯格洛夫堂是給那些需要長期治療方可康複的病人提供的，如果他們還能康複的話。
跟主樓的走廊一樣，柯斯格洛夫堂裏麵的走廊也寬敞而且鋪有地毯。跟主樓一樣，這裏也是涼爽宜人。不同的是牆壁上沒有畫，也沒有背景音樂，因為這裏的一些患者有時候會聽到一些聲音，低聲說著髒話，或是給他們下達邪惡的指令。在主樓的走廊上，有些門是打開的。在這裏，所有門都緊閉著。我哥哥康拉德一直住在柯斯格洛夫堂，到現在將近兩年了。布蘭登·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的管理員和他的主治醫生主張將他移到一個為更永久的地方——曾經提過毛伊島的阿羅哈村，不過我至今一直拒絕。在凱盧阿這裏，我見完愛德華之後，就可以去看他，多虧了休的慷慨饋贈我才負擔得起他的費用。
不過我必須承認，走完柯斯格洛夫堂的走廊對我是一種考驗。
我盡量在爬樓梯的時候盯著自己的腳，不用看路是因為我知道從中庭門口到阿康的小套房正好142步。我並不總能成功——有時候我會聽到有聲音小聲喊我的名字，但多數時候可以。
你還記得阿康的愛人嗎？夏威夷大學植物學係的那個猛男。我之前沒寫他的名字，現在也不打算寫了，如果他來這裏看過阿康，哪怕一次，我可能都會叫他的名字。不過他沒有。你要是問他，我敢肯定他會說，我的上帝，我為什麽要去看一個想殺我的人？
我能想到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阿康當時心智不清，或者說根本就是失心瘋了。當他用一盞燈擊中猛男的腦袋後，他跑進浴室，把門反鎖，然後吞下了一把安定片——一小把。植物學猛男醒過來後（血淋淋的頭皮需要縫合，不過此外無礙），他打了911報警。警察趕到現場，砸開洗手間的門。阿康昏了過去，在浴缸裏打著呼嚕。急救人員給他做了檢查，連洗胃都懶得給他做。
阿康沒有拚命想殺死植物學猛男或是自殺——這就是另一個原因。不過當然，他是雅各布斯醫治的第一批人中的一個，很可能是第一個。他離開哈洛的那天，查理跟我說，阿康幾乎是不藥而愈，其他都隻是略施小計。“這是神學院裏教的技能，”他說，“是我一向在行的。”
不過他撒了謊。那次醫治是真的，正如阿康現在的半植物人狀態一樣一點兒不假。這一點我現在算是懂了。被查理誆的那個是我，不止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盡管如此，你還是知足吧，對不？在我喚醒妖母之前，康拉德·莫頓一直在做觀星研究，度過了很多快樂的年頭。而且他還是有希望的。他畢竟打網球（雖然他從來不說），而且正如我前麵說過，他是一個“排球怪物”。他的醫生說，他的對外反應有所加強（不知道在房裏能有什麽外部刺激），護士和勤雜工進房的時候，不大會看到他站在角落用頭輕輕撞牆了。愛德華·布裏斯韋特說，康拉德或許可以完全清醒過來；他可以複活。我選擇相信這一點。人們說，活著就有希望，我對這句話沒有異議，但我覺得反過來也通。
有希望我才活下去。
每周兩次，跟愛德華治療結束後，我坐在我哥的套房客廳裏，再跟他多聊一會兒。我跟他講的一部分是真的——比如海港之家一次騷亂引來了警察，在“美好願望”慈善二手店運來了一大批幾乎全新的衣服，我終於看完了《火線》全五季。也有一些是編的，比如我跟黑雁麵包房一個女服務員在談戀愛，還有我跟特裏用訊佳普（skype）煲電話粥。我每次到訪都隻是獨白，而非對話，所以不編不行。我的現實生活不夠我說的，因為這些日子裏，新鮮事兒貧乏得就像廉價旅館的裝飾品一樣。
結束的時候，我總說他太瘦了，讓多吃點兒，總跟他說我愛他。
“你愛我嗎，阿康？”我問。
“明白。而且我也樂意采信。”
我當然願意。誰都願意。因為人終有一死，想到我死後要去的地方，這給我的生活蒙上的不僅是陰影而已；它使我的人生顯得單薄而沒有意義。不，還不光是我的人生，是所有人的生命。於是我死死抓住一個念頭，這是我的四字真言，早上起來念一遍，晚上睡前念一遍。
妖母騙人。
妖母騙人。
妖母騙人。
有時候我能信……但也有一些原因讓我有所保留。
總有些跡象。
在我回到尼德蘭之前——我在那裏發現休謀殺了布裏的母親然後自殺，我開車回了哈洛的家。我這樣做有兩個原因。雅各布斯的屍體被發現後，警方可能會與我聯係，讓我講講我在緬因州做了什麽。這似乎很重要（雖然最後他們並沒問），但還有更重要的：我需要一個熟悉的地方的舒適感，需要那些愛我的人。
但我未能如願。
你還記得卡拉·琳內不？我的小外侄孫女。2013年的勞動節派對我一直抱著，直到在我肩上睡著的那個；每次我走近都向我伸出手臂的那個？當我走進我出生成長的老房子時，卡拉·琳內坐在她父母之間一把老式高腳椅上，我小時候可能也在上麵坐過。小姑娘見到我之後開始尖叫，劇烈地左右搖擺，要不是父親把她抓住，她可能會摔下地。她把臉埋在胸前，用盡氣力尖叫不已。直到她祖父特裏把我領到門廊，她才停下來。
“她這是搞什麽鬼？”他半開玩笑地說，“你上次來的時候，她那麽依依不舍。”
“不知道。”我嘴上這麽說，心裏卻清楚。我本想在這兒住上一兩晚，吸收一下正常的氣息，就跟吸血鬼吸血一樣，不過看來是行不通了。我不知道卡拉·琳內在我身上到底感覺到了什麽，但我是再也不想見到她那張驚恐的小臉了。
我告訴特裏我隻是順道過來打個招呼，連留下來吃晚飯的時間都沒有，要趕一趟去波特蘭的飛機。我一直在劉易斯頓，錄諾姆·歐文跟我說的一個樂隊的演出。他說這個樂隊有潛力紅遍全國。
“真的嗎？”他問。
“沒戲，一點兒戲都沒有。”我裝模作樣地看看手表。
“別管那飛機，”特裏說，“總有下一班的。進來跟家人一起吃頓晚餐吧，我的好弟弟。卡拉會靜下來的。”
我不這麽認為。
我告訴特裏我要在狼頜錄一場演出，絕對不能錯過。我跟他說下次吧。而當他伸出雙臂時，我緊緊抱住他，我知道這輩子可能再也見不到他了。我當時還不知道那些殺人之後自殺的事情，但我知道我背負了一些有毒的東西，很可能接下來的日子裏都要背負著它。我最不想做的就是讓我愛的人被毒物感染。
往我租的那輛車走的時候，我停下來看了一眼草坪和衛理公會路之間的那條泥沙帶。衛理公會路多年以前就鋪好了，但那條泥沙帶卻跟我當年玩我的玩具士兵時一樣，那是我姐姐送我的六歲生日禮物。1962年秋的某一天，我跪在那裏玩士兵，一道陰影遮住了我。
這陰影還在。
“你有沒有殺過人？”
愛德華·布裏斯韋特多次問我這個問題。我知道這招叫“遞進重複”。我總是微笑著告訴他沒有。我固然是往那可憐的瑪麗·費伊身上打了四發子彈，但這女人當時已經死了，而查爾斯·雅各布斯則是死於一次致命的中風。如果那一天沒發作，過一陣兒也會發作，而且很可能是在年前。
“你顯然也沒有自殺，”愛德華微笑著繼續說，“除非我麵前的你隻是我的幻覺。”
“不是幻覺。”
“沒有自殺衝動嗎？”
“沒有。”
“有沒有在理論層麵思考過？比如夜深人靜的時候，或者是無法入睡的時候？”
“沒有。”
這些日子，我的生活遠算不上快樂，但是抗抑鬱藥為我設定了下限。自殺沒在我考慮範圍之內。而且鑒於死後可能出現的事情，我希望盡可能活久一點兒。還有些別的事情。我覺得，無論對錯，有許多我需要贖罪的地方。正因如此，我還在試圖多做好事。我在阿普普街的海港之家做湯廚。我每周有兩天時間在凱奧盧道上黑雁麵包房旁邊的“美好願望”慈善二手商店做誌願者。你要是死了，就沒法兒再彌補什麽了。
“告訴我，傑米，為什麽你是那隻另類的旅鼠，沒有同類那種跳崖的衝動？為什麽你有免疫？”
我隻是微笑著聳聳肩。我可以告訴他，但說了他也不會信。瑪麗·費伊是妖母走進我們世界的大門，但我是那把鑰匙。開槍射擊一具屍體不能殺死任何東西——妖母那種不死的存在是不可能被殺死的——可是當我開槍的時候，我把門給鎖上了。我不光是嘴上說不，也在身體力行。如果我跟我的精神科大夫說某個另一世界的存在，支配者之一因為我說了“不”而把我救下來，留著日後終極末日複仇時再用，精神科大夫聽了之後可能會考慮強製安排我住院。我可不想這樣，因為我還有另一個責任，一個我認為遠遠比在海港之家幫忙，或者在“美好願望”給衣服分類更重要的責任。
每次與愛德華的治療結束後，我都用支票跟他的接待員結算。我有財力這麽做，是因為那個前巡回搖滾吉他手轉型的錄音師，現在搖身一變成為富人了。真諷刺，不是嗎？休·耶茨死後無嗣，留下了大量的財富（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有一些小額遺產，比如給莫奇·麥克唐納、希拉裏·卡茨（又名“星燦佩甘”）的贈款，但是他的大部分遺產卻是在我和喬治婭·唐林之間分。
鑒於喬治婭死於休之手，光那筆遺贈，財產律師的律師費就相當於他們幹20年的費用了，而且沒人來製造事端（我當然不會去添亂），所以沒有法庭糾紛。休的律師與布裏取得了聯係，告知她，作為死者的女兒，她有權要求索賠。
不過布裏無意索賠。辦理我這邊事務的律師告訴我，布裏稱休的錢是“被玷汙”的。或許如此，但我拿走我那份卻毫無歉意。一部分是因為我沒有參與休的治療，更主要是因為我覺得我也被玷汙了，與其在窘困中被玷汙，不如舒舒服服地被玷汙。我不知道喬治婭的那幾百萬下落何方，也無意查明。知道太多並不好。這一點我現在算是懂了。
當我一周兩次的治療結束並付清賬單後，我離開了愛德華·布裏斯韋特的外層辦公室。外頭是一個寬闊的鋪了地毯的大堂，排列著其他辦公室。右轉就能回到大堂，出了大堂就是庫烏雷路。但我沒有右轉，我向左轉了。認識愛德華純屬巧合，我最初到布蘭登·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是為了其他目的。
我沿著走廊往下走，穿過芳香馥鬱管理得當的花園，那花園就是這套設施的綠色心髒。患者坐在這裏享受夏威夷的穩定陽光。許多人穿戴整齊，有些隻穿著睡衣或睡袍，有幾個（我看是新來的）還穿著醫院的短袖無領病號服。一些人在交談，有病友在聊天的，也有跟看不見的朋友在說話的。其他人隻是坐著，直直地看著花草樹木，兩眼空洞，隻有那種被人喂藥喂到傻掉的眼神。有兩三個病號有護工跟著，免得他們傷害自己或他人。我經過的時候，工作人員通常喊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他們現在跟我已經很熟了。
在這個露天門廊的另一頭是柯斯格洛夫堂，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的三個住院部之一。另外兩個是短期住院部，主要住的是藥物成癮的病人，通常住院28天。柯斯格洛夫堂是給那些需要長期治療方可康複的病人提供的，如果他們還能康複的話。
跟主樓的走廊一樣，柯斯格洛夫堂裏麵的走廊也寬敞而且鋪有地毯。跟主樓一樣，這裏也是涼爽宜人。不同的是牆壁上沒有畫，也沒有背景音樂，因為這裏的一些患者有時候會聽到一些聲音，低聲說著髒話，或是給他們下達邪惡的指令。在主樓的走廊上，有些門是打開的。在這裏，所有門都緊閉著。我哥哥康拉德一直住在柯斯格洛夫堂，到現在將近兩年了。布蘭登·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的管理員和他的主治醫生主張將他移到一個為更永久的地方——曾經提過毛伊島的阿羅哈村，不過我至今一直拒絕。在凱盧阿這裏，我見完愛德華之後，就可以去看他，多虧了休的慷慨饋贈我才負擔得起他的費用。
不過我必須承認，走完柯斯格洛夫堂的走廊對我是一種考驗。
我盡量在爬樓梯的時候盯著自己的腳，不用看路是因為我知道從中庭門口到阿康的小套房正好142步。我並不總能成功——有時候我會聽到有聲音小聲喊我的名字，但多數時候可以。
你還記得阿康的愛人嗎？夏威夷大學植物學係的那個猛男。我之前沒寫他的名字，現在也不打算寫了，如果他來這裏看過阿康，哪怕一次，我可能都會叫他的名字。不過他沒有。你要是問他，我敢肯定他會說，我的上帝，我為什麽要去看一個想殺我的人？
我能想到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阿康當時心智不清，或者說根本就是失心瘋了。當他用一盞燈擊中猛男的腦袋後，他跑進浴室，把門反鎖，然後吞下了一把安定片——一小把。植物學猛男醒過來後（血淋淋的頭皮需要縫合，不過此外無礙），他打了911報警。警察趕到現場，砸開洗手間的門。阿康昏了過去，在浴缸裏打著呼嚕。急救人員給他做了檢查，連洗胃都懶得給他做。
阿康沒有拚命想殺死植物學猛男或是自殺——這就是另一個原因。不過當然，他是雅各布斯醫治的第一批人中的一個，很可能是第一個。他離開哈洛的那天，查理跟我說，阿康幾乎是不藥而愈，其他都隻是略施小計。“這是神學院裏教的技能，”他說，“是我一向在行的。”
不過他撒了謊。那次醫治是真的，正如阿康現在的半植物人狀態一樣一點兒不假。這一點我現在算是懂了。被查理誆的那個是我，不止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盡管如此，你還是知足吧，對不？在我喚醒妖母之前，康拉德·莫頓一直在做觀星研究，度過了很多快樂的年頭。而且他還是有希望的。他畢竟打網球（雖然他從來不說），而且正如我前麵說過，他是一個“排球怪物”。他的醫生說，他的對外反應有所加強（不知道在房裏能有什麽外部刺激），護士和勤雜工進房的時候，不大會看到他站在角落用頭輕輕撞牆了。愛德華·布裏斯韋特說，康拉德或許可以完全清醒過來；他可以複活。我選擇相信這一點。人們說，活著就有希望，我對這句話沒有異議，但我覺得反過來也通。
有希望我才活下去。
每周兩次，跟愛德華治療結束後，我坐在我哥的套房客廳裏，再跟他多聊一會兒。我跟他講的一部分是真的——比如海港之家一次騷亂引來了警察，在“美好願望”慈善二手店運來了一大批幾乎全新的衣服，我終於看完了《火線》全五季。也有一些是編的，比如我跟黑雁麵包房一個女服務員在談戀愛，還有我跟特裏用訊佳普（skype）煲電話粥。我每次到訪都隻是獨白，而非對話，所以不編不行。我的現實生活不夠我說的，因為這些日子裏，新鮮事兒貧乏得就像廉價旅館的裝飾品一樣。
結束的時候，我總說他太瘦了，讓多吃點兒，總跟他說我愛他。
“你愛我嗎，阿康？”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