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塤道：“去臥室看看，這裏環境這麽好，也許他在家安心睡覺呢。”
朱驥聞言，便先進來臥室。一到門口，便聞到一股異味——屍臭味。楊銘果真在裏屋躺著，卻不是在睡覺，而是死在了床上。
* * *
[1]樂清：今浙江。
[2]六安州：元至元末置，屬廬州路，治所在六安縣（今安徽六安），轄境相當於今安徽六安、霍山等市縣和湖北英山縣地。明洪武初廢六安縣入州。
[3]廖莊後來也遭明景帝報複，以“平時狂妄”的罪名，杖八十，貶為蘭州附近的定羌驛丞。
[4]明英宗朱祁鎮複辟後，大將郭登上書說章綸、廖莊、林聰等人都因為直言得罪，應該給予嘉獎。朱祁鎮立即下旨釋放了章綸，並下令找出當年章綸和鍾同的上疏，結果始終沒有找到，想必已經被明景帝怒而毀去。有個記性好的宦官朗讀了所記得的內容，朱祁鎮“嗟歎再三”，擢升章綸為禮部右侍郎，贈鍾同為大理左寺丞，並錄鍾同長子鍾啟為國子監監生，不久任命為鹹寧知縣。章綸始終不改亢直秉性，不為當事者所喜。因不趨附權臣石亨，又與尚書楊善（之前變賣自己家產迎回明英宗的大臣）論事不合，改調南京禮部，改就吏部。任侍郎二十年未升遷，後來辭官回鄉，優遊林泉，以詩書自娛。
[5]終明之世，頒賜給日本的勘合共有永樂、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六種。
[6]見日本學者臼井信義《足利義滿》一書：“義滿鼎盛期的北山時代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實際就是和明王朝的貿易。”
[7]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使宗設抵寧波。未幾，右京兆大夫高貢遣使瑞佐偕寧波人宋素卿亦至。按明朝慣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集，並以先後為序。”但宋素卿賄賂了寧波市舶太監賴恩，宴會時得以坐在宗設上座，其貨船雖然後至，但先於宗設貨船受檢。宗設怒殺瑞佐，焚其船隻，追宋素卿至紹興城下，沿途劫掠而去，對當地居民造成很大損害。明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追擊時戰死，浙中大震，史稱“爭貢之役”。事後，宋素卿被捕下獄，兩年後瘐死獄中。明廷要求日方懲辦宗設及倡首數人，放回被擄中國官民，繳還舊有勘合，遵守兩國所訂之約，如此方許換給新勘合，繼續貿易。日方沒有答複。明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舶，禮部則請罷市舶，明廷遂廢除福建、浙江市舶司，僅留廣東市舶司一處。明朝與日本的貿易途徑就此斷絕，導致倭寇滋生，為後來的“東南倭禍”埋下了伏筆。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東南沿海倭寇才被明將戚繼光、俞大猷徹底蕩平。
第十章 熱血千秋
為了阻遏蒙古騎兵南下，明廷投入更多的財力物力修繕加固長城，將原先不相連接的關隘和長城連接起來。明朝全線連接的、完整的長城防禦體係就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形成的。這一時期修築的長城，同明朝建國之初沿邊修建關隘的性質完全不同，已經退化為消極防禦的軍事工事。即便如此，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長城也未能起到有效的阻遏作用。
紅梅落月去年花，爆竹聲中易歲華。
萍梗一身常是客，關河萬裏未還家。
桃符新換門前句，柏酒微生臉上霞。
頃刻馬蹄催就道，丹山碧水又天涯。
——於謙《元日寓中寫懷》
朱驥見楊銘橫屍床上，一時呆住。楊塤倒是大著膽子上前，到床前嗅了嗅，道：“人都臭了，應該死了很久了。”
朱驥忙出去找人報官，再進來時，楊塤正蹲在庭院牆根下大吐黃水。
朱驥忙過去問道：“楊兄怎麽了？”
楊塤搖了搖頭，道：“我沒事，沒中毒。隻是想到前晚我遇到楊銘時，他人還是好好的，而今……”又吐了兩口黃水。
朱驥道：“要不楊兄先回去。我得留在這裏等仵作。楊銘雖然死了，他身上應該還有許多線索。”
楊塤道：“我也留下來。”極是懊悔，道：“要不是我前晚喝醉了酒，楊銘將線索告訴了我，也許早就抓到了那些蒙古人，他也不會死。”
朱驥道：“這不怪楊兄，不過是機緣巧合罷了。”
楊銘明確問過袁彬是誰在管蒯玉珠的案子，那麽他發現的重大線索一定是跟玉珠有關了。朱驥之前隻是派楊銘攜帶強盜畫像到金桂樓例行詢問，看有無證人，他到底是如何找到了重大線索呢？
朱驥苦思一番，也沒有任何結果，便道：“楊兄，你才智遠在我之上，你好好想想看，有沒有什麽線索是我們遺漏了的？”
楊塤道：“玉珠就像我妹妹，我發誓要竭盡全力救她出來。這件案子我日思夜想，所有經過情形在我腦子裏盤桓了不下千百回，自覺沒有任何遺漏。那日我抱著僥幸心理去找算命先生仝寅，受他一語啟發，這才回味過來，其實阮浪才是最重要的線索。於是我去了南內，設法探到歹人是蒙古人的消息，但還來不及著手處置，便遇到孫老過世。唉，我……我實不該貪杯醉酒，而今誤了大事……”
朱驥勸道：“事情都過去了，後悔也是無用。不過楊兄剛才一番話提醒了我，最明顯的線索反而最容易被人忽略。”
楊銘本是蒙古人，太上皇北狩期間曾充任朱祁鎮與蒙古達官貴人之間的翻譯，想來跟蒙古上上下下也混得極熟。蒙古現任可汗也先派了精幹人手到北京，欲營救太上皇朱祁鎮並助其複辟，勢必需要內應。而楊銘既是朱祁鎮心腹，又一度充當過明蒙的中間人角色，蒙古人會不會主動跟他聯係？
楊塤聽了朱驥分析，沉吟道：“確實，也先手下來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圖謀的又不是小事，需要有內應從旁協助。但這個內應一定不是楊銘。他為人忠厚，胸無城府，喜怒均寫在臉上，本來就不是合適的內應人選，也想不出從蒯老爺子手裏索取南內地圖的主意。加上他隻是錦衣衛百戶，無法接近南內太上皇。另外，蒙古人早就知楊銘對大明忠心耿耿，當年喜寧還要將他五馬分屍。若不是太上皇用自己的身體撲上去遮擋，他人早就被碎屍了。”
朱驥道：“我當然不會懷疑楊銘是內應。我是說，正因為太上皇曾舍身相護，楊銘才格外忠心於太上皇。太上皇複辟，對楊銘當然是有利的。從這點上來說，楊銘跟蒙古人有一致的目標和利益。玉珠事件後，官府追捕搜索甚嚴，蒯匠官又中風失憶——對了，我得多說一句，這是個極妙的主意——蒙古人也許是想利用楊銘在錦衣衛做官的便利，打聽一些案子內幕，好提前應付。”
楊塤登時眼前一亮，道：“朱兄是說，蒙古人在玉珠一案後，曾主動聯絡楊銘，他由此才發現了重大線索？這倒是極有可能。嗯，一定是這樣，楊銘一定是從蒙古人那裏發現了關於內應的重大線索。”
楊銘並沒有立即將蒙古人意圖營救太上皇一事上報，倒不是他顧念同族之情，而是因為事情牽涉到太上皇，一旦事泄，明景帝必以鐵腕手段對付太上皇。既然蒙古人深知楊銘對太上皇的忠心，殺死他滅口的可能性便不大，而最有可能下毒手的，便是那主謀內應了。
或許內應不願意事成前泄露身份。或許他不想冒一點風險——即使楊銘感激太上皇救命之恩，可景帝朱祁鈺也是名正言順接受臣民擁戴即位的皇帝，楊銘做著本朝景帝的官，若與蒙古人勾結擁護太上皇複辟，即便有一千個理由，但一條“謀逆”的罪名，便足以令他無顏存世。這一點遲疑即便微不足道，很可能導致楊銘向朝廷告發。而楊銘先後急著找朱驥、楊塤，愈發證明這種可能性很大，是以內應搶在楊銘說出線索前，將其殺死滅口。
那麽主謀內應到底是誰呢？
中國工匠自古位輕，多不揚名。就算蒙古人知道蒯祥是紫禁城的設計者，但南內獨處一隅，跟皇宮並非一體，且建於宣德年間，不是真正了解明宮內幕的人，不會知道蒯祥是那片建築的主建築師。
再從楊銘死前行蹤來看，他稱發現了重大線索，先找頂頭上司朱驥，後來又隻找楊塤，無論如何都不肯對曾患難與共的袁彬透露半點口風，表明事關重大，多半涉及位高權重之人。而這個人，正是蒙古人的內應。想出憑借南內圖紙秘密進入南內營救太上皇計劃的，是這個人。指點蒙古人藏身北城二條胡同一帶的，也是這個人。他是這次計劃的核心主謀，蒙古可汗也先出人出力，但也隻是為這個人跑腿而已。
朱驥也讚同楊塤的推測，道：“這個內應一定能從太上皇複位得到最大好處，會是誰呢？”
一朝天子一朝臣，當今重臣要麽是明景帝所信任的，要麽是明景帝所提拔的，而正統舊臣絕大多數都死在了土木堡之變中。也就是說，朝中文武大臣都是得益者，一旦太上皇複辟，反倒有失寵丟官的危險。
如果太上皇複位成功，得利最大者自然是朱祁鎮父子，朱祁鎮重新當上皇帝，朱見深則又成為太子。但朱祁鎮被關在南內，與外界不通氣息，朱見深還是個小孩子，父子二人均不成氣候，不可能在明景帝眼皮底下策劃複辟之事。
再從之前蒙古人到金桂樓找阮浪及其後阮浪的反應來看，他事先並不知道瓦剌也先派了人手到京師營救太上皇。阮浪是唯一能自由出入南內的內侍，南內供應極差，阮浪常常替錢皇後將刺繡帶出去售賣，再換些必需的日用品送入南內，太上皇夫婦都對他極為依賴。阮氏都不知情，朱祁鎮又如何能知情呢？
這內應既能令楊銘對袁彬絕口不提，想必身份非同小可，但既已位高權重，又為何要再扶太上皇登位呢？畢竟這是拿身家性命在冒險，稍有不慎，便會人頭落地。既願意鋌而走險，隻能說他有更大的圖謀，扶助太上皇複辟隻是幌子，真正要滿足的是他個人的野心，就跟當年郭信打著建文帝太子的招牌一樣。
滿朝大臣，誰又有這樣的野心呢？自明太祖、明成祖兩朝以高壓手段統治以來，文人士大夫戰戰兢兢，文武大臣氣節全無，所以才有宦官王振橫行朝野，才有明景帝肆意廢立太子。有勇氣有膽量挺身而出的隻有寥寥幾人，如之前之劉球、林聰，又如現今之鍾同、章綸，均是世所公認的正直奇男子。實在難以想象，在皇帝放個屁都嚇得直哆嗦的大臣中，隱藏著一個雄心勃勃的人，竟然一心想要掌握朱家王朝。
朱、楊二人商議一番，始終想不出這個人會是誰。楊塤總認為自己對楊銘被殺多少負有責任，不禁有些焦躁起來。
朱驥安慰道：“著急也沒用。等仵作到了，驗過屍，也許會有線索。”又有意轉移話題，問道：“楊兄新生兒子取了名字沒有？”
楊塤果然一改萎靡神色，精神一振，笑道：“還沒有呢。我說叫楊國忠，蘇台直罵我。後來又想了好幾個名字，她都不滿意，說讓我到了京城再好好想。”又問道：“你和夫人還沒孩子嗎？”
朱驥道：“璚英身子弱，前年小產過一回，後來再沒懷上。”
又想到於家近年流年不利，先是於冕妻子邵氏難產而死，後是自己妻子於璚英小產，而今於康妻子蒯氏又遭人綁架，生死難卜，不免有些歎息，生出流年不利的感慨來。
朱驥聞言，便先進來臥室。一到門口，便聞到一股異味——屍臭味。楊銘果真在裏屋躺著，卻不是在睡覺，而是死在了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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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樂清：今浙江。
[2]六安州：元至元末置，屬廬州路，治所在六安縣（今安徽六安），轄境相當於今安徽六安、霍山等市縣和湖北英山縣地。明洪武初廢六安縣入州。
[3]廖莊後來也遭明景帝報複，以“平時狂妄”的罪名，杖八十，貶為蘭州附近的定羌驛丞。
[4]明英宗朱祁鎮複辟後，大將郭登上書說章綸、廖莊、林聰等人都因為直言得罪，應該給予嘉獎。朱祁鎮立即下旨釋放了章綸，並下令找出當年章綸和鍾同的上疏，結果始終沒有找到，想必已經被明景帝怒而毀去。有個記性好的宦官朗讀了所記得的內容，朱祁鎮“嗟歎再三”，擢升章綸為禮部右侍郎，贈鍾同為大理左寺丞，並錄鍾同長子鍾啟為國子監監生，不久任命為鹹寧知縣。章綸始終不改亢直秉性，不為當事者所喜。因不趨附權臣石亨，又與尚書楊善（之前變賣自己家產迎回明英宗的大臣）論事不合，改調南京禮部，改就吏部。任侍郎二十年未升遷，後來辭官回鄉，優遊林泉，以詩書自娛。
[5]終明之世，頒賜給日本的勘合共有永樂、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六種。
[6]見日本學者臼井信義《足利義滿》一書：“義滿鼎盛期的北山時代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實際就是和明王朝的貿易。”
[7]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使宗設抵寧波。未幾，右京兆大夫高貢遣使瑞佐偕寧波人宋素卿亦至。按明朝慣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集，並以先後為序。”但宋素卿賄賂了寧波市舶太監賴恩，宴會時得以坐在宗設上座，其貨船雖然後至，但先於宗設貨船受檢。宗設怒殺瑞佐，焚其船隻，追宋素卿至紹興城下，沿途劫掠而去，對當地居民造成很大損害。明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追擊時戰死，浙中大震，史稱“爭貢之役”。事後，宋素卿被捕下獄，兩年後瘐死獄中。明廷要求日方懲辦宗設及倡首數人，放回被擄中國官民，繳還舊有勘合，遵守兩國所訂之約，如此方許換給新勘合，繼續貿易。日方沒有答複。明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舶，禮部則請罷市舶，明廷遂廢除福建、浙江市舶司，僅留廣東市舶司一處。明朝與日本的貿易途徑就此斷絕，導致倭寇滋生，為後來的“東南倭禍”埋下了伏筆。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東南沿海倭寇才被明將戚繼光、俞大猷徹底蕩平。
第十章 熱血千秋
為了阻遏蒙古騎兵南下，明廷投入更多的財力物力修繕加固長城，將原先不相連接的關隘和長城連接起來。明朝全線連接的、完整的長城防禦體係就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形成的。這一時期修築的長城，同明朝建國之初沿邊修建關隘的性質完全不同，已經退化為消極防禦的軍事工事。即便如此，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長城也未能起到有效的阻遏作用。
紅梅落月去年花，爆竹聲中易歲華。
萍梗一身常是客，關河萬裏未還家。
桃符新換門前句，柏酒微生臉上霞。
頃刻馬蹄催就道，丹山碧水又天涯。
——於謙《元日寓中寫懷》
朱驥見楊銘橫屍床上，一時呆住。楊塤倒是大著膽子上前，到床前嗅了嗅，道：“人都臭了，應該死了很久了。”
朱驥忙出去找人報官，再進來時，楊塤正蹲在庭院牆根下大吐黃水。
朱驥忙過去問道：“楊兄怎麽了？”
楊塤搖了搖頭，道：“我沒事，沒中毒。隻是想到前晚我遇到楊銘時，他人還是好好的，而今……”又吐了兩口黃水。
朱驥道：“要不楊兄先回去。我得留在這裏等仵作。楊銘雖然死了，他身上應該還有許多線索。”
楊塤道：“我也留下來。”極是懊悔，道：“要不是我前晚喝醉了酒，楊銘將線索告訴了我，也許早就抓到了那些蒙古人，他也不會死。”
朱驥道：“這不怪楊兄，不過是機緣巧合罷了。”
楊銘明確問過袁彬是誰在管蒯玉珠的案子，那麽他發現的重大線索一定是跟玉珠有關了。朱驥之前隻是派楊銘攜帶強盜畫像到金桂樓例行詢問，看有無證人，他到底是如何找到了重大線索呢？
朱驥苦思一番，也沒有任何結果，便道：“楊兄，你才智遠在我之上，你好好想想看，有沒有什麽線索是我們遺漏了的？”
楊塤道：“玉珠就像我妹妹，我發誓要竭盡全力救她出來。這件案子我日思夜想，所有經過情形在我腦子裏盤桓了不下千百回，自覺沒有任何遺漏。那日我抱著僥幸心理去找算命先生仝寅，受他一語啟發，這才回味過來，其實阮浪才是最重要的線索。於是我去了南內，設法探到歹人是蒙古人的消息，但還來不及著手處置，便遇到孫老過世。唉，我……我實不該貪杯醉酒，而今誤了大事……”
朱驥勸道：“事情都過去了，後悔也是無用。不過楊兄剛才一番話提醒了我，最明顯的線索反而最容易被人忽略。”
楊銘本是蒙古人，太上皇北狩期間曾充任朱祁鎮與蒙古達官貴人之間的翻譯，想來跟蒙古上上下下也混得極熟。蒙古現任可汗也先派了精幹人手到北京，欲營救太上皇朱祁鎮並助其複辟，勢必需要內應。而楊銘既是朱祁鎮心腹，又一度充當過明蒙的中間人角色，蒙古人會不會主動跟他聯係？
楊塤聽了朱驥分析，沉吟道：“確實，也先手下來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圖謀的又不是小事，需要有內應從旁協助。但這個內應一定不是楊銘。他為人忠厚，胸無城府，喜怒均寫在臉上，本來就不是合適的內應人選，也想不出從蒯老爺子手裏索取南內地圖的主意。加上他隻是錦衣衛百戶，無法接近南內太上皇。另外，蒙古人早就知楊銘對大明忠心耿耿，當年喜寧還要將他五馬分屍。若不是太上皇用自己的身體撲上去遮擋，他人早就被碎屍了。”
朱驥道：“我當然不會懷疑楊銘是內應。我是說，正因為太上皇曾舍身相護，楊銘才格外忠心於太上皇。太上皇複辟，對楊銘當然是有利的。從這點上來說，楊銘跟蒙古人有一致的目標和利益。玉珠事件後，官府追捕搜索甚嚴，蒯匠官又中風失憶——對了，我得多說一句，這是個極妙的主意——蒙古人也許是想利用楊銘在錦衣衛做官的便利，打聽一些案子內幕，好提前應付。”
楊塤登時眼前一亮，道：“朱兄是說，蒙古人在玉珠一案後，曾主動聯絡楊銘，他由此才發現了重大線索？這倒是極有可能。嗯，一定是這樣，楊銘一定是從蒙古人那裏發現了關於內應的重大線索。”
楊銘並沒有立即將蒙古人意圖營救太上皇一事上報，倒不是他顧念同族之情，而是因為事情牽涉到太上皇，一旦事泄，明景帝必以鐵腕手段對付太上皇。既然蒙古人深知楊銘對太上皇的忠心，殺死他滅口的可能性便不大，而最有可能下毒手的，便是那主謀內應了。
或許內應不願意事成前泄露身份。或許他不想冒一點風險——即使楊銘感激太上皇救命之恩，可景帝朱祁鈺也是名正言順接受臣民擁戴即位的皇帝，楊銘做著本朝景帝的官，若與蒙古人勾結擁護太上皇複辟，即便有一千個理由，但一條“謀逆”的罪名，便足以令他無顏存世。這一點遲疑即便微不足道，很可能導致楊銘向朝廷告發。而楊銘先後急著找朱驥、楊塤，愈發證明這種可能性很大，是以內應搶在楊銘說出線索前，將其殺死滅口。
那麽主謀內應到底是誰呢？
中國工匠自古位輕，多不揚名。就算蒙古人知道蒯祥是紫禁城的設計者，但南內獨處一隅，跟皇宮並非一體，且建於宣德年間，不是真正了解明宮內幕的人，不會知道蒯祥是那片建築的主建築師。
再從楊銘死前行蹤來看，他稱發現了重大線索，先找頂頭上司朱驥，後來又隻找楊塤，無論如何都不肯對曾患難與共的袁彬透露半點口風，表明事關重大，多半涉及位高權重之人。而這個人，正是蒙古人的內應。想出憑借南內圖紙秘密進入南內營救太上皇計劃的，是這個人。指點蒙古人藏身北城二條胡同一帶的，也是這個人。他是這次計劃的核心主謀，蒙古可汗也先出人出力，但也隻是為這個人跑腿而已。
朱驥也讚同楊塤的推測，道：“這個內應一定能從太上皇複位得到最大好處，會是誰呢？”
一朝天子一朝臣，當今重臣要麽是明景帝所信任的，要麽是明景帝所提拔的，而正統舊臣絕大多數都死在了土木堡之變中。也就是說，朝中文武大臣都是得益者，一旦太上皇複辟，反倒有失寵丟官的危險。
如果太上皇複位成功，得利最大者自然是朱祁鎮父子，朱祁鎮重新當上皇帝，朱見深則又成為太子。但朱祁鎮被關在南內，與外界不通氣息，朱見深還是個小孩子，父子二人均不成氣候，不可能在明景帝眼皮底下策劃複辟之事。
再從之前蒙古人到金桂樓找阮浪及其後阮浪的反應來看，他事先並不知道瓦剌也先派了人手到京師營救太上皇。阮浪是唯一能自由出入南內的內侍，南內供應極差，阮浪常常替錢皇後將刺繡帶出去售賣，再換些必需的日用品送入南內，太上皇夫婦都對他極為依賴。阮氏都不知情，朱祁鎮又如何能知情呢？
這內應既能令楊銘對袁彬絕口不提，想必身份非同小可，但既已位高權重，又為何要再扶太上皇登位呢？畢竟這是拿身家性命在冒險，稍有不慎，便會人頭落地。既願意鋌而走險，隻能說他有更大的圖謀，扶助太上皇複辟隻是幌子，真正要滿足的是他個人的野心，就跟當年郭信打著建文帝太子的招牌一樣。
滿朝大臣，誰又有這樣的野心呢？自明太祖、明成祖兩朝以高壓手段統治以來，文人士大夫戰戰兢兢，文武大臣氣節全無，所以才有宦官王振橫行朝野，才有明景帝肆意廢立太子。有勇氣有膽量挺身而出的隻有寥寥幾人，如之前之劉球、林聰，又如現今之鍾同、章綸，均是世所公認的正直奇男子。實在難以想象，在皇帝放個屁都嚇得直哆嗦的大臣中，隱藏著一個雄心勃勃的人，竟然一心想要掌握朱家王朝。
朱、楊二人商議一番，始終想不出這個人會是誰。楊塤總認為自己對楊銘被殺多少負有責任，不禁有些焦躁起來。
朱驥安慰道：“著急也沒用。等仵作到了，驗過屍，也許會有線索。”又有意轉移話題，問道：“楊兄新生兒子取了名字沒有？”
楊塤果然一改萎靡神色，精神一振，笑道：“還沒有呢。我說叫楊國忠，蘇台直罵我。後來又想了好幾個名字，她都不滿意，說讓我到了京城再好好想。”又問道：“你和夫人還沒孩子嗎？”
朱驥道：“璚英身子弱，前年小產過一回，後來再沒懷上。”
又想到於家近年流年不利，先是於冕妻子邵氏難產而死，後是自己妻子於璚英小產，而今於康妻子蒯氏又遭人綁架，生死難卜，不免有些歎息，生出流年不利的感慨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