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真實的慈禧太後：貢獻、幸運與悲涼</h2>
在近代中國，慈禧太後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等因為1898年政治變革失敗，歸罪於皇太後，將其描寫為一個弄權的老太太，一個隻知道欺負那個可憐養子的惡婦；革命黨人孫中山、章炳麟等出於革命大義，倡導排滿革命，也將慈禧太後視為近代中國一切罪惡的淵藪；到了後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了論證“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斷，接受孫中山、康有為等人的看法，對晚清幾十年政治發展持批判態度，對於慈禧太後基本否定；至於民間野史，大都根據這幾種史觀編排慈禧太後的故事，甚者以男權主義立場予以惡意攻擊；最近者則由出版社借著英國青年的夢話編造什麽跨國姐弟戀，更有莫名其妙的專家鼓掌叫好。顯然，這些認知隻是彰顯一種或幾種曆史觀，並不是真實曆史。真實的慈禧太後根本不是這個樣子，她隻是一個女人，一個非凡的女人而已。 一個女人的幸與不幸
慈禧太後，葉赫那拉氏，生於1835年。1852年十七歲時以秀女入宮，稍後晉升為蘭貴人，再後被冊封為懿貴妃。1856年，懿貴妃為鹹豐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載淳，也就是後來的同治帝。母以子貴。這個年輕的女人自然在宮中漸漸得寵，地位漸漸高升漸漸鞏固。這是中國傳統社會誰也沒有辦法的“羨慕忌妒恨”。
從秀女一步一步走來，是機遇，是命運。然而在後來許多好事者看來，這個女人太不尋常了，好像她從一開始就會耍手腕弄權謀。這顯然是一種臆測，是後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試想，貴為一國之尊的鹹豐帝風流倜儻，足智多謀，閱女無數，一個憑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寶座的年輕人，怎麽可能喜歡一個滿腹心事憂慮重重的女人呢？
年輕的蘭貴人或許說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個討人喜愛的小姑娘。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鹹豐帝寵幸的關鍵。至於蘭貴人後來一步一步走上權力巔峰，那是時代使然，是曆史留給她的機遇；而她又緊緊抓住了這個機遇。
蘭貴人是幸運的，因為風流的鹹豐帝畢竟讓她懷上了龍種，而且是唯一的。當這個小皇子出生的時候，蘭貴人剛剛二十一歲，她的夫君也不過二十五歲。這段時光應該是她一生中最為快樂最為得意最無憂無慮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長。“苦命的”鹹豐帝太缺少世界視野了，他在內患太平天國鬧事尚未根除的時候，竟然又偏聽偏信，因為駐京公使及擴大開放、增加通商口岸等問題與列強鬧起了別扭，引發第二次以鴉片為名的戰爭。1860年8月，英法聯軍長驅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試圖攻進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應各項條件。
中國雖然對西方部分開放已經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讓中國成為西方那樣的國家，融為一體，似乎還有很大困難。英法聯軍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會，要求增加天津為通商口岸，要求各帶五千精兵進京換約。
對於還沒有充分經驗與洋人打交道的鹹豐帝和諸位重臣來說，英法兩國的要求委實有點欺人過甚。年輕的鹹豐爺似乎也咽不下這口氣，發誓要禦駕親征，決一勝負。英法兩國的要求是想向中國皇帝親遞國書，中國皇帝的璽書也將由這些來使自己帶回。英法兩國的這些要求今天看來太小兒科了，但在當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認為這些要求違背了大清禮儀，有冒犯之意。鹹豐帝指示：如果這些使臣必欲親遞國書，那麽必須按照大清禮節，拜跪如儀。否則，唯有決一雌雄。
鹹豐帝的態度深刻影響了部屬。9月18日，雙方談判決裂，中方竟順手扣押了對方談判代表巴夏禮及其隨員數十人，引發災難性後果。
兩國交兵不斬來使。這是國際法原則，其實也是中國自古以來的規矩。英法聯軍與清軍全麵衝突，清方漸漸不支。為挽救敗局，9月21日，鹹豐帝陣前換帥，將欽差大臣怡親王載垣等人撤職，任命能幹的“鬼子六”恭親王為欽差大臣，便宜行事，督辦和局。在作了這些安排後，鹹豐帝於第二天自圓明園逃亡熱河，當然公開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兒“狩獵”。
鹹豐帝的擔心顯然是多餘的，有恭親王留守京城與洋人交涉，中國在作出一些讓步後很快達成了妥協，同意將天津擴大為通商口岸，準許英法兩國招募華工等。
中外妥協達成後，京城已經恢複往昔平靜，隻是鹹豐帝先前醉生夢死花天酒地的圓明園被英法聯軍付之一炬，毀壞慘重。這或許是鹹豐帝不願回鑾的原因之一。鹹豐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趕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鹹豐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與體能大量消耗，終於使這個“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嗚呼，撒手人寰，年僅三十。 叔嫂搭台共創新局
鹹豐帝在生命垂危之際作了兩項政治安排：一是立六歲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二是加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盡心輔弼，讚襄一切政務。這就是所謂顧命八大臣。至於那個小皇帝載淳，就是當年的蘭貴人，現在的懿貴妃那拉氏的親生子，也是鹹豐帝的唯一兒子。
此時，懿貴妃年僅二十六，漫長的守寡生活從此開始。她在皇叔恭親王協助下，與東太後一起領著六歲皇兒同治帝共同治理著這個龐大帝國，表麵上的輝煌與體麵無論如何掩飾不住一個青春少婦的正常欲望。年輕寡婦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獨與寂寞。
鹹豐帝死了，留下了孤兒寡母，懿貴妃很快被小皇兒尊為皇太後。年輕的皇太後變成了西太後，和另一位年輕的東太後一起掌管著這個國家，她們的全部希望也就是這個小皇兒，那是她們生命的全部希望。
然而，在傳統政治架構下，鹹豐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個顧命大臣不僅要輔佐著這個小皇帝，而且好像還要約束著這兩個皇太後。按照那時的製度，皇上的母親當然無權幹政，但那個小皇帝畢竟是她們的兒子啊！再者說，當年順治爺、康熙爺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沒有孝莊皇太後幫助，順治時期怎能那樣順利治理，康熙年間怎能走向輝煌？鹹豐帝的臨終安排對於自己來說，或許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但對大清，對未來，特別是對那個小皇帝，則不盡然。尤其是，鹹豐帝將權力授給了八大臣，而對那個最能幹的六王爺恭親王則排除在外。
顧命八大臣對清廷是忠誠的，對小皇帝也是盡心的，隻是他們似乎受傳統影響太深，不太瞧得起這兩個年輕寡婦。特別是肅順，自以為是鹹豐帝的寵臣，飛揚跋扈，據說為了取得控製朝廷的全部權力，在鹹豐帝在世時就建議除掉懿貴妃；在鹹豐帝去世後，甚至計劃雇用武士圖謀兵變，誅殺懿貴妃。懿貴妃與八大臣特別是肅順之間，已經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態勢，勢不兩立，必有一死。
按理說，肅順可以輕而易舉製服懿貴妃，但他可能太輕敵了，太不把這個年輕寡婦當回事了。他根本想不到，這個年輕寡婦聯絡上不被鹹豐帝信任的六皇叔恭親王，他們聯手之後幾乎沒有怎樣費勁就將八大臣一網打盡，將肅順處死。從此，大清國的政治權力就落入這對叔嫂手中。懿貴妃——此時已被尊稱為皇太後擁有最終權力，六皇叔以議政王身份兼管軍機處，掌握著大清國日常事務的實際權力。
六皇叔恭親王確實是一個能幹的人，他在與洋人打交道的時候改變了對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國如果要改變先前的被動局麵，一定要走向世界，要改革，要學習西方。從此開始，朝廷在恭親王的建議下，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了洋務新政，大清國的麵貌很快煥然一新，一片生機。
大清國的新氣象是恭親王主持的結果。不過如是說來，重用恭親王，那可是慈禧太後的眼力和大度。慈禧太後不僅重用恭親王，而且大膽起用漢大臣，使大清政治氣象為之一新。從1860年開始，中國確實步入一個恢複重振的軌道，正史中的所謂“同光中興”固然有禦用史學的誇張和修飾，但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經過三十年和平發展，確實使綜合國力大幅提升，軍事力量特別是北洋海軍組建成軍，意味著一個比較強大的中國似乎又要在東方崛起了。
中國的恢複當然不能說都是慈禧太後的功勞，但從曆史主義的觀點看，那三十多年畢竟隻有她是始終如一的最高領導者，她可能沒有主動提出過什麽變革方案，但她調動起來了內外臣工的積極性，而且她能有效把握住中國這艘巨輪應該走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慈禧太後既是一個成功女人，又確實是一個非凡女人，是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明智女主。 生命中的缺憾
慈禧太後政治上的成功是巨大的，隻是對於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女子來說，寡居的生活確實令人窒息。好在年輕的慈禧太後有自己的兒子，她看著同治帝漸漸長大，心中的寂寞、孤獨也就不那麽嚴重，何況政治本身又有那樣的誘惑力。
十多年的時間一晃而過。1872年，同治帝十七歲了，長大成人了，也應該親政了。慈禧太後在經過這些年的辛勞，也準備撤簾歸政，頤養天年，歇歇肩了。然而遺憾的是，僅僅三年時間，慈禧太後的這個獨生子，鹹豐帝的唯一龍種同治帝竟然於1875年一命嗚呼，英年早逝，滿打滿算還不到二十周歲。這一年，慈禧太後年四十，正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女人的最大不幸是青年喪夫，中年喪子。這兩件不幸都被慈禧太後遇到了。這真是慈禧太後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是無論多少榮華富貴也無法抵償的。
慈禧太後是個不幸的女人，也是個不幸的母親，而且如果往更深層說，她還是一個不合格的母親。大約是因為鹹豐帝死得太早，年幼的皇子失去了父愛，顯得可憐，這都是慈禧皇太後縱容嬌慣同治帝的理由。在同治帝從幼年到青年的全部曆史中，慈禧太後更多時候采用的是一個年輕寡婦對獨子的溺愛、縱容和聽之任之，使小皇帝在很小年齡就結識了許多不三不四的壞孩子比如宮中的太監，小皇帝在這些佞臣宵小誘惑下不走正道，整日裏嬉戲遊宴，耽溺男寵，甚至常常在幾個小太監悄悄陪伴下溜出皇宮，微服冶遊，整夜整夜在南城琉璃廠、八大胡同等一些茶園酒肆、青樓妓院、花街柳巷盤桓，狎邪淫樂，流連忘返，漸漸走上墮落之路，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時方才鬼不知神不覺潛回宮中，以致有時召見軍機大臣時還處在醉酒狀態，言語失次，且偶爾不知不覺雜以南城猥賤之事，不堪入耳。
小皇帝微服冶遊是個人愛好，不過他似乎也清楚貴為皇上這樣做並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樂時總是擔心遇到熟人，尤其是擔心遇到他的那些“眾愛卿”。作為皇上當然有權冶遊有權私訪，但畢竟同治帝年齡太小，太不適當。同治帝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刻意回避那些具有同好的大臣，因為那樣不是一般的丟失體麵而是太過難堪，或者他也擔心這些“眾愛卿”中的哪個強臣一高興到皇太後那裏告他一狀。
同治帝這些擔心從日常情理層麵都容易理解，因此他冶遊時為了避開眾愛卿，總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帶領下，盡量躲開那些比較高級比較講究的著名妓院，而是盡量去那些“路邊小店”或者那些躲在胡同深處的下等私娼妓館。
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天長日久，也不知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同治帝終於感染上那種不潔之病。死前數日，下部潰爛，臭不可聞，洞見腰腎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瘡，當然官方文書說是天花。天花，是清代皇帝多次遇到過的事情，比較好聽。
同治帝之死當然是慈禧太後溺愛的後果，由此可以證明慈禧太後不是一個合格的母親。這樣不合格的母親在中國傳統社會屢見不鮮。年輕寡婦總是擔心自己的孩子特別是這樣的獨苗被人欺負被人輕視，總是盡最大限度給這樣的獨苗以自由，不願用嚴格的常人規矩去約束，這樣的母親內心深處總覺得沒有父親的孩子已經夠可憐了，為什麽還要過分約束他呢？如果我們將慈禧太後放在一個常人立場去理解，就應該明白她的這一係列遭遇、選擇和普通人其實並沒有什麽兩樣，隻是不幸成為妃子又成為皇後，她的兒子不幸成為皇位繼承人而已。 另一種愛法
慈禧太後的獨子同治帝就這樣死了，沒有留下龍種，無人繼承香火，而且同治帝本人又是獨根獨苗，無兄無弟，因此皇位繼承既不能按照父死子繼的原則自動繼承，也無法采納兄終弟及的特例由親兄弟中推出一個繼承人。大清國突然麵對一個權力繼承的難題。
麵對這樣的難題，各種各樣的方案提出來了，但在權衡利弊後，清廷還是下決心從與皇室血緣最近的血親中選擇皇位繼承人，於是找到了醇親王奕不到五歲的兒子載湉。
找到載湉繼承皇位當然與慈禧太後有關，是皇太後意誌的體現。隻是過去很長時間過於從陰謀論立場看待慈禧太後對權力的貪婪，可能並不合乎曆史真相，並不合乎皇太後的想法。
載湉生於1871年，他的父親醇親王是道光帝第七子，是鹹豐帝的親弟弟，也就是慈禧太後婆家弟弟；載湉就是皇太後的親侄子。從與皇室血緣關係而論，已經沒有自己孩子的慈禧太後隻能找到這樣的近親了，不可能還有比這更親近的人。
而且，從慈禧太後娘家關係說，載湉的母親為慈禧太後的親妹妹，載湉也就是她的親外甥。雙層血緣近親是載湉被慈禧太後看中的主要原因，不存在為了操縱便於控製等什麽理由。
1875年2月25日，年幼的載湉正式過繼到宮中，接替剛剛過世的同治帝，年號光緒，是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
青年喪夫、中年喪子的慈禧太後對於這個過繼過來的小皇帝應該說是真情實意的，她們母子之間的感情絕非那些政治上的反對者，特別是戊戌後政治反對者所說的那樣勢不兩立視若仇讎。果真如此，在任何一個時間段，憑借慈禧太後的權勢和決斷，她都可以坦然找到理由撤換這個小皇帝。
當然，也正如許多領養孩子的中年婦女一樣，慈禧太後和小皇帝在很多年的相處中不可能對所有問題都看法一致，正常的意見分歧即便是親生母子也在所難免，這並不以親生非親生為依據。不過，如果從日常情理層麵去理解他們的母子關係，由於皇上清楚知道自己是領養的，也知道自己的家、國兩個方麵將要擔負的責任，更知道他的這一切都是皇太後給的，因而他對皇太後尊敬、敬畏、敬仰、佩服乃至感恩戴德，都是可以理解的，對於皇太後的交代乃至每一句話，皇上都會照單全收，認真執行，因而其性格或者說其生活習慣中慢慢養成了對皇太後的高度依賴，凡事總會以皇太後的意誌為意誌，並沒有養成怎樣的反叛精神。在這一點上，領養的光緒帝和親生子同治帝，對於慈禧太後來說並沒有本質差別，所謂視同己出，不過如此。
作為一國最尊貴的皇太後，慈禧太後即便沒有任何人提醒，她也知道在同治帝教育問題上的教訓，所以當她領養了這個小皇帝之後，皇太後不可能在同一個問題上犯兩次錯誤。為了培養這個孩子，慈禧太後請了全國最好的老師，對這個小皇帝進行最嚴格的道德品質教育、文化熏陶，慈禧太後內心深處絕對不能容忍小皇帝成為同治帝那樣的紈絝，立誌要將這個小皇帝培養成一代明君，守住大清萬年基業。
光緒帝是慈禧太後的養子，是大清的未來主子，也是老太太下半生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慈禧太後不願繼續嬌慣這個孩子，從人之常情很容易理解，這是任何母親的一種本能。而且，慈禧太後也沒有非常自私地處理與這位未來國家主子的關係，她在小皇帝進宮不久，就開始刻意提拔這個小皇帝的親生父親醇親王，到了1884年，因中法戰爭等一係列問題，用醇親王取代恭親王，成為軍機處首席軍機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領班大臣，全權掌控大清國日常政務。直至1891年去世，醇親王一直位於權力中樞，而此時光緒帝已親政，權力過渡也沒有什麽波折，所以我們不必聽信康有為等人在1898年後傳播的故事，不要相信兩宮之間不共戴天視若仇讎。 再度訓政
光緒帝的童年教育應該說是清朝曆代皇帝中最好的，他的知識素養也是這些皇帝中最棒的。到了1886年，十年苦讀使小皇帝有了很大提升，一個優秀君主已經露出了跡象。這一年，五十一歲的慈禧太後找到光緒帝生身父親醇親王及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商量，爭取讓光緒帝早點親政，當家做主。皇太後理由很簡單，一是皇兒長大了，二是自己也想歇歇了，不想為大清王朝繼續操勞了。五十一歲，在那個人過七十古來稀的年代確實不算小了，過了權力癮的人，且又有把握在未來掌控權力的人，不會對權力格外眷戀。皇太後的心情應該是真誠的。
慈禧太後的建議起初並沒有獲得相關各方認同，然而各種各樣的勸說並沒有改變皇太後的想法。幾經周折，年輕的光緒帝終於在1887年開始親政，慈禧太後在各方殷切要求下答應以後繼續為小皇帝拿拿主意，不過帝國的日常事務處置權還是逐步向小皇帝轉移。慈禧太後在這個事情上做得光明磊落，清廷的各種官方文件對此有著詳盡記載，然而到了1898年秋天，或許因為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太後再度出院訓政，各種傳言開始出現，甚至懷疑皇太後先前撤簾歸政並不真誠。這顯然是不對的，因為假如皇太後不想讓出權力，她可以有無數理由。
執掌大清國朝政已經三十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青年喪夫的寡婦，慈禧太後先是輔助親生兒子同治帝治理這個龐大帝國。親生兒子不在了，又抱養了這個小皇帝，現在小皇帝終於可以親政了，可以自己當家做主治理國家了，作為母親，有什麽可以去懷疑的呢？無論怎樣眷戀權力的人都無法抵製歲月流逝，無法抵禦生活誘惑。慈禧太後確實準備結束一個時代，確實準備頤養天年，過上幾年輕鬆日子。這是人之常情。
然而，大清國的政治現實並沒有滿足慈禧太後的期待。光緒帝親政不幾年，甲午戰爭爆發了，維新運動開始了，為了大清整體利益，慈禧太後不得不再次出山，幫助兒皇帝料理國家大事。
如果僅僅從權力構成說，中國傳統社會一直強調皇權至上、不可分割，皇權中心的一元化幾乎是曆代王朝不得不遵守的原則。晚清政局之所以出現帝後兩宮共同專製的局麵，完全是特殊條件所致。不過，如果我們以客觀立場去觀察慈禧太後在1894年後的作為，也應該承認，她對權力的使用相當克製，她並沒有濫用自己的權力幹預朝政，並沒有越過皇上處理國家大事，她隻是對皇上的決策保持最後否決權。這隻是在替年輕皇帝把把關。所以，盡管經曆了那麽多的政治波折，大風大浪，我們從清代正史中從來沒有讀到皇上對皇太後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後養育之恩和多年來的精心照料、耐心輔助。 一個原本溫馨的感人故事
光緒帝身體不好是一個誰都知道的事實，他不僅自幼體弱多病，更重要的是作為皇上他沒有完成而且永遠無法完成大位傳承，甚至無法對皇後對嬪妃履行一個丈夫應盡的義務。這是男人無法說出口的尷尬，也是光緒帝後來性格稍有扭曲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的腎病由來已久，奇怪的是，他不僅腎功能有問題，而且在大婚前後開始長時期遺精，據他自己說到了1907年就有二十年曆史。一個長期遺精的人當然不利於夫婦生活；一個沒有夫婦生活的人，當然會對性格形成某種程度的扭曲。這是現代心理學所證明的。長時期遺精和長時期腎病對皇上確實構成一個很大困擾，是他後來稍微有點抬不起頭的重要原因。對於這樣一個後輩，慈禧太後能夠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勸勉，還能做什麽呢？我們完全可以想象，慈禧太後隻能從內心深處哀歎自己命太苦，為什麽上帝或者說老天爺要把一切危難一切壞事都留給她呢？青年喪夫、中年喪子，也就罷了。為什麽用幾十年辛辛苦苦領養的這個兒子，這麽聽話，這麽有出息，卻又這樣讓他身體不好，讓他無後，讓他英年早逝呢？
光緒帝的病情大約從1898年秋天逐步惡化，好在他貴為天子，享受著帝國最好的醫療條件，經過宮廷禦醫、天下名醫精心嗬護治療，光緒帝的腎病竟然在那個沒有血液透析醫療條件下存活了十年之久。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誰也沒有想到1908年秋，當政治改革到了最吃緊的關頭，年僅三十八歲的光緒帝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命嗚呼。關於光緒帝的死因，清代正史和醫學專家的意見大體都是正常死亡，是長期受到肺結核、肝髒、心髒、風濕等慢性疾病的侵擾，致使免疫力嚴重下降嚴重缺失，最終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並急性感染而死亡。
曆史巧合之處在於，當光緒帝發病之前一段時間，七十三歲老太太慈禧皇太後也在生日慶典時因吃了一點不合適的東西拉肚子，鬧了好長一段時間。拉肚子在很多時候不會置人於死地，這是對的。但拉肚子嚴重情況下也可以置人以死地，這也是醫學常識。特別是對體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
問題的蹊蹺之處還在於，皇太後的痢疾既然已經好長時間了，如果不發生光緒帝死亡事件，相信皇太後大概也不至於突然不治。光緒帝的死亡對七十三歲的皇太後打擊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太越想越傷心，越想越覺得自己一生太命苦，所有希望均成泡影，所以她在這個養子英年早逝不到一天時間，也就一命嗚呼。
這個解釋來自清代官方正式文件和清宮檔案，大意是說皇太後得知兒皇帝“大行”後，不禁悲從中來，不能自克，以致病勢增劇，遂致死亡。這個解釋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曆史合乎邏輯，唯一不合乎的是中國人最習慣最願意接受的陰謀：一個並非親生的兒子，怎麽可能呢？
清廷的官方解釋見諸《清實錄》及一切官方文書，然而奇怪的是，這個解釋不被大清王朝政治上的反對者所認同，流亡美國的康有為在光緒帝逝世第二天就致電美國總統，要求美國政府帶頭不要承認大清新皇帝，理由就是慈禧太後謀殺了他們那個英明的光緒帝。
康有為的說法當然沒有根據，不要說當年沒有互聯網，即便是今天如此緊密的聯係方式，誰有把握在事件發生第二天得出這樣斬釘截鐵的結論？康有為的說法並不被西方世界所相信，美國政府更不會根據這樣的傳言去抗議中國。
然而奇怪的是，時間過了一百年，康有為終於在現代中國找到了知音。那麽多嚴肅的曆史學家不去相信清宮檔案，反而依據康有為以及當年那些筆記小說作者的指點，論證出光緒帝死於謀殺，死於劇毒。更荒誕的情節還在於，研究者進而推論：這個謀殺光緒帝的人不是別人，就是其養母慈禧太後。陰謀論至此終於坐實，慈禧太後好像被定在了曆史恥辱柱上。其實，這本身就是一個笑話，並非曆史。 <h2>恭親王奕的政治遺言</h2>
1898年5月29日，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臨時分，位於內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內哭聲一片。恭王府的主人，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軍機兼總理衙門領班大臣恭親王奕終於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終年六十六歲。人們普遍相信，依照中國王朝政治政隨人亡的千年規律，隨著恭親王的逝世，中國政治必將發生某些變化。
恭親王奕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為親王。三年後，年僅二十歲的奕充任軍機大臣，開始了他在清廷最高決策層的政治生涯。當1860年英法聯軍向北京進犯的時候，體弱多病的鹹豐帝帶著妻妾親隨一溜煙地逃亡熱河，恭親王奕擔當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負責與聯軍議和。
奕先前與外國人接觸時，總是抱有蔑視態度，並摻和著仇恨與恐懼。當他與西方人的接觸越來越多時，他的態度發生重大改變，開始讚賞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業態度。他同意由英國人李泰國整頓重建中國海關，充分信任英國人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足以證明他對西方、對世界的看法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所以有人送給他一個“鬼子六”的綽號。
英法聯軍導致的外交危機化解後，中外交涉事務日漸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構已無法滿足這種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準恭親王等人的建議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管以往由禮部和理藩院分別執掌的對外事務。中國終於打開通往世界的大門。在此後總理衙門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擔任領班大臣達二十八年之久。
在恭親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與漢族出身的大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後的支持下，修補內部政治秩序，調整對外戰略方針，基本放棄沿襲已久的宗藩朝貢體製，向西方學習，以屈辱的姿態韜光養晦，接受條約體製，致力於和平外交，為大清王朝的恢複與發展贏得了一個難得的外部環境。
和平的外部環境、穩定的國內秩序、相對開放的對外政策，當然有助於中國的發展，經過大約三十年的努力，中國在經濟上修複因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所遭到的破壞，綜合國力與軍事力量雖不能與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相比，但在亞洲的中心地位與大國氣勢畢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恢複，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至少在亞洲尚無其他國家可以取代大清國的地位，中國終於邁出步入“近代”的腳步。恭親王奕由此被譽為“中國第一次近代化運動”的倡導者和踐行者。
在中國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親王奕確實起到過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同時，始終不認為中國在整體上落後於西方，始終相信中國自古相傳的政治體製在經過兩千年的不斷更新後，大有“曆史終結”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國不如西方隻是暫時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國人學習、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學技術，中國必將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極。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奕的期待並沒有變成現實。1894年黃海一戰，舉全國三十年積累創建的北洋海軍頃刻瓦解。緊接著，馬關議和，割地賠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機。人們將矛頭對準恭親王領導的清政府，以為三十年洋務新政不過是一場“跛足”的近代化運動，中國並沒有利用財富增長的機會適時進行政治體製改革，舊有的政治體製束縛了中國的發展，這也是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
洋務新政隻變其末不變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認同，恭親王奕也期待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進行改革，重建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無奈清政府積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論是體力上，還是精神意誌上，他都沒有過去十幾年前的狀態，他在勉為其難地維持著殘局，隻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麽亂子。他甚至考慮過退休，但每當提起這件事情時，總是被各種各樣的原因所羈絆。
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亂子的願望僅僅維持了不到三年時間。1897年底，原本與中國關係還算友好的德國突然不宣而戰出兵強占膠州灣，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此再度高漲，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年輕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標，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國是，從根本上鏟除舊製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憲體製。
康有為的呼籲逐步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喝彩，光緒帝令奕認真研究這些建議。作為穩健的政治家，奕當然無法認同康有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張采納改變大清王朝固有政治體製的激進變革。
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總理衙門例會討論光緒帝的指示。當朝帝師翁同龢竭力讚成光緒帝的看法，以為康有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議盡管有某些不切實際的理想成分，但總的來說還是很有價值的，值得予以重視。至於派遣康有為出洋考察各國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張，當然應該實行。而與康有為有過直接接觸的工部尚書許應騤則認為康有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國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堅決反對派遣康有為出洋考察。雙方爭論不下，無法達成共識，於是奕建議由總理衙門大臣對康有為進行一次麵試，然後再做決定。
根據恭親王的建議，總理衙門大臣於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廳召康有為問話，雙方就中國是否應該進行改革，以及怎樣改革等問題交換看法。所談情況於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緒帝作了報告，翁同龢繼續建議皇上盡快召見康有為，就中國改革與發展等問題直接征求康的看法。
光緒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議，但奕以皇上召見康有為這個級別的小臣不合祖製為由，建議先請康有為將改革方案書麵報告，然後視情況發展而定。
奕的建議合乎體製要求，故而這一建議很難說是反對康有為的變法主張。不過，當變法運動在後來被鎮壓下去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分析失敗原因時總是將奕的反對視為一個重要因素。
事實上，在甲午戰後三年時間裏，奕領導的政府雖然沒有在行政體製改革方麵做出多少工作，但實事求是地說，奕和他的政府對於那些必須進行改革的許多新舉措還是持積極態度的，比如同意貴州學政嚴修的建議創設特科以廣收人才，同意榮祿的建議增練新軍以固國本，開設武科以培養新式軍官等，都具有重要意義。即便對康有為等人創辦的強學會，雖然朝野上下要求嚴厲查封，但奕的處理則比較低調，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青年一代的愛國熱情。
青年一代應該說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輕些，按照他過去的思想傾向，他一定會全力支持這些年輕誌士。不過，奕的生命畢竟已進入最後歲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對康有為的激進主義改革方案完全讚同。他似乎已意識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為的方案進行改革，那麽很可能意味著清朝曆史的終結。
阻止了光緒帝召見康有為，並不能從根本上阻斷皇上與新思潮的接觸，而且更為嚴重的事實是，恭親王奕的病情越來越嚴重，進入5月就基本臥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終點，所以他深為憂慮的還是大清帝國的未來，他期待中國能夠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繼續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後進行太大的動作，更不要聽信那些極端激進主義的建議。
5月26日、27日，慈禧太後和光緒帝多次前往探視恭親王，恭親王也利用這個機會向兩宮表達了自己的憂慮。恭親王希望年輕的皇帝能夠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後，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憲，維係人心，與那些忠誠的大臣們共同商量，治理國家，經武整軍，富國強兵。
恭親王還告訴光緒帝，大清王朝確實應該進行某些方麵的改革，但這種改革隻能是清朝舊有體製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爐灶從頭開始。翁同龢、康有為等人的所謂“從內政根本”進行改革的構想，以及在內廷設立製度局的想法，實際上都是要脫離原有國家權力機關另起爐灶，意在“廢我軍機”。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經驗閱曆，勢必淪為翁同龢、康有為手中的傀儡，那樣不僅對滿洲皇族不利，對大清王朝也極端危險。所以恭親王奕用生命的最後一點力氣阻止光緒帝啟用康有為，稱“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
對於翁同龢，奕根據自己多年共事與了解，以為翁同龢不僅一味誇張，力主開戰，一錯再錯，以致十數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覆於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將國家從甲午戰前的發展坦途引領到現在如此危險境地，德據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龍，法貰廣州灣，此後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這些，實際上都是翁同龢誤導之過。
至於翁同龢的個人人品，恭親王奕從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訴光緒帝和慈禧太後，此人“居心叵測，並及怙權”，如果不對他進行防製，將來一旦他與康有為等人聯手，必將禍及大清王朝。
恭親王的臨終交代引起太後與皇上高度重視，尤其是年輕的光緒帝感到格外惱火，因為被恭親王所不齒的翁同龢畢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師傅。因此光緒帝決定直接試探翁同龢的忠誠度。
對於恭親王的臨終交代，翁同龢在那幾天也有耳聞，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與權勢，就必須與康有為等新維人物一刀兩斷，至少要暫時割斷關係。
5月26日，光緒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為的著作，已有心理準備的翁同龢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矢口否認與康有為有來往，更沒有他的著作。
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緒帝不快，因為皇上清楚地記得正是這位師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薦過康有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夠破格召見康有為，聽聽這位年輕的政治改革家關於中國未來的設計。在翁的反複宣揚下，光緒帝對康有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開始格外留意康有為這班維新誌士的一舉一動，而這位翁師傅也開始“議論專主變法，比前判若兩人”，不再向皇上嘮叨那些儒家倫理，而是“日講西法之良”。可是剛剛三四個月過去，這位翁師傅怎能說他不與康有為往來呢？於是皇上反問道：是什麽原因使你不與康有為往來？翁答道：康有為此人居心叵測。這個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師傅先前竭力推薦的所謂年輕有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變成了“居心叵測”的政治小人，那麽你先前是怎樣考察的？你先前為什麽不詳說？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沒有看到過康有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讀他的《孔子改製考》方才得到這樣的認識。這樣的解釋雖然可以自圓其說，但皇上肯定在認為，這位師傅要麽是在騙他，要麽這位六十九歲的翁師傅確實老了。於是光緒帝決定今天不再與師傅理論，待明日師傅調整好情緒再說。
第二天，光緒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並沒有忘記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樣回答了皇帝的提問：一是康有為居心叵測，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與康有為也沒有什麽往來。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緒帝非常憤怒，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恭親王的判斷是正確的，翁同龢確實居心不良。
這個故事的細節都清楚地記載在翁同龢的日記裏。過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這個故事，但在解讀上認定這表明翁同龢與康有為在學術上確實存在著差別，或者說，翁同龢與光緒帝在用人、治國理念上存在差別，但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這個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為什麽要把這個故事記錄到自己的日記裏，因為遭到皇上的訓斥畢竟不是一件多麽光彩的事，更何況這隻是他們師徒二人之間才知道的事情呢？
其實，這個故事的真實原因就是恭親王的臨終交代，翁同龢自以為聰明矢口否認與康有為往來，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誠實的一麵，驗證了恭親王的評判。
翁同龢已不可信，於是光緒帝在慈禧太後支持下，在恭親王奕去世之後半個月斷然罷黜翁同龢一切職務，對清政府進行大幅度改組，然而卻接受了康有為的建議，明定國是，開啟一個新時代。可惜的是，僅僅一百天，這個新時代就宣告結束。其原因，又可從恭親王的政治遺言中找到答案。 <h2>穿越時空求教袁世凱</h2>
項城袁公世凱先生：
自你大行前後，中國思想界中的一些人為了反對你的帝製自為，創辦了《新青年》，幾年時間由此衍生為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麵貌由此發生極大改觀，我們現在應該怎樣稱呼你，是袁大總統，洪憲大帝；是稱你，還是稱您；是稱袁項城，還是直呼其名稱袁世凱，這都成了問題。我們現在已經將原來的許多稱謂放棄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時候，隻有很不敬地直接稱呼你袁世凱，否則我們的讀者看不懂，也不知說的是誰。這一點還請你寬宏大量想開點。
這幾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陽參加“辛亥革命與袁世凱”學術研討會，這個會既是為了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當然主題也是研討你在這場巨變中究竟具有怎樣的作用。在這個群賢畢至的會議上，大家提出許多有意思的疑問，有的從研究者來說，好像能夠定論；有的則覺得很難說清，或者很難揣摩出你的真實用意。這些事情對你來說，或許是當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許你一語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問題的本質。值此困惑之際，《文史參考》主編有一個令人神往的天才創意，希望穿越時空和你進行一次對話，就一些問題交換看法，所以我就將這次會議上的一些問題稍作梳理，希望能夠用這種特殊形式獲得一些心靈上的啟示。
現在的研究者已經不像過去幾十年那樣不太講道理地將你定性為“竊國大盜”，不再惡意猜測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為，比較接近一致的看法認為你在武昌事變後的言論與行動是大致可取的，至少體現了一種君子風度，大難當頭勇於擔當，不計前嫌出山拯救即將崩潰的大清王朝。當然，現在還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這次出山之後，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黨的力量去壓朝廷，攫取更大權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壓南方，並用逼退清帝作為與南方交往的籌碼，直至將大清王朝變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我們當然知道，你平生最強調對朝廷的忠誠，強調世代報恩的觀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確實說過隻知君憲不知有他，隻有重回君主立憲道路才是中國的正確選項。在你的指示和指揮下，湖北軍政府和那個黎元洪、黃興，也確實被你的誠意所折服，一度承認重回君憲，重建秩序，恢複和平。這確實為和平解決政治危機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
大約正如你當年就指出的那樣，武昌危機以及此後的六省獨立，直至十四省獨立，表麵上都是給朝廷為難，是向朝廷獨立，但仔細分析其本質，他們這些行動都是因為那年5月出現的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幹線兩個重大政策引發的不滿和抗爭。當然，事情的真相現在已經很難複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許真的認為鐵路幹線國有是一項基本正確的政策選擇，對於中國鐵路健康發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對這項政策給予認同和支持，出山後也沒有在這件事情上大動幹戈，隻是從組織上處置了辦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懷，並沒有觸及鐵路幹線國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內閣，你好像也不太認同由這批皇族成員組成一個清一色的親貴內閣、權貴內閣，因為從你後來授命籌組的新內閣名單看，你還是比較傾向於責任政治、有限授權，傾向於專業的、精英的政治組合。隻是現在大家比較困惑的是，為什麽在真正意義的責任內閣出台後，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黃興等造反者大致能夠接受重回君憲之後，大清王朝還是沒有起死回生，還是走上終結走進曆史了呢？
現在有一種解釋是這樣的，不知對否：責任內閣宣布後，政治轉機確實出現，不過，責任內閣隻是實行君憲的第一步，君憲的第二步或者說關鍵其實是由責任內閣組織全國大選，籌組正式國會，直至正式國會召集，由正式國會選舉新的責任內閣，方才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君憲。因此現在相當一批研究者認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決的政治危機，最後走向失敗，可能就是因為皇族、滿洲貴族在正式國會選舉問題上不願再讓步。
按照預備立憲規劃，正式國會召集前的過渡形態是資政院，資政院的兩百個議員有一百個是各省谘議局民選，這一部分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另外一百個“欽定議員”。這些欽定議員有軍功貴族，有納稅大戶，有博學鴻儒，這一部分也沒有問題。據說問題主要出在那為數並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親貴這部分名額，他們擔心將這一部分指標也放到各省競選，這不僅有礙於他們的尊嚴，最主要的是他們有個基本判斷，他們很可能無人當選，選民們僅僅出於對貴族政治的天然敵視，就不會讚成這批貴族繼續當政，就會用選票將他們拉下來。所以滿洲貴族就此進行殊死抗爭，不再妥協，終於使原本極有希望的君主立憲功虧一簣。這當然非常可惜，許多人認為這是後來民國政治長期困擾動蕩的一個根源。
研究者的困惑當然不在這裏。研究者的困惑在於，你和你的同僚那麽聰明，既然能夠軟硬兼施讓南方獨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憲，為什麽沒有為滿洲貴族設置一個退出機製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畢竟隻是人家愛新覺羅家族的天下，這些滿洲貴族的祖先們畢竟是跟隨愛新覺羅打天下坐江山幾百年了，幾百年已經習慣於政治的經濟的特殊權利，你們想用君憲去換取他們的權利，為什麽沒有替他們設計一個替換程序，為什麽沒有想過一個政治上、經濟上的贖買政策呢？
滿洲貴族沒有接受正式國會召集方式，這就逼著中國政治轉向，特別是在南北膠著的大半年時間裏，滿洲貴族不知退讓不知權力分享，這應該是段祺瑞等新軍將領憤怒的根源，也是放棄君憲轉向共和的關鍵。現在研究者大致能夠認同這種轉變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隻是，段祺瑞等人帶有威脅性質的共和呼籲，特別是段祺瑞等新軍將領帶有“黃袍加身”性質地擁戴你為新政府大首領，這在多大程度上帶有你的暗示？假如沒有你的暗示，段祺瑞們敢這樣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嗎？
從現在已有文獻推測，當然無法得出段祺瑞們是由你指使的結論，但是我們不會忘記，你十幾年前就對譚嗣同說過，你帶兵的基本原則是訓練這些官兵對朝廷的忠誠，政治上的訓練大於或者說不小於軍事上的訓練。既然如此，為什麽會在你一手調教的新軍中出現這樣的事情，這是否意味著你在三年賦閑後，已在事實上失去了對新軍係統的絕對控製呢？還是你個人也認為繼續指望滿洲貴族退讓已經不再可能，你們那一代中國人追求和奮鬥了十幾年的君主立憲隻有這樣毀於一旦呢？
當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們在將中國政治帶到另外一條軌道去的同時，也為清廷、為小皇上、為皇太後作了充分考慮，因此方才使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鼓吹十幾年的“驅除韃虜”在這次政治轉折中了無聲息趨於消逝，“韃虜們”沒有像幾百年前的“蒙古韃子”被趕往東三省，這不僅曆史主義地解決了一個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難題，而且在不經意間達成“滿漢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識。這一點確實為後來的現代民族國家貢獻巨大，為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想象空間。假如不是你和新軍將領們如此智慧地解決問題，假如真的將韃虜們驅逐出去，那麽後來固然不會有滿洲國，隻是東三省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究竟會發生什麽樣的變化，會得出什麽樣的結果，恐怕真的很難說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間確實深刻影響曆史進程，南北和談中究竟怎樣從驅除韃虜轉向五族共和，現在的研究者確實不太容易弄清了。這也是對辛亥革命研究和對你的研究中一個比較困惑也是比較吸引人的地方。
南北和談在各方妥協下終於比較完滿地解決了紛爭，除了大清帝國退守紫禁城略有損失外，辛亥參與各方其實大致上說各得其所，隻是我們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維孫中山，那麽為什麽不在民國之後的政治架構中容納孫中山和他的那些同誌呢？從後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殺當然是一個悲劇，這件事情不管是誰幹的，其實都將剛剛建構的民主共和架構打開了一個缺口。而孫中山之所以借著這件事起兵大鬧，除了宋教仁血案這個直接理由外，難道沒有因為你們太過於無視孫中山等人對民國的貢獻？你們為什麽不能將孫中山納入體製，為什麽不能勸說孫中山像宋教仁一樣參與到民主政治建設進程，成為有意義的建設者呢？
而且，還有一點很值得討論，那就是當中華民國創建後，你和你的同僚們為什麽在民國法統中沒有為南京臨時政府保留一點兒法統地位呢？孫中山十幾年來自以為獨創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為什麽根本不入你的法眼，從來不被提及呢？
許多研究者在討論1912—1916年的中國曆史時，真的感慨萬千，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為什麽這樣多災多難，剛剛成立就走向解體，你對共和的誓言言猶在耳，為什麽急不可耐地選擇帝製走向獨裁呢？後來的曆史證明，你可以實行事實上的獨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頂哪怕隻是名義的皇冠。聰明一世的袁大總統已經做到終身總統了，而且一再重申無意於帝製，為什麽到了後來還是把持不住自己呢？
曆史無法遺憾無法後悔。我在閱讀洪憲帝製史料時，深切感覺到自從你住進紫禁城之後，直覺開始變得很遲鈍，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開始用想象代替真實，再加上權力獨大和宵小恭維，使你逐漸錯誤地以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稱要做中國的華盛頓，要為中國開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這一點，不僅你個人在中國曆史在世界曆史上的地位要改寫，中國的曆史麵貌也肯定不一樣。為什麽一個人可以聰明一世，到了關鍵時刻就糊塗一時了呢？看來，製度，隻有製度才能保證一個人不出錯或者少出錯。一個人無論有多大能耐，個人智慧、個人承諾都是靠不住的。這應該是洪憲帝製帶給中國的最大教訓，不知袁大總統以為然否？
專此，敬頌
在另一個世界安寧
馬勇
一個專職研究你生平業績的人
2011年12月11日清晨於安陽旅次
（原載於《文史參考》2012年第02期） <h2>宋教仁這樣的“議會迷”</h2>
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紀念。適值早春，又近清明，撫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偉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憲政的真誠、韌性。
在過去，大多數研究者比較傾向於認為宋教仁是近代中國最堅定的憲政追求者，不惜為憲政獻身。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甚至在“後階級鬥爭”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當多的人覺得宋教仁對憲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與虎謀皮。宋教仁為憲政而死，在許多人看來，有點不值，革命黨隻能用實力說話，沒有實力，沒有槍杆子，清廷不會自動立憲；袁世凱更不會乖乖地接受憲法約束。這種基於階級分析的觀點，不能說不對，但顯然還有重新研究的空間，至少還應從宋教仁本身進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還是不值。
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類中，確實屬於革命黨人，但宋教仁又與絕對的革命黨人孫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孫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體製不具備改革基礎，不具有改革價值，因而孫中山自1894年萌發反清意識後，始終如一堅持到底。當然，孫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猶豫，曆史也沒有給他反悔的機會，自從1895年策動第一次武裝起義，孫中山就與清廷勢不兩立，清廷即便宣布預備立憲了，也不願將孫中山等人赦免。這就將孫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
與孫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於1882年，是十九世紀晚期典型的“八零後”。他們成長的年代，經過大挫折、大波折，他們品嚐過“同光新政”的輝煌與驕傲。緊接著就是甲午戰敗、馬關之恥，就是維新時代，就是義和團戰爭，就是新政改革。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後”成長背景。
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歲的宋教仁前往武漢報考新式學堂。這表明他對傳統士大夫成長道路已失去了興趣，或者說傳統成長道路科舉製度已經意義不大，已不再對宋教仁這代青年構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漢如果不遇到黃興、劉揆一、章士釗、陳天華等人，他或許應該在新學道路上前行。然而當他遇到這幾個人之後，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國為什麽會在1903年之後發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嗎，不是在政治體製、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麵都有很多改革了嗎？既然改革了，為什麽還要革命呢？
這確實是一個悖論。改革本來是為了反製革命，改革本來就是被革命逼出來的。清廷雖說宣布新政了，實行改革了，先前因種種原因而對政治極端冷漠的知識人複蘇了，政治熱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為這樣，當人們的視野已打開，已經知道世界、知道東西洋立憲各國真實情形的時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當然無法滿足革命者的訴求。所以在1903年，不僅宋教仁、黃興等人鬧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鄒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孫中山“一個人的革命”正在逐漸變成一個民族的覺醒。
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謂新政其實隻是一場行政體製的改革，隻是統治集團內部權力的調整，並不是真正的政治體製改革，並不涉及統治權力的弱化或讓渡。這是引起這批革命者不滿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發生前，大家經過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經過1900年義和團戰爭，許多漢人知識分子對於滿洲人極端失望，而新政給予稍微寬鬆的政治空間，遂使這些人有可能將這種失望釋放出來，轉化為一場運動。
再從國際背景看，1900年義和團戰爭留下非常嚴重的後遺症，沙俄乘機占領東三省遲遲不願歸還，也是許多青年知識人對清廷不滿的理由。稍後，日本宣布為中國索要東三省主權而與俄國開戰。更重要的是，東鄰日本竟然以一個小島國打敗了大俄國。不僅如此，對中國人來說，日本贏得日俄戰爭是一個重要指標，使中國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個小島國打敗大中國。日本人少國小，為什麽能在十年內連敗中俄兩個大國，日本究竟憑什麽這樣牛氣，中國為什麽不行？日俄戰爭，尤其是日本人的勝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種的中國人。
正是在這樣一種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國反體製革命者相聚東京，他們先前或許期待過清廷“自改革”，或許是從“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啟發下，他們覺得中國要強盛，要雄起，就必須革命，繼續指望那個不斷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經沒用。中國人必須自己救自己，必須推翻滿洲人在中國的政治統治。這就是宋教仁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這批青年革命家組織成立同盟會，號召散布國內外的革命者聯合起來，擯棄偏見，一致對著清廷，對著滿洲人。同盟會成立是一個重要標誌，是那些熱血青年對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應。
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過來必然反製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則就隻能等著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於日俄戰爭，同樣的道理，日俄戰爭也對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統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國應該能夠戰勝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緩解變革壓力。現在一切都反了，俄國失敗了，俄國也開始革命了，沙皇也隻得宣布改革了。俄國的情形同樣深刻影響著中國。清廷終於感到了變革的壓力，於是在1905年派遣親貴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一年後，宣布預備立憲，發誓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裏重建國家體製。
預備立憲改變了中國曆史進程，追隨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鬧革命的人中，有許多原本就不是堅定的革命者，他們之所以跟著起哄鬧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清廷不思進取不願變革，現在朝廷變革了，同意以日本為藍本君主立憲，他們還有什麽理由繼續革命呢？於是，同盟會領導層相當一批人，如劉師培夫婦、章炳麟等，都在考慮以怎樣一種方式放棄革命，回歸體製，參與變革，或者即便不參與變革，不回歸體製，也不繼續鬧革命了，總應該給朝廷一個機會。於是，中國革命僅僅輝煌了一年多一點時間，就從高潮走到低潮。
在這個過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變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憲政問題，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樣激進地參與革命，主要是因為他遇到了黃興一批革命黨人，和他們做了好朋友，還因為清廷不改革。現在既然清廷開始憲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歸體製的機會，既然革命因預備立憲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當然要考慮自己的前程，考慮自己能為國家做點什麽。這是人之常情。曆史上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革命者，沒有隻知造反不知妥協的革命黨。宋教仁這個轉變很正常，一點兒都不讓人奇怪。
1908年，宋教仁機緣巧合與袁世凱等體製內大員建立了聯係，袁世凱對宋教仁的才華非常欣賞，希望宋教仁回歸體製，參與立憲。然因種種原因，宋教仁並沒有如袁世凱所願，回歸體製。
武昌起義發生後，宋教仁受湖北軍政府邀請，第一時間來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約法》。《鄂州約法》所體現的隻是近代政治必須具備的“三權分立”原則，約法規定新政府以都督為行政中心，都督與議會、司法三權共同構成最高權力中心，行政權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務員行使，立法權屬於議會，司法權歸屬於法司。這套立憲架構的法律體製，與清廷正在進行的君主立憲一脈相承。如果要說區別的話，《鄂州約法》隻是剔除了君主，權力來源屬於人民，不再是君主立憲，而是人民立憲。很顯然，這套思想並不是同盟會，甚至不是華興會的政治主張，反而與袁世凱十多年來提倡、推動的君主立憲改革具有許多契合處，由此也就可預示宋教仁與袁世凱在未來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南京臨時政府是“臨時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袁世凱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麵，中華民國實際上延續了過去十年的憲政改革，隻是君主不再。
宋教仁熱心政治，是因為他的憲政立場。他認為中華民國民主政治其實就是憲法政治，就是憲政。憲政原則在競爭，政治上的合法競爭、和平競爭是民國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須永遠完全放棄，否則不足以沿憲政。
根據這樣的政治理念，宋教仁進入民國更加活躍，他的理想不是閣僚，而是閣揆，所以他按照政黨政治的原則努力打造議會第一大黨，爭取通過和平的議會競爭實現政黨輪替，奪取組閣權。
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對民主憲政的忠誠與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長一段時間，宋教仁就像我們今天能夠在西方民主國家、在台灣大選中看到的那樣，風塵仆仆東奔西走，縱橫捭闔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爭取議會多數，其實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時的政治家一樣，宋教仁也曾操控選舉，比如在湖南選區；也曾與反對者發生肢體衝突，而且不止一次。這些其實都是民主初潮時的正常現象，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一步到位，成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論有多少不足或問題，都必須承認他仍然是中國民主初潮時代的弄潮人，是中國民主政治先驅者之一。
遺憾的是，曆史並沒有讓宋教仁的理想變成現實。當他對議會多數信心滿滿時，一顆罪惡的子彈擊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剛剛開啟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
“宋案”的後續故事令人唏噓，可作多種解讀。但我們看到宋教仁彌留之際依然認為中國不應放棄憲政之路，中國必須告別革命，遠離暴力，相信隻有憲政，才是中國應該追求的千秋大夢；隻有議會，才是政治家應該去的地方。
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夠理由。百年後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們必須承認，中國不僅需要憲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這樣的“議會迷”。中國的政治家隻有被圈進議會的籠子裏，他們才能憑借三寸不爛之舌辯論說理，才能不得動輒動用武力，驚擾百姓。
一個憲政的中國，是宋教仁的期待。紀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進憲政中國從夢想到現實，應該激勵更多政治家放棄鬥爭理念，樂於成為宋教仁那樣的“議會迷”。 <h2>楊度為什麽不懺悔</h2>
楊度（1875—1931）原名承瓚，字皙子，後改名度，湖南湘潭薑佘石塘村人。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奇特的政治家，失後投身截然對立的正治派別，在袁世凱稱帝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底氣何來
楊度是洪憲帝製的策劃師，更是籌安會的組織者和靈魂人物，然而當洪憲帝製遭到國內外反對，袁世凱宣布廢止帝製、重回民國時，楊度於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報》記者發表了一個“詞意堅決”的談話。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製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我楊某的政治主張絕無變更。兄弟我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的一個人，一個字不能增，一個字不能減。大約十年前在日本，孫中山、黃興主張共和，兄弟就發表文章表示反對，以為共和係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諱疾忌醫，實為國家之大不幸。中國的未來，除了君主立憲外，別無解紛醫亂之方。
說到這次洪憲帝製，楊度並不推卸自己的責任。他表示：國體問題這兩年鬧得紛紛攘攘，我楊某確實應該負有主要的責任，既不諉過於人，亦不逃罪於遠方。有報紙說我楊某已經畏罪逃亡，你們親眼看到我跑了嗎？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後，必將前往法庭躬受審判。當然，退一步說，政見不同，亦是共和國民應有的基本權利。
根據記者的觀察，楊度在接受訪談時，態度安閑，並沒有當時報界紛傳畏罪出逃的跡象。侃侃而談中，楊度並不對引起巨大政治動蕩的帝製複辟事件有絲毫悔意，並不認為由此引發的戰爭，他應該負有多大責任。
又過了一個月，袁世凱病逝，楊度在挽聯中對洪憲帝製及其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說得更明白：
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之後，再平是獄；
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複斯言。
如果仔細體會這幅挽聯，我們很容易感覺到，楊度一點不認為自己有錯，他甚至在強硬回應各界指責——他楊度的君憲救國主張沒有錯，如果一定要說有錯的話，就是這個主張沒有得到完整準確地貫徹執行。
那麽，楊度的底氣是從哪兒來的呢？ 君憲救國的理由
從曆史上說，楊度在武昌起義之前很長時間就是一個堅定的君憲主義者，在晚清預備立憲的整個過程中，楊度始終站在君憲主義立場上呼籲、推動並身體力行，有傳言說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報告有幾份便是出自楊度的手筆。這件事的真實性雖說有待考究，但楊度是君憲主義者這個事實沒有一點問題。
楊度那一代中國人中的絕大多數確實相信君憲主義是解救中國的最佳方案，革命隻有在朝廷不願改革的時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隻要朝廷願意改革，就應該支持其重構君主立憲的政治架構，阻止革命發生。我們沒有辦法評估革命與改良誰對誰錯，但事實確實如此——當清廷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後，革命立即陷入低穀，大批革命黨人在朝廷感召下紛紛放棄革命，回歸主流，參與君憲主義的政治變革。
武昌起義、灤州兵諫迫使清廷改“皇族內閣”為真正意義上的內閣，但在怎樣重構國會問題上，清廷中的強硬派和南方獨立各省爭論不休。就在這個非常微妙的時刻，楊度與汪精衛共組“國事共濟會”，以第三者立場調停南北，力主將君憲還是共和的問題提交給“臨時國民會議”去討論。楊度此時似乎並不排斥共和作為一個政治選項，隻是這個選項因為南北僵持，正式國會無法成立，一直沒找到出路。
國事共濟會很快結束了，中華民國很快建立起來。在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下，楊度最初並沒有感到有什麽不合適，然而到了1915年，一戰爆發，日本宣布參戰且出兵中國山東，攫取了德國人在山東的全部權益，並以此逼著中國政府簽字畫押給予認可。更令中國人吃驚的是，日本人的要求遠遠超出德國人在山東的權益，其範圍擴大到了滿洲和蒙古。這就是被稱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確實是中華民國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麵對這樣的外交困境，正確的解決辦法應該是就事論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內政”，也不可期待通過改變內部政治架構去應對外交危局。然而，楊度就在這個微妙的曆史時刻這樣想了，且這樣做了。
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條”及換文，由外交總長陸徵祥與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簽字並交換。就在這個曆史節點上，楊度發表了著名的長篇政論文章《君憲救國論》，上篇詳述君憲救國的理由，中篇分析中華民國總統製的缺點，下篇批評清末的假立憲和民國成立後的民主立憲。經過一番複雜邏輯論證和事實陳述，楊度的結論是，中國如果不能就此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中國終歸於亡國而後已。在楊度看來，以專製之權行立憲之業，方才是中國未來的唯一出路。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楊度在這裏呼喚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憲體製，大約與後來的新權威主義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種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推動政治進步。 學理離事實有多遠
如果僅從學理層麵言，楊度的這些分析並不令人吃驚，因為民主共和畢竟在中國隻有三四年時間，而且這三四年裏確實因為民主共和無法真正落實而帶來很多困擾——二次革命、外交危機、周邊分離主義危機，都在威脅著這個年輕的共和國。這個時候，不僅楊度有這種想法，其實按照許多人的分析，即便後來反對袁世凱帝製複辟最有力量的梁啟超，也並不認為中國的出路就在共和，隻是他認為楊度和袁世凱選擇的時機不對。甚至在先前極端激進的革命陣營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認為袁世凱不可以稱帝，也不認為共和就是中國的唯一選項。章太炎在1913年麵見袁世凱時就說過這樣的意思：袁公稱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夠振作精神發奮為雄，出兵踏平蒙古，讓蒙古回歸，那麽不是袁公願意還是不願意當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當皇帝。
很顯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國那樣的國家都經過無數次反複，那麽對於中國這樣具有悠久帝製傳統的國家，出現一次或者幾次反複應該是一種很正常的情形。所以當時不僅中國人有這樣濃厚的帝製情結，即便來自民主共和國家的美國憲法專家古德諾也在他的一篇研究報告中認為最適宜中國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構，還是君主立憲體製。
古德諾認為，民國建立以來之所以始終無法恢複秩序重建和平，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憲法對總統權力約束太大，使大總統徒有虛名，不能有所作為，因而導致政局不穩。而政局穩定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幾乎成了唯一訴求，中國必須建立一個強固的中央政府，然後才有可能去實施各項政策。
古德諾在1915年接受中國政府委托，就中國未來政治架構進行憲法學的研究，他的結論是，現在正在實行的共和體製並不合乎中國國情，立憲體製下的君主製其實比共和製更為優良。古德諾的這個結論為楊度的“君憲救國論”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旁證。此外，日本憲法學者有賀長雄也有類似論文，都在證明君主製優於共和製。民國建立之後遇到了一次真正的體製威脅。
如果僅從學理層麵而言，楊度以及古德諾、有賀長雄的研究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階段袁世凱也不願冒妨礙學術自由的風險加以幹涉。然而，楊度等人不知適可而止，他很快將這種尚在討論中的不成熟方案轉化為政治實踐。1915年8月14日，楊度串聯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複聯名發起“籌安會”，向全國各省軍民長官發出通電，呼籲就君主還是民主問題進行討論。實際上，此時的楊度和籌安會已不再隻是研究學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現實政治，並對袁世凱產生了嚴重誤導。袁世凱看了楊度的《君憲救國論》，以為很有深度，說到了點子上。及至古德諾、有賀長雄兩文出，袁世凱更覺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決隻能是廢除共和，重建一個君主立憲體製，讓國家政治重回正軌。
袁世凱的理解或許有其合理的一麵，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他的這個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兒子袁克定可能太想當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貼身幕僚、隨從們太懷念幾年前大清帝國的威風了。於是，緊接著的帝製活動演變成了一場鬧劇，梁士詒組織了各省國民請願團，參政院也在這場逆流中隨風而動，擅自決定以“國民代表大會”去決定國體，結果全國一窩蜂進行國體投票，全國“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憲，全體一致“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無比莊重的國體構建，就這樣兒戲一樣的完成了，而一輩子沉穩內斂的袁世凱竟然鬼迷心竅般地相信了這樣的擁戴。
鬧劇即將結束時，梁啟超登高一呼，震驚了全國誌士仁人；蔡鍔雲南首舉義旗，宣布了洪憲王朝的死亡。袁世凱急火攻心，一命嗚呼。楊度逍遙複逍遙，以為自己的理論探討沒有錯，錯就錯在袁世凱的實踐方案不對路。
楊度的堅持遭到各方麵的抨擊，以為無恥。隻是一百年後重新檢討這個事情，又不能不承認楊度的方案與袁世凱後來的方案之間確實存在著巨大差異。楊度自信他的學理研究沒有錯，這不是因為有美國憲法學專家古德諾和日本有賀長雄等人背書，也不是因為舉國狂歡認同了這個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來中國人的艱難探索，是一項共識，所以楊度並不認為他的這個學理研討有什麽錯。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麽錯誤的話，那也是袁公和他身邊的那些幕僚們太沒有用，將一件好事給做砸了。
從曆史層麵看，楊度的辯解不能說毫無道理。隻是楊度忘記了，盡管袁世凱後來的方案與你楊度的最初方案有差異，但如果沒有你的最初方案，沒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國政治會向這個方向轉軌嗎？
一個學者的力量當然不會扭轉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方向，但是一個學者的思考如果從“私”的層麵激活了領導人內心的焦慮，那麽這種思考就有可能轉化為政治實踐。在這種轉化過程中，政治家總是選擇有利於自己的一麵，放棄或者無視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條件。所以，楊度後來不懺悔，古德諾也不認為自己有什麽錯，隻有袁世凱還算誠實，表示責任終歸在自己，畢竟自己擁有最終選擇權。
洪憲帝製和籌安會已成往事，但楊度和籌安會給中國知識人的教訓是深刻的，知識人的學理探討即便與現實政治有關聯，然而畢竟不是一回事，兩者有著非常遙遠的距離。知識人適度矜持永遠都是必要的。 <h2>張謇：別了，皇上</h2>
1898年的政治變革揭開了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序幕，光緒帝雖然沒有明確作出這樣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動已經表明中國要向日本學習，走明治維新的道路，以構建一個君主立憲國家。
隻是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這個計劃被耽擱，直至20世紀初新政再啟，君主立憲重回中國人的視野，也由此湧現出一批職業政治家。他們在後來的政治變動尤其是從立憲向共和的轉變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南通張謇就是影響最大者。 體製內抗爭
張謇曾經對日本的君主立憲長期保持關注。日俄戰爭開打後，他敏銳意識到日本將戰勝俄國，勝敗的關鍵不在國土、人口、兵力，而在體製。日本的立憲體製使其致力於實業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夠的力量與中國、俄國抗衡。
不久之後，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勝，的確證實了張謇的預見。與此同時，體製內的駐外使節如孫寶琦、胡惟德、張德彝及一些督撫朝臣紛紛轉變立場，認為隻有立憲可以防止中國重蹈俄國覆轍。有以他們為代表的立憲派與朝野上下尋求變革的力量推動，更因為在家天下時代，對於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會欣然接受，經過一番討論和考察後，清廷於1906年秋天鄭重宣布預備立憲，爭取用九年時間將中國帶上日本那樣的立憲國家道路。
所謂九年準備其實正表明了一種鄭重其事的態度。清廷希望在確定方向之後腳踏實地、穩步進行，推行“有計劃政治”：先推動官製改革，再參照東西洋各國重定法律，接著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按照當時清政府的規劃，經過這些穩紮穩打的籌備後，立憲大業自然會水到渠成。
對於清廷的穩重方案，焦急的立憲黨人當然有點不太願意接受，他們急切期待用立憲擺脫危機，富國強兵。在清廷預備立憲禦旨頒布不久，張謇與湯壽潛、鄭孝胥等立憲黨人積極活動起來，力促清廷加快立憲步伐。經過反複計議，他們聯絡江浙閩粵等地近300名立憲黨人在上海創辦“預備立憲公會”，出版報刊，宣傳憲政；編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護商人利益，促進工商業健康發展；開辦法政講習所，培養立憲人才。經過這些籌備，預備立憲公會又聯絡其他政治團體，嚐試舉行請願運動，以早日將中國帶上立憲軌道。
張謇和預備立憲公會的領導人確實具有相當能量，他們很快聯絡全國各地十多個相關團體一起向朝廷施壓。麵對如此壓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應，一再重申立憲方向不變，並同意在中央創設資政院，在各省創設谘議局。這是中國幾千年曆史上從未有過的。
各省谘議局和中央資政院為立憲黨人的活動提供了合法平台，張謇等人利用這個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幾年，立憲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各省督撫在谘議局的谘詢、問責下，漸漸覺得不太舒服，甚至有點“官不聊生”的感覺。
從立憲黨人的立場說，谘議局並不是一個完全議會，隻是一個議政機構，並不具有立法資格。各省議員在經過一段時間實踐後，也感到這種準議會性質不利於憲政推行，因此他們格外期待朝廷能夠速開國會，組織責任政府。這就是國會請願運動的來曆。
張謇等人發動的國會請願運動是一種體製內抗爭，在認同體製的前提下建議加速改革。這些建議雖有違於朝廷“有計劃政治”，但其心可嘉，經過幾番爭取奮爭後，朝廷還是在第三次請願發生時作出提前召集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的承諾，決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國會，在此之前先將官製厘定，並預行組織內閣。 最後的善意忠告
此次清廷對九年預備立憲的調整是真誠的，隻是在人們接受了這一調整方案，靜候按部就班厘定官製，特別是預行組織內閣時，卻出了大問題。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13位閣員中竟有9人為皇室或皇族，這無異於軍機處的親貴內閣。皇族內閣一出台，立刻引起立憲黨人普遍反對，張謇也在第一時間敏感意識到清廷的這一舉措不僅違反祖製，而且處理得不好，勢必導致人心皆失，一場巨大的政治動蕩將不可避免。
君主立憲是張謇那一代中國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結果，也是那一代中國人認為最合乎中國的道路，君主專製既然已成曆史，民主立憲又不想要，隻有君主立憲這條路。現在君主立憲弄成這個樣子，滿洲貴族對權力的壟斷已經變得瘋狂而肆無忌憚，這不能不使以張謇為代表的老立憲黨人異常憤怒。
憤怒歸憤怒，出於大局考慮，張謇並未就此與清廷翻臉。而且，傳統的君臣觀念也影響著他，他隻能忍氣吞聲，有話悄悄向皇上說。張謇為此聯係湯壽潛、沈曾植、趙鳳昌等人聯名致信攝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勸告攝政王仿照“鹹同年間”成例，重用漢大臣中有學問有閱曆者，無論如何不能以國家為賭注，放任皇族和“高幹子弟”胡作非為，因為如此壟斷權力，必將喪失人心。
危急時刻，張謇還協同友人前往武漢拜訪湖廣總督。再至彰德，拜訪20多年未見麵的袁世凱，詳細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緊接著，張謇一行入京，與載澤、載洵、載濤、徐世昌、唐紹儀等政要頻繁接觸，並獲攝政王接見。也就是在這次接見中，張謇向攝政王提出了“最後的忠告”，以為當時的外交有三大危險，內政有三大要事。
外交上的三大危險一是中俄伊犁條約；二是宣統五年英日同盟條約期滿；三是美巴拿馬運河告成，必有變故。至於內政三事，一是外省災患疊見，民生困苦，朝廷須知民隱及谘議局事；二是商業困難，朝廷須設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聯合。
張謇麵見攝政王時，出於穩妥，雖然對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體製改革，尤其是皇族內閣、鐵路國有等問題，選擇了在隨後與王室成員的交談中再明白闡釋自己的看法。對四川風起雲湧的保路運動，張謇表示同情，建議載澤盡快與盛宣懷商量，調整方略，無論如何也要將那些集資修路的川民從這個政策的損失中剝離出來，不應該讓他們承擔政策的損失。他提議用中央財政將川民的集資款退回，然後集中力量追查川漢鐵路公司及那些官紳的責任。
在多番努力未見成效後，張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隻有為皇族內閣建言。在京期間，他沒有過多就皇族內閣發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後，很快發表《請新內閣發表政見書》，在不反對皇族內閣前提下，提出三點建議，一是速發內閣新政見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實行閣部會議加強中央各部門之間的溝通；三是建議國務大臣恢複幕府製度，選擇優秀人才進入幕府議政。 轉向共和
很顯然，張謇這樣的立憲黨人對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的反對，還是比較溫和而有節製的。他似乎傾向於相信，大清王朝麵對這樣的政治危機應該能夠化解，秩序應該能夠得到恢複，畢竟這是一個200多年的王朝，經曆過那麽多大風大浪，應當不會在這風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漢因成都保路風潮弄得一片恐慌，張謇還是在10月初到那裏主持一個紡紗廠的開業儀式。
10月10日晚8時，忙碌多天的張謇登上“襄陽丸”順流東下，突然看見武昌草湖門一帶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黨人被查獲處死，他估計這火災或許是鬧事者餘黨報複。船行20裏外猶見火光，此時張謇怎麽也想不到他目睹了那場改變中國曆史進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軍憤怒的火焰，他們不是為昨日被殺者複仇，而是發動了起義，是辛亥革命的開端。
在近代中國，慈禧太後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等因為1898年政治變革失敗，歸罪於皇太後，將其描寫為一個弄權的老太太，一個隻知道欺負那個可憐養子的惡婦；革命黨人孫中山、章炳麟等出於革命大義，倡導排滿革命，也將慈禧太後視為近代中國一切罪惡的淵藪；到了後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了論證“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斷，接受孫中山、康有為等人的看法，對晚清幾十年政治發展持批判態度，對於慈禧太後基本否定；至於民間野史，大都根據這幾種史觀編排慈禧太後的故事，甚者以男權主義立場予以惡意攻擊；最近者則由出版社借著英國青年的夢話編造什麽跨國姐弟戀，更有莫名其妙的專家鼓掌叫好。顯然，這些認知隻是彰顯一種或幾種曆史觀，並不是真實曆史。真實的慈禧太後根本不是這個樣子，她隻是一個女人，一個非凡的女人而已。 一個女人的幸與不幸
慈禧太後，葉赫那拉氏，生於1835年。1852年十七歲時以秀女入宮，稍後晉升為蘭貴人，再後被冊封為懿貴妃。1856年，懿貴妃為鹹豐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載淳，也就是後來的同治帝。母以子貴。這個年輕的女人自然在宮中漸漸得寵，地位漸漸高升漸漸鞏固。這是中國傳統社會誰也沒有辦法的“羨慕忌妒恨”。
從秀女一步一步走來，是機遇，是命運。然而在後來許多好事者看來，這個女人太不尋常了，好像她從一開始就會耍手腕弄權謀。這顯然是一種臆測，是後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試想，貴為一國之尊的鹹豐帝風流倜儻，足智多謀，閱女無數，一個憑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寶座的年輕人，怎麽可能喜歡一個滿腹心事憂慮重重的女人呢？
年輕的蘭貴人或許說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個討人喜愛的小姑娘。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鹹豐帝寵幸的關鍵。至於蘭貴人後來一步一步走上權力巔峰，那是時代使然，是曆史留給她的機遇；而她又緊緊抓住了這個機遇。
蘭貴人是幸運的，因為風流的鹹豐帝畢竟讓她懷上了龍種，而且是唯一的。當這個小皇子出生的時候，蘭貴人剛剛二十一歲，她的夫君也不過二十五歲。這段時光應該是她一生中最為快樂最為得意最無憂無慮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長。“苦命的”鹹豐帝太缺少世界視野了，他在內患太平天國鬧事尚未根除的時候，竟然又偏聽偏信，因為駐京公使及擴大開放、增加通商口岸等問題與列強鬧起了別扭，引發第二次以鴉片為名的戰爭。1860年8月，英法聯軍長驅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試圖攻進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應各項條件。
中國雖然對西方部分開放已經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讓中國成為西方那樣的國家，融為一體，似乎還有很大困難。英法聯軍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會，要求增加天津為通商口岸，要求各帶五千精兵進京換約。
對於還沒有充分經驗與洋人打交道的鹹豐帝和諸位重臣來說，英法兩國的要求委實有點欺人過甚。年輕的鹹豐爺似乎也咽不下這口氣，發誓要禦駕親征，決一勝負。英法兩國的要求是想向中國皇帝親遞國書，中國皇帝的璽書也將由這些來使自己帶回。英法兩國的這些要求今天看來太小兒科了，但在當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認為這些要求違背了大清禮儀，有冒犯之意。鹹豐帝指示：如果這些使臣必欲親遞國書，那麽必須按照大清禮節，拜跪如儀。否則，唯有決一雌雄。
鹹豐帝的態度深刻影響了部屬。9月18日，雙方談判決裂，中方竟順手扣押了對方談判代表巴夏禮及其隨員數十人，引發災難性後果。
兩國交兵不斬來使。這是國際法原則，其實也是中國自古以來的規矩。英法聯軍與清軍全麵衝突，清方漸漸不支。為挽救敗局，9月21日，鹹豐帝陣前換帥，將欽差大臣怡親王載垣等人撤職，任命能幹的“鬼子六”恭親王為欽差大臣，便宜行事，督辦和局。在作了這些安排後，鹹豐帝於第二天自圓明園逃亡熱河，當然公開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兒“狩獵”。
鹹豐帝的擔心顯然是多餘的，有恭親王留守京城與洋人交涉，中國在作出一些讓步後很快達成了妥協，同意將天津擴大為通商口岸，準許英法兩國招募華工等。
中外妥協達成後，京城已經恢複往昔平靜，隻是鹹豐帝先前醉生夢死花天酒地的圓明園被英法聯軍付之一炬，毀壞慘重。這或許是鹹豐帝不願回鑾的原因之一。鹹豐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趕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鹹豐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與體能大量消耗，終於使這個“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嗚呼，撒手人寰，年僅三十。 叔嫂搭台共創新局
鹹豐帝在生命垂危之際作了兩項政治安排：一是立六歲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二是加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盡心輔弼，讚襄一切政務。這就是所謂顧命八大臣。至於那個小皇帝載淳，就是當年的蘭貴人，現在的懿貴妃那拉氏的親生子，也是鹹豐帝的唯一兒子。
此時，懿貴妃年僅二十六，漫長的守寡生活從此開始。她在皇叔恭親王協助下，與東太後一起領著六歲皇兒同治帝共同治理著這個龐大帝國，表麵上的輝煌與體麵無論如何掩飾不住一個青春少婦的正常欲望。年輕寡婦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獨與寂寞。
鹹豐帝死了，留下了孤兒寡母，懿貴妃很快被小皇兒尊為皇太後。年輕的皇太後變成了西太後，和另一位年輕的東太後一起掌管著這個國家，她們的全部希望也就是這個小皇兒，那是她們生命的全部希望。
然而，在傳統政治架構下，鹹豐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個顧命大臣不僅要輔佐著這個小皇帝，而且好像還要約束著這兩個皇太後。按照那時的製度，皇上的母親當然無權幹政，但那個小皇帝畢竟是她們的兒子啊！再者說，當年順治爺、康熙爺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沒有孝莊皇太後幫助，順治時期怎能那樣順利治理，康熙年間怎能走向輝煌？鹹豐帝的臨終安排對於自己來說，或許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但對大清，對未來，特別是對那個小皇帝，則不盡然。尤其是，鹹豐帝將權力授給了八大臣，而對那個最能幹的六王爺恭親王則排除在外。
顧命八大臣對清廷是忠誠的，對小皇帝也是盡心的，隻是他們似乎受傳統影響太深，不太瞧得起這兩個年輕寡婦。特別是肅順，自以為是鹹豐帝的寵臣，飛揚跋扈，據說為了取得控製朝廷的全部權力，在鹹豐帝在世時就建議除掉懿貴妃；在鹹豐帝去世後，甚至計劃雇用武士圖謀兵變，誅殺懿貴妃。懿貴妃與八大臣特別是肅順之間，已經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態勢，勢不兩立，必有一死。
按理說，肅順可以輕而易舉製服懿貴妃，但他可能太輕敵了，太不把這個年輕寡婦當回事了。他根本想不到，這個年輕寡婦聯絡上不被鹹豐帝信任的六皇叔恭親王，他們聯手之後幾乎沒有怎樣費勁就將八大臣一網打盡，將肅順處死。從此，大清國的政治權力就落入這對叔嫂手中。懿貴妃——此時已被尊稱為皇太後擁有最終權力，六皇叔以議政王身份兼管軍機處，掌握著大清國日常事務的實際權力。
六皇叔恭親王確實是一個能幹的人，他在與洋人打交道的時候改變了對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國如果要改變先前的被動局麵，一定要走向世界，要改革，要學習西方。從此開始，朝廷在恭親王的建議下，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了洋務新政，大清國的麵貌很快煥然一新，一片生機。
大清國的新氣象是恭親王主持的結果。不過如是說來，重用恭親王，那可是慈禧太後的眼力和大度。慈禧太後不僅重用恭親王，而且大膽起用漢大臣，使大清政治氣象為之一新。從1860年開始，中國確實步入一個恢複重振的軌道，正史中的所謂“同光中興”固然有禦用史學的誇張和修飾，但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經過三十年和平發展，確實使綜合國力大幅提升，軍事力量特別是北洋海軍組建成軍，意味著一個比較強大的中國似乎又要在東方崛起了。
中國的恢複當然不能說都是慈禧太後的功勞，但從曆史主義的觀點看，那三十多年畢竟隻有她是始終如一的最高領導者，她可能沒有主動提出過什麽變革方案，但她調動起來了內外臣工的積極性，而且她能有效把握住中國這艘巨輪應該走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慈禧太後既是一個成功女人，又確實是一個非凡女人，是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明智女主。 生命中的缺憾
慈禧太後政治上的成功是巨大的，隻是對於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女子來說，寡居的生活確實令人窒息。好在年輕的慈禧太後有自己的兒子，她看著同治帝漸漸長大，心中的寂寞、孤獨也就不那麽嚴重，何況政治本身又有那樣的誘惑力。
十多年的時間一晃而過。1872年，同治帝十七歲了，長大成人了，也應該親政了。慈禧太後在經過這些年的辛勞，也準備撤簾歸政，頤養天年，歇歇肩了。然而遺憾的是，僅僅三年時間，慈禧太後的這個獨生子，鹹豐帝的唯一龍種同治帝竟然於1875年一命嗚呼，英年早逝，滿打滿算還不到二十周歲。這一年，慈禧太後年四十，正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女人的最大不幸是青年喪夫，中年喪子。這兩件不幸都被慈禧太後遇到了。這真是慈禧太後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是無論多少榮華富貴也無法抵償的。
慈禧太後是個不幸的女人，也是個不幸的母親，而且如果往更深層說，她還是一個不合格的母親。大約是因為鹹豐帝死得太早，年幼的皇子失去了父愛，顯得可憐，這都是慈禧皇太後縱容嬌慣同治帝的理由。在同治帝從幼年到青年的全部曆史中，慈禧太後更多時候采用的是一個年輕寡婦對獨子的溺愛、縱容和聽之任之，使小皇帝在很小年齡就結識了許多不三不四的壞孩子比如宮中的太監，小皇帝在這些佞臣宵小誘惑下不走正道，整日裏嬉戲遊宴，耽溺男寵，甚至常常在幾個小太監悄悄陪伴下溜出皇宮，微服冶遊，整夜整夜在南城琉璃廠、八大胡同等一些茶園酒肆、青樓妓院、花街柳巷盤桓，狎邪淫樂，流連忘返，漸漸走上墮落之路，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時方才鬼不知神不覺潛回宮中，以致有時召見軍機大臣時還處在醉酒狀態，言語失次，且偶爾不知不覺雜以南城猥賤之事，不堪入耳。
小皇帝微服冶遊是個人愛好，不過他似乎也清楚貴為皇上這樣做並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樂時總是擔心遇到熟人，尤其是擔心遇到他的那些“眾愛卿”。作為皇上當然有權冶遊有權私訪，但畢竟同治帝年齡太小，太不適當。同治帝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刻意回避那些具有同好的大臣，因為那樣不是一般的丟失體麵而是太過難堪，或者他也擔心這些“眾愛卿”中的哪個強臣一高興到皇太後那裏告他一狀。
同治帝這些擔心從日常情理層麵都容易理解，因此他冶遊時為了避開眾愛卿，總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帶領下，盡量躲開那些比較高級比較講究的著名妓院，而是盡量去那些“路邊小店”或者那些躲在胡同深處的下等私娼妓館。
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天長日久，也不知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同治帝終於感染上那種不潔之病。死前數日，下部潰爛，臭不可聞，洞見腰腎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瘡，當然官方文書說是天花。天花，是清代皇帝多次遇到過的事情，比較好聽。
同治帝之死當然是慈禧太後溺愛的後果，由此可以證明慈禧太後不是一個合格的母親。這樣不合格的母親在中國傳統社會屢見不鮮。年輕寡婦總是擔心自己的孩子特別是這樣的獨苗被人欺負被人輕視，總是盡最大限度給這樣的獨苗以自由，不願用嚴格的常人規矩去約束，這樣的母親內心深處總覺得沒有父親的孩子已經夠可憐了，為什麽還要過分約束他呢？如果我們將慈禧太後放在一個常人立場去理解，就應該明白她的這一係列遭遇、選擇和普通人其實並沒有什麽兩樣，隻是不幸成為妃子又成為皇後，她的兒子不幸成為皇位繼承人而已。 另一種愛法
慈禧太後的獨子同治帝就這樣死了，沒有留下龍種，無人繼承香火，而且同治帝本人又是獨根獨苗，無兄無弟，因此皇位繼承既不能按照父死子繼的原則自動繼承，也無法采納兄終弟及的特例由親兄弟中推出一個繼承人。大清國突然麵對一個權力繼承的難題。
麵對這樣的難題，各種各樣的方案提出來了，但在權衡利弊後，清廷還是下決心從與皇室血緣最近的血親中選擇皇位繼承人，於是找到了醇親王奕不到五歲的兒子載湉。
找到載湉繼承皇位當然與慈禧太後有關，是皇太後意誌的體現。隻是過去很長時間過於從陰謀論立場看待慈禧太後對權力的貪婪，可能並不合乎曆史真相，並不合乎皇太後的想法。
載湉生於1871年，他的父親醇親王是道光帝第七子，是鹹豐帝的親弟弟，也就是慈禧太後婆家弟弟；載湉就是皇太後的親侄子。從與皇室血緣關係而論，已經沒有自己孩子的慈禧太後隻能找到這樣的近親了，不可能還有比這更親近的人。
而且，從慈禧太後娘家關係說，載湉的母親為慈禧太後的親妹妹，載湉也就是她的親外甥。雙層血緣近親是載湉被慈禧太後看中的主要原因，不存在為了操縱便於控製等什麽理由。
1875年2月25日，年幼的載湉正式過繼到宮中，接替剛剛過世的同治帝，年號光緒，是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
青年喪夫、中年喪子的慈禧太後對於這個過繼過來的小皇帝應該說是真情實意的，她們母子之間的感情絕非那些政治上的反對者，特別是戊戌後政治反對者所說的那樣勢不兩立視若仇讎。果真如此，在任何一個時間段，憑借慈禧太後的權勢和決斷，她都可以坦然找到理由撤換這個小皇帝。
當然，也正如許多領養孩子的中年婦女一樣，慈禧太後和小皇帝在很多年的相處中不可能對所有問題都看法一致，正常的意見分歧即便是親生母子也在所難免，這並不以親生非親生為依據。不過，如果從日常情理層麵去理解他們的母子關係，由於皇上清楚知道自己是領養的，也知道自己的家、國兩個方麵將要擔負的責任，更知道他的這一切都是皇太後給的，因而他對皇太後尊敬、敬畏、敬仰、佩服乃至感恩戴德，都是可以理解的，對於皇太後的交代乃至每一句話，皇上都會照單全收，認真執行，因而其性格或者說其生活習慣中慢慢養成了對皇太後的高度依賴，凡事總會以皇太後的意誌為意誌，並沒有養成怎樣的反叛精神。在這一點上，領養的光緒帝和親生子同治帝，對於慈禧太後來說並沒有本質差別，所謂視同己出，不過如此。
作為一國最尊貴的皇太後，慈禧太後即便沒有任何人提醒，她也知道在同治帝教育問題上的教訓，所以當她領養了這個小皇帝之後，皇太後不可能在同一個問題上犯兩次錯誤。為了培養這個孩子，慈禧太後請了全國最好的老師，對這個小皇帝進行最嚴格的道德品質教育、文化熏陶，慈禧太後內心深處絕對不能容忍小皇帝成為同治帝那樣的紈絝，立誌要將這個小皇帝培養成一代明君，守住大清萬年基業。
光緒帝是慈禧太後的養子，是大清的未來主子，也是老太太下半生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慈禧太後不願繼續嬌慣這個孩子，從人之常情很容易理解，這是任何母親的一種本能。而且，慈禧太後也沒有非常自私地處理與這位未來國家主子的關係，她在小皇帝進宮不久，就開始刻意提拔這個小皇帝的親生父親醇親王，到了1884年，因中法戰爭等一係列問題，用醇親王取代恭親王，成為軍機處首席軍機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領班大臣，全權掌控大清國日常政務。直至1891年去世，醇親王一直位於權力中樞，而此時光緒帝已親政，權力過渡也沒有什麽波折，所以我們不必聽信康有為等人在1898年後傳播的故事，不要相信兩宮之間不共戴天視若仇讎。 再度訓政
光緒帝的童年教育應該說是清朝曆代皇帝中最好的，他的知識素養也是這些皇帝中最棒的。到了1886年，十年苦讀使小皇帝有了很大提升，一個優秀君主已經露出了跡象。這一年，五十一歲的慈禧太後找到光緒帝生身父親醇親王及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商量，爭取讓光緒帝早點親政，當家做主。皇太後理由很簡單，一是皇兒長大了，二是自己也想歇歇了，不想為大清王朝繼續操勞了。五十一歲，在那個人過七十古來稀的年代確實不算小了，過了權力癮的人，且又有把握在未來掌控權力的人，不會對權力格外眷戀。皇太後的心情應該是真誠的。
慈禧太後的建議起初並沒有獲得相關各方認同，然而各種各樣的勸說並沒有改變皇太後的想法。幾經周折，年輕的光緒帝終於在1887年開始親政，慈禧太後在各方殷切要求下答應以後繼續為小皇帝拿拿主意，不過帝國的日常事務處置權還是逐步向小皇帝轉移。慈禧太後在這個事情上做得光明磊落，清廷的各種官方文件對此有著詳盡記載，然而到了1898年秋天，或許因為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太後再度出院訓政，各種傳言開始出現，甚至懷疑皇太後先前撤簾歸政並不真誠。這顯然是不對的，因為假如皇太後不想讓出權力，她可以有無數理由。
執掌大清國朝政已經三十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青年喪夫的寡婦，慈禧太後先是輔助親生兒子同治帝治理這個龐大帝國。親生兒子不在了，又抱養了這個小皇帝，現在小皇帝終於可以親政了，可以自己當家做主治理國家了，作為母親，有什麽可以去懷疑的呢？無論怎樣眷戀權力的人都無法抵製歲月流逝，無法抵禦生活誘惑。慈禧太後確實準備結束一個時代，確實準備頤養天年，過上幾年輕鬆日子。這是人之常情。
然而，大清國的政治現實並沒有滿足慈禧太後的期待。光緒帝親政不幾年，甲午戰爭爆發了，維新運動開始了，為了大清整體利益，慈禧太後不得不再次出山，幫助兒皇帝料理國家大事。
如果僅僅從權力構成說，中國傳統社會一直強調皇權至上、不可分割，皇權中心的一元化幾乎是曆代王朝不得不遵守的原則。晚清政局之所以出現帝後兩宮共同專製的局麵，完全是特殊條件所致。不過，如果我們以客觀立場去觀察慈禧太後在1894年後的作為，也應該承認，她對權力的使用相當克製，她並沒有濫用自己的權力幹預朝政，並沒有越過皇上處理國家大事，她隻是對皇上的決策保持最後否決權。這隻是在替年輕皇帝把把關。所以，盡管經曆了那麽多的政治波折，大風大浪，我們從清代正史中從來沒有讀到皇上對皇太後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後養育之恩和多年來的精心照料、耐心輔助。 一個原本溫馨的感人故事
光緒帝身體不好是一個誰都知道的事實，他不僅自幼體弱多病，更重要的是作為皇上他沒有完成而且永遠無法完成大位傳承，甚至無法對皇後對嬪妃履行一個丈夫應盡的義務。這是男人無法說出口的尷尬，也是光緒帝後來性格稍有扭曲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的腎病由來已久，奇怪的是，他不僅腎功能有問題，而且在大婚前後開始長時期遺精，據他自己說到了1907年就有二十年曆史。一個長期遺精的人當然不利於夫婦生活；一個沒有夫婦生活的人，當然會對性格形成某種程度的扭曲。這是現代心理學所證明的。長時期遺精和長時期腎病對皇上確實構成一個很大困擾，是他後來稍微有點抬不起頭的重要原因。對於這樣一個後輩，慈禧太後能夠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勸勉，還能做什麽呢？我們完全可以想象，慈禧太後隻能從內心深處哀歎自己命太苦，為什麽上帝或者說老天爺要把一切危難一切壞事都留給她呢？青年喪夫、中年喪子，也就罷了。為什麽用幾十年辛辛苦苦領養的這個兒子，這麽聽話，這麽有出息，卻又這樣讓他身體不好，讓他無後，讓他英年早逝呢？
光緒帝的病情大約從1898年秋天逐步惡化，好在他貴為天子，享受著帝國最好的醫療條件，經過宮廷禦醫、天下名醫精心嗬護治療，光緒帝的腎病竟然在那個沒有血液透析醫療條件下存活了十年之久。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誰也沒有想到1908年秋，當政治改革到了最吃緊的關頭，年僅三十八歲的光緒帝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命嗚呼。關於光緒帝的死因，清代正史和醫學專家的意見大體都是正常死亡，是長期受到肺結核、肝髒、心髒、風濕等慢性疾病的侵擾，致使免疫力嚴重下降嚴重缺失，最終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並急性感染而死亡。
曆史巧合之處在於，當光緒帝發病之前一段時間，七十三歲老太太慈禧皇太後也在生日慶典時因吃了一點不合適的東西拉肚子，鬧了好長一段時間。拉肚子在很多時候不會置人於死地，這是對的。但拉肚子嚴重情況下也可以置人以死地，這也是醫學常識。特別是對體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
問題的蹊蹺之處還在於，皇太後的痢疾既然已經好長時間了，如果不發生光緒帝死亡事件，相信皇太後大概也不至於突然不治。光緒帝的死亡對七十三歲的皇太後打擊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太越想越傷心，越想越覺得自己一生太命苦，所有希望均成泡影，所以她在這個養子英年早逝不到一天時間，也就一命嗚呼。
這個解釋來自清代官方正式文件和清宮檔案，大意是說皇太後得知兒皇帝“大行”後，不禁悲從中來，不能自克，以致病勢增劇，遂致死亡。這個解釋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曆史合乎邏輯，唯一不合乎的是中國人最習慣最願意接受的陰謀：一個並非親生的兒子，怎麽可能呢？
清廷的官方解釋見諸《清實錄》及一切官方文書，然而奇怪的是，這個解釋不被大清王朝政治上的反對者所認同，流亡美國的康有為在光緒帝逝世第二天就致電美國總統，要求美國政府帶頭不要承認大清新皇帝，理由就是慈禧太後謀殺了他們那個英明的光緒帝。
康有為的說法當然沒有根據，不要說當年沒有互聯網，即便是今天如此緊密的聯係方式，誰有把握在事件發生第二天得出這樣斬釘截鐵的結論？康有為的說法並不被西方世界所相信，美國政府更不會根據這樣的傳言去抗議中國。
然而奇怪的是，時間過了一百年，康有為終於在現代中國找到了知音。那麽多嚴肅的曆史學家不去相信清宮檔案，反而依據康有為以及當年那些筆記小說作者的指點，論證出光緒帝死於謀殺，死於劇毒。更荒誕的情節還在於，研究者進而推論：這個謀殺光緒帝的人不是別人，就是其養母慈禧太後。陰謀論至此終於坐實，慈禧太後好像被定在了曆史恥辱柱上。其實，這本身就是一個笑話，並非曆史。 <h2>恭親王奕的政治遺言</h2>
1898年5月29日，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臨時分，位於內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內哭聲一片。恭王府的主人，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軍機兼總理衙門領班大臣恭親王奕終於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終年六十六歲。人們普遍相信，依照中國王朝政治政隨人亡的千年規律，隨著恭親王的逝世，中國政治必將發生某些變化。
恭親王奕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為親王。三年後，年僅二十歲的奕充任軍機大臣，開始了他在清廷最高決策層的政治生涯。當1860年英法聯軍向北京進犯的時候，體弱多病的鹹豐帝帶著妻妾親隨一溜煙地逃亡熱河，恭親王奕擔當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負責與聯軍議和。
奕先前與外國人接觸時，總是抱有蔑視態度，並摻和著仇恨與恐懼。當他與西方人的接觸越來越多時，他的態度發生重大改變，開始讚賞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業態度。他同意由英國人李泰國整頓重建中國海關，充分信任英國人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足以證明他對西方、對世界的看法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所以有人送給他一個“鬼子六”的綽號。
英法聯軍導致的外交危機化解後，中外交涉事務日漸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構已無法滿足這種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準恭親王等人的建議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管以往由禮部和理藩院分別執掌的對外事務。中國終於打開通往世界的大門。在此後總理衙門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擔任領班大臣達二十八年之久。
在恭親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與漢族出身的大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後的支持下，修補內部政治秩序，調整對外戰略方針，基本放棄沿襲已久的宗藩朝貢體製，向西方學習，以屈辱的姿態韜光養晦，接受條約體製，致力於和平外交，為大清王朝的恢複與發展贏得了一個難得的外部環境。
和平的外部環境、穩定的國內秩序、相對開放的對外政策，當然有助於中國的發展，經過大約三十年的努力，中國在經濟上修複因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所遭到的破壞，綜合國力與軍事力量雖不能與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相比，但在亞洲的中心地位與大國氣勢畢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恢複，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至少在亞洲尚無其他國家可以取代大清國的地位，中國終於邁出步入“近代”的腳步。恭親王奕由此被譽為“中國第一次近代化運動”的倡導者和踐行者。
在中國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親王奕確實起到過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同時，始終不認為中國在整體上落後於西方，始終相信中國自古相傳的政治體製在經過兩千年的不斷更新後，大有“曆史終結”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國不如西方隻是暫時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國人學習、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學技術，中國必將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極。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奕的期待並沒有變成現實。1894年黃海一戰，舉全國三十年積累創建的北洋海軍頃刻瓦解。緊接著，馬關議和，割地賠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機。人們將矛頭對準恭親王領導的清政府，以為三十年洋務新政不過是一場“跛足”的近代化運動，中國並沒有利用財富增長的機會適時進行政治體製改革，舊有的政治體製束縛了中國的發展，這也是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
洋務新政隻變其末不變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認同，恭親王奕也期待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進行改革，重建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無奈清政府積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論是體力上，還是精神意誌上，他都沒有過去十幾年前的狀態，他在勉為其難地維持著殘局，隻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麽亂子。他甚至考慮過退休，但每當提起這件事情時，總是被各種各樣的原因所羈絆。
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亂子的願望僅僅維持了不到三年時間。1897年底，原本與中國關係還算友好的德國突然不宣而戰出兵強占膠州灣，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此再度高漲，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年輕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標，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國是，從根本上鏟除舊製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憲體製。
康有為的呼籲逐步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喝彩，光緒帝令奕認真研究這些建議。作為穩健的政治家，奕當然無法認同康有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張采納改變大清王朝固有政治體製的激進變革。
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總理衙門例會討論光緒帝的指示。當朝帝師翁同龢竭力讚成光緒帝的看法，以為康有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議盡管有某些不切實際的理想成分，但總的來說還是很有價值的，值得予以重視。至於派遣康有為出洋考察各國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張，當然應該實行。而與康有為有過直接接觸的工部尚書許應騤則認為康有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國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堅決反對派遣康有為出洋考察。雙方爭論不下，無法達成共識，於是奕建議由總理衙門大臣對康有為進行一次麵試，然後再做決定。
根據恭親王的建議，總理衙門大臣於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廳召康有為問話，雙方就中國是否應該進行改革，以及怎樣改革等問題交換看法。所談情況於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緒帝作了報告，翁同龢繼續建議皇上盡快召見康有為，就中國改革與發展等問題直接征求康的看法。
光緒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議，但奕以皇上召見康有為這個級別的小臣不合祖製為由，建議先請康有為將改革方案書麵報告，然後視情況發展而定。
奕的建議合乎體製要求，故而這一建議很難說是反對康有為的變法主張。不過，當變法運動在後來被鎮壓下去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分析失敗原因時總是將奕的反對視為一個重要因素。
事實上，在甲午戰後三年時間裏，奕領導的政府雖然沒有在行政體製改革方麵做出多少工作，但實事求是地說，奕和他的政府對於那些必須進行改革的許多新舉措還是持積極態度的，比如同意貴州學政嚴修的建議創設特科以廣收人才，同意榮祿的建議增練新軍以固國本，開設武科以培養新式軍官等，都具有重要意義。即便對康有為等人創辦的強學會，雖然朝野上下要求嚴厲查封，但奕的處理則比較低調，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青年一代的愛國熱情。
青年一代應該說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輕些，按照他過去的思想傾向，他一定會全力支持這些年輕誌士。不過，奕的生命畢竟已進入最後歲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對康有為的激進主義改革方案完全讚同。他似乎已意識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為的方案進行改革，那麽很可能意味著清朝曆史的終結。
阻止了光緒帝召見康有為，並不能從根本上阻斷皇上與新思潮的接觸，而且更為嚴重的事實是，恭親王奕的病情越來越嚴重，進入5月就基本臥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終點，所以他深為憂慮的還是大清帝國的未來，他期待中國能夠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繼續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後進行太大的動作，更不要聽信那些極端激進主義的建議。
5月26日、27日，慈禧太後和光緒帝多次前往探視恭親王，恭親王也利用這個機會向兩宮表達了自己的憂慮。恭親王希望年輕的皇帝能夠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後，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憲，維係人心，與那些忠誠的大臣們共同商量，治理國家，經武整軍，富國強兵。
恭親王還告訴光緒帝，大清王朝確實應該進行某些方麵的改革，但這種改革隻能是清朝舊有體製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爐灶從頭開始。翁同龢、康有為等人的所謂“從內政根本”進行改革的構想，以及在內廷設立製度局的想法，實際上都是要脫離原有國家權力機關另起爐灶，意在“廢我軍機”。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經驗閱曆，勢必淪為翁同龢、康有為手中的傀儡，那樣不僅對滿洲皇族不利，對大清王朝也極端危險。所以恭親王奕用生命的最後一點力氣阻止光緒帝啟用康有為，稱“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
對於翁同龢，奕根據自己多年共事與了解，以為翁同龢不僅一味誇張，力主開戰，一錯再錯，以致十數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覆於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將國家從甲午戰前的發展坦途引領到現在如此危險境地，德據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龍，法貰廣州灣，此後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這些，實際上都是翁同龢誤導之過。
至於翁同龢的個人人品，恭親王奕從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訴光緒帝和慈禧太後，此人“居心叵測，並及怙權”，如果不對他進行防製，將來一旦他與康有為等人聯手，必將禍及大清王朝。
恭親王的臨終交代引起太後與皇上高度重視，尤其是年輕的光緒帝感到格外惱火，因為被恭親王所不齒的翁同龢畢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師傅。因此光緒帝決定直接試探翁同龢的忠誠度。
對於恭親王的臨終交代，翁同龢在那幾天也有耳聞，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與權勢，就必須與康有為等新維人物一刀兩斷，至少要暫時割斷關係。
5月26日，光緒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為的著作，已有心理準備的翁同龢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矢口否認與康有為有來往，更沒有他的著作。
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緒帝不快，因為皇上清楚地記得正是這位師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薦過康有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夠破格召見康有為，聽聽這位年輕的政治改革家關於中國未來的設計。在翁的反複宣揚下，光緒帝對康有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開始格外留意康有為這班維新誌士的一舉一動，而這位翁師傅也開始“議論專主變法，比前判若兩人”，不再向皇上嘮叨那些儒家倫理，而是“日講西法之良”。可是剛剛三四個月過去，這位翁師傅怎能說他不與康有為往來呢？於是皇上反問道：是什麽原因使你不與康有為往來？翁答道：康有為此人居心叵測。這個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師傅先前竭力推薦的所謂年輕有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變成了“居心叵測”的政治小人，那麽你先前是怎樣考察的？你先前為什麽不詳說？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沒有看到過康有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讀他的《孔子改製考》方才得到這樣的認識。這樣的解釋雖然可以自圓其說，但皇上肯定在認為，這位師傅要麽是在騙他，要麽這位六十九歲的翁師傅確實老了。於是光緒帝決定今天不再與師傅理論，待明日師傅調整好情緒再說。
第二天，光緒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並沒有忘記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樣回答了皇帝的提問：一是康有為居心叵測，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與康有為也沒有什麽往來。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緒帝非常憤怒，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恭親王的判斷是正確的，翁同龢確實居心不良。
這個故事的細節都清楚地記載在翁同龢的日記裏。過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這個故事，但在解讀上認定這表明翁同龢與康有為在學術上確實存在著差別，或者說，翁同龢與光緒帝在用人、治國理念上存在差別，但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這個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為什麽要把這個故事記錄到自己的日記裏，因為遭到皇上的訓斥畢竟不是一件多麽光彩的事，更何況這隻是他們師徒二人之間才知道的事情呢？
其實，這個故事的真實原因就是恭親王的臨終交代，翁同龢自以為聰明矢口否認與康有為往來，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誠實的一麵，驗證了恭親王的評判。
翁同龢已不可信，於是光緒帝在慈禧太後支持下，在恭親王奕去世之後半個月斷然罷黜翁同龢一切職務，對清政府進行大幅度改組，然而卻接受了康有為的建議，明定國是，開啟一個新時代。可惜的是，僅僅一百天，這個新時代就宣告結束。其原因，又可從恭親王的政治遺言中找到答案。 <h2>穿越時空求教袁世凱</h2>
項城袁公世凱先生：
自你大行前後，中國思想界中的一些人為了反對你的帝製自為，創辦了《新青年》，幾年時間由此衍生為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麵貌由此發生極大改觀，我們現在應該怎樣稱呼你，是袁大總統，洪憲大帝；是稱你，還是稱您；是稱袁項城，還是直呼其名稱袁世凱，這都成了問題。我們現在已經將原來的許多稱謂放棄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時候，隻有很不敬地直接稱呼你袁世凱，否則我們的讀者看不懂，也不知說的是誰。這一點還請你寬宏大量想開點。
這幾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陽參加“辛亥革命與袁世凱”學術研討會，這個會既是為了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當然主題也是研討你在這場巨變中究竟具有怎樣的作用。在這個群賢畢至的會議上，大家提出許多有意思的疑問，有的從研究者來說，好像能夠定論；有的則覺得很難說清，或者很難揣摩出你的真實用意。這些事情對你來說，或許是當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許你一語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問題的本質。值此困惑之際，《文史參考》主編有一個令人神往的天才創意，希望穿越時空和你進行一次對話，就一些問題交換看法，所以我就將這次會議上的一些問題稍作梳理，希望能夠用這種特殊形式獲得一些心靈上的啟示。
現在的研究者已經不像過去幾十年那樣不太講道理地將你定性為“竊國大盜”，不再惡意猜測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為，比較接近一致的看法認為你在武昌事變後的言論與行動是大致可取的，至少體現了一種君子風度，大難當頭勇於擔當，不計前嫌出山拯救即將崩潰的大清王朝。當然，現在還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這次出山之後，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黨的力量去壓朝廷，攫取更大權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壓南方，並用逼退清帝作為與南方交往的籌碼，直至將大清王朝變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我們當然知道，你平生最強調對朝廷的忠誠，強調世代報恩的觀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確實說過隻知君憲不知有他，隻有重回君主立憲道路才是中國的正確選項。在你的指示和指揮下，湖北軍政府和那個黎元洪、黃興，也確實被你的誠意所折服，一度承認重回君憲，重建秩序，恢複和平。這確實為和平解決政治危機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
大約正如你當年就指出的那樣，武昌危機以及此後的六省獨立，直至十四省獨立，表麵上都是給朝廷為難，是向朝廷獨立，但仔細分析其本質，他們這些行動都是因為那年5月出現的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幹線兩個重大政策引發的不滿和抗爭。當然，事情的真相現在已經很難複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許真的認為鐵路幹線國有是一項基本正確的政策選擇，對於中國鐵路健康發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對這項政策給予認同和支持，出山後也沒有在這件事情上大動幹戈，隻是從組織上處置了辦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懷，並沒有觸及鐵路幹線國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內閣，你好像也不太認同由這批皇族成員組成一個清一色的親貴內閣、權貴內閣，因為從你後來授命籌組的新內閣名單看，你還是比較傾向於責任政治、有限授權，傾向於專業的、精英的政治組合。隻是現在大家比較困惑的是，為什麽在真正意義的責任內閣出台後，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黃興等造反者大致能夠接受重回君憲之後，大清王朝還是沒有起死回生，還是走上終結走進曆史了呢？
現在有一種解釋是這樣的，不知對否：責任內閣宣布後，政治轉機確實出現，不過，責任內閣隻是實行君憲的第一步，君憲的第二步或者說關鍵其實是由責任內閣組織全國大選，籌組正式國會，直至正式國會召集，由正式國會選舉新的責任內閣，方才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君憲。因此現在相當一批研究者認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決的政治危機，最後走向失敗，可能就是因為皇族、滿洲貴族在正式國會選舉問題上不願再讓步。
按照預備立憲規劃，正式國會召集前的過渡形態是資政院，資政院的兩百個議員有一百個是各省谘議局民選，這一部分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另外一百個“欽定議員”。這些欽定議員有軍功貴族，有納稅大戶，有博學鴻儒，這一部分也沒有問題。據說問題主要出在那為數並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親貴這部分名額，他們擔心將這一部分指標也放到各省競選，這不僅有礙於他們的尊嚴，最主要的是他們有個基本判斷，他們很可能無人當選，選民們僅僅出於對貴族政治的天然敵視，就不會讚成這批貴族繼續當政，就會用選票將他們拉下來。所以滿洲貴族就此進行殊死抗爭，不再妥協，終於使原本極有希望的君主立憲功虧一簣。這當然非常可惜，許多人認為這是後來民國政治長期困擾動蕩的一個根源。
研究者的困惑當然不在這裏。研究者的困惑在於，你和你的同僚那麽聰明，既然能夠軟硬兼施讓南方獨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憲，為什麽沒有為滿洲貴族設置一個退出機製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畢竟隻是人家愛新覺羅家族的天下，這些滿洲貴族的祖先們畢竟是跟隨愛新覺羅打天下坐江山幾百年了，幾百年已經習慣於政治的經濟的特殊權利，你們想用君憲去換取他們的權利，為什麽沒有替他們設計一個替換程序，為什麽沒有想過一個政治上、經濟上的贖買政策呢？
滿洲貴族沒有接受正式國會召集方式，這就逼著中國政治轉向，特別是在南北膠著的大半年時間裏，滿洲貴族不知退讓不知權力分享，這應該是段祺瑞等新軍將領憤怒的根源，也是放棄君憲轉向共和的關鍵。現在研究者大致能夠認同這種轉變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隻是，段祺瑞等人帶有威脅性質的共和呼籲，特別是段祺瑞等新軍將領帶有“黃袍加身”性質地擁戴你為新政府大首領，這在多大程度上帶有你的暗示？假如沒有你的暗示，段祺瑞們敢這樣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嗎？
從現在已有文獻推測，當然無法得出段祺瑞們是由你指使的結論，但是我們不會忘記，你十幾年前就對譚嗣同說過，你帶兵的基本原則是訓練這些官兵對朝廷的忠誠，政治上的訓練大於或者說不小於軍事上的訓練。既然如此，為什麽會在你一手調教的新軍中出現這樣的事情，這是否意味著你在三年賦閑後，已在事實上失去了對新軍係統的絕對控製呢？還是你個人也認為繼續指望滿洲貴族退讓已經不再可能，你們那一代中國人追求和奮鬥了十幾年的君主立憲隻有這樣毀於一旦呢？
當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們在將中國政治帶到另外一條軌道去的同時，也為清廷、為小皇上、為皇太後作了充分考慮，因此方才使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鼓吹十幾年的“驅除韃虜”在這次政治轉折中了無聲息趨於消逝，“韃虜們”沒有像幾百年前的“蒙古韃子”被趕往東三省，這不僅曆史主義地解決了一個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難題，而且在不經意間達成“滿漢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識。這一點確實為後來的現代民族國家貢獻巨大，為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想象空間。假如不是你和新軍將領們如此智慧地解決問題，假如真的將韃虜們驅逐出去，那麽後來固然不會有滿洲國，隻是東三省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究竟會發生什麽樣的變化，會得出什麽樣的結果，恐怕真的很難說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間確實深刻影響曆史進程，南北和談中究竟怎樣從驅除韃虜轉向五族共和，現在的研究者確實不太容易弄清了。這也是對辛亥革命研究和對你的研究中一個比較困惑也是比較吸引人的地方。
南北和談在各方妥協下終於比較完滿地解決了紛爭，除了大清帝國退守紫禁城略有損失外，辛亥參與各方其實大致上說各得其所，隻是我們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維孫中山，那麽為什麽不在民國之後的政治架構中容納孫中山和他的那些同誌呢？從後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殺當然是一個悲劇，這件事情不管是誰幹的，其實都將剛剛建構的民主共和架構打開了一個缺口。而孫中山之所以借著這件事起兵大鬧，除了宋教仁血案這個直接理由外，難道沒有因為你們太過於無視孫中山等人對民國的貢獻？你們為什麽不能將孫中山納入體製，為什麽不能勸說孫中山像宋教仁一樣參與到民主政治建設進程，成為有意義的建設者呢？
而且，還有一點很值得討論，那就是當中華民國創建後，你和你的同僚們為什麽在民國法統中沒有為南京臨時政府保留一點兒法統地位呢？孫中山十幾年來自以為獨創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為什麽根本不入你的法眼，從來不被提及呢？
許多研究者在討論1912—1916年的中國曆史時，真的感慨萬千，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為什麽這樣多災多難，剛剛成立就走向解體，你對共和的誓言言猶在耳，為什麽急不可耐地選擇帝製走向獨裁呢？後來的曆史證明，你可以實行事實上的獨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頂哪怕隻是名義的皇冠。聰明一世的袁大總統已經做到終身總統了，而且一再重申無意於帝製，為什麽到了後來還是把持不住自己呢？
曆史無法遺憾無法後悔。我在閱讀洪憲帝製史料時，深切感覺到自從你住進紫禁城之後，直覺開始變得很遲鈍，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開始用想象代替真實，再加上權力獨大和宵小恭維，使你逐漸錯誤地以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稱要做中國的華盛頓，要為中國開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這一點，不僅你個人在中國曆史在世界曆史上的地位要改寫，中國的曆史麵貌也肯定不一樣。為什麽一個人可以聰明一世，到了關鍵時刻就糊塗一時了呢？看來，製度，隻有製度才能保證一個人不出錯或者少出錯。一個人無論有多大能耐，個人智慧、個人承諾都是靠不住的。這應該是洪憲帝製帶給中國的最大教訓，不知袁大總統以為然否？
專此，敬頌
在另一個世界安寧
馬勇
一個專職研究你生平業績的人
2011年12月11日清晨於安陽旅次
（原載於《文史參考》2012年第02期） <h2>宋教仁這樣的“議會迷”</h2>
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紀念。適值早春，又近清明，撫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偉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憲政的真誠、韌性。
在過去，大多數研究者比較傾向於認為宋教仁是近代中國最堅定的憲政追求者，不惜為憲政獻身。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甚至在“後階級鬥爭”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當多的人覺得宋教仁對憲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與虎謀皮。宋教仁為憲政而死，在許多人看來，有點不值，革命黨隻能用實力說話，沒有實力，沒有槍杆子，清廷不會自動立憲；袁世凱更不會乖乖地接受憲法約束。這種基於階級分析的觀點，不能說不對，但顯然還有重新研究的空間，至少還應從宋教仁本身進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還是不值。
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類中，確實屬於革命黨人，但宋教仁又與絕對的革命黨人孫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孫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體製不具備改革基礎，不具有改革價值，因而孫中山自1894年萌發反清意識後，始終如一堅持到底。當然，孫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猶豫，曆史也沒有給他反悔的機會，自從1895年策動第一次武裝起義，孫中山就與清廷勢不兩立，清廷即便宣布預備立憲了，也不願將孫中山等人赦免。這就將孫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
與孫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於1882年，是十九世紀晚期典型的“八零後”。他們成長的年代，經過大挫折、大波折，他們品嚐過“同光新政”的輝煌與驕傲。緊接著就是甲午戰敗、馬關之恥，就是維新時代，就是義和團戰爭，就是新政改革。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後”成長背景。
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歲的宋教仁前往武漢報考新式學堂。這表明他對傳統士大夫成長道路已失去了興趣，或者說傳統成長道路科舉製度已經意義不大，已不再對宋教仁這代青年構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漢如果不遇到黃興、劉揆一、章士釗、陳天華等人，他或許應該在新學道路上前行。然而當他遇到這幾個人之後，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國為什麽會在1903年之後發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嗎，不是在政治體製、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麵都有很多改革了嗎？既然改革了，為什麽還要革命呢？
這確實是一個悖論。改革本來是為了反製革命，改革本來就是被革命逼出來的。清廷雖說宣布新政了，實行改革了，先前因種種原因而對政治極端冷漠的知識人複蘇了，政治熱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為這樣，當人們的視野已打開，已經知道世界、知道東西洋立憲各國真實情形的時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當然無法滿足革命者的訴求。所以在1903年，不僅宋教仁、黃興等人鬧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鄒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孫中山“一個人的革命”正在逐漸變成一個民族的覺醒。
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謂新政其實隻是一場行政體製的改革，隻是統治集團內部權力的調整，並不是真正的政治體製改革，並不涉及統治權力的弱化或讓渡。這是引起這批革命者不滿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發生前，大家經過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經過1900年義和團戰爭，許多漢人知識分子對於滿洲人極端失望，而新政給予稍微寬鬆的政治空間，遂使這些人有可能將這種失望釋放出來，轉化為一場運動。
再從國際背景看，1900年義和團戰爭留下非常嚴重的後遺症，沙俄乘機占領東三省遲遲不願歸還，也是許多青年知識人對清廷不滿的理由。稍後，日本宣布為中國索要東三省主權而與俄國開戰。更重要的是，東鄰日本竟然以一個小島國打敗了大俄國。不僅如此，對中國人來說，日本贏得日俄戰爭是一個重要指標，使中國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個小島國打敗大中國。日本人少國小，為什麽能在十年內連敗中俄兩個大國，日本究竟憑什麽這樣牛氣，中國為什麽不行？日俄戰爭，尤其是日本人的勝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種的中國人。
正是在這樣一種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國反體製革命者相聚東京，他們先前或許期待過清廷“自改革”，或許是從“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啟發下，他們覺得中國要強盛，要雄起，就必須革命，繼續指望那個不斷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經沒用。中國人必須自己救自己，必須推翻滿洲人在中國的政治統治。這就是宋教仁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這批青年革命家組織成立同盟會，號召散布國內外的革命者聯合起來，擯棄偏見，一致對著清廷，對著滿洲人。同盟會成立是一個重要標誌，是那些熱血青年對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應。
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過來必然反製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則就隻能等著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於日俄戰爭，同樣的道理，日俄戰爭也對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統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國應該能夠戰勝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緩解變革壓力。現在一切都反了，俄國失敗了，俄國也開始革命了，沙皇也隻得宣布改革了。俄國的情形同樣深刻影響著中國。清廷終於感到了變革的壓力，於是在1905年派遣親貴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一年後，宣布預備立憲，發誓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裏重建國家體製。
預備立憲改變了中國曆史進程，追隨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鬧革命的人中，有許多原本就不是堅定的革命者，他們之所以跟著起哄鬧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清廷不思進取不願變革，現在朝廷變革了，同意以日本為藍本君主立憲，他們還有什麽理由繼續革命呢？於是，同盟會領導層相當一批人，如劉師培夫婦、章炳麟等，都在考慮以怎樣一種方式放棄革命，回歸體製，參與變革，或者即便不參與變革，不回歸體製，也不繼續鬧革命了，總應該給朝廷一個機會。於是，中國革命僅僅輝煌了一年多一點時間，就從高潮走到低潮。
在這個過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變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憲政問題，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樣激進地參與革命，主要是因為他遇到了黃興一批革命黨人，和他們做了好朋友，還因為清廷不改革。現在既然清廷開始憲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歸體製的機會，既然革命因預備立憲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當然要考慮自己的前程，考慮自己能為國家做點什麽。這是人之常情。曆史上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革命者，沒有隻知造反不知妥協的革命黨。宋教仁這個轉變很正常，一點兒都不讓人奇怪。
1908年，宋教仁機緣巧合與袁世凱等體製內大員建立了聯係，袁世凱對宋教仁的才華非常欣賞，希望宋教仁回歸體製，參與立憲。然因種種原因，宋教仁並沒有如袁世凱所願，回歸體製。
武昌起義發生後，宋教仁受湖北軍政府邀請，第一時間來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約法》。《鄂州約法》所體現的隻是近代政治必須具備的“三權分立”原則，約法規定新政府以都督為行政中心，都督與議會、司法三權共同構成最高權力中心，行政權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務員行使，立法權屬於議會，司法權歸屬於法司。這套立憲架構的法律體製，與清廷正在進行的君主立憲一脈相承。如果要說區別的話，《鄂州約法》隻是剔除了君主，權力來源屬於人民，不再是君主立憲，而是人民立憲。很顯然，這套思想並不是同盟會，甚至不是華興會的政治主張，反而與袁世凱十多年來提倡、推動的君主立憲改革具有許多契合處，由此也就可預示宋教仁與袁世凱在未來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南京臨時政府是“臨時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袁世凱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麵，中華民國實際上延續了過去十年的憲政改革，隻是君主不再。
宋教仁熱心政治，是因為他的憲政立場。他認為中華民國民主政治其實就是憲法政治，就是憲政。憲政原則在競爭，政治上的合法競爭、和平競爭是民國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須永遠完全放棄，否則不足以沿憲政。
根據這樣的政治理念，宋教仁進入民國更加活躍，他的理想不是閣僚，而是閣揆，所以他按照政黨政治的原則努力打造議會第一大黨，爭取通過和平的議會競爭實現政黨輪替，奪取組閣權。
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對民主憲政的忠誠與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長一段時間，宋教仁就像我們今天能夠在西方民主國家、在台灣大選中看到的那樣，風塵仆仆東奔西走，縱橫捭闔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爭取議會多數，其實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時的政治家一樣，宋教仁也曾操控選舉，比如在湖南選區；也曾與反對者發生肢體衝突，而且不止一次。這些其實都是民主初潮時的正常現象，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一步到位，成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論有多少不足或問題，都必須承認他仍然是中國民主初潮時代的弄潮人，是中國民主政治先驅者之一。
遺憾的是，曆史並沒有讓宋教仁的理想變成現實。當他對議會多數信心滿滿時，一顆罪惡的子彈擊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剛剛開啟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
“宋案”的後續故事令人唏噓，可作多種解讀。但我們看到宋教仁彌留之際依然認為中國不應放棄憲政之路，中國必須告別革命，遠離暴力，相信隻有憲政，才是中國應該追求的千秋大夢；隻有議會，才是政治家應該去的地方。
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夠理由。百年後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們必須承認，中國不僅需要憲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這樣的“議會迷”。中國的政治家隻有被圈進議會的籠子裏，他們才能憑借三寸不爛之舌辯論說理，才能不得動輒動用武力，驚擾百姓。
一個憲政的中國，是宋教仁的期待。紀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進憲政中國從夢想到現實，應該激勵更多政治家放棄鬥爭理念，樂於成為宋教仁那樣的“議會迷”。 <h2>楊度為什麽不懺悔</h2>
楊度（1875—1931）原名承瓚，字皙子，後改名度，湖南湘潭薑佘石塘村人。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奇特的政治家，失後投身截然對立的正治派別，在袁世凱稱帝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底氣何來
楊度是洪憲帝製的策劃師，更是籌安會的組織者和靈魂人物，然而當洪憲帝製遭到國內外反對，袁世凱宣布廢止帝製、重回民國時，楊度於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報》記者發表了一個“詞意堅決”的談話。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製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我楊某的政治主張絕無變更。兄弟我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的一個人，一個字不能增，一個字不能減。大約十年前在日本，孫中山、黃興主張共和，兄弟就發表文章表示反對，以為共和係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諱疾忌醫，實為國家之大不幸。中國的未來，除了君主立憲外，別無解紛醫亂之方。
說到這次洪憲帝製，楊度並不推卸自己的責任。他表示：國體問題這兩年鬧得紛紛攘攘，我楊某確實應該負有主要的責任，既不諉過於人，亦不逃罪於遠方。有報紙說我楊某已經畏罪逃亡，你們親眼看到我跑了嗎？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後，必將前往法庭躬受審判。當然，退一步說，政見不同，亦是共和國民應有的基本權利。
根據記者的觀察，楊度在接受訪談時，態度安閑，並沒有當時報界紛傳畏罪出逃的跡象。侃侃而談中，楊度並不對引起巨大政治動蕩的帝製複辟事件有絲毫悔意，並不認為由此引發的戰爭，他應該負有多大責任。
又過了一個月，袁世凱病逝，楊度在挽聯中對洪憲帝製及其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說得更明白：
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之後，再平是獄；
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複斯言。
如果仔細體會這幅挽聯，我們很容易感覺到，楊度一點不認為自己有錯，他甚至在強硬回應各界指責——他楊度的君憲救國主張沒有錯，如果一定要說有錯的話，就是這個主張沒有得到完整準確地貫徹執行。
那麽，楊度的底氣是從哪兒來的呢？ 君憲救國的理由
從曆史上說，楊度在武昌起義之前很長時間就是一個堅定的君憲主義者，在晚清預備立憲的整個過程中，楊度始終站在君憲主義立場上呼籲、推動並身體力行，有傳言說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報告有幾份便是出自楊度的手筆。這件事的真實性雖說有待考究，但楊度是君憲主義者這個事實沒有一點問題。
楊度那一代中國人中的絕大多數確實相信君憲主義是解救中國的最佳方案，革命隻有在朝廷不願改革的時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隻要朝廷願意改革，就應該支持其重構君主立憲的政治架構，阻止革命發生。我們沒有辦法評估革命與改良誰對誰錯，但事實確實如此——當清廷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後，革命立即陷入低穀，大批革命黨人在朝廷感召下紛紛放棄革命，回歸主流，參與君憲主義的政治變革。
武昌起義、灤州兵諫迫使清廷改“皇族內閣”為真正意義上的內閣，但在怎樣重構國會問題上，清廷中的強硬派和南方獨立各省爭論不休。就在這個非常微妙的時刻，楊度與汪精衛共組“國事共濟會”，以第三者立場調停南北，力主將君憲還是共和的問題提交給“臨時國民會議”去討論。楊度此時似乎並不排斥共和作為一個政治選項，隻是這個選項因為南北僵持，正式國會無法成立，一直沒找到出路。
國事共濟會很快結束了，中華民國很快建立起來。在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下，楊度最初並沒有感到有什麽不合適，然而到了1915年，一戰爆發，日本宣布參戰且出兵中國山東，攫取了德國人在山東的全部權益，並以此逼著中國政府簽字畫押給予認可。更令中國人吃驚的是，日本人的要求遠遠超出德國人在山東的權益，其範圍擴大到了滿洲和蒙古。這就是被稱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確實是中華民國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麵對這樣的外交困境，正確的解決辦法應該是就事論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內政”，也不可期待通過改變內部政治架構去應對外交危局。然而，楊度就在這個微妙的曆史時刻這樣想了，且這樣做了。
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條”及換文，由外交總長陸徵祥與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簽字並交換。就在這個曆史節點上，楊度發表了著名的長篇政論文章《君憲救國論》，上篇詳述君憲救國的理由，中篇分析中華民國總統製的缺點，下篇批評清末的假立憲和民國成立後的民主立憲。經過一番複雜邏輯論證和事實陳述，楊度的結論是，中國如果不能就此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中國終歸於亡國而後已。在楊度看來，以專製之權行立憲之業，方才是中國未來的唯一出路。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楊度在這裏呼喚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憲體製，大約與後來的新權威主義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種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推動政治進步。 學理離事實有多遠
如果僅從學理層麵言，楊度的這些分析並不令人吃驚，因為民主共和畢竟在中國隻有三四年時間，而且這三四年裏確實因為民主共和無法真正落實而帶來很多困擾——二次革命、外交危機、周邊分離主義危機，都在威脅著這個年輕的共和國。這個時候，不僅楊度有這種想法，其實按照許多人的分析，即便後來反對袁世凱帝製複辟最有力量的梁啟超，也並不認為中國的出路就在共和，隻是他認為楊度和袁世凱選擇的時機不對。甚至在先前極端激進的革命陣營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認為袁世凱不可以稱帝，也不認為共和就是中國的唯一選項。章太炎在1913年麵見袁世凱時就說過這樣的意思：袁公稱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夠振作精神發奮為雄，出兵踏平蒙古，讓蒙古回歸，那麽不是袁公願意還是不願意當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當皇帝。
很顯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國那樣的國家都經過無數次反複，那麽對於中國這樣具有悠久帝製傳統的國家，出現一次或者幾次反複應該是一種很正常的情形。所以當時不僅中國人有這樣濃厚的帝製情結，即便來自民主共和國家的美國憲法專家古德諾也在他的一篇研究報告中認為最適宜中國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構，還是君主立憲體製。
古德諾認為，民國建立以來之所以始終無法恢複秩序重建和平，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憲法對總統權力約束太大，使大總統徒有虛名，不能有所作為，因而導致政局不穩。而政局穩定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幾乎成了唯一訴求，中國必須建立一個強固的中央政府，然後才有可能去實施各項政策。
古德諾在1915年接受中國政府委托，就中國未來政治架構進行憲法學的研究，他的結論是，現在正在實行的共和體製並不合乎中國國情，立憲體製下的君主製其實比共和製更為優良。古德諾的這個結論為楊度的“君憲救國論”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旁證。此外，日本憲法學者有賀長雄也有類似論文，都在證明君主製優於共和製。民國建立之後遇到了一次真正的體製威脅。
如果僅從學理層麵而言，楊度以及古德諾、有賀長雄的研究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階段袁世凱也不願冒妨礙學術自由的風險加以幹涉。然而，楊度等人不知適可而止，他很快將這種尚在討論中的不成熟方案轉化為政治實踐。1915年8月14日，楊度串聯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複聯名發起“籌安會”，向全國各省軍民長官發出通電，呼籲就君主還是民主問題進行討論。實際上，此時的楊度和籌安會已不再隻是研究學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現實政治，並對袁世凱產生了嚴重誤導。袁世凱看了楊度的《君憲救國論》，以為很有深度，說到了點子上。及至古德諾、有賀長雄兩文出，袁世凱更覺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決隻能是廢除共和，重建一個君主立憲體製，讓國家政治重回正軌。
袁世凱的理解或許有其合理的一麵，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他的這個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兒子袁克定可能太想當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貼身幕僚、隨從們太懷念幾年前大清帝國的威風了。於是，緊接著的帝製活動演變成了一場鬧劇，梁士詒組織了各省國民請願團，參政院也在這場逆流中隨風而動，擅自決定以“國民代表大會”去決定國體，結果全國一窩蜂進行國體投票，全國“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憲，全體一致“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無比莊重的國體構建，就這樣兒戲一樣的完成了，而一輩子沉穩內斂的袁世凱竟然鬼迷心竅般地相信了這樣的擁戴。
鬧劇即將結束時，梁啟超登高一呼，震驚了全國誌士仁人；蔡鍔雲南首舉義旗，宣布了洪憲王朝的死亡。袁世凱急火攻心，一命嗚呼。楊度逍遙複逍遙，以為自己的理論探討沒有錯，錯就錯在袁世凱的實踐方案不對路。
楊度的堅持遭到各方麵的抨擊，以為無恥。隻是一百年後重新檢討這個事情，又不能不承認楊度的方案與袁世凱後來的方案之間確實存在著巨大差異。楊度自信他的學理研究沒有錯，這不是因為有美國憲法學專家古德諾和日本有賀長雄等人背書，也不是因為舉國狂歡認同了這個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來中國人的艱難探索，是一項共識，所以楊度並不認為他的這個學理研討有什麽錯。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麽錯誤的話，那也是袁公和他身邊的那些幕僚們太沒有用，將一件好事給做砸了。
從曆史層麵看，楊度的辯解不能說毫無道理。隻是楊度忘記了，盡管袁世凱後來的方案與你楊度的最初方案有差異，但如果沒有你的最初方案，沒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國政治會向這個方向轉軌嗎？
一個學者的力量當然不會扭轉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方向，但是一個學者的思考如果從“私”的層麵激活了領導人內心的焦慮，那麽這種思考就有可能轉化為政治實踐。在這種轉化過程中，政治家總是選擇有利於自己的一麵，放棄或者無視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條件。所以，楊度後來不懺悔，古德諾也不認為自己有什麽錯，隻有袁世凱還算誠實，表示責任終歸在自己，畢竟自己擁有最終選擇權。
洪憲帝製和籌安會已成往事，但楊度和籌安會給中國知識人的教訓是深刻的，知識人的學理探討即便與現實政治有關聯，然而畢竟不是一回事，兩者有著非常遙遠的距離。知識人適度矜持永遠都是必要的。 <h2>張謇：別了，皇上</h2>
1898年的政治變革揭開了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序幕，光緒帝雖然沒有明確作出這樣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動已經表明中國要向日本學習，走明治維新的道路，以構建一個君主立憲國家。
隻是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這個計劃被耽擱，直至20世紀初新政再啟，君主立憲重回中國人的視野，也由此湧現出一批職業政治家。他們在後來的政治變動尤其是從立憲向共和的轉變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南通張謇就是影響最大者。 體製內抗爭
張謇曾經對日本的君主立憲長期保持關注。日俄戰爭開打後，他敏銳意識到日本將戰勝俄國，勝敗的關鍵不在國土、人口、兵力，而在體製。日本的立憲體製使其致力於實業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夠的力量與中國、俄國抗衡。
不久之後，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勝，的確證實了張謇的預見。與此同時，體製內的駐外使節如孫寶琦、胡惟德、張德彝及一些督撫朝臣紛紛轉變立場，認為隻有立憲可以防止中國重蹈俄國覆轍。有以他們為代表的立憲派與朝野上下尋求變革的力量推動，更因為在家天下時代，對於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會欣然接受，經過一番討論和考察後，清廷於1906年秋天鄭重宣布預備立憲，爭取用九年時間將中國帶上日本那樣的立憲國家道路。
所謂九年準備其實正表明了一種鄭重其事的態度。清廷希望在確定方向之後腳踏實地、穩步進行，推行“有計劃政治”：先推動官製改革，再參照東西洋各國重定法律，接著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按照當時清政府的規劃，經過這些穩紮穩打的籌備後，立憲大業自然會水到渠成。
對於清廷的穩重方案，焦急的立憲黨人當然有點不太願意接受，他們急切期待用立憲擺脫危機，富國強兵。在清廷預備立憲禦旨頒布不久，張謇與湯壽潛、鄭孝胥等立憲黨人積極活動起來，力促清廷加快立憲步伐。經過反複計議，他們聯絡江浙閩粵等地近300名立憲黨人在上海創辦“預備立憲公會”，出版報刊，宣傳憲政；編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護商人利益，促進工商業健康發展；開辦法政講習所，培養立憲人才。經過這些籌備，預備立憲公會又聯絡其他政治團體，嚐試舉行請願運動，以早日將中國帶上立憲軌道。
張謇和預備立憲公會的領導人確實具有相當能量，他們很快聯絡全國各地十多個相關團體一起向朝廷施壓。麵對如此壓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應，一再重申立憲方向不變，並同意在中央創設資政院，在各省創設谘議局。這是中國幾千年曆史上從未有過的。
各省谘議局和中央資政院為立憲黨人的活動提供了合法平台，張謇等人利用這個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幾年，立憲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各省督撫在谘議局的谘詢、問責下，漸漸覺得不太舒服，甚至有點“官不聊生”的感覺。
從立憲黨人的立場說，谘議局並不是一個完全議會，隻是一個議政機構，並不具有立法資格。各省議員在經過一段時間實踐後，也感到這種準議會性質不利於憲政推行，因此他們格外期待朝廷能夠速開國會，組織責任政府。這就是國會請願運動的來曆。
張謇等人發動的國會請願運動是一種體製內抗爭，在認同體製的前提下建議加速改革。這些建議雖有違於朝廷“有計劃政治”，但其心可嘉，經過幾番爭取奮爭後，朝廷還是在第三次請願發生時作出提前召集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的承諾，決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國會，在此之前先將官製厘定，並預行組織內閣。 最後的善意忠告
此次清廷對九年預備立憲的調整是真誠的，隻是在人們接受了這一調整方案，靜候按部就班厘定官製，特別是預行組織內閣時，卻出了大問題。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13位閣員中竟有9人為皇室或皇族，這無異於軍機處的親貴內閣。皇族內閣一出台，立刻引起立憲黨人普遍反對，張謇也在第一時間敏感意識到清廷的這一舉措不僅違反祖製，而且處理得不好，勢必導致人心皆失，一場巨大的政治動蕩將不可避免。
君主立憲是張謇那一代中國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結果，也是那一代中國人認為最合乎中國的道路，君主專製既然已成曆史，民主立憲又不想要，隻有君主立憲這條路。現在君主立憲弄成這個樣子，滿洲貴族對權力的壟斷已經變得瘋狂而肆無忌憚，這不能不使以張謇為代表的老立憲黨人異常憤怒。
憤怒歸憤怒，出於大局考慮，張謇並未就此與清廷翻臉。而且，傳統的君臣觀念也影響著他，他隻能忍氣吞聲，有話悄悄向皇上說。張謇為此聯係湯壽潛、沈曾植、趙鳳昌等人聯名致信攝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勸告攝政王仿照“鹹同年間”成例，重用漢大臣中有學問有閱曆者，無論如何不能以國家為賭注，放任皇族和“高幹子弟”胡作非為，因為如此壟斷權力，必將喪失人心。
危急時刻，張謇還協同友人前往武漢拜訪湖廣總督。再至彰德，拜訪20多年未見麵的袁世凱，詳細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緊接著，張謇一行入京，與載澤、載洵、載濤、徐世昌、唐紹儀等政要頻繁接觸，並獲攝政王接見。也就是在這次接見中，張謇向攝政王提出了“最後的忠告”，以為當時的外交有三大危險，內政有三大要事。
外交上的三大危險一是中俄伊犁條約；二是宣統五年英日同盟條約期滿；三是美巴拿馬運河告成，必有變故。至於內政三事，一是外省災患疊見，民生困苦，朝廷須知民隱及谘議局事；二是商業困難，朝廷須設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聯合。
張謇麵見攝政王時，出於穩妥，雖然對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體製改革，尤其是皇族內閣、鐵路國有等問題，選擇了在隨後與王室成員的交談中再明白闡釋自己的看法。對四川風起雲湧的保路運動，張謇表示同情，建議載澤盡快與盛宣懷商量，調整方略，無論如何也要將那些集資修路的川民從這個政策的損失中剝離出來，不應該讓他們承擔政策的損失。他提議用中央財政將川民的集資款退回，然後集中力量追查川漢鐵路公司及那些官紳的責任。
在多番努力未見成效後，張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隻有為皇族內閣建言。在京期間，他沒有過多就皇族內閣發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後，很快發表《請新內閣發表政見書》，在不反對皇族內閣前提下，提出三點建議，一是速發內閣新政見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實行閣部會議加強中央各部門之間的溝通；三是建議國務大臣恢複幕府製度，選擇優秀人才進入幕府議政。 轉向共和
很顯然，張謇這樣的立憲黨人對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的反對，還是比較溫和而有節製的。他似乎傾向於相信，大清王朝麵對這樣的政治危機應該能夠化解，秩序應該能夠得到恢複，畢竟這是一個200多年的王朝，經曆過那麽多大風大浪，應當不會在這風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漢因成都保路風潮弄得一片恐慌，張謇還是在10月初到那裏主持一個紡紗廠的開業儀式。
10月10日晚8時，忙碌多天的張謇登上“襄陽丸”順流東下，突然看見武昌草湖門一帶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黨人被查獲處死，他估計這火災或許是鬧事者餘黨報複。船行20裏外猶見火光，此時張謇怎麽也想不到他目睹了那場改變中國曆史進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軍憤怒的火焰，他們不是為昨日被殺者複仇，而是發動了起義，是辛亥革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