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我2006—2012年間,在清華大學讀博士學位的畢業論文。它的產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完全按照“標準化”的學術模式生產出來的。


    2005年,我幹了五年“新聞民工”之後,又考研到清華大學曆史係讀碩士。當初想讀先秦史方向,因為我工作的幾年裏常看《左傳》,想寫寫關於春秋時期貴族婚姻與國際政治的問題。但那年分導師時,恰好先秦史方向沒有老師,於是我跟了治隋唐史的張國剛教授讀碩士。張老師給了我一個碩士論文題目:中古時期的範陽盧氏家族。這個家族的時間跨度很大,從東漢到唐代都出了不少人才,所以我就從《後漢書》讀起,想借機把整個從漢到唐的史書都看下來。


    結果碩士讀了兩年後,我幸運地轉成了直接攻讀博士學位,這自然要考慮博士論文的選題。張國剛老師問我:要不要把範陽盧氏家族寫成博士論文?那時研究中古世家大族的成果已經很多了,崔盧李鄭幾乎都有人寫過,我感覺再寫下去,也超越不了前麵人的研究水平,所以想換個題目。恰好那時已經讀到了《魏書》,感覺整個魏晉南北朝的戰爭很有意思,特別是南北方之間的戰爭,背後藏著很多東西,好像還沒人係統地寫過。於是和張老師說,想寫個《南北戰爭三百年》。張老師說很好,可這題目不像個學位論文啊。於是就改成了《中國4至6世紀南北戰爭研究》,一直用到博士論文答辯,現在出書,又回到了最早的標題。很多人回憶寫博士論文的日子,覺得苦大仇深,我倒覺得挺開心,能有那麽幾年不操心別的,老老實實讀書寫東西,實際上是太奢侈了。


    按我最初的想法,是把這幾百年裏的戰爭史,按照時間順序原原本本寫下來,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排比史料,尋找真相。因為涉及同一場戰爭,南方和北方的史書往往記載很不一樣。司馬光寫《資治通鑒》的時候,初步進行了一些辨析排比工作,但做得還很不夠,疏漏不少。所以我最初的想法就是“跟《資治通鑒》較勁兒”。但這種寫法不符合現在“論文”的體例(美國式的學術規範),要有足夠多的“論”才行(如果是老歐洲東方學的傳統,應該能容許我的最初想法)。於是寫成了現在的樣子。其實第二編的“戰例”部分,基本就是我當初想寫的形式。


    在剛開始讀博士的時候,我還想過做更“野”的題目。那時給張老師核對《中國家庭史》的一些引文,看到了敦煌文書裏一個“感夢生子”的判決書,案情是一個寡婦懷孕生了個孩子,被夫家宗族送官控告。寡婦的辯護是:自己做夢夢到了亡夫,這才懷孕有了孩子,而非犯奸偷情。當時的法官也沒法判斷真相,隻好在判決書裏亂扯一通,和稀泥了事。當時覺得這個案例很有趣,就想寫人類的性犯罪史,尤其是關於“捉奸”的法律,隨後就看秦漢法律簡牘、唐律疏議、元典章、大清律和刑科題本,還有國外的種種法典判例,有些英美的判例需要花錢下載。後來張老師覺得我跑得有點遠了,要求我做個中古史題材的,這樣才敲定了南北戰爭這個題目。


    在中國傳統的曆史學裏麵,戰爭史算是個相對生僻的領域,因為東方傳統裏對戰爭的翔實記錄太少,演義、戲說太多,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真實的層麵,難以還原。西方倒一直有客觀記錄和分析戰爭的傳統,但隻能用來研究他們自己的戰爭史。至少到目前,西方學者還沒有研究中國戰爭史很出色的,因為這需要摳文言文的史料,有時一個字的理解就涉及大問題,讓母語非漢語的人搞這個,有點勉為其難。所以我寫這題目,問題意識上有些借鑒西方之處,研究方法上也有跟傳統史學相承的地方,比如史地方麵的考辨,對文獻的梳理考證等等,戰爭和政治的關聯很強,而政治史、製度史一直是中國傳統史學的重要領域。書中有些想法,可能還需要更深入的考察論證,比如最後兩章,關於南朝財政與政治文化的一些新端倪,在唐代以後表現得更為突出,可能藏著中國古代為什麽沒能自己發展到近代化的大命題。這就需要對遼宋金元乃至明清史的專門研究了,以我的學力和精力難以勝任。近年來看到北大曆史係張帆先生幾篇對蒙元曆史的宏觀概括,如皇權加強、身份世襲製回歸和社會活力減退,這些因素對明朝又有強烈影響。張帆先生這些論述,和我的一些宏觀判斷有呼應之處,所以竊感到有些幸運。


    我寫博士論文的這幾年裏,正逢美國“新清史”熱起來,這派搞的也是北方民族的話題,它更強調北方民族對於中原漢地的“獨立性”,算是後現代和文化相對主義那一路吧。但這派對我這論文倒沒什麽影響,因為中古時期的匈奴、鮮卑、羯、氐、羌這些民族,現在早都沒了,都同化到漢族裏麵去了(現在的羌族和當年的羌也沒有關係),你不服也沒辦法。另外,我這論文寫的是戰爭,人在戰爭裏麵都是最務實的,看見敵人有什麽好用的兵器,做夢也想自己能有,事關生死存亡,就不考慮什麽文化的獨特性問題了。


    所以我想,後現代學術很多論著搞得像胡言亂語,脫離基本常識,可能因為“後現代”這東西本來就是個文化概念,文化是個可以自由發揮的命題,誰都可以論證自己的文化跟別人“不一樣”,全球獨此一家。但文化可不是人生活的全部內容,還有很多更實打實的、更“唯物”的層麵。就像吃漢堡或者麵條,這種區別算是“文化”,但人總得吃東西,不吃就餓死,這就不是文化問題了。後現代學術的無聊之處,就是它試圖去亂套很多已經超出了文化範疇的東西,用吃什麽的問題去代替(或者說掩蓋)吃還是不吃的問題,“何不食肉糜”,以為什麽東西都可以“解構”,其實是生活常識都沒有了,屬於富貴病。


    我寫的是遊牧文明和農業文明衝突融合的大曆史,自然不想關在屋子裏一直翻古書,總想找機會多走走看看。2009年暑假實習,去了內蒙古通遼市的一個草原小鎮阿古拉,都是蒙古族老鄉,會說漢語的不多,過的半農半牧生活。住了一個月,卻沒什麽感受,感覺跟我老家的華北老鄉們狀態差不多。2010年春天,去鎮江看劉裕當年的京口,沿著劉裕當年行軍的道路和時間,從京口(鎮江)走到了建康(南京玄武湖),感到的卻是滄海桑田,今天的長江已經不是當年的長江,不光“英雄無覓”,連“千古江山”也完全不一樣了。


    後來,2012年的暑假,畢業論文也寫完了,想看看第五章裏的那條“吐穀渾道”,就去了甘肅南部的白龍江流域,那裏都是深山密林,藏著些以農業為主的藏族小村落。溯白龍江一直往源頭走,到了甘川邊界上的小鎮郎木寺,忽然看到草原、黑帳篷和犛牛群了,一下子感覺走到了遊牧和農耕、古代和現代的結合點上。藏族老鄉們也給了我全新的認知。中國西部天大地大,自然和人文豐富多彩,曆史和現實水乳交融,是和東部地區(內地)完全不同的世界。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最後的結果就是到新疆工作。真到這裏之後,卻發現種種條件限製,已經很難繼續做中原的曆史了……


    整理這些舊文時,難免回想起清華讀研的生活,綠蔭長楊掩映下的紅磚小樓,還真有點留戀。我本科在北大,碩士博士在清華,對兩個學校有點對比的了解。論生活舒適,吃的、住得舒服,那要數清華。北大環境局促,各種服務水準也都不如清華。清華是工科底子,學生風格都是老老實實,兢兢業業,千人如出一轍。北大則特產各種奇奇怪怪的人物,有很討厭的,也有很好玩的,算是把人性自由生長的各種可能性都嚐試遍了。有時也想寫寫兩校異同,但枝枝葉葉,總關晴雨,最後還是寫不下去。


    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是為後記。


    補記:


    這是一本關於戰爭的曆史,地圖必不可少,但製作起來比較麻煩。筆者考慮,應該按照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山河形勢繪製,才便於體現戰爭態勢。但比較精確的地形圖隻能依托現代衛星地圖改編,而古代的海岸線、河流等和今天有些不同,改繪起來工作量頗大,本書的出版進度也因此拖延了不少。最後我想起以前工作的老搭檔王睿兄,他老本行是油畫,於是請他用美術方法繪製一幅中古時期山河形勢示意圖,算是個替代方案。睿兄正在海外做景觀設計,得知本書的需求,擱置手中的工作加急繪製了一幅,翻拍發送過來,我在上麵加了文字,就成了本書插頁中的“南北對峙形勢圖”。由於這是美術家而非地理學家畫的,所以讀者對細節不必過於計較,了解一個大致的山河、城邑形勢就可以了。


    在此向王睿兄致謝!


    李碩


    2017年夏於烏魯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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