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薩拉熱窩逞凶
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體 作者：傑弗裏·瓦夫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一三年在波希米亞舉行哈布斯堡陸軍年度演習時，弗朗茨·斐迪南指示康拉德規劃一九一四年兩波演習。除了曆來固定於九月舉行模擬與俄交戰的演習外，斐迪南大公希望在一九一四年六月另外在波斯尼亞舉辦一場動用兩個軍的大型演習。維也納希望這場以塞爾維亞人為假想敵的演習，不僅會讓塞爾維亞人膽寒，而且可在巴爾幹半島展示奧地利早該展示的武力。
一旦爆發戰爭即會總綰奧匈帝國兵符的弗朗茨·斐迪南，屆時會親臨現場主導軍事演習。斐迪南大公即將到訪波斯尼亞一事，一九一四年三月受到奧國和外國報紙廣為報道，為塞爾維亞恐怖分子提供了一個讓人手癢難耐的攻擊目標。阿皮斯上校和黑手會想用一場驚人的恐怖主義攻擊激怒奧地利人，但也想借由堵死與維也納的所有協商管道，驅使塞爾維亞總理尼科拉·帕西茨開戰。[1]帕西茨比阿皮斯之類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更為深謀遠慮，對於正忙於消化、並吞馬其頓、阿爾巴尼亞領土的塞爾維亞王國是否能擊退來犯奧軍，也遠不如他們那麽樂觀。為迫使帕西茨行動，黑手會於一九一四年春開始在貝爾格萊德培訓三名波斯尼亞學生，加夫裏洛·普林齊普是其中之一。黑手會為普林齊普三人定好計劃，要他們與另外四名刺客連手暗殺斐迪南大公，那四名刺客則會從波斯尼亞找來。
在七名刺客為行刺做準備時，康拉德正努力欲保住他的職位。斐迪南大公在一九一三年陸軍演習現場當眾叱責康拉德，似乎要當著康拉德的麵，為他在雷德爾事件後新接任的“聯合武裝部隊督察長”一職立威。兩人雖然言歸於好（康拉德向其情婦吹噓向來疾言厲色的大公用了“非常窩心的話”安撫他），但布羅施上校一九一三年十、十一月寫給奧芬貝格的信，卻想當然地認為改變就要發生，會有不像康拉德那樣“減損”斐迪南大公威望、惹惱大公的新人接任參謀總長。接替康拉德者，大概會是波蒂奧雷克，或是大公的新副官卡爾·巴爾道夫（karl bardolff）將軍。前者“渴望接掌此職”，後者“在舍穆瓦任職期間基本上掌理參謀部”。[2]
這兩人和其他人選的名字外泄，間接表示換人在即。康拉德聽到風聲，急急麵見皇上以挽救職位。一九一三年十月，這位職位岌岌不保的參謀總長晉見弗朗茨·約瑟夫，相談甚久，皇帝得知康拉德已失去斐迪南大公的寵信，非常樂於讓康拉德改投他旗下。康拉德成為霍夫堡宮與美景宮持續不斷的權力鬥爭中最新的爭奪標的。後悔於雷德爾事件期間將兵權大幅授予斐迪南大公的皇帝，這時向康拉德保證不撤換他，且恢複他直接進宮麵見皇上的權利，借以削弱弗朗茨·斐迪南的權力。身為斐迪南大公的門生，康拉德與霍夫堡宮的公函往來原都得通過美景宮。如今，他的信函將朝反方向傳送。[3]康拉德想必把大部分醒著的時間花在遊移於不同明主間和保衛他日益縮小的地盤上。剩下的時間，他才用來思考奧地利日益緊縮的行動自由。
一九〇五年的施裏芬計劃要奧匈帝國人做到某些事，即得守住位於加利西亞、波蘭的要塞，直到德國人擊敗法國人為止（據這計劃的想定，要六星期），但他們也將得擊退塞爾維亞人。在一九〇八年波斯尼亞並吞危機期間，戰爭差點引爆之時，康拉德擬出一個乍看之下很漂亮的計劃來落實上述義務。局部性的奧、塞戰爭，發生概率不高，萬一發生，以b計劃（巴爾幹計劃）因應；奧地利與塞爾維亞開戰，把俄羅斯卷入，發生概率頗高，萬一發生，則以r計劃（俄羅斯計劃）因應。為使哈布斯堡陸軍能因應上述任一突發狀況，康拉德把陸軍分為三群：第一梯隊（a-staffel，九軍二十八個師，開赴俄羅斯戰線）、巴爾幹最小兵力群（minimalgruppe balkan，三軍八個師，用於對付塞爾維亞）、第二梯隊（b-staffel，四軍十二個師，將作為總預備隊在兩戰線之間機動因應）。如果能將奧塞戰爭局限於當地，第一梯隊將守衛俄羅斯邊界，第二梯隊則與巴爾幹最小兵力群會合，以二十個步兵師和三個騎兵師執行b計劃。如果俄羅斯介入（所有人都認為必會發生的情況），則執行r+b計劃：第二梯隊將立即上火車運往加利西亞增援第一梯隊，以四十個步兵師打俄國，巴爾幹最小兵力群的八個師則隻著重於防守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匈牙利的邊界。[4]
一九〇八年時，塞爾維亞兵力少且弱，且俄羅斯還未從敗於日本之手裏恢複元氣，這樣的計劃似乎還管用，但到了一九一四年，情勢已不同：一開戰，維也納的四十八個師將立即要麵對至少俄國五十個師和塞爾維亞十一個師，且後續還要對付源源而來的許多俄國後備師和準備支持塞爾維亞正規軍的數千名遊擊隊員。一九〇八年時，俄國鐵路非常原始，因而有施裏芬所謂的“廣漠無鐵路”的俄羅斯之語，但到了一九一四年，那一廣漠之地已有法國資助建造的雙線鐵路貫穿，若奧地利人在運送部隊到東邊上稍有延遲，就會吃大虧。事實上，到了一九一四年，俄國鐵路已好過奧國鐵路。俄國有四條單線鐵路（單線意味著隻能單向運輸）和五條雙線鐵路（意味著能雙向運輸）；而奧地利隻有七條單線鐵路，其中兩條得奮力穿越高聳的喀爾巴阡山。按照當時客觀的估算，這意味著俄國一天能運送兩百六十列火車的兵進入波蘭、烏克蘭戰場，奧地利則是一百五十三列。[5]
在幾位強悍、久經戰火洗禮的將軍領導下，塞爾維亞軍隊兵力成長同時現代化，使奧地利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隻需派支小型軍隊越過多瑙河或德裏納（drina）河征討，就能讓塞爾維亞學乖。[6]早在一九一一年，康拉德就在兵棋推演中發現，至少要十四個師才能擊敗塞爾維亞，而如果同時與俄國交戰，根本騰不出這十四師的兵力。為徹底挫敗奧地利，塞爾維亞人的辦法，就隻有把軍隊從邊界撤回，迫使奧地利人深入多山的塞爾維亞內陸，陷入曠日廢時的戰事。事實上，一九〇七年奧地利的軍事演習和一九一三年維也納的兵棋推演，已測試並證實塞爾維亞戰術撤退會對不善打仗的奧地利軍隊帶來何等毀滅性的壓力。陸軍部長奧芬貝格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前夕即看出，奧地利任何入侵塞爾維亞的行動，都必須利用摩拉瓦河穀（morava valley）這個寬廣的通道，而非蠶食沒有戰略價值、位於德裏納河與薩瓦（sava）交會處的塞爾維亞王國西北隅。但如此兵分多路的寬正麵入侵會需要較多兵力且較耗費時日，而奧地利沒有那麽多兵力和時間可用。在一九一四年四月走訪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時，波蒂奧雷克做了他自己的推演——衍生自棋賽的戰況仿真，以鐵製對象標示部隊和補給，在實際後勤、地形因素下每步限於兩分鍾內完成。令在場所有人驚愕的是，塞爾維亞人贏。
波蒂奧雷克的四月兵推，預示了八月他入侵塞爾維亞會將麵臨的景況。實際戰況將如紙上談兵所示——在德裏納河下遊和薩瓦河交會處作戰的奧匈帝國第五集團軍和在更南邊越過德裏納河的哈布斯堡第六集團軍之間的一個大缺口，使塞爾維亞人得以將這兩支軍隊各個擊破。但這場兵推預示的不利情況，康拉德完全未予采納。他對一九一三年冬兵推的看法，說明了他為何會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做出那些奇怪的決定。用兵塞爾維亞將遇到重重難關，包括道路不良、補給不易、敵人掘壕固守，但康拉德的建議是不計後果地蠻幹：“由於缺乏補給、交通工具和全盤了解，我們唯一的辦法會是疾迅勇猛的進攻。”[7]如此低估現代火器的威力，始終是康拉德轄下參謀部的一貫特色。他於一九〇八年所擬的對塞爾維亞作戰計劃，狠批日本人在日俄戰爭中的“怯懦”，隻憑著他本人一股不服輸的心態，無憑無據地認為“若有較剽悍的指揮部、較快展開作戰行動、較快結束戰役，傷亡會降到最低”。[8]
塞爾維亞刺客開始聚集於薩拉熱窩時，貝爾格萊德陷入騷亂。七十歲的國王彼得厭煩於居中調解帕西茨與諸將領的外交政策主導權之爭和馬其頓、阿爾巴尼亞境內新吞並土地的治理權之爭，於一九一四年六月卸下其大部分職權，任命二十五歲的王儲亞曆山大為其攝政。[9]這絲毫無助於安撫為奧地利斐迪南大公即將訪問波斯尼亞而憤怒不已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弗朗茨·斐迪南鼓吹建立“大克羅地亞”，即一個包含克羅地亞、達爾馬提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斯洛文尼亞，且盡可能吸並塞爾維亞領土的羅馬天主教超國家（superstate）。而這樣的人就要踏足塞爾維亞人宣稱為其所有的那些省份。斐迪南大公的到訪日子也挑得特別差，六月二十八日，聖維圖斯日（st.vitus day）：十四世紀塞爾維亞兵敗科索沃並遭奧斯曼土耳其人製服的日子，自那之後令塞爾維亞人既開心又難過的國定假日。弗朗茨·斐迪南若有意以挑釁心態展現他對塞爾維亞的不屑，或他對皇帝謹小慎微作風的不屑，再沒有比挑這一天到訪更挑釁的了。“別讓大公太出風頭，”弗朗茨·約瑟夫的副官於這趟訪問之行前寫信告訴波蒂奧雷克，“我們不希望人民忘了還有皇帝在。”[10]但這位大公即將大展他從未有過的風頭。
在康拉德與波蒂奧雷克的陪同下，斐迪南大公觀看了六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在塞拉耶弗西南邊山區舉行的第十五軍（杜布羅夫尼克）、第十六軍（薩拉熱窩）的演習，然後在二十八日帶著他的妻子，大公妃蘇菲，參觀了薩拉熱窩。全規格的奧匈帝國軍事演習，一如以往，會在九月舉行，模擬俄軍入侵加利西亞的情況：這一次的巴爾幹演習，用意隻是展示武力，警告塞爾維亞勿輕舉妄動。薩拉熱窩之行不會太久，斐迪南大公會去一個兵營、市政府、一座新博物館、一間地毯工廠看看，並與波蒂奧雷克共進午餐，而這些行程的用意，全在炫示哈布斯堡王朝的威權，確立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稱為其所有之省份的所有權。天黑時，大公一行人將會在離開波斯尼亞的火車上。[11]
六月二十八日，斐迪南大公在伊利紮（ilidze）的波士納飯店起床。伊利紮是溫泉療養地，位於薩拉熱窩郊外為濃密森林所包圍的涼爽開闊地裏。他穿著一身騎兵將軍的禮服（藍上衣、黑長褲、帶綠羽毛的雙角帽），在一間已為了他的造訪事先祝過聖的飯店房間裏做禮拜（祝聖花了四萬克朗），然後爬上一輛已經在等候著的車的後座。六輛車子排成一列，這輛敞篷跑車排在第三。車隊駛往薩拉熱窩，沿途弗朗茨·斐迪南與蘇菲向佇立於路旁的民眾點頭、微笑，波蒂奧雷克蹲在可收折的座椅裏，麵朝他們，一路指出主要景點。七名塞爾維亞刺客，彼此隔著一定距離，分布在這一路線的沿途。第一名刺客拿起布朗寧手槍，隔著九米距離開槍，未射中。弗朗茨·斐迪南轉頭，看著奧地利警察擒拿這名刺客，阻止民眾對他施以拳腳。對皇帝敵意和不良居心深有所感的大公，粗啞喊道：“盡快把他吊死，維也納會頒他一麵獎章！”[12]第二名刺客丟出一枚手榴彈，但大公的司機加速駛過，手榴彈在下一部車底下爆炸，波蒂奧雷克的副官埃裏希·馮·梅裏齊（erich von merizzi）中校受輕傷。
弗朗茨·斐迪南與波蒂奧雷克在波斯尼亞軍事演習場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下令於一九一四年六月在波斯尼亞辦一場動用兩個軍的特別演習，以威嚇塞爾維亞人。照片中大公在研究地圖，替他拿著地圖者是軍長和波斯尼亞行政長官奧斯卡·波蒂奧雷克將軍。
這是斐迪南大公生前所度過的最後一個整天。隔天他就在薩拉熱窩街頭中槍。
照片來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在抵達第一個停留地點，一八九四年建成的仿摩爾式雄偉的市府大樓時，大公怒火中燒。薩拉熱窩市長和其諸市政委員排成兩列，一邊是戴非斯帽、著燈籠褲的穆斯林，另一邊是著燕尾服和高頂黑色大禮帽的基督徒。大公硬生生打斷市長帶著巴結意味的問候：“市長先生，你說這些有什麽用？我來薩拉熱窩親善訪問，卻有人朝我丟炸彈？太離譜了！”進了市府大樓後，大公的氣消了。他向他的隨從開玩笑道：“留心聽著，這個（刺客）大概會按照奧地利的老作風獲頒功績勳章，而不會被‘弄成無害’。”[13]
事前，波蒂奧雷克堅持由他一手包辦此趟訪問的所有安全事宜，結果發生行刺之事，令他非常尷尬。他希望這一天會結束得比開始時完滿，向弗朗茨·斐迪南保證必會讓大公如預定計劃安然完成他在此市的行程。弗朗茨·斐迪南願意走完預定行程，但堅持改變路線，以便去醫院探望受輕傷的梅裏齊。斐迪南大公從未打過仗，這是最近似於在戰場上救助受傷同袍的經驗。眼下他不顧後果，堅持基於人情之常該怎麽做他就怎麽做。波蒂奧雷克同意，但忘了把更改計劃之事告訴此刻正按照原安排的路線把車隊帶離市府大樓的薩拉熱窩市長和其司機。大公的司機傻傻跟著市長的座駕開，在拐彎駛進弗朗茨·約瑟夫街時，被波蒂奧雷克猛然叫住。波蒂奧雷克厲聲要他停車、倒車，然後繼續沿著碼頭直走，前往軍醫院。
一九一四年，汽車還很稀少，車隊六輛車都是從奧地利汽車俱樂部暫時借來，司機則是騾子脾氣，不高興之下就突然停住車不肯前進。[14]道路兩旁擠滿圍觀民眾，大公的司機使勁將車往後退然後轉向。弗朗茨·斐迪南在這時拉長調子告訴波蒂奧雷克：“說到刺客，人真的得把自己的性命交給上帝發落。”大公座駕停住，準備打直，而大公夫婦直挺挺坐在後座，就在這時，加夫裏洛·普林齊普（黑手會在貝爾格萊德征募到的三名波斯尼亞學生之一）擠過人群，近距離開了兩槍：第一槍打穿大公的頸動脈，第二槍打進蘇菲的腹部。兩人都在幾分鍾後死亡。
弗朗茨·斐迪南與其夫人的遺體擺在附近的舊奧斯曼官邸——圍牆環繞的波蒂奧雷克府邸——時，有人發現大公脖子上掛了七個護身符，每個護身符用來防止不同的邪靈近身。蘇菲沒有血色的脖子上圍了一條金鏈，身上披了一條肩布，肩布裏有用來防止疾病或意外上身的聖徒遺物。這兩人是據說要把巴爾幹半島從落後與迷信中救出來的現代哈布斯堡家族成員。維也納諷刺作家卡爾·克勞斯，在這趟管控糟糕、悲劇收場的訪問裏，發現更為荒謬可笑之處：“皇儲在弗朗茨·約瑟夫街和魯道夫街的街角中槍身亡，正象征了身為奧地利人所代表的含義。”[15]
普林齊普立即被認出是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大公的每個隨行人員都理所當然認為這名刺客是抗議奧地利占領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已多年的塞爾維亞政府所派。因為疏於小處的安全工作而間接助行刺者得逞的波蒂奧雷克，此刻如某同僚所說的，“竭盡全力”鼓吹戰爭，“以洗刷他的過錯”。[16]波斯尼亞演習結束後，康拉德打道回府，在薩格勒布換車時，才得知行刺之事。這時，他鼓吹那古往今來常用的解決辦法：如貝希托爾德所說的，“戰爭，戰爭，戰爭”。與皇帝和內閣閣員開會時，康拉德要求采取“果斷行動”。[17]陸軍部長亞曆山大·克羅巴廷向弗朗茨·約瑟夫的副官大施壓力，以促使皇帝“立即宣戰”。[18]奧地利大部分高階將領和他們同聲一氣，力主向塞爾維亞“暗殺政權”和其“行凶者”報複。“給我一個軍和一個後備師，我就可以搞定。”邁克爾·阿佩爾從其位於薩拉熱窩的辦公室激動說道。[19]
在薩格勒布，克羅地亞民族主義分子有了將異族殺光的念頭。“我們周遭有太多討厭的塞爾維亞人；從今天起，就把消滅他們當作我們的目標，”報紙《赫爾瓦茨卡》氣衝衝說道。“srbe或vrbe”（意為“把塞爾維亞人吊死在柳樹上”），成為流行的口號。[20]奧匈帝國駐貝爾格萊德的公使館——受到“此地低規格哀悼”的公開侮辱，“此地的人在街上和咖啡館裏嘲弄我們的不幸”——也發出同樣的激越言語：“得讓塞爾維亞再度懂得害怕——我們得趁這機會發出毀滅性的一擊，不要有其他顧慮，以為我君主國爭取再數十年的和平發展時間，以讓加諸我皇上的這一侮辱受到懲罰。”[21]
六月三十日在申布倫宮晉見皇上時，老皇帝弗朗茨·約瑟夫的悲痛，令貝希托爾德印象深刻。皇帝傷心主要是為了君主國的困境，而非為了斐迪南大公。聽著貝希托爾德向他陳述他所能選擇的路，皇帝流下了淚水。自一八六六年大敗之後，弗朗茨·約瑟夫一直避戰，但此刻連他都了解到，戰爭，或最起碼的威脅開戰，已不可避免。普林齊普對哈布斯堡王朝的打擊太凶殘，太侮辱人。但匈牙利能否決奧地利的決定，因此，得等到匈牙利總理伊斯特萬·蒂薩前來陳述布達佩斯的看法，才能決定下一步怎麽走。
那天更晚時與蒂薩的會晤，結果一如預期。蒂薩反對向塞爾維亞開戰，主張隻在外交戰場上對貝爾格萊德發動譴責戰。他擔心與塞爾維亞起衝突會招來俄國的介入，而俄軍就陳兵於匈牙利邊界旁。蒂薩當政數年來刻意削弱奧匈帝國的軍力，比大部分人更清楚這君主國軍力的虛實。[22]
匈牙利的膽小怕事，令老早就想找借口與塞爾維亞攤牌的德國大失所望。德國參謀總長毛奇，一九一三年二月以德、奧兩國人民不會為了阿爾巴尼亞版圖之類的小問題與人開戰為由，把康拉德從戰爭邊緣拉回來，此刻卻在奧地利的不幸中瞥見機會。德國、奧匈帝國人民會為了替哈布斯堡皇儲的慘死報仇而戰。這正是鼓動德國、奧匈帝國人民所需的“口號”。[23]德國希望奧地利人搶占這道德高地，立即摧毀塞爾維亞，然後將所有兵力移到東邊，但這份希望在炎熱的夏季裏破滅，原因不隻出於蒂薩的不讓步。
在薩拉熱窩，七名刺客中已有六人被捕並受審問。有一人自稱“塞爾維亞英雄”，但要說塞爾維亞政府是這場暗殺陰謀的共犯，再怎麽說證據都不夠確鑿。米蘭·奇嘎諾維奇（mn ciganovic），是在位於貝爾格萊德的自家公寓衣櫥裏存放了炸彈製造原料的政府雇員，他認為這些刺客與他們的軍事訓練員沃津·坦科西奇（vojin tankosic）少校，以及阿皮斯、民族自衛社有關聯。但這些塞爾維亞官員是我行我素的無賴，不是政府的代理人，隻是奧地利人（和德國人）對此重大差異視而不見。[24]波蒂奧雷克從薩拉熱窩警示道，如果維也納不下重手反擊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和在幕後資助他們的國家，就會治理不了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康拉德在波斯尼亞的線人，告訴他差不多的看法：得把治理之責從操控維也納政局的“波蘭外交官和宮廷顧問”手裏拿走，交給軍方。有人告訴他說：“該是時候拿起鐵掃把把這裏清掃幹淨了……這裏的塞爾維亞人至少有六成是國家的敵人。”[25]就連主張以和為貴的貝希托爾德都改變立場，六月三十日主張與貝爾格萊德“清算總賬”。[26]同一天，柏林德皇勸奧地利人開戰：“機不可失！”[27]
奧地利皇帝原希望於七月三日德皇威廉二世來維也納參加斐迪南大公葬禮時與他商議因應之道，但德皇擔心塞爾維亞刺客行刺，也擔心奧地利安全措施不足，決定待在柏林以策安全。在柏林，他收到弗朗茨·約瑟夫的來信，信中斬釘截鐵說斐迪南大公遇害是塞爾維亞、俄國兩地泛斯拉夫主義分子所為。這一推斷使德國得以向其優柔寡斷的盟邦施壓加溫。德國記者和特使維克托·瑙曼（viktor naumann）於七月一日在與貝希托爾德的幕僚長亞曆山大·奧約斯（alexander hoyos）會晤時，告訴奧約斯此刻已該向德國請求大力支持其“消滅塞爾維亞”。瑙曼被德國政府找來當中間人，七月頭幾天向維也納傳達了這一明確的信息：“奧匈帝國愈早開戰愈好；昨天比今天好；今天比明天好。”[28]貝希托爾德“受惑於軍方的魔力和武力，且著迷於軍方恐怖機器的隆隆聲響和耀眼奪目”（丘吉爾語），興高采烈地同意，並告訴德國外長戈特利布·馮·雅戈（gottlieb von jagow），柏林和維也納得“扯斷敵人用來織成網子包住我們的繩索”。[29]德國的響應不會讓貝希托爾德失望；德皇震驚於同是皇族成員且與他交情深厚的斐迪南大公遇刺，光是根據這一點，德皇就應該會同意讓奧地利全權行事。
與瑙曼會晤四天後，奧約斯以貝希托爾德特使身份來到柏林。他先到德國外交部見了次長阿瑟·齊默曼（arthur zimmermann），向齊默曼扼要說明了維也納的目標：由奧地利和其巴爾幹半島諸盟邦將塞爾維亞瓜分，基本上將它“從地圖上抹除”。這場暗殺事件將被用來“編造與塞爾維亞算賬的借口”。[30]
但德國所需要的，不是消滅塞爾維亞，而是讓它繼續扮演騷擾奧地利且與俄國結盟的角色，但要削弱它的國力。在波茨坦，當德皇正為他隔日要動身的一年一度北海之旅做準備時，奧地利大使拉迪斯勞斯·瑟傑尼dius sz?gyeni），傳達了較奧約斯、貝希托爾德溫和的主張，承諾不將塞爾維亞從地圖上抹除，隻會“使塞爾維亞無法在巴爾幹政局裏興風作浪”。[31]這一宣示使德皇願意放手讓奧地利自主行事。維也納可以放手攻打塞爾維亞，德國會支持奧匈帝國，即使俄國介入，“引爆大戰”亦然。[32]
七月三日在維也納的西火車站（westbahnhof），為將送往阿茨特滕（artstetten）安葬的弗朗茨·斐迪南靈柩送行時，康拉德與奧芬貝格附耳交換了看法。康拉德斷言這一次絕對得教訓塞爾維亞，奧芬貝格同意這看法，但指出入侵塞爾維亞幾乎肯定會升級為牽連更廣的戰爭。康拉德說或許會如此，但未必一定如此。奧芬貝格提醒他，奧匈帝國炮兵戰鬥力一如以往的不足，而在任何“生死搏鬥”中這都是陸軍非常顯眼的罩門。哈布斯堡陸軍，每個軍隻有九十六門火炮，而俄國有一百〇八門，法國是一百二十門，德國是一百四十四門。奧匈帝國火炮也較老舊、射程較短、準度較差、口徑較小。[33]康拉德有氣無力地同意：“那我很清楚，但此刻我沒辦法解決。”[34]
康拉德無法解決火炮問題，除了種種常見的原因，還因為在這關頭還養得起情婦的他，打算帶著情婦馮·賴寧豪斯（von reininghaus）赴南蒂羅爾度長假。他會離開維也納整整三個星期（從七月七日到二十二日），七月十九日回來參加內閣會議，然後迅即回到茵尼辰（innichen，意大利語稱聖坎迪多/san candido）他情婦的小屋，與她再共度四天。未出門度假的德國駐維也納武官，從康拉德幾乎停擺的辦公室，無法得知奧匈帝國陸軍究竟打算怎麽做：要用火車運多少兵力對付塞爾維亞，要運多少部隊到加利西亞。[35]由於康拉德不在，其他人也都決定請假。克羅巴廷到鄉間宅邸度假，就連最重要的參謀部鐵路局局長約翰·史特勞布（johann straub）上校也出去度假，在南邊達爾馬提亞的葡萄園和海灘上優哉遊哉。陸軍十六個軍，有七個軍休他們的農民兵假，好讓他們回家去幫忙夏收，要到七月二十五日才會回營。難怪康拉德的參謀部八月時會要被“技術性難題”搞得手忙腳亂，因為七月時沒人解決這些問題。
這時德軍裏有許多人渴望在法、俄的軍備采購和兵力計劃還未完成之際來場世界大戰，但毛奇依然力主審慎，並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的道理：普林齊普的行徑，至少是得到了塞爾維亞政府某種程度的默許，在世人都驚駭於此惡行而同聲一氣之際，如果奧匈帝國抓住機會，迅速入侵塞爾維亞，一舉即打垮這王國，那會比較好。並非奧地利盟友的丘吉爾，也認為這一暗殺行徑卑鄙，類似於發動“泛凱爾特計劃以一統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並用“都柏林兵工廠所供應的武器”暗殺威爾士王儲的愛爾蘭。[36]就連俄羅斯人都覺得很難響應，德皇預測沙皇尼古拉二世不會“站在弒君者那一邊”參戰。柏林的決策者，就如麥克白夫人，一致相信“要是幹完了之後就完了，那還是快一點幹”。
換句話說，維也納得利用這場危機正熱的勢頭和同情心理，取消休假，動手。動員要三個星期：後備軍人向團報到要一星期，團加入軍要一星期，軍加入位於邊境的集團軍又要一星期。每個人都篤定奧地利人不會幹傻事，因而在其他諸大國裏，隻有少數人取消夏季長休；七月五日，德皇告訴奧匈帝國駐柏林大使：“如果像現今這樣有利的時機還不好好把握，（他）會很難過。”那是毫不掩飾地煽動戰爭之語。隔天德國首相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更推波助瀾，敦促奧地利人動手，即便“出手對付塞爾維亞會導致世界大戰”。[37]
招來戰雲之後，德皇即搭船出海展開三個星期的挪威峽灣之旅，毛奇回波希米亞的卡爾斯巴德泡溫泉，陸軍部長埃裏希·馮·法爾肯海因（falkenhayn）和陸軍部、參謀部重要部門主管紛紛奔往湖邊、溫泉療養地、海灘、山上度假。[38]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甚至同意，隻要維也納的討伐迅速展開，沒有必要照三國同盟的規定知會羅馬與布加勒斯特。毛奇從其位於卡爾斯巴德的療養地寫道，“奧地利必須擊敗塞爾維亞人，然後迅速締和，要求以奧塞結盟為締和的唯一條件，”且頗不識趣地寫道，“就像一八六六年普魯士對奧地利所做的那樣。”德皇已向奧地利大使瑟傑尼表示奧國可自主行事，並認定奧地利人會快速了結對手（越過多瑙河，包圍塞爾維亞陸軍，攻占塞爾維亞首都），然後造成令世人（特別是俄羅斯人）隻能幹瞪眼的既定事實。[39]
但“快速”是個從來與奧匈帝國軍隊扯不上關係的字眼。一九一四年奧地利與塞爾維亞對決竟迅速升級為世界大戰一事，與奧匈帝國政府決策的拖遝和哈布斯堡軍隊部署的緩慢有很大關係。在七月七日（暗殺事件十天後）的奧匈帝國內閣會議上，匈牙利總理蒂薩仍主張向塞爾維亞人施加純外交性的壓力，不願支持蓄意羞辱塞爾維亞人而對方肯定不會接受的最後通牒。匈牙利民意大大左右了這位總理的意向，因為大部分馬紮爾人基於三個理由不願打仗。首先，斐迪南大公生前打算縮減匈牙利的國土和武力；在布達佩斯，沒人為他的死而哭。其次，匈牙利人不希望這個君主國裏有更多的斯拉夫人，因此，以並吞巴爾幹或波蘭為目標的戰爭，在他們眼中並不明智。最後，匈牙利人清楚，打完一場大國戰爭，結果很可能不是俄國宰製中歐與巴爾幹，就是德國宰製這些地區；而不管是上述哪個結果，都不利於布達佩斯。[40]
康拉德對奧匈帝國作戰計劃的檢討結果，也未提振蒂薩的信心。這位參謀總長太自信，以為隻要俄國的意圖“在動員的第五日之前”明朗化，他就有辦法壓得住塞爾維亞，並在需要時順利將兵力調到對俄戰線上。蒂薩最擔心的事，乃是羅馬尼亞人可能趁奧俄交戰時入侵、並吞哈布斯堡王朝的特蘭西瓦尼亞，但康拉德不把這放在心上。[41]內閣會議上似乎無人理解俄國所帶來的存亡威脅。隻有德國也出兵攻打俄國，才有可能打敗羅曼諾夫王朝，但施裏芬計劃要求先打法國，也就是說俄國大軍一旦出擊，奧匈帝國將首當其衝。這也說明蒂薩為何不肯輕易附和出兵之議。
與蒂薩爭辯，又耗掉整整一個星期。蒂薩堅持認為戰爭不僅未能改善奧匈帝國的民族問題，反倒會“引爆”那些問題。[42]匈牙利人拖延不決，康拉德和克羅巴廷幹脆以此為借口，不定案作戰計劃，樂得延長他們的夏季假期。奧地利駐貝爾格萊德公使館痛斥這一延宕，呈文貝希托爾德，表示塞爾維亞人正利用這一空當“完成他們的作戰準備，為將會讓我們吃不消的俄國介入爭取時間”。[43]正在度假的奧芬貝格將軍，七月十日在薩爾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碰到正在度假的奧匈帝國財長舍瓦利耶·萊昂·德·比林斯基（chevalier leon de bilinski），他正在阿爾卑斯山度他例行的夏季長假。雖然身為奧匈帝國財長和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行政長官，但他完全不知道這個君主國就要轉入戰爭狀態。[44]
直到七月十四日，蒂薩的馬紮爾族同胞暨外交政策顧問伊斯特萬·布裏昂（istván burián）伯爵提醒他，如果對塞爾維亞的惡行絲毫不予製裁，將隻會使羅馬尼亞人更加敢於在特蘭西瓦尼亞（布加勒斯特所欲染指而以羅馬尼亞人為最大族群的匈牙利一隅），如法炮製作亂生事，蒂薩這才轉而支持多數人所讚同的開戰立場。蒂薩主張勿並吞塞爾維亞領土，以免君主國的民族問題更為棘手，與會眾人匆匆同意此議。康拉德私下告訴克羅巴廷：“等著瞧！巴爾幹戰爭前，列強也講要維持現狀；戰後，沒有一個大國擔心現狀不保。”[45]
維也納修潤最後通牒至定稿，又過了一個星期。七月二十一日，貝希托爾德終於把最後通牒定本帶到巴德伊舍（bad ischl）的皇帝別墅，給正在該處避暑的弗朗茨·約瑟夫批示。就要八十四歲且絕不是英明統帥的皇帝，過目且批準。最後通牒要求塞爾維亞“勿再反對奧匈帝國並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然後列出十項羞辱人的要求：要貝爾格萊德審查其報紙報道“以移除反奧文章”，移除學校教育中反奧的教材，撤掉反奧的官員和軍官，逮捕可疑的陸軍軍官和政府官員，停止運送非法武器入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達爾馬提亞，解散民族自衛社之類的秘密會社，以及最貶損國格的，允許奧匈帝國官員（在塞爾維亞境內）主導調查“顛覆運動”和“六月二十八日的陰謀”，等等。[46]
若是早個一個月，行刺事件剛發生後，提出這份最後通牒，大概會受到國際支持，但這時，暗殺事件已過了數個星期，這一外交手段拖了這麽久才出爐，奧地利已失去了其在這場危機之初的優勢。義憤已消。行刺事件已過了一個月，在這同時，斐迪南大公的遺體已從薩拉熱窩運到海岸，搬上一艘無畏級戰艦運到的裏雅斯特，然後上火車運到維也納舉行葬禮，再轉運到位於上奧地利的皇族用的教堂地下室，並在那裏長眠已將近三個星期。薩拉熱窩的奧匈帝國駐軍司令官阿佩爾將軍滿腔悲憤：“我們已失去兩名為奧地利的榮耀喪命的烈士；我們是受辱的帝國；我們的武力隨時可將他們打垮，但至今連個動員令都沒有！我們希望動員令盡快下達。”[47]更糟的是，德國人將奧地利要發給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的內容輕率地透露給意大利人，從而已使整個行動曝光。在聖彼得堡進行國事訪問時，法國總統雷蒙·龐加萊（raymond poincaré）清楚地表示，他和俄國人都知道怎麽回事，還說奧匈帝國欲使這場戰爭限於局部的企圖不會得逞：龐加萊嚴正表示，塞爾維亞“有朋友”。[48]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六點，奧匈帝國駐貝爾格萊德公使烏拉基米爾·吉斯爾（dimir giesl）將最後通牒送到塞爾維亞外交部。奧地利報紙同時刊出通牒內容，而由其內容可清楚看出，發通牒者不希望塞爾維亞人接受，也不認為塞爾維亞人會接受。塞爾維亞人有四十八小時考慮，而七月二十五日塞爾維亞人答複時，令人跌破眼鏡的是，竟同意奧地利的幾乎所有要求，隻是不接受讓奧地利人在塞爾維亞境內調查這一項，並提出轉交海牙國際法庭審理作為其替代方案。[49]塞爾維亞人欲爭取國際支持，因此努力營造講理的形象；但奧地利在德國人和受損尊嚴的催促下，顯得蠻不講理。吉斯爾看了塞爾維亞人的解釋，認為無法接受，於是斷絕外交關係，離開塞爾維亞，搭渡船越過多瑙河，來到匈牙利的塞姆林（semlin，塞爾維亞語稱澤蒙/zemun）鎮。這就是戰爭信號。
但奧地利政策（最後通牒）與行動計劃（動員）的落差之大，令人震驚。不久後將接掌一集團軍的奧芬貝格將軍，仍在上奧地利度假。有個親人突然騎著腳踏車出現，手裏揮著報紙大喊“引信已經點燃；是最後通牒！”時，他正和姊妹共進午餐。後來，奧芬貝格憶起他當時的驚訝：“自薩拉熱窩發生那些令人震驚的事已過了四個星期，我因此以為這場危機也會是虛驚一場。”[50]哈布斯堡將領的作戰準備極為不足，但仍振奮於終於有機會打一仗。駐因斯布魯克的奧地利第十四軍軍長維克托·丹克爾（viktor dankl）收到這消息時，向其司令部幕僚大喊道，“謝天謝地，要打仗了！”他把駐地樂師叫來，要他們辦場音樂會慶祝。英國駐維也納大使莫裏斯·德·邦森（maurice de bunsen）爵士看到在奧地利首都有“大批民眾遊行直到淩晨”，還有在俄國大使館前帶敵意的示威。邦森表達了他對維也納戰爭狂熱的驚愕：“民眾明顯認為這會是一場與塞爾維亞人交手的戰爭……對薩拉熱窩所發生之罪行的迅速報仇……似乎少有人想到一個大國強行介入巴爾幹半島，必然會招來其他大國插手。”[51]
大國間的衝突，正是康拉德照理該防微杜漸卻未防微杜漸的不測事件。康拉德理應利用暗殺事件後那一個月時間，做好迅速進攻的準備，以在其他大國還未能插手時把塞爾維亞打得無力還手，而非在阿爾卑斯山與情婦度假。自一八八〇年代起所擬的諸多作戰計劃，奧地利人都強調必須迅速動員、迅速部署、迅速擊敗塞爾維亞人，因為戰事一旦拉長，俄羅斯八九不離十會介入，而必須強行渡河（渡過多瑙河、薩瓦河、德裏納河或三條河全部）才能入境塞爾維亞，意味著戰事隻會曠日廢時。
七月二十五日，塞爾維亞人撤出貝爾格萊德，把中央政府遷到尼什。由於塞爾維亞把中央政府遷離邊境，且把陸軍集結於科盧巴拉河（kolubara river）後麵的瓦列沃（valjevo）、阿蘭傑洛瓦茨（arangjelovac）周邊，這時入侵塞國，結果幾乎肯定是陷入泥淖，而非迅即得勝。在奧地利人猶豫不決時，塞爾維亞人已速速完成其初步動員（三十萬兵力和五百四十二門火炮）。[52]這說明了當時人為何那麽驚愕於奧地利遲遲才響應皇儲遇刺事件：維也納已給了塞爾維亞人和俄羅斯人整整四個星期來備戰。
康拉德始終主張，若與塞爾維亞攤牌，時間因素會攸關成敗，但盡管他誇誇其談，事實表明他太被動，未預先因應可能狀況。[53]他批準讓現役士兵放假回去幫忙夏收，允許數萬士兵於六月回老家幫忙收割。軍官也放暑假。因此，當塞爾維亞人對最後通牒給了令奧地利不滿意的答複，皇帝於七月二十五日下令局部動員時，康拉德沒什麽兵力可動員。皇帝於七月二十八日向塞爾維亞宣戰時，奧地利軍方毫無動靜。後來，一九一五年接替貝希托爾德出任外長的布裏昂伯爵，以這一被動消極的姿態為理由，反駁外界對奧匈帝國發動戰爭的指控：他以猜測的口吻表示，“事實表明奧匈帝國陸軍完全未做好作戰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怎麽可能“在幽暗的作坊裏謀劃出這場戰爭？”[54]
康拉德的作坊照理應有更好的準備。這位參謀總長已在七月七日向貝希托爾德保證，隻要於動員起的五日內清楚俄國的動向，他就應付得了兩麵作戰。[55]然後他的確知道俄國的動向：就在塞爾維亞人不接受最後通牒那天，沙皇已下令莫斯科、華沙、基輔、敖得薩諸軍區局部動員。法國總統則從俄國首都向奧地利警告，塞爾維亞“有朋友”。顯而易見，此刻該r計劃，而非b計劃上場，但康拉德就是聽不進道理，仍想打塞爾維亞人。但這麽做越來越沒有勝算。奧地利陸軍費力局部動員（隻動員四成兵力）時，塞爾維亞人已忙著部署他們的全部兵力。到了七月二十五日，塞爾維亞人已征召到四十萬人，且已開始集結三個野戰集團軍。俄國人已開始加快動員腳步，英國人則已開始向德國人施壓，要他們逼奧地利人在貝爾格萊德停住（即隻教訓塞爾維亞但不將其瓜分），透過談判解決七月危機。[56]
康拉德刻意淡化來自俄國的威脅，仍認為“拿起鐵掃把橫掃”塞爾維亞較為可取。[57]他的一味昧於形勢，令人吃驚。奧匈帝國的參謀部始終想當然地認為與塞爾維亞開打，隻是與俄國開打的另一場更大戰爭的第一步，而未深入思索此舉的嚴重性。[58]康拉德把頭埋在沙裏，看不見周遭情況狂揮亂打。這樣的人不隻他一個。七月二十八日夜，奧芬貝格將軍與皇帝的親信顧問暨前駐聖彼得堡武官亞曆山大·馮·於克斯屈爾（alexander von uxkull）會晤，當聽到於克斯屈爾把俄國的作戰準備說成“虛張聲勢”時，驚訝不已。於克斯屈爾自信滿滿地說，俄國“不會插手”。[59]貝希托爾德也在黑暗中摸索，看不到康拉德在做什麽。康拉德下令第二梯隊十二個師開赴塞爾維亞邊界，而非加利西亞，異想天開地認為俄羅斯人會在麵臨德國具體威脅時打退堂鼓。[60]奧芬貝格憶道，“把我們的軍隊分割為兩部，並非我所樂見”，康拉德打算隻以二十三個師對付俄國（兵力太少）、十八個師對付塞爾維亞（太多），並以七個師作為總預備隊在這兩部之間機動支持。
簡而言之，照康拉德的部署，奧地利在各個戰線都要吃敗仗。他的上司，斐迪南大公死後獲皇帝任命為總司令的弗裏德裏希大公，識見不足，無法修正康拉德的決定。與五十八歲的弗裏德裏希——至交好友口中的弗裏茨爾——見麵後，奧芬貝格覺得他乏善可陳：“我們簡短聊了些瑣事；一如這類人所一向予人的印象，這位仁兄讓人覺得無可救藥的平庸；由他統領兩百萬大軍，叫人生不起信心。”[61]所幸仍有一條出路可避掉這場即將降臨的大災難。英國大使於七月二十八日拜訪貝希托爾德，表示願意幫忙，並提醒這位外長絕不可再“漠視（維也納與塞爾維亞爭吵的）歐洲層麵”。如果貝希托爾德繼續漠視，會有一場把所有大國都卷入的世界大戰。貝希托爾德告訴英國大使，俄國人不會插手，“因為我們會（向俄國）保證我們無意擴張領土”。[62]貝希托爾德如此謹慎之人，對世局的看法竟也如此天真。
德國人為開戰推了最後一把。七月三十日，德皇要弗朗茨·約瑟夫同意以“貝爾格萊德或其他要塞”的控製權為擔保，確保塞爾維亞與維也納合作調查暗殺陰謀，一時之間似乎支持“在貝爾格萊德停住”這條路，但隔天，威廉二世的立場突然一百八十度翻轉，向聖彼得堡和巴黎都發出最後通牒。“勿接受英國為消弭戰火所進一步提出的建議，”毛奇指示康拉德，“歐洲戰爭是挽救奧匈帝國的最後機會。德國願毫無保留地支持奧地利。”
其實，毛奇應該還要補充一句，歐洲全麵戰爭是挽救德國的唯一機會，因為貝特曼已嚴正表示，“未來是俄國的天下，俄國越來越壯大，像越來越深沉的噩夢重重壓在我們身上”。[63]隻有戰爭能防患未然阻止俄國壯大，或者說柏林是這麽認為。維也納與柏林之間這些意見的交換，證實德國和奧地利是掀起這場戰爭的元凶，而毛奇坦承知道自己在幹什麽一事，則提供了更確鑿的證據。毛奇寫信告訴貝特曼·霍爾維格，說會有一場“世界大戰”，諸大國會“相互廝殺”，帶來不堪設想的惡果——“幾乎整個歐洲的文化會毀於一旦，數十年無法恢複”。[64]但不要緊。一如奧地利人，德國人覺得他們現今享有的軍事優勢，會在兩或三年內被俄國、法國的大規模軍事整備計劃壓倒。那些計劃將使俄法兩國擁有更多兵員、火炮、基礎設施，使靠著一九一三年的龐大軍事支出計劃而這時仍占上風的德國，將得在公平的立足點上與他們較量。毛奇於一九一四年五月在卡爾斯巴德告訴康拉德：“拖得越久，我們的勝算就越低。”[65]
而一如奧地利人，德國人也苦於國內的政治亂象。貝特曼·霍爾維格當德國首相已有五年，卻從未能在國會掌握可靠多數；他的職責已淪為讓國會通過龐大的陸海軍預算，抵禦社會黨、阿爾薩斯-洛林黨（“法蘭西萬歲！”），以及那些挑剔在自家地盤上每個說德語的學校和官員的波蘭人。推動戰爭的勢力太強，貝特曼想擋可能也是螳臂擋車。這位總理抱怨，“在軍事活動方麵”，他未“得到充分告知”，“開戰的決定是在德皇周邊的封閉小圈子裏做出的”。[66]後來奧地利人憶起柏林這些焦慮萬分的決策者“害怕、緊張、遲疑、神經質”的特質。他們先後於八月一日、八月三日向俄國、法國魯莽宣戰，缺少了“俾斯麥審時度勢的能力”。八月五日英國不情不願地加入反德同盟一方，在“以防整個西歐為單一強權所宰製”時，德國人的反應是暴怒（且愚蠢）：“多了一個敵人，隻是多了一個緊密團結、戰鬥到底的理由。”[67]
奧匈帝國的宣戰行動，完全看不到德國人的這種心態。奧匈帝國八月六日才不情不願、有氣無力地向俄國宣戰，而其理由，一如貝希托爾德所說的，“鑒於俄國在奧地利、塞爾維亞衝突裏擺出的威脅姿態”。康拉德滿懷悲觀——將傷害他對整場戰事之運籌帷幄的一種悲觀——嚴正表示“若是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勝算大概還不小，但如今，我們是va banque”。[68]這番宣示完全未能穩住民心士氣，因為va banque是賭徒術語，意指拿莊家的所有賭本對賭，“贏則全拿，輸則賠光”。一如以往，康拉德表現得好像他是整個情勢的無辜受害者，而非情勢的主要推手。蒂薩繼續阻撓，主張走德皇最初提出的“在貝爾格萊德停住”路線，堅持要貝希托爾德“打消（奧地利出兵侵略的）妄言”，但為時已太遲。在申布倫宮安靜的房間裏，老皇帝已無奈接受侵略路線。他一語不發地坐著，如他的副官所說的，相信“我們名正言順的目標”可成。這位副官，阿瑟·博爾弗拉斯將軍，對未來頗為樂觀。他在寫給人在薩拉熱窩的波蒂奧雷克的信中大言不慚地說：“我要再次高呼‘許多敵人，好多榮耀。’”[69]
博爾弗拉斯不會歡呼太久。 <hr/>
[1] barbara jvich，<i>history of the balkans</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2：110.
[2] kriegsarchiv，vienna（ka），b/677：0-10（auffenberg），bozen，oct. 28 and nov. 1913，brosch to auffenberg；rudolf jerabek，<i>potiorek</i>（graz：veg styria，1991），77-78wrence sondhaus，<i>franz conrad von h?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i>（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33.
[3] <i>wien zukunft</i>，oct. 1，1913；<i>neue freie presse</i>，oct. 3，1913.
[4] ?sterreichischen bundesministerium fur heereswesen und vom kriegsarchiv，<i>?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i>，ed. edmund ise von horstenau（vienna：veg milit?twissenschaftlichen mitteilungen，1931-1938），1：6-7；jerabek，<i>potiorek</i>，98.
[5] graydon tunstall，<i>nning for war against russia and serbia：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military strategies 1871-1914</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106.
[6] ka，neue feld akten（nfa）2115，36 i.d.，vienna，july 20，1914，“einiges uber h?here kommandos und personalien der serbischen armee.”
[7] jerabek，<i>potiorek</i>，99-105.
[8] ka，milit?rkanzlei franz ferdinand（mkff）202，“studie sommer 1907：operationen gegen serbien.”
[9] jvich，<i>history of the balkans</i>，2：111.
[10] jerabek，<i>potiorek</i>，90.
[11] dimir dedijer，<i>the road to sarajevo</i>（london：macgibbon and kee，1967），9-10.
[12] jerabek，<i>potiorek</i>，84；winston s. churchill，<i>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i>（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64.
[13] christopher rk，<i>the sleepwalkers</i>（new york：harper，2013），367-376；sean mcmeekin，<i>july 1914</i>（new york：basic books，2013），1-20；dedijer，<i>the road to sarajevo</i>，14-16.
[14] carl freiherr von bardolff，<i>soldat im alten ?sterreich：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i>（jena：eugen diederichs，1938）：90.
[15] <i>die fackel</i> 7，no. 400（july 10，1914）：1-4，“franz ferdinand und die talente.”
[16] jerabek，<i>potiorek</i>，95.
[17] ka，b/1503：5，vienna，july 9，1914，conrad to potiorek，<i>sehr geheim</i>；rk，<i>sleepwalkers</i>，392.
[18] ka，b/1503：6，vienna，july 27，1914，fzm krobatin to fzm potiorek.
[19] ka，b/232：11，karton 15，sarajevo，july 25，1914，gdi appel to col. brosch-aarenau.
[20] andre mitrovic，<i>serbia’s great war 1914-1918</i>（west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07），17，64.
[21] haus-，hof- 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10，int. lxx/1，belgrade，june 30，1914，storck to berchtold.
[22] mcmeekin，<i>july 1914</i>，109-116；samuel r. williamson jr.，<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i>（new york：st. martin’s，1991），192.
[23] annika mombauer，<i>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51-152；gunther e. rothenberg，<i>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i>（west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68.
[24] rk，<i>sleepwalkers</i>，381-403；dedijer，<i>the road to sarajevo</i>，289-291；williamson，<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i>，193；mitrovic，<i>serbia’s great war</i>，5-6.
[25] hhsa，pa i，810，int. lxx/1，vienna，july 7，1914，gdi conrad to berchtold.
[26] david fromkin，<i>europe’sst summer</i>（new york：vintage，2005），155.
[27] mitrovic，<i>serbia’s great war</i>，10.
[28] mitrovic，<i>serbia’s great war</i>，11.
[29] norman stone，“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july 1.914，” <i>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i> 1，no. 3（1966）：161；churchill，<i>world crisis</i>，53.
[30] mitrovic，<i>serbia’s great war</i>，10.fromkin，<i>europe’sst summer</i>，157.
[31] fromkin，<i>europe’sst summer</i>，157.
[32] sean mcmeekin，<i>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i>（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11），42-46；mcmeekin，<i>july 1914</i>，393-394；churchill，<i>world crisis</i>，77.
[33] david g.herrmann，<i>the arming of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i>（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221.
[34]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ow，<i>aus ?sterreichs h?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i>（munich：drei masken veg，1921），256.
[35] mombauer，<i>helmuth von moltke</i>，194.
[36] churchill，<i>world crisis</i>，65.
[37] mitrovic，<i>serbia’s great war</i>，4.
[38] mombauer，<i>helmuth von moltke</i>，191-192.
[39] rk，<i>sleepwalkers</i>，517；fromkin，<i>europe’sst summer</i>，156；williamson，<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i>，195；mombauer，<i>helmuth von moltke</i>，103.
[40]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aat，ema，7n847，marseille，mar. 22，1917，2ème bureau，“2ème bureau analysé des cahiers de notes d’un officier hongrois prisonnier de guerre.”
[41] williamson，<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i>，198-199.
[42] stone，“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july 1914，” 163.
[43] hhsa，pa i，810，lxx/1，belgrade，july 8，1914，wilhelm storck to berchtold.
[44] auffenberg-komarow，<i>aus ?sterreichs</i>，257.
[45] williamson，<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i>，203.
[46] hhsa，pa i，810，lxx/1，vienna，july 20，1914，berchtold to giesl；stone，“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july 1914，” 166.
[47] ka，b/232：11，karton 15，sarajevo，july 25，1914，gdi appel to col，brosch-aarenau.
[48] mcmeekin，<i>july 1914</i>，181；williamson，<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i>，203.
[49] hhsa，pa i，811，lxx/2，july 25 and 27，1914，“antwortnote”；rk，<i>sleepwalkers</i>，423-430，457-469.
[50] auffenberg-komarow，<i>aus ?sterreichs</i>，259-260.
[51]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bna），foreign office（fo）371/1900，london，sept. 1，1914，bunsen to grey.
[52] ka，armeeoberkommando（aok）1914，evidenzbureau（evb）3506，vienna，aug. 4，1914；kurt peball，“der feldzug gegen serbien und montenegro im jahre 1914，” ?sterreichische milit?rische zeitschrift sonderheft i（1965）：20-21；jerabek，<i>potiorek</i>，22.
[53] ka，mkff 202，“studie sommer 1907：operationen gegen serbien”；general josef von sturgkh，<i>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i>（leipzig：paul list，1921），158.
[54] istván burián，<i>austria in dissolution 1915-18</i>（new york：george doran，1925），8-9.
[55] norman stone，“moltke-conrad：rtions between the 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general staffs 1909-1914，” <i>historical journal</i> 9，no. 2（1966）：215.
[56] mcmeekin，<i>july</i> 1914，252-255.
[57] hhsa，pa i，810，int. lxx/1，vienna，july 7，1914，gdi conrad to berchtold.
[58] <i>?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i>，1：24.
[59] auffenberg-komarow，<i>aus ?sterreichs</i>，262.
[60] stone，“moltke-conrad，” 216-217.
[61] auffenberg-komarow，<i>aus ?sterreichs</i>，264-265.
[62] bna，fo 371/1900，london，sept. 1，1914，bunsen to grey.
[63] herrmann，<i>arming of europe</i>，214.
[64] capt. b. h. liddell hart，<i>the real war 1914-1918</i>（boston：little，brown，1963），31-2；patricia clough，“found：the secret of world war i，” <i>sunday times</i>，aug. 14，1994；jerabek，<i>potiorek</i>，108；mombauer，<i>helmuth von moltke</i>，106-107；herrmann，<i>arming of europe</i>，205-206，217-218.
[65] geoffrey wawro，<i>warfare and society in europe 1792-1914</i>（london：routledge，2000），200-211；herrmann，<i>arming of europe</i>，200-201，212；mombauer，<i>helmuth von moltke</i>，172.
[66] hhsa，pa i，837，munich，aug. 14，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67] hhsa，pa 3，171，berlin，may 16，1914，sz?genyi to berchtold；pa i，842，berlin，oct.6，1915，hohenlohe to burián；pa i，837，munich，aug. 5，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68] herrmann，<i>arming of europe</i>，218.
[69] bna，fo 371/1900，london，sept. 1，1914，bunsen to grey；hhsa，pa i，819，vienna，aug. 2，1914，tisza to berchtold；ka，b/1503：6，vienna，aug. 6，1914，gdi arthur bolfras to fzm potiorek.
一旦爆發戰爭即會總綰奧匈帝國兵符的弗朗茨·斐迪南，屆時會親臨現場主導軍事演習。斐迪南大公即將到訪波斯尼亞一事，一九一四年三月受到奧國和外國報紙廣為報道，為塞爾維亞恐怖分子提供了一個讓人手癢難耐的攻擊目標。阿皮斯上校和黑手會想用一場驚人的恐怖主義攻擊激怒奧地利人，但也想借由堵死與維也納的所有協商管道，驅使塞爾維亞總理尼科拉·帕西茨開戰。[1]帕西茨比阿皮斯之類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更為深謀遠慮，對於正忙於消化、並吞馬其頓、阿爾巴尼亞領土的塞爾維亞王國是否能擊退來犯奧軍，也遠不如他們那麽樂觀。為迫使帕西茨行動，黑手會於一九一四年春開始在貝爾格萊德培訓三名波斯尼亞學生，加夫裏洛·普林齊普是其中之一。黑手會為普林齊普三人定好計劃，要他們與另外四名刺客連手暗殺斐迪南大公，那四名刺客則會從波斯尼亞找來。
在七名刺客為行刺做準備時，康拉德正努力欲保住他的職位。斐迪南大公在一九一三年陸軍演習現場當眾叱責康拉德，似乎要當著康拉德的麵，為他在雷德爾事件後新接任的“聯合武裝部隊督察長”一職立威。兩人雖然言歸於好（康拉德向其情婦吹噓向來疾言厲色的大公用了“非常窩心的話”安撫他），但布羅施上校一九一三年十、十一月寫給奧芬貝格的信，卻想當然地認為改變就要發生，會有不像康拉德那樣“減損”斐迪南大公威望、惹惱大公的新人接任參謀總長。接替康拉德者，大概會是波蒂奧雷克，或是大公的新副官卡爾·巴爾道夫（karl bardolff）將軍。前者“渴望接掌此職”，後者“在舍穆瓦任職期間基本上掌理參謀部”。[2]
這兩人和其他人選的名字外泄，間接表示換人在即。康拉德聽到風聲，急急麵見皇上以挽救職位。一九一三年十月，這位職位岌岌不保的參謀總長晉見弗朗茨·約瑟夫，相談甚久，皇帝得知康拉德已失去斐迪南大公的寵信，非常樂於讓康拉德改投他旗下。康拉德成為霍夫堡宮與美景宮持續不斷的權力鬥爭中最新的爭奪標的。後悔於雷德爾事件期間將兵權大幅授予斐迪南大公的皇帝，這時向康拉德保證不撤換他，且恢複他直接進宮麵見皇上的權利，借以削弱弗朗茨·斐迪南的權力。身為斐迪南大公的門生，康拉德與霍夫堡宮的公函往來原都得通過美景宮。如今，他的信函將朝反方向傳送。[3]康拉德想必把大部分醒著的時間花在遊移於不同明主間和保衛他日益縮小的地盤上。剩下的時間，他才用來思考奧地利日益緊縮的行動自由。
一九〇五年的施裏芬計劃要奧匈帝國人做到某些事，即得守住位於加利西亞、波蘭的要塞，直到德國人擊敗法國人為止（據這計劃的想定，要六星期），但他們也將得擊退塞爾維亞人。在一九〇八年波斯尼亞並吞危機期間，戰爭差點引爆之時，康拉德擬出一個乍看之下很漂亮的計劃來落實上述義務。局部性的奧、塞戰爭，發生概率不高，萬一發生，以b計劃（巴爾幹計劃）因應；奧地利與塞爾維亞開戰，把俄羅斯卷入，發生概率頗高，萬一發生，則以r計劃（俄羅斯計劃）因應。為使哈布斯堡陸軍能因應上述任一突發狀況，康拉德把陸軍分為三群：第一梯隊（a-staffel，九軍二十八個師，開赴俄羅斯戰線）、巴爾幹最小兵力群（minimalgruppe balkan，三軍八個師，用於對付塞爾維亞）、第二梯隊（b-staffel，四軍十二個師，將作為總預備隊在兩戰線之間機動因應）。如果能將奧塞戰爭局限於當地，第一梯隊將守衛俄羅斯邊界，第二梯隊則與巴爾幹最小兵力群會合，以二十個步兵師和三個騎兵師執行b計劃。如果俄羅斯介入（所有人都認為必會發生的情況），則執行r+b計劃：第二梯隊將立即上火車運往加利西亞增援第一梯隊，以四十個步兵師打俄國，巴爾幹最小兵力群的八個師則隻著重於防守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匈牙利的邊界。[4]
一九〇八年時，塞爾維亞兵力少且弱，且俄羅斯還未從敗於日本之手裏恢複元氣，這樣的計劃似乎還管用，但到了一九一四年，情勢已不同：一開戰，維也納的四十八個師將立即要麵對至少俄國五十個師和塞爾維亞十一個師，且後續還要對付源源而來的許多俄國後備師和準備支持塞爾維亞正規軍的數千名遊擊隊員。一九〇八年時，俄國鐵路非常原始，因而有施裏芬所謂的“廣漠無鐵路”的俄羅斯之語，但到了一九一四年，那一廣漠之地已有法國資助建造的雙線鐵路貫穿，若奧地利人在運送部隊到東邊上稍有延遲，就會吃大虧。事實上，到了一九一四年，俄國鐵路已好過奧國鐵路。俄國有四條單線鐵路（單線意味著隻能單向運輸）和五條雙線鐵路（意味著能雙向運輸）；而奧地利隻有七條單線鐵路，其中兩條得奮力穿越高聳的喀爾巴阡山。按照當時客觀的估算，這意味著俄國一天能運送兩百六十列火車的兵進入波蘭、烏克蘭戰場，奧地利則是一百五十三列。[5]
在幾位強悍、久經戰火洗禮的將軍領導下，塞爾維亞軍隊兵力成長同時現代化，使奧地利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隻需派支小型軍隊越過多瑙河或德裏納（drina）河征討，就能讓塞爾維亞學乖。[6]早在一九一一年，康拉德就在兵棋推演中發現，至少要十四個師才能擊敗塞爾維亞，而如果同時與俄國交戰，根本騰不出這十四師的兵力。為徹底挫敗奧地利，塞爾維亞人的辦法，就隻有把軍隊從邊界撤回，迫使奧地利人深入多山的塞爾維亞內陸，陷入曠日廢時的戰事。事實上，一九〇七年奧地利的軍事演習和一九一三年維也納的兵棋推演，已測試並證實塞爾維亞戰術撤退會對不善打仗的奧地利軍隊帶來何等毀滅性的壓力。陸軍部長奧芬貝格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前夕即看出，奧地利任何入侵塞爾維亞的行動，都必須利用摩拉瓦河穀（morava valley）這個寬廣的通道，而非蠶食沒有戰略價值、位於德裏納河與薩瓦（sava）交會處的塞爾維亞王國西北隅。但如此兵分多路的寬正麵入侵會需要較多兵力且較耗費時日，而奧地利沒有那麽多兵力和時間可用。在一九一四年四月走訪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時，波蒂奧雷克做了他自己的推演——衍生自棋賽的戰況仿真，以鐵製對象標示部隊和補給，在實際後勤、地形因素下每步限於兩分鍾內完成。令在場所有人驚愕的是，塞爾維亞人贏。
波蒂奧雷克的四月兵推，預示了八月他入侵塞爾維亞會將麵臨的景況。實際戰況將如紙上談兵所示——在德裏納河下遊和薩瓦河交會處作戰的奧匈帝國第五集團軍和在更南邊越過德裏納河的哈布斯堡第六集團軍之間的一個大缺口，使塞爾維亞人得以將這兩支軍隊各個擊破。但這場兵推預示的不利情況，康拉德完全未予采納。他對一九一三年冬兵推的看法，說明了他為何會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做出那些奇怪的決定。用兵塞爾維亞將遇到重重難關，包括道路不良、補給不易、敵人掘壕固守，但康拉德的建議是不計後果地蠻幹：“由於缺乏補給、交通工具和全盤了解，我們唯一的辦法會是疾迅勇猛的進攻。”[7]如此低估現代火器的威力，始終是康拉德轄下參謀部的一貫特色。他於一九〇八年所擬的對塞爾維亞作戰計劃，狠批日本人在日俄戰爭中的“怯懦”，隻憑著他本人一股不服輸的心態，無憑無據地認為“若有較剽悍的指揮部、較快展開作戰行動、較快結束戰役，傷亡會降到最低”。[8]
塞爾維亞刺客開始聚集於薩拉熱窩時，貝爾格萊德陷入騷亂。七十歲的國王彼得厭煩於居中調解帕西茨與諸將領的外交政策主導權之爭和馬其頓、阿爾巴尼亞境內新吞並土地的治理權之爭，於一九一四年六月卸下其大部分職權，任命二十五歲的王儲亞曆山大為其攝政。[9]這絲毫無助於安撫為奧地利斐迪南大公即將訪問波斯尼亞而憤怒不已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弗朗茨·斐迪南鼓吹建立“大克羅地亞”，即一個包含克羅地亞、達爾馬提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斯洛文尼亞，且盡可能吸並塞爾維亞領土的羅馬天主教超國家（superstate）。而這樣的人就要踏足塞爾維亞人宣稱為其所有的那些省份。斐迪南大公的到訪日子也挑得特別差，六月二十八日，聖維圖斯日（st.vitus day）：十四世紀塞爾維亞兵敗科索沃並遭奧斯曼土耳其人製服的日子，自那之後令塞爾維亞人既開心又難過的國定假日。弗朗茨·斐迪南若有意以挑釁心態展現他對塞爾維亞的不屑，或他對皇帝謹小慎微作風的不屑，再沒有比挑這一天到訪更挑釁的了。“別讓大公太出風頭，”弗朗茨·約瑟夫的副官於這趟訪問之行前寫信告訴波蒂奧雷克，“我們不希望人民忘了還有皇帝在。”[10]但這位大公即將大展他從未有過的風頭。
在康拉德與波蒂奧雷克的陪同下，斐迪南大公觀看了六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在塞拉耶弗西南邊山區舉行的第十五軍（杜布羅夫尼克）、第十六軍（薩拉熱窩）的演習，然後在二十八日帶著他的妻子，大公妃蘇菲，參觀了薩拉熱窩。全規格的奧匈帝國軍事演習，一如以往，會在九月舉行，模擬俄軍入侵加利西亞的情況：這一次的巴爾幹演習，用意隻是展示武力，警告塞爾維亞勿輕舉妄動。薩拉熱窩之行不會太久，斐迪南大公會去一個兵營、市政府、一座新博物館、一間地毯工廠看看，並與波蒂奧雷克共進午餐，而這些行程的用意，全在炫示哈布斯堡王朝的威權，確立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稱為其所有之省份的所有權。天黑時，大公一行人將會在離開波斯尼亞的火車上。[11]
六月二十八日，斐迪南大公在伊利紮（ilidze）的波士納飯店起床。伊利紮是溫泉療養地，位於薩拉熱窩郊外為濃密森林所包圍的涼爽開闊地裏。他穿著一身騎兵將軍的禮服（藍上衣、黑長褲、帶綠羽毛的雙角帽），在一間已為了他的造訪事先祝過聖的飯店房間裏做禮拜（祝聖花了四萬克朗），然後爬上一輛已經在等候著的車的後座。六輛車子排成一列，這輛敞篷跑車排在第三。車隊駛往薩拉熱窩，沿途弗朗茨·斐迪南與蘇菲向佇立於路旁的民眾點頭、微笑，波蒂奧雷克蹲在可收折的座椅裏，麵朝他們，一路指出主要景點。七名塞爾維亞刺客，彼此隔著一定距離，分布在這一路線的沿途。第一名刺客拿起布朗寧手槍，隔著九米距離開槍，未射中。弗朗茨·斐迪南轉頭，看著奧地利警察擒拿這名刺客，阻止民眾對他施以拳腳。對皇帝敵意和不良居心深有所感的大公，粗啞喊道：“盡快把他吊死，維也納會頒他一麵獎章！”[12]第二名刺客丟出一枚手榴彈，但大公的司機加速駛過，手榴彈在下一部車底下爆炸，波蒂奧雷克的副官埃裏希·馮·梅裏齊（erich von merizzi）中校受輕傷。
弗朗茨·斐迪南與波蒂奧雷克在波斯尼亞軍事演習場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下令於一九一四年六月在波斯尼亞辦一場動用兩個軍的特別演習，以威嚇塞爾維亞人。照片中大公在研究地圖，替他拿著地圖者是軍長和波斯尼亞行政長官奧斯卡·波蒂奧雷克將軍。
這是斐迪南大公生前所度過的最後一個整天。隔天他就在薩拉熱窩街頭中槍。
照片來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在抵達第一個停留地點，一八九四年建成的仿摩爾式雄偉的市府大樓時，大公怒火中燒。薩拉熱窩市長和其諸市政委員排成兩列，一邊是戴非斯帽、著燈籠褲的穆斯林，另一邊是著燕尾服和高頂黑色大禮帽的基督徒。大公硬生生打斷市長帶著巴結意味的問候：“市長先生，你說這些有什麽用？我來薩拉熱窩親善訪問，卻有人朝我丟炸彈？太離譜了！”進了市府大樓後，大公的氣消了。他向他的隨從開玩笑道：“留心聽著，這個（刺客）大概會按照奧地利的老作風獲頒功績勳章，而不會被‘弄成無害’。”[13]
事前，波蒂奧雷克堅持由他一手包辦此趟訪問的所有安全事宜，結果發生行刺之事，令他非常尷尬。他希望這一天會結束得比開始時完滿，向弗朗茨·斐迪南保證必會讓大公如預定計劃安然完成他在此市的行程。弗朗茨·斐迪南願意走完預定行程，但堅持改變路線，以便去醫院探望受輕傷的梅裏齊。斐迪南大公從未打過仗，這是最近似於在戰場上救助受傷同袍的經驗。眼下他不顧後果，堅持基於人情之常該怎麽做他就怎麽做。波蒂奧雷克同意，但忘了把更改計劃之事告訴此刻正按照原安排的路線把車隊帶離市府大樓的薩拉熱窩市長和其司機。大公的司機傻傻跟著市長的座駕開，在拐彎駛進弗朗茨·約瑟夫街時，被波蒂奧雷克猛然叫住。波蒂奧雷克厲聲要他停車、倒車，然後繼續沿著碼頭直走，前往軍醫院。
一九一四年，汽車還很稀少，車隊六輛車都是從奧地利汽車俱樂部暫時借來，司機則是騾子脾氣，不高興之下就突然停住車不肯前進。[14]道路兩旁擠滿圍觀民眾，大公的司機使勁將車往後退然後轉向。弗朗茨·斐迪南在這時拉長調子告訴波蒂奧雷克：“說到刺客，人真的得把自己的性命交給上帝發落。”大公座駕停住，準備打直，而大公夫婦直挺挺坐在後座，就在這時，加夫裏洛·普林齊普（黑手會在貝爾格萊德征募到的三名波斯尼亞學生之一）擠過人群，近距離開了兩槍：第一槍打穿大公的頸動脈，第二槍打進蘇菲的腹部。兩人都在幾分鍾後死亡。
弗朗茨·斐迪南與其夫人的遺體擺在附近的舊奧斯曼官邸——圍牆環繞的波蒂奧雷克府邸——時，有人發現大公脖子上掛了七個護身符，每個護身符用來防止不同的邪靈近身。蘇菲沒有血色的脖子上圍了一條金鏈，身上披了一條肩布，肩布裏有用來防止疾病或意外上身的聖徒遺物。這兩人是據說要把巴爾幹半島從落後與迷信中救出來的現代哈布斯堡家族成員。維也納諷刺作家卡爾·克勞斯，在這趟管控糟糕、悲劇收場的訪問裏，發現更為荒謬可笑之處：“皇儲在弗朗茨·約瑟夫街和魯道夫街的街角中槍身亡，正象征了身為奧地利人所代表的含義。”[15]
普林齊普立即被認出是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大公的每個隨行人員都理所當然認為這名刺客是抗議奧地利占領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已多年的塞爾維亞政府所派。因為疏於小處的安全工作而間接助行刺者得逞的波蒂奧雷克，此刻如某同僚所說的，“竭盡全力”鼓吹戰爭，“以洗刷他的過錯”。[16]波斯尼亞演習結束後，康拉德打道回府，在薩格勒布換車時，才得知行刺之事。這時，他鼓吹那古往今來常用的解決辦法：如貝希托爾德所說的，“戰爭，戰爭，戰爭”。與皇帝和內閣閣員開會時，康拉德要求采取“果斷行動”。[17]陸軍部長亞曆山大·克羅巴廷向弗朗茨·約瑟夫的副官大施壓力，以促使皇帝“立即宣戰”。[18]奧地利大部分高階將領和他們同聲一氣，力主向塞爾維亞“暗殺政權”和其“行凶者”報複。“給我一個軍和一個後備師，我就可以搞定。”邁克爾·阿佩爾從其位於薩拉熱窩的辦公室激動說道。[19]
在薩格勒布，克羅地亞民族主義分子有了將異族殺光的念頭。“我們周遭有太多討厭的塞爾維亞人；從今天起，就把消滅他們當作我們的目標，”報紙《赫爾瓦茨卡》氣衝衝說道。“srbe或vrbe”（意為“把塞爾維亞人吊死在柳樹上”），成為流行的口號。[20]奧匈帝國駐貝爾格萊德的公使館——受到“此地低規格哀悼”的公開侮辱，“此地的人在街上和咖啡館裏嘲弄我們的不幸”——也發出同樣的激越言語：“得讓塞爾維亞再度懂得害怕——我們得趁這機會發出毀滅性的一擊，不要有其他顧慮，以為我君主國爭取再數十年的和平發展時間，以讓加諸我皇上的這一侮辱受到懲罰。”[21]
六月三十日在申布倫宮晉見皇上時，老皇帝弗朗茨·約瑟夫的悲痛，令貝希托爾德印象深刻。皇帝傷心主要是為了君主國的困境，而非為了斐迪南大公。聽著貝希托爾德向他陳述他所能選擇的路，皇帝流下了淚水。自一八六六年大敗之後，弗朗茨·約瑟夫一直避戰，但此刻連他都了解到，戰爭，或最起碼的威脅開戰，已不可避免。普林齊普對哈布斯堡王朝的打擊太凶殘，太侮辱人。但匈牙利能否決奧地利的決定，因此，得等到匈牙利總理伊斯特萬·蒂薩前來陳述布達佩斯的看法，才能決定下一步怎麽走。
那天更晚時與蒂薩的會晤，結果一如預期。蒂薩反對向塞爾維亞開戰，主張隻在外交戰場上對貝爾格萊德發動譴責戰。他擔心與塞爾維亞起衝突會招來俄國的介入，而俄軍就陳兵於匈牙利邊界旁。蒂薩當政數年來刻意削弱奧匈帝國的軍力，比大部分人更清楚這君主國軍力的虛實。[22]
匈牙利的膽小怕事，令老早就想找借口與塞爾維亞攤牌的德國大失所望。德國參謀總長毛奇，一九一三年二月以德、奧兩國人民不會為了阿爾巴尼亞版圖之類的小問題與人開戰為由，把康拉德從戰爭邊緣拉回來，此刻卻在奧地利的不幸中瞥見機會。德國、奧匈帝國人民會為了替哈布斯堡皇儲的慘死報仇而戰。這正是鼓動德國、奧匈帝國人民所需的“口號”。[23]德國希望奧地利人搶占這道德高地，立即摧毀塞爾維亞，然後將所有兵力移到東邊，但這份希望在炎熱的夏季裏破滅，原因不隻出於蒂薩的不讓步。
在薩拉熱窩，七名刺客中已有六人被捕並受審問。有一人自稱“塞爾維亞英雄”，但要說塞爾維亞政府是這場暗殺陰謀的共犯，再怎麽說證據都不夠確鑿。米蘭·奇嘎諾維奇（mn ciganovic），是在位於貝爾格萊德的自家公寓衣櫥裏存放了炸彈製造原料的政府雇員，他認為這些刺客與他們的軍事訓練員沃津·坦科西奇（vojin tankosic）少校，以及阿皮斯、民族自衛社有關聯。但這些塞爾維亞官員是我行我素的無賴，不是政府的代理人，隻是奧地利人（和德國人）對此重大差異視而不見。[24]波蒂奧雷克從薩拉熱窩警示道，如果維也納不下重手反擊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和在幕後資助他們的國家，就會治理不了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康拉德在波斯尼亞的線人，告訴他差不多的看法：得把治理之責從操控維也納政局的“波蘭外交官和宮廷顧問”手裏拿走，交給軍方。有人告訴他說：“該是時候拿起鐵掃把把這裏清掃幹淨了……這裏的塞爾維亞人至少有六成是國家的敵人。”[25]就連主張以和為貴的貝希托爾德都改變立場，六月三十日主張與貝爾格萊德“清算總賬”。[26]同一天，柏林德皇勸奧地利人開戰：“機不可失！”[27]
奧地利皇帝原希望於七月三日德皇威廉二世來維也納參加斐迪南大公葬禮時與他商議因應之道，但德皇擔心塞爾維亞刺客行刺，也擔心奧地利安全措施不足，決定待在柏林以策安全。在柏林，他收到弗朗茨·約瑟夫的來信，信中斬釘截鐵說斐迪南大公遇害是塞爾維亞、俄國兩地泛斯拉夫主義分子所為。這一推斷使德國得以向其優柔寡斷的盟邦施壓加溫。德國記者和特使維克托·瑙曼（viktor naumann）於七月一日在與貝希托爾德的幕僚長亞曆山大·奧約斯（alexander hoyos）會晤時，告訴奧約斯此刻已該向德國請求大力支持其“消滅塞爾維亞”。瑙曼被德國政府找來當中間人，七月頭幾天向維也納傳達了這一明確的信息：“奧匈帝國愈早開戰愈好；昨天比今天好；今天比明天好。”[28]貝希托爾德“受惑於軍方的魔力和武力，且著迷於軍方恐怖機器的隆隆聲響和耀眼奪目”（丘吉爾語），興高采烈地同意，並告訴德國外長戈特利布·馮·雅戈（gottlieb von jagow），柏林和維也納得“扯斷敵人用來織成網子包住我們的繩索”。[29]德國的響應不會讓貝希托爾德失望；德皇震驚於同是皇族成員且與他交情深厚的斐迪南大公遇刺，光是根據這一點，德皇就應該會同意讓奧地利全權行事。
與瑙曼會晤四天後，奧約斯以貝希托爾德特使身份來到柏林。他先到德國外交部見了次長阿瑟·齊默曼（arthur zimmermann），向齊默曼扼要說明了維也納的目標：由奧地利和其巴爾幹半島諸盟邦將塞爾維亞瓜分，基本上將它“從地圖上抹除”。這場暗殺事件將被用來“編造與塞爾維亞算賬的借口”。[30]
但德國所需要的，不是消滅塞爾維亞，而是讓它繼續扮演騷擾奧地利且與俄國結盟的角色，但要削弱它的國力。在波茨坦，當德皇正為他隔日要動身的一年一度北海之旅做準備時，奧地利大使拉迪斯勞斯·瑟傑尼dius sz?gyeni），傳達了較奧約斯、貝希托爾德溫和的主張，承諾不將塞爾維亞從地圖上抹除，隻會“使塞爾維亞無法在巴爾幹政局裏興風作浪”。[31]這一宣示使德皇願意放手讓奧地利自主行事。維也納可以放手攻打塞爾維亞，德國會支持奧匈帝國，即使俄國介入，“引爆大戰”亦然。[32]
七月三日在維也納的西火車站（westbahnhof），為將送往阿茨特滕（artstetten）安葬的弗朗茨·斐迪南靈柩送行時，康拉德與奧芬貝格附耳交換了看法。康拉德斷言這一次絕對得教訓塞爾維亞，奧芬貝格同意這看法，但指出入侵塞爾維亞幾乎肯定會升級為牽連更廣的戰爭。康拉德說或許會如此，但未必一定如此。奧芬貝格提醒他，奧匈帝國炮兵戰鬥力一如以往的不足，而在任何“生死搏鬥”中這都是陸軍非常顯眼的罩門。哈布斯堡陸軍，每個軍隻有九十六門火炮，而俄國有一百〇八門，法國是一百二十門，德國是一百四十四門。奧匈帝國火炮也較老舊、射程較短、準度較差、口徑較小。[33]康拉德有氣無力地同意：“那我很清楚，但此刻我沒辦法解決。”[34]
康拉德無法解決火炮問題，除了種種常見的原因，還因為在這關頭還養得起情婦的他，打算帶著情婦馮·賴寧豪斯（von reininghaus）赴南蒂羅爾度長假。他會離開維也納整整三個星期（從七月七日到二十二日），七月十九日回來參加內閣會議，然後迅即回到茵尼辰（innichen，意大利語稱聖坎迪多/san candido）他情婦的小屋，與她再共度四天。未出門度假的德國駐維也納武官，從康拉德幾乎停擺的辦公室，無法得知奧匈帝國陸軍究竟打算怎麽做：要用火車運多少兵力對付塞爾維亞，要運多少部隊到加利西亞。[35]由於康拉德不在，其他人也都決定請假。克羅巴廷到鄉間宅邸度假，就連最重要的參謀部鐵路局局長約翰·史特勞布（johann straub）上校也出去度假，在南邊達爾馬提亞的葡萄園和海灘上優哉遊哉。陸軍十六個軍，有七個軍休他們的農民兵假，好讓他們回家去幫忙夏收，要到七月二十五日才會回營。難怪康拉德的參謀部八月時會要被“技術性難題”搞得手忙腳亂，因為七月時沒人解決這些問題。
這時德軍裏有許多人渴望在法、俄的軍備采購和兵力計劃還未完成之際來場世界大戰，但毛奇依然力主審慎，並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的道理：普林齊普的行徑，至少是得到了塞爾維亞政府某種程度的默許，在世人都驚駭於此惡行而同聲一氣之際，如果奧匈帝國抓住機會，迅速入侵塞爾維亞，一舉即打垮這王國，那會比較好。並非奧地利盟友的丘吉爾，也認為這一暗殺行徑卑鄙，類似於發動“泛凱爾特計劃以一統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並用“都柏林兵工廠所供應的武器”暗殺威爾士王儲的愛爾蘭。[36]就連俄羅斯人都覺得很難響應，德皇預測沙皇尼古拉二世不會“站在弒君者那一邊”參戰。柏林的決策者，就如麥克白夫人，一致相信“要是幹完了之後就完了，那還是快一點幹”。
換句話說，維也納得利用這場危機正熱的勢頭和同情心理，取消休假，動手。動員要三個星期：後備軍人向團報到要一星期，團加入軍要一星期，軍加入位於邊境的集團軍又要一星期。每個人都篤定奧地利人不會幹傻事，因而在其他諸大國裏，隻有少數人取消夏季長休；七月五日，德皇告訴奧匈帝國駐柏林大使：“如果像現今這樣有利的時機還不好好把握，（他）會很難過。”那是毫不掩飾地煽動戰爭之語。隔天德國首相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更推波助瀾，敦促奧地利人動手，即便“出手對付塞爾維亞會導致世界大戰”。[37]
招來戰雲之後，德皇即搭船出海展開三個星期的挪威峽灣之旅，毛奇回波希米亞的卡爾斯巴德泡溫泉，陸軍部長埃裏希·馮·法爾肯海因（falkenhayn）和陸軍部、參謀部重要部門主管紛紛奔往湖邊、溫泉療養地、海灘、山上度假。[38]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甚至同意，隻要維也納的討伐迅速展開，沒有必要照三國同盟的規定知會羅馬與布加勒斯特。毛奇從其位於卡爾斯巴德的療養地寫道，“奧地利必須擊敗塞爾維亞人，然後迅速締和，要求以奧塞結盟為締和的唯一條件，”且頗不識趣地寫道，“就像一八六六年普魯士對奧地利所做的那樣。”德皇已向奧地利大使瑟傑尼表示奧國可自主行事，並認定奧地利人會快速了結對手（越過多瑙河，包圍塞爾維亞陸軍，攻占塞爾維亞首都），然後造成令世人（特別是俄羅斯人）隻能幹瞪眼的既定事實。[39]
但“快速”是個從來與奧匈帝國軍隊扯不上關係的字眼。一九一四年奧地利與塞爾維亞對決竟迅速升級為世界大戰一事，與奧匈帝國政府決策的拖遝和哈布斯堡軍隊部署的緩慢有很大關係。在七月七日（暗殺事件十天後）的奧匈帝國內閣會議上，匈牙利總理蒂薩仍主張向塞爾維亞人施加純外交性的壓力，不願支持蓄意羞辱塞爾維亞人而對方肯定不會接受的最後通牒。匈牙利民意大大左右了這位總理的意向，因為大部分馬紮爾人基於三個理由不願打仗。首先，斐迪南大公生前打算縮減匈牙利的國土和武力；在布達佩斯，沒人為他的死而哭。其次，匈牙利人不希望這個君主國裏有更多的斯拉夫人，因此，以並吞巴爾幹或波蘭為目標的戰爭，在他們眼中並不明智。最後，匈牙利人清楚，打完一場大國戰爭，結果很可能不是俄國宰製中歐與巴爾幹，就是德國宰製這些地區；而不管是上述哪個結果，都不利於布達佩斯。[40]
康拉德對奧匈帝國作戰計劃的檢討結果，也未提振蒂薩的信心。這位參謀總長太自信，以為隻要俄國的意圖“在動員的第五日之前”明朗化，他就有辦法壓得住塞爾維亞，並在需要時順利將兵力調到對俄戰線上。蒂薩最擔心的事，乃是羅馬尼亞人可能趁奧俄交戰時入侵、並吞哈布斯堡王朝的特蘭西瓦尼亞，但康拉德不把這放在心上。[41]內閣會議上似乎無人理解俄國所帶來的存亡威脅。隻有德國也出兵攻打俄國，才有可能打敗羅曼諾夫王朝，但施裏芬計劃要求先打法國，也就是說俄國大軍一旦出擊，奧匈帝國將首當其衝。這也說明蒂薩為何不肯輕易附和出兵之議。
與蒂薩爭辯，又耗掉整整一個星期。蒂薩堅持認為戰爭不僅未能改善奧匈帝國的民族問題，反倒會“引爆”那些問題。[42]匈牙利人拖延不決，康拉德和克羅巴廷幹脆以此為借口，不定案作戰計劃，樂得延長他們的夏季假期。奧地利駐貝爾格萊德公使館痛斥這一延宕，呈文貝希托爾德，表示塞爾維亞人正利用這一空當“完成他們的作戰準備，為將會讓我們吃不消的俄國介入爭取時間”。[43]正在度假的奧芬貝格將軍，七月十日在薩爾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碰到正在度假的奧匈帝國財長舍瓦利耶·萊昂·德·比林斯基（chevalier leon de bilinski），他正在阿爾卑斯山度他例行的夏季長假。雖然身為奧匈帝國財長和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行政長官，但他完全不知道這個君主國就要轉入戰爭狀態。[44]
直到七月十四日，蒂薩的馬紮爾族同胞暨外交政策顧問伊斯特萬·布裏昂（istván burián）伯爵提醒他，如果對塞爾維亞的惡行絲毫不予製裁，將隻會使羅馬尼亞人更加敢於在特蘭西瓦尼亞（布加勒斯特所欲染指而以羅馬尼亞人為最大族群的匈牙利一隅），如法炮製作亂生事，蒂薩這才轉而支持多數人所讚同的開戰立場。蒂薩主張勿並吞塞爾維亞領土，以免君主國的民族問題更為棘手，與會眾人匆匆同意此議。康拉德私下告訴克羅巴廷：“等著瞧！巴爾幹戰爭前，列強也講要維持現狀；戰後，沒有一個大國擔心現狀不保。”[45]
維也納修潤最後通牒至定稿，又過了一個星期。七月二十一日，貝希托爾德終於把最後通牒定本帶到巴德伊舍（bad ischl）的皇帝別墅，給正在該處避暑的弗朗茨·約瑟夫批示。就要八十四歲且絕不是英明統帥的皇帝，過目且批準。最後通牒要求塞爾維亞“勿再反對奧匈帝國並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然後列出十項羞辱人的要求：要貝爾格萊德審查其報紙報道“以移除反奧文章”，移除學校教育中反奧的教材，撤掉反奧的官員和軍官，逮捕可疑的陸軍軍官和政府官員，停止運送非法武器入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達爾馬提亞，解散民族自衛社之類的秘密會社，以及最貶損國格的，允許奧匈帝國官員（在塞爾維亞境內）主導調查“顛覆運動”和“六月二十八日的陰謀”，等等。[46]
若是早個一個月，行刺事件剛發生後，提出這份最後通牒，大概會受到國際支持，但這時，暗殺事件已過了數個星期，這一外交手段拖了這麽久才出爐，奧地利已失去了其在這場危機之初的優勢。義憤已消。行刺事件已過了一個月，在這同時，斐迪南大公的遺體已從薩拉熱窩運到海岸，搬上一艘無畏級戰艦運到的裏雅斯特，然後上火車運到維也納舉行葬禮，再轉運到位於上奧地利的皇族用的教堂地下室，並在那裏長眠已將近三個星期。薩拉熱窩的奧匈帝國駐軍司令官阿佩爾將軍滿腔悲憤：“我們已失去兩名為奧地利的榮耀喪命的烈士；我們是受辱的帝國；我們的武力隨時可將他們打垮，但至今連個動員令都沒有！我們希望動員令盡快下達。”[47]更糟的是，德國人將奧地利要發給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的內容輕率地透露給意大利人，從而已使整個行動曝光。在聖彼得堡進行國事訪問時，法國總統雷蒙·龐加萊（raymond poincaré）清楚地表示，他和俄國人都知道怎麽回事，還說奧匈帝國欲使這場戰爭限於局部的企圖不會得逞：龐加萊嚴正表示，塞爾維亞“有朋友”。[48]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六點，奧匈帝國駐貝爾格萊德公使烏拉基米爾·吉斯爾（dimir giesl）將最後通牒送到塞爾維亞外交部。奧地利報紙同時刊出通牒內容，而由其內容可清楚看出，發通牒者不希望塞爾維亞人接受，也不認為塞爾維亞人會接受。塞爾維亞人有四十八小時考慮，而七月二十五日塞爾維亞人答複時，令人跌破眼鏡的是，竟同意奧地利的幾乎所有要求，隻是不接受讓奧地利人在塞爾維亞境內調查這一項，並提出轉交海牙國際法庭審理作為其替代方案。[49]塞爾維亞人欲爭取國際支持，因此努力營造講理的形象；但奧地利在德國人和受損尊嚴的催促下，顯得蠻不講理。吉斯爾看了塞爾維亞人的解釋，認為無法接受，於是斷絕外交關係，離開塞爾維亞，搭渡船越過多瑙河，來到匈牙利的塞姆林（semlin，塞爾維亞語稱澤蒙/zemun）鎮。這就是戰爭信號。
但奧地利政策（最後通牒）與行動計劃（動員）的落差之大，令人震驚。不久後將接掌一集團軍的奧芬貝格將軍，仍在上奧地利度假。有個親人突然騎著腳踏車出現，手裏揮著報紙大喊“引信已經點燃；是最後通牒！”時，他正和姊妹共進午餐。後來，奧芬貝格憶起他當時的驚訝：“自薩拉熱窩發生那些令人震驚的事已過了四個星期，我因此以為這場危機也會是虛驚一場。”[50]哈布斯堡將領的作戰準備極為不足，但仍振奮於終於有機會打一仗。駐因斯布魯克的奧地利第十四軍軍長維克托·丹克爾（viktor dankl）收到這消息時，向其司令部幕僚大喊道，“謝天謝地，要打仗了！”他把駐地樂師叫來，要他們辦場音樂會慶祝。英國駐維也納大使莫裏斯·德·邦森（maurice de bunsen）爵士看到在奧地利首都有“大批民眾遊行直到淩晨”，還有在俄國大使館前帶敵意的示威。邦森表達了他對維也納戰爭狂熱的驚愕：“民眾明顯認為這會是一場與塞爾維亞人交手的戰爭……對薩拉熱窩所發生之罪行的迅速報仇……似乎少有人想到一個大國強行介入巴爾幹半島，必然會招來其他大國插手。”[51]
大國間的衝突，正是康拉德照理該防微杜漸卻未防微杜漸的不測事件。康拉德理應利用暗殺事件後那一個月時間，做好迅速進攻的準備，以在其他大國還未能插手時把塞爾維亞打得無力還手，而非在阿爾卑斯山與情婦度假。自一八八〇年代起所擬的諸多作戰計劃，奧地利人都強調必須迅速動員、迅速部署、迅速擊敗塞爾維亞人，因為戰事一旦拉長，俄羅斯八九不離十會介入，而必須強行渡河（渡過多瑙河、薩瓦河、德裏納河或三條河全部）才能入境塞爾維亞，意味著戰事隻會曠日廢時。
七月二十五日，塞爾維亞人撤出貝爾格萊德，把中央政府遷到尼什。由於塞爾維亞把中央政府遷離邊境，且把陸軍集結於科盧巴拉河（kolubara river）後麵的瓦列沃（valjevo）、阿蘭傑洛瓦茨（arangjelovac）周邊，這時入侵塞國，結果幾乎肯定是陷入泥淖，而非迅即得勝。在奧地利人猶豫不決時，塞爾維亞人已速速完成其初步動員（三十萬兵力和五百四十二門火炮）。[52]這說明了當時人為何那麽驚愕於奧地利遲遲才響應皇儲遇刺事件：維也納已給了塞爾維亞人和俄羅斯人整整四個星期來備戰。
康拉德始終主張，若與塞爾維亞攤牌，時間因素會攸關成敗，但盡管他誇誇其談，事實表明他太被動，未預先因應可能狀況。[53]他批準讓現役士兵放假回去幫忙夏收，允許數萬士兵於六月回老家幫忙收割。軍官也放暑假。因此，當塞爾維亞人對最後通牒給了令奧地利不滿意的答複，皇帝於七月二十五日下令局部動員時，康拉德沒什麽兵力可動員。皇帝於七月二十八日向塞爾維亞宣戰時，奧地利軍方毫無動靜。後來，一九一五年接替貝希托爾德出任外長的布裏昂伯爵，以這一被動消極的姿態為理由，反駁外界對奧匈帝國發動戰爭的指控：他以猜測的口吻表示，“事實表明奧匈帝國陸軍完全未做好作戰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怎麽可能“在幽暗的作坊裏謀劃出這場戰爭？”[54]
康拉德的作坊照理應有更好的準備。這位參謀總長已在七月七日向貝希托爾德保證，隻要於動員起的五日內清楚俄國的動向，他就應付得了兩麵作戰。[55]然後他的確知道俄國的動向：就在塞爾維亞人不接受最後通牒那天，沙皇已下令莫斯科、華沙、基輔、敖得薩諸軍區局部動員。法國總統則從俄國首都向奧地利警告，塞爾維亞“有朋友”。顯而易見，此刻該r計劃，而非b計劃上場，但康拉德就是聽不進道理，仍想打塞爾維亞人。但這麽做越來越沒有勝算。奧地利陸軍費力局部動員（隻動員四成兵力）時，塞爾維亞人已忙著部署他們的全部兵力。到了七月二十五日，塞爾維亞人已征召到四十萬人，且已開始集結三個野戰集團軍。俄國人已開始加快動員腳步，英國人則已開始向德國人施壓，要他們逼奧地利人在貝爾格萊德停住（即隻教訓塞爾維亞但不將其瓜分），透過談判解決七月危機。[56]
康拉德刻意淡化來自俄國的威脅，仍認為“拿起鐵掃把橫掃”塞爾維亞較為可取。[57]他的一味昧於形勢，令人吃驚。奧匈帝國的參謀部始終想當然地認為與塞爾維亞開打，隻是與俄國開打的另一場更大戰爭的第一步，而未深入思索此舉的嚴重性。[58]康拉德把頭埋在沙裏，看不見周遭情況狂揮亂打。這樣的人不隻他一個。七月二十八日夜，奧芬貝格將軍與皇帝的親信顧問暨前駐聖彼得堡武官亞曆山大·馮·於克斯屈爾（alexander von uxkull）會晤，當聽到於克斯屈爾把俄國的作戰準備說成“虛張聲勢”時，驚訝不已。於克斯屈爾自信滿滿地說，俄國“不會插手”。[59]貝希托爾德也在黑暗中摸索，看不到康拉德在做什麽。康拉德下令第二梯隊十二個師開赴塞爾維亞邊界，而非加利西亞，異想天開地認為俄羅斯人會在麵臨德國具體威脅時打退堂鼓。[60]奧芬貝格憶道，“把我們的軍隊分割為兩部，並非我所樂見”，康拉德打算隻以二十三個師對付俄國（兵力太少）、十八個師對付塞爾維亞（太多），並以七個師作為總預備隊在這兩部之間機動支持。
簡而言之，照康拉德的部署，奧地利在各個戰線都要吃敗仗。他的上司，斐迪南大公死後獲皇帝任命為總司令的弗裏德裏希大公，識見不足，無法修正康拉德的決定。與五十八歲的弗裏德裏希——至交好友口中的弗裏茨爾——見麵後，奧芬貝格覺得他乏善可陳：“我們簡短聊了些瑣事；一如這類人所一向予人的印象，這位仁兄讓人覺得無可救藥的平庸；由他統領兩百萬大軍，叫人生不起信心。”[61]所幸仍有一條出路可避掉這場即將降臨的大災難。英國大使於七月二十八日拜訪貝希托爾德，表示願意幫忙，並提醒這位外長絕不可再“漠視（維也納與塞爾維亞爭吵的）歐洲層麵”。如果貝希托爾德繼續漠視，會有一場把所有大國都卷入的世界大戰。貝希托爾德告訴英國大使，俄國人不會插手，“因為我們會（向俄國）保證我們無意擴張領土”。[62]貝希托爾德如此謹慎之人，對世局的看法竟也如此天真。
德國人為開戰推了最後一把。七月三十日，德皇要弗朗茨·約瑟夫同意以“貝爾格萊德或其他要塞”的控製權為擔保，確保塞爾維亞與維也納合作調查暗殺陰謀，一時之間似乎支持“在貝爾格萊德停住”這條路，但隔天，威廉二世的立場突然一百八十度翻轉，向聖彼得堡和巴黎都發出最後通牒。“勿接受英國為消弭戰火所進一步提出的建議，”毛奇指示康拉德，“歐洲戰爭是挽救奧匈帝國的最後機會。德國願毫無保留地支持奧地利。”
其實，毛奇應該還要補充一句，歐洲全麵戰爭是挽救德國的唯一機會，因為貝特曼已嚴正表示，“未來是俄國的天下，俄國越來越壯大，像越來越深沉的噩夢重重壓在我們身上”。[63]隻有戰爭能防患未然阻止俄國壯大，或者說柏林是這麽認為。維也納與柏林之間這些意見的交換，證實德國和奧地利是掀起這場戰爭的元凶，而毛奇坦承知道自己在幹什麽一事，則提供了更確鑿的證據。毛奇寫信告訴貝特曼·霍爾維格，說會有一場“世界大戰”，諸大國會“相互廝殺”，帶來不堪設想的惡果——“幾乎整個歐洲的文化會毀於一旦，數十年無法恢複”。[64]但不要緊。一如奧地利人，德國人覺得他們現今享有的軍事優勢，會在兩或三年內被俄國、法國的大規模軍事整備計劃壓倒。那些計劃將使俄法兩國擁有更多兵員、火炮、基礎設施，使靠著一九一三年的龐大軍事支出計劃而這時仍占上風的德國，將得在公平的立足點上與他們較量。毛奇於一九一四年五月在卡爾斯巴德告訴康拉德：“拖得越久，我們的勝算就越低。”[65]
而一如奧地利人，德國人也苦於國內的政治亂象。貝特曼·霍爾維格當德國首相已有五年，卻從未能在國會掌握可靠多數；他的職責已淪為讓國會通過龐大的陸海軍預算，抵禦社會黨、阿爾薩斯-洛林黨（“法蘭西萬歲！”），以及那些挑剔在自家地盤上每個說德語的學校和官員的波蘭人。推動戰爭的勢力太強，貝特曼想擋可能也是螳臂擋車。這位總理抱怨，“在軍事活動方麵”，他未“得到充分告知”，“開戰的決定是在德皇周邊的封閉小圈子裏做出的”。[66]後來奧地利人憶起柏林這些焦慮萬分的決策者“害怕、緊張、遲疑、神經質”的特質。他們先後於八月一日、八月三日向俄國、法國魯莽宣戰，缺少了“俾斯麥審時度勢的能力”。八月五日英國不情不願地加入反德同盟一方，在“以防整個西歐為單一強權所宰製”時，德國人的反應是暴怒（且愚蠢）：“多了一個敵人，隻是多了一個緊密團結、戰鬥到底的理由。”[67]
奧匈帝國的宣戰行動，完全看不到德國人的這種心態。奧匈帝國八月六日才不情不願、有氣無力地向俄國宣戰，而其理由，一如貝希托爾德所說的，“鑒於俄國在奧地利、塞爾維亞衝突裏擺出的威脅姿態”。康拉德滿懷悲觀——將傷害他對整場戰事之運籌帷幄的一種悲觀——嚴正表示“若是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勝算大概還不小，但如今，我們是va banque”。[68]這番宣示完全未能穩住民心士氣，因為va banque是賭徒術語，意指拿莊家的所有賭本對賭，“贏則全拿，輸則賠光”。一如以往，康拉德表現得好像他是整個情勢的無辜受害者，而非情勢的主要推手。蒂薩繼續阻撓，主張走德皇最初提出的“在貝爾格萊德停住”路線，堅持要貝希托爾德“打消（奧地利出兵侵略的）妄言”，但為時已太遲。在申布倫宮安靜的房間裏，老皇帝已無奈接受侵略路線。他一語不發地坐著，如他的副官所說的，相信“我們名正言順的目標”可成。這位副官，阿瑟·博爾弗拉斯將軍，對未來頗為樂觀。他在寫給人在薩拉熱窩的波蒂奧雷克的信中大言不慚地說：“我要再次高呼‘許多敵人，好多榮耀。’”[69]
博爾弗拉斯不會歡呼太久。 <hr/>
[1] barbara jvich，<i>history of the balkans</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2：110.
[2] kriegsarchiv，vienna（ka），b/677：0-10（auffenberg），bozen，oct. 28 and nov. 1913，brosch to auffenberg；rudolf jerabek，<i>potiorek</i>（graz：veg styria，1991），77-78wrence sondhaus，<i>franz conrad von h?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i>（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33.
[3] <i>wien zukunft</i>，oct. 1，1913；<i>neue freie presse</i>，oct. 3，1913.
[4] ?sterreichischen bundesministerium fur heereswesen und vom kriegsarchiv，<i>?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i>，ed. edmund ise von horstenau（vienna：veg milit?twissenschaftlichen mitteilungen，1931-1938），1：6-7；jerabek，<i>potiorek</i>，98.
[5] graydon tunstall，<i>nning for war against russia and serbia：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military strategies 1871-1914</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106.
[6] ka，neue feld akten（nfa）2115，36 i.d.，vienna，july 20，1914，“einiges uber h?here kommandos und personalien der serbischen armee.”
[7] jerabek，<i>potiorek</i>，99-105.
[8] ka，milit?rkanzlei franz ferdinand（mkff）202，“studie sommer 1907：operationen gegen serbien.”
[9] jvich，<i>history of the balkans</i>，2：111.
[10] jerabek，<i>potiorek</i>，90.
[11] dimir dedijer，<i>the road to sarajevo</i>（london：macgibbon and kee，1967），9-10.
[12] jerabek，<i>potiorek</i>，84；winston s. churchill，<i>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i>（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64.
[13] christopher rk，<i>the sleepwalkers</i>（new york：harper，2013），367-376；sean mcmeekin，<i>july 1914</i>（new york：basic books，2013），1-20；dedijer，<i>the road to sarajevo</i>，14-16.
[14] carl freiherr von bardolff，<i>soldat im alten ?sterreich：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i>（jena：eugen diederichs，1938）：90.
[15] <i>die fackel</i> 7，no. 400（july 10，1914）：1-4，“franz ferdinand und die talente.”
[16] jerabek，<i>potiorek</i>，95.
[17] ka，b/1503：5，vienna，july 9，1914，conrad to potiorek，<i>sehr geheim</i>；rk，<i>sleepwalkers</i>，392.
[18] ka，b/1503：6，vienna，july 27，1914，fzm krobatin to fzm potiorek.
[19] ka，b/232：11，karton 15，sarajevo，july 25，1914，gdi appel to col. brosch-aarenau.
[20] andre mitrovic，<i>serbia’s great war 1914-1918</i>（west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07），17，64.
[21] haus-，hof- 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10，int. lxx/1，belgrade，june 30，1914，storck to berchtold.
[22] mcmeekin，<i>july 1914</i>，109-116；samuel r. williamson jr.，<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i>（new york：st. martin’s，1991），192.
[23] annika mombauer，<i>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51-152；gunther e. rothenberg，<i>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i>（west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68.
[24] rk，<i>sleepwalkers</i>，381-403；dedijer，<i>the road to sarajevo</i>，289-291；williamson，<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i>，193；mitrovic，<i>serbia’s great war</i>，5-6.
[25] hhsa，pa i，810，int. lxx/1，vienna，july 7，1914，gdi conrad to berchtold.
[26] david fromkin，<i>europe’sst summer</i>（new york：vintage，2005），155.
[27] mitrovic，<i>serbia’s great war</i>，10.
[28] mitrovic，<i>serbia’s great war</i>，11.
[29] norman stone，“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july 1.914，” <i>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i> 1，no. 3（1966）：161；churchill，<i>world crisis</i>，53.
[30] mitrovic，<i>serbia’s great war</i>，10.fromkin，<i>europe’sst summer</i>，157.
[31] fromkin，<i>europe’sst summer</i>，157.
[32] sean mcmeekin，<i>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i>（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11），42-46；mcmeekin，<i>july 1914</i>，393-394；churchill，<i>world crisis</i>，77.
[33] david g.herrmann，<i>the arming of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i>（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221.
[34]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ow，<i>aus ?sterreichs h?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i>（munich：drei masken veg，1921），256.
[35] mombauer，<i>helmuth von moltke</i>，194.
[36] churchill，<i>world crisis</i>，65.
[37] mitrovic，<i>serbia’s great war</i>，4.
[38] mombauer，<i>helmuth von moltke</i>，191-192.
[39] rk，<i>sleepwalkers</i>，517；fromkin，<i>europe’sst summer</i>，156；williamson，<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i>，195；mombauer，<i>helmuth von moltke</i>，103.
[40]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aat，ema，7n847，marseille，mar. 22，1917，2ème bureau，“2ème bureau analysé des cahiers de notes d’un officier hongrois prisonnier de guerre.”
[41] williamson，<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i>，198-199.
[42] stone，“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july 1914，” 163.
[43] hhsa，pa i，810，lxx/1，belgrade，july 8，1914，wilhelm storck to berchtold.
[44] auffenberg-komarow，<i>aus ?sterreichs</i>，257.
[45] williamson，<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i>，203.
[46] hhsa，pa i，810，lxx/1，vienna，july 20，1914，berchtold to giesl；stone，“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july 1914，” 166.
[47] ka，b/232：11，karton 15，sarajevo，july 25，1914，gdi appel to col，brosch-aarenau.
[48] mcmeekin，<i>july 1914</i>，181；williamson，<i>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i>，203.
[49] hhsa，pa i，811，lxx/2，july 25 and 27，1914，“antwortnote”；rk，<i>sleepwalkers</i>，423-430，457-469.
[50] auffenberg-komarow，<i>aus ?sterreichs</i>，259-260.
[51]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bna），foreign office（fo）371/1900，london，sept. 1，1914，bunsen to grey.
[52] ka，armeeoberkommando（aok）1914，evidenzbureau（evb）3506，vienna，aug. 4，1914；kurt peball，“der feldzug gegen serbien und montenegro im jahre 1914，” ?sterreichische milit?rische zeitschrift sonderheft i（1965）：20-21；jerabek，<i>potiorek</i>，22.
[53] ka，mkff 202，“studie sommer 1907：operationen gegen serbien”；general josef von sturgkh，<i>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i>（leipzig：paul list，1921），158.
[54] istván burián，<i>austria in dissolution 1915-18</i>（new york：george doran，1925），8-9.
[55] norman stone，“moltke-conrad：rtions between the 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general staffs 1909-1914，” <i>historical journal</i> 9，no. 2（1966）：215.
[56] mcmeekin，<i>july</i> 1914，252-255.
[57] hhsa，pa i，810，int. lxx/1，vienna，july 7，1914，gdi conrad to berchtold.
[58] <i>?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i>，1：24.
[59] auffenberg-komarow，<i>aus ?sterreichs</i>，262.
[60] stone，“moltke-conrad，” 216-217.
[61] auffenberg-komarow，<i>aus ?sterreichs</i>，264-265.
[62] bna，fo 371/1900，london，sept. 1，1914，bunsen to grey.
[63] herrmann，<i>arming of europe</i>，214.
[64] capt. b. h. liddell hart，<i>the real war 1914-1918</i>（boston：little，brown，1963），31-2；patricia clough，“found：the secret of world war i，” <i>sunday times</i>，aug. 14，1994；jerabek，<i>potiorek</i>，108；mombauer，<i>helmuth von moltke</i>，106-107；herrmann，<i>arming of europe</i>，205-206，217-218.
[65] geoffrey wawro，<i>warfare and society in europe 1792-1914</i>（london：routledge，2000），200-211；herrmann，<i>arming of europe</i>，200-201，212；mombauer，<i>helmuth von moltke</i>，172.
[66] hhsa，pa i，837，munich，aug. 14，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67] hhsa，pa 3，171，berlin，may 16，1914，sz?genyi to berchtold；pa i，842，berlin，oct.6，1915，hohenlohe to burián；pa i，837，munich，aug. 5，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68] herrmann，<i>arming of europe</i>，218.
[69] bna，fo 371/1900，london，sept. 1，1914，bunsen to grey；hhsa，pa i，819，vienna，aug. 2，1914，tisza to berchtold；ka，b/1503：6，vienna，aug. 6，1914，gdi arthur bolfras to fzm potior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