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她的事我也不清楚。這種事我從來沒遇上過。”
“她會不會因為拉客人的事得罪別人了？”佩琴問道。
“據我所知不會。事實上，三陪女裏，陪酒的是最不容易招惹到是非的。不像歌廳裏，包廂中為了一點小費都能打個頭破血流。在那種地方，好多服務都是不透明的。在飯店裏，所有東西都明碼標價。說不喜歡吃啥菜也不會讓人覺得丟臉。比如說，天知道我給客人推薦過多少次猴腦了，可從沒有人真正點過那道菜。我一點也不怪他們。因為那道菜實在是太殘忍了，要砸開猴子的天靈蓋，猴子會一直掙紮個不停……”
“還是說說喬春燕吧，”佩琴打斷了她的話，“她出事的那天晚上你和她在一起嗎？”
“沒有。她當時應該過來的，可是她一直沒出現。”
“那她會不會是去了別的什麽飯店呢？”
“不，我覺得不會，”阿容答道，“三陪小姐這行競爭也很激烈，多數人都是約好了去某家特定飯店幹活兒。說實話，我偶爾就負責組織這個。這裏頭水很深，小姐們要與飯店經理和服務員們分成，還要打點工商局、給黑道交保護費。有時還要孝敬警察，否則就會被找麻煩。如果隨便自己找地方幹活兒，就算不被別的小姐罵走，也會被人家店裏的服務員和黑道打手轟出去的。而且以後不會有好日子過。”
“就是說，你覺得她不是在幹活兒的時候碰到凶手的？”
“至少不是在我們飯店碰到的。”
“還有個問題。阿容，喬春燕有男朋友嗎？”
“沒有，這一行的姑娘很少有能正經談場戀愛的。你想啊，哪個男人能接受這個？想交男朋友就得隱瞞自己的職業，這樣遮遮掩掩怎麽能長得了。一旦男方發現真相，一切就都結束了。男人的自尊受不了這種傷害。”阿容苦笑著說。
“她跟你說過未來的計劃嗎？”
“她說過想攢錢開個鮮花店，不想一直當陪酒小姐。”阿容想了想，補充道，“在開起花店之前，她說她不想考慮別的。”
“那你怎麽看她被殺這件事？”佩琴問道。
“也許凶手來飯店找她陪過酒，要到了她的電話號碼，然後過了幾天約她出去吧。不過，也有可能她與凶手遭遇的方式與陪酒啥的沒關係呢。”
“嗯，你說得有道理。”
“佩琴，你不會是警察吧？”阿容忽然這樣問道，看上去神情嚴肅。
“我怎麽可能是警察！”佩琴答道，“我從雲南插隊回來就一直在四海飯店工作。我們飯店是國營的，一直虧損。我們大廚還說呢，應該與時俱進改革經營。你能給我們點建議嗎？”
這話不假，阿容也許真的能幫到四海飯店。隻是佩琴並不希望看到自己工作了多年的飯店也跟三陪小姐扯上關係。
“我跟你說啊，佩琴，”阿容說道，“喬春燕前陣子可能碰上什麽事兒了。她死前三四天吧，有個家夥孤身一人去明河飯店，看起來不像是那種來買春的人。喬春燕去勾搭他來著，不過那晚倒沒出什麽事兒。”
“那人長啥樣？”
“他不像是那種暴發戶，要不我也記不住。怎麽說呢，他看上去像個紳士，中等個頭。哦，對了，好像還戴了一副茶色眼鏡。不過不是那種太陽鏡。反正很少有人會在大冬天戴那麽個眼鏡。”阿容比畫著。
“事後喬春燕跟你說什麽了嗎？”
“沒，她回來的時候都半夜了。那晚她陪了個老主顧。”
“她平時用手機嗎？”
“據我所知她不用手機，她住處好像也沒電話。我每次聯係她，都要打電話給她三樓的鄰居。那個電話號碼很少有人知道。”說到這裏，阿容笑了笑，“我想我該去梳妝打扮一下了，晚上還要工作呢。沒準我就穿個紅旗袍去，多性感啊。”
十二
清晨，一個碩大的包裹送到了陳超的家中。是局裏發來的，裏麵裝著許多報紙和近期的調查報告，以及於光明調查那位翁先生時錄的磁帶。
陳超本來打算今天看一些宋代和明代小說，看來計劃又泡湯了。他隻得打起十二分精神，開始閱讀於光明提供的材料。
桌上的茶是昨晚上沏的，早就涼透了。一般人不喝隔夜茶，但陳超是個例外。
沒過一會兒，又來了一個包裹。這是從上海圖書館送來的，主要是一些心理學書籍。
陳超在大學時代就對弗洛伊德和榮格的文藝評論頗感興趣。讓他感到欣慰的是，發現自己依然能理解那些艱澀的心理學名詞。比如說此刻映入腦海之中的“集體無意識”這個詞。他忽然意識到，在之前讀過的那些愛情故事中，結尾處之所以會出現那些讓人不爽的轉折，正是這個“集體無意識”在起作用。
或許在紅色旗袍殺人案背後，也有它的影子吧。
新中國成立之後許多年間，人們都不願承認心理疾病的存在。甚至有人認為，隻要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就不會染上任何身心疾病。如果有人承認得了心理疾病，就得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心理學在當時被稱為偽科學。在實踐中也不存在心理分析，即便有心理醫生，也沒人會去看。因為，自己口中的心理問題，在旁人看來就很可能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直到改革開放之後，心理學才恢複了其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得到重新發展。不過多數人對於心理疾病之類的話題，還是唯恐避之不及。
即便在公安局裏，大家也大都覺得心理分析什麽的就是旁門左道，不堪大用。於光明也是如此，他對心理學一向持保留意見。在他看來，這些洋玩意兒最多也就在撰寫結案卷宗的時候能起點作用，在破案過程中是用不上的。
陳超開始認真地閱讀他送來的調查報告。
於光明和廖國昌之間的合作並不愉快。除了兩組人馬素來不合之外，廖國昌對於光明專注於調查田陌的做法也並不讚同。他覺得自己的刑偵隊已經把這方麵的東西查個底兒掉了。在廖國昌看來，這凶手就是個瘋子，隨便選擇襲擊對象，如果糾結於為他的行為找出一個解釋，那簡直是在浪費時間。
但這就像是下圍棋一般，經驗老到的棋手會本能地抓住棋盤上的任何一個機會。即便是邊路上幾枚看似毫無意義的閑子，也可能成為扭轉全局勝敗的決定性因素。於警官是一位直覺敏銳的圍棋手。而這敏銳的直覺也總能讓他在辦案時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第一次在賓館與翁先生交談之後，於光明沿著這一方向繼續著他的調查。他查了翁先生可能去過的地方，包括機場。出入境日期上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卻在翁先生的海關出入境申請表中得到了一個意外收獲——婚姻狀況一欄上，明白地寫著“已婚”。於是便有了他和翁先生的第二次談話。
陳超把局裏送來的磁帶放進錄音機，直接快進到文字記錄中於光明問及翁先生與田陌關係的地方。
……
翁：我第一次與田陌認識的時候，還沒離婚，不過已經跟我老婆分居了。我當時等的就是一紙離婚判決書而已。田陌後來也知道了這一點。
於：她發現這一點之後生氣了嗎？
翁：我估計她是生氣了，不過她還是蠻大度的。
於：怎麽講？
翁：我打算自立門戶，開辦一家屬於自己的公司。如今中國市場發展得這麽快，我認為憑借我的學識和能力，如果自己幹的話，肯定比跟在那些美國二道販子屁股後麵混要好。所以我打算讓田陌去美國，幫我照看生意什麽的，我甚至想過把她父親送進美國的敬老院贍養。不過她並不急著出國，她擔心父親適應不了美國的生活。其實，隻要兩個禮拜時間就能辦完這些事。可能是她的命不好吧！
於：你老說她命不好。舉個例子說說吧，她怎麽就命不好了？
翁：那麽多倒黴事兒都攤在她一個人身上，都說不清道不明的。更別說她父親了……
於：說到她父親，那咱們就從田陌的童年開始說起吧。
翁：據說她父親老田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是個造反派，應該不是啥好人。後來，在監獄裏蹲了兩三年，算是罪有應得。可他出獄之後厄運還是如影隨形……
“她會不會因為拉客人的事得罪別人了？”佩琴問道。
“據我所知不會。事實上，三陪女裏，陪酒的是最不容易招惹到是非的。不像歌廳裏，包廂中為了一點小費都能打個頭破血流。在那種地方，好多服務都是不透明的。在飯店裏，所有東西都明碼標價。說不喜歡吃啥菜也不會讓人覺得丟臉。比如說，天知道我給客人推薦過多少次猴腦了，可從沒有人真正點過那道菜。我一點也不怪他們。因為那道菜實在是太殘忍了，要砸開猴子的天靈蓋，猴子會一直掙紮個不停……”
“還是說說喬春燕吧，”佩琴打斷了她的話，“她出事的那天晚上你和她在一起嗎？”
“沒有。她當時應該過來的，可是她一直沒出現。”
“那她會不會是去了別的什麽飯店呢？”
“不，我覺得不會，”阿容答道，“三陪小姐這行競爭也很激烈，多數人都是約好了去某家特定飯店幹活兒。說實話，我偶爾就負責組織這個。這裏頭水很深，小姐們要與飯店經理和服務員們分成，還要打點工商局、給黑道交保護費。有時還要孝敬警察，否則就會被找麻煩。如果隨便自己找地方幹活兒，就算不被別的小姐罵走，也會被人家店裏的服務員和黑道打手轟出去的。而且以後不會有好日子過。”
“就是說，你覺得她不是在幹活兒的時候碰到凶手的？”
“至少不是在我們飯店碰到的。”
“還有個問題。阿容，喬春燕有男朋友嗎？”
“沒有，這一行的姑娘很少有能正經談場戀愛的。你想啊，哪個男人能接受這個？想交男朋友就得隱瞞自己的職業，這樣遮遮掩掩怎麽能長得了。一旦男方發現真相，一切就都結束了。男人的自尊受不了這種傷害。”阿容苦笑著說。
“她跟你說過未來的計劃嗎？”
“她說過想攢錢開個鮮花店，不想一直當陪酒小姐。”阿容想了想，補充道，“在開起花店之前，她說她不想考慮別的。”
“那你怎麽看她被殺這件事？”佩琴問道。
“也許凶手來飯店找她陪過酒，要到了她的電話號碼，然後過了幾天約她出去吧。不過，也有可能她與凶手遭遇的方式與陪酒啥的沒關係呢。”
“嗯，你說得有道理。”
“佩琴，你不會是警察吧？”阿容忽然這樣問道，看上去神情嚴肅。
“我怎麽可能是警察！”佩琴答道，“我從雲南插隊回來就一直在四海飯店工作。我們飯店是國營的，一直虧損。我們大廚還說呢，應該與時俱進改革經營。你能給我們點建議嗎？”
這話不假，阿容也許真的能幫到四海飯店。隻是佩琴並不希望看到自己工作了多年的飯店也跟三陪小姐扯上關係。
“我跟你說啊，佩琴，”阿容說道，“喬春燕前陣子可能碰上什麽事兒了。她死前三四天吧，有個家夥孤身一人去明河飯店，看起來不像是那種來買春的人。喬春燕去勾搭他來著，不過那晚倒沒出什麽事兒。”
“那人長啥樣？”
“他不像是那種暴發戶，要不我也記不住。怎麽說呢，他看上去像個紳士，中等個頭。哦，對了，好像還戴了一副茶色眼鏡。不過不是那種太陽鏡。反正很少有人會在大冬天戴那麽個眼鏡。”阿容比畫著。
“事後喬春燕跟你說什麽了嗎？”
“沒，她回來的時候都半夜了。那晚她陪了個老主顧。”
“她平時用手機嗎？”
“據我所知她不用手機，她住處好像也沒電話。我每次聯係她，都要打電話給她三樓的鄰居。那個電話號碼很少有人知道。”說到這裏，阿容笑了笑，“我想我該去梳妝打扮一下了，晚上還要工作呢。沒準我就穿個紅旗袍去，多性感啊。”
十二
清晨，一個碩大的包裹送到了陳超的家中。是局裏發來的，裏麵裝著許多報紙和近期的調查報告，以及於光明調查那位翁先生時錄的磁帶。
陳超本來打算今天看一些宋代和明代小說，看來計劃又泡湯了。他隻得打起十二分精神，開始閱讀於光明提供的材料。
桌上的茶是昨晚上沏的，早就涼透了。一般人不喝隔夜茶，但陳超是個例外。
沒過一會兒，又來了一個包裹。這是從上海圖書館送來的，主要是一些心理學書籍。
陳超在大學時代就對弗洛伊德和榮格的文藝評論頗感興趣。讓他感到欣慰的是，發現自己依然能理解那些艱澀的心理學名詞。比如說此刻映入腦海之中的“集體無意識”這個詞。他忽然意識到，在之前讀過的那些愛情故事中，結尾處之所以會出現那些讓人不爽的轉折，正是這個“集體無意識”在起作用。
或許在紅色旗袍殺人案背後，也有它的影子吧。
新中國成立之後許多年間，人們都不願承認心理疾病的存在。甚至有人認為，隻要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就不會染上任何身心疾病。如果有人承認得了心理疾病，就得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心理學在當時被稱為偽科學。在實踐中也不存在心理分析，即便有心理醫生，也沒人會去看。因為，自己口中的心理問題，在旁人看來就很可能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直到改革開放之後，心理學才恢複了其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得到重新發展。不過多數人對於心理疾病之類的話題，還是唯恐避之不及。
即便在公安局裏，大家也大都覺得心理分析什麽的就是旁門左道，不堪大用。於光明也是如此，他對心理學一向持保留意見。在他看來，這些洋玩意兒最多也就在撰寫結案卷宗的時候能起點作用，在破案過程中是用不上的。
陳超開始認真地閱讀他送來的調查報告。
於光明和廖國昌之間的合作並不愉快。除了兩組人馬素來不合之外，廖國昌對於光明專注於調查田陌的做法也並不讚同。他覺得自己的刑偵隊已經把這方麵的東西查個底兒掉了。在廖國昌看來，這凶手就是個瘋子，隨便選擇襲擊對象，如果糾結於為他的行為找出一個解釋，那簡直是在浪費時間。
但這就像是下圍棋一般，經驗老到的棋手會本能地抓住棋盤上的任何一個機會。即便是邊路上幾枚看似毫無意義的閑子，也可能成為扭轉全局勝敗的決定性因素。於警官是一位直覺敏銳的圍棋手。而這敏銳的直覺也總能讓他在辦案時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第一次在賓館與翁先生交談之後，於光明沿著這一方向繼續著他的調查。他查了翁先生可能去過的地方，包括機場。出入境日期上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卻在翁先生的海關出入境申請表中得到了一個意外收獲——婚姻狀況一欄上，明白地寫著“已婚”。於是便有了他和翁先生的第二次談話。
陳超把局裏送來的磁帶放進錄音機，直接快進到文字記錄中於光明問及翁先生與田陌關係的地方。
……
翁：我第一次與田陌認識的時候，還沒離婚，不過已經跟我老婆分居了。我當時等的就是一紙離婚判決書而已。田陌後來也知道了這一點。
於：她發現這一點之後生氣了嗎？
翁：我估計她是生氣了，不過她還是蠻大度的。
於：怎麽講？
翁：我打算自立門戶，開辦一家屬於自己的公司。如今中國市場發展得這麽快，我認為憑借我的學識和能力，如果自己幹的話，肯定比跟在那些美國二道販子屁股後麵混要好。所以我打算讓田陌去美國，幫我照看生意什麽的，我甚至想過把她父親送進美國的敬老院贍養。不過她並不急著出國，她擔心父親適應不了美國的生活。其實，隻要兩個禮拜時間就能辦完這些事。可能是她的命不好吧！
於：你老說她命不好。舉個例子說說吧，她怎麽就命不好了？
翁：那麽多倒黴事兒都攤在她一個人身上，都說不清道不明的。更別說她父親了……
於：說到她父親，那咱們就從田陌的童年開始說起吧。
翁：據說她父親老田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是個造反派，應該不是啥好人。後來，在監獄裏蹲了兩三年，算是罪有應得。可他出獄之後厄運還是如影隨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