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紅旗
看起來像是朋友之間的惡作劇。但既然收件人寫明是廖警官，這事還是不可小覷。
“這不是提示。”廖國昌皺著眉頭說。
紅旗袍案的死者中已經有一個陪酒小姐和一個陪唱小姐，那麽接下來，就像曉紅所說的，應該是陪舞小姐了。
“老時間”就更讓人心焦了。意思就是，要麽周四晚上，要麽周五早晨。
“文革紅旗”肯定不是真名，這點毫無疑問。但九十年代的人誰會用這樣冷僻的筆名呢？
“‘文革’裏的紅旗，聽起來怎麽這麽像當年的造反派？”於光明說道。
“等等，紅旗……紅……紅旗袍？”廖國昌自語道。
他當即聯係了報社，編輯卻堅稱沒發現廣告裏有什麽不妥。這種業務，隻要交錢，再找家快遞公司送到編輯部，就能登報。送快遞的人可能騎自行車，也可能開車，也許連駕駛執照和執業資格都沒有。想通過快遞公司尋找線索是不可能的。登這條信息的人根本沒留地址和電話。
毫無疑問這是來自凶手的信息，更是不可容忍的挑釁。
凶手無視警方布下了天羅地網，還要繼續他的殺戮遊戲。這次他甚至將下一次作案的時間和地點都告知了警方。
很快百樂門的相關信息就匯總到了局裏。這是一家有著六十多年曆史的舞廳，位於華山路，距離南京路不遠。曆史上的百樂門曾經輝煌一時，三十年代上海灘各界名流都會去那兒跳舞。然而新中國建立後，這種聚眾跳交誼舞的行為被視做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表，舞廳也被關停，改成了一家電影院。憑借這一身份，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免於難。在那段時間裏，百樂門這個名字幾乎都被人忘記了。直到後來，年久失修的英文招牌掉下來砸死了一個行人，這個名字才重新被人想起。後來這一事故也被宣傳為一個時代的終結。在九十年代早期，百樂門成了這個城市集體懷舊的對象之一。再後來一位台灣商人決定投巨資重現百樂門當年的輝煌，一切陳設都按照三十年代的樣子。泛黃的海報被重新裱起來，飾品被擦拭得一塵不染，生鏽的燈具被返修一新，當年的樂隊得以重組……當然還招募了許多年輕漂亮的舞女，穿著旗袍為客人們表演舞蹈。
總之，那兒又重新開張了。在上海的旅遊指南裏，百樂門被標注為必去的地點之一。
於、廖二人四目相對，他們已別無選擇。曉紅已經扮作陪舞小姐去做臥底了，現在正是破案的最佳時機。
於光明對臥底的事依然保留著意見，但他的同事們卻堅持這麽做。也罷，“死馬當做活馬醫”吧。於是，曉紅花枝招展地出入各家夜總會。據她報告，許多人對她表示過興趣，但這裏麵沒找到一個有嫌疑的。為了查清每個家夥的底細，她都要跟他們周旋到最後一刻。報告中並沒有提到她究竟做出了多大犧牲。
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
“這凶手就是個魔鬼。”於光明說道。
“曉紅跟咱們共事也有兩年了，無論在警校裏還是在局裏她也學了不少東西了……”廖國昌在自言自語，似乎在給曉紅打電話之前先要給他自己壯膽，說服他自己，“她是個好姑娘，人又靠譜。”
雖然說於光明對曉紅了解並不深，但他也在為她擔心。曉紅是個聰明踏實而又盡責的姑娘。對於一位年輕警員來說，選擇可能有無數種，可她卻去了工作壓力最大的刑偵組。所以廖國昌此刻的躊躇也是可以理解的。
“也許凶犯是在故布疑陣。如果我們派人蹲守百樂門，他就會去別的地方作案。”於光明說道。
廖國昌點了點頭，並未立刻回話。這時，李書記突然走進了辦公室，氣喘籲籲地大聲嚷道：“夠了，你們的任務是抓住凶犯。全局都會支持你們的行動。跟我說說需要多少人，我派給你們。”
曉紅也走進了辦公室，在廖國昌桌子對麵坐了下來，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她此刻穿著一件高開衩的旗袍，看上去倒真有點兒像個“小姐”。雖並未化妝，但臉上依然洋溢著晨光般的光彩。
廖國昌把從那份報紙上剪下的“提示”遞給她，說道：“我想告訴你的是，這次任務屬於自願性質。和你之前做的不同，這次不是強製性任務，雖然你是不二人選，但你現在有權退出。”
曉紅接過紙片看了一眼，用手理了理前額的發絲，點了點頭，露出劉海後麵彎彎的眉毛。
廖國昌繼續說道：“如果你今晚去百樂門，我們也會去的。你隻要在凶手出現的時候讓我們知道就可以了。”
“我怎麽知道哪個是凶手呢？那些家夥們跟小姐們搭訕的方式都差不多。”曉紅問道。
“我覺得他不會在大庭廣眾的場合下手，他肯定會約你獨處。隻要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就會阻止他。我們會針對各種情況做好準備。”廖國昌說道。
於光明心想，這區區半天時間能做什麽準備。警方可能啥準備都做不了。估計隻有曉紅不用準備吧，這還要拜她前兩天的臥底經驗所賜。
“那就這麽幹吧。我今晚留守辦公室，你們行動過程中要隨時與我保持聯係。”李書記拍板了。
於是行動就此啟動。曉紅搭乘一輛出租車回家為晚上的行動梳妝打扮去了，而於、廖二人駕駛一輛外殼上寫著“空調維修”的麵包車到達百樂門，以此車作為前線指揮所。很快就會有其他警力前來增援。
考慮到凶手可能認識百樂門內部人員，參與行動的警員們決定不暴露自己的身份，穿便衣扮作顧客進入現場。
於光明在入口處拿了一本彩色小冊子，按照上麵的說法，大樓一至三層是規格不同的舞廳，價格也有區別。除了要買票入場之外，場內還有所謂的“跳舞費”製度，每跳一支舞收二十五元到五十元不等，當然這不包括小費。
“就是說除了正經來跳舞的人，還有陪舞小姐唄，跳舞賺小錢，跳完舞再去賺大錢。”廖國昌不屑地說道。
下午時間還早，所以隻有一層在營業。舞廳一頭是一排桌椅，另一頭是舞台。一位身穿華麗旗袍的歌手正在隨著樂隊的伴奏歌唱，昏暗的燈光營造出一種紙醉金迷的懷舊氛圍。來跳舞的人看上去多數是中年人，陪舞小姐年齡也都不小。
“這個時段費用相對低廉。”廖國昌在研究小冊子上的價目表。
下午場人們可以跳到晚上七點，之後，舞場會移師到二三層。三層將主要表演一些俄羅斯舞蹈之類的，警方隻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二層就可以了。四五層是客房。
“誰願意住這種客房啊，每天樓下都鶯歌燕舞地折騰一宿。”於光明說道。
“你不懂了吧，這才是好地方呢。有些客人會下來跳舞，然後選個小姐上樓享受。”廖國昌笑道。
無論跳舞的還是住店的，所有客人都必須通過麵向華山路那個出口才能走出大樓。那裏安裝了一部監控攝像頭，不用擔心有人會從那兒溜走。
於、廖二人回到麵包車裏，隨後曉紅和其他警員也到了，眾人對當晚的行動詳細謀劃了一番。
計劃是這樣的：任務開始後，曉紅將身穿一件粉色旗袍直接去二樓，她會隨身攜帶一部特製的微型手機。隻要她摁下其中一個按鈕，所有執行任務的警員都會進入一級戒備狀態；摁下另外一個按鈕，警員將衝進現場。她在警校時曾學過少林功夫，應該足以應對突發狀況，或者說至少可以及時通知她的同事。此外她還要定期與同事聯絡，不過她自己不想這樣，因為她覺得這麽做會使旁人起疑。
齊警官會扮作一位陌生顧客，跟隨曉紅一起入場。他將一直待在舞廳裏，與其他警員保持聯係，除了掩護曉紅，還要觀察任何可疑跡象。
二樓舞廳外圍還將部署兩名警員。他倆將裝成需要休息的客人，輪流坐在靠近二樓舞廳出口的沙發上。他們的職責是等待曉紅出來，無論她是和別人一起還是獨自一人。
凶犯不太可能出現在三層，因為他很難輕易勾引到那些身處舞台之上且不會說中文的俄羅斯姑娘。但李書記堅持在三層也派駐一名便衣警員。
最後，他們在臨近華山路的大樓出口也派了幾名警員：有化裝成賣報人的，有化裝成賣花姑娘的，還有化裝成街頭攝影師的。
於光明和廖國昌屆時將在樓外的麵包車裏坐鎮指揮，聽著耳機裏的聲響，以便應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
行動開始後的前半個小時，看上去一切風平浪靜。於光明心想，也許時間還早吧。他向百樂門入口看去，卻看到了令人驚訝的一幕：一位衣衫襤褸的年輕母親牽著自己七八歲大的兒子跪在台階上，麵前放著一個破碗，裏麵裝著幾個硬幣。進出舞廳的人們卻沒有一個拿正眼看他們的，更別說施舍了。
這個城市正分化為兩個階層：富人和窮人。大款們隨便給陪舞小姐的一點兒小費，就夠這對可憐母子維持好幾天的生活。於光明正想下車給她一點錢，卻看到保安過來趕走了這對可憐的母子。
齊警官不斷報告著舞廳裏的情況“一切正常”。於光明還能聽到那家夥隨著音樂節奏吹口哨的聲音。《何日君再來》，於光明聽出了歌曲的旋律，這是三十年代上海灘頗為流行的曲目。
曉紅僅僅與他們聯係了一次，說是有很多人約她。
看起來像是朋友之間的惡作劇。但既然收件人寫明是廖警官，這事還是不可小覷。
“這不是提示。”廖國昌皺著眉頭說。
紅旗袍案的死者中已經有一個陪酒小姐和一個陪唱小姐，那麽接下來，就像曉紅所說的，應該是陪舞小姐了。
“老時間”就更讓人心焦了。意思就是，要麽周四晚上，要麽周五早晨。
“文革紅旗”肯定不是真名，這點毫無疑問。但九十年代的人誰會用這樣冷僻的筆名呢？
“‘文革’裏的紅旗，聽起來怎麽這麽像當年的造反派？”於光明說道。
“等等，紅旗……紅……紅旗袍？”廖國昌自語道。
他當即聯係了報社，編輯卻堅稱沒發現廣告裏有什麽不妥。這種業務，隻要交錢，再找家快遞公司送到編輯部，就能登報。送快遞的人可能騎自行車，也可能開車，也許連駕駛執照和執業資格都沒有。想通過快遞公司尋找線索是不可能的。登這條信息的人根本沒留地址和電話。
毫無疑問這是來自凶手的信息，更是不可容忍的挑釁。
凶手無視警方布下了天羅地網，還要繼續他的殺戮遊戲。這次他甚至將下一次作案的時間和地點都告知了警方。
很快百樂門的相關信息就匯總到了局裏。這是一家有著六十多年曆史的舞廳，位於華山路，距離南京路不遠。曆史上的百樂門曾經輝煌一時，三十年代上海灘各界名流都會去那兒跳舞。然而新中國建立後，這種聚眾跳交誼舞的行為被視做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表，舞廳也被關停，改成了一家電影院。憑借這一身份，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免於難。在那段時間裏，百樂門這個名字幾乎都被人忘記了。直到後來，年久失修的英文招牌掉下來砸死了一個行人，這個名字才重新被人想起。後來這一事故也被宣傳為一個時代的終結。在九十年代早期，百樂門成了這個城市集體懷舊的對象之一。再後來一位台灣商人決定投巨資重現百樂門當年的輝煌，一切陳設都按照三十年代的樣子。泛黃的海報被重新裱起來，飾品被擦拭得一塵不染，生鏽的燈具被返修一新，當年的樂隊得以重組……當然還招募了許多年輕漂亮的舞女，穿著旗袍為客人們表演舞蹈。
總之，那兒又重新開張了。在上海的旅遊指南裏，百樂門被標注為必去的地點之一。
於、廖二人四目相對，他們已別無選擇。曉紅已經扮作陪舞小姐去做臥底了，現在正是破案的最佳時機。
於光明對臥底的事依然保留著意見，但他的同事們卻堅持這麽做。也罷，“死馬當做活馬醫”吧。於是，曉紅花枝招展地出入各家夜總會。據她報告，許多人對她表示過興趣，但這裏麵沒找到一個有嫌疑的。為了查清每個家夥的底細，她都要跟他們周旋到最後一刻。報告中並沒有提到她究竟做出了多大犧牲。
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
“這凶手就是個魔鬼。”於光明說道。
“曉紅跟咱們共事也有兩年了，無論在警校裏還是在局裏她也學了不少東西了……”廖國昌在自言自語，似乎在給曉紅打電話之前先要給他自己壯膽，說服他自己，“她是個好姑娘，人又靠譜。”
雖然說於光明對曉紅了解並不深，但他也在為她擔心。曉紅是個聰明踏實而又盡責的姑娘。對於一位年輕警員來說，選擇可能有無數種，可她卻去了工作壓力最大的刑偵組。所以廖國昌此刻的躊躇也是可以理解的。
“也許凶犯是在故布疑陣。如果我們派人蹲守百樂門，他就會去別的地方作案。”於光明說道。
廖國昌點了點頭，並未立刻回話。這時，李書記突然走進了辦公室，氣喘籲籲地大聲嚷道：“夠了，你們的任務是抓住凶犯。全局都會支持你們的行動。跟我說說需要多少人，我派給你們。”
曉紅也走進了辦公室，在廖國昌桌子對麵坐了下來，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她此刻穿著一件高開衩的旗袍，看上去倒真有點兒像個“小姐”。雖並未化妝，但臉上依然洋溢著晨光般的光彩。
廖國昌把從那份報紙上剪下的“提示”遞給她，說道：“我想告訴你的是，這次任務屬於自願性質。和你之前做的不同，這次不是強製性任務，雖然你是不二人選，但你現在有權退出。”
曉紅接過紙片看了一眼，用手理了理前額的發絲，點了點頭，露出劉海後麵彎彎的眉毛。
廖國昌繼續說道：“如果你今晚去百樂門，我們也會去的。你隻要在凶手出現的時候讓我們知道就可以了。”
“我怎麽知道哪個是凶手呢？那些家夥們跟小姐們搭訕的方式都差不多。”曉紅問道。
“我覺得他不會在大庭廣眾的場合下手，他肯定會約你獨處。隻要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就會阻止他。我們會針對各種情況做好準備。”廖國昌說道。
於光明心想，這區區半天時間能做什麽準備。警方可能啥準備都做不了。估計隻有曉紅不用準備吧，這還要拜她前兩天的臥底經驗所賜。
“那就這麽幹吧。我今晚留守辦公室，你們行動過程中要隨時與我保持聯係。”李書記拍板了。
於是行動就此啟動。曉紅搭乘一輛出租車回家為晚上的行動梳妝打扮去了，而於、廖二人駕駛一輛外殼上寫著“空調維修”的麵包車到達百樂門，以此車作為前線指揮所。很快就會有其他警力前來增援。
考慮到凶手可能認識百樂門內部人員，參與行動的警員們決定不暴露自己的身份，穿便衣扮作顧客進入現場。
於光明在入口處拿了一本彩色小冊子，按照上麵的說法，大樓一至三層是規格不同的舞廳，價格也有區別。除了要買票入場之外，場內還有所謂的“跳舞費”製度，每跳一支舞收二十五元到五十元不等，當然這不包括小費。
“就是說除了正經來跳舞的人，還有陪舞小姐唄，跳舞賺小錢，跳完舞再去賺大錢。”廖國昌不屑地說道。
下午時間還早，所以隻有一層在營業。舞廳一頭是一排桌椅，另一頭是舞台。一位身穿華麗旗袍的歌手正在隨著樂隊的伴奏歌唱，昏暗的燈光營造出一種紙醉金迷的懷舊氛圍。來跳舞的人看上去多數是中年人，陪舞小姐年齡也都不小。
“這個時段費用相對低廉。”廖國昌在研究小冊子上的價目表。
下午場人們可以跳到晚上七點，之後，舞場會移師到二三層。三層將主要表演一些俄羅斯舞蹈之類的，警方隻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二層就可以了。四五層是客房。
“誰願意住這種客房啊，每天樓下都鶯歌燕舞地折騰一宿。”於光明說道。
“你不懂了吧，這才是好地方呢。有些客人會下來跳舞，然後選個小姐上樓享受。”廖國昌笑道。
無論跳舞的還是住店的，所有客人都必須通過麵向華山路那個出口才能走出大樓。那裏安裝了一部監控攝像頭，不用擔心有人會從那兒溜走。
於、廖二人回到麵包車裏，隨後曉紅和其他警員也到了，眾人對當晚的行動詳細謀劃了一番。
計劃是這樣的：任務開始後，曉紅將身穿一件粉色旗袍直接去二樓，她會隨身攜帶一部特製的微型手機。隻要她摁下其中一個按鈕，所有執行任務的警員都會進入一級戒備狀態；摁下另外一個按鈕，警員將衝進現場。她在警校時曾學過少林功夫，應該足以應對突發狀況，或者說至少可以及時通知她的同事。此外她還要定期與同事聯絡，不過她自己不想這樣，因為她覺得這麽做會使旁人起疑。
齊警官會扮作一位陌生顧客，跟隨曉紅一起入場。他將一直待在舞廳裏，與其他警員保持聯係，除了掩護曉紅，還要觀察任何可疑跡象。
二樓舞廳外圍還將部署兩名警員。他倆將裝成需要休息的客人，輪流坐在靠近二樓舞廳出口的沙發上。他們的職責是等待曉紅出來，無論她是和別人一起還是獨自一人。
凶犯不太可能出現在三層，因為他很難輕易勾引到那些身處舞台之上且不會說中文的俄羅斯姑娘。但李書記堅持在三層也派駐一名便衣警員。
最後，他們在臨近華山路的大樓出口也派了幾名警員：有化裝成賣報人的，有化裝成賣花姑娘的，還有化裝成街頭攝影師的。
於光明和廖國昌屆時將在樓外的麵包車裏坐鎮指揮，聽著耳機裏的聲響，以便應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
行動開始後的前半個小時，看上去一切風平浪靜。於光明心想，也許時間還早吧。他向百樂門入口看去，卻看到了令人驚訝的一幕：一位衣衫襤褸的年輕母親牽著自己七八歲大的兒子跪在台階上，麵前放著一個破碗，裏麵裝著幾個硬幣。進出舞廳的人們卻沒有一個拿正眼看他們的，更別說施舍了。
這個城市正分化為兩個階層：富人和窮人。大款們隨便給陪舞小姐的一點兒小費，就夠這對可憐母子維持好幾天的生活。於光明正想下車給她一點錢，卻看到保安過來趕走了這對可憐的母子。
齊警官不斷報告著舞廳裏的情況“一切正常”。於光明還能聽到那家夥隨著音樂節奏吹口哨的聲音。《何日君再來》，於光明聽出了歌曲的旋律，這是三十年代上海灘頗為流行的曲目。
曉紅僅僅與他們聯係了一次，說是有很多人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