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僚政治的典型形態是“士大夫政治”，即由士人或文人充當官僚。這是傳統中國最重大的政治特點之一。秦帝國任用專業文法吏的政治形態，並沒有維持很久；在漢代，文吏逐漸被士人排擠，士人占據了政壇的中心。
有人不認為儒生與文吏的區別有多大意義，儒生也好、文吏也好，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1)。另一方麵，用非專業的士人承擔官僚政治，卻引起了來自不同文化傳統者的重大關注。法國學者白樂日評價說：“中國士大夫……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專門化。”(2)美國學者賴文遜評價說：“他們的人文修養中的職業意義，就在於它不具有任何專門化的職業意義。”(3)社會學家韋伯也看到中國缺少專家政治：“士大夫基本上是受過古老文學教育的一個有功名的人；但他絲毫沒有受過行政訓練。……擁有這樣官吏的一個國家和西方國家多少有些兩樣的。”(4)
進而人們看到，士人政治與軍人政治也大相異趣。利瑪竇在中國驚訝地發現，中國是由“哲學家”們統治的，“軍隊的官兵都對他們十分尊敬並極為恭順和服從”(5)。歐洲中世紀有一個騎士階層，“於是曆史被縮減為君主的榮譽與騎士的美德的展示”(6)；而這與中國的“文士”恰好形成對比，中國曆史經常被縮減為皇帝仁愛和士人德才的曆史，士人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日本的“武士”階層以“刀”為“武士之魂”(7)，“刀”成了民族性格的象征物，武士們5歲開始就學習用刀(8)；中世的武士教育內容就是習武(9)。羅素有言：“哲人是與武人大不相同的人物，由於哲人的治理而產生的社會也和武人統治下產生的社會截然不同。中國和日本就是這種對比的實例。”(10)雷海宗先生稱秦漢以後的中國文化是“無兵的文化”(11)，這曾引起若幹學者的共鳴，把它視為“劣根性”和“積弱”的根源(12)。
春秋戰國之際，社會中演生了一個士人階層，此後他們對中國曆史產生了巨大影響，包括政治社會的等級安排。本書上編第一章第三節闡述了“品位結構變遷的四線索”，即“貴—賤”、“士—吏”、“文—武”與“胡—漢”。“士”與“吏”、“文”與“武”的問題，都直接與士人階層相關。“貴”與“賤”、“胡”與“漢”也與士人階層相關。第一章第四節還提出了“品位結構三層麵”的概念。在這個架構中，“士”之身份資格，是同時在“官—官”和“官—民”兩個層麵被規定的。在“官—官”層麵，他們成了“士大夫”，並與軍官、胥吏等區分開來；在“官—民”層麵，“士為四民之首”，在官民間占據了一個結構性位置。
在唐宋明清，通過文化考試而來的學曆，成為一種正式資格，士人的社會資格和任官資格。由此，中國傳統國家與社會的一個特點，即“品級、等級和階級的更大一致性”，就顯露出來了。“士”的基本特征是“學以居位”，帝國統治者因其“學”而予其“位”，士人在王朝等級和社會分層中的地位，由此而定。不過，“士大夫政治”經曆過曲折發展曆程。在某種意義上，周代政治形態已略有“士大夫政治”的輪廓了。但戰國秦漢間發生了曆史的斷裂，文吏和軍吏一度霸占了政治舞台。漢代士人進入政權了，並在魏晉以降，經“門閥化”而獲得了特殊顯貴地位。在北朝與隋唐，士族門閥開始衰落，“士人的門閥化”的趨勢轉變為“士族的官僚化”。
我們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中，從“三層麵”和“四線索”出發，通過比較前朝與後代，觀察秦漢品位結構中“士”的地位的。下文將討論三個問題：第一，選官體製和資格管理中的“士”的安排；第二，社會身份結構中“士”的免役特權；第三，王朝禮製中對“士”的特殊禮遇。
一 選官與資格視角中的士人
春秋以上“士”，可以是貴族最低等級之稱，也可以是貴族之通稱，包含卿大夫在內。公、卿、大夫、士都取決於家族地位和宗法身份。貴族既是行政政治的承擔者，又是一個文教深厚的階層。他們從小接受“六藝”，即詩、書、禮、樂、書、數的教育。據說做大夫得有九種能力——“九能”：“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13)“士”這個稱謂，由此就具有了濃厚的“文化人”意味。他們屬“君子”階層，是道德與禮樂的代表者。而“君子”那個詞恰好也有雙重意味：既指身份高貴的人，又指擁有道德才藝的人。
周代政治體製已孕育著士、吏兩分的格局了。其時的政務承擔者分兩大層次：有爵的貴族卿大夫士和無爵的胥吏。有爵者以采邑、祿田的報酬方式，胥吏則以“稍食”為生。古文字中“吏”與“事”原是一個字，“吏”即任事者。所以“吏”這個稱呼強調的是職位和任職能力。府、史、胥、徒承擔各種細小的職役，屬“庶人在官者”，屬“小人”。“君子勤禮，小人盡力”(14)。質言之，在周代政治結構中，已蘊藏著後世士、吏兩分的製度先聲和觀念先聲了。製度先聲就是“爵祿—稍食”體製，前者乃品位分等，後者則蘊含著職位分等的種子；觀念先聲就是士大夫被視為“君子”，胥吏等於小人。
周代貴族又是文武不分途，“允文允武”的。顧頡剛先生有言：“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為低級貴族，居於國中（即都城中），有統馭平民之權利，亦有執幹戈以衛社稷之義務。”(15)不光是士，卿大夫也往往如此，像晉國六卿，就同時又是三軍將帥。貴族教育“六藝”之中，射、禦都是軍事技能。劉師培《論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國》指出，周代“士”乃軍士，國子學習幹戚之舞，選拔人才用射禮，由軍官司馬負責(16)。那麽學校、禮樂、選舉、進士製度，都帶有軍事色彩。
由此看來，周朝品位結構的特點，就是貴賤不通，士吏有別，文武不分。這些特點，被戰國秦漢間的劇烈社會轉型打斷了。貴族製度衰落後，士人分化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各國都通過軍國主義措施來推動富國強兵；官僚政治日新月異，新式吏員崛起，文武明確分為二途；法治需要和耕戰需要，造成了文法吏和軍吏的特殊尊貴地位。
這時候“人”與“職”發生了分離，士、吏、文、武等概念發生了交叉。職類、位階與群體歸屬不一定對應，文職與武職、文號與武號不等於文人與武人。文人可能出任武職、擁有武號，武人也可能出任文職、擁有文號。儒生也可能擔任文法吏職，這時從群體歸屬說他是士人，但從所任職務說他也是文法吏。
較之周代的貴賤有別、士吏有別而文武不分，秦漢帝國品位結構，一度“貴賤相通”、“文武有別”、“士吏無別”。當然這是“概而言之”的，具體詳下。
首先從“貴—賤”線索看，漢代官僚政治的特點是“布衣將相之局”，選官並不限定於某個特別的高貴階層，身份性相當淡薄，小吏亦可遷至公卿，是為“貴賤相通”。官秩和爵級都是可變動、可晉升的，入仕者因官而貴、因爵而貴。用做官階的祿秩來自周代胥吏“稍食”，甚至直接承襲了“稍食”以“若幹石”穀物額度為秩名的做法，這是一種麵向吏員的管理方式。
再從“文—武”線索看，在職位設置和職類劃分上文武分途，吏員有文吏、有武吏、有軍吏，各有不同冠服。漢代朝位遵循“文東武西”規則，即文官和武官東西兩列對立。在秩級安排上，文官用“正秩”，而武官用“比秩”。就是說漢代品位結構上“文武有別”。但也要指出，秦漢職類上文武有別，但官僚遷轉上文武無別，文官可以任武將，武將也可以任文官。而且漢代的品位結構，其“尚武”的色彩比後代濃重得多：二十等軍功爵變成了社會的基本身份尺度，這與曆史後期科舉功名構成了社會身份的情況，形成了明顯對比。“大將軍”、“將軍”被用作輔政者的加銜(17)，而這與後世用“大學士”作為輔政者的加銜，也構成了明顯的對比。漢代“校尉”有時被用作儒者的榮銜(18)。郎署是王朝選官的樞紐，郎官具有濃厚品位意義，而郎官本是執戟宿衛的士官，這種晉身之階也是“尚武”的。“允文允武”的古老理想，依然是官僚形象的典範(19)。
再從“士—吏”線索看，秦帝國“焚書坑儒”，漢帝國也是“以吏治天下”的。文法吏沿行政等級向上伸展，一度彌平了周代品位結構中士大夫與胥吏的鴻溝。秦漢的文法吏沒有顯示出跟哪個社會階層有特殊關係，其品位特權比後世少得多。在剛剛登上政治舞台時，文吏還沒有馬上發展為“官僚階層”，隻是作為“新式吏員”活動著。隨漢武帝獨尊儒術，“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20)。帝國品位結構中由此出現了新的因素。但儒生加入行政官僚隊伍之後，相當一段時間中，其遷轉被視之如吏，原則上要經郡縣吏職、為“鄉部親民之吏”。南朝沈約、宋人劉邠及徐天麟，都敏銳注意到了漢代仕途士、吏無別、不同於後代的重大特點(21)。冷鵬飛先生的研究顯示，西漢之由太學射策入仕者不過寥寥數人，而東漢103名太學生之可考者，無人由太學直接入仕，“這說明東漢時期太學生考試製度雖然存在，但經由考試入仕的太學生是很少的。據文獻所示，許多太學生卒業後的出路是‘歸為郡吏’。”(22)小吏亦能由卑而顯，士人亦須由吏而顯，若以此兩點與後世比，則秦漢官僚等級管理上的“士、吏無別”是相對突出的。
然而儒生與文吏並立朝廷，畢竟帶來了最初的士、吏之別。這時候的士、吏區別，我們發現其“分類”意義大於“分等”意義。具有品位意義的相關製度安排，是辟召“四科”與察舉諸科。這些科目承載著選官資格，而我們已把“資格”列於“品秩五要素”中。在曆史後期，科目和學曆變成了最重要的品位安排之一。那麽它們在帝製初期，是什麽情況呢？
首先看“四科”。漢代選官以“四科”取士，“四科”即德行科、明經科、明法科和治劇科(23)。（“劇”是難治的縣，能治理這種縣的人才稱“治劇”。）丞相任用吏員，或三公征辟掾屬，都按“四科”分類任用。丞相府的西曹南閤祭酒、侍中，按規定應該用德行科；議曹、諫大夫、議郎、博士及王國傅、仆射、郎中令等，按規定應該用明經科；侍禦史、廷尉正監平、市長丞、符璽郎等，按規定應該用明法科；三輔令、賊曹、決曹等，按規定應該用治劇科(24)。德行、明經兩科偏重儒生，明法和治劇兩科偏重文吏。“四科”資格是並列的，無尊卑優劣之別。
其次看察舉諸科。漢文帝舉賢良，漢武帝舉孝廉，漢代察舉製由此而成立(25)。由此各種察舉科目，就成了前所未有的官僚資格，從而具有了品位意義。從察舉科目看，賢良、文學、方正、明經、有道、至孝之類，以德行和儒學為條件，顯然是麵向士人的。“明陰陽災異”科也不妨說是麵向士人的，因為漢儒與方士合流，喜歡因災異以說治道。而如明法、治劇、勇猛知兵法、能治河者之類科目，則以政事為本，士人在這些科目麵前處於劣勢。秀才科主要麵向在職官員，無儒、吏之分。孝廉科則同時麵向儒生、文吏。東漢順帝的孝廉考試製度，就是“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26)，以儒生、文吏分科的，從製度上兩種資格也是比肩並列的。
總觀漢代“四科”和察舉科目反映出的儒、吏關係，從資格分類說，儒、吏有別；就資格分等說，儒、吏無別。士人參政後，其在品位結構上最初造成的士、吏之別，主要體現在橫向的資格分類上，而不是縱向的資格分等上。結構性的分析，向人們展示了漢代察舉科目與唐以後科舉科目的主要區別之所在。如果說唐代“明法”之科，多少還帶有漢代科目體製之餘緒的話，宋以下諸科向“進士”一科集中，則無論從分等還是分類看，科目已完全麵向士人了。
兩漢四百年中，貴、賤、文、武、士、吏各種因素在不斷沉浮演變著。漢代儒生與文吏間既有疏離、衝突，二者又在緩慢融合。因朝廷崇儒，文吏開始學習經典而逐漸“儒生化”了；而儒生士人們日益熟悉了文法故事，也趨於“文吏化”了。經兩漢幾百年發展，士人已是一個文化雄厚、影響巨大的社會階層了。他們成為官僚隊伍的主要來源，即令未仕，也被人稱為“處士”。“處士”之稱明有待價而沽之意，暗示了朝廷屈尊禮賢的義務。東漢畫像石中有一位乘牛車的“處士”，縣功曹居然向其跪拜(27)。一旦在士林獲得好評、贏得“士名”，則州郡察舉、公府辟召紛至遝來。所以時人感歎著“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28)，“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29)。可見漢末士林的人物品題，已在相當程度上支配了朝廷選官。有個著名隱士叫黃叔度，當時的三公陳蕃有言：“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30)還有個民間經師鄭玄，董卓時公卿們舉其為趙相，袁紹征其為大司農(31)。大名士竟被視作公卿之選，可以逕登公卿之位。概而言之，秦漢文吏並不來自某個特定的社會階層，但漢末選官已明顯向一個特定的階層——士人——傾斜了；士人階層已推動了一種社會期待，官場也出現了一種選官新例：給予名士或士人以更高起家資格，高於非士人的普通吏員的起家資格。
起家資格上的“士優於吏”，由此而始。秦漢的典型仕途，本是先做郡縣小吏，然後再依“功次”逐級升遷。尹灣漢墓出土《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所記遷、除實例約110多個，其中標明“以功遷”的就有70多例(32)，占到了65%。又據廖伯源先生統計，尹灣漢簡中屬吏以功次升遷為朝廷命官的，占到45.54%，“則屬吏與朝廷命官之間，並無所謂非經傳統所知之仕途不得跨越之鴻溝”(33)。當然廖先生這話還不全麵，多少忽略了“郎署”這個選官樞紐。自漢初就有“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34)的情況。東漢“孝廉察舉”與“公府辟召”呈現為兩大選官樞紐和渠道。郡縣的吏員與士人經察舉孝廉或辟召公府掾，方能獲得更高資格，由此成為朝官並繼續遷升。秦漢的“以功遷”製度本是個連續性的仕途，而今被“攔腰斬斷”了，呈現出了階段性和層次性(35)。進而隨士人的影響力上升，這兩途逐漸被儒生名士所充斥了。孝廉越來越多地麵向儒生，郎官隊伍日益“士人化”。許多官職，被特別指定為“孝廉郎作”，非孝廉的郎官不得予其選。公府掾也是如此，越來越多地以名士為人選。大量名士直接由州郡察舉、公府征辟入仕，非士人的單純文吏難以晉身了，隻能長居小吏幹佐。這意味王朝的資格管理，在“分等”上也開始向“士階層”傾斜了。中國官階史上的“士、吏有別”以及“流外”製度，由此發端。
東漢王充對儒生、文吏問題曾有專論，他的看法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闡述了儒生與文吏各有不同政治功能。第二，他還指出“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36)。這說法也大有深意。看不出文吏與哪個特定的社會階層有特殊關係，朝廷就是他們的“家”，統治者也拿他們當“子弟”。儒生可就不一樣了，他們居官之後，其背後還有一個士人階層。文吏是職業吏員，是忠實貫徹指令的行政工具；儒生卻有自己所奉之“道”，他們經常據“道”抗“勢”，以其政治理想衡量和改造政治，跟統治者並不完全“同心同德”。“賓客”的比喻，很形象地反映了士人官僚在文化上的相對獨立性。在簡單化了的“階級分析”中，“道高於勢”被鄙夷為“知識分子的自戀”；但從政權類型的角度看，“士大夫政治”確實是各種政治形態中獨具特色的一種，對中國史的影響至深至巨，包括等級秩序。
如果說漢末選官的“士、吏有別”還隻是初具輪廓的話，魏晉以下那種區別就充分製度化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東漢官僚發生了三個重大變化：第一是吏員的“官僚化”，職業吏員群體逐漸演化為一個“官僚階級”了；第二是官僚的“世家化”，先秦一度中斷的“世家”傳統，在漢代開始再度緩慢積累起來，出現了若幹世代居官的門閥；第三就是官僚的“士人化”。三個變化的“疊加”，使漢代的“士階層”在魏晉間發展為“士族階層”，並波及到品位體製上來了。其體現至少有四。
第一是察舉製的變化。魏文帝時的孝廉察舉，“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因襲了東漢的儒生、文吏分科；魏明帝則不同，“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37)，這等於取消了單純文吏的察舉資格。西晉秀才科實行了對策，對策逐漸變為一種文學考試，那麽秀才科變成文士的晉身之階了。由此，孝廉和秀才兩科都麵向士人，成為“士”的資格標誌，而把非士人的“吏”排斥在外了。唐代科舉進士試詩賦、明經試經學，這種兩科並立體製，由此發端。從“資格”角度觀察，科目作為重要的品位性安排，開始占據主導了。
第二是魏晉以下實行的九品中正製。這個製度規定，由“中正”之官根據德才，把士人品評為“上上”至“下下”九品。中正通常要任以名士，品評標準也是“士人化”的，而這就意味著，中正品是一種偏向士人、偏向名士的品位安排。非士人者是難以獲得中正品的，他們就隻好去屈就九品以下的吏職，或者軍職了。南朝還有明確的“二品士門”、“吏門”和“役門”概念。“役門”是編戶，“吏門”就是中正品太低、隻能充任低級吏職的人。“士、吏有別”之製，由此獲得了充分的發展。多數學者認為，中正人選用名士、中正品評稱“清議”，都是受了漢末士林品題的影響；而漢末士林品題對王朝選官的影響，其所造成的“吏”的仕途阻隔，已見前論。中正製維護了門閥選官特權，這一點已是學者共識。也就是說，九品中正製是一個具有階層針對性的製度，那個階層就是文化士族。
而且中正製度還以一種特殊形式，強化了對士子的身份管理，那就是“王官司徒吏”製度。對這一點，研究中正製的人很少言及。司徒府負責中正品評，得到其品評的士子由此擁有了選舉資格，就成為“司徒吏”。曹魏正始年間，“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複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38)。“王官”是郎官，屬散官，他們和“司徒吏”都處在候選狀態，並不在職；但因他們已得到中正品評，所以就進入中央人事管理的範疇，不屬地方了(39)。司徒吏被免除了編戶所負擔的征役(40)，但要“應給職使”，即承擔某些定期職役和臨時差使(41)。西晉擁有中正品的司徒吏，大概也在兩三萬人以上(42)。可見九品中正製以“司徒吏”的方式，賦予“學以居位”的士子以特殊社會政治地位。漢末士人的居位資格還隻是潛在的，或說慣例性質的，中正製則使之更為製度化了。在這個意義上說，“司徒吏”這個人群，與曆史後期的舉子、生員人群，具有類似的身份。
第三是選官論“清濁”的製度。朝廷的官職被分為“清官”和“濁官”，文化士族隻任“清官”，或隻從“清官”起家。寒庶之人不能染指“清官”，隻能任“濁官”了。清濁製度，可以看成是中正品的進一步發展。“清”這個概念，本是個用以描述與士人相關的事象的用語，如士人的節操稱“清節”，士人的才華稱“清才”。在中古時代，“清族”、“清華”被用於特指士族門第。所謂“清官”多是文翰性官職，如秘書郎、著作郎之類，這反過來表明中古士族是文化士族，所以他們的特權性起家官偏重於文翰。
第四是南北朝時形成的“流內流外”製度。九品中正製本來有9個等級，中正二品以上是士族的品第，中正二品以上官是士族所做的官。而北魏孝文帝很有創意，他把中正品三至九品7個等級，轉化為官品中的流外七品了，“流外”製度由此而生。比如，某官原先由中正三品的人擔任，那麽現將此官降為流外一品；某官原先由中正四品的人擔任，那麽現將此官降為流外二品……；至於此前二品士人所任之官，則留在官品九品之內。這樣，流內九品麵向士人，流外七品麵向吏員的體製，就正式出現了。孝文帝說得非常清楚：“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複有七等。”(43)流內流外之別，就是“君子”、“小人”之別。梁武帝稍後也實行官品改革，設十八班和七班，中正二品以上的人和官職置於十八班，七班是“位不登二品”的寒人寒官。北齊把流外七品增加到流外九品，其製為隋唐所沿用。可見，中國官階史上的流內流外之製，其實是從九品官人法脫胎而來的；流內流外之間的那道鴻溝，發源於中正品二品與中正三品間的那道鴻溝，“士門”與“吏門”之間的鴻溝。
因以上四製，“士、吏之別”大為強化了。魏晉南北朝“士、吏之別”的強化動力，在於東漢以來官僚的階層化、世家化和士人化。察舉科目、中正品製度、清濁選例、流內流外四製，是貴賤（士庶）有別的，重文輕武的，重“士”輕“吏”的。
由北朝進入隋唐，官僚政治重新振興，中古士族衰落下去了。中正製旋即被廢除，科舉製從察舉製中破土而出。學者對科舉製取代中正製的變革意義，給予了充分強調。競爭性的科舉考試打破了士族門第特權，為寒門學子開拓了晉身之階，大大強化了官僚隊伍的流動性。在學曆主導的資格製度下，再度出現了“貴賤相通”的情況。但另一方麵，科舉學曆麵向士人；就“麵向士人”一點論，科舉功名與魏晉南北朝中正品，其實又是一脈相承的。從“士”的曆史發展看，漢代儒生、中古士族和唐宋文人是一脈相承。他們傳承的是同一文化傳統，並同樣以“學以居位”為特征，隻不過中古士族階層具有更大封閉性、特權性和家族性而已。
正是由於士階層發展的連續性，中古若幹製度設置被繼承下去了，當然其形態和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像“清官”這個概念，就被唐王朝承用了。“清”構成了對職位等級的一種附加評價，是對官品的微調。“清官”和“清資常參官”子孫的起家資格，還因其父祖居於“清官”而提高一品，四品者相當三品，六品者相當五品(44)。禮製待遇上也有區別，例如四五品清官可以立私廟(45)。什麽人可以任清官也有資格限製，“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資之官”(46)。為什麽要優待清官呢？章如愚的說法值得參考：“唐之製雖不純於周，而其親近儒士之意，則猶古意也。何也？有常參官、有供奉官、有清望官、有清官，皆儒士也。”(47)可見“清”的概念仍與“士”密切相關。當然唐之“清官”與魏晉南朝還是不同了。魏晉南朝是“官因人而清”，士族習居之官就是清官，士族不居其官亦“清”，寒人居之亦不“清”；而唐朝則是“人因官而清”的，某些官職被確定為“清官”後，居其位則“清”，不居則不“清”。宋明清以後“清官”概念淡化，是因為科舉士大夫已成為官僚主體，大家皆“清”了。
被沿用的還有流內流外製度，它依然被認為具有區分君子、小人的意義，“吏”被塗抹為一個無道德的卑劣層次。宋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恥為之”(48)。明朝甚至把“充吏”用作對學子的懲罰(49)。漢代服製，文官一律服黑，小史與丞相皆同；所別僅在於冠梁，一梁或三梁而已。隋唐以下就不同了，禮製上士、吏有別了。隋製“胥吏以青，庶人以白”(50)，胥吏的服飾既有別於官僚，也有別於庶人。唐朝的流外官與庶人同服黃白，仍不同於流內(51)。元代“吏”地位一度頗高，但低級吏員仍有專門服裝，即檀合羅窄衫、黑角束帶、舒腳襆頭，儒官則用襴衫和唐巾(52)。明初一度士子與胥吏同服，但是不久，朱元璋就覺得有必要為士子另製巾服了(53)。
漢代的大夫、郎官和將軍、校尉，經魏晉南北朝，在唐發展為文散階和武散階，各29階。從職類管理來說，文武分途的製度更嚴整了。文武階的互轉尚無大礙。例如千牛備身和備身左右出身屬於武資，但有文才者可以由兵部轉到吏部，銓為文資(54)。武階出身者可換為文階，文階出身者也可以換為武階，“出將入相”很常見。不過隨“進士集團”崛起，軍人地位開始下降。相應地，與“武”相關的資格與品位，往往貶值。北周府兵號稱“侍官”，原係尊稱，在唐朝卻逐漸成了罵人話(55)。用於獎酬軍功的勳官，其品位待遇明顯低下(56)。唐後期三衛日趨猥濫，唐武宗下令終止衛官的“文簡”資格(57)。到了宋朝，“重文輕武”成為時風(58)，文資、武資界限森嚴，跨越互換異常艱難。明朝同品官員，武職遠比文職卑下。清末有位叫樊燮的總兵官去見撫帥，自以為是二三品官了，不肯向舉人師爺左宗棠請安；左宗棠遂稱“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大罵“忘八蛋，滾出去”。樊燮大受刺激，從此嚴課其子，功名務必超過左宗棠(59)。這個曆史花絮，也可反映出功名在區分文武上的品位意義。
那麽，現在就可以對“士”品位安排變遷，做一概括了。若把周王朝的“士”看成貴族通稱，而且是擁有文化教養者之稱，則周王朝“士”居“吏”上，即士、吏有別。而且這是一種貴賤之別。不過此時並沒有針對文士的特殊品位，因為曆史早期貴族是允文允武的，官製上文武不分途，“文士”沒有構成一個獨立人群。
漢帝國的品位結構，從資格分等上說士、吏無別，“儒吏”亦吏；但從資格分類上說則士、吏有別。辟召“四科”與察舉諸科中，麵向士人和麵向吏員的科目被明確區分開來了；博士、文學等屬文化職類，被列在“比秩”，行政吏員則在“正秩”（參看本書下編第五章第二節）。與此同時，二十等爵用為身份係統，將軍、校尉和宿衛郎官發揮著品位功能，這兩點給漢帝國的品位結構塗上了濃厚的“尚武”色彩。東漢的情況發生了不小變化，察舉、征辟逐漸向名士傾斜。士人往往直接由州郡察舉、公府征辟入仕，由此，士人與單純吏員的仕途起點出現明顯區別，那也是流內外製度的最初萌芽。
魏晉以來的中正品、清濁官之製，賦予士人——主要是士族——以特殊身份與資格；在中正品影響下，官品低端與其上段分離開來，由此演化出了流內外製度。科舉製由察舉製直接發展而來，上承察舉科目，科舉學曆在宋明清進而發展為主幹性品位；流外和文武分途，令胥吏和武人相形見絀。由此反觀漢朝，其士、吏無別，其文、武平等，就構成了早期帝國品位結構的重要特征。
二 階層的標誌：士子免役
對傳統中國的社會等級，古人有一個“士、農、工、商”的經典表述。很多學者也采用“四民社會”的說法，並把這種特別的社會分類，看成是中國社會的重要特點。“學以居位曰士”(60)，以“學以居位”為特征的士人成為“四民之首”，是“四民社會”最富特色的地方。按餘英時先生的看法，作為“四民”之一的士階層在戰國就初具規模了(61)。費孝通先生指出：“紳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聯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一個重要的層次。”(62)張仲禮先生把“紳士”視為“階層”，這是一個“以學銜和功名劃分的集團”，其最低一級是8生員，而“生員”的確切意思是“官辦學校的學生”(63)。周榮德的考察也顯示，士人是一個階層群體，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套控製個人活動和相互關係的行為規範(64)。
當然也有青年社會學者，堅決反對把“四民”說成社會分層。社會學一般根據收入、權力和威望等來確定社會分層。但“階層”、“分層”之類概念，在社會學中的定義也有分歧，而且那些定義未必充分考慮過中國的曆史經驗。史學的概念運用是經驗性的，因而更鮮活，這時抽象概念的過度糾纏就顯多餘了。畢竟是中國史學家直接麵對著中國史，不一定非得對社會學亦步亦趨。
那麽傳統中國的“士”，是否可以看成一個階層呢？很有意思的是，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的研究者，幾乎形成了一個共同認識，就是中國國家的若幹製度設置，在塑造社會分層上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一點與西方的社會分層很不相同(65)，也是一種“中國特色”，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研究者“可以把行政等級放入社會等級來研究，……中國政治和社會結構基本上是連續的”(66)的意見，完全適用於傳統中國。在“品位結構三層麵”的概念中，我們設定了一個“官—民”層麵，用以彰顯王朝品級在決定社會等級上的重大作用，即“品級、等級和階級的高度一致性”。有本於此，這裏對士人階層的關注，也集中在傳統國家的製度設置之上。
在認識“士階層”上，“免役”是個有幫助的線索。我們都知道，編戶的賦役義務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67)尤其是徭役負擔，“天下黔首，不憚征賦而憚力役”(68)。徭役不但重於賦稅，而且是適齡人口的身份標誌(69)。“官紳等級與庶民等級的差別是多方麵的，是否向封建國家承擔徭役則是主要標誌之一。官紳有免役權，而庶民必須服役當差。”(70)官貴們的田產大抵不能免稅，但其本人甚至家庭卻能免役，編戶就不一樣了。明朝是有田必有役，軍田出軍役，民田當民差，灶田當灶差，匠田當匠差；至於明清生員以上的士人，不但本人可以免役，其家庭還可以免差徭2人(71)。清順治五年（1648年）製，舉人、監生及生員免糧2石、免丁2人(72)。茲將洪武製度及清廷順治五年免糧免丁製度列表如下：
這個免丁和免糧的級差，以一種“數字化”形式，顯示了士人處於品官與平民之間的特殊地位(73)。乾隆元年（1736年）上諭：“任土作貢，國有常經。無論士民，均應輸納。至於一切雜色差徭，則紳衿例應優免。乃各省奉行不善，竟有令生員充當總甲圖差之類，殊非國家優恤士子之意。嗣後舉、貢、生員等，著概免雜差，俾得專心肄業。”(74)嘉慶十六年（1881年）上諭也這麽說：“齊民之秀，國家培養人才，身列膠庠者，各宜修潔自愛，豈可承充官役自取侮辱？”(75)那麽免役特權，即可看成“士”居“四民之首”並構成階層的證據之一。
士人擁有特殊身份及免役權利，可能在周代就萌芽了。周朝國子學中的“學士”不服役，即“不征於鄉”(76)。由此形成了一個古老傳統：學士免役。孔子據說有三千弟子，其中很多一直追隨著老師，我們沒看到其課役跡象。其餘諸家的學士及弟子亦然。商鞅、韓非的敘述也都顯示，一旦成為學士，就可以“棄田圃”、“避農戰”了(77)。那在先秦似是一種“習慣法”。當然在授田製下，士人不服役，國家就不授田，不得授田就沒有家業。所以做學士也是有代價的，選擇了作學問，就得“棄田圃”，放棄受田。
漢武帝建太學，太學的博士弟子是免役的(78)。東漢後期京師的太學生曾達三萬餘人，他們都應免役。地方學官的學子是否免役，由長官自行決定(79)。那麽私學呢？秦禁私學，漢初朝廷大概也不許私學者脫役。但隨文教興盛、官學逐漸免役了，王朝就下令“通一經者皆複”，“複”即免役(80)，這應該就包括私學弟子了。很多私學弟子長年在外求學、“事師數十年”，不在原籍服役，朝廷也沒拿他們當逃亡人口。長沙走馬樓孫吳簡牘中能看到很多“私學”和“私學弟子”(81)，他們可以免役。魏晉南北朝以下，太學或國學生(82)，地方官學生(83)，得到官府認可的私學生，都可免役(84)。平民遷移，漢晉以來即有限製，但諸生四方遊學，王朝不禁(85)。順便說，宗教徒往往也可以免役(86)。我想那也跟學者免役的古老傳統相關，佛教、道教被認為也是一種“學”。所以教徒免役，是學者免役古老傳統的有力旁證。
唐代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生及俊士(87)等在校生，還有州縣學生，本人可以免役，而且還可以免課(88)。尋求科名者“名登科第，即免征役”(89)；若進士及第，還可以免除一門課役(90)，成為所謂“衣冠戶”。韓國磐先生說：“衣冠戶是科舉特別是進士科出身者的專稱”，他們是宋代“官戶”的前身；“唐代的衣冠戶和宋代官戶，都是在科舉製的形成、發展下而形成發展起來的。”(91)科舉製及授予學曆獲得者的相關特權，使士人繼續向一個特殊階層演進。至於尚未及第的舉子，唐朝也很樂意給他們特殊身份，比如讓省試不第、滯留京師的士子隸名於四門學，從而擁有了免役權(92)；甚至士人尚未省試，隻要是有誌舉業，也可以通過隸名中央和地方的官學，而獲得免役權(93)。舉子往往要離鄉“寄客”，王朝對這些“學宦者”不責以“浮浪”之罪(94)。非官學的學子，地方長官也可能格外開恩，免其徭役(95)。當然，私學的法律地位是低於官學的(96)。
宋代的太學生有免役權(97)，州縣學生也免役。“上戶多是衣冠讀書赴舉仕族”(98)。宋徽宗崇寧年間：“凡州縣學生曾經公、私試者複其身，內舍免戶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戶法。”(99)上舍生已可享受“官戶”的待遇了。大觀三年（1109年）據朝廷統計，全國24路學舍95298楹，學生達167622人(100)。學者雲，其經費之大、學舍之廣，實為曠古未有(101)。
元代科舉很不發達，由科舉入仕者人數寥寥。但王朝特設了一種“儒戶”，儒戶必須送一人入學就讀，除納稅糧外，可免科差。儒戶不能世代承襲。北方儒戶經兩次考試確定，元太宗九年（1237年）取中4030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再經考試、分揀，定為3890戶。南方的儒戶不須經考試，由地方官奏報。至元二十七年的江南戶口登記表明，儒戶約為總戶數的1%左右(102)。
明代把儒戶並入民籍，但戶籍上注明為儒籍。士子從童子試起，即應登錄為“儒籍”(103)。《明進士題名碑錄》中每名進士籍貫之下，都注明“儒籍”等特殊身份。據顧炎武估計，天下生員不下50萬人，“一得為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裏胥”，因其優免特權，“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故生員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104)。宋代的地方學校生員，可達20萬，約占總人口的0.45%；明末的生員之數，陳寶良先生估計約在60萬以上，占人口的0.46%(105)。（東漢後期的學生數量，我們推測也能接近這個比例。）
至於清代，據張仲禮先生統計，太平天國之前的生員與監生的總數為109.4萬(106)。這時候，這個人群依然享有法律、經濟和文化上的種種特權。朝廷經常申說生員不同於平民。學宮前的臥碑上鐫刻著順治皇帝的諭旨：“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107)康熙九年（1670年）上諭：“生員關係取士大典，若有司視同齊民撻責，殊非恤士之意。今後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報學政。俟黜革後，治以應得之罪。若詞訟小事，發學責懲。”(108)王朝給予了學子以法律特權。雍正四年（1726年）上諭：“士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者奉之，以為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為鄉人法則也。”(109)這“士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之言，被官僚士大夫視為“最高指示”而不斷地引述申說。
免役特權顯示士人處於臣、民之間，士人把“居位”作為政治期望，而朝廷也視之為一個官僚後備隊伍，一群“準官僚”，他們處於朝廷品官的下端，在等級管理上被置於一個特定層次。由此士人擁有了經濟特權、法律特權，以及更高的社會地位與威望。
三 服飾等級中的士子禮遇
學校的學生穿校服或學生裝，校服、學生裝當然不是“階層”的標誌，但在現代社會如此，傳統社會卻不一樣。魯迅先生的小說《孔乙己》，區分了“長衫主顧”和“短衣主顧”兩種人；“穿長衫而又站著喝酒”(110)，就是孔乙己所屬階層及其個人淪落的象征。著名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把前去安源號召勞工的毛澤東畫成了穿長衫的形象。毛澤東本人對此不甚滿意，他說：“我在安源不是穿長袍，是穿短衣。”(111)學生與有身份的人都穿長衫，短衣是勞動者的裝束。毛澤東似是強調學生出身的他，那會兒已同工人階級打成一片了；現在畫成了穿長衫，看著就像沒打成一片似的。
傳統社會中的服飾是職業與身份的直觀標誌，特定人群穿著特定服飾，一望即知，王朝往往以法規規範之。士子也是如此，他們有特殊冠服，那往往還是朝廷正式規定的。“賢賢”本是中國“禮樂”的基本精神之一，士子們就是被培訓的賢者，是未來國家政治的承擔者。換言之，王朝是在其與政權的關係之中，處理這個人群的身份與地位的，包括他們的禮遇。冠服屬“禮”，“禮”是國家的製度安排，其基本精神就是區分尊卑貴賤，因而也是塑造“階層”的能動力量。透過士子冠服的變化，來旁證不同時期“士”的身份變化與品位安排，就是本節下文的目的。
學人有特定服裝，先秦典籍中已有若幹跡象了。《詩·鄭風·子衿》，據小序說是“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其中有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傳》：“青衿，青領，學子之所服。”這說法應有某種曆史根據。孔穎達疏雲：“《釋器》雲：‘衣皆謂之襟。’李廵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雲‘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複言也。……《深衣》雲：‘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112)那麽周朝的國子學生，可能穿著一種交領的青色服裝。《子衿》又雲“青青子佩，悠悠我思”，那青年既有佩玉，應為貴族子弟。
戰國時代，國家對“士”的服裝似有專門規定。《管子·立政》：“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這裏的“士”，張佩綸釋為“不命之士”(113)。因上文雲“官吏以命”，即官吏穿命服，則後文的“士”應指未命無官者，張說是。“帶緣”指帶子上的緣邊，那是平民所不能使用的。這也顯示處在官、民之間的士人，確實擁有一種法定身份，朝廷要專門安排其服飾。不要以為衣帶事小。賈誼《新書·服疑》特別指出：“高下異，……則衣帶異。”(114)
先秦有一種“儒服”，但它是逐漸成為“儒服”的，起初不是。《禮記·儒行》：“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115)。在春秋末，魯哀公還弄不清什麽是“儒服”呢，按孔子之說，那隻是“其服也鄉”而已。《儀禮·士冠禮》：“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後氏之道也。”(116)胡適先生認為章甫是殷服：孔子“懂得當時所謂‘儒服’其實不過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國的服製。儒服隻是殷服，所以他隻承認那是他的‘鄉’服，而不是什麽特別的儒服”(117)。
《墨子·公孟》也記載有“儒服”：“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自稱“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回答說：“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118)馮友蘭先生因而提出：“則公孟子之古言服，乃是周言周服，墨子時所謂‘古’不必即‘指被征服的殷朝’。”(119)錢穆先生幹脆說孔子之服就是士服(120)。不過我們看到，“章甫，搢忽，儒服”是被看成一種特殊服裝的，所以公孟子才會用穿“儒服”來自我標榜，所以魯哀公才為“夫子之服”疑竇叢生。至於墨子稱其是“法周”，我想那隻是就“周代”而言，卻不是就“周製”而言的。墨子意謂：這章甫，在我們周朝仍有人戴，並沒有消亡，不能算是“古服”。然而墨子指其不算“古服”，不等於儒者不把它看成“古服”。好比今天有人穿中式褂子，以示熱愛傳統文化；有人就出來說，“漢服”才是華夏正宗呢，褂子不是。馮、錢二先生的批評，不算有力。
楊寬先生認為，委貌、章甫、毋追都是玄冠的別名，而玄冠是貴族的通用禮帽。“孔子少居魯，還未成年，因穿逢掖之衣；長居宋，已過成年，因戴章甫之冠。……也可能西周、春秋時宋人所戴禮帽，通用章甫的名稱，其式樣也還保存著殷人的遺風”；“後來儒家講治周禮，沿用古服，章甫又成為儒服。”(121)楊先生的推測相當合理，孔子的章甫必定有些特別之處，保留著殷人遺風，跟魯國的章甫不一樣，才引發了魯哀公的疑問，以及孔子“其服也鄉”的回答。同理，公孟子拿“章甫”來顯示特立獨行，則其章甫式樣也不同凡響。周人的通用禮服是“端委”，“端”即禮服玄端，“委”即禮帽委貌。清人江永推測說，“似章甫與委貌亦有微異”，又懷疑“當時章甫與委貌亦通行，可通稱”(122)。既“微異”而又“通稱”，在於風俗名物是因時因地而變化著的。兼用“微異”與“通稱”兩點，我想就可以較好地解釋章甫與委貌的關係。
《莊子·田子方》：“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123)“舉魯國而儒服”是極言魯國儒服者之多，那套儒服包括圜冠、句履、緩佩玦等。再看《荀子·哀公》：“孔子對曰：‘生今之世，誌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帶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誌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誌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誌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124)可見“章甫、絇屨，紳帶而搢笏”，確實就是古服、儒服；魯國朝廷另有禮服，即“端衣、玄裳、絻（冕）”。二者是不同的。
總之，由於孔子及其門徒的原因，逢掖之衣、章甫之冠，後來真就成了儒服、儒冠了。子路早年喜歡打架，裝束上“冠雄雞，佩豭豚”，後來在孔子引誘之下，居然“儒服委質”了(125)。《孔叢子·儒服》：“子高衣長裾、振褒袖、方屐麤翣，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126)劉邦不好儒，來了戴儒冠的客人，“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酈生“衣儒衣”而見劉邦，通報者雲其“狀貌類大儒”(127)；“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128)可見人們習慣認為，讀儒之書就必須服儒之服，服儒之服者必定是讀儒之書者。《淮南子·泛論》有“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129)雲雲；《法言·孝至》：“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130)可見戰國秦漢間確有一種社會公認且樣式特定的“儒服”，被認為是儒生、學子之服。它是孔夫子及其學生留下來的，不是政府規定的。順便說，戰國秦漢間有一種側注冠，周錫保先生把它說成“儒冠”，恐非(131)。
秦朝的儒者大概仍穿儒服，皇帝的腦袋還沒想到為學士另行製服。漢帝國尊儒興學，當局開始根據官僚行政需要規劃師生服飾了。《續漢書·輿服誌》：“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進賢冠既不是來自古緇布冠的，也不是文儒者之服。這一點本書已辨之於前了。我們的看法恰與《續漢誌》相反：漢初儒者另有儒服，王朝是在文吏普遍使用進賢冠後，複令儒官改服進賢冠的。“進賢”那名字給人以“禮賢下士”的感受，不過我想那名字是後起的，進賢冠其實是文吏之冠。你們儒生來我朝當官，那麽就該改服易容，不能是先前的那種打扮了吧？
儒生做官即改服，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叔孫通投漢之前服儒服，他在秦朝以文學征，為待詔博士。推測秦博士依然沿用先秦舊習，是儒生就服儒服。《漢儀》又記：“文帝博士七十餘人為待詔。博士朝服：玄端、章甫冠。”(132)若這條記載可信，則漢初博士承先秦遺風及秦製，仍穿玄端、章甫，不用吏員製服。秦博士七十多人，漢文帝博士也是七十餘人，係承秦製，冠服也一脈相承。
博士最初服儒冠，說明那時候政府隻把他們看作民間延請而來的顧問，不算吏員。漢武帝時情況有了變化。武帝末年有個雋不疑，“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繡衣直指使者暴勝之約見他，“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133)。“褒衣博帶”雖係儒服，但“進賢冠”卻是官服，而非儒服。雋不疑雖然隻是一位郡文學，“芝麻官”畢竟也是官兒了，換上官帽子了。文學既已如此，博士似可類推。推想漢武帝在尊儒興學同時，給了博士、文學們戴“進賢冠”的待遇。那是皇帝的一項榮寵呢，等於給予“國家幹部”身份了。不知博士摘掉了先師的章甫，換上皂色朝服和進賢冠時，是什麽心情。本來，二千石以上官才可以戴兩梁冠的(134)，博士秩比四百石，隻有二千石的1/5，卻獲得了兩梁殊恩。《晉書》卷二五《輿服誌》：“博士兩梁，崇儒也。”博士、文學的進賢冠表明，“崇儒”的同時，儒生本身也“官僚化”了。
進而我們看到，朝廷允許私學弟子也戴“進賢冠”。這顯示朝廷承認學士應有特殊服裝，進而認定他們是一個特殊人群，是“學以居位”者。由此，私學弟子也有了一頂進賢冠扣在腦袋上，等於有了幹部待遇。那頂官帽子標誌出他們的“官僚預備役”身份，應“時刻準備著”步入仕途為帝國獻身。我們看漢代畫像上的儒生形象，不少都戴進賢冠。像成都青杠坡《講經圖》畫像磚，儒師與若幹弟子戴進賢冠(135)；南陽沙崗店《投壺圖》畫像石中的三位投壺者應係儒生，也戴進賢冠(136)。這帽子的事還牽連到了孔子及其弟子，甚至老子：在漢代畫像中，他們都被扣上了進賢冠(137)。作畫者似乎不記得孔子是“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的，把孔子弄得跟漢朝的官兒一個樣了，說其“數典忘祖”不冤枉吧。
順便說，漢代佩玉製度：“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138)“雙印”即“剛卯”與“嚴卯”兩種成雙佩戴的玉印。在佩雙印上，二百石以下吏員與“私學弟子”，也是被安排在同一層次的。私學弟子如此，則官學弟子可知。
概而言之，漢朝的士人冠服，其“亮點”就是給了博士及其弟子以文吏之冠，即進賢冠。士人的服裝由此向王朝官僚靠近了。進而私學弟子也用官僚製服——嚴格說是官僚“製帽”，等於是賦予了學子以某種特殊身份，“四民之首”的特殊地位。
同時另一些史料暗示人們，儒服依然是可選項，有人穿。比如，河間王劉德“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139)。漢昭帝元鳳年間有個太史令喚作張壽王，服儒衣(140)。宣元之時王式被征，“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複充禮官？”(141)東漢桓榮：“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籍，辯明經義。”(142)《鹽鐵論·利議》：“大夫曰：……文學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143)東漢初光武崇儒，“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144)“儒衣”說明什麽呢？上述居官者或在學者，可能已戴上進賢冠（河間王應是遠遊冠）了，但衣服還是“儒衣”，裝束“半儒半吏”。西漢後期，還有“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的事情(145)。他們大約連頭帶身都是儒生扮相了。這些人在什麽場合“服儒衣冠”呢？也許隻是日常活動，而非朝堂典禮。晉宋博士服皂朝服、進賢兩梁冠(146)，其冠其服全為官僚製服，推測漢魏也是如此。在官方場合，恐不準許博士隨心所欲地儒冠儒服，皇帝未必答應。總歸仍有若幹儒者，若有機會就棄官服著儒服。對儒服的留戀情結，是士人文化獨立性的一種表現。不錯，我如今身在官場了，然而我“生活在別處”，另有精神家園，在那家園中我是儒服。
魏晉以下，博士照舊皂朝服、進賢兩梁冠。但學子之服有變。晉朝國子生葛巾、單衣，南朝國子生單衣、白紗角巾(147)。漢代民間學子是用進賢冠的，晉南朝的學子卻改用巾了。那是為什麽呢？是受了漢末名士流行“幅巾”的影響。巾幘本是卑賤執事者的服飾。蔡邕《獨斷》：“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幘是一種包頭之巾。庶人的幘是黑色或青色的，耐髒。所以秦國稱人民為“黔首”，韓國稱人民為“蒼頭”。然而漢末士人偏偏以幅巾為雅，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148)。名士的巾式，經常為士林所效法(149)。《傅子》：“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150)魏晉以下，幅巾備受青睞而大行其道。南朝出土了若幹磚印畫《竹林七賢圖》，畫中的名士所戴大抵都是巾(151)。“委王服”而“以幅巾為雅”，反映了中國士大夫“士貴耳，王者不貴”的傳統理念，以及對士人文化獨立性的一意尋求。又，漢末士人官僚中流行牛車，其實也有相近的意義(152)。在後代文人那裏，“葛巾”成了淡泊高逸、遠於官場的象征。陶淵明戴葛巾，曾“取頭上葛巾漉酒”(153)。唐朝王維《酬賀四贈葛巾之作》有句：“野巾傳惠好，茲貺重兼金。嘉此幽棲物，能齊隱吏心。”(154)《紅樓夢》中之《簪菊詩》：“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155)晉朝之學子改用葛巾了，我想就是源於魏晉間的那個文化風俗的變動吧。
北朝情況則不相同。北魏北齊的國子學生是有品級的，推測其冠服就是同品官僚的品服。隋製上承北朝而有所變化。隋文帝規定：“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國子太學四門生服之。”(156)那麽隋朝學生，改用委貌冠和黑介幘了。查北齊服製，“進賢冠，文官二品已上，並三梁，四品已上，並兩梁，五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皆一梁。致事者，通著委貌冠。”(157)那麽北齊在職官僚用進賢冠，退休官僚用委貌冠，委貌冠被賦予了“準官僚”的意思，既非現任，又非布衣。則隋文帝令學子用委貌冠，目的就是讓他們與品官有所區別。已冠學生的委貌冠是如此，未冠的用黑介幘，也有類似意義。現任文官用進賢冠加黑介幘，學生則去掉了進賢冠，隻用黑介幘，目的也是要使之區別於品官。隋煬帝廢其委貌冠而不用，學生就通用黑介幘了。
總之，魏齊學子直接用品官冠服，隋文帝時學生或用致事官之冠、或用品官冠幘的一部分，隋煬帝讓學子用黑介幘，這些做法的“官僚化”意味都很濃重，都是參照官僚等級而定學子冠服的。比之晉南朝國子生戴巾，用意大不相同了，戴巾所體現的是士人精神。晉南朝政權中，士人占據主導——當然是士族化了的士人。中古士階層由於發生了“士族化”，因而獲得了較大的政治文化自主性。而北朝隋唐間存在著一個強大的“官僚化”趨勢。魏晉以來陷於衰敗的官僚政治，在北朝明顯振興。所以北朝的學校製度與官僚政治高度整合，這一情況，隨即就體現在學子冠服製度上了。
唐朝的學生服飾，上承北朝。國子、大學、四門生、俊士以“黑介幘”和“簪導，白紗單衣，青襟、褾、領，革帶，烏皮履”為“參見之服”；州縣學生朝參，則著烏紗帽，白裙襦，青領(158)。按，上承漢末魏晉的崇尚幅巾之風，南朝流行紗帽，皇帝戴白紗帽，士庶戴烏紗帽(159)。那麽，唐朝州縣學生所戴“烏紗帽”，是南朝傳統嗎？《隋書·禮儀誌七》記雲：“後周之時，鹹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發之遺象也。又文帝項有瘤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相魏之時，著而謁帝，故後周一代，將為雅服，小朝公宴，鹹許戴之。開皇初，高祖常著烏紗帽，自朝貴已下，至於冗吏，通著入朝。”北朝烏紗帽的來曆，被說得非常清楚了，它來自鮮卑突騎帽，而不是魏晉幅巾。這種突騎帽，在北朝陶俑上曆曆可見(160)，而且是隋唐“襆頭”的來源(161)。可以看到，烏紗帽是非正式的服裝。周隋受鮮卑文化影響，帝王將相們不怎麽在意禮製的約束，在朝廷上也戴烏紗帽，反而把它弄成了“雅服”了，算是“半正式”的服裝吧。到了唐朝，因烏紗帽的“半正式”性質，就讓州縣學生服用它了。也就是說，唐朝州縣學生用烏紗帽朝參，顯示其身份在官、民之間。
唐太宗時，“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製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為士人上服。開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詔皆從之”。由此把士子與平民區分開來。其衣服雖有“青襟”之名，但與周代“青青子襟”的全黑不同，是白紗單衣加飾黑色的襟、褾、領。這是一種特殊的白紗或白麻之衣。所以唐人描述舉子省試，有“麻衣如雪，紛然滿於九衢”(162)之言；敘及第進士，有“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百日上青天”之句(163)。都是就其白衣而言的。庶人穿白衣，舉子的白衣卻加飾了黑色的襴、襟、褾、領，也是令士、民有別的意思。北朝魏齊的學生有品級、用官服，身份就是官人；隋唐間其服裝變化表明，士子重新被定位在官、民之間了。
宋代學生服襴衫。“襴衫，以白細布為之，圓領大袖，下施橫襴為裳，腰間有辟積。進士及國子生、州縣生服之。”(164)這種學生裝“接近於官定服製，它同大袖常服形式相似，不過其色白且其下前後裾加綴一橫幅，具有下裳製含義。”(165)就是說宋朝襴衫，其顏色近於平民之服，其式樣近於官僚之服。讀書人照例是要穿儒服的，不然就顯得很個別(166)。穿“儒衣冠”並無嚴格法律限製，所以會有這種情況：“嘉興富家兒冒儒衣冠，郡邑間施施無忌憚。”(167)中舉之後就可以脫掉白袍麻衣了，故宋人吟詠及第之詩，有“集英唱第麻衣脫”、“白袍來，麻衣脫”等句(168)。“淳熙中，朱熹又定祭祀、冠婚之服，特頒行之。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則具盛服。有官者襆頭、帶、靴、笏，進士則襆頭、襴衫、帶，處士則襆頭、皂衫、帶，無官者通用帽子、衫、帶。”(169)朱熹的等級觀念十分清晰，品官、進士、處士、無官者四等，被他弄得井然有序。
明初儒士、生員、監生戴四方平定巾，後來統治者覺得“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生員的襴衫用玉色布絹，寬袖皁緣，皁絛軟巾垂帶；貢舉入監者，不變所服(170)。行禮時狀元冠二梁，緋羅圓領；進士巾如烏紗帽，深藍羅袍。雖然禮畢常服如故，但也預示了他們的美好前程。胥吏另為青色盤領，吏巾。
在清朝，“頂戴”是區分官位的重要標誌，進士、舉人素金頂，同七品官；貢生陰文鏤花金頂，同八品官；監生、生員素銀頂。從頂戴看，官、士、民三者等級分明，森然不紊：
在清朝禮製之中，“庶士”是一個身份明確的流品，有別於官亦有別於民。婚喪祭祀等各種禮儀等級，也明確以品官、庶士、庶人三等為差(171)。什麽是清人概念中的“士”或“庶士”呢？“凡舉、貢、生、監謂之士，其他雜項者謂之庶”(172)；“庶士，貢、監、生員有頂帶者”(173)。這就是清人的等級觀念。
由此就能看到，兩千多年中的大多數時代，士子都有其特殊冠服，或者王朝對其冠服有刻意的安排。同時在各個時代，士子冠服也經曆了種種變化。有時候士子的冠服比較“官僚化”，有時候就比較“士人化”。那些變化，都是當時士階層特性的反映，是當時士階層與王朝關係的反映。
以上我們對士人選舉資格、士子免役資格和士子冠服進行了敘述。我們的目的，就是從“中國國家的製度性設置”出發，麵向“官—民”層麵，探討中國社會中“士階層”的結構性地位。中國古文明在周代就已展示了一種傾向，以擁有高度文化教養者承擔政治。這在戰國時代催生了一個“士階層”。在兩千年中，這個階層與王朝政治曆經磨合調適，與政治體製一體化了，在帝國品位結構中占據了一個穩定而明確的地位。
【注釋】
(1)林甘泉：《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原型及其早期曆史行程》，《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
(2)參看 e.b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tranted by h.m.wright,new haven，1964，part2。
(3)參看 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and it''s modern fate：atri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volume one，pp.16-19。
(4)維貝爾（即韋伯）：《世界經濟通史》，姚曾廙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頁。
(5)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9-60頁。
(6)赫伊津哈：《中世紀的衰落：對十四和十五世紀法蘭西、尼德蘭的生活方式、思想及藝術的研究》，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3頁。
(7)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76頁以下；或企業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頁以下。
(8)本尼迪克特：《菊與刀》，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頁。日本刀，可參看王劍、唐啟佳編著：《日本傳統藝術卷八·甲胄、日本刀》，重慶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頁以下。
(9)小原國芳：《日本教育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89頁。
(10)羅素：《權力論：新社會分析》，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9頁。
(11)雷海宗：《中國的兵》，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89頁。
(12)參看江沛：《戰國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頁。
(13)《詩·鄘風·定之方中》毛傳，《十三經注疏》，第316頁中欄。
(14)《左傳》成公十三年。
(15)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85頁。
(16)參看《劉師培辛亥前文選》，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57頁以下。
(17)霍光以後領尚書事者凡22人次，其中有15人次其本官是“將軍”，參看廖伯源：《試論西漢諸將軍之製度及其政治地位》，《曆史與製度——漢代政治製度試釋》，第176頁。又如漢昭帝時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輔政，其時“大將軍”、“車騎將軍”和“左將軍”三銜，就分開了三人的位序高下。
(18)東漢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等五校尉“官顯職閑”，不但“多以宗室肺腑居之”，而且經常任以名儒，以示對儒者的榮寵。參看上田早苗：《貴族官製の成立》，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編《中國中世史研究》，東海大學出版會，1970年。
(19)參看邢義田：《允文允武：漢代官吏的一種典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2分，2004年6月。
(20)《漢書》卷八八《儒林傳》。
(21)沈約指出：“漢代……黌校棋布，傳經授受，皆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杜佑：《通典》卷十六《選舉典四》引，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1頁。劉邠指出：“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嚐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遊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不似“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廝役。”見其《送焦千之序》，《彭城集》卷三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第1096冊第334頁；或《叢書集成新編》，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1冊第459頁。徐天麟指出：“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亦甚難。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仕郡為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為屈也。”《東漢會要》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05頁。
(22)參看冷鵬飛：《兩漢太學述論》，北京大學曆史係1985年碩士論文，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23)《漢舊儀》：“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稱才量能，不宜者還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禦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劇］令。皆試以能，信，然後官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刺史舉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各一人。詔選諫大夫、議郎、博士、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平案章，取明律令；選能治劇長安三輔令，取治劇。”《漢官六種》，第37頁。
(24)以上參看前注，以及《續漢書·百官誌三》注引《漢儀》：“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初學記》卷十二：侍中“漢本用舊儒高德”；《續漢書·百官誌三》注引《漢官》：“市長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補”；符璽郎中“當得明法律郎”。
(25)關於察舉諸科的成立、標準和程式，可參黃留珠：《秦漢仕進製度》，第11—13章。
(26)《後漢書》卷六一《左雄傳》。關於孝廉察舉同時麵向儒生與文吏，參看拙作：《察舉製度變遷史稿》，第6頁以下。
(27)參看朱錫祿編：《武氏祠漢畫像石》，山東美術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頁圖四，第16頁圖五，及第106頁的說明。巫鴻先生評論說：“它也暗示了一個超越這個事件的一般性的政治思想，即皇帝應該尊敬並任用有德行的儒生。否則，這些儒生應該保持精神的獨立，在政治上隱退。”巫鴻：《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228頁。
(28)徐幹：《中論·譴交》，遼寧萬有圖書發行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頁；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96冊第489頁。
(29)曹丕：《典論》，《意林》卷五引，《指海》本卷五第六頁。
(30)《後漢書》卷五三《黃憲傳》。
(31)《後漢書》卷三五《鄭玄傳》。
(32)《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見《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85頁以下。
(33)廖伯源：《漢代仕進製度新考——〈尹灣漢墓簡牘〉研究之三》，收入《嚴耕望先生紀念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頁。
(34)《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
(35)日人紙屋正和也指出：“眾所周知，漢代在百石以下小吏和二百石以上官吏之間，橫有一道非經察舉等不能逾越的森嚴關卡。”見其《前漢時期縣長吏任用形態的變遷》，收入《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上古秦漢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頁。這種“森嚴關卡”，應該說主要是東漢的情況。
(36)《論衡·程材》：“朝廷之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廷為田畝，以刀筆為耒耜，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
(37)《三國誌·魏書》卷二《文帝紀》，卷三《明帝紀》。
(38)《三國誌·魏書》卷一三《王肅傳》注引《魏略》。
(39)《通典》卷一○一《禮六十一·周喪察舉議》，有“今諸王官、司徒吏未嚐在職者”的提法，又稱“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貢，而後升在王廷，策名委質，列為帝臣，選任唯命。”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674頁。可見王官、司徒吏既不在職，又非“州國之吏”，而是“帝臣”，直屬中央等待選任。
(40)《晉書》卷九八《王敦傳》：“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劉）隗悉驅逼，以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複依舊名，普取出客。”司徒吏及王官本來沒有一般州郡編戶的征發充役義務；所以劉隗對已成司徒吏的徐州流人“悉驅逼以實己府”，“更充征役，複依舊名，普取出客”，就構成了他的罪狀。
(41)《太平禦覽》卷五九八《文部·契券》引《晉書》：“諸王官、司徒吏應給職使者，每歲先計偕文書上道五十日，宣敕使使各手書，書定，見破券，諸送迎者所受郡別校數，寫朱券為簿集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693頁。可見王官及司徒吏有“應給職使”義務，且以郡為單位來輪換番上。又《三國誌·魏書》卷二四《高柔傳》：“時製，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高）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這反映了司徒吏須承擔隨機差使。
(42)參看拙作：《北魏北齊“職人”初探——附論“王官司徒吏”》，《文史》第48輯，中華書局1999年版。東晉初年的司徒吏一度達到了20餘萬，以作為對投效者的褒獎。
(43)《魏書》卷五九《劉昶傳》。
(44)如衛官起家，“凡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職事官子孫、四品清官子”，見《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郎中》，第154頁；又太廟齋郎起家，“取五品已上子孫、六品清資常參官子補充”，《唐會要》卷五九《太廟齋郎》代宗寶曆元年（762年）條，第1027頁；又《新唐書》卷四五《選舉誌下》：“太廟以五品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並清官子為之。”
(45)如唐玄宗天寶十載（751年）正月十日敕：“今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於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唐會要》卷十九《百官家廟》，第387-388頁。
(46)《唐六典》卷二《吏部尚書》，第22頁。又《全唐文》卷九五武則天《定伎術官進轉製》：“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勳兩轉。”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83頁。
(47)章如愚：《群書考索·後集》卷二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937冊第276-277頁。當然“清官”中也有一些衛率郎將，但章如愚的話，從總體上說我想還是成立的。“清官”的特點是“清要”、“清閑”和文翰性質，南朝“清官”更重“清閑”和文翰性質，而北朝“清官”則向“清要”偏轉，以台省要職為“清官”，唐朝“清官”上承北朝，若幹衛官得以混跡於“清官”之中。
(48)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三《有蔭人不得為吏》，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8頁。
(49)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製度，廩膳生、增廣生在校六年或十年以上學無成效，發附近或本處充吏。《大明會典》卷七八《儒學》，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冊第1248頁下欄。
(50)《隋書》卷十二《禮儀誌七》大業六年（610年）詔。
(51)《新唐書》卷二四《車服誌》：“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則服紬絹絁布，色用黃白。”
(52)《元典章》卷二九《禮製二》“提控都吏目公服”、“典史公服”、“儒官”等條，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451-452頁；或《大元聖政國朝典章》，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1113頁。又《通製條格》卷九《衣服·服色》：“皂隸公使人唯許服紬絹。”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頁；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頁。又參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108頁。
(53)《明史》卷六七《輿服誌三》：“儒士、生員、監生巾服。洪武三年（1370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三年定儒士、生員衣，自領至裳，去地一寸，袖長過手，複回不及肘三寸。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太祖親視，凡三易乃定。”又同書卷一三八《孫遠傳附陳逵傳》：“帝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宜更易之。命逵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賜監生藍衫絛各一，以為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蓋創自逵雲。”
(54)《新唐書》卷四五《選舉誌下》：“凡千牛備身、備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試，有文者送吏部。”
(55)《新唐書》卷五○《兵誌》：“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按《隋書》卷二四《食貨誌》：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年），改軍士為侍官。”“侍官”乃天子侍從之稱。王仲犖先生認為，北周府兵稱“侍官”，是其身份提高的標誌。見其《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0頁。唐朝的“侍官”之稱已完全不同了。
(56)勳官的官品是正二品到從七品上，但敘階僅從正六品上敘起，下至從九品上。勳官子弟的做官待遇，也相對低下。《新唐書》卷四五《選舉誌下》：“納課品子，歲取文武六品以下、勳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就可以由門蔭出仕了，六品以下官的子弟才走“納課品子”之途；但勳官三品以下子，就得從“納課品子”出仕勳官。而且他們不能任清要官。《唐會要》卷六七《伎術官》：“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親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著望等官。”中冊1183頁。
(57)唐朝門蔭本來隻看父祖官品，而不區分其父祖官階之文武。以門資入仕者，多從衛官如親衛、勳衛、翊衛起家。在服役期滿進入仕途時，才有了文武之分：或從“文簡”，即從吏部出仕；或從“武簡”，即從兵部出仕。但唐後期因三衛猥濫，唐武宗便下令：“入仕之門，此途最弊。自今以後，但令武簡，其文簡並停。”唐武宗：《加尊號後郊天赦文》，《全唐文》卷七八，第819頁上欄。
(58)寧可：《宋代重文輕武風氣的形成》，《學林漫錄》第3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9頁以下。
(59)劉禺生：《世載堂雜憶·左宗棠與樊雲門》，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4頁。
(60)《漢書》卷二四上《食貨誌》。
(61)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以下。
(62)吳晗、費孝通等：《皇權與紳權》，上海觀察社1948年版，第9頁；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年版，第9頁。
(63)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64)周榮德：《中國社會的階層與流動：一個社區中士紳身份的研究》，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3頁。
(65)那些設置，包括幹部等級製度、單位製度、戶口製度、行業製度等等。李強先生指出：“幹部分層是中國社會分層的本位體係，其他的社會分層是依據幹部的垂直分層而劃分的”，見其《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頁。又參北京大學社會分化課題組：《現階段我國社會結構的分化與整合》，《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李路路、王奮宇：《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培林主編：《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周翼虎、楊曉民：《中國單位製度》，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頁；許欣欣：《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與流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131頁；陸學藝等：《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張靜：《階級政治和單位政治》，收入周曉虹主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頁；李毅：《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與演變》，美國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中譯本電子版，第3章第10頁；李春玲：《當代中國社會的聲望分層：職業聲望與經濟地位測量》，《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
(66)翟學偉：《中國社會中的日常權威：關係與權力的曆史社會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頁。
(67)韓愈：《原道》，《韓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9頁。
(68)楊夔：《複宮闕後上執政書》，《文苑英華》卷六六九，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3242頁上欄；《全唐文》卷八六六，第9075頁上欄。
(69)王毓銓先生指出：“以人身為本的徭役和貢納重於以土地為本的田租（賦、糧）。不僅重，而且重得多”，“官與民之不同處很多，其主要之點是看他是否向皇帝當差。”見其《中國曆史上農民的身份》，收入《萊蕪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68、365頁。
(70)張顯清：《明代官紳優免和庶民“中戶”的徭役負擔》，《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71)《大明會典》卷七八《學校》，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冊第1239頁上欄。按明朝官宦生員免役，隻免雜役，不免裏甲正役。參看唐文基：《明代賦役製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頁。
(72)“在京官員，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三十丁；二品糧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三品糧二十石，人二十丁；四品糧十六石，人十六丁；五品糧十四石，人十四丁；六品糧十二石，人十二丁；七品糧十石，人十丁；八品糧八石，人八丁；九品糧六石，人六丁。在外官員，各減一半。教官、舉、貢、監生、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二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閑住，免一半。犯贓革職者，不在優免例。”《清世祖實錄》卷三七，《清實錄》，第3冊第303頁上欄。
(73)清廷後來實行“攤丁入畝”，但某些地方仍有丁稅，那些地方的紳士依然擁有免役特權。特權擴大到紳士的家族成員，例如貴州黎平府學的一塊碑文記“凡生員之家，一應大小差徭概行永免”；某些地方還擴大到童生，例如吳嘉炎治下的廣東普寧和儋州，儋州“舊例，儒戶悉免徭役，故俗以應試為榮，童卷至數千”。參看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頁以下。
(74)《學政全書》卷二五《優恤士子》，《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8冊第656頁下欄。
(75)《大清會典事例》卷七二○，嘉慶十六年（1811年）上諭，《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08冊第941頁。
有人不認為儒生與文吏的區別有多大意義，儒生也好、文吏也好，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1)。另一方麵，用非專業的士人承擔官僚政治，卻引起了來自不同文化傳統者的重大關注。法國學者白樂日評價說：“中國士大夫……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專門化。”(2)美國學者賴文遜評價說：“他們的人文修養中的職業意義，就在於它不具有任何專門化的職業意義。”(3)社會學家韋伯也看到中國缺少專家政治：“士大夫基本上是受過古老文學教育的一個有功名的人；但他絲毫沒有受過行政訓練。……擁有這樣官吏的一個國家和西方國家多少有些兩樣的。”(4)
進而人們看到，士人政治與軍人政治也大相異趣。利瑪竇在中國驚訝地發現，中國是由“哲學家”們統治的，“軍隊的官兵都對他們十分尊敬並極為恭順和服從”(5)。歐洲中世紀有一個騎士階層，“於是曆史被縮減為君主的榮譽與騎士的美德的展示”(6)；而這與中國的“文士”恰好形成對比，中國曆史經常被縮減為皇帝仁愛和士人德才的曆史，士人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日本的“武士”階層以“刀”為“武士之魂”(7)，“刀”成了民族性格的象征物，武士們5歲開始就學習用刀(8)；中世的武士教育內容就是習武(9)。羅素有言：“哲人是與武人大不相同的人物，由於哲人的治理而產生的社會也和武人統治下產生的社會截然不同。中國和日本就是這種對比的實例。”(10)雷海宗先生稱秦漢以後的中國文化是“無兵的文化”(11)，這曾引起若幹學者的共鳴，把它視為“劣根性”和“積弱”的根源(12)。
春秋戰國之際，社會中演生了一個士人階層，此後他們對中國曆史產生了巨大影響，包括政治社會的等級安排。本書上編第一章第三節闡述了“品位結構變遷的四線索”，即“貴—賤”、“士—吏”、“文—武”與“胡—漢”。“士”與“吏”、“文”與“武”的問題，都直接與士人階層相關。“貴”與“賤”、“胡”與“漢”也與士人階層相關。第一章第四節還提出了“品位結構三層麵”的概念。在這個架構中，“士”之身份資格，是同時在“官—官”和“官—民”兩個層麵被規定的。在“官—官”層麵，他們成了“士大夫”，並與軍官、胥吏等區分開來；在“官—民”層麵，“士為四民之首”，在官民間占據了一個結構性位置。
在唐宋明清，通過文化考試而來的學曆，成為一種正式資格，士人的社會資格和任官資格。由此，中國傳統國家與社會的一個特點，即“品級、等級和階級的更大一致性”，就顯露出來了。“士”的基本特征是“學以居位”，帝國統治者因其“學”而予其“位”，士人在王朝等級和社會分層中的地位，由此而定。不過，“士大夫政治”經曆過曲折發展曆程。在某種意義上，周代政治形態已略有“士大夫政治”的輪廓了。但戰國秦漢間發生了曆史的斷裂，文吏和軍吏一度霸占了政治舞台。漢代士人進入政權了，並在魏晉以降，經“門閥化”而獲得了特殊顯貴地位。在北朝與隋唐，士族門閥開始衰落，“士人的門閥化”的趨勢轉變為“士族的官僚化”。
我們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中，從“三層麵”和“四線索”出發，通過比較前朝與後代，觀察秦漢品位結構中“士”的地位的。下文將討論三個問題：第一，選官體製和資格管理中的“士”的安排；第二，社會身份結構中“士”的免役特權；第三，王朝禮製中對“士”的特殊禮遇。
一 選官與資格視角中的士人
春秋以上“士”，可以是貴族最低等級之稱，也可以是貴族之通稱，包含卿大夫在內。公、卿、大夫、士都取決於家族地位和宗法身份。貴族既是行政政治的承擔者，又是一個文教深厚的階層。他們從小接受“六藝”，即詩、書、禮、樂、書、數的教育。據說做大夫得有九種能力——“九能”：“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13)“士”這個稱謂，由此就具有了濃厚的“文化人”意味。他們屬“君子”階層，是道德與禮樂的代表者。而“君子”那個詞恰好也有雙重意味：既指身份高貴的人，又指擁有道德才藝的人。
周代政治體製已孕育著士、吏兩分的格局了。其時的政務承擔者分兩大層次：有爵的貴族卿大夫士和無爵的胥吏。有爵者以采邑、祿田的報酬方式，胥吏則以“稍食”為生。古文字中“吏”與“事”原是一個字，“吏”即任事者。所以“吏”這個稱呼強調的是職位和任職能力。府、史、胥、徒承擔各種細小的職役，屬“庶人在官者”，屬“小人”。“君子勤禮，小人盡力”(14)。質言之，在周代政治結構中，已蘊藏著後世士、吏兩分的製度先聲和觀念先聲了。製度先聲就是“爵祿—稍食”體製，前者乃品位分等，後者則蘊含著職位分等的種子；觀念先聲就是士大夫被視為“君子”，胥吏等於小人。
周代貴族又是文武不分途，“允文允武”的。顧頡剛先生有言：“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為低級貴族，居於國中（即都城中），有統馭平民之權利，亦有執幹戈以衛社稷之義務。”(15)不光是士，卿大夫也往往如此，像晉國六卿，就同時又是三軍將帥。貴族教育“六藝”之中，射、禦都是軍事技能。劉師培《論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國》指出，周代“士”乃軍士，國子學習幹戚之舞，選拔人才用射禮，由軍官司馬負責(16)。那麽學校、禮樂、選舉、進士製度，都帶有軍事色彩。
由此看來，周朝品位結構的特點，就是貴賤不通，士吏有別，文武不分。這些特點，被戰國秦漢間的劇烈社會轉型打斷了。貴族製度衰落後，士人分化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各國都通過軍國主義措施來推動富國強兵；官僚政治日新月異，新式吏員崛起，文武明確分為二途；法治需要和耕戰需要，造成了文法吏和軍吏的特殊尊貴地位。
這時候“人”與“職”發生了分離，士、吏、文、武等概念發生了交叉。職類、位階與群體歸屬不一定對應，文職與武職、文號與武號不等於文人與武人。文人可能出任武職、擁有武號，武人也可能出任文職、擁有文號。儒生也可能擔任文法吏職，這時從群體歸屬說他是士人，但從所任職務說他也是文法吏。
較之周代的貴賤有別、士吏有別而文武不分，秦漢帝國品位結構，一度“貴賤相通”、“文武有別”、“士吏無別”。當然這是“概而言之”的，具體詳下。
首先從“貴—賤”線索看，漢代官僚政治的特點是“布衣將相之局”，選官並不限定於某個特別的高貴階層，身份性相當淡薄，小吏亦可遷至公卿，是為“貴賤相通”。官秩和爵級都是可變動、可晉升的，入仕者因官而貴、因爵而貴。用做官階的祿秩來自周代胥吏“稍食”，甚至直接承襲了“稍食”以“若幹石”穀物額度為秩名的做法，這是一種麵向吏員的管理方式。
再從“文—武”線索看，在職位設置和職類劃分上文武分途，吏員有文吏、有武吏、有軍吏，各有不同冠服。漢代朝位遵循“文東武西”規則，即文官和武官東西兩列對立。在秩級安排上，文官用“正秩”，而武官用“比秩”。就是說漢代品位結構上“文武有別”。但也要指出，秦漢職類上文武有別，但官僚遷轉上文武無別，文官可以任武將，武將也可以任文官。而且漢代的品位結構，其“尚武”的色彩比後代濃重得多：二十等軍功爵變成了社會的基本身份尺度，這與曆史後期科舉功名構成了社會身份的情況，形成了明顯對比。“大將軍”、“將軍”被用作輔政者的加銜(17)，而這與後世用“大學士”作為輔政者的加銜，也構成了明顯的對比。漢代“校尉”有時被用作儒者的榮銜(18)。郎署是王朝選官的樞紐，郎官具有濃厚品位意義，而郎官本是執戟宿衛的士官，這種晉身之階也是“尚武”的。“允文允武”的古老理想，依然是官僚形象的典範(19)。
再從“士—吏”線索看，秦帝國“焚書坑儒”，漢帝國也是“以吏治天下”的。文法吏沿行政等級向上伸展，一度彌平了周代品位結構中士大夫與胥吏的鴻溝。秦漢的文法吏沒有顯示出跟哪個社會階層有特殊關係，其品位特權比後世少得多。在剛剛登上政治舞台時，文吏還沒有馬上發展為“官僚階層”，隻是作為“新式吏員”活動著。隨漢武帝獨尊儒術，“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20)。帝國品位結構中由此出現了新的因素。但儒生加入行政官僚隊伍之後，相當一段時間中，其遷轉被視之如吏，原則上要經郡縣吏職、為“鄉部親民之吏”。南朝沈約、宋人劉邠及徐天麟，都敏銳注意到了漢代仕途士、吏無別、不同於後代的重大特點(21)。冷鵬飛先生的研究顯示，西漢之由太學射策入仕者不過寥寥數人，而東漢103名太學生之可考者，無人由太學直接入仕，“這說明東漢時期太學生考試製度雖然存在，但經由考試入仕的太學生是很少的。據文獻所示，許多太學生卒業後的出路是‘歸為郡吏’。”(22)小吏亦能由卑而顯，士人亦須由吏而顯，若以此兩點與後世比，則秦漢官僚等級管理上的“士、吏無別”是相對突出的。
然而儒生與文吏並立朝廷，畢竟帶來了最初的士、吏之別。這時候的士、吏區別，我們發現其“分類”意義大於“分等”意義。具有品位意義的相關製度安排，是辟召“四科”與察舉諸科。這些科目承載著選官資格，而我們已把“資格”列於“品秩五要素”中。在曆史後期，科目和學曆變成了最重要的品位安排之一。那麽它們在帝製初期，是什麽情況呢？
首先看“四科”。漢代選官以“四科”取士，“四科”即德行科、明經科、明法科和治劇科(23)。（“劇”是難治的縣，能治理這種縣的人才稱“治劇”。）丞相任用吏員，或三公征辟掾屬，都按“四科”分類任用。丞相府的西曹南閤祭酒、侍中，按規定應該用德行科；議曹、諫大夫、議郎、博士及王國傅、仆射、郎中令等，按規定應該用明經科；侍禦史、廷尉正監平、市長丞、符璽郎等，按規定應該用明法科；三輔令、賊曹、決曹等，按規定應該用治劇科(24)。德行、明經兩科偏重儒生，明法和治劇兩科偏重文吏。“四科”資格是並列的，無尊卑優劣之別。
其次看察舉諸科。漢文帝舉賢良，漢武帝舉孝廉，漢代察舉製由此而成立(25)。由此各種察舉科目，就成了前所未有的官僚資格，從而具有了品位意義。從察舉科目看，賢良、文學、方正、明經、有道、至孝之類，以德行和儒學為條件，顯然是麵向士人的。“明陰陽災異”科也不妨說是麵向士人的，因為漢儒與方士合流，喜歡因災異以說治道。而如明法、治劇、勇猛知兵法、能治河者之類科目，則以政事為本，士人在這些科目麵前處於劣勢。秀才科主要麵向在職官員，無儒、吏之分。孝廉科則同時麵向儒生、文吏。東漢順帝的孝廉考試製度，就是“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26)，以儒生、文吏分科的，從製度上兩種資格也是比肩並列的。
總觀漢代“四科”和察舉科目反映出的儒、吏關係，從資格分類說，儒、吏有別；就資格分等說，儒、吏無別。士人參政後，其在品位結構上最初造成的士、吏之別，主要體現在橫向的資格分類上，而不是縱向的資格分等上。結構性的分析，向人們展示了漢代察舉科目與唐以後科舉科目的主要區別之所在。如果說唐代“明法”之科，多少還帶有漢代科目體製之餘緒的話，宋以下諸科向“進士”一科集中，則無論從分等還是分類看，科目已完全麵向士人了。
兩漢四百年中，貴、賤、文、武、士、吏各種因素在不斷沉浮演變著。漢代儒生與文吏間既有疏離、衝突，二者又在緩慢融合。因朝廷崇儒，文吏開始學習經典而逐漸“儒生化”了；而儒生士人們日益熟悉了文法故事，也趨於“文吏化”了。經兩漢幾百年發展，士人已是一個文化雄厚、影響巨大的社會階層了。他們成為官僚隊伍的主要來源，即令未仕，也被人稱為“處士”。“處士”之稱明有待價而沽之意，暗示了朝廷屈尊禮賢的義務。東漢畫像石中有一位乘牛車的“處士”，縣功曹居然向其跪拜(27)。一旦在士林獲得好評、贏得“士名”，則州郡察舉、公府辟召紛至遝來。所以時人感歎著“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28)，“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29)。可見漢末士林的人物品題，已在相當程度上支配了朝廷選官。有個著名隱士叫黃叔度，當時的三公陳蕃有言：“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30)還有個民間經師鄭玄，董卓時公卿們舉其為趙相，袁紹征其為大司農(31)。大名士竟被視作公卿之選，可以逕登公卿之位。概而言之，秦漢文吏並不來自某個特定的社會階層，但漢末選官已明顯向一個特定的階層——士人——傾斜了；士人階層已推動了一種社會期待，官場也出現了一種選官新例：給予名士或士人以更高起家資格，高於非士人的普通吏員的起家資格。
起家資格上的“士優於吏”，由此而始。秦漢的典型仕途，本是先做郡縣小吏，然後再依“功次”逐級升遷。尹灣漢墓出土《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所記遷、除實例約110多個，其中標明“以功遷”的就有70多例(32)，占到了65%。又據廖伯源先生統計，尹灣漢簡中屬吏以功次升遷為朝廷命官的，占到45.54%，“則屬吏與朝廷命官之間，並無所謂非經傳統所知之仕途不得跨越之鴻溝”(33)。當然廖先生這話還不全麵，多少忽略了“郎署”這個選官樞紐。自漢初就有“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34)的情況。東漢“孝廉察舉”與“公府辟召”呈現為兩大選官樞紐和渠道。郡縣的吏員與士人經察舉孝廉或辟召公府掾，方能獲得更高資格，由此成為朝官並繼續遷升。秦漢的“以功遷”製度本是個連續性的仕途，而今被“攔腰斬斷”了，呈現出了階段性和層次性(35)。進而隨士人的影響力上升，這兩途逐漸被儒生名士所充斥了。孝廉越來越多地麵向儒生，郎官隊伍日益“士人化”。許多官職，被特別指定為“孝廉郎作”，非孝廉的郎官不得予其選。公府掾也是如此，越來越多地以名士為人選。大量名士直接由州郡察舉、公府征辟入仕，非士人的單純文吏難以晉身了，隻能長居小吏幹佐。這意味王朝的資格管理，在“分等”上也開始向“士階層”傾斜了。中國官階史上的“士、吏有別”以及“流外”製度，由此發端。
東漢王充對儒生、文吏問題曾有專論，他的看法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闡述了儒生與文吏各有不同政治功能。第二，他還指出“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36)。這說法也大有深意。看不出文吏與哪個特定的社會階層有特殊關係，朝廷就是他們的“家”，統治者也拿他們當“子弟”。儒生可就不一樣了，他們居官之後，其背後還有一個士人階層。文吏是職業吏員，是忠實貫徹指令的行政工具；儒生卻有自己所奉之“道”，他們經常據“道”抗“勢”，以其政治理想衡量和改造政治，跟統治者並不完全“同心同德”。“賓客”的比喻，很形象地反映了士人官僚在文化上的相對獨立性。在簡單化了的“階級分析”中，“道高於勢”被鄙夷為“知識分子的自戀”；但從政權類型的角度看，“士大夫政治”確實是各種政治形態中獨具特色的一種，對中國史的影響至深至巨，包括等級秩序。
如果說漢末選官的“士、吏有別”還隻是初具輪廓的話，魏晉以下那種區別就充分製度化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東漢官僚發生了三個重大變化：第一是吏員的“官僚化”，職業吏員群體逐漸演化為一個“官僚階級”了；第二是官僚的“世家化”，先秦一度中斷的“世家”傳統，在漢代開始再度緩慢積累起來，出現了若幹世代居官的門閥；第三就是官僚的“士人化”。三個變化的“疊加”，使漢代的“士階層”在魏晉間發展為“士族階層”，並波及到品位體製上來了。其體現至少有四。
第一是察舉製的變化。魏文帝時的孝廉察舉，“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因襲了東漢的儒生、文吏分科；魏明帝則不同，“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37)，這等於取消了單純文吏的察舉資格。西晉秀才科實行了對策，對策逐漸變為一種文學考試，那麽秀才科變成文士的晉身之階了。由此，孝廉和秀才兩科都麵向士人，成為“士”的資格標誌，而把非士人的“吏”排斥在外了。唐代科舉進士試詩賦、明經試經學，這種兩科並立體製，由此發端。從“資格”角度觀察，科目作為重要的品位性安排，開始占據主導了。
第二是魏晉以下實行的九品中正製。這個製度規定，由“中正”之官根據德才，把士人品評為“上上”至“下下”九品。中正通常要任以名士，品評標準也是“士人化”的，而這就意味著，中正品是一種偏向士人、偏向名士的品位安排。非士人者是難以獲得中正品的，他們就隻好去屈就九品以下的吏職，或者軍職了。南朝還有明確的“二品士門”、“吏門”和“役門”概念。“役門”是編戶，“吏門”就是中正品太低、隻能充任低級吏職的人。“士、吏有別”之製，由此獲得了充分的發展。多數學者認為，中正人選用名士、中正品評稱“清議”，都是受了漢末士林品題的影響；而漢末士林品題對王朝選官的影響，其所造成的“吏”的仕途阻隔，已見前論。中正製維護了門閥選官特權，這一點已是學者共識。也就是說，九品中正製是一個具有階層針對性的製度，那個階層就是文化士族。
而且中正製度還以一種特殊形式，強化了對士子的身份管理，那就是“王官司徒吏”製度。對這一點，研究中正製的人很少言及。司徒府負責中正品評，得到其品評的士子由此擁有了選舉資格，就成為“司徒吏”。曹魏正始年間，“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複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38)。“王官”是郎官，屬散官，他們和“司徒吏”都處在候選狀態，並不在職；但因他們已得到中正品評，所以就進入中央人事管理的範疇，不屬地方了(39)。司徒吏被免除了編戶所負擔的征役(40)，但要“應給職使”，即承擔某些定期職役和臨時差使(41)。西晉擁有中正品的司徒吏，大概也在兩三萬人以上(42)。可見九品中正製以“司徒吏”的方式，賦予“學以居位”的士子以特殊社會政治地位。漢末士人的居位資格還隻是潛在的，或說慣例性質的，中正製則使之更為製度化了。在這個意義上說，“司徒吏”這個人群，與曆史後期的舉子、生員人群，具有類似的身份。
第三是選官論“清濁”的製度。朝廷的官職被分為“清官”和“濁官”，文化士族隻任“清官”，或隻從“清官”起家。寒庶之人不能染指“清官”，隻能任“濁官”了。清濁製度，可以看成是中正品的進一步發展。“清”這個概念，本是個用以描述與士人相關的事象的用語，如士人的節操稱“清節”，士人的才華稱“清才”。在中古時代，“清族”、“清華”被用於特指士族門第。所謂“清官”多是文翰性官職，如秘書郎、著作郎之類，這反過來表明中古士族是文化士族，所以他們的特權性起家官偏重於文翰。
第四是南北朝時形成的“流內流外”製度。九品中正製本來有9個等級，中正二品以上是士族的品第，中正二品以上官是士族所做的官。而北魏孝文帝很有創意，他把中正品三至九品7個等級，轉化為官品中的流外七品了，“流外”製度由此而生。比如，某官原先由中正三品的人擔任，那麽現將此官降為流外一品；某官原先由中正四品的人擔任，那麽現將此官降為流外二品……；至於此前二品士人所任之官，則留在官品九品之內。這樣，流內九品麵向士人，流外七品麵向吏員的體製，就正式出現了。孝文帝說得非常清楚：“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複有七等。”(43)流內流外之別，就是“君子”、“小人”之別。梁武帝稍後也實行官品改革，設十八班和七班，中正二品以上的人和官職置於十八班，七班是“位不登二品”的寒人寒官。北齊把流外七品增加到流外九品，其製為隋唐所沿用。可見，中國官階史上的流內流外之製，其實是從九品官人法脫胎而來的；流內流外之間的那道鴻溝，發源於中正品二品與中正三品間的那道鴻溝，“士門”與“吏門”之間的鴻溝。
因以上四製，“士、吏之別”大為強化了。魏晉南北朝“士、吏之別”的強化動力，在於東漢以來官僚的階層化、世家化和士人化。察舉科目、中正品製度、清濁選例、流內流外四製，是貴賤（士庶）有別的，重文輕武的，重“士”輕“吏”的。
由北朝進入隋唐，官僚政治重新振興，中古士族衰落下去了。中正製旋即被廢除，科舉製從察舉製中破土而出。學者對科舉製取代中正製的變革意義，給予了充分強調。競爭性的科舉考試打破了士族門第特權，為寒門學子開拓了晉身之階，大大強化了官僚隊伍的流動性。在學曆主導的資格製度下，再度出現了“貴賤相通”的情況。但另一方麵，科舉學曆麵向士人；就“麵向士人”一點論，科舉功名與魏晉南北朝中正品，其實又是一脈相承的。從“士”的曆史發展看，漢代儒生、中古士族和唐宋文人是一脈相承。他們傳承的是同一文化傳統，並同樣以“學以居位”為特征，隻不過中古士族階層具有更大封閉性、特權性和家族性而已。
正是由於士階層發展的連續性，中古若幹製度設置被繼承下去了，當然其形態和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像“清官”這個概念，就被唐王朝承用了。“清”構成了對職位等級的一種附加評價，是對官品的微調。“清官”和“清資常參官”子孫的起家資格，還因其父祖居於“清官”而提高一品，四品者相當三品，六品者相當五品(44)。禮製待遇上也有區別，例如四五品清官可以立私廟(45)。什麽人可以任清官也有資格限製，“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資之官”(46)。為什麽要優待清官呢？章如愚的說法值得參考：“唐之製雖不純於周，而其親近儒士之意，則猶古意也。何也？有常參官、有供奉官、有清望官、有清官，皆儒士也。”(47)可見“清”的概念仍與“士”密切相關。當然唐之“清官”與魏晉南朝還是不同了。魏晉南朝是“官因人而清”，士族習居之官就是清官，士族不居其官亦“清”，寒人居之亦不“清”；而唐朝則是“人因官而清”的，某些官職被確定為“清官”後，居其位則“清”，不居則不“清”。宋明清以後“清官”概念淡化，是因為科舉士大夫已成為官僚主體，大家皆“清”了。
被沿用的還有流內流外製度，它依然被認為具有區分君子、小人的意義，“吏”被塗抹為一個無道德的卑劣層次。宋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恥為之”(48)。明朝甚至把“充吏”用作對學子的懲罰(49)。漢代服製，文官一律服黑，小史與丞相皆同；所別僅在於冠梁，一梁或三梁而已。隋唐以下就不同了，禮製上士、吏有別了。隋製“胥吏以青，庶人以白”(50)，胥吏的服飾既有別於官僚，也有別於庶人。唐朝的流外官與庶人同服黃白，仍不同於流內(51)。元代“吏”地位一度頗高，但低級吏員仍有專門服裝，即檀合羅窄衫、黑角束帶、舒腳襆頭，儒官則用襴衫和唐巾(52)。明初一度士子與胥吏同服，但是不久，朱元璋就覺得有必要為士子另製巾服了(53)。
漢代的大夫、郎官和將軍、校尉，經魏晉南北朝，在唐發展為文散階和武散階，各29階。從職類管理來說，文武分途的製度更嚴整了。文武階的互轉尚無大礙。例如千牛備身和備身左右出身屬於武資，但有文才者可以由兵部轉到吏部，銓為文資(54)。武階出身者可換為文階，文階出身者也可以換為武階，“出將入相”很常見。不過隨“進士集團”崛起，軍人地位開始下降。相應地，與“武”相關的資格與品位，往往貶值。北周府兵號稱“侍官”，原係尊稱，在唐朝卻逐漸成了罵人話(55)。用於獎酬軍功的勳官，其品位待遇明顯低下(56)。唐後期三衛日趨猥濫，唐武宗下令終止衛官的“文簡”資格(57)。到了宋朝，“重文輕武”成為時風(58)，文資、武資界限森嚴，跨越互換異常艱難。明朝同品官員，武職遠比文職卑下。清末有位叫樊燮的總兵官去見撫帥，自以為是二三品官了，不肯向舉人師爺左宗棠請安；左宗棠遂稱“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大罵“忘八蛋，滾出去”。樊燮大受刺激，從此嚴課其子，功名務必超過左宗棠(59)。這個曆史花絮，也可反映出功名在區分文武上的品位意義。
那麽，現在就可以對“士”品位安排變遷，做一概括了。若把周王朝的“士”看成貴族通稱，而且是擁有文化教養者之稱，則周王朝“士”居“吏”上，即士、吏有別。而且這是一種貴賤之別。不過此時並沒有針對文士的特殊品位，因為曆史早期貴族是允文允武的，官製上文武不分途，“文士”沒有構成一個獨立人群。
漢帝國的品位結構，從資格分等上說士、吏無別，“儒吏”亦吏；但從資格分類上說則士、吏有別。辟召“四科”與察舉諸科中，麵向士人和麵向吏員的科目被明確區分開來了；博士、文學等屬文化職類，被列在“比秩”，行政吏員則在“正秩”（參看本書下編第五章第二節）。與此同時，二十等爵用為身份係統，將軍、校尉和宿衛郎官發揮著品位功能，這兩點給漢帝國的品位結構塗上了濃厚的“尚武”色彩。東漢的情況發生了不小變化，察舉、征辟逐漸向名士傾斜。士人往往直接由州郡察舉、公府征辟入仕，由此，士人與單純吏員的仕途起點出現明顯區別，那也是流內外製度的最初萌芽。
魏晉以來的中正品、清濁官之製，賦予士人——主要是士族——以特殊身份與資格；在中正品影響下，官品低端與其上段分離開來，由此演化出了流內外製度。科舉製由察舉製直接發展而來，上承察舉科目，科舉學曆在宋明清進而發展為主幹性品位；流外和文武分途，令胥吏和武人相形見絀。由此反觀漢朝，其士、吏無別，其文、武平等，就構成了早期帝國品位結構的重要特征。
二 階層的標誌：士子免役
對傳統中國的社會等級，古人有一個“士、農、工、商”的經典表述。很多學者也采用“四民社會”的說法，並把這種特別的社會分類，看成是中國社會的重要特點。“學以居位曰士”(60)，以“學以居位”為特征的士人成為“四民之首”，是“四民社會”最富特色的地方。按餘英時先生的看法，作為“四民”之一的士階層在戰國就初具規模了(61)。費孝通先生指出：“紳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聯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一個重要的層次。”(62)張仲禮先生把“紳士”視為“階層”，這是一個“以學銜和功名劃分的集團”，其最低一級是8生員，而“生員”的確切意思是“官辦學校的學生”(63)。周榮德的考察也顯示，士人是一個階層群體，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套控製個人活動和相互關係的行為規範(64)。
當然也有青年社會學者，堅決反對把“四民”說成社會分層。社會學一般根據收入、權力和威望等來確定社會分層。但“階層”、“分層”之類概念，在社會學中的定義也有分歧，而且那些定義未必充分考慮過中國的曆史經驗。史學的概念運用是經驗性的，因而更鮮活，這時抽象概念的過度糾纏就顯多餘了。畢竟是中國史學家直接麵對著中國史，不一定非得對社會學亦步亦趨。
那麽傳統中國的“士”，是否可以看成一個階層呢？很有意思的是，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的研究者，幾乎形成了一個共同認識，就是中國國家的若幹製度設置，在塑造社會分層上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一點與西方的社會分層很不相同(65)，也是一種“中國特色”，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研究者“可以把行政等級放入社會等級來研究，……中國政治和社會結構基本上是連續的”(66)的意見，完全適用於傳統中國。在“品位結構三層麵”的概念中，我們設定了一個“官—民”層麵，用以彰顯王朝品級在決定社會等級上的重大作用，即“品級、等級和階級的高度一致性”。有本於此，這裏對士人階層的關注，也集中在傳統國家的製度設置之上。
在認識“士階層”上，“免役”是個有幫助的線索。我們都知道，編戶的賦役義務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67)尤其是徭役負擔，“天下黔首，不憚征賦而憚力役”(68)。徭役不但重於賦稅，而且是適齡人口的身份標誌(69)。“官紳等級與庶民等級的差別是多方麵的，是否向封建國家承擔徭役則是主要標誌之一。官紳有免役權，而庶民必須服役當差。”(70)官貴們的田產大抵不能免稅，但其本人甚至家庭卻能免役，編戶就不一樣了。明朝是有田必有役，軍田出軍役，民田當民差，灶田當灶差，匠田當匠差；至於明清生員以上的士人，不但本人可以免役，其家庭還可以免差徭2人(71)。清順治五年（1648年）製，舉人、監生及生員免糧2石、免丁2人(72)。茲將洪武製度及清廷順治五年免糧免丁製度列表如下：
這個免丁和免糧的級差，以一種“數字化”形式，顯示了士人處於品官與平民之間的特殊地位(73)。乾隆元年（1736年）上諭：“任土作貢，國有常經。無論士民，均應輸納。至於一切雜色差徭，則紳衿例應優免。乃各省奉行不善，竟有令生員充當總甲圖差之類，殊非國家優恤士子之意。嗣後舉、貢、生員等，著概免雜差，俾得專心肄業。”(74)嘉慶十六年（1881年）上諭也這麽說：“齊民之秀，國家培養人才，身列膠庠者，各宜修潔自愛，豈可承充官役自取侮辱？”(75)那麽免役特權，即可看成“士”居“四民之首”並構成階層的證據之一。
士人擁有特殊身份及免役權利，可能在周代就萌芽了。周朝國子學中的“學士”不服役，即“不征於鄉”(76)。由此形成了一個古老傳統：學士免役。孔子據說有三千弟子，其中很多一直追隨著老師，我們沒看到其課役跡象。其餘諸家的學士及弟子亦然。商鞅、韓非的敘述也都顯示，一旦成為學士，就可以“棄田圃”、“避農戰”了(77)。那在先秦似是一種“習慣法”。當然在授田製下，士人不服役，國家就不授田，不得授田就沒有家業。所以做學士也是有代價的，選擇了作學問，就得“棄田圃”，放棄受田。
漢武帝建太學，太學的博士弟子是免役的(78)。東漢後期京師的太學生曾達三萬餘人，他們都應免役。地方學官的學子是否免役，由長官自行決定(79)。那麽私學呢？秦禁私學，漢初朝廷大概也不許私學者脫役。但隨文教興盛、官學逐漸免役了，王朝就下令“通一經者皆複”，“複”即免役(80)，這應該就包括私學弟子了。很多私學弟子長年在外求學、“事師數十年”，不在原籍服役，朝廷也沒拿他們當逃亡人口。長沙走馬樓孫吳簡牘中能看到很多“私學”和“私學弟子”(81)，他們可以免役。魏晉南北朝以下，太學或國學生(82)，地方官學生(83)，得到官府認可的私學生，都可免役(84)。平民遷移，漢晉以來即有限製，但諸生四方遊學，王朝不禁(85)。順便說，宗教徒往往也可以免役(86)。我想那也跟學者免役的古老傳統相關，佛教、道教被認為也是一種“學”。所以教徒免役，是學者免役古老傳統的有力旁證。
唐代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生及俊士(87)等在校生，還有州縣學生，本人可以免役，而且還可以免課(88)。尋求科名者“名登科第，即免征役”(89)；若進士及第，還可以免除一門課役(90)，成為所謂“衣冠戶”。韓國磐先生說：“衣冠戶是科舉特別是進士科出身者的專稱”，他們是宋代“官戶”的前身；“唐代的衣冠戶和宋代官戶，都是在科舉製的形成、發展下而形成發展起來的。”(91)科舉製及授予學曆獲得者的相關特權，使士人繼續向一個特殊階層演進。至於尚未及第的舉子，唐朝也很樂意給他們特殊身份，比如讓省試不第、滯留京師的士子隸名於四門學，從而擁有了免役權(92)；甚至士人尚未省試，隻要是有誌舉業，也可以通過隸名中央和地方的官學，而獲得免役權(93)。舉子往往要離鄉“寄客”，王朝對這些“學宦者”不責以“浮浪”之罪(94)。非官學的學子，地方長官也可能格外開恩，免其徭役(95)。當然，私學的法律地位是低於官學的(96)。
宋代的太學生有免役權(97)，州縣學生也免役。“上戶多是衣冠讀書赴舉仕族”(98)。宋徽宗崇寧年間：“凡州縣學生曾經公、私試者複其身，內舍免戶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戶法。”(99)上舍生已可享受“官戶”的待遇了。大觀三年（1109年）據朝廷統計，全國24路學舍95298楹，學生達167622人(100)。學者雲，其經費之大、學舍之廣，實為曠古未有(101)。
元代科舉很不發達，由科舉入仕者人數寥寥。但王朝特設了一種“儒戶”，儒戶必須送一人入學就讀，除納稅糧外，可免科差。儒戶不能世代承襲。北方儒戶經兩次考試確定，元太宗九年（1237年）取中4030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再經考試、分揀，定為3890戶。南方的儒戶不須經考試，由地方官奏報。至元二十七年的江南戶口登記表明，儒戶約為總戶數的1%左右(102)。
明代把儒戶並入民籍，但戶籍上注明為儒籍。士子從童子試起，即應登錄為“儒籍”(103)。《明進士題名碑錄》中每名進士籍貫之下，都注明“儒籍”等特殊身份。據顧炎武估計，天下生員不下50萬人，“一得為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裏胥”，因其優免特權，“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故生員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104)。宋代的地方學校生員，可達20萬，約占總人口的0.45%；明末的生員之數，陳寶良先生估計約在60萬以上，占人口的0.46%(105)。（東漢後期的學生數量，我們推測也能接近這個比例。）
至於清代，據張仲禮先生統計，太平天國之前的生員與監生的總數為109.4萬(106)。這時候，這個人群依然享有法律、經濟和文化上的種種特權。朝廷經常申說生員不同於平民。學宮前的臥碑上鐫刻著順治皇帝的諭旨：“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107)康熙九年（1670年）上諭：“生員關係取士大典，若有司視同齊民撻責，殊非恤士之意。今後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報學政。俟黜革後，治以應得之罪。若詞訟小事，發學責懲。”(108)王朝給予了學子以法律特權。雍正四年（1726年）上諭：“士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者奉之，以為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為鄉人法則也。”(109)這“士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之言，被官僚士大夫視為“最高指示”而不斷地引述申說。
免役特權顯示士人處於臣、民之間，士人把“居位”作為政治期望，而朝廷也視之為一個官僚後備隊伍，一群“準官僚”，他們處於朝廷品官的下端，在等級管理上被置於一個特定層次。由此士人擁有了經濟特權、法律特權，以及更高的社會地位與威望。
三 服飾等級中的士子禮遇
學校的學生穿校服或學生裝，校服、學生裝當然不是“階層”的標誌，但在現代社會如此，傳統社會卻不一樣。魯迅先生的小說《孔乙己》，區分了“長衫主顧”和“短衣主顧”兩種人；“穿長衫而又站著喝酒”(110)，就是孔乙己所屬階層及其個人淪落的象征。著名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把前去安源號召勞工的毛澤東畫成了穿長衫的形象。毛澤東本人對此不甚滿意，他說：“我在安源不是穿長袍，是穿短衣。”(111)學生與有身份的人都穿長衫，短衣是勞動者的裝束。毛澤東似是強調學生出身的他，那會兒已同工人階級打成一片了；現在畫成了穿長衫，看著就像沒打成一片似的。
傳統社會中的服飾是職業與身份的直觀標誌，特定人群穿著特定服飾，一望即知，王朝往往以法規規範之。士子也是如此，他們有特殊冠服，那往往還是朝廷正式規定的。“賢賢”本是中國“禮樂”的基本精神之一，士子們就是被培訓的賢者，是未來國家政治的承擔者。換言之，王朝是在其與政權的關係之中，處理這個人群的身份與地位的，包括他們的禮遇。冠服屬“禮”，“禮”是國家的製度安排，其基本精神就是區分尊卑貴賤，因而也是塑造“階層”的能動力量。透過士子冠服的變化，來旁證不同時期“士”的身份變化與品位安排，就是本節下文的目的。
學人有特定服裝，先秦典籍中已有若幹跡象了。《詩·鄭風·子衿》，據小序說是“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其中有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傳》：“青衿，青領，學子之所服。”這說法應有某種曆史根據。孔穎達疏雲：“《釋器》雲：‘衣皆謂之襟。’李廵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雲‘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複言也。……《深衣》雲：‘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112)那麽周朝的國子學生，可能穿著一種交領的青色服裝。《子衿》又雲“青青子佩，悠悠我思”，那青年既有佩玉，應為貴族子弟。
戰國時代，國家對“士”的服裝似有專門規定。《管子·立政》：“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這裏的“士”，張佩綸釋為“不命之士”(113)。因上文雲“官吏以命”，即官吏穿命服，則後文的“士”應指未命無官者，張說是。“帶緣”指帶子上的緣邊，那是平民所不能使用的。這也顯示處在官、民之間的士人，確實擁有一種法定身份，朝廷要專門安排其服飾。不要以為衣帶事小。賈誼《新書·服疑》特別指出：“高下異，……則衣帶異。”(114)
先秦有一種“儒服”，但它是逐漸成為“儒服”的，起初不是。《禮記·儒行》：“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115)。在春秋末，魯哀公還弄不清什麽是“儒服”呢，按孔子之說，那隻是“其服也鄉”而已。《儀禮·士冠禮》：“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後氏之道也。”(116)胡適先生認為章甫是殷服：孔子“懂得當時所謂‘儒服’其實不過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國的服製。儒服隻是殷服，所以他隻承認那是他的‘鄉’服，而不是什麽特別的儒服”(117)。
《墨子·公孟》也記載有“儒服”：“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自稱“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回答說：“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118)馮友蘭先生因而提出：“則公孟子之古言服，乃是周言周服，墨子時所謂‘古’不必即‘指被征服的殷朝’。”(119)錢穆先生幹脆說孔子之服就是士服(120)。不過我們看到，“章甫，搢忽，儒服”是被看成一種特殊服裝的，所以公孟子才會用穿“儒服”來自我標榜，所以魯哀公才為“夫子之服”疑竇叢生。至於墨子稱其是“法周”，我想那隻是就“周代”而言，卻不是就“周製”而言的。墨子意謂：這章甫，在我們周朝仍有人戴，並沒有消亡，不能算是“古服”。然而墨子指其不算“古服”，不等於儒者不把它看成“古服”。好比今天有人穿中式褂子，以示熱愛傳統文化；有人就出來說，“漢服”才是華夏正宗呢，褂子不是。馮、錢二先生的批評，不算有力。
楊寬先生認為，委貌、章甫、毋追都是玄冠的別名，而玄冠是貴族的通用禮帽。“孔子少居魯，還未成年，因穿逢掖之衣；長居宋，已過成年，因戴章甫之冠。……也可能西周、春秋時宋人所戴禮帽，通用章甫的名稱，其式樣也還保存著殷人的遺風”；“後來儒家講治周禮，沿用古服，章甫又成為儒服。”(121)楊先生的推測相當合理，孔子的章甫必定有些特別之處，保留著殷人遺風，跟魯國的章甫不一樣，才引發了魯哀公的疑問，以及孔子“其服也鄉”的回答。同理，公孟子拿“章甫”來顯示特立獨行，則其章甫式樣也不同凡響。周人的通用禮服是“端委”，“端”即禮服玄端，“委”即禮帽委貌。清人江永推測說，“似章甫與委貌亦有微異”，又懷疑“當時章甫與委貌亦通行，可通稱”(122)。既“微異”而又“通稱”，在於風俗名物是因時因地而變化著的。兼用“微異”與“通稱”兩點，我想就可以較好地解釋章甫與委貌的關係。
《莊子·田子方》：“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123)“舉魯國而儒服”是極言魯國儒服者之多，那套儒服包括圜冠、句履、緩佩玦等。再看《荀子·哀公》：“孔子對曰：‘生今之世，誌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帶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誌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誌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誌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124)可見“章甫、絇屨，紳帶而搢笏”，確實就是古服、儒服；魯國朝廷另有禮服，即“端衣、玄裳、絻（冕）”。二者是不同的。
總之，由於孔子及其門徒的原因，逢掖之衣、章甫之冠，後來真就成了儒服、儒冠了。子路早年喜歡打架，裝束上“冠雄雞，佩豭豚”，後來在孔子引誘之下，居然“儒服委質”了(125)。《孔叢子·儒服》：“子高衣長裾、振褒袖、方屐麤翣，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126)劉邦不好儒，來了戴儒冠的客人，“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酈生“衣儒衣”而見劉邦，通報者雲其“狀貌類大儒”(127)；“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128)可見人們習慣認為，讀儒之書就必須服儒之服，服儒之服者必定是讀儒之書者。《淮南子·泛論》有“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129)雲雲；《法言·孝至》：“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130)可見戰國秦漢間確有一種社會公認且樣式特定的“儒服”，被認為是儒生、學子之服。它是孔夫子及其學生留下來的，不是政府規定的。順便說，戰國秦漢間有一種側注冠，周錫保先生把它說成“儒冠”，恐非(131)。
秦朝的儒者大概仍穿儒服，皇帝的腦袋還沒想到為學士另行製服。漢帝國尊儒興學，當局開始根據官僚行政需要規劃師生服飾了。《續漢書·輿服誌》：“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進賢冠既不是來自古緇布冠的，也不是文儒者之服。這一點本書已辨之於前了。我們的看法恰與《續漢誌》相反：漢初儒者另有儒服，王朝是在文吏普遍使用進賢冠後，複令儒官改服進賢冠的。“進賢”那名字給人以“禮賢下士”的感受，不過我想那名字是後起的，進賢冠其實是文吏之冠。你們儒生來我朝當官，那麽就該改服易容，不能是先前的那種打扮了吧？
儒生做官即改服，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叔孫通投漢之前服儒服，他在秦朝以文學征，為待詔博士。推測秦博士依然沿用先秦舊習，是儒生就服儒服。《漢儀》又記：“文帝博士七十餘人為待詔。博士朝服：玄端、章甫冠。”(132)若這條記載可信，則漢初博士承先秦遺風及秦製，仍穿玄端、章甫，不用吏員製服。秦博士七十多人，漢文帝博士也是七十餘人，係承秦製，冠服也一脈相承。
博士最初服儒冠，說明那時候政府隻把他們看作民間延請而來的顧問，不算吏員。漢武帝時情況有了變化。武帝末年有個雋不疑，“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繡衣直指使者暴勝之約見他，“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133)。“褒衣博帶”雖係儒服，但“進賢冠”卻是官服，而非儒服。雋不疑雖然隻是一位郡文學，“芝麻官”畢竟也是官兒了，換上官帽子了。文學既已如此，博士似可類推。推想漢武帝在尊儒興學同時，給了博士、文學們戴“進賢冠”的待遇。那是皇帝的一項榮寵呢，等於給予“國家幹部”身份了。不知博士摘掉了先師的章甫，換上皂色朝服和進賢冠時，是什麽心情。本來，二千石以上官才可以戴兩梁冠的(134)，博士秩比四百石，隻有二千石的1/5，卻獲得了兩梁殊恩。《晉書》卷二五《輿服誌》：“博士兩梁，崇儒也。”博士、文學的進賢冠表明，“崇儒”的同時，儒生本身也“官僚化”了。
進而我們看到，朝廷允許私學弟子也戴“進賢冠”。這顯示朝廷承認學士應有特殊服裝，進而認定他們是一個特殊人群，是“學以居位”者。由此，私學弟子也有了一頂進賢冠扣在腦袋上，等於有了幹部待遇。那頂官帽子標誌出他們的“官僚預備役”身份，應“時刻準備著”步入仕途為帝國獻身。我們看漢代畫像上的儒生形象，不少都戴進賢冠。像成都青杠坡《講經圖》畫像磚，儒師與若幹弟子戴進賢冠(135)；南陽沙崗店《投壺圖》畫像石中的三位投壺者應係儒生，也戴進賢冠(136)。這帽子的事還牽連到了孔子及其弟子，甚至老子：在漢代畫像中，他們都被扣上了進賢冠(137)。作畫者似乎不記得孔子是“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的，把孔子弄得跟漢朝的官兒一個樣了，說其“數典忘祖”不冤枉吧。
順便說，漢代佩玉製度：“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138)“雙印”即“剛卯”與“嚴卯”兩種成雙佩戴的玉印。在佩雙印上，二百石以下吏員與“私學弟子”，也是被安排在同一層次的。私學弟子如此，則官學弟子可知。
概而言之，漢朝的士人冠服，其“亮點”就是給了博士及其弟子以文吏之冠，即進賢冠。士人的服裝由此向王朝官僚靠近了。進而私學弟子也用官僚製服——嚴格說是官僚“製帽”，等於是賦予了學子以某種特殊身份，“四民之首”的特殊地位。
同時另一些史料暗示人們，儒服依然是可選項，有人穿。比如，河間王劉德“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139)。漢昭帝元鳳年間有個太史令喚作張壽王，服儒衣(140)。宣元之時王式被征，“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複充禮官？”(141)東漢桓榮：“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籍，辯明經義。”(142)《鹽鐵論·利議》：“大夫曰：……文學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143)東漢初光武崇儒，“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144)“儒衣”說明什麽呢？上述居官者或在學者，可能已戴上進賢冠（河間王應是遠遊冠）了，但衣服還是“儒衣”，裝束“半儒半吏”。西漢後期，還有“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的事情(145)。他們大約連頭帶身都是儒生扮相了。這些人在什麽場合“服儒衣冠”呢？也許隻是日常活動，而非朝堂典禮。晉宋博士服皂朝服、進賢兩梁冠(146)，其冠其服全為官僚製服，推測漢魏也是如此。在官方場合，恐不準許博士隨心所欲地儒冠儒服，皇帝未必答應。總歸仍有若幹儒者，若有機會就棄官服著儒服。對儒服的留戀情結，是士人文化獨立性的一種表現。不錯，我如今身在官場了，然而我“生活在別處”，另有精神家園，在那家園中我是儒服。
魏晉以下，博士照舊皂朝服、進賢兩梁冠。但學子之服有變。晉朝國子生葛巾、單衣，南朝國子生單衣、白紗角巾(147)。漢代民間學子是用進賢冠的，晉南朝的學子卻改用巾了。那是為什麽呢？是受了漢末名士流行“幅巾”的影響。巾幘本是卑賤執事者的服飾。蔡邕《獨斷》：“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幘是一種包頭之巾。庶人的幘是黑色或青色的，耐髒。所以秦國稱人民為“黔首”，韓國稱人民為“蒼頭”。然而漢末士人偏偏以幅巾為雅，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148)。名士的巾式，經常為士林所效法(149)。《傅子》：“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150)魏晉以下，幅巾備受青睞而大行其道。南朝出土了若幹磚印畫《竹林七賢圖》，畫中的名士所戴大抵都是巾(151)。“委王服”而“以幅巾為雅”，反映了中國士大夫“士貴耳，王者不貴”的傳統理念，以及對士人文化獨立性的一意尋求。又，漢末士人官僚中流行牛車，其實也有相近的意義(152)。在後代文人那裏，“葛巾”成了淡泊高逸、遠於官場的象征。陶淵明戴葛巾，曾“取頭上葛巾漉酒”(153)。唐朝王維《酬賀四贈葛巾之作》有句：“野巾傳惠好，茲貺重兼金。嘉此幽棲物，能齊隱吏心。”(154)《紅樓夢》中之《簪菊詩》：“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155)晉朝之學子改用葛巾了，我想就是源於魏晉間的那個文化風俗的變動吧。
北朝情況則不相同。北魏北齊的國子學生是有品級的，推測其冠服就是同品官僚的品服。隋製上承北朝而有所變化。隋文帝規定：“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國子太學四門生服之。”(156)那麽隋朝學生，改用委貌冠和黑介幘了。查北齊服製，“進賢冠，文官二品已上，並三梁，四品已上，並兩梁，五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皆一梁。致事者，通著委貌冠。”(157)那麽北齊在職官僚用進賢冠，退休官僚用委貌冠，委貌冠被賦予了“準官僚”的意思，既非現任，又非布衣。則隋文帝令學子用委貌冠，目的就是讓他們與品官有所區別。已冠學生的委貌冠是如此，未冠的用黑介幘，也有類似意義。現任文官用進賢冠加黑介幘，學生則去掉了進賢冠，隻用黑介幘，目的也是要使之區別於品官。隋煬帝廢其委貌冠而不用，學生就通用黑介幘了。
總之，魏齊學子直接用品官冠服，隋文帝時學生或用致事官之冠、或用品官冠幘的一部分，隋煬帝讓學子用黑介幘，這些做法的“官僚化”意味都很濃重，都是參照官僚等級而定學子冠服的。比之晉南朝國子生戴巾，用意大不相同了，戴巾所體現的是士人精神。晉南朝政權中，士人占據主導——當然是士族化了的士人。中古士階層由於發生了“士族化”，因而獲得了較大的政治文化自主性。而北朝隋唐間存在著一個強大的“官僚化”趨勢。魏晉以來陷於衰敗的官僚政治，在北朝明顯振興。所以北朝的學校製度與官僚政治高度整合，這一情況，隨即就體現在學子冠服製度上了。
唐朝的學生服飾，上承北朝。國子、大學、四門生、俊士以“黑介幘”和“簪導，白紗單衣，青襟、褾、領，革帶，烏皮履”為“參見之服”；州縣學生朝參，則著烏紗帽，白裙襦，青領(158)。按，上承漢末魏晉的崇尚幅巾之風，南朝流行紗帽，皇帝戴白紗帽，士庶戴烏紗帽(159)。那麽，唐朝州縣學生所戴“烏紗帽”，是南朝傳統嗎？《隋書·禮儀誌七》記雲：“後周之時，鹹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發之遺象也。又文帝項有瘤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相魏之時，著而謁帝，故後周一代，將為雅服，小朝公宴，鹹許戴之。開皇初，高祖常著烏紗帽，自朝貴已下，至於冗吏，通著入朝。”北朝烏紗帽的來曆，被說得非常清楚了，它來自鮮卑突騎帽，而不是魏晉幅巾。這種突騎帽，在北朝陶俑上曆曆可見(160)，而且是隋唐“襆頭”的來源(161)。可以看到，烏紗帽是非正式的服裝。周隋受鮮卑文化影響，帝王將相們不怎麽在意禮製的約束，在朝廷上也戴烏紗帽，反而把它弄成了“雅服”了，算是“半正式”的服裝吧。到了唐朝，因烏紗帽的“半正式”性質，就讓州縣學生服用它了。也就是說，唐朝州縣學生用烏紗帽朝參，顯示其身份在官、民之間。
唐太宗時，“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製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為士人上服。開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詔皆從之”。由此把士子與平民區分開來。其衣服雖有“青襟”之名，但與周代“青青子襟”的全黑不同，是白紗單衣加飾黑色的襟、褾、領。這是一種特殊的白紗或白麻之衣。所以唐人描述舉子省試，有“麻衣如雪，紛然滿於九衢”(162)之言；敘及第進士，有“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百日上青天”之句(163)。都是就其白衣而言的。庶人穿白衣，舉子的白衣卻加飾了黑色的襴、襟、褾、領，也是令士、民有別的意思。北朝魏齊的學生有品級、用官服，身份就是官人；隋唐間其服裝變化表明，士子重新被定位在官、民之間了。
宋代學生服襴衫。“襴衫，以白細布為之，圓領大袖，下施橫襴為裳，腰間有辟積。進士及國子生、州縣生服之。”(164)這種學生裝“接近於官定服製，它同大袖常服形式相似，不過其色白且其下前後裾加綴一橫幅，具有下裳製含義。”(165)就是說宋朝襴衫，其顏色近於平民之服，其式樣近於官僚之服。讀書人照例是要穿儒服的，不然就顯得很個別(166)。穿“儒衣冠”並無嚴格法律限製，所以會有這種情況：“嘉興富家兒冒儒衣冠，郡邑間施施無忌憚。”(167)中舉之後就可以脫掉白袍麻衣了，故宋人吟詠及第之詩，有“集英唱第麻衣脫”、“白袍來，麻衣脫”等句(168)。“淳熙中，朱熹又定祭祀、冠婚之服，特頒行之。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則具盛服。有官者襆頭、帶、靴、笏，進士則襆頭、襴衫、帶，處士則襆頭、皂衫、帶，無官者通用帽子、衫、帶。”(169)朱熹的等級觀念十分清晰，品官、進士、處士、無官者四等，被他弄得井然有序。
明初儒士、生員、監生戴四方平定巾，後來統治者覺得“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生員的襴衫用玉色布絹，寬袖皁緣，皁絛軟巾垂帶；貢舉入監者，不變所服(170)。行禮時狀元冠二梁，緋羅圓領；進士巾如烏紗帽，深藍羅袍。雖然禮畢常服如故，但也預示了他們的美好前程。胥吏另為青色盤領，吏巾。
在清朝，“頂戴”是區分官位的重要標誌，進士、舉人素金頂，同七品官；貢生陰文鏤花金頂，同八品官；監生、生員素銀頂。從頂戴看，官、士、民三者等級分明，森然不紊：
在清朝禮製之中，“庶士”是一個身份明確的流品，有別於官亦有別於民。婚喪祭祀等各種禮儀等級，也明確以品官、庶士、庶人三等為差(171)。什麽是清人概念中的“士”或“庶士”呢？“凡舉、貢、生、監謂之士，其他雜項者謂之庶”(172)；“庶士，貢、監、生員有頂帶者”(173)。這就是清人的等級觀念。
由此就能看到，兩千多年中的大多數時代，士子都有其特殊冠服，或者王朝對其冠服有刻意的安排。同時在各個時代，士子冠服也經曆了種種變化。有時候士子的冠服比較“官僚化”，有時候就比較“士人化”。那些變化，都是當時士階層特性的反映，是當時士階層與王朝關係的反映。
以上我們對士人選舉資格、士子免役資格和士子冠服進行了敘述。我們的目的，就是從“中國國家的製度性設置”出發，麵向“官—民”層麵，探討中國社會中“士階層”的結構性地位。中國古文明在周代就已展示了一種傾向，以擁有高度文化教養者承擔政治。這在戰國時代催生了一個“士階層”。在兩千年中，這個階層與王朝政治曆經磨合調適，與政治體製一體化了，在帝國品位結構中占據了一個穩定而明確的地位。
【注釋】
(1)林甘泉：《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原型及其早期曆史行程》，《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
(2)參看 e.b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tranted by h.m.wright,new haven，1964，part2。
(3)參看 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and it''s modern fate：atri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volume one，pp.16-19。
(4)維貝爾（即韋伯）：《世界經濟通史》，姚曾廙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頁。
(5)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9-60頁。
(6)赫伊津哈：《中世紀的衰落：對十四和十五世紀法蘭西、尼德蘭的生活方式、思想及藝術的研究》，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3頁。
(7)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76頁以下；或企業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頁以下。
(8)本尼迪克特：《菊與刀》，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頁。日本刀，可參看王劍、唐啟佳編著：《日本傳統藝術卷八·甲胄、日本刀》，重慶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頁以下。
(9)小原國芳：《日本教育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89頁。
(10)羅素：《權力論：新社會分析》，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9頁。
(11)雷海宗：《中國的兵》，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89頁。
(12)參看江沛：《戰國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頁。
(13)《詩·鄘風·定之方中》毛傳，《十三經注疏》，第316頁中欄。
(14)《左傳》成公十三年。
(15)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85頁。
(16)參看《劉師培辛亥前文選》，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57頁以下。
(17)霍光以後領尚書事者凡22人次，其中有15人次其本官是“將軍”，參看廖伯源：《試論西漢諸將軍之製度及其政治地位》，《曆史與製度——漢代政治製度試釋》，第176頁。又如漢昭帝時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輔政，其時“大將軍”、“車騎將軍”和“左將軍”三銜，就分開了三人的位序高下。
(18)東漢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等五校尉“官顯職閑”，不但“多以宗室肺腑居之”，而且經常任以名儒，以示對儒者的榮寵。參看上田早苗：《貴族官製の成立》，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編《中國中世史研究》，東海大學出版會，1970年。
(19)參看邢義田：《允文允武：漢代官吏的一種典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2分，2004年6月。
(20)《漢書》卷八八《儒林傳》。
(21)沈約指出：“漢代……黌校棋布，傳經授受，皆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杜佑：《通典》卷十六《選舉典四》引，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1頁。劉邠指出：“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嚐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遊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不似“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廝役。”見其《送焦千之序》，《彭城集》卷三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第1096冊第334頁；或《叢書集成新編》，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1冊第459頁。徐天麟指出：“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亦甚難。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仕郡為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為屈也。”《東漢會要》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05頁。
(22)參看冷鵬飛：《兩漢太學述論》，北京大學曆史係1985年碩士論文，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23)《漢舊儀》：“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稱才量能，不宜者還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禦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劇］令。皆試以能，信，然後官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刺史舉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各一人。詔選諫大夫、議郎、博士、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平案章，取明律令；選能治劇長安三輔令，取治劇。”《漢官六種》，第37頁。
(24)以上參看前注，以及《續漢書·百官誌三》注引《漢儀》：“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初學記》卷十二：侍中“漢本用舊儒高德”；《續漢書·百官誌三》注引《漢官》：“市長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補”；符璽郎中“當得明法律郎”。
(25)關於察舉諸科的成立、標準和程式，可參黃留珠：《秦漢仕進製度》，第11—13章。
(26)《後漢書》卷六一《左雄傳》。關於孝廉察舉同時麵向儒生與文吏，參看拙作：《察舉製度變遷史稿》，第6頁以下。
(27)參看朱錫祿編：《武氏祠漢畫像石》，山東美術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頁圖四，第16頁圖五，及第106頁的說明。巫鴻先生評論說：“它也暗示了一個超越這個事件的一般性的政治思想，即皇帝應該尊敬並任用有德行的儒生。否則，這些儒生應該保持精神的獨立，在政治上隱退。”巫鴻：《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228頁。
(28)徐幹：《中論·譴交》，遼寧萬有圖書發行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頁；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96冊第489頁。
(29)曹丕：《典論》，《意林》卷五引，《指海》本卷五第六頁。
(30)《後漢書》卷五三《黃憲傳》。
(31)《後漢書》卷三五《鄭玄傳》。
(32)《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見《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85頁以下。
(33)廖伯源：《漢代仕進製度新考——〈尹灣漢墓簡牘〉研究之三》，收入《嚴耕望先生紀念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頁。
(34)《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
(35)日人紙屋正和也指出：“眾所周知，漢代在百石以下小吏和二百石以上官吏之間，橫有一道非經察舉等不能逾越的森嚴關卡。”見其《前漢時期縣長吏任用形態的變遷》，收入《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上古秦漢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頁。這種“森嚴關卡”，應該說主要是東漢的情況。
(36)《論衡·程材》：“朝廷之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廷為田畝，以刀筆為耒耜，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
(37)《三國誌·魏書》卷二《文帝紀》，卷三《明帝紀》。
(38)《三國誌·魏書》卷一三《王肅傳》注引《魏略》。
(39)《通典》卷一○一《禮六十一·周喪察舉議》，有“今諸王官、司徒吏未嚐在職者”的提法，又稱“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貢，而後升在王廷，策名委質，列為帝臣，選任唯命。”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674頁。可見王官、司徒吏既不在職，又非“州國之吏”，而是“帝臣”，直屬中央等待選任。
(40)《晉書》卷九八《王敦傳》：“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劉）隗悉驅逼，以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複依舊名，普取出客。”司徒吏及王官本來沒有一般州郡編戶的征發充役義務；所以劉隗對已成司徒吏的徐州流人“悉驅逼以實己府”，“更充征役，複依舊名，普取出客”，就構成了他的罪狀。
(41)《太平禦覽》卷五九八《文部·契券》引《晉書》：“諸王官、司徒吏應給職使者，每歲先計偕文書上道五十日，宣敕使使各手書，書定，見破券，諸送迎者所受郡別校數，寫朱券為簿集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693頁。可見王官及司徒吏有“應給職使”義務，且以郡為單位來輪換番上。又《三國誌·魏書》卷二四《高柔傳》：“時製，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高）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這反映了司徒吏須承擔隨機差使。
(42)參看拙作：《北魏北齊“職人”初探——附論“王官司徒吏”》，《文史》第48輯，中華書局1999年版。東晉初年的司徒吏一度達到了20餘萬，以作為對投效者的褒獎。
(43)《魏書》卷五九《劉昶傳》。
(44)如衛官起家，“凡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職事官子孫、四品清官子”，見《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郎中》，第154頁；又太廟齋郎起家，“取五品已上子孫、六品清資常參官子補充”，《唐會要》卷五九《太廟齋郎》代宗寶曆元年（762年）條，第1027頁；又《新唐書》卷四五《選舉誌下》：“太廟以五品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並清官子為之。”
(45)如唐玄宗天寶十載（751年）正月十日敕：“今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於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唐會要》卷十九《百官家廟》，第387-388頁。
(46)《唐六典》卷二《吏部尚書》，第22頁。又《全唐文》卷九五武則天《定伎術官進轉製》：“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勳兩轉。”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83頁。
(47)章如愚：《群書考索·後集》卷二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937冊第276-277頁。當然“清官”中也有一些衛率郎將，但章如愚的話，從總體上說我想還是成立的。“清官”的特點是“清要”、“清閑”和文翰性質，南朝“清官”更重“清閑”和文翰性質，而北朝“清官”則向“清要”偏轉，以台省要職為“清官”，唐朝“清官”上承北朝，若幹衛官得以混跡於“清官”之中。
(48)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三《有蔭人不得為吏》，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8頁。
(49)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製度，廩膳生、增廣生在校六年或十年以上學無成效，發附近或本處充吏。《大明會典》卷七八《儒學》，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冊第1248頁下欄。
(50)《隋書》卷十二《禮儀誌七》大業六年（610年）詔。
(51)《新唐書》卷二四《車服誌》：“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則服紬絹絁布，色用黃白。”
(52)《元典章》卷二九《禮製二》“提控都吏目公服”、“典史公服”、“儒官”等條，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451-452頁；或《大元聖政國朝典章》，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1113頁。又《通製條格》卷九《衣服·服色》：“皂隸公使人唯許服紬絹。”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頁；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頁。又參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108頁。
(53)《明史》卷六七《輿服誌三》：“儒士、生員、監生巾服。洪武三年（1370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三年定儒士、生員衣，自領至裳，去地一寸，袖長過手，複回不及肘三寸。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太祖親視，凡三易乃定。”又同書卷一三八《孫遠傳附陳逵傳》：“帝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宜更易之。命逵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賜監生藍衫絛各一，以為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蓋創自逵雲。”
(54)《新唐書》卷四五《選舉誌下》：“凡千牛備身、備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試，有文者送吏部。”
(55)《新唐書》卷五○《兵誌》：“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按《隋書》卷二四《食貨誌》：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年），改軍士為侍官。”“侍官”乃天子侍從之稱。王仲犖先生認為，北周府兵稱“侍官”，是其身份提高的標誌。見其《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0頁。唐朝的“侍官”之稱已完全不同了。
(56)勳官的官品是正二品到從七品上，但敘階僅從正六品上敘起，下至從九品上。勳官子弟的做官待遇，也相對低下。《新唐書》卷四五《選舉誌下》：“納課品子，歲取文武六品以下、勳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就可以由門蔭出仕了，六品以下官的子弟才走“納課品子”之途；但勳官三品以下子，就得從“納課品子”出仕勳官。而且他們不能任清要官。《唐會要》卷六七《伎術官》：“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親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著望等官。”中冊1183頁。
(57)唐朝門蔭本來隻看父祖官品，而不區分其父祖官階之文武。以門資入仕者，多從衛官如親衛、勳衛、翊衛起家。在服役期滿進入仕途時，才有了文武之分：或從“文簡”，即從吏部出仕；或從“武簡”，即從兵部出仕。但唐後期因三衛猥濫，唐武宗便下令：“入仕之門，此途最弊。自今以後，但令武簡，其文簡並停。”唐武宗：《加尊號後郊天赦文》，《全唐文》卷七八，第819頁上欄。
(58)寧可：《宋代重文輕武風氣的形成》，《學林漫錄》第3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9頁以下。
(59)劉禺生：《世載堂雜憶·左宗棠與樊雲門》，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4頁。
(60)《漢書》卷二四上《食貨誌》。
(61)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以下。
(62)吳晗、費孝通等：《皇權與紳權》，上海觀察社1948年版，第9頁；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年版，第9頁。
(63)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64)周榮德：《中國社會的階層與流動：一個社區中士紳身份的研究》，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3頁。
(65)那些設置，包括幹部等級製度、單位製度、戶口製度、行業製度等等。李強先生指出：“幹部分層是中國社會分層的本位體係，其他的社會分層是依據幹部的垂直分層而劃分的”，見其《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頁。又參北京大學社會分化課題組：《現階段我國社會結構的分化與整合》，《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李路路、王奮宇：《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培林主編：《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周翼虎、楊曉民：《中國單位製度》，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頁；許欣欣：《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與流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131頁；陸學藝等：《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張靜：《階級政治和單位政治》，收入周曉虹主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頁；李毅：《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與演變》，美國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中譯本電子版，第3章第10頁；李春玲：《當代中國社會的聲望分層：職業聲望與經濟地位測量》，《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
(66)翟學偉：《中國社會中的日常權威：關係與權力的曆史社會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頁。
(67)韓愈：《原道》，《韓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9頁。
(68)楊夔：《複宮闕後上執政書》，《文苑英華》卷六六九，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3242頁上欄；《全唐文》卷八六六，第9075頁上欄。
(69)王毓銓先生指出：“以人身為本的徭役和貢納重於以土地為本的田租（賦、糧）。不僅重，而且重得多”，“官與民之不同處很多，其主要之點是看他是否向皇帝當差。”見其《中國曆史上農民的身份》，收入《萊蕪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68、365頁。
(70)張顯清：《明代官紳優免和庶民“中戶”的徭役負擔》，《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71)《大明會典》卷七八《學校》，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冊第1239頁上欄。按明朝官宦生員免役，隻免雜役，不免裏甲正役。參看唐文基：《明代賦役製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頁。
(72)“在京官員，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三十丁；二品糧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三品糧二十石，人二十丁；四品糧十六石，人十六丁；五品糧十四石，人十四丁；六品糧十二石，人十二丁；七品糧十石，人十丁；八品糧八石，人八丁；九品糧六石，人六丁。在外官員，各減一半。教官、舉、貢、監生、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二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閑住，免一半。犯贓革職者，不在優免例。”《清世祖實錄》卷三七，《清實錄》，第3冊第303頁上欄。
(73)清廷後來實行“攤丁入畝”，但某些地方仍有丁稅，那些地方的紳士依然擁有免役特權。特權擴大到紳士的家族成員，例如貴州黎平府學的一塊碑文記“凡生員之家，一應大小差徭概行永免”；某些地方還擴大到童生，例如吳嘉炎治下的廣東普寧和儋州，儋州“舊例，儒戶悉免徭役，故俗以應試為榮，童卷至數千”。參看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頁以下。
(74)《學政全書》卷二五《優恤士子》，《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8冊第656頁下欄。
(75)《大清會典事例》卷七二○，嘉慶十六年（1811年）上諭，《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08冊第9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