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逼良為娼
中國曆史的裏兒和麵兒 作者：張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反腐風暴永遠是龐大的政治體製中的一陣涼風，是繁雜的政治活動中的一個內容而已。再周密的反腐法律，也隻是現行“遊戲規則”的組成部分之一。所以，我們不能脫離大的政治環境，把反腐敗孤立出來談。
乾隆朝越反越腐的疑問，要從政治製度中去尋找答案。盡管乾隆製定了一係列法律法規來預防、懲治腐敗，他也推出了更多的製度，把官員們往腐敗的道路上推。這些製度包括臣工貢獻、皇帝出巡、議罪銀、賠補虧空、官員公捐等。
臣工貢獻就是達官顯貴們向皇帝進貢，是“送禮”的文雅說法。在地方上任職的督撫要員們不定時地送給皇帝一些地方特產，可以聯絡感情，但要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之上。可雍正朝將“臣工貢獻”定為一項製度，把它確定為地方督撫要員的一種政治義務。到乾隆時，乾隆皇帝更是把地方高官進獻貢品的多少、好壞、周期長短，和他們的“忠誠度”聯係在了一起。他的邏輯是：既然你口口聲聲說效忠皇上、為皇上盡心辦事，就要在物質上有所表現。於是，乾隆把臣工貢獻製度嚴密化、係統化，增加了直接向皇帝進貢的大臣的範圍，並且默許一些中下級官員逾製、越級進貢；進貢的周期越來越短，之前一般是端陽、萬壽、元旦的時候大臣們進貢，乾隆朝又規定上元、中秋等節也要進貢，而且平常要有“非例之貢”。僅有製度可循的，乾隆時期的天下總督每年進“例貢”一百八十三項、巡撫進“例貢”二百七十七項，這還不包括製度之外的“非例之貢”。
乾隆二十二年（1757），粵海關監督李永標、廣州將軍李侍堯進獻了一批貢品，計有：“紫檀鑲楠木寶座一尊、紫檀鑲柄木禦案一張，紫檀鑲楠木五屏風一座，紫檀天香幾兩對，鑲玻璃洋自鳴樂鍾一座，鍍金洋景表亭一座，鑲瑪瑙時辰表兩塊，黃猩猩氈五匹。”這次貢品送上之後不久，乾隆皇帝給二李發了一封聖旨：“此次所進鍍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後似此樣好看者多覓幾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如覓得時於端陽貢進幾樣來。”李永標、李侍堯兩人敢不再送？敢不出去四處踅摸更“大而好”的西洋鍾表？
進貢雖然是地方高官私人行為，但錢卻是地方政府公款支出的。乾隆朝的閩浙總督伍拉納就承認：“我們並不自出己資買辦物件，乃婪索多銀自肥囊橐。”比如，浙江巡撫福崧到任後，馬上吩咐鹽運使柴楨“代辦”貢品，有玉器、朝珠、手卷、端硯、八音鍾等件。這一次進貢花費白銀三萬八千餘兩，全都計在鹽運司衙門的公款上。客觀地說，如此頻繁的進貢、如此昂貴的貢品，完全超出了地方督撫的經濟承受能力之外，不得不逼著他們去違規、違法籌措資金，勒索下屬、收取賄賂等等。
乾隆皇帝是聰明人，自然知道進貢給下麵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但他更關注封疆大吏們的忠誠度，他不在意貢品是怎麽來的，而在意什麽時候來、來的是什麽。事實上，乾隆拿到的貢品太多，塞滿了整個紫禁城，最後造成了倉儲難題。他兒子嘉慶繼位後，發現“內府所存陳設物件，充禼駢羅，現在無可收貯之處”。絕大多數貢品，乾隆壓根就沒看過，更沒碰過，“所貢之物，視之真糞土之不如也”，直接扔到哪個不知名的角落去了。但是，嘉慶皇帝認識到了問題，還是繼續讓大臣們貢獻“糞土不如”的貢品。這隻能理解為皇權的自私了。
乾隆是中國古代出了名的喜歡出巡的皇帝。他在位六十年，外出巡幸超過了一百五十次，平均每年兩次半還要多。皇帝走出紫禁城、到北京之外的地方看看，客觀上有利於了解真實情況，還可以收攬人心、籠絡官紳、整飭吏治等等。但乾隆的出巡過於頻繁，且熱衷遊山玩水，地方官紳投其所好，不惜耗費巨資“接駕”。他們大興土木，建造行宮，修葺園林，建設禦道，搜羅奇珍異寶、文物古玩進獻給乾隆。在富庶的江南地區，鹽商等富裕階層或者主動捐獻，或者被官府勒索，承擔了主要成本；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則完全是動用公款，壓迫百姓來伺候乾隆。腐敗官吏趁機中飽私囊。乾隆本人也承認此舉勞民傷財，在晚年時說：“朕臨禦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
議罪銀，是指根據官員犯罪情節的輕重，繳納相應數額的銀子來免除一定的刑罰。封疆大吏犯了錯誤，繳納從幾百兩到幾萬兩不等的銀子，以罰代法，或者被扣發一定時限的俸祿，作為懲戒，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乾隆把這個做法製度化、擴大化了，頻繁地罰地方高官們銀子，還允許督撫們提前繳納一筆錢“備罰”。例如，浙江杭嘉湖道台王燧在負責西湖工程等事上，侵吞工程款，並有大量財產來源不明，總計查出有二十萬兩白銀的不法財產，被“即行正法”。浙江巡撫王亶望負有領導責任，對王燧“唯言是聽”、“不行參奏”，“自認罰銀”五十萬兩。乾隆皇帝批示“隻可如此”，對王亶望不加追究。乾隆利用地方督撫、鹽運使、海關監督、織造等要職、肥缺的“過失”，通過公開的程序，或者幹脆讓親信奴才“密諭”暗示，讓犯錯者、違法者“自行議罪”、主動繳納議罪銀，且金額越來越高。地方要員不堪重負。浙江巡撫福崧擔任地方官多年，俸祿、養廉銀和灰色收入豐厚，但曆年來共罰銀二十七萬八千兩，中間還連續多年被扣發養廉銀，等於收入全無，隻有支出。這讓他如何維持體麵的生活和工作，隻能轉嫁壓力，勒索敲詐、挪用貪汙，案發後被乾隆要求“自行了斷”。
議罪銀製度明顯有法不依，加劇了清朝官吏的腐化。尹壯圖等官員向乾隆指出過這項製度的弊端，認為此舉讓貪者有恃無恐、廉者無處容身，乾隆也認為其意見“固屬不為無見”，但他在位期間就是沒有廢除此項製度。後人隻能將此項製度也看作是皇權的自私。乾隆除了可以借此製約地方大員外，還能斂財。要知道，所有的議罪銀不是繳到國庫，而是進入內務府皇帝的小金庫的。
府庫虧空，是指官庫錢糧實際情況與賬麵不符，甚至入不敷出、寅吃卯糧。這是清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導致虧空的原因很多，有官員決策失誤的原因也有自然災害的原因，但主要還是官員貪汙、挪用和揮霍造成的。乾隆時期的地方官員要進貢、要接駕、要罰錢，手頭緊張就挪用官銀，相互之間心照不宣，前後相繼。大家都抱著僥幸心理，祈禱自己任內平安無事，虧空事發在誰的任上算誰倒黴。很多人還把黑手伸向早已千瘡百孔的官庫，貪汙侵吞。乾隆時期，每一件貪汙案揭露出來後，必然牽出案犯所在衙門的巨額虧空。乾隆治理虧空的做法是“賠補”，誰造成的虧空誰拿錢補上，難以確定責任的就由相關的官員按照職位高低、在任時間長短“照股分賠”。乾隆五十一年（1786）查出浙江省虧空十三萬九千兩官銀，令前後三任巡撫富勒輝、雅德、福崧分賠。此舉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讓貪官獲利，要把財富物歸原主。但是，虧空是曆史積弊，不能讓少數幾個人承擔責任，而且那幾個人也賠不了那麽多錢。怎麽辦？隻能繼續拆東牆補西牆，有的官員耗盡了做官的積蓄、祖先的遺產，變賣田地房屋，有的官員則一級級向下屬衙門攤派，勒索銀兩，甚至敲詐貪汙。不過，更多的官員幹脆再次挪用公款，“賠補虧空”變成用官銀賠官銀，用新虧空來補上舊虧空。
乾隆本人也承認此舉有可能讓“廉者為貪者受罰”，但就是不取消賠補的做法，還將此舉擴大化，將一些在財務上的“無著款項”也勒令相關官員賠補。比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鎮壓回民起義後查出“軍需斷難開銷各款”，一共有二十七萬七千兩白銀難以核實，勒令發生地的甘肅總督的俸祿和養廉銀都扣二成，實發百分之八十，直到補足款項為止。這又是一項讓地方要員不堪重負的製度。
最後，人們隻知道老百姓要交苛捐雜稅，卻不知道乾隆時期的大小官員頭上也有苛捐雜稅，類似於公費攤派、強製捐款等。當時的說法叫“公捐”，乾隆強製要求官員為某事捐錢。比如乾隆下江南，官員要捐款湊份子；比如修建海塘、河工，舉辦慶典、征伐，官員也要捐錢。浙江省改築大石塘工程，缺口銀子二百萬兩，乾隆令浙江全省官員捐出一半的養廉銀，分二十年捐完。福建省也照此辦理，不過因為浙江海塘畢竟和福建關係不大，福建官員隻要捐十年就行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要辦“八旬萬壽慶典”，內外大小臣工紛紛“踴躍捐款報效”，共計捐款一百一十四萬四千二百五十七兩白銀。其中在任的二十六位地方督撫，人均捐款超過三萬兩。各級官員“自請捐廉”，但錢也不是自己出，照樣用各種手法轉嫁壓力。
在這些製度高壓之下，封疆大吏們不可能保持廉潔，不得不勒索、挪用，把腐敗的壓力轉移到下級官員頭上，最終導致整個地區、整個係統的集體腐敗。進入官場的任何一個人，“獨善其身”隻能是美好的幻想。聰明如乾隆者，都發現了問題，有的人是無力改變，而乾隆是不想改變。因為除了官員的廉潔與否，他還看重其他內容，其他更重要的內容。
乾隆朝越反越腐的疑問，要從政治製度中去尋找答案。盡管乾隆製定了一係列法律法規來預防、懲治腐敗，他也推出了更多的製度，把官員們往腐敗的道路上推。這些製度包括臣工貢獻、皇帝出巡、議罪銀、賠補虧空、官員公捐等。
臣工貢獻就是達官顯貴們向皇帝進貢，是“送禮”的文雅說法。在地方上任職的督撫要員們不定時地送給皇帝一些地方特產，可以聯絡感情，但要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之上。可雍正朝將“臣工貢獻”定為一項製度，把它確定為地方督撫要員的一種政治義務。到乾隆時，乾隆皇帝更是把地方高官進獻貢品的多少、好壞、周期長短，和他們的“忠誠度”聯係在了一起。他的邏輯是：既然你口口聲聲說效忠皇上、為皇上盡心辦事，就要在物質上有所表現。於是，乾隆把臣工貢獻製度嚴密化、係統化，增加了直接向皇帝進貢的大臣的範圍，並且默許一些中下級官員逾製、越級進貢；進貢的周期越來越短，之前一般是端陽、萬壽、元旦的時候大臣們進貢，乾隆朝又規定上元、中秋等節也要進貢，而且平常要有“非例之貢”。僅有製度可循的，乾隆時期的天下總督每年進“例貢”一百八十三項、巡撫進“例貢”二百七十七項，這還不包括製度之外的“非例之貢”。
乾隆二十二年（1757），粵海關監督李永標、廣州將軍李侍堯進獻了一批貢品，計有：“紫檀鑲楠木寶座一尊、紫檀鑲柄木禦案一張，紫檀鑲楠木五屏風一座，紫檀天香幾兩對，鑲玻璃洋自鳴樂鍾一座，鍍金洋景表亭一座，鑲瑪瑙時辰表兩塊，黃猩猩氈五匹。”這次貢品送上之後不久，乾隆皇帝給二李發了一封聖旨：“此次所進鍍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後似此樣好看者多覓幾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如覓得時於端陽貢進幾樣來。”李永標、李侍堯兩人敢不再送？敢不出去四處踅摸更“大而好”的西洋鍾表？
進貢雖然是地方高官私人行為，但錢卻是地方政府公款支出的。乾隆朝的閩浙總督伍拉納就承認：“我們並不自出己資買辦物件，乃婪索多銀自肥囊橐。”比如，浙江巡撫福崧到任後，馬上吩咐鹽運使柴楨“代辦”貢品，有玉器、朝珠、手卷、端硯、八音鍾等件。這一次進貢花費白銀三萬八千餘兩，全都計在鹽運司衙門的公款上。客觀地說，如此頻繁的進貢、如此昂貴的貢品，完全超出了地方督撫的經濟承受能力之外，不得不逼著他們去違規、違法籌措資金，勒索下屬、收取賄賂等等。
乾隆皇帝是聰明人，自然知道進貢給下麵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但他更關注封疆大吏們的忠誠度，他不在意貢品是怎麽來的，而在意什麽時候來、來的是什麽。事實上，乾隆拿到的貢品太多，塞滿了整個紫禁城，最後造成了倉儲難題。他兒子嘉慶繼位後，發現“內府所存陳設物件，充禼駢羅，現在無可收貯之處”。絕大多數貢品，乾隆壓根就沒看過，更沒碰過，“所貢之物，視之真糞土之不如也”，直接扔到哪個不知名的角落去了。但是，嘉慶皇帝認識到了問題，還是繼續讓大臣們貢獻“糞土不如”的貢品。這隻能理解為皇權的自私了。
乾隆是中國古代出了名的喜歡出巡的皇帝。他在位六十年，外出巡幸超過了一百五十次，平均每年兩次半還要多。皇帝走出紫禁城、到北京之外的地方看看，客觀上有利於了解真實情況，還可以收攬人心、籠絡官紳、整飭吏治等等。但乾隆的出巡過於頻繁，且熱衷遊山玩水，地方官紳投其所好，不惜耗費巨資“接駕”。他們大興土木，建造行宮，修葺園林，建設禦道，搜羅奇珍異寶、文物古玩進獻給乾隆。在富庶的江南地區，鹽商等富裕階層或者主動捐獻，或者被官府勒索，承擔了主要成本；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則完全是動用公款，壓迫百姓來伺候乾隆。腐敗官吏趁機中飽私囊。乾隆本人也承認此舉勞民傷財，在晚年時說：“朕臨禦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
議罪銀，是指根據官員犯罪情節的輕重，繳納相應數額的銀子來免除一定的刑罰。封疆大吏犯了錯誤，繳納從幾百兩到幾萬兩不等的銀子，以罰代法，或者被扣發一定時限的俸祿，作為懲戒，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乾隆把這個做法製度化、擴大化了，頻繁地罰地方高官們銀子，還允許督撫們提前繳納一筆錢“備罰”。例如，浙江杭嘉湖道台王燧在負責西湖工程等事上，侵吞工程款，並有大量財產來源不明，總計查出有二十萬兩白銀的不法財產，被“即行正法”。浙江巡撫王亶望負有領導責任，對王燧“唯言是聽”、“不行參奏”，“自認罰銀”五十萬兩。乾隆皇帝批示“隻可如此”，對王亶望不加追究。乾隆利用地方督撫、鹽運使、海關監督、織造等要職、肥缺的“過失”，通過公開的程序，或者幹脆讓親信奴才“密諭”暗示，讓犯錯者、違法者“自行議罪”、主動繳納議罪銀，且金額越來越高。地方要員不堪重負。浙江巡撫福崧擔任地方官多年，俸祿、養廉銀和灰色收入豐厚，但曆年來共罰銀二十七萬八千兩，中間還連續多年被扣發養廉銀，等於收入全無，隻有支出。這讓他如何維持體麵的生活和工作，隻能轉嫁壓力，勒索敲詐、挪用貪汙，案發後被乾隆要求“自行了斷”。
議罪銀製度明顯有法不依，加劇了清朝官吏的腐化。尹壯圖等官員向乾隆指出過這項製度的弊端，認為此舉讓貪者有恃無恐、廉者無處容身，乾隆也認為其意見“固屬不為無見”，但他在位期間就是沒有廢除此項製度。後人隻能將此項製度也看作是皇權的自私。乾隆除了可以借此製約地方大員外，還能斂財。要知道，所有的議罪銀不是繳到國庫，而是進入內務府皇帝的小金庫的。
府庫虧空，是指官庫錢糧實際情況與賬麵不符，甚至入不敷出、寅吃卯糧。這是清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導致虧空的原因很多，有官員決策失誤的原因也有自然災害的原因，但主要還是官員貪汙、挪用和揮霍造成的。乾隆時期的地方官員要進貢、要接駕、要罰錢，手頭緊張就挪用官銀，相互之間心照不宣，前後相繼。大家都抱著僥幸心理，祈禱自己任內平安無事，虧空事發在誰的任上算誰倒黴。很多人還把黑手伸向早已千瘡百孔的官庫，貪汙侵吞。乾隆時期，每一件貪汙案揭露出來後，必然牽出案犯所在衙門的巨額虧空。乾隆治理虧空的做法是“賠補”，誰造成的虧空誰拿錢補上，難以確定責任的就由相關的官員按照職位高低、在任時間長短“照股分賠”。乾隆五十一年（1786）查出浙江省虧空十三萬九千兩官銀，令前後三任巡撫富勒輝、雅德、福崧分賠。此舉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讓貪官獲利，要把財富物歸原主。但是，虧空是曆史積弊，不能讓少數幾個人承擔責任，而且那幾個人也賠不了那麽多錢。怎麽辦？隻能繼續拆東牆補西牆，有的官員耗盡了做官的積蓄、祖先的遺產，變賣田地房屋，有的官員則一級級向下屬衙門攤派，勒索銀兩，甚至敲詐貪汙。不過，更多的官員幹脆再次挪用公款，“賠補虧空”變成用官銀賠官銀，用新虧空來補上舊虧空。
乾隆本人也承認此舉有可能讓“廉者為貪者受罰”，但就是不取消賠補的做法，還將此舉擴大化，將一些在財務上的“無著款項”也勒令相關官員賠補。比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鎮壓回民起義後查出“軍需斷難開銷各款”，一共有二十七萬七千兩白銀難以核實，勒令發生地的甘肅總督的俸祿和養廉銀都扣二成，實發百分之八十，直到補足款項為止。這又是一項讓地方要員不堪重負的製度。
最後，人們隻知道老百姓要交苛捐雜稅，卻不知道乾隆時期的大小官員頭上也有苛捐雜稅，類似於公費攤派、強製捐款等。當時的說法叫“公捐”，乾隆強製要求官員為某事捐錢。比如乾隆下江南，官員要捐款湊份子；比如修建海塘、河工，舉辦慶典、征伐，官員也要捐錢。浙江省改築大石塘工程，缺口銀子二百萬兩，乾隆令浙江全省官員捐出一半的養廉銀，分二十年捐完。福建省也照此辦理，不過因為浙江海塘畢竟和福建關係不大，福建官員隻要捐十年就行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要辦“八旬萬壽慶典”，內外大小臣工紛紛“踴躍捐款報效”，共計捐款一百一十四萬四千二百五十七兩白銀。其中在任的二十六位地方督撫，人均捐款超過三萬兩。各級官員“自請捐廉”，但錢也不是自己出，照樣用各種手法轉嫁壓力。
在這些製度高壓之下，封疆大吏們不可能保持廉潔，不得不勒索、挪用，把腐敗的壓力轉移到下級官員頭上，最終導致整個地區、整個係統的集體腐敗。進入官場的任何一個人，“獨善其身”隻能是美好的幻想。聰明如乾隆者，都發現了問題，有的人是無力改變，而乾隆是不想改變。因為除了官員的廉潔與否，他還看重其他內容，其他更重要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