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一開頭就記載著孔子的教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這句話包含了極豐富的意蘊，對於我們今天理解和闡明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有重要的價值。“遠方”提示著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差異。中國人向來把來自遠方的人當作可尊敬的朋友來看待，並且真誠地相信他們身上必有值得學習借鑒的地方。同時，中國人也希望自己的文化在域外人麵前能展示一種魅力和吸引力。《論語》有一段重要的記載：“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這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政治搞得好，應該使你的近鄰歡樂，還要使遠方的人們仰慕你的文化，到你這裏來觀摩學習。悅近鄰，來遠人，這是中國人的文化追求和文化信念。
由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正體現了孔子所表述的這種中國文化精神。大唐盛世在文化上顯示出開放和包容的態勢，在當時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呈現出涵容百川的五彩繽紛的景象。
大唐盛世的曆史表明，當中華文明處於強勢地位時，它具有開放性和偉大的包容性。它對於外來文明，不是拒絕、衝突，而是吸納、包容，求同存異，和諧相處。
三彩女俑 唐 藝術領域的開放
在藝術領域，大唐帝國實行開放的政策。
隋唐時，在宮廷宴會和典禮上，有大型歌舞表演。隋朝有九部樂，到唐朝增為十部樂。九部樂、十部樂不僅包含了漢族樂舞和新疆地區少數民族的樂舞，而且包含了印度、緬甸、柬埔寨等許多外國樂舞。對外來音樂的喜愛從宮廷、貴族傳到城市居民各個階層，所謂“洛陽家家學胡樂”，成了一種時尚。五弦琵琶、箜篌、篳篥、橫笛、羯鼓等外來樂器也大為普及。琵琶來自印度與波斯。箜篌來自印度。篳篥來自波斯，本名悲篥，聲悲。橫笛是羌笛的演化，最早流行於印度，後傳入我國西北與西南羌族地區。傳為唐玄宗李隆基遊月宮回來創作的《霓裳羽衣曲》，其實是來自西域的《婆羅門曲》，經唐玄宗改編而成，因此應該看作是漢樂和胡樂融合而成的一項藝術成果。
和“胡樂”相伴的是“胡舞”，其中最有名的是胡旋舞（來自康國，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胡騰舞和柘枝舞（來自石國，在今塔什幹一帶）。《新唐書?禮樂誌》說：“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轉如風。”許多詩人都描繪過胡旋舞。如白居易的詩：“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颻轉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當時在宮廷中經常表演“胡樂”和“胡舞”。唐玄宗吹奏玉笛和敲擊羯鼓都達到極高水平。當時的重臣宋璟也善羯鼓。據記載，宋璟還提出，敲擊羯鼓時，應是“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以充分發揮羯鼓作為“八音之領袖”（唐玄宗語）的功能。
陶黃釉持琵琶女俑 唐
大唐帝國這種開放、包容的文化環境吸引了許多國外傑出的藝術家來華。如唐初來華的天竺僧曇摩拙叉、康國人康薩陀、獅子國（今斯裏蘭卡）人金剛三藏等人，都是擅長畫佛畫的畫家；唐末來華的竺元標是天竺畫家。還有許多來自中亞地區的歌唱家、舞蹈家和樂器演奏家，如唐高祖時被封為散騎常侍的舞胡安叱奴、玄宗時被封為國公的優伶安金藏，都是安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人；中唐時著名的歌唱家米嘉榮、米和父子都是米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人；琵琶高手康昆侖是康國人；琵琶世家曹保和他的兒子（曹善才）、孫子（曹綱）是曹國（地跨今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人。
正是因為大唐帝國這種開放、包容的胸襟，兼收並蓄，海納百川，所以唐代的藝術真正呈現出姹紫嫣紅、百花齊放的景象。
敦煌壁畫 反彈琵琶 宗教領域的開放
在宗教領域，唐太宗也實行一種開放、包容的政策。
基督教傳入中國就是在唐太宗的時候。那是基督教的一個派別，叫聶斯脫利派。聶斯脫利在公元431年被羅馬教會判為異端，開除出教，並遭流放，死於埃及西部的沙漠之中。聶斯脫利的信徒宣布與羅馬教會斷絕關係，並向東方的廣大地區傳教。貞觀九年，他們的一位主教阿羅本帶一行人到長安。他們自稱景教。唐太宗派房玄齡熱情接待他們，讓他們在皇帝藏書樓翻譯景教經典，並由政府出資幫助他們在長安建了一座教堂。
當時唐朝的外來宗教還有祆教和摩尼教。祆教起源於波斯，當時中國人又稱之為拜火教或火祆教。祆教曾兩度被立為古代波斯的國教。大約在西晉末年，即公元4世紀初，它通過粟特商人傳入中國。在唐朝初年，祆教得到官方承認。摩尼教在公元3世紀由波斯人摩尼創立，後來遭到祆教的排擠。公元277年，摩尼被波斯王巴赫拉姆一世殺害。摩尼教的教徒逃亡國外，而摩尼教也因此在世界各地得到廣泛的傳播。據文獻記載，最晚在唐高宗時代，摩尼教已傳入中國內地。它的教義得到了武則天的讚許。
三彩胡人背猴騎駝俑 唐
唐太宗對於外來宗教這種開放、包容的政策植根於中國文化的深層哲學和信念。唐太宗在貞觀十二年七月為景教下了一道詔書，其中有句話很能體現中國的哲學精神，這句話就是“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眾生”。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道”就是生命創造，這是宇宙的根本。所以，外來的文化，隻要有利於民生福利、人倫風化與社會安定，就符合“道”的要求，就應該得到容納，也就是唐太宗詔書中說的：“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正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觀念中，人的生命和宇宙的創化高於一切，正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生生之德”，看重現實世界中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所以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歐洲中世紀那種用殘酷的火刑迫害異端的宗教法庭，也沒有出現過歐洲那種大規模的宗教戰爭。像聶斯脫利派那樣被他們自己的教會判為“異端”，像摩尼教那樣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受到迫害，但在大唐帝國卻都得到接納，聶斯脫利派還得到唐太宗的極高規格的接待。唐太宗並不要求他們接受中國本土宗教的教義和中國人的價值觀。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生”的哲學，生發出這種文化上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唐 周昉 宮樂圖（宋摹本） 玄奘、義淨：學習異質文化的熱情
處於盛世的大唐帝國，不僅有寬廣的胸襟歡迎遠方來的朋友和容納外來的不同文化，而且還主動走出去學習、吸納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異質文化。玄奘大師和義淨大師先後赴印度取經，就是光輝的例子。
玄奘於公元627年8月出發去印度，公元645年回長安，前後17年，遊曆了當時的110多個國家，帶回了佛教經、律、論各類經典657部。當時唐太宗在洛陽，他命宰相房玄齡派右武侯大將軍莫陳實等官員迎接玄奘。很快唐太宗又在洛陽接見玄奘，長談十二三個小時。唐太宗請玄奘在弘福寺翻譯梵文經卷，還讓房玄齡、許敬宗挑選五十多位學識淵博的佛教徒幫他翻譯。玄奘的譯場規模龐大，他自任譯主，下麵分證義、證文、書字、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幾個部門：證義，是譯主的助手。證文，檢對梵文原文。書字，將梵文字音寫成中文。筆受，譯梵文字義為中文字義。綴文，整理譯文文句。參譯，校勘原文，將譯文回證原文。刊定，逐句、逐節、逐章刊定文體。潤文，潤飾譯文；梵唄，唱梵音以修正音韻。玄奘日以繼夜地工作，“三更暫眠，五更又起”，在19年中，翻譯佛經75部，達1335卷。玄奘還口述《大唐西域記》12卷（由他的弟子辯機筆錄），記載了他取經途中親曆和聽說的138個西域國家或城邦的地理、交通、氣候、物產、民族、語言、曆史、宗教、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方麵的情況。當代學者季羨林稱《大唐西域記》“是一部稀世奇書”，“早已成了研究印度曆史、哲學史、宗教史、文學史等等的瑰寶”。
三彩馬 唐
義淨生活的年代晚於玄奘。他“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從廣州出海，由海路經蘇門答臘等地赴印度取經，從公元671年到695年，前後24年，帶回梵本經、律、論400部。武則天親自到上東門外迎接，極其隆重。唐中宗在長安大薦福寺為義淨特設翻譯院，前後16年，共譯經56部，230卷。義淨翻譯院的參譯者共83人，其中有13位外國人，還有32位官員。官員中有11位宰相。如尚書左仆射韋巨源、右仆射蘇瓌、行太子少師唐休璟、太子少保兼揚州大都督韋溫等人充任“監譯”，守兵部尚書韋嗣立、守中書侍郎趙彥昭充任“翻經學士”。如此大規模和高規格的翻譯隊伍，在世界範圍也屬罕見。即此一端，也可充分顯示出大唐帝國吸收、包容外來文化的廣闊胸襟。
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在中國人看來，通過學習來打開視野，提升自我，這是最快樂的事。學習的對象，不僅包括本土的文化，還包括境外異質的文化。玄奘和義淨先後赴印度取經，一個17年，一個24年，表明中國人對於學習異質的文化有多麽高的熱情。 長安成為國際性的大都會
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東西長近萬米，南北長8000多米，全城麵積84平方公裏。城內有東西向大街14條，南北向大街11條，其中最寬的大街叫朱雀街，當時又叫天街，寬達155米。長安城內有百萬以上居民，比當時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世界上第二大城）的人口還多出20萬。
由於大唐帝國在文化上的開放與包容，當時長安成了一個世界上最繁華的國際性大都會，從世界各地來的外交使節、商人和留學生擠滿了長安。長安的鴻臚寺接待過七十多個國家的外交使節，而且這些使節大多率領著龐大的外交使團，出現了“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來唐使節最多的是日本、新羅（今朝鮮）和大食（今敘利亞、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亞等國）。日本曾先後向唐朝派遣十多次“遣唐使”，包括留學生、學問僧以及各種類型的專業人士和工匠，每次人數有數百人，最多達到七八百人。新羅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學生達到了一二百人。據《舊唐書》記載，開成二年（837）在唐朝的新羅留學生達到216人。
陶畫彩胡人俑 唐天寶四年
唐代老百姓和上層貴族大量引進外來的服飾、飲食和各種習俗，當時的長安城中“胡服”盛行，胡風彌漫。所謂胡服，主要是來自西域少數民族和波斯、康國、安國等國的服飾，其特征是短衣窄袖，以方便騎馬出遊狩獵。唐代女子喜歡披肩巾，是從中印度傳入的。當時來自中亞、西亞的商人在長安等地開了許多酒店、珠寶店、雜器店。胡商經營的酒肆多在長安西市和春明門至曲江池一帶。酒肆中有西域名酒（如高昌產的葡萄酒、波斯產的三勒漿以及龍膏酒等），還有富有異國情調的胡姬當壚。胡姬是來自中亞、西亞的女子，能歌善舞。到胡姬酒肆中飲酒聚會成了一時風尚。大詩人李白的詩中常有這一類的記載，如：“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這種胡風、胡俗的盛行，顯示一種蓬勃的朝氣和青春的旋律，正是學者們盛讚的盛唐氣象的一個特色。
紅陶騎馬狩獵俑 唐
由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正體現了孔子所表述的這種中國文化精神。大唐盛世在文化上顯示出開放和包容的態勢，在當時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呈現出涵容百川的五彩繽紛的景象。
大唐盛世的曆史表明，當中華文明處於強勢地位時，它具有開放性和偉大的包容性。它對於外來文明，不是拒絕、衝突，而是吸納、包容，求同存異，和諧相處。
三彩女俑 唐 藝術領域的開放
在藝術領域，大唐帝國實行開放的政策。
隋唐時，在宮廷宴會和典禮上，有大型歌舞表演。隋朝有九部樂，到唐朝增為十部樂。九部樂、十部樂不僅包含了漢族樂舞和新疆地區少數民族的樂舞，而且包含了印度、緬甸、柬埔寨等許多外國樂舞。對外來音樂的喜愛從宮廷、貴族傳到城市居民各個階層，所謂“洛陽家家學胡樂”，成了一種時尚。五弦琵琶、箜篌、篳篥、橫笛、羯鼓等外來樂器也大為普及。琵琶來自印度與波斯。箜篌來自印度。篳篥來自波斯，本名悲篥，聲悲。橫笛是羌笛的演化，最早流行於印度，後傳入我國西北與西南羌族地區。傳為唐玄宗李隆基遊月宮回來創作的《霓裳羽衣曲》，其實是來自西域的《婆羅門曲》，經唐玄宗改編而成，因此應該看作是漢樂和胡樂融合而成的一項藝術成果。
和“胡樂”相伴的是“胡舞”，其中最有名的是胡旋舞（來自康國，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胡騰舞和柘枝舞（來自石國，在今塔什幹一帶）。《新唐書?禮樂誌》說：“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轉如風。”許多詩人都描繪過胡旋舞。如白居易的詩：“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颻轉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當時在宮廷中經常表演“胡樂”和“胡舞”。唐玄宗吹奏玉笛和敲擊羯鼓都達到極高水平。當時的重臣宋璟也善羯鼓。據記載，宋璟還提出，敲擊羯鼓時，應是“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以充分發揮羯鼓作為“八音之領袖”（唐玄宗語）的功能。
陶黃釉持琵琶女俑 唐
大唐帝國這種開放、包容的文化環境吸引了許多國外傑出的藝術家來華。如唐初來華的天竺僧曇摩拙叉、康國人康薩陀、獅子國（今斯裏蘭卡）人金剛三藏等人，都是擅長畫佛畫的畫家；唐末來華的竺元標是天竺畫家。還有許多來自中亞地區的歌唱家、舞蹈家和樂器演奏家，如唐高祖時被封為散騎常侍的舞胡安叱奴、玄宗時被封為國公的優伶安金藏，都是安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人；中唐時著名的歌唱家米嘉榮、米和父子都是米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人；琵琶高手康昆侖是康國人；琵琶世家曹保和他的兒子（曹善才）、孫子（曹綱）是曹國（地跨今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人。
正是因為大唐帝國這種開放、包容的胸襟，兼收並蓄，海納百川，所以唐代的藝術真正呈現出姹紫嫣紅、百花齊放的景象。
敦煌壁畫 反彈琵琶 宗教領域的開放
在宗教領域，唐太宗也實行一種開放、包容的政策。
基督教傳入中國就是在唐太宗的時候。那是基督教的一個派別，叫聶斯脫利派。聶斯脫利在公元431年被羅馬教會判為異端，開除出教，並遭流放，死於埃及西部的沙漠之中。聶斯脫利的信徒宣布與羅馬教會斷絕關係，並向東方的廣大地區傳教。貞觀九年，他們的一位主教阿羅本帶一行人到長安。他們自稱景教。唐太宗派房玄齡熱情接待他們，讓他們在皇帝藏書樓翻譯景教經典，並由政府出資幫助他們在長安建了一座教堂。
當時唐朝的外來宗教還有祆教和摩尼教。祆教起源於波斯，當時中國人又稱之為拜火教或火祆教。祆教曾兩度被立為古代波斯的國教。大約在西晉末年，即公元4世紀初，它通過粟特商人傳入中國。在唐朝初年，祆教得到官方承認。摩尼教在公元3世紀由波斯人摩尼創立，後來遭到祆教的排擠。公元277年，摩尼被波斯王巴赫拉姆一世殺害。摩尼教的教徒逃亡國外，而摩尼教也因此在世界各地得到廣泛的傳播。據文獻記載，最晚在唐高宗時代，摩尼教已傳入中國內地。它的教義得到了武則天的讚許。
三彩胡人背猴騎駝俑 唐
唐太宗對於外來宗教這種開放、包容的政策植根於中國文化的深層哲學和信念。唐太宗在貞觀十二年七月為景教下了一道詔書，其中有句話很能體現中國的哲學精神，這句話就是“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眾生”。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道”就是生命創造，這是宇宙的根本。所以，外來的文化，隻要有利於民生福利、人倫風化與社會安定，就符合“道”的要求，就應該得到容納，也就是唐太宗詔書中說的：“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正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觀念中，人的生命和宇宙的創化高於一切，正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生生之德”，看重現實世界中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所以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歐洲中世紀那種用殘酷的火刑迫害異端的宗教法庭，也沒有出現過歐洲那種大規模的宗教戰爭。像聶斯脫利派那樣被他們自己的教會判為“異端”，像摩尼教那樣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受到迫害，但在大唐帝國卻都得到接納，聶斯脫利派還得到唐太宗的極高規格的接待。唐太宗並不要求他們接受中國本土宗教的教義和中國人的價值觀。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生”的哲學，生發出這種文化上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唐 周昉 宮樂圖（宋摹本） 玄奘、義淨：學習異質文化的熱情
處於盛世的大唐帝國，不僅有寬廣的胸襟歡迎遠方來的朋友和容納外來的不同文化，而且還主動走出去學習、吸納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異質文化。玄奘大師和義淨大師先後赴印度取經，就是光輝的例子。
玄奘於公元627年8月出發去印度，公元645年回長安，前後17年，遊曆了當時的110多個國家，帶回了佛教經、律、論各類經典657部。當時唐太宗在洛陽，他命宰相房玄齡派右武侯大將軍莫陳實等官員迎接玄奘。很快唐太宗又在洛陽接見玄奘，長談十二三個小時。唐太宗請玄奘在弘福寺翻譯梵文經卷，還讓房玄齡、許敬宗挑選五十多位學識淵博的佛教徒幫他翻譯。玄奘的譯場規模龐大，他自任譯主，下麵分證義、證文、書字、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幾個部門：證義，是譯主的助手。證文，檢對梵文原文。書字，將梵文字音寫成中文。筆受，譯梵文字義為中文字義。綴文，整理譯文文句。參譯，校勘原文，將譯文回證原文。刊定，逐句、逐節、逐章刊定文體。潤文，潤飾譯文；梵唄，唱梵音以修正音韻。玄奘日以繼夜地工作，“三更暫眠，五更又起”，在19年中，翻譯佛經75部，達1335卷。玄奘還口述《大唐西域記》12卷（由他的弟子辯機筆錄），記載了他取經途中親曆和聽說的138個西域國家或城邦的地理、交通、氣候、物產、民族、語言、曆史、宗教、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方麵的情況。當代學者季羨林稱《大唐西域記》“是一部稀世奇書”，“早已成了研究印度曆史、哲學史、宗教史、文學史等等的瑰寶”。
三彩馬 唐
義淨生活的年代晚於玄奘。他“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從廣州出海，由海路經蘇門答臘等地赴印度取經，從公元671年到695年，前後24年，帶回梵本經、律、論400部。武則天親自到上東門外迎接，極其隆重。唐中宗在長安大薦福寺為義淨特設翻譯院，前後16年，共譯經56部，230卷。義淨翻譯院的參譯者共83人，其中有13位外國人，還有32位官員。官員中有11位宰相。如尚書左仆射韋巨源、右仆射蘇瓌、行太子少師唐休璟、太子少保兼揚州大都督韋溫等人充任“監譯”，守兵部尚書韋嗣立、守中書侍郎趙彥昭充任“翻經學士”。如此大規模和高規格的翻譯隊伍，在世界範圍也屬罕見。即此一端，也可充分顯示出大唐帝國吸收、包容外來文化的廣闊胸襟。
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在中國人看來，通過學習來打開視野，提升自我，這是最快樂的事。學習的對象，不僅包括本土的文化，還包括境外異質的文化。玄奘和義淨先後赴印度取經，一個17年，一個24年，表明中國人對於學習異質的文化有多麽高的熱情。 長安成為國際性的大都會
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東西長近萬米，南北長8000多米，全城麵積84平方公裏。城內有東西向大街14條，南北向大街11條，其中最寬的大街叫朱雀街，當時又叫天街，寬達155米。長安城內有百萬以上居民，比當時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世界上第二大城）的人口還多出20萬。
由於大唐帝國在文化上的開放與包容，當時長安成了一個世界上最繁華的國際性大都會，從世界各地來的外交使節、商人和留學生擠滿了長安。長安的鴻臚寺接待過七十多個國家的外交使節，而且這些使節大多率領著龐大的外交使團，出現了“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來唐使節最多的是日本、新羅（今朝鮮）和大食（今敘利亞、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亞等國）。日本曾先後向唐朝派遣十多次“遣唐使”，包括留學生、學問僧以及各種類型的專業人士和工匠，每次人數有數百人，最多達到七八百人。新羅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學生達到了一二百人。據《舊唐書》記載，開成二年（837）在唐朝的新羅留學生達到216人。
陶畫彩胡人俑 唐天寶四年
唐代老百姓和上層貴族大量引進外來的服飾、飲食和各種習俗，當時的長安城中“胡服”盛行，胡風彌漫。所謂胡服，主要是來自西域少數民族和波斯、康國、安國等國的服飾，其特征是短衣窄袖，以方便騎馬出遊狩獵。唐代女子喜歡披肩巾，是從中印度傳入的。當時來自中亞、西亞的商人在長安等地開了許多酒店、珠寶店、雜器店。胡商經營的酒肆多在長安西市和春明門至曲江池一帶。酒肆中有西域名酒（如高昌產的葡萄酒、波斯產的三勒漿以及龍膏酒等），還有富有異國情調的胡姬當壚。胡姬是來自中亞、西亞的女子，能歌善舞。到胡姬酒肆中飲酒聚會成了一時風尚。大詩人李白的詩中常有這一類的記載，如：“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這種胡風、胡俗的盛行，顯示一種蓬勃的朝氣和青春的旋律，正是學者們盛讚的盛唐氣象的一個特色。
紅陶騎馬狩獵俑 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