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你可以再回家看看(而且你應該這麽做)
謝謝你遲到：以慢製勝，破題未來格局 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似乎與停車場服務員很有緣。
2016年初，我回到明尼蘇達為寫作本書做研究。我租了一輛赫茲租車公司的汽車，1月9日早晨，我開車回到機場，準備搭乘飛機返回華盛頓特區。那天早晨，天氣冷得刺骨。赫茲公司的還車櫃台隻有一位值班人員，他看見我立即衝我笑了笑。他叫卡西姆·穆罕默德，42歲，之前曾經為我服務過。他是個新聞愛好者，並和我聊過政治問題。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見過他了，也不記得他究竟是阿拉伯人還是非洲人。趁著他審閱我的租車文件的工夫，我們聊了一小會兒。離開之前，我對他說：“你是哪裏人來著？”
他說：“索馬裏，但是現在我感到這裏就是我的家。”
聽到他這麽說真是高興。我並沒有問他任何關於在明尼蘇達生活感覺如何的問題。他是主動說起他感覺就像在“家裏”一樣。但是，關於他的這個新家，還有一件事他想讓我知道。他咧著大嘴笑著補充道：“就是天氣不一樣。”
對他來說，這裏的天氣和索馬裏不同。但是，對我們倆來說，這是一樣的明尼蘇達。我後來想，這是多麽令人讚歎的地方。在離開40年後，我仍然可以回到這裏並感覺像在家裏一樣；而來到這裏10年後，一個索馬裏難民也可以感覺像在家裏一樣。
我們這段簡單的對話，讓我立刻想起與前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的一次談話。蒙代爾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作風正派，為人正直。前一年的8月，我帶他去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一家餐廳吃午飯。我們談論了很多明尼蘇達和聖路易斯公園的價值觀，以及其中一些價值觀是多麽的曆久不衰。年逾87歲的蒙代爾雖然步伐有些遲緩，但思想還是一如既往的尖銳。我們起身離開時，他對我說道：“你知道，它能夠自我延續下去，它是連續的。漢弗萊已經走了，但他所開創的文化元素在新生代中仍然存在，盡管這一代人和他已經有了兩代人的距離。”
先是遠赴他鄉讀書，接著為職業生涯打拚，在離開這裏近40年後，我又回到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我感到蒙代爾顯然是正確的。有17家財富500強公司選擇將總部設在這裏。地球點滴網站稱，在全美七項主要的“最佳城市”排行榜中，雙城地區全部榮登榜首，被譽為最宜居、最適合撫養子女和住家的地方。這其中肯定還有一些其他原因。不要忘了這個地方每年有5個月是一片冰凍的苔原。
這個問題一直牽動著我，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那個一直延續下去的東西，“它”是什麽？我需要知道，因為我想把這個無形的“它”裝進有形的瓶子裏，與更多人分享“它”。在我看來，在這個加速的時代，似乎沒有什麽比“它”更有用。我回到家鄉，回到我所在的社區，去重構過去這裏存在的、可以錨定和激勵許多公民的那些東西。我想挖掘得再深入一些，以便理解今天行之有效的那些促進包容性的工具究竟是什麽。這就是本章的內容。
我最後的結論是，“它”首先是這樣的事實，即明尼蘇達州，甚至是小小的聖路易斯公園市，擁有相當數量的一批這樣的領導人，他們年複一年地進入政治領域並掌握治理的權力。他們像在美國任何其他地方一樣，相互爭吵，陷入僵局（甚至偶爾推出奇怪的摔跤手傑西·文圖拉擔任州長，給這個一團亂麻的地方再插上一手），但是到了最後的時刻，通常他們能夠為了社區的更大利益而努力達成妥協。這本是立法者應該做的；但是過去20年中，一股有害的兩極化趨勢席卷美國政壇，這已經不再是華盛頓特區的行為規範，人們甚至都不再對此抱有任何期望。
與此同時，在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公私協作的程度仍然非常高，而且在聖路易斯公園，有一批這樣的企業主，他們認為自己不僅是雇主，而且還是市民。他們認為自己的公司有義務幫助解決當地的社會經濟問題。他們期待公司的高管們在此方麵能夠自願地以實際行動為社區做出貢獻。這與華盛頓特區再次形成鮮明的對比，在那裏，自從2008年之後，大企業就從國家的政治舞台和辯論中消失了，部分是因為華爾街銀行家自取其辱導致的道德創傷，部分是因為大企業在2008年後被不公平地妖魔化，還有部分原因是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現在擁有數量眾多的海外客戶和員工，他們的“美國公民”的身份感已經被稀釋了。因此，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按照過去的方式努力對教育、貿易和移民等重大問題的國家議事日程施加影響。
此外，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的公眾也期待他們的政治家和商業領袖，能夠踐行這些最佳實踐：即政治家們應該最終達成妥協，企業應該為社區做出貢獻。
“這裏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明確表示，他們希望能夠做成事情，希望兩黨不要總是處於阻撓對方的模式。”漢弗萊公共事務學院的拉裏·雅各布斯說道，“並不是說立法機構裏一片和諧地齊聲唱著‘到這裏來’（kumbaya）的民謠，而是這裏的文化決定了成為阻撓者、無視現實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這些積極一麵累積了很多“社會資本”——即信任，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的信任。這種信任反過來又可以進一步鞏固這些積極的行為習慣，使“它”能夠維持和延續下去。我甚至都不願意再拿華盛頓特區做對比，在那裏，兩黨之間或兩黨和私營部門之間沒有絲毫的信任可言，導致美國增長的偉大引擎——促進研究的公私夥伴關係、基礎設施、移民、教育，以及能夠激勵風險承擔同時防止魯莽行為的規則——已經逐漸地停止了運轉。
但是，實事求是地說，明尼蘇達州還有另一個並不那麽光鮮亮麗的“它”：那就是“明尼蘇達式友善”的文化基因，它將住房、警務等方麵係統性存在的種族主義統統藏在了看不到的地方，特別是對非洲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雖然明尼蘇達州的非洲裔少數族群規模相對較小，但自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它在社會運動中就一直非常活躍。1967年，明尼阿波利斯發生了種族暴亂，還發生了黑人權利運動以及其他社會運動。
盡管如此，住房和就業方麵頑固不化、事實上的種族隔離現象一直持續到今天，許許多多的白人接觸不到很多黑人和美國原住民，以至於許多白人想當然地認為每個人都生活在“明尼蘇達式的友善”之中。最近，兩起手無寸鐵的黑人被白人警察槍擊身亡的事件進一步揭開了種族歧視的麵紗，一起發生在2015年11月的北明尼阿波利斯，另一起發生在2016年7月聖保羅的郊區。美國公民自由聯盟2015年的一項研究也發現：“明尼阿波利斯的黑人由於輕罪——例如不當進入、行為失當、公共場合醉酒和潛伏伺機作案——被捕的概率是白人的8.7倍。美洲原住民由於輕罪而被捕的概率是白人的8.6倍。”事實上，根據《紐約時報》報道，32歲的學校食堂員工費蘭多·卡斯蒂爾在聖保羅附近被一名白人警察槍殺時，他已經把車停靠在路邊並正在伸手拿他的駕照。而此前他已經被“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地區的警察命令靠邊停車了至少49次，平均約每3個月1次，都是因為輕微的違章”。
今天，明尼蘇達州的公眾對於“它”已經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知道哪些方麵需要保留，也知道哪些問題不能再忽視。非洲裔美國人和美洲原住民不願再忍受隔離和不公平的學校教育或警察的不公對待，值得稱讚的是，明尼蘇達州的白人也不願這樣。但是，當你把所有這些問題都放在一起，它意味著今天明尼蘇達的社區融合和社區建設所麵臨的挑戰更加困難，也更有必要。
更加困難是因為它不僅涉及數量眾多的非洲裔美國人、美國原住民和拉美人，而且還包括其他受過創傷的人，例如從無序世界逃到明尼蘇達的索馬裏人和老撾赫蒙族人，以及從芝加哥、印第安納波利斯和底特律的危險和無序社區“移民”到明尼蘇達的非洲裔美國人。
換句話說，我在1973年離開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去探索世界，40年後再回到這裏，我發現世界來到了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具體而言，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現在的學生中，58%是白人，27%是黑人，9%是拉美人，還有5%的亞洲人和1%的美國原住民。黑人學生中，非洲裔美國人和非洲人各占一半，後者主要是索馬裏穆斯林，他們在過去20年裏陸續移民到明尼蘇達州，發現聖路易斯公園是最歡迎他們定居的社區之一，和20世紀50年代我的猶太父母親搬到這裏時的感覺一樣。白人學生大多數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現在約有10%是猶太人。我的高中在我念書時幾乎沒有穆斯林學生，而現在穆斯林學生數量超過了猶太人。學校餐廳提供清真餐，你可以在每個走廊看到蒙麵的年輕女性。
雙城地區的人口結構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今天，明尼阿波利斯公立學校有67%的學生是有色人種，其中包括拉美裔美國人和美國原住民；而在聖保羅，這個數字達到了78%，其中最大的群體是赫蒙族人。對於整個大雙城都市區，年級越低，有色人種的學生人數越多。從趨勢看，未來人口將更加多元化。現在明尼阿波利斯學校係統裏，大約說著100種不同的語言。大雙城都市區委員會預測，到2040年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地區5個成年人中將有2個是有色人種。換言之，這個多樣化的人口將構成明尼蘇達州財富500強公司、初創企業和小企業的人才庫，越來越多的公司員工將從中產生。
但是，並不是每個索馬裏人都像我的朋友卡西姆那樣把明尼蘇達當作“家”。2015年11月19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節目報道，國會的一項新研究發現：“有超過250名美國人試圖加入“伊斯蘭國”（isis）組織，其中四分之一來自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的雪鬆河濱社區……擁有全國最多的索馬裏人口。許多人在20世紀90年代以難民身份來到這裏。”雪鬆河濱地區的失業率達到21%，是全州平均水平的3倍。“令人擔憂的是，這個社區有相當數量的索馬裏年輕人已離開美國，加入了極端主義團體。自2007年以來，有20多人加入了索馬裏的激進伊斯蘭組織青年黨。”
社區融合所麵臨的挑戰比以往更大，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因為美國各地的社區正麵臨同樣的挑戰，歐洲也是一樣。我們正在成為少數族裔人口將占人口多數的國家，不斷擴大的無序世界隻會加劇這種趨勢。同時，中產階級工作的技能要求不斷提高，需要通過終生學習才能保住一份中產階級工作。換句話說，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不再是“異常值”，它們是美國今天麵臨的主要挑戰的一個縮影。在這個加速時代，我們仍然可以做到“合眾為一”嗎？
這就是我回到家鄉想要解答的問題。現在，我認為下結論還為時尚早。我不打算做任何預測。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比20世紀60年代讓斯堪的納維亞人和猶太人融入社區更難。但我回到明尼蘇達後發現了一則好消息：當地許許多多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顯然想要將這種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想要嚐試將“明尼蘇達式的友善”惠及遠遠超出我那個時代的、更廣泛的公民群體。
每當有人問埃默裏·洛文斯他究竟是樂觀主義者還是悲觀主義者時，他喜歡這麽說：“我既不是樂觀主義者，也不是悲觀主義者，因為它們都隻是不同形式的宿命論，把未來視為命運決定，而不是個人選擇，進而推卸責任。我相信將希望付諸實踐的努力。”
我發現在明尼蘇達和聖路易斯，有許許多多來自不同背景的人仍然渴望將希望付諸實踐——渴望在社會上有所創新，從而在這個加速的時代鞏固他們賴以棲身的風眼——即使他們不知道這種努力最終會取得怎樣的結果。
讓我們快速遊覽一下，就從聖路易斯公園市政廳開始。
接下來要嚐試做什麽？
2015年8月，我采訪了時任聖路易斯公園市長的傑夫·雅各布斯、城市經理湯姆·哈門寧以及城市首席信息官克林特·皮雷斯。雅各布斯從1991年就開始在市議會工作，自1999年以來一直擔任市長。他是脫口秀演員安迪·格裏菲斯、政治家馬基雅維利、棒球傳奇巨星和教練約吉·貝拉的混合體。他通過小鎮市議會的窗口學到很多關於政治和人類行為的知識，並能將他的智慧濃縮到一句令人過耳不忘、短小精悍的話中，讓約吉·貝拉和馬基雅維利欽佩不已。
為了紀念他退休，當地報紙《陽光水手報》2015年12月9日收集了一些他的名言，包括：在市議會，“我們的工作就是讓七個人聚在一起各說各話，然後下一周再重複一遍”。一個明尼蘇達風雷交加的夜晚，全市停電，雅各布斯說道：“告訴我的孩子，他們需要借著燭光看電視了。”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一句：“我一直想象有一天我走進消防站，然後大喊一聲‘電影’[11]。”以及“地上的垃圾有兩個父母——丟棄它的人和路過不理睬它的人。”還有最後這句：“我生來是個共和黨人，但選擇成為民主黨人——而現在我一個都不是，因為我沒時間。”
對話一開始我便問他們，他們做過的最大的一件錯事是什麽。他們三個人露出狡黠的微笑並開始給我講述這個故事：在2006年，經過多次公開聽證會、無休止地研究和辯論，市議會投票決定使聖路易斯公園成為明尼蘇達州第一個擁有免費公共無線網絡的城鎮。經過一次支持和反對相差無幾的投票，市議會選擇馬裏蘭州的阿林克公司來建設美國第一個由太陽能電池板供電、覆蓋全市範圍的無線互聯網服務。不久之後，這些無線信號發射杆就在聖路易斯公園各處豎立起來，頂部有標誌性的太陽能電池板。
之後，第一個冬天來臨了。
堆積在太陽能電池板上的冰雪沒有按計劃順利融化。整個係統崩潰了。一夜之間，它變成一個巨大的形象工程，8個月後不得不拆除。該城市最終向阿林克公司提起訴訟，索賠金額為170萬美元。這對一個小鎮來說是筆不小的開支。
在他們把所有的太陽能電池板和電線杆拆下來後的第二天，雅各布斯回憶道：“我在當地商會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一根電線杆就立在我背後的院子裏，我是這樣說的：‘女士們、先生們，安裝該係統是4票對2票表決通過的，你想知道哪個白癡投了決定性的支持票嗎？那就是我。’當時一名議會成員是個工程師，叫羅倫·帕普洛奇，他不支持這個項目，認為它行不通。在投票時，他說了一句讓我終生難忘的話：‘我們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我想讓你們這些人知道，我不支持它。我想讓你們所有人都知道，在通過這項決議之前，我都是反對的。但一旦它通過了，我就會百分之一百一十地支持它，因為我不想讓它失敗。’事後，他也沒有落井下石。”
雅各布斯繼續說道，市議會的工作就是“聚在一起開會、辯論和討論，但是以一種能夠保護和維持我們之間關係的方式來這麽做，這樣我們就能夠在下周再次聚在一起開會、辯論和討論”。他說，這種方式的關鍵就在於把事實告訴我們的社區，一旦結果已經很明顯，就“向社區承認太陽能無線網項目失敗了”。
這個事件最發人深省的一麵是皮雷斯告訴我的，他負責監督該項目所有技術層麵的工作，在係統崩潰後不久就突發了一次心髒病。皮雷斯回憶道，他們宣布係統正在被拆除的那天——就在他突發心髒病之前，“我們公開宣布之後，我去市政廳旁邊的一家咖啡店吃午飯。這家餐館叫‘秋月’。櫃台的一個人認出了我。他說：‘你是搭建無線網的那個人嗎？’”
然後那個人說了一句話讓皮雷斯十分感動。他說：“那個公司沒能使它正常運行，太遺憾了。市裏接下來要嚐試做什麽？”
沒能正常運行太遺憾了。市裏接下來要嚐試做什麽？
皮雷斯告訴我：“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這句話。如果你在努力地為他們工作並回應他們的訴求，這個社區能夠感受得到。”
這就是工作場合的信任，與今天在華盛頓發生的事情形成鮮明對比。你能夠想象今天會有任何一個國會眾議員或參議員就任何議題，對來自另一個黨派的任何一個總統說：“你的想法沒有成功，太遺憾了。我知道你的初衷是為了國家好。我們接下來應該嚐試做些什麽？”
2011年，美國納稅人不得不核銷對太陽能麵板風險投資公司索林佐價值5.35億美元的聯邦擔保。這家公司的技術失敗了。這項擔保是由奧巴馬政府做出，由此導致對共和黨連續多年的指責、調查和指控。麵對5.35億美元的損失，我們不應該若無其事地聳聳肩，但是風險投資不是平白無故帶有“風險”二字；一些項目將會失敗。這件事反映出的更重要的一點是，在今天的華盛頓特區——無論涉及什麽議題或哪個黨派——你是被推定有罪的，直到你被證明無辜。而在一個健康的社區，在證明有罪之前，你都是無辜的，而且即使證明有罪，如果他們認為你付出了善意的努力，人們也會放你一馬、從輕發落。
雅各布斯市長說道：“有的時候，機翼會從飛機上掉下來，但是人們知道你是在試圖飛往外太空，他們會接受這一事實。我們在試圖做正確的事情。這個社區不同尋常地接受了這一點。如果你總是非常害怕由於一些小的錯誤而遭到新聞媒體的嚴厲指責，我要告訴你的是，所有的進步都是斷斷續續地發生的……第一次火箭發射爆炸後，如果人們不接受這一事實，就不會有之後的空間項目。”如果你想改變民眾看待政府的方式，“你必須改變政府看待民眾的方式。如果你把他們視為必要的惡魔，他們就不會相信你——他們也會這樣看待你”。
雅各布斯補充道，政府必須做好小事，“因為它們並不是小事——停車標誌、路牙、人行道、平整公園的草坪，這些都讓人們感到他們生活在社區之中……我們這行隻有一種方法，它就是信任，如果你失去了它，你就什麽也沒有了”。
聖路易斯公園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高水平的信任，原因之一就是它對邁克爾·桑德爾所說的公民參與問題非常嚴肅認真。它把很多的民主塞進了一個很小的地方。這裏隻有47000名居民，但不僅有市議會，還有35個社區，其中30個社區有自己的協會。市長和城市經理通過這些協會為所有的重大決策建立共識和信任。
聖路易斯公園的市議會是無黨派的，盡管選民們知道每個參選議員的個人傾向。雅各布斯說：“如果你作為一個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參與競選，你會自動被設定或分配一些立場。但是對於受到我們所做決定影響的人們來說，‘我們做了什麽決定’不如‘我們如何做這些決定’重要。我們做決定的過程使人們信任我們的決定……過程非常的透明。如果我們在做出決定之前不與公眾溝通，我們就會聽到聲音，因為我們的城市裏還有30個小型市議會。”他指的是30個社區理事會。
該市每年向每個社區提供2000～3000美元的撥款，以創建自己的社區董事會，舉行野餐活動和其他活動，或是在社區劃出一片土地建花園或綠地，以此來創造包容性和整體性的精神。但是，如果社區沒有組織起來，沒有任命主席和財務主管，就無法得到撥款。
傑克·斯帕諾在2016年繼雅各布斯之後擔任市長，他說：“也有其他城市前來拜訪，想要學習並效仿這個做法。其中的關鍵在於了解你的鄰居，知道他們對社區的想法……我在堪薩斯州的勞倫斯市長大，除了我自己長大的社區，那裏任何其他社區我都不熟悉。但在聖路易斯公園，我不僅了解我的社區，而且知道所有其他的社區……我不僅知道那些社區，還認識那些社區的領導人。”
市議會每年都會舉辦一次社區論壇，每個社區的領導人都聚在一起討論一些事情，例如如何成功地舉辦家庭二手貨售賣活動、街區聚會，或建成社區花園。每個人都會講述他們的最佳實踐。皮雷斯解釋道：“這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而是20多年的演變過程。剛開始的時候就是社區居民想建社區花園而尋覓地塊，並探索各種方式來集體維護這些社區花園。從這個中心出發，逐漸演變出其他形式的合作。這些合作最終在鄰裏之間以及在社區和市議會之間形成一幅信任的織錦。”
今天聖路易斯公園市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崗位之一就是社區協調員。這是一個全職崗位，負責與所有的社區相互交流。曾經在市議會任職、20世紀90年代曾擔任城市經理的吉姆·布裏邁爾告訴我，他們非常重視這些社區協會，以至於在21世紀初州裏削減對地方政府的援助時，“我們減少了警察、消防隊員和公共工程人員的數量——但我們不會削減社區協會協調員”。
這些社區的理事會不僅對於改善一般意義上的治理至關重要，而且在聖路易斯公園入口變得越來越國際化，非白種人越來越多的背景下，他們的作用更加重要。城市經理湯姆·哈門寧補充說：
我們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以確保我們社區中每個看似不同的人都有發言權。市政府和警察局的員工95%都是白人。我們做工作時是從白人中產階級的角度來思考。我們並沒有反映出我們所代表的社區，但我們正在努力代表這個社區……我不知道因為夜班工作而讓一個12歲的孩子照顧一個6歲的孩子是什麽感受。我們有很好的初衷，但動作很笨拙，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什麽”。我對於我該如何提問感到不安……但我們正在努力。現在夏天每星期有一個晚上索馬裏的女性可以到娛樂中心遊泳，因為當天泳池裏沒有男性。我們對東正教猶太婦女也同樣予以特殊對待，讓她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享受社區的設施。
在我離開市政廳之前，哈門寧希望我理解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聖路易斯公園不是一個郊區。”他說，“這是一個社區。”
我與邁克爾·桑德爾分享了其中的一些故事，他評論道，這正是19世紀30年代托克維爾作為舊大陸的訪客如此推崇美國的原因。桑德爾說道：“作為美國民主最敏銳的觀察家之一，托克維爾注意到參與地方政府可以培養公民民主所需要的‘心靈的習慣’。托克維爾寫道，新英格蘭地區的鄉鎮使公民能夠‘在他們力所能及的小空間內實踐治理的藝術’。隨著這個空間的不斷擴大，他們的能力也不斷提高。在地方協會和社區理事會中習得的公民習慣和技能，使他們具備在州一級和國家層麵實行自治的能力。雖然托克維爾沒有到訪聖路易斯公園，但他一定會認識到公民美德使明尼蘇達州的政治家們能夠在國家層麵取得顯赫政績。”
聖索馬裏公園
2015年8月，我在市政廳采訪的時候，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的學生會正在隔壁的房間開會。我問道，這裏的學校是否還保持著它們的標準，社區是否仍然為他們提供資金，資金水平是否仍然維持在學校所需要的水平上。
雅各布斯說：“在過去的25年裏，我們已經將房產稅提高了7～8倍來改善公立學校，它們通常是70對30通過的，70%支持，30%反對。盡管這裏隻有13%～15%的家庭還有孩子在12年製的公立學校上學。學校和城市之間一直保持著某種聯係。如果學校不好，那麽街道打掃得再幹淨也沒有用。如果道路失修，房屋破舊，政府運轉失常，那麽生活質量會受到影響——學校也會如此。”
第二天，我去聖路易斯公園中學見了該地區學校事務主管羅布·梅茨。他在聖路易斯公園工作了19年，先後擔任過小學校長、中學校長和地區學校事務主管。聖路易斯公園在三代人的時間裏湧入了瑞典人、猶太人、拉美人、非洲裔美國人，還有索馬裏人。我問他，這裏如何能夠長期保持進步主義的傾向？他的觀點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聖路易斯公園吸收和接納了突然湧來的猶太移民。猶太人特別重視教育，這種經曆也永久地改變了聖路易斯公園。現在新移民潮由來自索馬裏和埃塞俄比亞的非洲人、拉美人和非洲裔美國人組成，但他們已適應社區內在的包容性習俗。
梅茨說道：“每一波開放和接納的浪潮是不一樣的，有種族的，有宗教的，還有性取向問題，但無論是什麽浪潮，接納的動力一直都在。學校的學區和城市都會表示，歡迎成為我們的一員，從來沒有一丁點拒之門外的意思。周邊的地區就沒有這種歡迎的態度。把這個地方凝聚在一起的是它開放的價值觀……如果你開始築牆並把人們排斥在外，這種行為也會反噬你。”
梅茨補充道，由於這種包容性的動力，“我們的教學成功率與20世紀60年代非常接近，而這種成功是由完全不同的一群孩子成就的”。事實上，《華盛頓郵報》公布的2015年美國最具挑戰性的中學名單中，聖路易斯公園中學在明尼蘇達州排名第六。
前城市經理布裏邁爾補充道，學生群體的多樣性“現在令人難以置信，但支持教育的能量沒有變”。聖路易斯公園的學校現在說著約40種語言，“但學生的成績仍然高於平均水平，要讓如此多樣化的學生群體取得這樣的成績並不容易”。
然後他又補充了非常重要的一點，揭示了這種文化是如何在20世紀50年代融入這裏，並在一代一代領導人中傳承下去。布裏邁爾解釋道，學區與城市的地理範圍是重疊的，所以他們在每件事上都開展合作，從來不在同一年發行債券。他說道：“我接任城市經理時，學校事務主管給我打電話說：‘我們這裏是這麽做的，我們就社區教育的所有問題開展合作。如果學校發債，那麽城市就不能在同一年為基礎設施發債，反之亦然。’新的學校事務主管上任後，我會請他來坐坐並告訴他：‘在我們這裏是這麽做的……’我離職後，他會打電話給我的繼承者說：‘在我們這裏是這麽做的……’”
他補充道，在聖路易斯公園，人們競選市議會議員時從來不會主張削減學校樂隊或藝術課程支出，從不會為了避免增稅而削減學校開支，“我們會對選民說，這是我們的徽章，是一個常勝的徽章，所以我們要把它維持下去。我們都是其中的一份子”。當然，它也得益於明尼阿波利斯一直以來強勁的經濟基礎。
這種態度為學校的教育負責人留下很多空間和餘地。聖路易斯公園中學助理校長凱瑞·施維特林補充道：“人們期待我們承擔風險並進行創新，而且如果失敗了，我們也將調整思路並重新開始，相互指責不是這裏文化的一部分。你的背後有整個社區的支持。我們設立了全州第一批西班牙語教育項目。社區期望你敢為天下先，而且不要等著看其他人做什麽。那就不是聖路易斯公園了。我們也會犯錯，但社區期待我們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像市政府官員一樣，梅茨和中學校長斯科特·梅耶斯相信超級代表製度。聖路易斯公園中學有一個主要由白人組成的學生會，但同時還有一個由黑人組成的領導小組、一個女性領導小組、一個拉美領導小組、一個非洲和中東地區領導小組。梅耶斯說道：“這些團體每隔一個星期舉行一次會議，討論他們對學校的責任。他們選出組長，如果有人感覺受到委屈就會來找我。”在密蘇裏州弗格森爆發警察槍殺黑人少年事件後，學生們組織了一場罷課並組建了一個反對種族歧視的學生組織，英文簡稱soar（飛翔）。梅耶斯說道：“如果孩子們有發言權，再加上老師的指導，就會產生很大的不同，他們會感到這是自己的學校。”
梅茨說道，他擔任聖路易斯公園中學校長的時候，和“很多高年級學生談過話。他們離開校園時，幾乎所有人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與更多的孩子混在一起。他們感到，在這所學校遇到了這麽多不同種族和信仰的人，而在其他地方可能不會再有這種經曆。他們到了離開的時候似乎就明白了這一點。他們會說，‘我本應該主動接觸更多的人’”。每年從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畢業的高年級學生都會給剛入學的新生留一張紙條。梅耶斯說道：“紙條總是關於同一個主題：走出去，和你的同學聊聊。我要是早點這麽幹就好了。”
一天下午，梅茨和梅耶斯將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的學生領袖召集在一起和我對話。1971年我畢業時班上隻有一個非洲裔美國同學，而今天各種膚色的麵龐和繽紛的頭巾幾乎令我頭暈目眩。就算是貝納通色彩聯合國的廣告也比不上我眼前這群學生。然而，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他們坦誠地在彼此麵前談論他們的學校、他們的分歧，談論他們所知道的這個非常不尋常的地方。我盡可能快地將他們說的記錄下來。
非洲裔美國女學生：“我是同性戀。在一次科學課上老師邀請我談一談我的性取向。同學們對這一點很尊重，讓我深受感動……我為能在聖路易斯公園中學讀書而感到自豪。”索馬裏女學生：“我來自索馬裏。這裏仍然有一些小圈子。我沒有發現關係緊張的情況，但是餐廳有明顯的分區。有的桌子坐滿了索馬裏學生，其他桌子則坐滿了高加索學生，有的群體不與其他人互動。即使不經常與人互動，但我仍然可以很舒服地與任何人說話。”白人女學生：“學生多樣性最小的班級是那些高階班級。學生間的成績相差很大，還需要繼續努力。如果我們談論社會，會有立場分歧，但這些分歧和種族沒有太大關聯，影響更大的是你和誰在一個班級。我們全都好像是一起長大。
我從二年級就認識她了（指著一個非洲女孩）。她來自埃塞俄比亞，我們一起長大。我們不會因為外界的觀點就改變我們的價值觀。我感覺情況有所改進，我們在一起努力，一起進步。”白人女孩：“在這樣多樣化、有很多俱樂部和學生團體的學校裏，與周圍的人談論社會正義問題，讓你真正地意識到‘白人特權’的存在。我為一個12歲的女孩當保姆，當她的朋友聽說我在聖路易斯公園中學上學時，她說道：‘哦，那邊很嚇人。’我說：‘不，那裏不是明尼通卡’——明尼通卡是附近一個主要是白人的城鎮——‘我很感激我在這個地區長大。’”拉丁裔女孩：“我在內華達州長大，後來來到明尼蘇達州。在內華達，我和許多拉丁裔人一起長大。來到聖路易斯公園，我感到這裏的氣氛完全不同，起初我覺得害怕並且很努力地融入當地。我還是一名1年級新生時，這裏幾乎沒有拉美裔人。但是幾周過後，你就感到這裏每個人都相互熟悉了。這裏真的非常不同，一種很好的不同。真的非常多樣化。”
這就是多元主義文化正在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聲音，通過一次一次的遭遇，克服困難來建立。隨著美國逐漸成為少數族裔人口占人口多數的國家，這也是我們一起生活、共同繁榮的唯一模式。但是對所有人來說，每天都是學習過程。20世紀60年代我上學的時候，聖路易斯公園中學全是白人。時任中學校長的萊斯·博克評論道：“1985年我們有5個黑人學生，而現在40%的學生都是有色人種。這是一個困難的過渡期。曾經有個非白人的家長找我，並指責我說，他們的孩子成績不好，是我們的種族主義所致。現在輕鬆多了，現在沒有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就是包容。”
再重複一遍，這所有的一切都是關於追逐、掌握、失去和重建那個難以捉摸的、叫作信任的東西。博克補充道：“幾乎所有的投訴都是通過電子郵件收到的，但我從來不用電子郵件回複。我總是會打電話，然後麵對麵地談一談，把我的手機號碼給他們。他們的父母對此也非常震驚，因為他們也非常希望和一個人說話，但這幾乎從未發生過。我給他們回電話時，他們幾乎總是大吃一驚。在他們信任我之前，我先將信任傳遞給了他們。”
馴鹿咖啡館
我坐在聖路易斯公園馴鹿咖啡館，對麵坐著蒙著麵紗的薩加爾·阿布迪拉赫曼，她是一個18歲的索馬裏女孩，2015年從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畢業。我問她是否參加過猶太人的成人禮。
她毫不遲疑地答道：“我參加過一個猶太女孩的成人禮儀式。老實說，我認為這很有趣，我喜歡那種舞蹈。”
歡迎來到聖路易斯公園。薩加爾的姐姐紮姆紮姆今天21歲，也畢業於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現在正在明尼蘇達大學學習生物學，而薩加爾現在是奧格斯堡學院的大一新生。10多年前，她們的母親搬到這裏並且找到一份為保險公司開車的工作，她們姐妹倆幾乎念完了聖路易斯的整個公立教育體係。兩個女孩都獲得了聖路易斯公園扶輪社和佩奇教育基金會提供的大學獎學金。佩奇教育基金會是以後來擔任州最高法院法官的前明尼蘇達維京橄欖球隊的隊員艾倫·佩奇命名的。
我問薩加爾在聖路易斯公園的公立教育體係中長大，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麽。她說：“這裏所有的機會都很清楚。如果你想做一些事情，那麽你就可以去做。你隻需要提出來就行。”
兩個女孩都參加了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的畢業舞會。和她姐姐一樣，她也在南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清真寺祈禱。薩加爾說道：
我最好的朋友的父親是一名牧師，他們非常熱情。我從上二年級時就認識她了，她幫助我學習英語。我去過他在埃迪納的教堂。我想讓我的孩子在聖路易斯公園長大。這個城市很熱情，在這裏長大不會感到不舒服。我想它也是安全的，你可以在這裏玩得很愉快。學校也很棒。總的來說，這是個非常好的社區。我感覺埃迪納的白人有點多。我在那裏不會感覺太舒服，會被不一樣地看待，這會很尷尬。我會需要以某種方式來說明我自己，而在聖路易斯公園我不需要這樣做。
紮姆紮姆補充道：“我非常喜歡聖路易斯公園。我媽媽曾想過要搬到明尼阿波利斯。我說：‘這絕對不行。’我十分喜歡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安靜的社區。它給人一種很包容的感覺。我們認識每一個人。明尼阿波利斯對我來說太‘城市’了。”
我問道，在這裏能找到清真食物嗎？
紮姆紮姆說，有些餐館供應清真食物，“如果著急的話，我們就吃點猶太食物”。
我問道，你們麵臨很多歧視嗎？
薩加爾說，小的時候有一些：
當時這裏還沒有很多索馬裏人，但人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熱情的。普通的有色人種、白人、猶太人和索馬裏人之間有一點點的分化。我們是非洲人，不是非洲裔美國人……這很複雜，有些人你可以處得來。但在英語或曆史課上，你必須參與一些話題的討論，而這些話題可能令你感到不舒服，有時人們有他們自己的觀點。我們都是以文明的行為方式去學校上學，但時不時也會有衝突。
卡倫·阿特金森把這兩姐妹介紹給我。阿特金森經營著“兒童第一”組織，該組織由聖路易斯公園的幾位商人創設，旨在呼籲全社區培養健康的孩子。每次回到聖路易斯公園，我都會發現社區裏的一些人創辦了一個全新組織，幫助社區中那些不幸的人。這就是社區的意義。
“兒童第一”設立於1992年。當時的學校事務主管卡爾·霍爾姆斯特羅姆對聖路易斯公園的扶輪社發表講話，講述社區的青年人及其家庭所麵臨的挑戰。兩位年長的企業家——擁有庫利泔水處理公司的80歲的韋恩·帕卡德，以及擁有布勞恩女裝店的70歲的吉爾·布勞恩——拿出了第一筆資金，設立了這個商界、市政府、宗教團體、醫療團體和教育團體的合夥組織，以支持聖路易斯公園的青年。他們與搜索研究所合作，使用“青少年40項發展資產”記分卡，逐條詳細記錄能夠幫助年輕人茁壯成長的關係、經驗、技能和目標。記分卡包括以下項目：“提供關愛和支持的家庭生活……受到三個以上父母親之外的成年人支持……關愛的鄰居……關愛、鼓勵的學校環境……家長積極參與幫助孩子在學校有所成就……在社區中賦予年輕人更有益的角色……年輕人每周在社區服務1小時或更長時間。”
那些擁有多項資產的年輕人在學校表現更好，誌願為社區提供服務，擁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們也不太可能參與危險行為。那些資產較少的年輕人往往會學習落後或陷入麻煩。該倡議致力於提高所有青少年的資產分值。
阿特金森解釋道：“‘兒童第一’的名字有點名不副實，因為它實質上是要改變成年人的行為。這項倡議要求個人和社會組織以這40項資產為指南，釋放出社區支持年輕人的潛力。已有超過250名誌願者接受了培訓，包括鄰居、牧師、銀行櫃員和消防隊員。每個人都製定了自己獨特的與孩子們建立聯係的方式。”例如，學區和尼克萊特健康服務機構合作建立了孩子免費的診所，還有一對老年夫婦邀請附近的孩子們來他們的車庫外麵打籃球！
今天聖路易斯公園的貧困人口比過去多得多，非洲移民的貧困狀況尤其明顯，有一些孩子買不起文具。但一些社會組織伸出了援助之手。學校事務主管梅茨解釋道，每年一些年長的聖路易斯公園居民都會在開學之前聚在一起裝文具，2015年一共裝了450袋文具。他們在當地的聖喬治教堂將這些文具分發給有需要的孩子。該計劃是由一名退休教師和她的丈夫發起的，她的丈夫是一名退休的校長。這是當地非營利組織聖路易斯公園緊急計劃（英文簡稱為step）的一部分。該計劃成立於1975年，旨在幫助當地需要食物、衣物或需要代言的居民。
正是這些小事情在新移民和老居民之間創造了信任——那種當你麵臨危機、最需要它時可以依靠的信任。2013年，聖路易斯公園的彼得霍巴特小學學生進行田野考察時遭遇了山體滑坡，兩名聖路易斯公園的學生當場被泥石流掩埋。他們都是索馬裏後裔。2014年3月22日，學校為這兩個男孩舉行了悼念儀式。當地電視台報道了這起事故：“本周四，在悲劇發生一周年之日，學校為這兩名在田野考察時遭遇山體滑坡不幸遇難的小學生舉辦了悼念儀式……學校的學生和工作人員身著代表校區顏色的橙色和黑色服裝，在學校大樓前圍成圓圈。校區總負責人羅布·梅茨請求大家默哀片刻，之後兩個男孩（10歲的穆罕默德·福法納和9歲的海瑟姆·薩尼）的家人放飛了一些白色氣球。由於事故發生在斜坡下一處人們經常前去尋找化石的區域，男孩家屬接受了聖保羅市和學區提供的和解金，其中的一部分錢用於在東非建造一所學校和一所孤兒院。”
一小步一小步的創新
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吉迪·格林斯坦的論斷在聖路易斯公園得到證實，即今天社會創新正在全美國的地方層麵發生。不需要發明什麽新的東西，隻需要將現有的規模擴大，就像我的同事大衛·布魯克斯在《紐約時報》2016年6月21日的專欄裏評論的那樣：“這個國家的社會組織結構正在被撕裂，但各地似乎都有人挺身而出，修複他們所在的那一小塊地方。他們進入空洞之地，創造社區，建立起緊密的人際關係，改變了每個人的生活。”
聖路易斯公園社區的人們對他們的公立學校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們創造了一個為教師提供補助的基金會來支持一些特殊項目。我的英語老師米裏亞姆·卡戈爾2002年從聖路易斯公園中學退休，現在她甚至都不住在聖路易斯公園，而是住在附近的郊區，但她仍然誌願為聖路易斯公立學校基金會工作。卡戈爾對我說道：“我問自己為什麽？每年我們為聖路易斯公園的公立學校籌集4萬～5萬美元。這些人與他們的學校和社區的聯係太緊了。如今我70歲了，一些與我年齡相仿的退休教師十分慷慨地為學校基金會捐款，因為學校的養老金體係對他們不薄。”
就算是聖路易斯公園，也不能在一夜之間把索馬裏戰爭的難民、來自內華達州的拉美人或來自明尼阿波利斯內城的非洲裔美國人融合進來，因為文化和宗教差距實在太大。仍然有很多人過著平行的、與他人沒有交集的生活。但是我看到了很多將希望付諸實踐的努力正在發生作用，很多社會企業家試圖填補單個家庭和聯邦政府之間的空白。我想活得再長一些，20年後再回到這裏看故事如何結尾。很大程度上，這將取決於整個明尼蘇達地區的經濟健康程度，以及它能否維持覆蓋廣泛並且能夠吸收新移民的中產階級。我用專業的攝影師傑夫·利斯的話來結束這個部分，利斯1968年畢業於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目前仍然住在這裏。
在我從小長大的時候，這裏有龐大的中產階級，我們都坐在一張桌子上吃午餐，社會經濟方麵的差異似乎影響沒有那麽大。我的兩個女兒現在上了中學。她們說，即使學生群體如此多樣化，學校依舊運行得很好，就和我們當時一樣。周圍其他社區不像我們的社區一樣開放，但我們的社區從來沒有拋棄這些價值觀。不知不覺地，它們就傳遞到了下一代。我從來不會告訴我的女兒們要這樣做或那樣做。每個人都有權去追求他們的目標和夢想，這一點在這裏是公開的社會規範。我不知道這是否是聖路易斯公園的獨特之處，但是在這裏，它的確無處不在。有一天，我在霍普金斯觀看我女兒的足球比賽，聽她與隊友相互交談，其中有很多索馬裏孩子。我想，我們這裏有這麽好的東西，而且它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改變。
伊塔斯加項目
聖路易斯公園不是在真空中與世隔絕。這裏的許多人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作，雙城地區的經濟狀況對他們很重要。不斷擴大的經濟餡餅雖然不足以產生更加包容的社會，但它肯定對此有幫助。所以，在我結束本章之前，一定要說一說雙城地區最具創新性、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重要的社區和經濟建設項目。它叫作“伊塔斯加項目”——是由地方商業領袖、財富500強公司高管、教育家、地方官員和慈善家組建的鬆散聯盟，旨在使社區發展重歸正軌。該項目成立於2003年，當時正是明尼蘇達州政治的困難時期（就在前摔跤手傑西·文圖拉1999年到2003年的州長任期結束之後）。
健康合夥公司的主席瑪麗·布雷納德解釋道，州內的合作精神已經“衰敗”。她在2003年至2008年擔任伊塔斯加項目的主席。就政治毒性而言，明尼蘇達州開始模仿華盛頓，偏離了當地土生土長的政治文化。布雷納德回憶道：“兩黨不能解決需要他們解決的問題。每個人都隻關注短期——未來的兩年和下一次選舉。這種環境下，我們沒法繁榮發展。我們需要以證據為基礎的決策。”
伊塔斯加項目的第一個目標是推動當地經濟的增長。而近期，它也開始尋求減少該地區的種族分化。本質上，伊塔斯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美國精英在其最佳狀態下曾經在當地和全國範圍內經常做的事情：把政治家的腳放在火上烤，要求他們在重大議題上做出妥協，例如基礎設施、教育、交通和投資，然後自己也承擔相應的責任，向更多的少數族群開放工作機會。隨著越來越多的非洲裔美國人、老撾赫蒙族人和索馬裏人在過去20年移居到明尼蘇達州，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在經濟上，該州曾經被輕易忽視的種族差異不能再繼續被忽視。伊塔斯加不是政黨組織，但如果它是，它將會是大自然黨——不帶黨派傾向，敏捷，不循規蹈矩，混雜，適應性強，並專注於采用最佳實踐。
該項目以明尼蘇達北部的湖泊和州立公園伊塔斯加而得名。過去，明尼蘇達州的進步主義精英常常在夏天一起來到這裏度假：皮爾斯伯裏、代頓、嘉吉、麥克奈特是其中一些核心家族。他們是一群不尋常的帶有公民意識的貴族，在行動上也以身作則，通過授權其公司慷慨捐贈來改善社區生活。我以前隻是模糊地知道伊塔斯加，直到2015年12月28日《紐約時報》對它進行了報道，標題是《雙城的地方領袖在幕後發揮影響》。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在明尼阿波利斯最高的摩天大樓38層，有一個不起眼的會議室。在這座大樓幾個街區之外，有一座磚塊砌成的俱樂部，當地的精英成員已經在那個俱樂部裏聚會了超過一個多世紀。
這兩座建築物毫無相似之處，但如果把東方式的地毯和深色木頭換成花崗岩桌子和艾龍風格的椅子，它們的功能基本是一樣的。
每個星期五上午，管理著當地一些最大的公司、慈善機構和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及其周邊地區其他機構的14名高管會聚在這裏用早餐，並悄悄影響該地區的經濟議程。
他們就是所謂的“伊塔斯加項目工作組”。這個項目由約60名地方領袖發起，是一個私人倡議，旨在促進雙城地區經濟進一步增長和發展。他們還著手處理一些其他地方的高管們避讓不及的棘手問題，例如經濟差距和種族歧視。
你可以把它看作建製派的2.0升級版：相比幾乎全是白人和男性的舊時代企業，它更多元化，並且同樣的強大，而且需要時它可以發揮無形的作用……
伊塔斯加的影響力是實實在在的。正當全國的政治——包括許多州的政治——看似按照黨派路線分裂得無可救藥時，它的共識導向法提供了另一種可供借鑒的模式。
每周例行早餐會的參加人員名單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和聖保羅的市長，以及當地的議員、學校主管和大學領導。
2008年一項提高汽油稅以重建道路和公共交通係統的提案被時任共和黨州長蒂姆·普蘭蒂否決，伊塔斯加的商業領袖說服了足夠多的共和黨議員跨越黨派界限，推翻了州長的否決。
最近，來自伊塔斯加的壓力，幫助該州學院和大學係統贏得了更多的資金支持。伊塔斯加還帶頭創建了一個新的區域機構，以吸引想要搬遷或擴張的公司，並鼓勵塔吉特百貨和埃克西爾能源公司的采購主管從本地購買更多的商品和服務。
報道指出：“伊塔斯加開展的工作是雙城地區經濟強勁的原因之一。大雙城地區的失業率僅為2.9%，遠低於全國5%的平均水平。與此同時，在創造高收入工作和以知識和技能為基礎的工作方麵，明尼蘇達州在全國也遙遙領先，這些工作為今天的人們提供了成為中產階級的機會。”報道還指出，大多數的大城市和城鎮都有商會和經濟發展辦公室，但是據參與者們說：
伊塔斯加的獨特之處在於其采用了麥肯錫式的分析方法並基於詳實的數據，而且願意拋棄過去那種招致大量遊說的套路。
伊塔斯加項目現任主席大衛·摩頓森表示：“我們不隻是要求降低稅收和減少監管。作為一群商業領袖，如果我們要著手處理教育或收入不平等問題，那麽就需要承受一些暫時的痛苦。”
摩頓森先生說這與大多數其他城市的情況不同。他今年早些時候接管了由他的祖父創辦的全國性建築公司m.a.摩頓森。
摩頓森先生2012年才回到明尼阿波利斯，之前他在西雅圖住了9年。他說道：“大多數大型科技公司都認為西雅圖是一個地理位置很方便的地方，可以安置它們的一些工人，但它們不會介入當地社區，除非它影響到了它們的業務……技術公司的領導者們是很樂善好施的，但他們把慈善和他們的業務分開。”
報道的結尾引用了詹姆斯·坎貝爾的一段對話。坎貝爾是當地的一位銀行家，2002年退休之前在諾威斯特銀行和富國銀行擔任高管。《時代》周刊問他，伊塔斯加可能在其他地方複製嗎？“我的回答是也許可以，但這裏的獨特之處是人們願意相互信任”。
為了理解這個團隊是如何工作的，我找到其中的一名創始人，蒂姆·威爾士。他是麥肯錫公司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高級合夥人。他回憶起2003年9月12日伊塔斯加小組的第一次會議：
我們大約有25位或30位高管在場。州長普蘭蒂來了，我們花了1個多小時做自我介紹，每個人對這個社區都抱有很高的熱情，因為這裏有我們想要保護和留存下來的精神。我們都知道這是一種怎樣的精神，但無法確切地說出它的內涵。我們都感覺自己將為此傾盡全力，並承擔著維護共同利益的責任……為了開啟這一努力，我們啟動了第一個特別工作組，專注於讓明尼蘇達大學與商業社區聯係得更加緊密。
最近幾年，伊塔斯加將其重心放在當地的不平等問題上。2012年，不平等狀況特別工作組發現，在明尼蘇達州，有學士學位的非洲裔美國人的失業率為9%，而有學士學位的白人失業率僅為3%。在“有色人種差距”方麵——處於16歲至64歲工作年齡段的白人和黑人就業率的差距——明尼阿波利斯的排名僅好於墊底的底特律——這並不光榮。2015年，公共教育重建中心研究發現，明尼阿波利斯四年製中學黑人和拉美裔學生的畢業率是全國最低的。研究預測，到2018年明尼蘇達州將有數十萬勞動力缺口，大多數工作需要接受過一些高等教育的人。因此，商業界不能再忽視這些差距。
伊塔斯加成員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支持桑德拉·薩繆爾斯。薩繆爾斯是北部成就區（naz）的領導人，北部成就區是由43個組織和學校組成的合作組織，其宗旨是縮小學生課業成績的差距。北部成就區成立於2008年，地點設在明尼阿波利斯。它以教育家傑弗裏·加納達在紐約哈林區創建的哈林兒童區為藍本，利用完整的家庭輔導和家庭教師的網絡，輔以入學指導以及全方位、個性化的青少年幹預措施，讓1100個家庭的2300名兒童保持在從幼兒園通往大學的教育道路上。北明尼阿波利斯被認定為一個種族意義上的集中貧困區，這裏超過50%的居民是有色人種，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學生長期表現不佳。《星論壇報》2016年一篇頭版報道將之稱為“戰區”。薩繆爾斯稱，如果明尼阿波利斯的非洲裔美國學生四年製中學畢業率僅為52%，那麽你就無法建設健康的社區。
薩繆爾斯在2016年6月21日《星論壇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釋道：“從一開始，我們就認識到‘兩代人’方法的重要性。”
我們同時與父母和他們的孩子開展合作，以求取得持久的進展。支持整個家庭取得成功至關重要，因為如果父母能夠為孩子營造穩定的家庭，孩子就能夠專注於學習。
我們還認識到，不能隻靠學校，所以我們圍繞學生組建了一個團隊，提供各種支持，包括額外的入學機會、家長教育、幼教服務、行為健康谘詢、住房和就業支持。在與我們合作的學校中，北部成就區的學生獲得了最多的支持，他們在閱讀方麵的表現明顯優於同齡學生。
薩繆爾斯不是在明尼蘇達州長大的，她於1989年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在福特汽車公司的銷售部門工作。在創建北部成就區之前，她在聖路易斯公園住過幾年。也許是因為在新澤西州出生和長大，她直言不諱地譴責明尼蘇達州存在多年的、靜悄悄的種族主義；但也會不吝稱讚諸如伊塔斯加等組織中的明尼蘇達州誌願者，讚揚他們現在真誠地在解決問題。
一個早晨，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薩繆爾斯一邊喝著咖啡一邊對我說道：“我在新澤西州長大，十幾歲的時候就對種族正義問題著迷了。我的父母親來自實施《吉姆·克勞法》[12]的南方地區。他們是奴隸和佃農的後裔。他們從南方移民到北方，和外國移民前來美國的原因一樣——去尋找南方沒有的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機會。”她的父親加入港口工人工會，並從低收入階層邁入中產階級，然後把他們家從新澤西的紐瓦克市搬到斯科奇普萊恩斯市，這就相當於從北明尼阿波利斯搬到聖路易斯公園。多虧了1968年通過的《公平住房法》。薩繆爾斯回憶道，小的時候每當她抒發支持反對種族不公正鬥爭的感慨時，“我父親就對我說：‘桑迪，如果你發現哪個國家比這個國家更好，你告訴我，我們一起去那裏生活……’這句話總是讓我無言以對”。
說到明尼阿波利斯，她說：“我們的這個社區存在著一些嚴重的不平等——‘明尼蘇達式的友善’掩蓋了許多種族主義的現象。雖然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不平等的故事，可以告訴你明尼阿波利斯存在結構性的種族主義——曆史上和現在都存在，但是我還可以告訴你，今天我們有商業界，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商業社區。今天，人們會挺身而出說道：‘這不能在我們眼皮底下發生……’現在就開始行動，與伊塔斯加成員和其他商業領袖合作。我們在相互支持。這就是我們國家已經失去的或從來沒有真正擁有的東西。我們都有一個願景，我們不會這樣下去，並且我們不會讓我們的孩子這樣下去。”
北部成就區得益於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的支持。它得到了奧巴馬政府的一筆為期5年、總金額2800萬美元的“希望社區實施計劃”撥款；塔吉特百貨公司和通用煉油廠各自承諾連續三年每年捐贈300萬美元，以確保北部成就區繼續擁有所有必要的資源。
雖然伊塔斯加等團體的財政支持與合作令薩繆爾斯倍受鼓舞，但她知道明尼阿波利斯的北部要想發生徹底的改革，就不能忽視仍然需要修複的、係統性存在的種族主義現象。她也知道，除非該地區的大部分非洲裔美國家庭能夠將他們的未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否則這種修複也隻是小修小補，治標不治本。一則好消息就是，在北部成就區的家庭中，許多事正在悄然發生。她認為：
讓我感到最有希望的是，這個社區的非洲裔美國人開始有了主人翁意識，他們意識到沒有人會來救我們。合作夥伴至關重要，但我們必須拯救自己，我們必須自己改變我們的社區。我看到許多家庭紛紛製訂了他們的成就計劃，並努力地執行這些計劃，他們出現在孩子們的學校，報名參加家長教育班。有一些父親對我說：“我不知道該給我的孩子讀些什麽書？”在個人層麵，我看到人們真正地致力於改變。人們問道：“在這個改變的進程中，我如何幫助同一個街區的鄰居？”每個人都必須盡自己的一份力，但我看到北明尼阿波利斯的家庭說：“這要靠我們自己。”……在正確的支持下，我們可以創造這樣一種文化，讓人們相信他們應該會取得成功。
就其本身而言，伊塔斯加認識到，其成員要做的事不僅僅是開支票，他們還需要做出個人層麵的承諾，承擔推動改變的責任。為了做到這一點，伊塔斯加設立了一個為期1年的領導力研討班，旨在增加公司員工的多樣性。當地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被要求檢視他們自己的偏見（這一群體主要是白人，但也包括少數其他種族的成員），並遷移他們的機構，以促進區域發展並努力減少就業不平等狀況。該項目是由梅考·杭和美國施萊文特金融公司首席執行官布拉德·休伊特共同領導的。如果你和43歲的梅考·杭交談10分鍾，你就會明白，明尼蘇達在多樣性領域取得了多大的進步，以及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梅考·杭是來自老撾的赫蒙族難民，她與她的家人1976年來到美國，當時她是1年級學生。1978年她搬到聖保羅，一直在聖保羅的公立學校上學——現在這裏已經有31%的亞洲裔美國人（主要是東南亞移民），後來獲得布朗大學的學士學位、漢弗萊公共事務學院的社會政策和分配正義專業的碩士學位，以及哈姆林大學公共管理博士學位。目前，她在業餘時間擔任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董事會主席。她白天的大部分時間是作為阿姆赫斯特·懷爾德基金會的總裁。這個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致力於改善大聖保羅地區及其周邊居民的生活。
一天下午，梅考·杭在她聖保羅的辦公室接受了我的采訪。她說：“三年前，我被邀請與伊塔斯加合作以減少社會經濟不平等狀況。”伊塔斯加所收集的數據反映出的並不是“明尼蘇達式的友善”：明尼蘇達州勞動力市場趨緊，但擁有學士學位的有色人種學生“無法被雇傭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我們對雇傭有偏見，而這不應該在這樣緊張的勞動力市場上發生。這裏存在就業的障礙”。
於是伊塔斯加和梅考·杭成立了首席執行官論壇，幫助企業領導深入和誠實地看待自己和他們的招聘崗位。有太多的首席執行官申請加入以至於論壇成員超出預先確定的人數。論壇已經連續舉辦了兩年。梅考·杭說道：“他們會對我說：‘我關心多樣性，但我不知道該怎麽做。’”每個首席執行官都被問到了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我自己意識到了多樣性嗎？”“我的個人轉變會是什麽樣的？”“我要實施怎樣的商業計劃來改變我的組織實踐？”梅考·杭補充道：“我們幫助他們舉起一麵鏡子。”
這群首席執行官們開始分享他們的生活故事。杭，也分享了她的故事：
雖然我看起來和其他首席執行官一樣，但我來自一個非常不同的文化，我下班後會回到一個宗族本位的社區，這裏的人們經曆過流離失所、創傷和戰爭。作為赫蒙族女人，我在那個環境下沒有很多的權利。我回家的時候，我感覺到一種社交層麵的無力和沒有地位。所以，如果一個從來沒有這種經曆的人通過我的眼睛看到這個世界，能讓我們建立信任，去看看什麽是相似的，什麽是非常不同的：“你和我在這方麵相似，在那方麵又不同。”如果我與他人建立了某種聯係，就很難再去指責他人——這是信任建設的一部分。
瑪麗·布雷納德說，伊塔斯加的多元化培訓計劃對她的醫療保健公司的招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她的公司現在開始願意問自己一些基本問題：“黑人婦女是否像白人婦女一樣定期接受乳腺x線檢查？非洲裔美國男士是否和白人男性一樣定期接受結腸檢查？”現在，我們在全州範圍內對此進行比對檢查。
總部設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財富500強保險公司施萊文特金融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布拉德·休伊特目前是伊塔斯加的副主席。他接受了培訓並總結道：“這深刻地改變了我。我發現我們所有人都有下意識的偏見。現在，我們試圖讓其他100名首席執行官都經曆這一過程。”
施萊文特金融公司是從路德教徒互助會和路德教兄弟會保險合作社發展而來的，成立於1899年。當時一次工廠爆炸事件導致許多家庭失去了頂梁柱並因此陷入貧困。因此該公司會為一些德國和挪威的移民提供服務。休伊特說道：“我們一直以來都做得很好，通過合作社為路德教徒，即那些來自瑞典、挪威、德國和芬蘭的移民提供服務。”這些社區離索馬裏很遠。伊塔斯加的多樣性倡議“迫使你認識你之前看不見的、下意識的偏見和特權，如果你想真正地對他人更加熱情好客，你就必須在這些問題上係統地下一些功夫。我們公司的文化曾經很強勢。每年我們都會舉辦一場盛大的、以路德魚為主菜的聖誕聚會。路德魚是一種幹的白魚，是斯堪的納維亞、明尼蘇達州的最愛。這是自然而然的。我們有大約3000名員工，其中不到1%是有色人種。但是，我們在過去的18個月已經把有色人種的員工數量翻了一番”。
如果你是吃路德魚長大的，並且它是聖誕聚會上的主菜，那麽引進一些清真食物或其他族群的美食對你來說就是一種調劑。休伊特說：“這就像學習另一種語言，你不會一次就能弄明白，但不要讓它阻止你去這麽做……學習語言時，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準備好被嘲笑——我們正在學習一門新的語言。當我試圖促進多樣性時，我已經能夠從容應對別人的嘲笑了。”
但是，就像在美國其他地方一樣，今天在明尼蘇達州擁抱多樣性，不僅僅是克服對非洲裔美國人的隱形偏見，它還涉及融合差異非常大的文化和民族，如索馬裏人和赫蒙族人。在我的研究中，我沒有遇到任何人希望索馬裏人或赫蒙族人放棄他們的文化身份變成“明尼蘇達州人”，就好像挪威人或猶太人不會放棄他們的文化身份一樣。但在明尼蘇達州，有一種對歐洲盛行的全球多元文化主義強烈的厭惡情緒，我對此也深有同感。歐洲任由每個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自行其是，直到有一天你醒來，發現大熔爐已經被摧毀，並不存在真正的共同體。明尼蘇達的方式是，每個人都應該保持他們的習俗，但有一些基礎的價值觀是不可動搖的，比如關於你如何看待婦女，如何看待法治，以及如何看待其他信仰、公共機構和社區空間，這些是不可談判的。
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的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在2016年7月10日的《美國利益》雜誌上發表題為《何時何因民族主義擊敗全球化》的文章，闡述了其中的原因：“一般來說，擁有共同的身份認同、規範和曆史會加深信任感……具有高度信任感或較高社會資本的社會，能夠為其公民帶來許多有益的結果：較低的犯罪率，較低的企業交易成本，較高的繁榮程度，以及樂善好施、慷慨解囊，……訣竅就是弄清楚如何在對自己社區的完整性的合理關注與歡迎陌生人的義務之間找到平衡，尤其是對那些有迫切需要的陌生人。”
明尼蘇達正在努力地研究那個訣竅，美國的其他社區也是一樣。邁克爾·戈爾曼是裂石合夥投資基金的負責人，同時也是伊塔斯加工作組的創始成員，他雄辯地和我分享他是如何看待今天明尼蘇達州在此方麵麵臨的挑戰和緊張局勢。當然，明尼蘇達在此之前也麵臨這種挑戰：休伊特開玩笑地說道，直到20世紀60年代，信奉路德教的德國人都不會把東西賣給同是信奉路德教的挪威人！
戈爾曼說道：“我們這裏長大的大多數人的身份認同都是明尼蘇達部落。”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公民文化發展出了一些特別之處。明尼蘇達州和明尼蘇達州的公司在對社區的參與和承諾方麵，以及將其財力和人力資本用於公共利益的主動性方麵，都是獨一無二的。這裏有一種我們不能鬆懈的感覺。明尼蘇達州仍然保留著自本州開拓以來一直存在的社區性和連接性的元素，這令這一地區獲益匪淺。然而，隨著新近移民的到來，鑒於他們的背景與其北歐前輩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這裏文化的酸堿度在發生著改變。如何包容明尼蘇達州的新聲音和新觀點，同時保留主流文化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最佳特性，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是一個挑戰。
他說，從一方麵來講，明尼蘇達人的定義和範圍需要擴展並且更具包容性，這樣每個人，不論其背景如何，都可以將明尼蘇達視為可以成長和繁榮的肥沃的表層土。但這不能僅是單向的對話。
戈爾曼說道：“新來者還需要被同化，我們傳達的信息必須是：‘我們很高興你來到這裏，並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你將對我們的社區做出貢獻。這對我們提出了一些要求，同時也對你提出了一些要求。你打算做些什麽來接受現有的文化，成為這個你選擇作為新家的地方的一部分？’”
作為移民者的兒子，戈爾曼對這種平衡術的感覺很敏銳。他說：“每個時代的移民都會從他們祖國的傳統和文化底蘊中得到安慰，特別是在私人生活的領域。但無論我們的文化遺產如何，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參與到美國社會中來。要想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就需要說英語，接受教育並做出貢獻。大多數人，特別是那些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而移民的人，隻想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地方，把他們的孩子培養成有益的公民。我們應該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幫助他們實現這一點。”
戈爾曼補充道，這些新移民已經對其本國的製度和機構徹底失望，許多人在充滿壓力和運轉失常的社會中長大，或生活在難民營之中，“所以毋庸置疑，那裏缺乏信任。他們隻是一直在努力求生。之所以要提到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相信這裏的製度和機構是行之有效的，正義是公平的，我們相信我們的政府基本上是不腐敗的；這些是明尼蘇達州決定性的屬性。但是對於新移民來說，他們可能剛開始無法理解。我們應該清楚地告訴他們這裏的規矩，並通過與社區的互動來建立他們信任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支撐這些規矩。有許多關鍵的時刻，每個人都必須發揮自己的作用”。
戈爾曼總結道，新移民和明尼蘇達州當地人都需要行動起來，並且像同一個團隊一樣行動。“歐洲的許多地方因為沒有將移民融入主流文化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應該注意不要犯同樣的錯誤。所有這一切都在於建立信任，相信我們融合在一起的未來比分裂和孤立的社會要好”。
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對話。雖然各方經常避而不談，但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因為現在諸如明尼蘇達等很多地方都接收了大批從無序世界中的創傷國家湧來的移民。這就是為什麽在這裏以及其他相似的社區所發生事情非常重要，而諸如伊塔斯加的創新性社會組織將在此方麵發揮關鍵性的作用。
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任何來自明尼阿波利斯或聖路易斯公園的人都可以證明，該地區最受歡迎的戶外消遣之一就是沿著雙城之間星星點點的湖泊徒步行走，湖的周圍遍布美麗的步行道和自行車道（根據市長辦公室統計，明尼阿波利斯擁有22個城市湖泊和超過170個公園，每個居民居住地6個街區以內必然有一座公園）。正如我所說，這些湖泊是雙城地區的攪拌器，在湖邊漫步時，你可以看到各個收入層級、各個種族以及各個社會階層的人。2016年春天的一天，我和我的妻子、朋友一起在雪鬆湖邊散步，遇上了3個當地的非洲難民社區的領導人——兩人來自索馬裏，一人來自埃塞俄比亞——其中一人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研討會上見過。在這個溫暖的5月的下午，他們走在公共道路上，和我們一樣。不時，一群索馬裏婦女也會路過這裏，她們穿著傳統的索馬裏長袍和頭紗在湖邊行走，但你可以看到袍子下麵露出的耐克運動鞋，好像在向你眨眼。
如果要打賭，我會在那些湖泊上下注。我認定作為這個社區核心的這種合乎禮儀的體麵生活將會不斷擴大，來擁抱曾經被遺忘或掉隊的人們，並被他們接受。並不是因為有什麽事是“必然”的，而是因為我遇到了很多願意通過努力將希望付諸實踐的人。
需要一張餐桌
伊塔斯加的聯合創始人、麥肯錫公司合夥人蒂姆·威爾士說道，隻有從“一張餐桌”開始，它才會有效果。
威爾士解釋道：“我們通過伊塔斯加項目發現，一張餐桌真的很重要，如果問題非常棘手，難以處理，我們會把所有關鍵人物聚集在某家的餐桌旁。”2006年，就是在伊塔斯加成員查理·澤拉家的餐桌上進行一番討論後，伊塔斯加說服州議會推翻了時任州長普蘭蒂對運輸法案的否決，當時參加的成員包括了主要的共和黨議員，他們同意投票反對本黨的在任州長。澤拉現在是州交通委員會的主任。
威爾士說道：“伊塔斯加經常這樣做。我在我的餐廳裏主持了兩次與下一代領導人的晚宴，討論我們這一代人想要看到這個州變成什麽樣子。你把他們全都聚集在一張餐桌旁，他們離開時會意識到：‘原來社區中還有其他領導人和我有一樣的期許，即在最基本的人的層麵，讓社區更安全，讓每個人都能夠獲得更好的機會。’這個小組的口號是，把你的自尊存放在進門處，把你的政治傾向存放在小組之外。”
很容易將伊塔斯加項目簡單地歸類為（或是不屑一顧地視作）一個善意的公民團體而已。但它不是這麽簡單。事實上，我認為，伊塔斯加可以作為加速時代在企業、政府和關鍵公民參與者之間開展對話和社區建設的模型。它效仿了大自然的殺手級應用程序——敏捷，混雜，不循規蹈矩，多樣化，基於事實，並且不受黨派意識形態或其他根深蒂固的利益的約束。
伊塔斯加是一個徹底的21世紀網絡。它沒有章程，沒有董事會，沒有執行董事，沒有首席執行官，也沒有辦公空間——沒有任何意義上的組織結構。它的網站也差勁得讓人覺得可笑。事實上，該小組指出，隻有當有工作要做時，它才需要存在。這就是為什麽它被稱為“項目”。它幾乎完全由誌願者組成。誌願者是來自社區——企業、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幾乎都是每個部門的非常高級別的領導人。僅有的全職員工是由麥肯錫借調給伊塔斯加的兩個項目經理。因為工作人員很少，這些誌願者領導人實際上自己做這些工作。它通過工作組實現自我管理，工作組幾乎每個周五早晨7：30開會，持續90分鍾。威爾士說道：“相當高級別的誌願者幾乎每個星期五早上舉行會議，所有人都把這個會議稱為他們日程表上最有趣的會議，一個他們‘真正期待的’會議。”
威爾士說道，盡管伊塔斯加的組織結構不同尋常，但自2003年以來，它對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的經濟和公民活力做出了切實的貢獻。除了成功推進州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對少數族裔的包容性以及通過桑德拉·薩繆爾斯和梅考·杭等人對首席執行官們開展多元化培訓外，它還包括：
推出實時人才計劃（realtimetalentmn.org）。這是美國創建最具創新性的員工發展計劃之一。它將超過40萬中學畢業生的課程和培訓項目與本州雇主的技能要求聯係起來。
搭建商業橋梁，便利大型企業的采購部門與該地區的小型供應商之間的聯係。這項努力的結果是，參與企業的本地采購支出兩年內增加了超過10億美元，提前1年實現了目標。
幫助為更積極地投資高等教育樹立案例，以及加強商業和高等教育領導者之間的關係，通過使用一套基於事實的調查結果來證明需要大幅增加投資，由伊塔斯加組織的一個聯盟幫助該州每年教育支出增長超過2.5億美元。
對於一群沒有預算，沒有辦公室，沒有章程，幾乎沒有互聯網存在感和工作人員——但擁有大量信任的這批人來說，這不算是個糟糕的結果。當人們聚在餐桌旁，專注地討論他們可以做什麽來推動社區發展，並通過這種方式建立了信任，也許就能做成許多驚人的事。當然會有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觀點，但這不是關鍵，它是健康的標誌。威爾士說，關鍵在於，直到你把這些分歧都解決了才能從餐桌上離開，這樣你就可以向前邁進，並且不允許嘩眾取寵。
威爾士總結道：“信任不會憑空成為現實，它需要努力。它需要一大群人不斷努力——不斷地出現，而這些事不會像變魔術一般地憑空發生。”
2016年初，我回到明尼蘇達為寫作本書做研究。我租了一輛赫茲租車公司的汽車，1月9日早晨，我開車回到機場，準備搭乘飛機返回華盛頓特區。那天早晨，天氣冷得刺骨。赫茲公司的還車櫃台隻有一位值班人員，他看見我立即衝我笑了笑。他叫卡西姆·穆罕默德，42歲，之前曾經為我服務過。他是個新聞愛好者，並和我聊過政治問題。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見過他了，也不記得他究竟是阿拉伯人還是非洲人。趁著他審閱我的租車文件的工夫，我們聊了一小會兒。離開之前，我對他說：“你是哪裏人來著？”
他說：“索馬裏，但是現在我感到這裏就是我的家。”
聽到他這麽說真是高興。我並沒有問他任何關於在明尼蘇達生活感覺如何的問題。他是主動說起他感覺就像在“家裏”一樣。但是，關於他的這個新家，還有一件事他想讓我知道。他咧著大嘴笑著補充道：“就是天氣不一樣。”
對他來說，這裏的天氣和索馬裏不同。但是，對我們倆來說，這是一樣的明尼蘇達。我後來想，這是多麽令人讚歎的地方。在離開40年後，我仍然可以回到這裏並感覺像在家裏一樣；而來到這裏10年後，一個索馬裏難民也可以感覺像在家裏一樣。
我們這段簡單的對話，讓我立刻想起與前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的一次談話。蒙代爾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作風正派，為人正直。前一年的8月，我帶他去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一家餐廳吃午飯。我們談論了很多明尼蘇達和聖路易斯公園的價值觀，以及其中一些價值觀是多麽的曆久不衰。年逾87歲的蒙代爾雖然步伐有些遲緩，但思想還是一如既往的尖銳。我們起身離開時，他對我說道：“你知道，它能夠自我延續下去，它是連續的。漢弗萊已經走了，但他所開創的文化元素在新生代中仍然存在，盡管這一代人和他已經有了兩代人的距離。”
先是遠赴他鄉讀書，接著為職業生涯打拚，在離開這裏近40年後，我又回到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我感到蒙代爾顯然是正確的。有17家財富500強公司選擇將總部設在這裏。地球點滴網站稱，在全美七項主要的“最佳城市”排行榜中，雙城地區全部榮登榜首，被譽為最宜居、最適合撫養子女和住家的地方。這其中肯定還有一些其他原因。不要忘了這個地方每年有5個月是一片冰凍的苔原。
這個問題一直牽動著我，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那個一直延續下去的東西，“它”是什麽？我需要知道，因為我想把這個無形的“它”裝進有形的瓶子裏，與更多人分享“它”。在我看來，在這個加速的時代，似乎沒有什麽比“它”更有用。我回到家鄉，回到我所在的社區，去重構過去這裏存在的、可以錨定和激勵許多公民的那些東西。我想挖掘得再深入一些，以便理解今天行之有效的那些促進包容性的工具究竟是什麽。這就是本章的內容。
我最後的結論是，“它”首先是這樣的事實，即明尼蘇達州，甚至是小小的聖路易斯公園市，擁有相當數量的一批這樣的領導人，他們年複一年地進入政治領域並掌握治理的權力。他們像在美國任何其他地方一樣，相互爭吵，陷入僵局（甚至偶爾推出奇怪的摔跤手傑西·文圖拉擔任州長，給這個一團亂麻的地方再插上一手），但是到了最後的時刻，通常他們能夠為了社區的更大利益而努力達成妥協。這本是立法者應該做的；但是過去20年中，一股有害的兩極化趨勢席卷美國政壇，這已經不再是華盛頓特區的行為規範，人們甚至都不再對此抱有任何期望。
與此同時，在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公私協作的程度仍然非常高，而且在聖路易斯公園，有一批這樣的企業主，他們認為自己不僅是雇主，而且還是市民。他們認為自己的公司有義務幫助解決當地的社會經濟問題。他們期待公司的高管們在此方麵能夠自願地以實際行動為社區做出貢獻。這與華盛頓特區再次形成鮮明的對比，在那裏，自從2008年之後，大企業就從國家的政治舞台和辯論中消失了，部分是因為華爾街銀行家自取其辱導致的道德創傷，部分是因為大企業在2008年後被不公平地妖魔化，還有部分原因是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現在擁有數量眾多的海外客戶和員工，他們的“美國公民”的身份感已經被稀釋了。因此，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按照過去的方式努力對教育、貿易和移民等重大問題的國家議事日程施加影響。
此外，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的公眾也期待他們的政治家和商業領袖，能夠踐行這些最佳實踐：即政治家們應該最終達成妥協，企業應該為社區做出貢獻。
“這裏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明確表示，他們希望能夠做成事情，希望兩黨不要總是處於阻撓對方的模式。”漢弗萊公共事務學院的拉裏·雅各布斯說道，“並不是說立法機構裏一片和諧地齊聲唱著‘到這裏來’（kumbaya）的民謠，而是這裏的文化決定了成為阻撓者、無視現實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這些積極一麵累積了很多“社會資本”——即信任，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的信任。這種信任反過來又可以進一步鞏固這些積極的行為習慣，使“它”能夠維持和延續下去。我甚至都不願意再拿華盛頓特區做對比，在那裏，兩黨之間或兩黨和私營部門之間沒有絲毫的信任可言，導致美國增長的偉大引擎——促進研究的公私夥伴關係、基礎設施、移民、教育，以及能夠激勵風險承擔同時防止魯莽行為的規則——已經逐漸地停止了運轉。
但是，實事求是地說，明尼蘇達州還有另一個並不那麽光鮮亮麗的“它”：那就是“明尼蘇達式友善”的文化基因，它將住房、警務等方麵係統性存在的種族主義統統藏在了看不到的地方，特別是對非洲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雖然明尼蘇達州的非洲裔少數族群規模相對較小，但自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它在社會運動中就一直非常活躍。1967年，明尼阿波利斯發生了種族暴亂，還發生了黑人權利運動以及其他社會運動。
盡管如此，住房和就業方麵頑固不化、事實上的種族隔離現象一直持續到今天，許許多多的白人接觸不到很多黑人和美國原住民，以至於許多白人想當然地認為每個人都生活在“明尼蘇達式的友善”之中。最近，兩起手無寸鐵的黑人被白人警察槍擊身亡的事件進一步揭開了種族歧視的麵紗，一起發生在2015年11月的北明尼阿波利斯，另一起發生在2016年7月聖保羅的郊區。美國公民自由聯盟2015年的一項研究也發現：“明尼阿波利斯的黑人由於輕罪——例如不當進入、行為失當、公共場合醉酒和潛伏伺機作案——被捕的概率是白人的8.7倍。美洲原住民由於輕罪而被捕的概率是白人的8.6倍。”事實上，根據《紐約時報》報道，32歲的學校食堂員工費蘭多·卡斯蒂爾在聖保羅附近被一名白人警察槍殺時，他已經把車停靠在路邊並正在伸手拿他的駕照。而此前他已經被“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地區的警察命令靠邊停車了至少49次，平均約每3個月1次，都是因為輕微的違章”。
今天，明尼蘇達州的公眾對於“它”已經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知道哪些方麵需要保留，也知道哪些問題不能再忽視。非洲裔美國人和美洲原住民不願再忍受隔離和不公平的學校教育或警察的不公對待，值得稱讚的是，明尼蘇達州的白人也不願這樣。但是，當你把所有這些問題都放在一起，它意味著今天明尼蘇達的社區融合和社區建設所麵臨的挑戰更加困難，也更有必要。
更加困難是因為它不僅涉及數量眾多的非洲裔美國人、美國原住民和拉美人，而且還包括其他受過創傷的人，例如從無序世界逃到明尼蘇達的索馬裏人和老撾赫蒙族人，以及從芝加哥、印第安納波利斯和底特律的危險和無序社區“移民”到明尼蘇達的非洲裔美國人。
換句話說，我在1973年離開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去探索世界，40年後再回到這裏，我發現世界來到了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具體而言，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現在的學生中，58%是白人，27%是黑人，9%是拉美人，還有5%的亞洲人和1%的美國原住民。黑人學生中，非洲裔美國人和非洲人各占一半，後者主要是索馬裏穆斯林，他們在過去20年裏陸續移民到明尼蘇達州，發現聖路易斯公園是最歡迎他們定居的社區之一，和20世紀50年代我的猶太父母親搬到這裏時的感覺一樣。白人學生大多數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現在約有10%是猶太人。我的高中在我念書時幾乎沒有穆斯林學生，而現在穆斯林學生數量超過了猶太人。學校餐廳提供清真餐，你可以在每個走廊看到蒙麵的年輕女性。
雙城地區的人口結構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今天，明尼阿波利斯公立學校有67%的學生是有色人種，其中包括拉美裔美國人和美國原住民；而在聖保羅，這個數字達到了78%，其中最大的群體是赫蒙族人。對於整個大雙城都市區，年級越低，有色人種的學生人數越多。從趨勢看，未來人口將更加多元化。現在明尼阿波利斯學校係統裏，大約說著100種不同的語言。大雙城都市區委員會預測，到2040年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地區5個成年人中將有2個是有色人種。換言之，這個多樣化的人口將構成明尼蘇達州財富500強公司、初創企業和小企業的人才庫，越來越多的公司員工將從中產生。
但是，並不是每個索馬裏人都像我的朋友卡西姆那樣把明尼蘇達當作“家”。2015年11月19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節目報道，國會的一項新研究發現：“有超過250名美國人試圖加入“伊斯蘭國”（isis）組織，其中四分之一來自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的雪鬆河濱社區……擁有全國最多的索馬裏人口。許多人在20世紀90年代以難民身份來到這裏。”雪鬆河濱地區的失業率達到21%，是全州平均水平的3倍。“令人擔憂的是，這個社區有相當數量的索馬裏年輕人已離開美國，加入了極端主義團體。自2007年以來，有20多人加入了索馬裏的激進伊斯蘭組織青年黨。”
社區融合所麵臨的挑戰比以往更大，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因為美國各地的社區正麵臨同樣的挑戰，歐洲也是一樣。我們正在成為少數族裔人口將占人口多數的國家，不斷擴大的無序世界隻會加劇這種趨勢。同時，中產階級工作的技能要求不斷提高，需要通過終生學習才能保住一份中產階級工作。換句話說，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不再是“異常值”，它們是美國今天麵臨的主要挑戰的一個縮影。在這個加速時代，我們仍然可以做到“合眾為一”嗎？
這就是我回到家鄉想要解答的問題。現在，我認為下結論還為時尚早。我不打算做任何預測。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比20世紀60年代讓斯堪的納維亞人和猶太人融入社區更難。但我回到明尼蘇達後發現了一則好消息：當地許許多多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顯然想要將這種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想要嚐試將“明尼蘇達式的友善”惠及遠遠超出我那個時代的、更廣泛的公民群體。
每當有人問埃默裏·洛文斯他究竟是樂觀主義者還是悲觀主義者時，他喜歡這麽說：“我既不是樂觀主義者，也不是悲觀主義者，因為它們都隻是不同形式的宿命論，把未來視為命運決定，而不是個人選擇，進而推卸責任。我相信將希望付諸實踐的努力。”
我發現在明尼蘇達和聖路易斯，有許許多多來自不同背景的人仍然渴望將希望付諸實踐——渴望在社會上有所創新，從而在這個加速的時代鞏固他們賴以棲身的風眼——即使他們不知道這種努力最終會取得怎樣的結果。
讓我們快速遊覽一下，就從聖路易斯公園市政廳開始。
接下來要嚐試做什麽？
2015年8月，我采訪了時任聖路易斯公園市長的傑夫·雅各布斯、城市經理湯姆·哈門寧以及城市首席信息官克林特·皮雷斯。雅各布斯從1991年就開始在市議會工作，自1999年以來一直擔任市長。他是脫口秀演員安迪·格裏菲斯、政治家馬基雅維利、棒球傳奇巨星和教練約吉·貝拉的混合體。他通過小鎮市議會的窗口學到很多關於政治和人類行為的知識，並能將他的智慧濃縮到一句令人過耳不忘、短小精悍的話中，讓約吉·貝拉和馬基雅維利欽佩不已。
為了紀念他退休，當地報紙《陽光水手報》2015年12月9日收集了一些他的名言，包括：在市議會，“我們的工作就是讓七個人聚在一起各說各話，然後下一周再重複一遍”。一個明尼蘇達風雷交加的夜晚，全市停電，雅各布斯說道：“告訴我的孩子，他們需要借著燭光看電視了。”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一句：“我一直想象有一天我走進消防站，然後大喊一聲‘電影’[11]。”以及“地上的垃圾有兩個父母——丟棄它的人和路過不理睬它的人。”還有最後這句：“我生來是個共和黨人，但選擇成為民主黨人——而現在我一個都不是，因為我沒時間。”
對話一開始我便問他們，他們做過的最大的一件錯事是什麽。他們三個人露出狡黠的微笑並開始給我講述這個故事：在2006年，經過多次公開聽證會、無休止地研究和辯論，市議會投票決定使聖路易斯公園成為明尼蘇達州第一個擁有免費公共無線網絡的城鎮。經過一次支持和反對相差無幾的投票，市議會選擇馬裏蘭州的阿林克公司來建設美國第一個由太陽能電池板供電、覆蓋全市範圍的無線互聯網服務。不久之後，這些無線信號發射杆就在聖路易斯公園各處豎立起來，頂部有標誌性的太陽能電池板。
之後，第一個冬天來臨了。
堆積在太陽能電池板上的冰雪沒有按計劃順利融化。整個係統崩潰了。一夜之間，它變成一個巨大的形象工程，8個月後不得不拆除。該城市最終向阿林克公司提起訴訟，索賠金額為170萬美元。這對一個小鎮來說是筆不小的開支。
在他們把所有的太陽能電池板和電線杆拆下來後的第二天，雅各布斯回憶道：“我在當地商會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一根電線杆就立在我背後的院子裏，我是這樣說的：‘女士們、先生們，安裝該係統是4票對2票表決通過的，你想知道哪個白癡投了決定性的支持票嗎？那就是我。’當時一名議會成員是個工程師，叫羅倫·帕普洛奇，他不支持這個項目，認為它行不通。在投票時，他說了一句讓我終生難忘的話：‘我們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我想讓你們這些人知道，我不支持它。我想讓你們所有人都知道，在通過這項決議之前，我都是反對的。但一旦它通過了，我就會百分之一百一十地支持它，因為我不想讓它失敗。’事後，他也沒有落井下石。”
雅各布斯繼續說道，市議會的工作就是“聚在一起開會、辯論和討論，但是以一種能夠保護和維持我們之間關係的方式來這麽做，這樣我們就能夠在下周再次聚在一起開會、辯論和討論”。他說，這種方式的關鍵就在於把事實告訴我們的社區，一旦結果已經很明顯，就“向社區承認太陽能無線網項目失敗了”。
這個事件最發人深省的一麵是皮雷斯告訴我的，他負責監督該項目所有技術層麵的工作，在係統崩潰後不久就突發了一次心髒病。皮雷斯回憶道，他們宣布係統正在被拆除的那天——就在他突發心髒病之前，“我們公開宣布之後，我去市政廳旁邊的一家咖啡店吃午飯。這家餐館叫‘秋月’。櫃台的一個人認出了我。他說：‘你是搭建無線網的那個人嗎？’”
然後那個人說了一句話讓皮雷斯十分感動。他說：“那個公司沒能使它正常運行，太遺憾了。市裏接下來要嚐試做什麽？”
沒能正常運行太遺憾了。市裏接下來要嚐試做什麽？
皮雷斯告訴我：“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這句話。如果你在努力地為他們工作並回應他們的訴求，這個社區能夠感受得到。”
這就是工作場合的信任，與今天在華盛頓發生的事情形成鮮明對比。你能夠想象今天會有任何一個國會眾議員或參議員就任何議題，對來自另一個黨派的任何一個總統說：“你的想法沒有成功，太遺憾了。我知道你的初衷是為了國家好。我們接下來應該嚐試做些什麽？”
2011年，美國納稅人不得不核銷對太陽能麵板風險投資公司索林佐價值5.35億美元的聯邦擔保。這家公司的技術失敗了。這項擔保是由奧巴馬政府做出，由此導致對共和黨連續多年的指責、調查和指控。麵對5.35億美元的損失，我們不應該若無其事地聳聳肩，但是風險投資不是平白無故帶有“風險”二字；一些項目將會失敗。這件事反映出的更重要的一點是，在今天的華盛頓特區——無論涉及什麽議題或哪個黨派——你是被推定有罪的，直到你被證明無辜。而在一個健康的社區，在證明有罪之前，你都是無辜的，而且即使證明有罪，如果他們認為你付出了善意的努力，人們也會放你一馬、從輕發落。
雅各布斯市長說道：“有的時候，機翼會從飛機上掉下來，但是人們知道你是在試圖飛往外太空，他們會接受這一事實。我們在試圖做正確的事情。這個社區不同尋常地接受了這一點。如果你總是非常害怕由於一些小的錯誤而遭到新聞媒體的嚴厲指責，我要告訴你的是，所有的進步都是斷斷續續地發生的……第一次火箭發射爆炸後，如果人們不接受這一事實，就不會有之後的空間項目。”如果你想改變民眾看待政府的方式，“你必須改變政府看待民眾的方式。如果你把他們視為必要的惡魔，他們就不會相信你——他們也會這樣看待你”。
雅各布斯補充道，政府必須做好小事，“因為它們並不是小事——停車標誌、路牙、人行道、平整公園的草坪，這些都讓人們感到他們生活在社區之中……我們這行隻有一種方法，它就是信任，如果你失去了它，你就什麽也沒有了”。
聖路易斯公園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高水平的信任，原因之一就是它對邁克爾·桑德爾所說的公民參與問題非常嚴肅認真。它把很多的民主塞進了一個很小的地方。這裏隻有47000名居民，但不僅有市議會，還有35個社區，其中30個社區有自己的協會。市長和城市經理通過這些協會為所有的重大決策建立共識和信任。
聖路易斯公園的市議會是無黨派的，盡管選民們知道每個參選議員的個人傾向。雅各布斯說：“如果你作為一個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參與競選，你會自動被設定或分配一些立場。但是對於受到我們所做決定影響的人們來說，‘我們做了什麽決定’不如‘我們如何做這些決定’重要。我們做決定的過程使人們信任我們的決定……過程非常的透明。如果我們在做出決定之前不與公眾溝通，我們就會聽到聲音，因為我們的城市裏還有30個小型市議會。”他指的是30個社區理事會。
該市每年向每個社區提供2000～3000美元的撥款，以創建自己的社區董事會，舉行野餐活動和其他活動，或是在社區劃出一片土地建花園或綠地，以此來創造包容性和整體性的精神。但是，如果社區沒有組織起來，沒有任命主席和財務主管，就無法得到撥款。
傑克·斯帕諾在2016年繼雅各布斯之後擔任市長，他說：“也有其他城市前來拜訪，想要學習並效仿這個做法。其中的關鍵在於了解你的鄰居，知道他們對社區的想法……我在堪薩斯州的勞倫斯市長大，除了我自己長大的社區，那裏任何其他社區我都不熟悉。但在聖路易斯公園，我不僅了解我的社區，而且知道所有其他的社區……我不僅知道那些社區，還認識那些社區的領導人。”
市議會每年都會舉辦一次社區論壇，每個社區的領導人都聚在一起討論一些事情，例如如何成功地舉辦家庭二手貨售賣活動、街區聚會，或建成社區花園。每個人都會講述他們的最佳實踐。皮雷斯解釋道：“這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而是20多年的演變過程。剛開始的時候就是社區居民想建社區花園而尋覓地塊，並探索各種方式來集體維護這些社區花園。從這個中心出發，逐漸演變出其他形式的合作。這些合作最終在鄰裏之間以及在社區和市議會之間形成一幅信任的織錦。”
今天聖路易斯公園市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崗位之一就是社區協調員。這是一個全職崗位，負責與所有的社區相互交流。曾經在市議會任職、20世紀90年代曾擔任城市經理的吉姆·布裏邁爾告訴我，他們非常重視這些社區協會，以至於在21世紀初州裏削減對地方政府的援助時，“我們減少了警察、消防隊員和公共工程人員的數量——但我們不會削減社區協會協調員”。
這些社區的理事會不僅對於改善一般意義上的治理至關重要，而且在聖路易斯公園入口變得越來越國際化，非白種人越來越多的背景下，他們的作用更加重要。城市經理湯姆·哈門寧補充說：
我們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以確保我們社區中每個看似不同的人都有發言權。市政府和警察局的員工95%都是白人。我們做工作時是從白人中產階級的角度來思考。我們並沒有反映出我們所代表的社區，但我們正在努力代表這個社區……我不知道因為夜班工作而讓一個12歲的孩子照顧一個6歲的孩子是什麽感受。我們有很好的初衷，但動作很笨拙，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什麽”。我對於我該如何提問感到不安……但我們正在努力。現在夏天每星期有一個晚上索馬裏的女性可以到娛樂中心遊泳，因為當天泳池裏沒有男性。我們對東正教猶太婦女也同樣予以特殊對待，讓她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享受社區的設施。
在我離開市政廳之前，哈門寧希望我理解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聖路易斯公園不是一個郊區。”他說，“這是一個社區。”
我與邁克爾·桑德爾分享了其中的一些故事，他評論道，這正是19世紀30年代托克維爾作為舊大陸的訪客如此推崇美國的原因。桑德爾說道：“作為美國民主最敏銳的觀察家之一，托克維爾注意到參與地方政府可以培養公民民主所需要的‘心靈的習慣’。托克維爾寫道，新英格蘭地區的鄉鎮使公民能夠‘在他們力所能及的小空間內實踐治理的藝術’。隨著這個空間的不斷擴大，他們的能力也不斷提高。在地方協會和社區理事會中習得的公民習慣和技能，使他們具備在州一級和國家層麵實行自治的能力。雖然托克維爾沒有到訪聖路易斯公園，但他一定會認識到公民美德使明尼蘇達州的政治家們能夠在國家層麵取得顯赫政績。”
聖索馬裏公園
2015年8月，我在市政廳采訪的時候，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的學生會正在隔壁的房間開會。我問道，這裏的學校是否還保持著它們的標準，社區是否仍然為他們提供資金，資金水平是否仍然維持在學校所需要的水平上。
雅各布斯說：“在過去的25年裏，我們已經將房產稅提高了7～8倍來改善公立學校，它們通常是70對30通過的，70%支持，30%反對。盡管這裏隻有13%～15%的家庭還有孩子在12年製的公立學校上學。學校和城市之間一直保持著某種聯係。如果學校不好，那麽街道打掃得再幹淨也沒有用。如果道路失修，房屋破舊，政府運轉失常，那麽生活質量會受到影響——學校也會如此。”
第二天，我去聖路易斯公園中學見了該地區學校事務主管羅布·梅茨。他在聖路易斯公園工作了19年，先後擔任過小學校長、中學校長和地區學校事務主管。聖路易斯公園在三代人的時間裏湧入了瑞典人、猶太人、拉美人、非洲裔美國人，還有索馬裏人。我問他，這裏如何能夠長期保持進步主義的傾向？他的觀點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聖路易斯公園吸收和接納了突然湧來的猶太移民。猶太人特別重視教育，這種經曆也永久地改變了聖路易斯公園。現在新移民潮由來自索馬裏和埃塞俄比亞的非洲人、拉美人和非洲裔美國人組成，但他們已適應社區內在的包容性習俗。
梅茨說道：“每一波開放和接納的浪潮是不一樣的，有種族的，有宗教的，還有性取向問題，但無論是什麽浪潮，接納的動力一直都在。學校的學區和城市都會表示，歡迎成為我們的一員，從來沒有一丁點拒之門外的意思。周邊的地區就沒有這種歡迎的態度。把這個地方凝聚在一起的是它開放的價值觀……如果你開始築牆並把人們排斥在外，這種行為也會反噬你。”
梅茨補充道，由於這種包容性的動力，“我們的教學成功率與20世紀60年代非常接近，而這種成功是由完全不同的一群孩子成就的”。事實上，《華盛頓郵報》公布的2015年美國最具挑戰性的中學名單中，聖路易斯公園中學在明尼蘇達州排名第六。
前城市經理布裏邁爾補充道，學生群體的多樣性“現在令人難以置信，但支持教育的能量沒有變”。聖路易斯公園的學校現在說著約40種語言，“但學生的成績仍然高於平均水平，要讓如此多樣化的學生群體取得這樣的成績並不容易”。
然後他又補充了非常重要的一點，揭示了這種文化是如何在20世紀50年代融入這裏，並在一代一代領導人中傳承下去。布裏邁爾解釋道，學區與城市的地理範圍是重疊的，所以他們在每件事上都開展合作，從來不在同一年發行債券。他說道：“我接任城市經理時，學校事務主管給我打電話說：‘我們這裏是這麽做的，我們就社區教育的所有問題開展合作。如果學校發債，那麽城市就不能在同一年為基礎設施發債，反之亦然。’新的學校事務主管上任後，我會請他來坐坐並告訴他：‘在我們這裏是這麽做的……’我離職後，他會打電話給我的繼承者說：‘在我們這裏是這麽做的……’”
他補充道，在聖路易斯公園，人們競選市議會議員時從來不會主張削減學校樂隊或藝術課程支出，從不會為了避免增稅而削減學校開支，“我們會對選民說，這是我們的徽章，是一個常勝的徽章，所以我們要把它維持下去。我們都是其中的一份子”。當然，它也得益於明尼阿波利斯一直以來強勁的經濟基礎。
這種態度為學校的教育負責人留下很多空間和餘地。聖路易斯公園中學助理校長凱瑞·施維特林補充道：“人們期待我們承擔風險並進行創新，而且如果失敗了，我們也將調整思路並重新開始，相互指責不是這裏文化的一部分。你的背後有整個社區的支持。我們設立了全州第一批西班牙語教育項目。社區期望你敢為天下先，而且不要等著看其他人做什麽。那就不是聖路易斯公園了。我們也會犯錯，但社區期待我們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像市政府官員一樣，梅茨和中學校長斯科特·梅耶斯相信超級代表製度。聖路易斯公園中學有一個主要由白人組成的學生會，但同時還有一個由黑人組成的領導小組、一個女性領導小組、一個拉美領導小組、一個非洲和中東地區領導小組。梅耶斯說道：“這些團體每隔一個星期舉行一次會議，討論他們對學校的責任。他們選出組長，如果有人感覺受到委屈就會來找我。”在密蘇裏州弗格森爆發警察槍殺黑人少年事件後，學生們組織了一場罷課並組建了一個反對種族歧視的學生組織，英文簡稱soar（飛翔）。梅耶斯說道：“如果孩子們有發言權，再加上老師的指導，就會產生很大的不同，他們會感到這是自己的學校。”
梅茨說道，他擔任聖路易斯公園中學校長的時候，和“很多高年級學生談過話。他們離開校園時，幾乎所有人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與更多的孩子混在一起。他們感到，在這所學校遇到了這麽多不同種族和信仰的人，而在其他地方可能不會再有這種經曆。他們到了離開的時候似乎就明白了這一點。他們會說，‘我本應該主動接觸更多的人’”。每年從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畢業的高年級學生都會給剛入學的新生留一張紙條。梅耶斯說道：“紙條總是關於同一個主題：走出去，和你的同學聊聊。我要是早點這麽幹就好了。”
一天下午，梅茨和梅耶斯將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的學生領袖召集在一起和我對話。1971年我畢業時班上隻有一個非洲裔美國同學，而今天各種膚色的麵龐和繽紛的頭巾幾乎令我頭暈目眩。就算是貝納通色彩聯合國的廣告也比不上我眼前這群學生。然而，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他們坦誠地在彼此麵前談論他們的學校、他們的分歧，談論他們所知道的這個非常不尋常的地方。我盡可能快地將他們說的記錄下來。
非洲裔美國女學生：“我是同性戀。在一次科學課上老師邀請我談一談我的性取向。同學們對這一點很尊重，讓我深受感動……我為能在聖路易斯公園中學讀書而感到自豪。”索馬裏女學生：“我來自索馬裏。這裏仍然有一些小圈子。我沒有發現關係緊張的情況，但是餐廳有明顯的分區。有的桌子坐滿了索馬裏學生，其他桌子則坐滿了高加索學生，有的群體不與其他人互動。即使不經常與人互動，但我仍然可以很舒服地與任何人說話。”白人女學生：“學生多樣性最小的班級是那些高階班級。學生間的成績相差很大，還需要繼續努力。如果我們談論社會，會有立場分歧，但這些分歧和種族沒有太大關聯，影響更大的是你和誰在一個班級。我們全都好像是一起長大。
我從二年級就認識她了（指著一個非洲女孩）。她來自埃塞俄比亞，我們一起長大。我們不會因為外界的觀點就改變我們的價值觀。我感覺情況有所改進，我們在一起努力，一起進步。”白人女孩：“在這樣多樣化、有很多俱樂部和學生團體的學校裏，與周圍的人談論社會正義問題，讓你真正地意識到‘白人特權’的存在。我為一個12歲的女孩當保姆，當她的朋友聽說我在聖路易斯公園中學上學時，她說道：‘哦，那邊很嚇人。’我說：‘不，那裏不是明尼通卡’——明尼通卡是附近一個主要是白人的城鎮——‘我很感激我在這個地區長大。’”拉丁裔女孩：“我在內華達州長大，後來來到明尼蘇達州。在內華達，我和許多拉丁裔人一起長大。來到聖路易斯公園，我感到這裏的氣氛完全不同，起初我覺得害怕並且很努力地融入當地。我還是一名1年級新生時，這裏幾乎沒有拉美裔人。但是幾周過後，你就感到這裏每個人都相互熟悉了。這裏真的非常不同，一種很好的不同。真的非常多樣化。”
這就是多元主義文化正在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聲音，通過一次一次的遭遇，克服困難來建立。隨著美國逐漸成為少數族裔人口占人口多數的國家，這也是我們一起生活、共同繁榮的唯一模式。但是對所有人來說，每天都是學習過程。20世紀60年代我上學的時候，聖路易斯公園中學全是白人。時任中學校長的萊斯·博克評論道：“1985年我們有5個黑人學生，而現在40%的學生都是有色人種。這是一個困難的過渡期。曾經有個非白人的家長找我，並指責我說，他們的孩子成績不好，是我們的種族主義所致。現在輕鬆多了，現在沒有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就是包容。”
再重複一遍，這所有的一切都是關於追逐、掌握、失去和重建那個難以捉摸的、叫作信任的東西。博克補充道：“幾乎所有的投訴都是通過電子郵件收到的，但我從來不用電子郵件回複。我總是會打電話，然後麵對麵地談一談，把我的手機號碼給他們。他們的父母對此也非常震驚，因為他們也非常希望和一個人說話，但這幾乎從未發生過。我給他們回電話時，他們幾乎總是大吃一驚。在他們信任我之前，我先將信任傳遞給了他們。”
馴鹿咖啡館
我坐在聖路易斯公園馴鹿咖啡館，對麵坐著蒙著麵紗的薩加爾·阿布迪拉赫曼，她是一個18歲的索馬裏女孩，2015年從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畢業。我問她是否參加過猶太人的成人禮。
她毫不遲疑地答道：“我參加過一個猶太女孩的成人禮儀式。老實說，我認為這很有趣，我喜歡那種舞蹈。”
歡迎來到聖路易斯公園。薩加爾的姐姐紮姆紮姆今天21歲，也畢業於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現在正在明尼蘇達大學學習生物學，而薩加爾現在是奧格斯堡學院的大一新生。10多年前，她們的母親搬到這裏並且找到一份為保險公司開車的工作，她們姐妹倆幾乎念完了聖路易斯的整個公立教育體係。兩個女孩都獲得了聖路易斯公園扶輪社和佩奇教育基金會提供的大學獎學金。佩奇教育基金會是以後來擔任州最高法院法官的前明尼蘇達維京橄欖球隊的隊員艾倫·佩奇命名的。
我問薩加爾在聖路易斯公園的公立教育體係中長大，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麽。她說：“這裏所有的機會都很清楚。如果你想做一些事情，那麽你就可以去做。你隻需要提出來就行。”
兩個女孩都參加了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的畢業舞會。和她姐姐一樣，她也在南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清真寺祈禱。薩加爾說道：
我最好的朋友的父親是一名牧師，他們非常熱情。我從上二年級時就認識她了，她幫助我學習英語。我去過他在埃迪納的教堂。我想讓我的孩子在聖路易斯公園長大。這個城市很熱情，在這裏長大不會感到不舒服。我想它也是安全的，你可以在這裏玩得很愉快。學校也很棒。總的來說，這是個非常好的社區。我感覺埃迪納的白人有點多。我在那裏不會感覺太舒服，會被不一樣地看待，這會很尷尬。我會需要以某種方式來說明我自己，而在聖路易斯公園我不需要這樣做。
紮姆紮姆補充道：“我非常喜歡聖路易斯公園。我媽媽曾想過要搬到明尼阿波利斯。我說：‘這絕對不行。’我十分喜歡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安靜的社區。它給人一種很包容的感覺。我們認識每一個人。明尼阿波利斯對我來說太‘城市’了。”
我問道，在這裏能找到清真食物嗎？
紮姆紮姆說，有些餐館供應清真食物，“如果著急的話，我們就吃點猶太食物”。
我問道，你們麵臨很多歧視嗎？
薩加爾說，小的時候有一些：
當時這裏還沒有很多索馬裏人，但人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熱情的。普通的有色人種、白人、猶太人和索馬裏人之間有一點點的分化。我們是非洲人，不是非洲裔美國人……這很複雜，有些人你可以處得來。但在英語或曆史課上，你必須參與一些話題的討論，而這些話題可能令你感到不舒服，有時人們有他們自己的觀點。我們都是以文明的行為方式去學校上學，但時不時也會有衝突。
卡倫·阿特金森把這兩姐妹介紹給我。阿特金森經營著“兒童第一”組織，該組織由聖路易斯公園的幾位商人創設，旨在呼籲全社區培養健康的孩子。每次回到聖路易斯公園，我都會發現社區裏的一些人創辦了一個全新組織，幫助社區中那些不幸的人。這就是社區的意義。
“兒童第一”設立於1992年。當時的學校事務主管卡爾·霍爾姆斯特羅姆對聖路易斯公園的扶輪社發表講話，講述社區的青年人及其家庭所麵臨的挑戰。兩位年長的企業家——擁有庫利泔水處理公司的80歲的韋恩·帕卡德，以及擁有布勞恩女裝店的70歲的吉爾·布勞恩——拿出了第一筆資金，設立了這個商界、市政府、宗教團體、醫療團體和教育團體的合夥組織，以支持聖路易斯公園的青年。他們與搜索研究所合作，使用“青少年40項發展資產”記分卡，逐條詳細記錄能夠幫助年輕人茁壯成長的關係、經驗、技能和目標。記分卡包括以下項目：“提供關愛和支持的家庭生活……受到三個以上父母親之外的成年人支持……關愛的鄰居……關愛、鼓勵的學校環境……家長積極參與幫助孩子在學校有所成就……在社區中賦予年輕人更有益的角色……年輕人每周在社區服務1小時或更長時間。”
那些擁有多項資產的年輕人在學校表現更好，誌願為社區提供服務，擁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們也不太可能參與危險行為。那些資產較少的年輕人往往會學習落後或陷入麻煩。該倡議致力於提高所有青少年的資產分值。
阿特金森解釋道：“‘兒童第一’的名字有點名不副實，因為它實質上是要改變成年人的行為。這項倡議要求個人和社會組織以這40項資產為指南，釋放出社區支持年輕人的潛力。已有超過250名誌願者接受了培訓，包括鄰居、牧師、銀行櫃員和消防隊員。每個人都製定了自己獨特的與孩子們建立聯係的方式。”例如，學區和尼克萊特健康服務機構合作建立了孩子免費的診所，還有一對老年夫婦邀請附近的孩子們來他們的車庫外麵打籃球！
今天聖路易斯公園的貧困人口比過去多得多，非洲移民的貧困狀況尤其明顯，有一些孩子買不起文具。但一些社會組織伸出了援助之手。學校事務主管梅茨解釋道，每年一些年長的聖路易斯公園居民都會在開學之前聚在一起裝文具，2015年一共裝了450袋文具。他們在當地的聖喬治教堂將這些文具分發給有需要的孩子。該計劃是由一名退休教師和她的丈夫發起的，她的丈夫是一名退休的校長。這是當地非營利組織聖路易斯公園緊急計劃（英文簡稱為step）的一部分。該計劃成立於1975年，旨在幫助當地需要食物、衣物或需要代言的居民。
正是這些小事情在新移民和老居民之間創造了信任——那種當你麵臨危機、最需要它時可以依靠的信任。2013年，聖路易斯公園的彼得霍巴特小學學生進行田野考察時遭遇了山體滑坡，兩名聖路易斯公園的學生當場被泥石流掩埋。他們都是索馬裏後裔。2014年3月22日，學校為這兩個男孩舉行了悼念儀式。當地電視台報道了這起事故：“本周四，在悲劇發生一周年之日，學校為這兩名在田野考察時遭遇山體滑坡不幸遇難的小學生舉辦了悼念儀式……學校的學生和工作人員身著代表校區顏色的橙色和黑色服裝，在學校大樓前圍成圓圈。校區總負責人羅布·梅茨請求大家默哀片刻，之後兩個男孩（10歲的穆罕默德·福法納和9歲的海瑟姆·薩尼）的家人放飛了一些白色氣球。由於事故發生在斜坡下一處人們經常前去尋找化石的區域，男孩家屬接受了聖保羅市和學區提供的和解金，其中的一部分錢用於在東非建造一所學校和一所孤兒院。”
一小步一小步的創新
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吉迪·格林斯坦的論斷在聖路易斯公園得到證實，即今天社會創新正在全美國的地方層麵發生。不需要發明什麽新的東西，隻需要將現有的規模擴大，就像我的同事大衛·布魯克斯在《紐約時報》2016年6月21日的專欄裏評論的那樣：“這個國家的社會組織結構正在被撕裂，但各地似乎都有人挺身而出，修複他們所在的那一小塊地方。他們進入空洞之地，創造社區，建立起緊密的人際關係，改變了每個人的生活。”
聖路易斯公園社區的人們對他們的公立學校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們創造了一個為教師提供補助的基金會來支持一些特殊項目。我的英語老師米裏亞姆·卡戈爾2002年從聖路易斯公園中學退休，現在她甚至都不住在聖路易斯公園，而是住在附近的郊區，但她仍然誌願為聖路易斯公立學校基金會工作。卡戈爾對我說道：“我問自己為什麽？每年我們為聖路易斯公園的公立學校籌集4萬～5萬美元。這些人與他們的學校和社區的聯係太緊了。如今我70歲了，一些與我年齡相仿的退休教師十分慷慨地為學校基金會捐款，因為學校的養老金體係對他們不薄。”
就算是聖路易斯公園，也不能在一夜之間把索馬裏戰爭的難民、來自內華達州的拉美人或來自明尼阿波利斯內城的非洲裔美國人融合進來，因為文化和宗教差距實在太大。仍然有很多人過著平行的、與他人沒有交集的生活。但是我看到了很多將希望付諸實踐的努力正在發生作用，很多社會企業家試圖填補單個家庭和聯邦政府之間的空白。我想活得再長一些，20年後再回到這裏看故事如何結尾。很大程度上，這將取決於整個明尼蘇達地區的經濟健康程度，以及它能否維持覆蓋廣泛並且能夠吸收新移民的中產階級。我用專業的攝影師傑夫·利斯的話來結束這個部分，利斯1968年畢業於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目前仍然住在這裏。
在我從小長大的時候，這裏有龐大的中產階級，我們都坐在一張桌子上吃午餐，社會經濟方麵的差異似乎影響沒有那麽大。我的兩個女兒現在上了中學。她們說，即使學生群體如此多樣化，學校依舊運行得很好，就和我們當時一樣。周圍其他社區不像我們的社區一樣開放，但我們的社區從來沒有拋棄這些價值觀。不知不覺地，它們就傳遞到了下一代。我從來不會告訴我的女兒們要這樣做或那樣做。每個人都有權去追求他們的目標和夢想，這一點在這裏是公開的社會規範。我不知道這是否是聖路易斯公園的獨特之處，但是在這裏，它的確無處不在。有一天，我在霍普金斯觀看我女兒的足球比賽，聽她與隊友相互交談，其中有很多索馬裏孩子。我想，我們這裏有這麽好的東西，而且它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改變。
伊塔斯加項目
聖路易斯公園不是在真空中與世隔絕。這裏的許多人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作，雙城地區的經濟狀況對他們很重要。不斷擴大的經濟餡餅雖然不足以產生更加包容的社會，但它肯定對此有幫助。所以，在我結束本章之前，一定要說一說雙城地區最具創新性、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重要的社區和經濟建設項目。它叫作“伊塔斯加項目”——是由地方商業領袖、財富500強公司高管、教育家、地方官員和慈善家組建的鬆散聯盟，旨在使社區發展重歸正軌。該項目成立於2003年，當時正是明尼蘇達州政治的困難時期（就在前摔跤手傑西·文圖拉1999年到2003年的州長任期結束之後）。
健康合夥公司的主席瑪麗·布雷納德解釋道，州內的合作精神已經“衰敗”。她在2003年至2008年擔任伊塔斯加項目的主席。就政治毒性而言，明尼蘇達州開始模仿華盛頓，偏離了當地土生土長的政治文化。布雷納德回憶道：“兩黨不能解決需要他們解決的問題。每個人都隻關注短期——未來的兩年和下一次選舉。這種環境下，我們沒法繁榮發展。我們需要以證據為基礎的決策。”
伊塔斯加項目的第一個目標是推動當地經濟的增長。而近期，它也開始尋求減少該地區的種族分化。本質上，伊塔斯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美國精英在其最佳狀態下曾經在當地和全國範圍內經常做的事情：把政治家的腳放在火上烤，要求他們在重大議題上做出妥協，例如基礎設施、教育、交通和投資，然後自己也承擔相應的責任，向更多的少數族群開放工作機會。隨著越來越多的非洲裔美國人、老撾赫蒙族人和索馬裏人在過去20年移居到明尼蘇達州，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在經濟上，該州曾經被輕易忽視的種族差異不能再繼續被忽視。伊塔斯加不是政黨組織，但如果它是，它將會是大自然黨——不帶黨派傾向，敏捷，不循規蹈矩，混雜，適應性強，並專注於采用最佳實踐。
該項目以明尼蘇達北部的湖泊和州立公園伊塔斯加而得名。過去，明尼蘇達州的進步主義精英常常在夏天一起來到這裏度假：皮爾斯伯裏、代頓、嘉吉、麥克奈特是其中一些核心家族。他們是一群不尋常的帶有公民意識的貴族，在行動上也以身作則，通過授權其公司慷慨捐贈來改善社區生活。我以前隻是模糊地知道伊塔斯加，直到2015年12月28日《紐約時報》對它進行了報道，標題是《雙城的地方領袖在幕後發揮影響》。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在明尼阿波利斯最高的摩天大樓38層，有一個不起眼的會議室。在這座大樓幾個街區之外，有一座磚塊砌成的俱樂部，當地的精英成員已經在那個俱樂部裏聚會了超過一個多世紀。
這兩座建築物毫無相似之處，但如果把東方式的地毯和深色木頭換成花崗岩桌子和艾龍風格的椅子，它們的功能基本是一樣的。
每個星期五上午，管理著當地一些最大的公司、慈善機構和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及其周邊地區其他機構的14名高管會聚在這裏用早餐，並悄悄影響該地區的經濟議程。
他們就是所謂的“伊塔斯加項目工作組”。這個項目由約60名地方領袖發起，是一個私人倡議，旨在促進雙城地區經濟進一步增長和發展。他們還著手處理一些其他地方的高管們避讓不及的棘手問題，例如經濟差距和種族歧視。
你可以把它看作建製派的2.0升級版：相比幾乎全是白人和男性的舊時代企業，它更多元化，並且同樣的強大，而且需要時它可以發揮無形的作用……
伊塔斯加的影響力是實實在在的。正當全國的政治——包括許多州的政治——看似按照黨派路線分裂得無可救藥時，它的共識導向法提供了另一種可供借鑒的模式。
每周例行早餐會的參加人員名單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和聖保羅的市長，以及當地的議員、學校主管和大學領導。
2008年一項提高汽油稅以重建道路和公共交通係統的提案被時任共和黨州長蒂姆·普蘭蒂否決，伊塔斯加的商業領袖說服了足夠多的共和黨議員跨越黨派界限，推翻了州長的否決。
最近，來自伊塔斯加的壓力，幫助該州學院和大學係統贏得了更多的資金支持。伊塔斯加還帶頭創建了一個新的區域機構，以吸引想要搬遷或擴張的公司，並鼓勵塔吉特百貨和埃克西爾能源公司的采購主管從本地購買更多的商品和服務。
報道指出：“伊塔斯加開展的工作是雙城地區經濟強勁的原因之一。大雙城地區的失業率僅為2.9%，遠低於全國5%的平均水平。與此同時，在創造高收入工作和以知識和技能為基礎的工作方麵，明尼蘇達州在全國也遙遙領先，這些工作為今天的人們提供了成為中產階級的機會。”報道還指出，大多數的大城市和城鎮都有商會和經濟發展辦公室，但是據參與者們說：
伊塔斯加的獨特之處在於其采用了麥肯錫式的分析方法並基於詳實的數據，而且願意拋棄過去那種招致大量遊說的套路。
伊塔斯加項目現任主席大衛·摩頓森表示：“我們不隻是要求降低稅收和減少監管。作為一群商業領袖，如果我們要著手處理教育或收入不平等問題，那麽就需要承受一些暫時的痛苦。”
摩頓森先生說這與大多數其他城市的情況不同。他今年早些時候接管了由他的祖父創辦的全國性建築公司m.a.摩頓森。
摩頓森先生2012年才回到明尼阿波利斯，之前他在西雅圖住了9年。他說道：“大多數大型科技公司都認為西雅圖是一個地理位置很方便的地方，可以安置它們的一些工人，但它們不會介入當地社區，除非它影響到了它們的業務……技術公司的領導者們是很樂善好施的，但他們把慈善和他們的業務分開。”
報道的結尾引用了詹姆斯·坎貝爾的一段對話。坎貝爾是當地的一位銀行家，2002年退休之前在諾威斯特銀行和富國銀行擔任高管。《時代》周刊問他，伊塔斯加可能在其他地方複製嗎？“我的回答是也許可以，但這裏的獨特之處是人們願意相互信任”。
為了理解這個團隊是如何工作的，我找到其中的一名創始人，蒂姆·威爾士。他是麥肯錫公司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高級合夥人。他回憶起2003年9月12日伊塔斯加小組的第一次會議：
我們大約有25位或30位高管在場。州長普蘭蒂來了，我們花了1個多小時做自我介紹，每個人對這個社區都抱有很高的熱情，因為這裏有我們想要保護和留存下來的精神。我們都知道這是一種怎樣的精神，但無法確切地說出它的內涵。我們都感覺自己將為此傾盡全力，並承擔著維護共同利益的責任……為了開啟這一努力，我們啟動了第一個特別工作組，專注於讓明尼蘇達大學與商業社區聯係得更加緊密。
最近幾年，伊塔斯加將其重心放在當地的不平等問題上。2012年，不平等狀況特別工作組發現，在明尼蘇達州，有學士學位的非洲裔美國人的失業率為9%，而有學士學位的白人失業率僅為3%。在“有色人種差距”方麵——處於16歲至64歲工作年齡段的白人和黑人就業率的差距——明尼阿波利斯的排名僅好於墊底的底特律——這並不光榮。2015年，公共教育重建中心研究發現，明尼阿波利斯四年製中學黑人和拉美裔學生的畢業率是全國最低的。研究預測，到2018年明尼蘇達州將有數十萬勞動力缺口，大多數工作需要接受過一些高等教育的人。因此，商業界不能再忽視這些差距。
伊塔斯加成員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支持桑德拉·薩繆爾斯。薩繆爾斯是北部成就區（naz）的領導人，北部成就區是由43個組織和學校組成的合作組織，其宗旨是縮小學生課業成績的差距。北部成就區成立於2008年，地點設在明尼阿波利斯。它以教育家傑弗裏·加納達在紐約哈林區創建的哈林兒童區為藍本，利用完整的家庭輔導和家庭教師的網絡，輔以入學指導以及全方位、個性化的青少年幹預措施，讓1100個家庭的2300名兒童保持在從幼兒園通往大學的教育道路上。北明尼阿波利斯被認定為一個種族意義上的集中貧困區，這裏超過50%的居民是有色人種，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學生長期表現不佳。《星論壇報》2016年一篇頭版報道將之稱為“戰區”。薩繆爾斯稱，如果明尼阿波利斯的非洲裔美國學生四年製中學畢業率僅為52%，那麽你就無法建設健康的社區。
薩繆爾斯在2016年6月21日《星論壇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釋道：“從一開始，我們就認識到‘兩代人’方法的重要性。”
我們同時與父母和他們的孩子開展合作，以求取得持久的進展。支持整個家庭取得成功至關重要，因為如果父母能夠為孩子營造穩定的家庭，孩子就能夠專注於學習。
我們還認識到，不能隻靠學校，所以我們圍繞學生組建了一個團隊，提供各種支持，包括額外的入學機會、家長教育、幼教服務、行為健康谘詢、住房和就業支持。在與我們合作的學校中，北部成就區的學生獲得了最多的支持，他們在閱讀方麵的表現明顯優於同齡學生。
薩繆爾斯不是在明尼蘇達州長大的，她於1989年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在福特汽車公司的銷售部門工作。在創建北部成就區之前，她在聖路易斯公園住過幾年。也許是因為在新澤西州出生和長大，她直言不諱地譴責明尼蘇達州存在多年的、靜悄悄的種族主義；但也會不吝稱讚諸如伊塔斯加等組織中的明尼蘇達州誌願者，讚揚他們現在真誠地在解決問題。
一個早晨，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薩繆爾斯一邊喝著咖啡一邊對我說道：“我在新澤西州長大，十幾歲的時候就對種族正義問題著迷了。我的父母親來自實施《吉姆·克勞法》[12]的南方地區。他們是奴隸和佃農的後裔。他們從南方移民到北方，和外國移民前來美國的原因一樣——去尋找南方沒有的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機會。”她的父親加入港口工人工會，並從低收入階層邁入中產階級，然後把他們家從新澤西的紐瓦克市搬到斯科奇普萊恩斯市，這就相當於從北明尼阿波利斯搬到聖路易斯公園。多虧了1968年通過的《公平住房法》。薩繆爾斯回憶道，小的時候每當她抒發支持反對種族不公正鬥爭的感慨時，“我父親就對我說：‘桑迪，如果你發現哪個國家比這個國家更好，你告訴我，我們一起去那裏生活……’這句話總是讓我無言以對”。
說到明尼阿波利斯，她說：“我們的這個社區存在著一些嚴重的不平等——‘明尼蘇達式的友善’掩蓋了許多種族主義的現象。雖然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不平等的故事，可以告訴你明尼阿波利斯存在結構性的種族主義——曆史上和現在都存在，但是我還可以告訴你，今天我們有商業界，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商業社區。今天，人們會挺身而出說道：‘這不能在我們眼皮底下發生……’現在就開始行動，與伊塔斯加成員和其他商業領袖合作。我們在相互支持。這就是我們國家已經失去的或從來沒有真正擁有的東西。我們都有一個願景，我們不會這樣下去，並且我們不會讓我們的孩子這樣下去。”
北部成就區得益於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的支持。它得到了奧巴馬政府的一筆為期5年、總金額2800萬美元的“希望社區實施計劃”撥款；塔吉特百貨公司和通用煉油廠各自承諾連續三年每年捐贈300萬美元，以確保北部成就區繼續擁有所有必要的資源。
雖然伊塔斯加等團體的財政支持與合作令薩繆爾斯倍受鼓舞，但她知道明尼阿波利斯的北部要想發生徹底的改革，就不能忽視仍然需要修複的、係統性存在的種族主義現象。她也知道，除非該地區的大部分非洲裔美國家庭能夠將他們的未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否則這種修複也隻是小修小補，治標不治本。一則好消息就是，在北部成就區的家庭中，許多事正在悄然發生。她認為：
讓我感到最有希望的是，這個社區的非洲裔美國人開始有了主人翁意識，他們意識到沒有人會來救我們。合作夥伴至關重要，但我們必須拯救自己，我們必須自己改變我們的社區。我看到許多家庭紛紛製訂了他們的成就計劃，並努力地執行這些計劃，他們出現在孩子們的學校，報名參加家長教育班。有一些父親對我說：“我不知道該給我的孩子讀些什麽書？”在個人層麵，我看到人們真正地致力於改變。人們問道：“在這個改變的進程中，我如何幫助同一個街區的鄰居？”每個人都必須盡自己的一份力，但我看到北明尼阿波利斯的家庭說：“這要靠我們自己。”……在正確的支持下，我們可以創造這樣一種文化，讓人們相信他們應該會取得成功。
就其本身而言，伊塔斯加認識到，其成員要做的事不僅僅是開支票，他們還需要做出個人層麵的承諾，承擔推動改變的責任。為了做到這一點，伊塔斯加設立了一個為期1年的領導力研討班，旨在增加公司員工的多樣性。當地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被要求檢視他們自己的偏見（這一群體主要是白人，但也包括少數其他種族的成員），並遷移他們的機構，以促進區域發展並努力減少就業不平等狀況。該項目是由梅考·杭和美國施萊文特金融公司首席執行官布拉德·休伊特共同領導的。如果你和43歲的梅考·杭交談10分鍾，你就會明白，明尼蘇達在多樣性領域取得了多大的進步，以及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梅考·杭是來自老撾的赫蒙族難民，她與她的家人1976年來到美國，當時她是1年級學生。1978年她搬到聖保羅，一直在聖保羅的公立學校上學——現在這裏已經有31%的亞洲裔美國人（主要是東南亞移民），後來獲得布朗大學的學士學位、漢弗萊公共事務學院的社會政策和分配正義專業的碩士學位，以及哈姆林大學公共管理博士學位。目前，她在業餘時間擔任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董事會主席。她白天的大部分時間是作為阿姆赫斯特·懷爾德基金會的總裁。這個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致力於改善大聖保羅地區及其周邊居民的生活。
一天下午，梅考·杭在她聖保羅的辦公室接受了我的采訪。她說：“三年前，我被邀請與伊塔斯加合作以減少社會經濟不平等狀況。”伊塔斯加所收集的數據反映出的並不是“明尼蘇達式的友善”：明尼蘇達州勞動力市場趨緊，但擁有學士學位的有色人種學生“無法被雇傭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我們對雇傭有偏見，而這不應該在這樣緊張的勞動力市場上發生。這裏存在就業的障礙”。
於是伊塔斯加和梅考·杭成立了首席執行官論壇，幫助企業領導深入和誠實地看待自己和他們的招聘崗位。有太多的首席執行官申請加入以至於論壇成員超出預先確定的人數。論壇已經連續舉辦了兩年。梅考·杭說道：“他們會對我說：‘我關心多樣性，但我不知道該怎麽做。’”每個首席執行官都被問到了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我自己意識到了多樣性嗎？”“我的個人轉變會是什麽樣的？”“我要實施怎樣的商業計劃來改變我的組織實踐？”梅考·杭補充道：“我們幫助他們舉起一麵鏡子。”
這群首席執行官們開始分享他們的生活故事。杭，也分享了她的故事：
雖然我看起來和其他首席執行官一樣，但我來自一個非常不同的文化，我下班後會回到一個宗族本位的社區，這裏的人們經曆過流離失所、創傷和戰爭。作為赫蒙族女人，我在那個環境下沒有很多的權利。我回家的時候，我感覺到一種社交層麵的無力和沒有地位。所以，如果一個從來沒有這種經曆的人通過我的眼睛看到這個世界，能讓我們建立信任，去看看什麽是相似的，什麽是非常不同的：“你和我在這方麵相似，在那方麵又不同。”如果我與他人建立了某種聯係，就很難再去指責他人——這是信任建設的一部分。
瑪麗·布雷納德說，伊塔斯加的多元化培訓計劃對她的醫療保健公司的招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她的公司現在開始願意問自己一些基本問題：“黑人婦女是否像白人婦女一樣定期接受乳腺x線檢查？非洲裔美國男士是否和白人男性一樣定期接受結腸檢查？”現在，我們在全州範圍內對此進行比對檢查。
總部設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財富500強保險公司施萊文特金融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布拉德·休伊特目前是伊塔斯加的副主席。他接受了培訓並總結道：“這深刻地改變了我。我發現我們所有人都有下意識的偏見。現在，我們試圖讓其他100名首席執行官都經曆這一過程。”
施萊文特金融公司是從路德教徒互助會和路德教兄弟會保險合作社發展而來的，成立於1899年。當時一次工廠爆炸事件導致許多家庭失去了頂梁柱並因此陷入貧困。因此該公司會為一些德國和挪威的移民提供服務。休伊特說道：“我們一直以來都做得很好，通過合作社為路德教徒，即那些來自瑞典、挪威、德國和芬蘭的移民提供服務。”這些社區離索馬裏很遠。伊塔斯加的多樣性倡議“迫使你認識你之前看不見的、下意識的偏見和特權，如果你想真正地對他人更加熱情好客，你就必須在這些問題上係統地下一些功夫。我們公司的文化曾經很強勢。每年我們都會舉辦一場盛大的、以路德魚為主菜的聖誕聚會。路德魚是一種幹的白魚，是斯堪的納維亞、明尼蘇達州的最愛。這是自然而然的。我們有大約3000名員工，其中不到1%是有色人種。但是，我們在過去的18個月已經把有色人種的員工數量翻了一番”。
如果你是吃路德魚長大的，並且它是聖誕聚會上的主菜，那麽引進一些清真食物或其他族群的美食對你來說就是一種調劑。休伊特說：“這就像學習另一種語言，你不會一次就能弄明白，但不要讓它阻止你去這麽做……學習語言時，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準備好被嘲笑——我們正在學習一門新的語言。當我試圖促進多樣性時，我已經能夠從容應對別人的嘲笑了。”
但是，就像在美國其他地方一樣，今天在明尼蘇達州擁抱多樣性，不僅僅是克服對非洲裔美國人的隱形偏見，它還涉及融合差異非常大的文化和民族，如索馬裏人和赫蒙族人。在我的研究中，我沒有遇到任何人希望索馬裏人或赫蒙族人放棄他們的文化身份變成“明尼蘇達州人”，就好像挪威人或猶太人不會放棄他們的文化身份一樣。但在明尼蘇達州，有一種對歐洲盛行的全球多元文化主義強烈的厭惡情緒，我對此也深有同感。歐洲任由每個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自行其是，直到有一天你醒來，發現大熔爐已經被摧毀，並不存在真正的共同體。明尼蘇達的方式是，每個人都應該保持他們的習俗，但有一些基礎的價值觀是不可動搖的，比如關於你如何看待婦女，如何看待法治，以及如何看待其他信仰、公共機構和社區空間，這些是不可談判的。
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的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在2016年7月10日的《美國利益》雜誌上發表題為《何時何因民族主義擊敗全球化》的文章，闡述了其中的原因：“一般來說，擁有共同的身份認同、規範和曆史會加深信任感……具有高度信任感或較高社會資本的社會，能夠為其公民帶來許多有益的結果：較低的犯罪率，較低的企業交易成本，較高的繁榮程度，以及樂善好施、慷慨解囊，……訣竅就是弄清楚如何在對自己社區的完整性的合理關注與歡迎陌生人的義務之間找到平衡，尤其是對那些有迫切需要的陌生人。”
明尼蘇達正在努力地研究那個訣竅，美國的其他社區也是一樣。邁克爾·戈爾曼是裂石合夥投資基金的負責人，同時也是伊塔斯加工作組的創始成員，他雄辯地和我分享他是如何看待今天明尼蘇達州在此方麵麵臨的挑戰和緊張局勢。當然，明尼蘇達在此之前也麵臨這種挑戰：休伊特開玩笑地說道，直到20世紀60年代，信奉路德教的德國人都不會把東西賣給同是信奉路德教的挪威人！
戈爾曼說道：“我們這裏長大的大多數人的身份認同都是明尼蘇達部落。”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公民文化發展出了一些特別之處。明尼蘇達州和明尼蘇達州的公司在對社區的參與和承諾方麵，以及將其財力和人力資本用於公共利益的主動性方麵，都是獨一無二的。這裏有一種我們不能鬆懈的感覺。明尼蘇達州仍然保留著自本州開拓以來一直存在的社區性和連接性的元素，這令這一地區獲益匪淺。然而，隨著新近移民的到來，鑒於他們的背景與其北歐前輩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這裏文化的酸堿度在發生著改變。如何包容明尼蘇達州的新聲音和新觀點，同時保留主流文化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最佳特性，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是一個挑戰。
他說，從一方麵來講，明尼蘇達人的定義和範圍需要擴展並且更具包容性，這樣每個人，不論其背景如何，都可以將明尼蘇達視為可以成長和繁榮的肥沃的表層土。但這不能僅是單向的對話。
戈爾曼說道：“新來者還需要被同化，我們傳達的信息必須是：‘我們很高興你來到這裏，並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你將對我們的社區做出貢獻。這對我們提出了一些要求，同時也對你提出了一些要求。你打算做些什麽來接受現有的文化，成為這個你選擇作為新家的地方的一部分？’”
作為移民者的兒子，戈爾曼對這種平衡術的感覺很敏銳。他說：“每個時代的移民都會從他們祖國的傳統和文化底蘊中得到安慰，特別是在私人生活的領域。但無論我們的文化遺產如何，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參與到美國社會中來。要想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就需要說英語，接受教育並做出貢獻。大多數人，特別是那些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而移民的人，隻想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地方，把他們的孩子培養成有益的公民。我們應該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幫助他們實現這一點。”
戈爾曼補充道，這些新移民已經對其本國的製度和機構徹底失望，許多人在充滿壓力和運轉失常的社會中長大，或生活在難民營之中，“所以毋庸置疑，那裏缺乏信任。他們隻是一直在努力求生。之所以要提到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相信這裏的製度和機構是行之有效的，正義是公平的，我們相信我們的政府基本上是不腐敗的；這些是明尼蘇達州決定性的屬性。但是對於新移民來說，他們可能剛開始無法理解。我們應該清楚地告訴他們這裏的規矩，並通過與社區的互動來建立他們信任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支撐這些規矩。有許多關鍵的時刻，每個人都必須發揮自己的作用”。
戈爾曼總結道，新移民和明尼蘇達州當地人都需要行動起來，並且像同一個團隊一樣行動。“歐洲的許多地方因為沒有將移民融入主流文化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應該注意不要犯同樣的錯誤。所有這一切都在於建立信任，相信我們融合在一起的未來比分裂和孤立的社會要好”。
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對話。雖然各方經常避而不談，但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因為現在諸如明尼蘇達等很多地方都接收了大批從無序世界中的創傷國家湧來的移民。這就是為什麽在這裏以及其他相似的社區所發生事情非常重要，而諸如伊塔斯加的創新性社會組織將在此方麵發揮關鍵性的作用。
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任何來自明尼阿波利斯或聖路易斯公園的人都可以證明，該地區最受歡迎的戶外消遣之一就是沿著雙城之間星星點點的湖泊徒步行走，湖的周圍遍布美麗的步行道和自行車道（根據市長辦公室統計，明尼阿波利斯擁有22個城市湖泊和超過170個公園，每個居民居住地6個街區以內必然有一座公園）。正如我所說，這些湖泊是雙城地區的攪拌器，在湖邊漫步時，你可以看到各個收入層級、各個種族以及各個社會階層的人。2016年春天的一天，我和我的妻子、朋友一起在雪鬆湖邊散步，遇上了3個當地的非洲難民社區的領導人——兩人來自索馬裏，一人來自埃塞俄比亞——其中一人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研討會上見過。在這個溫暖的5月的下午，他們走在公共道路上，和我們一樣。不時，一群索馬裏婦女也會路過這裏，她們穿著傳統的索馬裏長袍和頭紗在湖邊行走，但你可以看到袍子下麵露出的耐克運動鞋，好像在向你眨眼。
如果要打賭，我會在那些湖泊上下注。我認定作為這個社區核心的這種合乎禮儀的體麵生活將會不斷擴大，來擁抱曾經被遺忘或掉隊的人們，並被他們接受。並不是因為有什麽事是“必然”的，而是因為我遇到了很多願意通過努力將希望付諸實踐的人。
需要一張餐桌
伊塔斯加的聯合創始人、麥肯錫公司合夥人蒂姆·威爾士說道，隻有從“一張餐桌”開始，它才會有效果。
威爾士解釋道：“我們通過伊塔斯加項目發現，一張餐桌真的很重要，如果問題非常棘手，難以處理，我們會把所有關鍵人物聚集在某家的餐桌旁。”2006年，就是在伊塔斯加成員查理·澤拉家的餐桌上進行一番討論後，伊塔斯加說服州議會推翻了時任州長普蘭蒂對運輸法案的否決，當時參加的成員包括了主要的共和黨議員，他們同意投票反對本黨的在任州長。澤拉現在是州交通委員會的主任。
威爾士說道：“伊塔斯加經常這樣做。我在我的餐廳裏主持了兩次與下一代領導人的晚宴，討論我們這一代人想要看到這個州變成什麽樣子。你把他們全都聚集在一張餐桌旁，他們離開時會意識到：‘原來社區中還有其他領導人和我有一樣的期許，即在最基本的人的層麵，讓社區更安全，讓每個人都能夠獲得更好的機會。’這個小組的口號是，把你的自尊存放在進門處，把你的政治傾向存放在小組之外。”
很容易將伊塔斯加項目簡單地歸類為（或是不屑一顧地視作）一個善意的公民團體而已。但它不是這麽簡單。事實上，我認為，伊塔斯加可以作為加速時代在企業、政府和關鍵公民參與者之間開展對話和社區建設的模型。它效仿了大自然的殺手級應用程序——敏捷，混雜，不循規蹈矩，多樣化，基於事實，並且不受黨派意識形態或其他根深蒂固的利益的約束。
伊塔斯加是一個徹底的21世紀網絡。它沒有章程，沒有董事會，沒有執行董事，沒有首席執行官，也沒有辦公空間——沒有任何意義上的組織結構。它的網站也差勁得讓人覺得可笑。事實上，該小組指出，隻有當有工作要做時，它才需要存在。這就是為什麽它被稱為“項目”。它幾乎完全由誌願者組成。誌願者是來自社區——企業、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幾乎都是每個部門的非常高級別的領導人。僅有的全職員工是由麥肯錫借調給伊塔斯加的兩個項目經理。因為工作人員很少，這些誌願者領導人實際上自己做這些工作。它通過工作組實現自我管理，工作組幾乎每個周五早晨7：30開會，持續90分鍾。威爾士說道：“相當高級別的誌願者幾乎每個星期五早上舉行會議，所有人都把這個會議稱為他們日程表上最有趣的會議，一個他們‘真正期待的’會議。”
威爾士說道，盡管伊塔斯加的組織結構不同尋常，但自2003年以來，它對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的經濟和公民活力做出了切實的貢獻。除了成功推進州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對少數族裔的包容性以及通過桑德拉·薩繆爾斯和梅考·杭等人對首席執行官們開展多元化培訓外，它還包括：
推出實時人才計劃（realtimetalentmn.org）。這是美國創建最具創新性的員工發展計劃之一。它將超過40萬中學畢業生的課程和培訓項目與本州雇主的技能要求聯係起來。
搭建商業橋梁，便利大型企業的采購部門與該地區的小型供應商之間的聯係。這項努力的結果是，參與企業的本地采購支出兩年內增加了超過10億美元，提前1年實現了目標。
幫助為更積極地投資高等教育樹立案例，以及加強商業和高等教育領導者之間的關係，通過使用一套基於事實的調查結果來證明需要大幅增加投資，由伊塔斯加組織的一個聯盟幫助該州每年教育支出增長超過2.5億美元。
對於一群沒有預算，沒有辦公室，沒有章程，幾乎沒有互聯網存在感和工作人員——但擁有大量信任的這批人來說，這不算是個糟糕的結果。當人們聚在餐桌旁，專注地討論他們可以做什麽來推動社區發展，並通過這種方式建立了信任，也許就能做成許多驚人的事。當然會有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觀點，但這不是關鍵，它是健康的標誌。威爾士說，關鍵在於，直到你把這些分歧都解決了才能從餐桌上離開，這樣你就可以向前邁進，並且不允許嘩眾取寵。
威爾士總結道：“信任不會憑空成為現實，它需要努力。它需要一大群人不斷努力——不斷地出現，而這些事不會像變魔術一般地憑空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