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從明尼蘇達走向世界，再回到明尼蘇達
謝謝你遲到：以慢製勝，破題未來格局 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出版這本書的時間是一個意外，但卻是一個一直等待發生的意外。
這本書中的很多想法已經在我的腦海裏轉了一段時間，但卻是由於偶遇一位停車場服務員激發我把它們全部寫了出來。或者，用多弗·塞德曼的話說，“在行進中暫停腳步”：去停止，去反思，並試圖想象一些更好的路徑，可能有助於更多的人利用這個加速的時代。
令我感到最驚訝的是，在我一路從明尼蘇達走向世界，再從世界回到明尼蘇達的旅程中，我領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這些事涉及個人、哲學和政治。
正如我前麵提到的，我知道是什麽在召喚我回到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的家中，並不僅僅是對這些地方非同尋常的政治生態的學術興趣。召喚我回來的是一種感觸，在報道中東地區和華盛頓特區40年後，我看到這兩個地區變得越來越相似，同時也認識到它們與哺育我從小長大的那個地方有多麽的不同。
在中東的經曆使我意識到，除了極少數例外情況，那裏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無論是遜尼派、什葉派、庫爾德人、以色列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還是巴勒斯坦人——就是“我很弱，我怎麽能妥協？我很強，我為什麽要妥協？”。在他們的思想裏，為了“共同利益”而妥協，並在“中間地帶”上妥協的想法根本不存在，他們更不會考慮更高的目標：我們需要共同維護一個社區。在國外待了13年後，我於1988年回到華盛頓，迫切地渴望想要重新發現美國。但從我過去近30年對華盛頓的報道來看，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發現美國政治越來越像我所離開的那個中東。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的關係，就像遜尼派和什葉派，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一樣，自我隔絕，把對方想象成最差的模樣，最近甚至發展到絕不讓自己的孩子和“他們”結婚。這真是太令人吃驚了。
這是可怕的，會在完全錯誤的時間造成徹底的障礙。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在許多領域都需要加速創新，而隻有持續的合作和信任才能使這一切成為現實。
所以，正如我所說的，我回到了明尼蘇達州，回到了我的家鄉。我想看看這個地方是否仍然如我的記憶中一樣，人們仍然踐行基於“共同利益”的政治，信任是一種規則而非例外。這個地方顯然已經變得比過去更加複雜，但是總而言之，它沒有讓我感到失望。
然而，我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政治智慧就是，為了建設一個更具包容性的聖路易斯公園和明尼蘇達州，人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這些努力至關重要，不僅是對居住在那裏的人，而且對今天美國的每一個社區都是如此。
來看一下我們已經強調過的一些現象和趨勢：現在美國k-12公立學校（從幼兒園到中學12年級）大約有5000萬名在讀學生，從2015年起，少數族裔學生的數量第一次占到多數。這些少數族裔主要是非洲裔美國人、拉美裔和亞洲裔。與此同時，享受午餐費用減免計劃的學生數量在2016年達到曆史新高。喬治城大學教育和勞動力中心的一份報告預測，到2020年，65%的就業崗位需要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訓。同時，牛津大學馬丁學院2013年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47%的美國工作崗位在未來20年內很可能被計算機取代。
這些數字告訴你，每個人都將不得不在課堂上、在他們的一生中加倍努力，不斷提高自己的競爭力；這些數字告訴你，我們真的不能再讓任何一個孩子掉隊；這些數字告訴你，多元主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在全球加速流動的時代，當與陌生人的接觸越來越頻繁，當越來越多的人從不斷擴大的無序世界逃往有序世界，我們這個已經十分擁擠的世界劇院會讓人感到愈發的擁擠。因此，那些能夠真正實現“合眾為一”的社會將具有更高的政治穩定性，以及更強大的創新力量。這些數字還告訴你，無論是在政治或個人層麵，領導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但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特殊的領導力。在國家和地方層麵，我們需要一種可以促進包容和適應的領導力。我們的領導人需要每天都問自己：“我生活在怎樣的世界裏？我怎樣才能以一種充滿能量和智慧的方式，麵對這個加速時代的巨大挑戰和機遇，不斷追求最佳實踐？”我們的領導人也應該開誠布公地把真相告訴大家：僅僅靠努力工作和遵守規則已經不足以帶來體麵的生活了。
個人層麵的領導力也更加重要。20世紀60年代，在像明尼蘇達州這樣的地方，我們順風順水，以至於有人會說：“要想失敗，你必須先定個計劃。”但如今不一樣了。現在要想成功，我們需要先定個計劃，一個終生學習和增長技能的計劃。這要求個人發揮更多的領導力，要求越來越多的人都能夠成為自己未來的主人，並且堅定地投資“你自己的創業企業”。
對我們任何人來說，現在證實自己這種領導力還為時不晚，對美國就更是如此。但正如環保主義者達娜·梅多斯在談到減緩氣候變化時曾經說道：“我們剛好還有足夠的時間，但必須從現在開始。”從現在開始，一刻都不能延遲，因為對每個國家和個人而言，各個方麵容錯的空間、拖延的空間都在收縮。我重複一遍：在世界快速變化的時代，不管是作為領導者、教師、學生、投資者還是雇員，如果你偏離了正確的軌道，就會發現自己要走很長很長的回頭路。當市場、大自然和摩爾定律都以極快的速度加速發展時，導航儀的小錯誤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
最後，從哲學的角度來說，令我深感震撼的是，在這個加速的時代，許許多多幫助人們增強韌性和動力的最佳方案是無法下載的，而必須以古老的方式上傳，即每一次從一個人傳遞到另一個人。
回顧我為寫作本書進行的所有采訪，我無數次在不同的情況下聽采訪對象說起，一個有愛心的成年人或導師在每個年輕人的人生中至關重要；無數次聽人提起擁有教練指導的價值，無論你是第一次向沃爾瑪申請工作還是在經營管理沃爾瑪；無數次聽人們強調自我激勵和實踐的重要性，強調成功與否取決於你能否成為自己職業或教育的主人翁；還有，我無數次聽到未來薪酬最高的工作將是“科技+情懷”的工作，即將強大的科學技術技能和對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相結合的工作。
我們了解到，像搭建雞舍、種植樹木、布置花園這樣簡單的事情，居然能夠成為穩定無序世界而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誰能想到，將古老的道德黃金法則的適用範圍擴展得更遠、更廣，將成為我們所有人為了國家安全和個人安全所必須做的事？誰能否認，當個體變得威力強大而又相互依賴時，能夠看著你的鄰居、那個陌生人或那個難民或移民的臉龐，並把他或她視作兄弟姐妹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誰能忽視，在阿拉伯之春中突尼斯取得成功的關鍵是，它比任何其他阿拉伯國家多了一點“公民社會”——而非手機或臉書好友？有多少次，人們在不同場合下向我提起“信任”這個詞，認為兩個人之間的“信任”是所有美好事物的真正發生器？以及，誰又能想到，建設一個健康社區的關鍵會是一張餐桌？
這就是為什麽，當我問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默西什麽是美國當今最嚴重的疾病時，他的回答並沒有令我感到驚訝。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是癌症，不是心髒病，而是孤獨。這麽多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這是我們今天生活的最大病症。”多麽諷刺啊。我們是人類曆史上通過技術聯係得最緊密的一代人，但更多的人反而感到比以往更加與世隔絕。這再次驗證了默西的觀點，即今天最重要的聯係，也是最缺乏的聯係，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聯係。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技術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東西，使我們更高效，更健康，更博學，更安全。我對在就本書開展研究時所發現的智能助手感到十分敬畏，對它們在幫助很多人脫貧、發現人才以及使我們有可能解決各種問題的潛力感到驚歎不已。我絕不是恐懼技術的人。但是，隻有在我們不讓這些技術分散對建立深層次人際關係，解決人類深層次的追求與渴望以及激發人類深層次的能量等問題的專注度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這些技術。而我們是否能做到，取決於那些你不能下載的東西：教練的鼓勵，導師的讚揚，朋友的擁抱，鄰居的幫助，競爭者的握手，陌生人自發的善意，花園的芳香，而不是冷冰冰的隔離牆。
在我們這個令人頭暈目眩的時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都覺得機器快要趕上他們了，或者覺得機器人將淘汰他們。我明白，在這樣的一個過渡時期，人們更容易看見他們將會失去的東西，而不是他們將要獲得或已經獲得的好處。
但我無法相信，隨著如此多的人有能力去發明、競爭、創造和協作，隨著更多廉價而強大的工具出現並使我們能夠優化社會、商業和政府之間的互動，我們卻無法發展解決全世界社會和健康領域的重大問題的能力，無法找到辦法使在智能機器幫助下的人類變得更有韌性、更有生產力和更加繁榮。
當然，現在很難看清楚。走在紐約市街道上的最危險的時刻，就是汽車剛剛出現，但馬和馬車還沒有完全淘汰的時候。我們現在正處於這種過渡和轉變之中。但我相信，如果我們能夠實現最低水平的政治合作並發展出這個時代所必需的社會技術，保持我們經濟的開放性，使所有人不斷地學習，那麽更多的人能夠生活得比以往更美好。21世紀的第二個25年將會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完成這一轉變並不容易。但人類之前已經完成過這樣的轉變，我相信我們可以再做一次。“可以”不意味著“願意”，但它也肯定不意味著“不能”。
一棵生長在明尼蘇達的樹
所以，讓我從開始的地方結束本書。
2015年夏天，我回到明尼蘇達做研究。我開車路過我們家在聖路易斯公園的老房子。這棟房子位於西23街6831號，我的父母在1956年從北明尼蘇達搬到了這裏。我很多年沒有看到過它了，當時一時興起決定繞過去看看。社區裏密布的簡易屋和我當初在20世紀70年代離開家的時候看起來驚人的相似。那所老房子仍然塗著淺藍色的油漆。但是有些東西讓我感到有所不同，隻是我一時無法清楚地表達出來。我過去居住的老社區還是熟悉的模樣，但又略有些陌生之處。我花了一段時間去想是什麽——後來我恍然大悟：是樹。
我很小的時候，它們也都很小。在我小時候，我們的社區還是一個全新的社區。現在，半個世紀過後，所有的樹都長得又高又壯，枝繁葉茂，蔭庇著整個社區。光線發生了細微的改變，我的眼睛注意到了這一點，因為這與我記憶中明亮的畫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無論我到了哪裏，這個回憶中的畫麵都一直保存在我的腦海，如同我錢包裏放著的一張老照片。
我與那些樹都成長在同一片表層土壤上。在寫作本書的旅途中，我所學到的最重要的關於個人、政治和哲學的一課就是，這個世界越需要我們向外擴展，我們就越需要紮根在這片信任的表層土壤上，它是所有健康社區的根基。我們必須通過這層表層土壤獲得滋養，同時，我們也要反哺並進一步豐富它。
開藥方比按藥方抓藥容易，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當你知道你仍然被家裏牽掛，與一個真正的社區血脈相連，那麽，去遠方冒險就會變得容易很多。你不僅能走出更遠的距離，還能更願意大膽實驗、承擔風險以及幫助別人。對我來說，明尼蘇達和聖路易斯公園就是那個地方。它們是我的錨、我的帆。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激發你“在行進中暫停腳步”，並去找尋你的那個地方。
而且，不必擔心這是否會讓你“遲到”……
這本書中的很多想法已經在我的腦海裏轉了一段時間，但卻是由於偶遇一位停車場服務員激發我把它們全部寫了出來。或者，用多弗·塞德曼的話說，“在行進中暫停腳步”：去停止，去反思，並試圖想象一些更好的路徑，可能有助於更多的人利用這個加速的時代。
令我感到最驚訝的是，在我一路從明尼蘇達走向世界，再從世界回到明尼蘇達的旅程中，我領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這些事涉及個人、哲學和政治。
正如我前麵提到的，我知道是什麽在召喚我回到明尼蘇達州和聖路易斯公園的家中，並不僅僅是對這些地方非同尋常的政治生態的學術興趣。召喚我回來的是一種感觸，在報道中東地區和華盛頓特區40年後，我看到這兩個地區變得越來越相似，同時也認識到它們與哺育我從小長大的那個地方有多麽的不同。
在中東的經曆使我意識到，除了極少數例外情況，那裏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無論是遜尼派、什葉派、庫爾德人、以色列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還是巴勒斯坦人——就是“我很弱，我怎麽能妥協？我很強，我為什麽要妥協？”。在他們的思想裏，為了“共同利益”而妥協，並在“中間地帶”上妥協的想法根本不存在，他們更不會考慮更高的目標：我們需要共同維護一個社區。在國外待了13年後，我於1988年回到華盛頓，迫切地渴望想要重新發現美國。但從我過去近30年對華盛頓的報道來看，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發現美國政治越來越像我所離開的那個中東。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的關係，就像遜尼派和什葉派，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一樣，自我隔絕，把對方想象成最差的模樣，最近甚至發展到絕不讓自己的孩子和“他們”結婚。這真是太令人吃驚了。
這是可怕的，會在完全錯誤的時間造成徹底的障礙。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在許多領域都需要加速創新，而隻有持續的合作和信任才能使這一切成為現實。
所以，正如我所說的，我回到了明尼蘇達州，回到了我的家鄉。我想看看這個地方是否仍然如我的記憶中一樣，人們仍然踐行基於“共同利益”的政治，信任是一種規則而非例外。這個地方顯然已經變得比過去更加複雜，但是總而言之，它沒有讓我感到失望。
然而，我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政治智慧就是，為了建設一個更具包容性的聖路易斯公園和明尼蘇達州，人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這些努力至關重要，不僅是對居住在那裏的人，而且對今天美國的每一個社區都是如此。
來看一下我們已經強調過的一些現象和趨勢：現在美國k-12公立學校（從幼兒園到中學12年級）大約有5000萬名在讀學生，從2015年起，少數族裔學生的數量第一次占到多數。這些少數族裔主要是非洲裔美國人、拉美裔和亞洲裔。與此同時，享受午餐費用減免計劃的學生數量在2016年達到曆史新高。喬治城大學教育和勞動力中心的一份報告預測，到2020年，65%的就業崗位需要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訓。同時，牛津大學馬丁學院2013年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47%的美國工作崗位在未來20年內很可能被計算機取代。
這些數字告訴你，每個人都將不得不在課堂上、在他們的一生中加倍努力，不斷提高自己的競爭力；這些數字告訴你，我們真的不能再讓任何一個孩子掉隊；這些數字告訴你，多元主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在全球加速流動的時代，當與陌生人的接觸越來越頻繁，當越來越多的人從不斷擴大的無序世界逃往有序世界，我們這個已經十分擁擠的世界劇院會讓人感到愈發的擁擠。因此，那些能夠真正實現“合眾為一”的社會將具有更高的政治穩定性，以及更強大的創新力量。這些數字還告訴你，無論是在政治或個人層麵，領導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但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特殊的領導力。在國家和地方層麵，我們需要一種可以促進包容和適應的領導力。我們的領導人需要每天都問自己：“我生活在怎樣的世界裏？我怎樣才能以一種充滿能量和智慧的方式，麵對這個加速時代的巨大挑戰和機遇，不斷追求最佳實踐？”我們的領導人也應該開誠布公地把真相告訴大家：僅僅靠努力工作和遵守規則已經不足以帶來體麵的生活了。
個人層麵的領導力也更加重要。20世紀60年代，在像明尼蘇達州這樣的地方，我們順風順水，以至於有人會說：“要想失敗，你必須先定個計劃。”但如今不一樣了。現在要想成功，我們需要先定個計劃，一個終生學習和增長技能的計劃。這要求個人發揮更多的領導力，要求越來越多的人都能夠成為自己未來的主人，並且堅定地投資“你自己的創業企業”。
對我們任何人來說，現在證實自己這種領導力還為時不晚，對美國就更是如此。但正如環保主義者達娜·梅多斯在談到減緩氣候變化時曾經說道：“我們剛好還有足夠的時間，但必須從現在開始。”從現在開始，一刻都不能延遲，因為對每個國家和個人而言，各個方麵容錯的空間、拖延的空間都在收縮。我重複一遍：在世界快速變化的時代，不管是作為領導者、教師、學生、投資者還是雇員，如果你偏離了正確的軌道，就會發現自己要走很長很長的回頭路。當市場、大自然和摩爾定律都以極快的速度加速發展時，導航儀的小錯誤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
最後，從哲學的角度來說，令我深感震撼的是，在這個加速的時代，許許多多幫助人們增強韌性和動力的最佳方案是無法下載的，而必須以古老的方式上傳，即每一次從一個人傳遞到另一個人。
回顧我為寫作本書進行的所有采訪，我無數次在不同的情況下聽采訪對象說起，一個有愛心的成年人或導師在每個年輕人的人生中至關重要；無數次聽人提起擁有教練指導的價值，無論你是第一次向沃爾瑪申請工作還是在經營管理沃爾瑪；無數次聽人們強調自我激勵和實踐的重要性，強調成功與否取決於你能否成為自己職業或教育的主人翁；還有，我無數次聽到未來薪酬最高的工作將是“科技+情懷”的工作，即將強大的科學技術技能和對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相結合的工作。
我們了解到，像搭建雞舍、種植樹木、布置花園這樣簡單的事情，居然能夠成為穩定無序世界而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誰能想到，將古老的道德黃金法則的適用範圍擴展得更遠、更廣，將成為我們所有人為了國家安全和個人安全所必須做的事？誰能否認，當個體變得威力強大而又相互依賴時，能夠看著你的鄰居、那個陌生人或那個難民或移民的臉龐，並把他或她視作兄弟姐妹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誰能忽視，在阿拉伯之春中突尼斯取得成功的關鍵是，它比任何其他阿拉伯國家多了一點“公民社會”——而非手機或臉書好友？有多少次，人們在不同場合下向我提起“信任”這個詞，認為兩個人之間的“信任”是所有美好事物的真正發生器？以及，誰又能想到，建設一個健康社區的關鍵會是一張餐桌？
這就是為什麽，當我問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默西什麽是美國當今最嚴重的疾病時，他的回答並沒有令我感到驚訝。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是癌症，不是心髒病，而是孤獨。這麽多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這是我們今天生活的最大病症。”多麽諷刺啊。我們是人類曆史上通過技術聯係得最緊密的一代人，但更多的人反而感到比以往更加與世隔絕。這再次驗證了默西的觀點，即今天最重要的聯係，也是最缺乏的聯係，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聯係。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技術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東西，使我們更高效，更健康，更博學，更安全。我對在就本書開展研究時所發現的智能助手感到十分敬畏，對它們在幫助很多人脫貧、發現人才以及使我們有可能解決各種問題的潛力感到驚歎不已。我絕不是恐懼技術的人。但是，隻有在我們不讓這些技術分散對建立深層次人際關係，解決人類深層次的追求與渴望以及激發人類深層次的能量等問題的專注度的情況下，我們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這些技術。而我們是否能做到，取決於那些你不能下載的東西：教練的鼓勵，導師的讚揚，朋友的擁抱，鄰居的幫助，競爭者的握手，陌生人自發的善意，花園的芳香，而不是冷冰冰的隔離牆。
在我們這個令人頭暈目眩的時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都覺得機器快要趕上他們了，或者覺得機器人將淘汰他們。我明白，在這樣的一個過渡時期，人們更容易看見他們將會失去的東西，而不是他們將要獲得或已經獲得的好處。
但我無法相信，隨著如此多的人有能力去發明、競爭、創造和協作，隨著更多廉價而強大的工具出現並使我們能夠優化社會、商業和政府之間的互動，我們卻無法發展解決全世界社會和健康領域的重大問題的能力，無法找到辦法使在智能機器幫助下的人類變得更有韌性、更有生產力和更加繁榮。
當然，現在很難看清楚。走在紐約市街道上的最危險的時刻，就是汽車剛剛出現，但馬和馬車還沒有完全淘汰的時候。我們現在正處於這種過渡和轉變之中。但我相信，如果我們能夠實現最低水平的政治合作並發展出這個時代所必需的社會技術，保持我們經濟的開放性，使所有人不斷地學習，那麽更多的人能夠生活得比以往更美好。21世紀的第二個25年將會是一個神奇的時代。完成這一轉變並不容易。但人類之前已經完成過這樣的轉變，我相信我們可以再做一次。“可以”不意味著“願意”，但它也肯定不意味著“不能”。
一棵生長在明尼蘇達的樹
所以，讓我從開始的地方結束本書。
2015年夏天，我回到明尼蘇達做研究。我開車路過我們家在聖路易斯公園的老房子。這棟房子位於西23街6831號，我的父母在1956年從北明尼蘇達搬到了這裏。我很多年沒有看到過它了，當時一時興起決定繞過去看看。社區裏密布的簡易屋和我當初在20世紀70年代離開家的時候看起來驚人的相似。那所老房子仍然塗著淺藍色的油漆。但是有些東西讓我感到有所不同，隻是我一時無法清楚地表達出來。我過去居住的老社區還是熟悉的模樣，但又略有些陌生之處。我花了一段時間去想是什麽——後來我恍然大悟：是樹。
我很小的時候，它們也都很小。在我小時候，我們的社區還是一個全新的社區。現在，半個世紀過後，所有的樹都長得又高又壯，枝繁葉茂，蔭庇著整個社區。光線發生了細微的改變，我的眼睛注意到了這一點，因為這與我記憶中明亮的畫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無論我到了哪裏，這個回憶中的畫麵都一直保存在我的腦海，如同我錢包裏放著的一張老照片。
我與那些樹都成長在同一片表層土壤上。在寫作本書的旅途中，我所學到的最重要的關於個人、政治和哲學的一課就是，這個世界越需要我們向外擴展，我們就越需要紮根在這片信任的表層土壤上，它是所有健康社區的根基。我們必須通過這層表層土壤獲得滋養，同時，我們也要反哺並進一步豐富它。
開藥方比按藥方抓藥容易，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當你知道你仍然被家裏牽掛，與一個真正的社區血脈相連，那麽，去遠方冒險就會變得容易很多。你不僅能走出更遠的距離，還能更願意大膽實驗、承擔風險以及幫助別人。對我來說，明尼蘇達和聖路易斯公園就是那個地方。它們是我的錨、我的帆。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激發你“在行進中暫停腳步”，並去找尋你的那個地方。
而且，不必擔心這是否會讓你“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