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烈士不愧是東北軍中年輕有為的進步軍官,不愧是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戰士,不愧為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他的光輝的名字和曆史功勳,必將永載史冊。


    我是一九三六年十月,被張學良調到西安去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間,本來張學良因提升一一六師師長繆流當五十七軍軍長,原擬委我接任一一六師師長。萬福麟反對我升任師長,他和繆流背著張學良,把我送到南京陸軍大學高級班學習。同時,由繆流去西安見張學良,借口已送我入學,而力保其親信劉元勳接任了一一六師師長。我到南京後,和一個橫行霸道的國民黨特務發生衝突,打傷了他,國民黨的報紙,用大字標題登著“東北軍軍閥呂正操行凶打人”。張學良得知後,立即電令我回部隊。九月間我回到北平,在北平和東北抗日聯合會(東北救亡總會前身)商討籌組東北武裝同誌抗日救亡先鋒隊,作為東北抗日聯合會組織之一,推我任總隊長。張學良又於十月間,調我臨時到西安張學良公館服務。他親自選些認為靠得住的人參加政治工作小組,準備在東北軍裏建立政治工作。


    當時我和宋黎同住在金家巷張公館的一間屋子裏,劉瀾波經常來,我們談起一九三四年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的往事,特別回憶起中秋節時與國民黨反動師長們發生衝突的情景。蔣介石講“安內攘外”,我們就唱反調,說“外攘內安”,蔣介石的嫡係師長罵我們是“亡省奴”,我們就和他們打起來,一直鬧到蔣介石那裏,最後迫使陳誠出麵向我們道歉。


    劉瀾波當時的公開身份仍然是黃顯聲的秘書。東北軍騎兵軍軍部在西峰,黃顯聲和東北軍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在西安新城坊十五號合租了一套前後院,作為他們的公館。劉瀾波回西安時就住那裏。在劉瀾波主持下,東北軍工委的工作在東北軍逐漸深入,共產黨的團結抗日的思想不斷深入人心,張學良也受到很大影響。在西安,張學良有時中午和我們一起進餐,他曾說:“這些部隊寧可為抗日打光,也不能為剿共消耗掉,這樣才對得起家鄉三千萬父老兄弟。”


    張學良為了培養青年抗日軍官作為骨幹,積極改造東北軍,在西安城南的王曲鎮辦起了一個軍官訓練團,通稱王曲軍官訓練團,張學良自任團長。訓練團第一期辦幹部連,抽調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營長以上的軍官參加訓練。為了辦好這個訓練團,劉瀾波和賈陶、解方、栗又文等都參加了這個幹部連的訓練,並領導了訓練團的統戰工作。在訓練團中,黨員和進步分子積極地展開了對“攘外必先安內”及“抗日長期準備論”等謬論的批判,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強烈要求。同時組織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活躍訓練團的抗日氣氛。各種活動的積極開展,使訓練團一掃舊東北軍中頹廢落後的習氣,代之以生氣蓬勃的精神麵貌。這一切,使張學良感到格外振奮。一次,他曾滿含熱淚,痛切地向大家表示:“我一定帶領大家走上抗日道路,披甲還鄉”,“抗日是中國的惟一道路”。訓練團軍官愛國熱情的高漲,進一步影響了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的廣大官兵,對後來這兩支部隊與紅軍形成“三位一體”的局麵,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不久,張學良還在西安城內辦起了一個學兵隊,由宋黎具體負責。這是我黨掌握的一個半公開的短期軍官訓練學校,目的是培養一批進步的中、下級軍官及愛國知識青年以充實到東北軍各部隊中去,開展工作。學兵隊的組織工作發展很快,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就為我黨訓練和培養了一大批幹部,在東北軍中又形成了一支新的進步力量。


    “擁蔣抗日”的張學良,迅速地轉變為“逼蔣抗日”。他成立了一個他自任會長的秘密政治核心組織“抗日同誌會”,以此在整個東北軍內迅速滲透和擴大聯共抗日的思想。我參加了抗日同誌會,孫銘久、應德田、苗劍秋、劉瀾波、車向忱、盧廣績、黃顯聲、馬占山、杜仲遠、周鯨文、孫一民、宋黎等都參加了,其中有軍人,有學者,有教師和學生。閻寶航沒有列名,因為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他被拉去作總書記。閻寶航一心抗日,不過借以作掩護,而蔣介石卻沾沾自喜,認為已起分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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