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統籌鐵路建設,要“固本簡末”,抓主要矛盾,把有限的財力物力重點用在最關鍵最根本的地方,其他的能簡則簡,能省則省。


    在設計工作中,設計部門和人員要“下樓出院”,到現場進行設計。


    在施工方法中,沿河流修路要“寧裏勿外”,確保百年大計和安全。


    打山洞時,要“早進晚出”,把苦幹和巧幹結合起來,把效率和安全統一起來。


    ……


    這些思路和做法,不但極大地促進了三線鐵路建設的順利發展,而且直到今天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之前,在鐵道部機關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這就是突然對我進行批鬥。


    這年春天,鐵道兵在北京召開會議,我從西南回到北京出席會議。我聽取了幾天會議後,想立即返回西南,繼續領導三線鐵路的修建。不料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卻過早地燒到我的頭上,這時“文革”剛剛開始,四月間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彭真同誌進行錯誤批判。會上有人提出,我一九四六年在東北時曾追隨彭真反對林彪,因而要我向中央“還賬”。這樣,我隻得繼續滯留北京,檢查交代問題。


    鐵道部組織召開了部分局級幹部參加的小型會議,讓我交代所謂“桃園三結義”(指彭真、林楓、呂正操三人反對林彪)和所謂國民黨對我策反的問題。鐵道部機關也開始出現揭發批判我的大小字報。這時,劉建章因事離開西南,正在北京,也被通知參加這次小型會議。在會上,劉建章沒有發言,心裏頗感不安,認為這種做法不正常。每次會後,劉建章的秘書孫家熾和我的秘書沈恒澤都去我家,劉建章也去看望我,表示同情和支持。


    由於我不能再回西南工作,當時任工交政治部主任的穀牧召見劉建章,要他回西南去管三線鐵路的修建。穀牧對劉建章說:“看來揭批正操同誌還會深入,他是回不去了,老劉啊!現在鬥爭很激烈,老呂回不去了,你要回西南堅持修路工作。”


    劉建章飛回西昌,結果同樣遭到批判。


    當時,“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極“左”思潮泛濫。我本人雖然不在西昌,也受到當地造反派的肆意攻擊,批判所謂“正操思想”、“呂家王朝”,劉建章也被加上“呂家王朝”出謀劃策的狗頭軍師等罪名。劉建章仗義執言,寫信給李富春轉周總理,其中說:“呂正操在西南三線的工作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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