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因《動物農場》聲譽鵲起
奧威爾傳：冷峻的良心 作者：傑弗裏·邁耶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45
<h4>1</h4>
短短幾個月內，收養理查德、愛琳不幸去世、他自身健康的衰退和《動物農場》（出版於1945年8月）出乎意料的成功完全改變了奧威爾的生活。愛琳去世後，奧威爾堅持撫養理查德，視他為與愛琳之間的活紐帶。戰時難以找到一個保姆兼管家，但在1945年7月，他遇到了蘇珊·沃森，是由赫彭斯托爾夫婦及燕卜蓀夫婦推薦的。蘇珊和奧威爾一見之下彼此都合意。她覺得他是個非常寂寞的人，並因為他留下那個小孩而敬重他。奧威爾看著她給理查德洗澡問道：“你會讓他玩那玩意兒，對嗎？”她保證會適度寬容後，他就雇用了她，慷慨地每周給她7英鎊，但他未提自己患肺結核。蘇珊照顧理查德還有購物及做飯，奧威爾另外也請了個清潔女工為他們“搞衛生”。
蘇珊不是個一般的家庭傭人。她母親溫·亨德森是個有藝術家氣質的文學編輯，也是溫德姆·劉易斯的朋友。27歲的蘇珊（比西莉婭·佩吉和安妮·波帕姆大兩歲）是個漂亮的金發女郎，表情天真，舉止像個小孩，因為腦癱導致的跛足更突出了這兩個特點，但也使她上6樓到公寓有困難。她當時正在跟一個劍橋的數學家辦理離婚手續（他介紹她與維特根斯坦[1]相識），有一個上寄宿學校的7歲女兒（放假時，奧威爾歡迎她去坎奴伯利廣場），蘇珊此前一直在一間國際托兒所工作。
蘇珊在奧威爾家生活了15個月，近距離觀察過他，對其口味、習慣和怪僻性格了如指掌。他喜歡用茶壺泡濃茶喝，用的是錫蘭產茶葉，喜歡吃烤牛肉和土豆。“你的手可以永遠不受凍，”他曾告訴她，“不管什麽時候，你都可以往每個口袋裏放個烘土豆，然後手揣在口袋裏。”她端上食物時，他會對理查德說：“哎呀，嗬嗬，看著不錯！”
蘇珊發現有時需要善意欺騙奧威爾，他在家務事上不怎麽用心。他很喜歡吃蒸布丁，因為做著費事，蘇珊就從店裏買了一聽，然後把布丁自製似的端上桌。奧威爾上當了，問她：“你是怎麽弄出這麽漂亮的樣子？”他喜歡處處清潔，討厭看到髒尿布，就督促蘇珊在訓練理查德如廁上嚴格要求。理查德將大便拉到地毯上時，蘇珊用一份《論壇報》清理了汙物並放進便盆。奧威爾對效果感到滿意，他說：“你看，我告訴過你隻需要堅持。”當他問她那份不見的《論壇報》去哪裏了時，她裝作不知道。
蘇珊覺得奧威爾有點固執守舊，愛說教，獨斷，有時還壓製人。他喜歡在家裏當頭，居家生活上嚴守成規。他從上午9點鍾工作到下午1點鍾，然後出去吃午飯，6點鍾吃晚飯，經常打字打到淩晨3點。蘇珊對他打字的聲音熟悉到他不打時就會醒來的地步。他有時以做一些木工當作休息，跟“搭檔”理查德在一起，他會遞釘子。每當他與蘇珊晚上有爭執時，他會告訴蘇珊：“我想你該去睡覺了。”她覺得他“矛盾地在壓抑情感和思想上放得開兩方麵兼而有之”。他對待她盡管嚴格，但很得體，他似乎拿不準“該像對待一個值得信任的老管家，還是像一個小女兒那樣對待她”。她有自己的感情生活，所以從未考慮過嫁給奧威爾。
蘇珊是詩人和《論戰》雜誌編輯蘭德爾·斯溫格勒（randall swingler）的朋友，他想和奧威爾見麵。奧威爾雖然一開始不情願，最後還是同意跟他見麵，後來他說：“這人真不錯，可惜是個共產黨。”斯溫格勒在1946年9月的《論戰》雜誌上批評他以後，奧威爾對他極為反感，拒絕跟他握手，時時留神避免在酒吧裏與其相遇。至少在這件事上，他未能大度地原諒對手。
蘇珊記得奧威爾當時仍會就西班牙內戰做噩夢。他的日記中描述過一個他暴露在炮火下的噩夢：“我做了個很不好的夢，夢到炸彈落在我附近，把我嚇得魂飛魄散，可以對照以前在西班牙戰爭即將結束時我做過的夢，當時我夢到我在一個長滿草的岸邊，沒有掩護，迫擊炮彈落在我周圍。”更嚴重的一件事發生於1946年2月，當時他的肺部突然出血。不過他不失冷靜，隻是叫蘇珊給他拿來一個冰袋放在頭上。據給他治過病的醫生所言，此種傳統療法除了能讓病人舒服外沒有用處，但至少也沒有壞處。奧威爾拒絕請醫生來看，但不得不臥床兩周。[2]無怪乎在向西莉婭及安妮求婚時，他看上去病得不輕。
<h4>2</h4>
經過長期周折才得以出版的《動物農場》（animal farm）在文學及經濟方麵都取得了極大成功。如同《巴黎倫敦落魄記》《緬甸歲月》和《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這本書也與當時的政治氣候反其道而行之，最終麵世前，曾被5家出版社退過稿。奧威爾是從1943年11月，即在《論壇報》工作時享有自由的那段時間開始寫作此書，並於1944年2月寫完，那是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之後和諾曼底登陸之前——那兩次戰役是盟軍首次開始打勝仗。當時對俄羅斯人，存在著同仇敵愾的強烈感情，他們盡管吃過敗仗，但仍牽製了希特勒對英國的進攻。奧威爾不是等戰爭結束後再說，而認為揭露蘇聯蛻化本質的最佳時機，是在俄羅斯人最受歡迎之時。
希特勒在1941年進攻俄羅斯後，戈蘭茨又回到了共產黨陣營。奧威爾知道出於政治原因，他絕不可能出版此書，他也是這樣告訴戈蘭茨的。但戈蘭茨堅持他對奧威爾的下一部虛構作品有選擇權，一定要讀，並為自己的立場辯護說：“你顯然認為我是斯大林的走狗，我想我真該為此得意，可我已有三年被視做反斯大林者，不允許進入蘇聯使館。”盡管戈蘭茨表現得不存偏見，但正如奧威爾所斷言的，他“覺得在我們和俄羅斯為生存並肩而戰時，出版這麽一部猛烈攻擊她的作品說不過去”。奧威爾因為終於擺脫了束縛而高興。1945年7月，他告訴倫納德·摩爾：“我跟他沒有發生個人爭吵，他曾經待我不薄，在別人不肯時出過我的書，可是跟一個部分出於政治原因接受或者拒稿的出版人綁在一起顯然不能讓人滿意，而且他自己的政治觀點總在變化之中。”[3]
尼科爾森與沃森出版社很快以同樣理由拒絕出版後，摩爾把此書交給了喬納森·凱普，後者曾在1931年拒絕出版《巴黎倫敦落魄記》。凱普的審讀者報告道：“它可以說是個寓言，本身讀來有趣，當作諷刺蘇聯的作品來讀，也能得到那種諷刺趣味。”他建議出版。凱普想推出此書，但仍存疑慮，就將其交給情報部一名高級官員去讀，該官員請凱普以愛國為重，建議他不要影響英國與盟國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對此書的潛在影響比出版人認識得更透徹。）得到那位官員的建議後，凱普改變了主意，寫信告訴摩爾戰時出版這樣一本書“很不明智”，也請他注意奧威爾筆下惹麻煩的豬：“如果這部寓言中的統治階級不是豬，就不會那麽冒犯人。我認為選擇把豬寫成統治階級無疑會冒犯很多人，特別是那些有點敏感的人，無疑俄羅斯人是那樣的。”奧威爾這時已經非常憤怒，他說審查是“不收賄賂，不恐嚇，不罰款——隻是點點頭、眨眨眼，就完成了審查”。他嘲笑凱普擔心斯大林可能不喜歡這本書，曾對伊內茲·霍爾頓說：“想象一下吧，喬夥計（他根本不知道俄語之外任何一種歐洲語言）會坐在克裏姆林宮裏讀著《動物農場》說：‘我不喜歡。’”[4]
邁克爾·梅耶稱此書也遭到了威廉·柯林斯的退稿，柯林斯是個“最勢利的格拉斯哥蘇格蘭人，他根本不關心此書的政治方麵，但認為這麽薄的一本書賣不動。然後手稿到了法貝爾兄弟出版社的t.s.艾略特手裏，在奧威爾寫作生涯之初，退了《巴黎倫敦落魄記》的也是他。安德烈·紀德拒絕出版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一事廣為人知，艾略特對《動物農場》反常的誤讀（那些豬再次成了棘手問題）和嚴重判斷錯誤相當於上述一事在英國的一例：
我們認可它是一部精彩的作品，認可這部寓言寫作技巧純熟，那些敘述部分能讓人保持閱讀興趣不減——自從《格列佛遊記》以來，隻有很少幾位作家能做到這一點。另一方麵，我們不能確信……這是批評目前政治形勢的正確觀點……
我自己對這部寓言的不滿意之處，在於它給人的印象是全麵否定性的。除了要喚起對作者所反對的有同感，它還應喚起對作者所希望表達的產生同感，而其中的正麵觀點以我之見，總體上是托派的，並非令人信服。我認為你雙方都想支持，結果從任何一方都得不到補償性的有力支持——即那些從純粹共產主義的觀點批評俄國傾向的人和那些從相去甚遠的觀點為小國家之前途憂心忡忡的人。而且畢竟你筆下那些豬和其他動物比起來太有思想，因此最有資格管理農場——實際上沒有它們，根本不會有什麽動物農場，因此需要的（有人可能提出）不是更多共產主義，而是更多熱心公益事業的豬。
艾略特有意忽略了關鍵一節——奧威爾也許受到了他第一次在革命的巴塞羅那逗留期間的啟發，那次逗留令其振奮——在那一節中，他寫道，在它們趕走農場主瓊斯之後和在豬掌權之前，“農場上的工作準確進行著，那些動物是快樂的，因為它們從未想到會出現那種情況”。在被信奉共產主義的戈蘭茨和情報部斃掉後，保守派的艾略特也將其拒稿。但至少艾略特看到了它作為諷刺作品的優點，而且公正地將其與斯威夫特的作品相提並論，但反對被他誤讀的托派觀點。紐約的日晷出版社更是完全未看懂，他們之所以拒稿，是因為“關於動物的故事在美國根本賣不動”。[5]
情急之下，奧威爾想過讓一家無政府主義小出版社出（這家出版社剛好有些紙，而當時戰爭期間紙張供應仍很緊張），要麽甚至自己出版它，戴維·阿斯特曾提出借給他兩百英鎊支持此計劃。他最後找到了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比起別的出版社，當時它的規模及影響都小得多——也是這家出版社出版了《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當時很想出《動物農場》。此書和《一九八四》令該出版社名聲大振，戈蘭茨早期對奧威爾的投入所產生的收益全被沃伯格獲得。
當沃伯格問他那本書情節如何時，一貫謙虛和不擅長描述自己手頭作品的奧威爾支吾道：“它全是關於動物的，而且非常反俄！恐怕您不會喜歡它。”但在為該書烏克蘭文版所撰前言中，他描述了創作此篇故事的真正靈感火花：“我看到一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順著一條小路趕一架很大的馬車，那匹馬一想轉彎，他就用鞭子抽。我突然想到，萬一這種牲畜意識到自身的力量，我們將無力製服它們，而人們使用牲畜很大程度上就像富人剝削無產者一樣。”
此篇寓言的某些方麵建立於奧威爾的經曆之上。他總的來說喜歡動物，但討厭豬。他曾告訴戴維·阿斯特：“它們是最令人討厭、最具破壞性的牲畜，一定要讓它們哪兒也不能接近，因為它們很有力氣而且很狡猾。”在《動物農場》中，那些豬就像英國廣播公司的官僚，“每天必須把大量精力花在神神秘秘的事情上，被稱為‘檔案’‘報告’‘摘要’及‘備忘錄’等”。當那匹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馬鮑克瑟因為過度勞累垮掉時，像奧威爾一樣，它因為肺結核而內出血：“一道涓涓血流從他嘴裏滲出……‘我的肺。’鮑克瑟虛弱地說。”[6]
奧威爾那易懂、詼諧和諷刺的文風完全適合這部諷刺寓言。在《我為何寫作》中，他對艾略特的斷言（“一個藝術家的進步……就是不斷消除個性”）附和道：“他不停奮力消除自己的個性。好的文字就像窗玻璃。”他也在自己的天才作品中化用文學傳統以收到最易理解和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效果。《動物農場》中最著名的一句（由自私自利的豬所宣告）——“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為平等”——結合了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表達的基本概念（“人人生而平等”）和彌爾頓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9.823-825）中夏娃對毒蛇所說的自毀性命令：“令我更為平等，或許再加／某一時並非不可取之／勝他一籌。”[7]
這篇故事語氣親切而且充滿感情，細節處理上一絲不苟，使其非大眾化主題令人欣然接受，並以一種微妙的方式諷刺了蘇聯神話，但仍然易於理解。奧威爾將其藝術和政治目的融合得如此之妙，結果從文學層麵上說，那些動物完全可信。那些豬為懸掛於廚房的幾條火腿舉行了隆重的葬禮，給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在這部關於極權主義俄羅斯蛻化、背叛和暴政現象的寓言中，幾乎每一細節都有政治所指。書中的人類指資本家，動物指極權主義者，無法被馴服的野生動物指農民，豬指布爾什維克，“造反”指十月革命，附近農場主指欲支持沙皇勢力推翻紅色政權的西方軍隊，後來席卷鄉下的造反之潮指在匈牙利和德國分別發生於1919年和1923年的未遂革命，“自發遊行”指勞動節慶祝活動，豬指特別委員會指政治局，母雞造反——趕走瓊斯（指沙皇）後的首次謀反——指1921年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水兵造反，拿破侖與溫普爾及威靈頓市場做交易代表俄羅斯1922年與德國簽訂《拉巴洛條約》，該條約結束了資本主義者對蘇俄的抵製，而豬與人類最後的見麵指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奧威爾寓言化地寫到了3次重要事件：斯大林強製推行集體化（1929—1933）的惡果，大清洗審判（1936—1938），跟德國爾虞我詐的外交——那隨著希特勒1941年進攻俄羅斯而結束。
主要的兩頭豬拿破侖（代表斯大林）和斯諾鮑（代表托洛茨基）一直互相鬥爭，這本小說也描寫了他們最主要的兩次鬥爭。托洛茨基力主工業先行，而不是農業，而且他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意見最終在斯大林從1928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得到采納，該計劃要求農莊集體化，而且要求工業化。在他們的主要意識形態衝突中——那也釀成西班牙的馬統工黨與共產黨之間的戰鬥——托洛茨基寄希望於西方具有革命精神的無產者，堅持其“永久革命”觀念，反對斯大林以宣揚俄羅斯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為特點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盡管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受害者，奧威爾認為他背叛了革命：“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譴責俄羅斯專政，不過他大概跟任何一個活著的人一樣，都要負同等責任，不能肯定他作為一個獨裁者比斯大林更要得，盡管無疑他的思想有趣得多。”
每次左派革命之勝利者都被權力腐蝕，並不可避免地建立起自己的暴政，這一觀點早在1911年，就由約瑟夫·康拉德（其父親是個波蘭愛國者，也是個革命失敗者）在《在西方的注視下》（under the western eyes）一針見血地表達出來：“按良心辦事、講求公正、高尚、人道主義和忠心耿耿性格的人，無私而且聰明的人可能發起一場運動——但運動會撇下他們，他們不會是一場革命的領導者，而是其受害者，心生厭惡、覺醒的受害者——經常是心懷悔恨的受害者。希望被醜陋地背叛，理想受到諷刺——這就是革命成功的定義。”[8]
《動物農場》最終於1945年8月出版——是在奧威爾寫完後一年半——當時是世界曆史上的一個關鍵期，之前4個月，羅斯福去世，墨索裏尼被處死，希特勒自殺，丘吉爾選舉失利，德國投降，8月6日，原子彈在廣島上空爆炸。三巨頭中，隻有斯大林仍掌權。奧威爾的朋友、《七種類型的含混》（1930）的作者燕卜蓀稱讚了此書，但又預見性地警告其政治含義將被誤解：“這種完美的危險之處是在不同人眼裏，其寓意相去甚遠。”確實，此書甫一出版，奧威爾就忙著去了一間又一間書店，將其從兒童讀物搬到成人讀物那邊。
在美國出版此書時，奧威爾也遇到了很大困難。據彼得·維勒克[9]1952年所寫（發表於一個前途遠大的大學教師亨利·基辛格所編的一份雜誌上），當時存在一個陰謀，目的是阻止此書的出版：“約有18到20個出版社，幾乎是所有最重要的出版社，全拒絕出這本我們這個時代最優秀的反蘇諷刺作品。考慮到其洞察性、可讀性、暢銷性和民主觀點，這麽多次拒稿的動機，最可能的情況是有人對出版界成功地進行了滲透（那時，不是現在）。”這部寓言最後由哈考特和布雷斯出版社出版，其編輯弗蘭克·莫利看到它在倫敦取得巨大成功後馬上購入版權。在美國首次就印了5萬本。
對《動物農場》的評價不免受到評論者政治觀點和他們對斯大林統治下的俄羅斯態度如何的影響。格裏厄姆·格林提到了奧威爾麵對戰時綏靖主義時為出版此書遇到的困難，並預言會根據它拍一部動畫片，那果然於1955年實現。“死硬斯大林派”金斯利·馬丁以前曾拒絕發表奧威爾從西班牙發回的報道，這次又歪曲了奧威爾的政治觀，聲稱他對蘇聯的批評（實際上寫作《通往威岡碼頭之路》時就開始了）是他最近的想法。就像艾略特，馬丁也稱奧威爾是個托派分子（那是用在任何反對斯大林者身上的一個貶損性稱呼），聲稱他已“對人類失去了信念”，總結說他的諷刺“以曆史觀點看是錯誤的，對俄羅斯的複雜事實視而不見”。西裏爾·康諾利形容奧威爾為“一個喜歡1910年的革命者”，他筆下對斯大林統治下的俄羅斯的描述更好一些，而奧威爾是不會同意的。小阿瑟·施萊辛格在《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頭版發表文章，把奧威爾和庫斯勒及西洛內作為政治小說家聯係起來。他稱這部諷刺作品是“關於英國左翼對蘇聯反應的最簡潔、最機智的表述”，而且“是我們這個時代一部明智、富於同情心和具有啟發性的寓言”。[10]
埃德蒙·威爾遜[11]提到了奧威爾出版《緬甸歲月》時遇到的困難，他對此書表現出了無保留的極大熱情。他少有地稱讚了它，稱其“絕對一流”，並將奧威爾和伏爾泰及斯威夫特相提並論，認為過去十年中，他“很可能是英國造就的最有才能和最有趣的作家”。威爾遜這篇發表於《紐約客》的書評深具影響，施萊辛格稱讚的是他的政治洞察力，威爾遜稱讚了奧威爾的文學素養。這兩則權威性評價有助於奠定奧威爾在美國的聲譽。
對那些熱情的評論家，奧威爾的反應是稱他們為“勉勉強強的豬玀……沒有一個人說它是本寫得漂亮的書”。幾個月後，女王本人派人來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要一本《動物農場》，那時已一銷而空。身著正式服裝的皇室信差不得不去紅獅街一間無政府主義書店買書，這讓奧威爾覺得特別有意思。《動物農場》吸引人的風格及諷刺妙語使其讀者麵分布驚人廣泛，上至皇室貴族，下至販夫走卒。它被翻譯成32種語言，其中包括馬耳他語、印度的古吉拉特語及越南語，並在全世界範圍內一直被用作英語教學的標準文本。在法文本中，為避免產生冒犯，那頭豬的名字“拿破侖”被悄悄改成“愷撒”。[12]
奧威爾收到的預付稿費隻有不多的100英鎊，英國版首次印刷隻有4500冊。但是當美國的每月讀書會接受它為每月一書後，其銷量直線上升。弗蘭克·莫利告訴奧威爾：
這會保證在這個國家最少有40萬到50萬發行額，跟通過書店發行很不一樣。……每本書他們付版稅兩角，版稅先付7萬美元。這筆錢付給我們，我們跟你五五分成。你至少會得到3.5萬，但要扣除30%所得稅。
奧威爾用首張版稅支票還了一半l.h.邁爾斯為他去摩洛哥的匿名借款，也資助了一些高尚事業及窮作者。他不曾忘記當他在寒冷的冬天寫作此書時，夜裏曾在床上念給愛琳聽，而愛琳對書中的幽默也有貢獻。奧威爾曾告訴多蘿西·普洛曼：“萬分遺憾的是愛琳沒能活著看到《動物農場》出版，她特別喜歡它，甚至幫助我構思。”[13]
<h4>3</h4>
戰爭即將結束時，奧威爾結識了他的最後一批知識分子朋友。朱利安·西蒙斯1944年在《論壇報》辦公室被介紹與奧威爾相識，他生於1912年，是寫法新穎的傳記《尋找科瓦》（the quest for corva）之作者a.j.a.西蒙斯的弟弟。朱利安·西蒙斯自稱托派，編輯過《二十世紀詩歌》（twentieth century verse），戰時服過役，在廣告界工作過，1945年開始寫作罪案小說。跟西蒙斯見麵後，奧威爾公開向前者道了歉，因為他曾稱對方“‘寫作帶上了曖昧的法西斯主義特點’——這是句很沒道理的話，是僅僅基於一篇文章而說的，我對它大概有誤解”。西蒙斯——他欽佩奧威爾，但又發現他難以接近，而且永遠是個局外人——戰後經常跟奧威爾、安東尼·鮑威爾及馬爾科姆·馬格裏奇一起用午餐，他們談論的除了平時的軍事、政治大事，也包括書本。鮑威爾當時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工作，馬格裏奇在《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工作，西蒙斯在斯特蘭德大街的一間廣告公司工作。奧威爾1946年11月辭去在《曼徹斯特衛報》的每周書評工作後，他安排西蒙斯接替了他（就像當初庫斯勒接替他在《觀察家報》的工作一樣）。這次重要的幫助使西蒙斯離開廣告業，成為一名職業作家。
長相英俊的安東尼·鮑威爾的父親是位陸軍上校，其本人與奧威爾是同期伊頓校友（比奧威爾年齡小），後來又進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他在新聞出版業工作過，1931年出了第一本長篇小說，戰時在情報部隊。他在1936年給奧威爾寫了封書迷來信，1941年通過伊內茲·霍爾頓在優異咖啡館跟奧威爾見過麵。但直到鮑威爾戰後複員，他才和奧威爾成為朋友。鮑威爾覺得他“很自信但又很不自信”。奧威爾告訴西蒙斯“托尼是我喜歡的唯一一個保守黨黨員”，這說明個人的親近感勝過了政見分歧。在鮑威爾的係列小說《伴著時光之曲而舞》（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中，奧威爾被以埃裏奇子爵阿爾夫的形象寫了進去，那是位藝術家和情操高尚的社會革命者，穿一件舊燈芯絨外套，自己過著艱苦的生活，卻資助了一大批左派食客。[14]
鮑威爾的妻子瓦奧萊特（她偶爾照顧過小理查德）曾寫道：“馬格裏奇40年代中期曾要鮑威爾把他介紹給奧威爾。鮑威爾問奧威爾是否願意，奧威爾說：‘好，可我大概會揍他。’但馬格裏奇和奧威爾成了朋友，他們的友誼一直保持到奧威爾去世。”馬格裏奇出生於1903年，父親是位社會主義政治家。他畢業於劍橋大學，娶了比特阿麗斯·韋布的侄女，在印度和埃及當過教師，反對帝國主義，在莫斯科待過，是個醒悟了的共產黨員，在加爾各答、倫敦當過記者，是個不成功的小說家，寫過《三十年代》（the thirties，1940），是個熱情洋溢的一家之主，也是個性放縱者。戰時，他在莫桑比克當過情報官員，法國解放後任與法方的聯絡官，曾在巴黎偶遇奧威爾。馬格裏奇後來當過《笨拙》雜誌惹是生非的編輯，引起爭議的電視名人和轉變信仰的天主教皈依者（被嘲笑為“蒙福的馬格”），對他這些出風頭的角色，奧威爾會不以為然。
《三十年代》是部關於那十年的曆史，奧威爾在評論時，注意到其反斯大林特點，他寫道，馬格裏奇跟他一樣，“在‘左派’圈子無人喜歡，常被貼上‘反動’乃至‘法西斯’的標簽”。馬格裏奇在《三十年代》中記得奧威爾看到舊秩序逐漸消失時，“會從講座中岔開話題，說出像‘伊頓完了’或‘不會再出現議會開會盛典’這種話”。馬格裏奇尊重奧威爾不肯變通的真誠和飽受衝擊的理想主義，但也看到其缺點。馬格裏奇本人活躍而且有趣，他記得奧威爾“是個有點不善交際、言語笨拙的人，易讓人愛甚於易讓人喜歡，跟他在一起也不算特別有趣。人們喜歡跟他在一起，倒不是因為他在場具有的魅力和他談話令人愉悅，而是出於很不相同的原因”[15]——奧威爾說話時，馬格裏奇經常插話。
跟奧威爾相同之處最多，同時在美國文學界的地位能跟奧威爾在英國文學界的地位相比的，是埃德蒙·威爾遜。他們兩人在生命晚期取得成功前，都曾經曆過窮日子。這兩位影響深遠的作家根本說來都是自傳性作家，最擅長寫作非虛構作品，是一流的報道者和去過外國的經驗豐富的旅行者。他們都作為社會主義者從左派立場批評了極端主義，對蘇聯偽造曆史的行徑十分關注，都在1945年春天當過派往國外的記者——分別為《觀察家報》和《紐約客》——他們都考慮過報複德國人和適當對待戰敗敵人做法的道德問題。
他們都對大眾文化和奧威爾所謂“很糟糕的書”有興趣。他們都想推廣完美而且生動的英語，不用術語，文風簡明直接。他們都從一種曆史和意識形態觀點出發研究文學，把尖銳的文學批評和精到的政治分析結合起來。他們都對狄更斯、吉卜林和葉芝感興趣，差不多在同期都寫了關於前兩位的評論文章。威爾遜和奧威爾都對宗教有敵意，但向往那個失落的童年世界。他們都極講原則，個性正直，同情被壓迫者。
奧威爾在1942年評論《傷口與弓》（the wound and the bow）時，說威爾遜寫出了“一段時期以來問世的關於狄更斯的最佳評論之一”，而且對作家的心理，“精彩地照亮了某些非常灰暗的地方”。他稱威爾遜“給人的印象是他已經成熟，也吸收了馬克思的教導，並非僅僅排斥或囫圇接受，這樣的文學評論家目前我們隻有很少幾位”——這番話也適用於奧威爾本人。
通過西裏爾·康諾利，兩位作家1945年夏天見了麵——恰是《動物農場》使奧威爾致富成名之前。愛琳在3月份突然去世，威爾遜也有過類似經曆——他第二任妻子意外去世——因此對他格外同情。在《英國人》（the english people，1947）中，奧威爾聲稱：“如果真要使我們的語言唯美語是從，就得把諸如瓢蟲……等幾十個別的蟲名全歸結到‘昆蟲’這一缺乏表現力的名詞下。”他們見麵時，威爾遜堅持要澄清這一誤解。
威爾遜跟奧威爾的短暫交往令他對後者的作品欣賞有加。在評論《狄更斯、達利及其他》（dickens，dali and others，1946）時，他稱讚奧威爾是社會批評方麵“當代唯一一個大師”，也點明了其最突出的優點：“勤於獨立思考，不懼於說出自己的觀點，喜歡研究具體現實，而不是理論主張，還有一種既直接，又訓練有素的文風。”在評論奧威爾去世後出版的《殺象記》（1950）一書時，他強調了奧威爾獨特而且自相矛盾的特點，稱奧威爾繼承了“有賴於常識和實話實說的中等階層英國自由主義”傳統。
奮鬥15年才取得文學成功，大多數作家會待在倫敦被奉為名人，享受名人生活。但奧威爾不是這樣，他不為財富和名氣左右，而是受不了如此成功——那跟他為自己的定位不符。1946年時，他身心疲憊至極，曾向庫斯勒報怨道：“每個人都來找我，想讓我去演講、寫約定內容的小冊子，加入這個那個——你不知道我多想逃離這一切，以再次得到思考的時間。”[16]《一九八四》正在他腦中成形，他想休息兩個月，以發展那個構思。很出人意料的是，這位討厭蘇格蘭的人去了偏遠的內赫布裏底群島中的朱拉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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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889—1951），生於奧地利的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著有《邏輯哲學論》和《哲學研究》等。
[2] 蘇珊·沃森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217頁；蘇珊·沃森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57頁；蘇珊·沃森所言，見克裏克《奧威爾傳》第347、349頁；《全集》，12.246（1940年戰時日記）；1998年11月23日在東蘇塞克斯對霍華德·尼科爾森·勞頓的采訪。本節中的素材大都來自我對蘇珊·沃森的采訪。——原注
[3] 《全集》，19.88；奧威爾檔案庫所藏維克托·戈蘭茨1944年3月23日致奧威爾的信；霍奇斯，《戈蘭茨：一間出版社的故事，1928—1978》，第109頁；《全集》，17.207。——原注
[4] 前麵的“喬夥計”指斯大林，喬是斯大林的名字約瑟夫的簡稱。——譯注
邁克爾·霍華德，《出版人喬納森·凱普》（倫敦，1971），第179頁；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喬納森·凱普1944年6月16日致倫納德·摩爾的信；《全集》，16.276（1944年7月7日“信筆所至”專欄）；《全集》，第16卷第266頁注解。——原注
[5] 對邁克爾·梅耶的采訪；艾略特所言，見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19—20頁；《全集》，8.17—18、123（1946年2月信件）。——原注
[6] 沃伯格，《紳士從事的職業》，第14頁；《全集》，19.88、451（1948年10月9日信件）；《全集》，8.86、80。——原注
[7] t.s.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pidual talent），《1917—1932年評論選》（紐約，1932），第7頁；《全集》，18.320；《全集》，8.90。
奧威爾在他那本人人叢書版彌爾頓作品上的題詞顯示他於1920—1921年間在伊頓公學時，盡管不樂意，還是認真學習過彌爾頓的《失樂園》：“e.a.布萊爾ks（國王獎學金生）。很不願意地買了這本書，為了學習彌爾頓，對這位詩人，他並不熱愛。”（巴迪克姆，《埃裏克與我們：回憶喬治·奧威爾》，第122頁）。——原注
[8] 《全集》，11.317（1939年1月12日書評）；《全集》，8.22、95；卡爾·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丁·米利根翻譯，德克·斯特羅伊克編輯並撰寫前言，紐約，1974），第111頁；約瑟夫·康拉德，《在西方的注視下》（1911年初版；紐約安可，1963），第113頁。——原注
[9] 彼得·維勒克（peter viereck，1916—2006），美國詩人、曆史學家，著有《恐怖與禮貌》《抽象政治學：納粹思想之源》等。
[10] 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1917—2007），美國曆史學家，著有《傑克遜時代》《一千天》等。——譯注
奧威爾檔案庫所藏燕卜蓀1945年8月24日致奧威爾的信；彼得·維勒克，《殘忍的教授》，《合流》雜誌（confluence），第1卷（1952年9月），第36—37頁；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關鍵遺產》，第195—205頁；小阿瑟·施萊辛格，《奧威爾與共產黨》，1946年8月25日《紐約時報書評》，第1、28頁。——原注
[11] 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著有《阿克塞爾的城堡》《愛國者之血》等。
[12] 燕卜蓀所言，見格羅斯《奧威爾的世界》第99頁。會說話的動物引出了許多童書，從簡·多伊（jane doe）的由《動物農場》衍生的業餘水平作品《無政府主義農場》（anarchist farm，加利福尼亞瓜拉拉，1996）到馬丁·沃德爾（martin waddell）獲獎的《鴨子農場主》（farmer duck，1991）。在後一本書中，那個懶惰的農場主被受壓迫的動物趕走，那些動物掌管了農場，愉快地在一起工作——此結尾有意撇開了奧威爾書中的觀點。——原注
[13] 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弗蘭克·莫利1946年4月16日致奧威爾的信；《全集》，18.115（1946年2月19日信件）。
據芬威克（fenwick）著《奧威爾書目》第103、107頁：“至1973年，企鵝版已經銷售200萬冊，每年仍繼續銷售14萬冊左右。”至1973年，美國西格奈特出版社的版本“已經銷售500萬冊，每年仍繼續銷售超過35萬冊”。——原注
[14] 《全集》，16.411—412（1944年冬《倫敦來信》）；安東尼·鮑威爾所言，見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部1983年12月30日節目《奧威爾》（西莉婭·佩吉·古德曼好意送給我一盤錄有此節目的磁帶）；西蒙斯，《奧威爾：回憶》，第41頁；鮑威爾在他的小說《軍事哲學家》（the military philosophers，倫敦，1968）第215頁借用了奧威爾的詞“老大哥”。——原注
[15] 瓦奧萊特·鮑威爾夫人1998年致傑弗裏·邁耶斯的信；《全集》，12.51（1940年4月25日書評）；馬爾科姆·馬格裏奇，《三十年代》（1940年初版；倫敦，1971），第11頁；馬爾科姆·馬格裏奇，《動物農場》（紐約時報版，1965）前言，第20頁。——原注
[16] 《全集》，16.221（《英國人》，1947）；《全集》，13.314—316（1942年5月10日）；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224—226、309—311頁；《全集》，18.244（1946年4月13日信件）。——原注
<h4>1</h4>
短短幾個月內，收養理查德、愛琳不幸去世、他自身健康的衰退和《動物農場》（出版於1945年8月）出乎意料的成功完全改變了奧威爾的生活。愛琳去世後，奧威爾堅持撫養理查德，視他為與愛琳之間的活紐帶。戰時難以找到一個保姆兼管家，但在1945年7月，他遇到了蘇珊·沃森，是由赫彭斯托爾夫婦及燕卜蓀夫婦推薦的。蘇珊和奧威爾一見之下彼此都合意。她覺得他是個非常寂寞的人，並因為他留下那個小孩而敬重他。奧威爾看著她給理查德洗澡問道：“你會讓他玩那玩意兒，對嗎？”她保證會適度寬容後，他就雇用了她，慷慨地每周給她7英鎊，但他未提自己患肺結核。蘇珊照顧理查德還有購物及做飯，奧威爾另外也請了個清潔女工為他們“搞衛生”。
蘇珊不是個一般的家庭傭人。她母親溫·亨德森是個有藝術家氣質的文學編輯，也是溫德姆·劉易斯的朋友。27歲的蘇珊（比西莉婭·佩吉和安妮·波帕姆大兩歲）是個漂亮的金發女郎，表情天真，舉止像個小孩，因為腦癱導致的跛足更突出了這兩個特點，但也使她上6樓到公寓有困難。她當時正在跟一個劍橋的數學家辦理離婚手續（他介紹她與維特根斯坦[1]相識），有一個上寄宿學校的7歲女兒（放假時，奧威爾歡迎她去坎奴伯利廣場），蘇珊此前一直在一間國際托兒所工作。
蘇珊在奧威爾家生活了15個月，近距離觀察過他，對其口味、習慣和怪僻性格了如指掌。他喜歡用茶壺泡濃茶喝，用的是錫蘭產茶葉，喜歡吃烤牛肉和土豆。“你的手可以永遠不受凍，”他曾告訴她，“不管什麽時候，你都可以往每個口袋裏放個烘土豆，然後手揣在口袋裏。”她端上食物時，他會對理查德說：“哎呀，嗬嗬，看著不錯！”
蘇珊發現有時需要善意欺騙奧威爾，他在家務事上不怎麽用心。他很喜歡吃蒸布丁，因為做著費事，蘇珊就從店裏買了一聽，然後把布丁自製似的端上桌。奧威爾上當了，問她：“你是怎麽弄出這麽漂亮的樣子？”他喜歡處處清潔，討厭看到髒尿布，就督促蘇珊在訓練理查德如廁上嚴格要求。理查德將大便拉到地毯上時，蘇珊用一份《論壇報》清理了汙物並放進便盆。奧威爾對效果感到滿意，他說：“你看，我告訴過你隻需要堅持。”當他問她那份不見的《論壇報》去哪裏了時，她裝作不知道。
蘇珊覺得奧威爾有點固執守舊，愛說教，獨斷，有時還壓製人。他喜歡在家裏當頭，居家生活上嚴守成規。他從上午9點鍾工作到下午1點鍾，然後出去吃午飯，6點鍾吃晚飯，經常打字打到淩晨3點。蘇珊對他打字的聲音熟悉到他不打時就會醒來的地步。他有時以做一些木工當作休息，跟“搭檔”理查德在一起，他會遞釘子。每當他與蘇珊晚上有爭執時，他會告訴蘇珊：“我想你該去睡覺了。”她覺得他“矛盾地在壓抑情感和思想上放得開兩方麵兼而有之”。他對待她盡管嚴格，但很得體，他似乎拿不準“該像對待一個值得信任的老管家，還是像一個小女兒那樣對待她”。她有自己的感情生活，所以從未考慮過嫁給奧威爾。
蘇珊是詩人和《論戰》雜誌編輯蘭德爾·斯溫格勒（randall swingler）的朋友，他想和奧威爾見麵。奧威爾雖然一開始不情願，最後還是同意跟他見麵，後來他說：“這人真不錯，可惜是個共產黨。”斯溫格勒在1946年9月的《論戰》雜誌上批評他以後，奧威爾對他極為反感，拒絕跟他握手，時時留神避免在酒吧裏與其相遇。至少在這件事上，他未能大度地原諒對手。
蘇珊記得奧威爾當時仍會就西班牙內戰做噩夢。他的日記中描述過一個他暴露在炮火下的噩夢：“我做了個很不好的夢，夢到炸彈落在我附近，把我嚇得魂飛魄散，可以對照以前在西班牙戰爭即將結束時我做過的夢，當時我夢到我在一個長滿草的岸邊，沒有掩護，迫擊炮彈落在我周圍。”更嚴重的一件事發生於1946年2月，當時他的肺部突然出血。不過他不失冷靜，隻是叫蘇珊給他拿來一個冰袋放在頭上。據給他治過病的醫生所言，此種傳統療法除了能讓病人舒服外沒有用處，但至少也沒有壞處。奧威爾拒絕請醫生來看，但不得不臥床兩周。[2]無怪乎在向西莉婭及安妮求婚時，他看上去病得不輕。
<h4>2</h4>
經過長期周折才得以出版的《動物農場》（animal farm）在文學及經濟方麵都取得了極大成功。如同《巴黎倫敦落魄記》《緬甸歲月》和《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這本書也與當時的政治氣候反其道而行之，最終麵世前，曾被5家出版社退過稿。奧威爾是從1943年11月，即在《論壇報》工作時享有自由的那段時間開始寫作此書，並於1944年2月寫完，那是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之後和諾曼底登陸之前——那兩次戰役是盟軍首次開始打勝仗。當時對俄羅斯人，存在著同仇敵愾的強烈感情，他們盡管吃過敗仗，但仍牽製了希特勒對英國的進攻。奧威爾不是等戰爭結束後再說，而認為揭露蘇聯蛻化本質的最佳時機，是在俄羅斯人最受歡迎之時。
希特勒在1941年進攻俄羅斯後，戈蘭茨又回到了共產黨陣營。奧威爾知道出於政治原因，他絕不可能出版此書，他也是這樣告訴戈蘭茨的。但戈蘭茨堅持他對奧威爾的下一部虛構作品有選擇權，一定要讀，並為自己的立場辯護說：“你顯然認為我是斯大林的走狗，我想我真該為此得意，可我已有三年被視做反斯大林者，不允許進入蘇聯使館。”盡管戈蘭茨表現得不存偏見，但正如奧威爾所斷言的，他“覺得在我們和俄羅斯為生存並肩而戰時，出版這麽一部猛烈攻擊她的作品說不過去”。奧威爾因為終於擺脫了束縛而高興。1945年7月，他告訴倫納德·摩爾：“我跟他沒有發生個人爭吵，他曾經待我不薄，在別人不肯時出過我的書，可是跟一個部分出於政治原因接受或者拒稿的出版人綁在一起顯然不能讓人滿意，而且他自己的政治觀點總在變化之中。”[3]
尼科爾森與沃森出版社很快以同樣理由拒絕出版後，摩爾把此書交給了喬納森·凱普，後者曾在1931年拒絕出版《巴黎倫敦落魄記》。凱普的審讀者報告道：“它可以說是個寓言，本身讀來有趣，當作諷刺蘇聯的作品來讀，也能得到那種諷刺趣味。”他建議出版。凱普想推出此書，但仍存疑慮，就將其交給情報部一名高級官員去讀，該官員請凱普以愛國為重，建議他不要影響英國與盟國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對此書的潛在影響比出版人認識得更透徹。）得到那位官員的建議後，凱普改變了主意，寫信告訴摩爾戰時出版這樣一本書“很不明智”，也請他注意奧威爾筆下惹麻煩的豬：“如果這部寓言中的統治階級不是豬，就不會那麽冒犯人。我認為選擇把豬寫成統治階級無疑會冒犯很多人，特別是那些有點敏感的人，無疑俄羅斯人是那樣的。”奧威爾這時已經非常憤怒，他說審查是“不收賄賂，不恐嚇，不罰款——隻是點點頭、眨眨眼，就完成了審查”。他嘲笑凱普擔心斯大林可能不喜歡這本書，曾對伊內茲·霍爾頓說：“想象一下吧，喬夥計（他根本不知道俄語之外任何一種歐洲語言）會坐在克裏姆林宮裏讀著《動物農場》說：‘我不喜歡。’”[4]
邁克爾·梅耶稱此書也遭到了威廉·柯林斯的退稿，柯林斯是個“最勢利的格拉斯哥蘇格蘭人，他根本不關心此書的政治方麵，但認為這麽薄的一本書賣不動。然後手稿到了法貝爾兄弟出版社的t.s.艾略特手裏，在奧威爾寫作生涯之初，退了《巴黎倫敦落魄記》的也是他。安德烈·紀德拒絕出版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一事廣為人知，艾略特對《動物農場》反常的誤讀（那些豬再次成了棘手問題）和嚴重判斷錯誤相當於上述一事在英國的一例：
我們認可它是一部精彩的作品，認可這部寓言寫作技巧純熟，那些敘述部分能讓人保持閱讀興趣不減——自從《格列佛遊記》以來，隻有很少幾位作家能做到這一點。另一方麵，我們不能確信……這是批評目前政治形勢的正確觀點……
我自己對這部寓言的不滿意之處，在於它給人的印象是全麵否定性的。除了要喚起對作者所反對的有同感，它還應喚起對作者所希望表達的產生同感，而其中的正麵觀點以我之見，總體上是托派的，並非令人信服。我認為你雙方都想支持，結果從任何一方都得不到補償性的有力支持——即那些從純粹共產主義的觀點批評俄國傾向的人和那些從相去甚遠的觀點為小國家之前途憂心忡忡的人。而且畢竟你筆下那些豬和其他動物比起來太有思想，因此最有資格管理農場——實際上沒有它們，根本不會有什麽動物農場，因此需要的（有人可能提出）不是更多共產主義，而是更多熱心公益事業的豬。
艾略特有意忽略了關鍵一節——奧威爾也許受到了他第一次在革命的巴塞羅那逗留期間的啟發，那次逗留令其振奮——在那一節中，他寫道，在它們趕走農場主瓊斯之後和在豬掌權之前，“農場上的工作準確進行著，那些動物是快樂的，因為它們從未想到會出現那種情況”。在被信奉共產主義的戈蘭茨和情報部斃掉後，保守派的艾略特也將其拒稿。但至少艾略特看到了它作為諷刺作品的優點，而且公正地將其與斯威夫特的作品相提並論，但反對被他誤讀的托派觀點。紐約的日晷出版社更是完全未看懂，他們之所以拒稿，是因為“關於動物的故事在美國根本賣不動”。[5]
情急之下，奧威爾想過讓一家無政府主義小出版社出（這家出版社剛好有些紙，而當時戰爭期間紙張供應仍很緊張），要麽甚至自己出版它，戴維·阿斯特曾提出借給他兩百英鎊支持此計劃。他最後找到了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比起別的出版社，當時它的規模及影響都小得多——也是這家出版社出版了《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當時很想出《動物農場》。此書和《一九八四》令該出版社名聲大振，戈蘭茨早期對奧威爾的投入所產生的收益全被沃伯格獲得。
當沃伯格問他那本書情節如何時，一貫謙虛和不擅長描述自己手頭作品的奧威爾支吾道：“它全是關於動物的，而且非常反俄！恐怕您不會喜歡它。”但在為該書烏克蘭文版所撰前言中，他描述了創作此篇故事的真正靈感火花：“我看到一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順著一條小路趕一架很大的馬車，那匹馬一想轉彎，他就用鞭子抽。我突然想到，萬一這種牲畜意識到自身的力量，我們將無力製服它們，而人們使用牲畜很大程度上就像富人剝削無產者一樣。”
此篇寓言的某些方麵建立於奧威爾的經曆之上。他總的來說喜歡動物，但討厭豬。他曾告訴戴維·阿斯特：“它們是最令人討厭、最具破壞性的牲畜，一定要讓它們哪兒也不能接近，因為它們很有力氣而且很狡猾。”在《動物農場》中，那些豬就像英國廣播公司的官僚，“每天必須把大量精力花在神神秘秘的事情上，被稱為‘檔案’‘報告’‘摘要’及‘備忘錄’等”。當那匹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馬鮑克瑟因為過度勞累垮掉時，像奧威爾一樣，它因為肺結核而內出血：“一道涓涓血流從他嘴裏滲出……‘我的肺。’鮑克瑟虛弱地說。”[6]
奧威爾那易懂、詼諧和諷刺的文風完全適合這部諷刺寓言。在《我為何寫作》中，他對艾略特的斷言（“一個藝術家的進步……就是不斷消除個性”）附和道：“他不停奮力消除自己的個性。好的文字就像窗玻璃。”他也在自己的天才作品中化用文學傳統以收到最易理解和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效果。《動物農場》中最著名的一句（由自私自利的豬所宣告）——“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為平等”——結合了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表達的基本概念（“人人生而平等”）和彌爾頓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9.823-825）中夏娃對毒蛇所說的自毀性命令：“令我更為平等，或許再加／某一時並非不可取之／勝他一籌。”[7]
這篇故事語氣親切而且充滿感情，細節處理上一絲不苟，使其非大眾化主題令人欣然接受，並以一種微妙的方式諷刺了蘇聯神話，但仍然易於理解。奧威爾將其藝術和政治目的融合得如此之妙，結果從文學層麵上說，那些動物完全可信。那些豬為懸掛於廚房的幾條火腿舉行了隆重的葬禮，給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在這部關於極權主義俄羅斯蛻化、背叛和暴政現象的寓言中，幾乎每一細節都有政治所指。書中的人類指資本家，動物指極權主義者，無法被馴服的野生動物指農民，豬指布爾什維克，“造反”指十月革命，附近農場主指欲支持沙皇勢力推翻紅色政權的西方軍隊，後來席卷鄉下的造反之潮指在匈牙利和德國分別發生於1919年和1923年的未遂革命，“自發遊行”指勞動節慶祝活動，豬指特別委員會指政治局，母雞造反——趕走瓊斯（指沙皇）後的首次謀反——指1921年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水兵造反，拿破侖與溫普爾及威靈頓市場做交易代表俄羅斯1922年與德國簽訂《拉巴洛條約》，該條約結束了資本主義者對蘇俄的抵製，而豬與人類最後的見麵指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奧威爾寓言化地寫到了3次重要事件：斯大林強製推行集體化（1929—1933）的惡果，大清洗審判（1936—1938），跟德國爾虞我詐的外交——那隨著希特勒1941年進攻俄羅斯而結束。
主要的兩頭豬拿破侖（代表斯大林）和斯諾鮑（代表托洛茨基）一直互相鬥爭，這本小說也描寫了他們最主要的兩次鬥爭。托洛茨基力主工業先行，而不是農業，而且他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意見最終在斯大林從1928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得到采納，該計劃要求農莊集體化，而且要求工業化。在他們的主要意識形態衝突中——那也釀成西班牙的馬統工黨與共產黨之間的戰鬥——托洛茨基寄希望於西方具有革命精神的無產者，堅持其“永久革命”觀念，反對斯大林以宣揚俄羅斯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為特點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盡管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受害者，奧威爾認為他背叛了革命：“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譴責俄羅斯專政，不過他大概跟任何一個活著的人一樣，都要負同等責任，不能肯定他作為一個獨裁者比斯大林更要得，盡管無疑他的思想有趣得多。”
每次左派革命之勝利者都被權力腐蝕，並不可避免地建立起自己的暴政，這一觀點早在1911年，就由約瑟夫·康拉德（其父親是個波蘭愛國者，也是個革命失敗者）在《在西方的注視下》（under the western eyes）一針見血地表達出來：“按良心辦事、講求公正、高尚、人道主義和忠心耿耿性格的人，無私而且聰明的人可能發起一場運動——但運動會撇下他們，他們不會是一場革命的領導者，而是其受害者，心生厭惡、覺醒的受害者——經常是心懷悔恨的受害者。希望被醜陋地背叛，理想受到諷刺——這就是革命成功的定義。”[8]
《動物農場》最終於1945年8月出版——是在奧威爾寫完後一年半——當時是世界曆史上的一個關鍵期，之前4個月，羅斯福去世，墨索裏尼被處死，希特勒自殺，丘吉爾選舉失利，德國投降，8月6日，原子彈在廣島上空爆炸。三巨頭中，隻有斯大林仍掌權。奧威爾的朋友、《七種類型的含混》（1930）的作者燕卜蓀稱讚了此書，但又預見性地警告其政治含義將被誤解：“這種完美的危險之處是在不同人眼裏，其寓意相去甚遠。”確實，此書甫一出版，奧威爾就忙著去了一間又一間書店，將其從兒童讀物搬到成人讀物那邊。
在美國出版此書時，奧威爾也遇到了很大困難。據彼得·維勒克[9]1952年所寫（發表於一個前途遠大的大學教師亨利·基辛格所編的一份雜誌上），當時存在一個陰謀，目的是阻止此書的出版：“約有18到20個出版社，幾乎是所有最重要的出版社，全拒絕出這本我們這個時代最優秀的反蘇諷刺作品。考慮到其洞察性、可讀性、暢銷性和民主觀點，這麽多次拒稿的動機，最可能的情況是有人對出版界成功地進行了滲透（那時，不是現在）。”這部寓言最後由哈考特和布雷斯出版社出版，其編輯弗蘭克·莫利看到它在倫敦取得巨大成功後馬上購入版權。在美國首次就印了5萬本。
對《動物農場》的評價不免受到評論者政治觀點和他們對斯大林統治下的俄羅斯態度如何的影響。格裏厄姆·格林提到了奧威爾麵對戰時綏靖主義時為出版此書遇到的困難，並預言會根據它拍一部動畫片，那果然於1955年實現。“死硬斯大林派”金斯利·馬丁以前曾拒絕發表奧威爾從西班牙發回的報道，這次又歪曲了奧威爾的政治觀，聲稱他對蘇聯的批評（實際上寫作《通往威岡碼頭之路》時就開始了）是他最近的想法。就像艾略特，馬丁也稱奧威爾是個托派分子（那是用在任何反對斯大林者身上的一個貶損性稱呼），聲稱他已“對人類失去了信念”，總結說他的諷刺“以曆史觀點看是錯誤的，對俄羅斯的複雜事實視而不見”。西裏爾·康諾利形容奧威爾為“一個喜歡1910年的革命者”，他筆下對斯大林統治下的俄羅斯的描述更好一些，而奧威爾是不會同意的。小阿瑟·施萊辛格在《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頭版發表文章，把奧威爾和庫斯勒及西洛內作為政治小說家聯係起來。他稱這部諷刺作品是“關於英國左翼對蘇聯反應的最簡潔、最機智的表述”，而且“是我們這個時代一部明智、富於同情心和具有啟發性的寓言”。[10]
埃德蒙·威爾遜[11]提到了奧威爾出版《緬甸歲月》時遇到的困難，他對此書表現出了無保留的極大熱情。他少有地稱讚了它，稱其“絕對一流”，並將奧威爾和伏爾泰及斯威夫特相提並論，認為過去十年中，他“很可能是英國造就的最有才能和最有趣的作家”。威爾遜這篇發表於《紐約客》的書評深具影響，施萊辛格稱讚的是他的政治洞察力，威爾遜稱讚了奧威爾的文學素養。這兩則權威性評價有助於奠定奧威爾在美國的聲譽。
對那些熱情的評論家，奧威爾的反應是稱他們為“勉勉強強的豬玀……沒有一個人說它是本寫得漂亮的書”。幾個月後，女王本人派人來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要一本《動物農場》，那時已一銷而空。身著正式服裝的皇室信差不得不去紅獅街一間無政府主義書店買書，這讓奧威爾覺得特別有意思。《動物農場》吸引人的風格及諷刺妙語使其讀者麵分布驚人廣泛，上至皇室貴族，下至販夫走卒。它被翻譯成32種語言，其中包括馬耳他語、印度的古吉拉特語及越南語，並在全世界範圍內一直被用作英語教學的標準文本。在法文本中，為避免產生冒犯，那頭豬的名字“拿破侖”被悄悄改成“愷撒”。[12]
奧威爾收到的預付稿費隻有不多的100英鎊，英國版首次印刷隻有4500冊。但是當美國的每月讀書會接受它為每月一書後，其銷量直線上升。弗蘭克·莫利告訴奧威爾：
這會保證在這個國家最少有40萬到50萬發行額，跟通過書店發行很不一樣。……每本書他們付版稅兩角，版稅先付7萬美元。這筆錢付給我們，我們跟你五五分成。你至少會得到3.5萬，但要扣除30%所得稅。
奧威爾用首張版稅支票還了一半l.h.邁爾斯為他去摩洛哥的匿名借款，也資助了一些高尚事業及窮作者。他不曾忘記當他在寒冷的冬天寫作此書時，夜裏曾在床上念給愛琳聽，而愛琳對書中的幽默也有貢獻。奧威爾曾告訴多蘿西·普洛曼：“萬分遺憾的是愛琳沒能活著看到《動物農場》出版，她特別喜歡它，甚至幫助我構思。”[13]
<h4>3</h4>
戰爭即將結束時，奧威爾結識了他的最後一批知識分子朋友。朱利安·西蒙斯1944年在《論壇報》辦公室被介紹與奧威爾相識，他生於1912年，是寫法新穎的傳記《尋找科瓦》（the quest for corva）之作者a.j.a.西蒙斯的弟弟。朱利安·西蒙斯自稱托派，編輯過《二十世紀詩歌》（twentieth century verse），戰時服過役，在廣告界工作過，1945年開始寫作罪案小說。跟西蒙斯見麵後，奧威爾公開向前者道了歉，因為他曾稱對方“‘寫作帶上了曖昧的法西斯主義特點’——這是句很沒道理的話，是僅僅基於一篇文章而說的，我對它大概有誤解”。西蒙斯——他欽佩奧威爾，但又發現他難以接近，而且永遠是個局外人——戰後經常跟奧威爾、安東尼·鮑威爾及馬爾科姆·馬格裏奇一起用午餐，他們談論的除了平時的軍事、政治大事，也包括書本。鮑威爾當時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工作，馬格裏奇在《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工作，西蒙斯在斯特蘭德大街的一間廣告公司工作。奧威爾1946年11月辭去在《曼徹斯特衛報》的每周書評工作後，他安排西蒙斯接替了他（就像當初庫斯勒接替他在《觀察家報》的工作一樣）。這次重要的幫助使西蒙斯離開廣告業，成為一名職業作家。
長相英俊的安東尼·鮑威爾的父親是位陸軍上校，其本人與奧威爾是同期伊頓校友（比奧威爾年齡小），後來又進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他在新聞出版業工作過，1931年出了第一本長篇小說，戰時在情報部隊。他在1936年給奧威爾寫了封書迷來信，1941年通過伊內茲·霍爾頓在優異咖啡館跟奧威爾見過麵。但直到鮑威爾戰後複員，他才和奧威爾成為朋友。鮑威爾覺得他“很自信但又很不自信”。奧威爾告訴西蒙斯“托尼是我喜歡的唯一一個保守黨黨員”，這說明個人的親近感勝過了政見分歧。在鮑威爾的係列小說《伴著時光之曲而舞》（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中，奧威爾被以埃裏奇子爵阿爾夫的形象寫了進去，那是位藝術家和情操高尚的社會革命者，穿一件舊燈芯絨外套，自己過著艱苦的生活，卻資助了一大批左派食客。[14]
鮑威爾的妻子瓦奧萊特（她偶爾照顧過小理查德）曾寫道：“馬格裏奇40年代中期曾要鮑威爾把他介紹給奧威爾。鮑威爾問奧威爾是否願意，奧威爾說：‘好，可我大概會揍他。’但馬格裏奇和奧威爾成了朋友，他們的友誼一直保持到奧威爾去世。”馬格裏奇出生於1903年，父親是位社會主義政治家。他畢業於劍橋大學，娶了比特阿麗斯·韋布的侄女，在印度和埃及當過教師，反對帝國主義，在莫斯科待過，是個醒悟了的共產黨員，在加爾各答、倫敦當過記者，是個不成功的小說家，寫過《三十年代》（the thirties，1940），是個熱情洋溢的一家之主，也是個性放縱者。戰時，他在莫桑比克當過情報官員，法國解放後任與法方的聯絡官，曾在巴黎偶遇奧威爾。馬格裏奇後來當過《笨拙》雜誌惹是生非的編輯，引起爭議的電視名人和轉變信仰的天主教皈依者（被嘲笑為“蒙福的馬格”），對他這些出風頭的角色，奧威爾會不以為然。
《三十年代》是部關於那十年的曆史，奧威爾在評論時，注意到其反斯大林特點，他寫道，馬格裏奇跟他一樣，“在‘左派’圈子無人喜歡，常被貼上‘反動’乃至‘法西斯’的標簽”。馬格裏奇在《三十年代》中記得奧威爾看到舊秩序逐漸消失時，“會從講座中岔開話題，說出像‘伊頓完了’或‘不會再出現議會開會盛典’這種話”。馬格裏奇尊重奧威爾不肯變通的真誠和飽受衝擊的理想主義，但也看到其缺點。馬格裏奇本人活躍而且有趣，他記得奧威爾“是個有點不善交際、言語笨拙的人，易讓人愛甚於易讓人喜歡，跟他在一起也不算特別有趣。人們喜歡跟他在一起，倒不是因為他在場具有的魅力和他談話令人愉悅，而是出於很不相同的原因”[15]——奧威爾說話時，馬格裏奇經常插話。
跟奧威爾相同之處最多，同時在美國文學界的地位能跟奧威爾在英國文學界的地位相比的，是埃德蒙·威爾遜。他們兩人在生命晚期取得成功前，都曾經曆過窮日子。這兩位影響深遠的作家根本說來都是自傳性作家，最擅長寫作非虛構作品，是一流的報道者和去過外國的經驗豐富的旅行者。他們都作為社會主義者從左派立場批評了極端主義，對蘇聯偽造曆史的行徑十分關注，都在1945年春天當過派往國外的記者——分別為《觀察家報》和《紐約客》——他們都考慮過報複德國人和適當對待戰敗敵人做法的道德問題。
他們都對大眾文化和奧威爾所謂“很糟糕的書”有興趣。他們都想推廣完美而且生動的英語，不用術語，文風簡明直接。他們都從一種曆史和意識形態觀點出發研究文學，把尖銳的文學批評和精到的政治分析結合起來。他們都對狄更斯、吉卜林和葉芝感興趣，差不多在同期都寫了關於前兩位的評論文章。威爾遜和奧威爾都對宗教有敵意，但向往那個失落的童年世界。他們都極講原則，個性正直，同情被壓迫者。
奧威爾在1942年評論《傷口與弓》（the wound and the bow）時，說威爾遜寫出了“一段時期以來問世的關於狄更斯的最佳評論之一”，而且對作家的心理，“精彩地照亮了某些非常灰暗的地方”。他稱威爾遜“給人的印象是他已經成熟，也吸收了馬克思的教導，並非僅僅排斥或囫圇接受，這樣的文學評論家目前我們隻有很少幾位”——這番話也適用於奧威爾本人。
通過西裏爾·康諾利，兩位作家1945年夏天見了麵——恰是《動物農場》使奧威爾致富成名之前。愛琳在3月份突然去世，威爾遜也有過類似經曆——他第二任妻子意外去世——因此對他格外同情。在《英國人》（the english people，1947）中，奧威爾聲稱：“如果真要使我們的語言唯美語是從，就得把諸如瓢蟲……等幾十個別的蟲名全歸結到‘昆蟲’這一缺乏表現力的名詞下。”他們見麵時，威爾遜堅持要澄清這一誤解。
威爾遜跟奧威爾的短暫交往令他對後者的作品欣賞有加。在評論《狄更斯、達利及其他》（dickens，dali and others，1946）時，他稱讚奧威爾是社會批評方麵“當代唯一一個大師”，也點明了其最突出的優點：“勤於獨立思考，不懼於說出自己的觀點，喜歡研究具體現實，而不是理論主張，還有一種既直接，又訓練有素的文風。”在評論奧威爾去世後出版的《殺象記》（1950）一書時，他強調了奧威爾獨特而且自相矛盾的特點，稱奧威爾繼承了“有賴於常識和實話實說的中等階層英國自由主義”傳統。
奮鬥15年才取得文學成功，大多數作家會待在倫敦被奉為名人，享受名人生活。但奧威爾不是這樣，他不為財富和名氣左右，而是受不了如此成功——那跟他為自己的定位不符。1946年時，他身心疲憊至極，曾向庫斯勒報怨道：“每個人都來找我，想讓我去演講、寫約定內容的小冊子，加入這個那個——你不知道我多想逃離這一切，以再次得到思考的時間。”[16]《一九八四》正在他腦中成形，他想休息兩個月，以發展那個構思。很出人意料的是，這位討厭蘇格蘭的人去了偏遠的內赫布裏底群島中的朱拉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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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889—1951），生於奧地利的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著有《邏輯哲學論》和《哲學研究》等。
[2] 蘇珊·沃森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217頁；蘇珊·沃森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57頁；蘇珊·沃森所言，見克裏克《奧威爾傳》第347、349頁；《全集》，12.246（1940年戰時日記）；1998年11月23日在東蘇塞克斯對霍華德·尼科爾森·勞頓的采訪。本節中的素材大都來自我對蘇珊·沃森的采訪。——原注
[3] 《全集》，19.88；奧威爾檔案庫所藏維克托·戈蘭茨1944年3月23日致奧威爾的信；霍奇斯，《戈蘭茨：一間出版社的故事，1928—1978》，第109頁；《全集》，17.207。——原注
[4] 前麵的“喬夥計”指斯大林，喬是斯大林的名字約瑟夫的簡稱。——譯注
邁克爾·霍華德，《出版人喬納森·凱普》（倫敦，1971），第179頁；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喬納森·凱普1944年6月16日致倫納德·摩爾的信；《全集》，16.276（1944年7月7日“信筆所至”專欄）；《全集》，第16卷第266頁注解。——原注
[5] 對邁克爾·梅耶的采訪；艾略特所言，見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19—20頁；《全集》，8.17—18、123（1946年2月信件）。——原注
[6] 沃伯格，《紳士從事的職業》，第14頁；《全集》，19.88、451（1948年10月9日信件）；《全集》，8.86、80。——原注
[7] t.s.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pidual talent），《1917—1932年評論選》（紐約，1932），第7頁；《全集》，18.320；《全集》，8.90。
奧威爾在他那本人人叢書版彌爾頓作品上的題詞顯示他於1920—1921年間在伊頓公學時，盡管不樂意，還是認真學習過彌爾頓的《失樂園》：“e.a.布萊爾ks（國王獎學金生）。很不願意地買了這本書，為了學習彌爾頓，對這位詩人，他並不熱愛。”（巴迪克姆，《埃裏克與我們：回憶喬治·奧威爾》，第122頁）。——原注
[8] 《全集》，11.317（1939年1月12日書評）；《全集》，8.22、95；卡爾·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丁·米利根翻譯，德克·斯特羅伊克編輯並撰寫前言，紐約，1974），第111頁；約瑟夫·康拉德，《在西方的注視下》（1911年初版；紐約安可，1963），第113頁。——原注
[9] 彼得·維勒克（peter viereck，1916—2006），美國詩人、曆史學家，著有《恐怖與禮貌》《抽象政治學：納粹思想之源》等。
[10] 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1917—2007），美國曆史學家，著有《傑克遜時代》《一千天》等。——譯注
奧威爾檔案庫所藏燕卜蓀1945年8月24日致奧威爾的信；彼得·維勒克，《殘忍的教授》，《合流》雜誌（confluence），第1卷（1952年9月），第36—37頁；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關鍵遺產》，第195—205頁；小阿瑟·施萊辛格，《奧威爾與共產黨》，1946年8月25日《紐約時報書評》，第1、28頁。——原注
[11] 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著有《阿克塞爾的城堡》《愛國者之血》等。
[12] 燕卜蓀所言，見格羅斯《奧威爾的世界》第99頁。會說話的動物引出了許多童書，從簡·多伊（jane doe）的由《動物農場》衍生的業餘水平作品《無政府主義農場》（anarchist farm，加利福尼亞瓜拉拉，1996）到馬丁·沃德爾（martin waddell）獲獎的《鴨子農場主》（farmer duck，1991）。在後一本書中，那個懶惰的農場主被受壓迫的動物趕走，那些動物掌管了農場，愉快地在一起工作——此結尾有意撇開了奧威爾書中的觀點。——原注
[13] 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弗蘭克·莫利1946年4月16日致奧威爾的信；《全集》，18.115（1946年2月19日信件）。
據芬威克（fenwick）著《奧威爾書目》第103、107頁：“至1973年，企鵝版已經銷售200萬冊，每年仍繼續銷售14萬冊左右。”至1973年，美國西格奈特出版社的版本“已經銷售500萬冊，每年仍繼續銷售超過35萬冊”。——原注
[14] 《全集》，16.411—412（1944年冬《倫敦來信》）；安東尼·鮑威爾所言，見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部1983年12月30日節目《奧威爾》（西莉婭·佩吉·古德曼好意送給我一盤錄有此節目的磁帶）；西蒙斯，《奧威爾：回憶》，第41頁；鮑威爾在他的小說《軍事哲學家》（the military philosophers，倫敦，1968）第215頁借用了奧威爾的詞“老大哥”。——原注
[15] 瓦奧萊特·鮑威爾夫人1998年致傑弗裏·邁耶斯的信；《全集》，12.51（1940年4月25日書評）；馬爾科姆·馬格裏奇，《三十年代》（1940年初版；倫敦，1971），第11頁；馬爾科姆·馬格裏奇，《動物農場》（紐約時報版，1965）前言，第20頁。——原注
[16] 《全集》，16.221（《英國人》，1947）；《全集》，13.314—316（1942年5月10日）；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224—226、309—311頁；《全集》，18.244（1946年4月13日信件）。——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