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隱於朱拉島
奧威爾傳：冷峻的良心 作者：傑弗裏·邁耶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46—1947
<h4>1</h4>
“總想著赫布裏底群島中我那個島嶼。”早在1940年6月的戰時日記中，奧威爾就這樣寫道——也許他想起了詹姆斯·湯姆遜[1]的《四季》（the seasons，1730）：
或於北邊大洋，以巨大旋渦，
沸騰在最遙遠極北之地
裸露的憂鬱島嶼四周，而大西洋驚濤
注入多暴風雨之赫布裏底群島之間。
戴維·阿斯特說他家在離蘇格蘭海岸外16英裏的朱拉島上有一間獵鹿時住的農舍後，奧威爾的夢想變成了現實——其“侏羅紀”[2]時期由此開始。那種艱苦生活、荒涼和與世隔絕的特點令他動心。“如果原子彈炸到格拉斯哥，”他曾凜然對阿斯特說，“將隻有一漲一落兩波浪。”他認為朱拉島將最後才受到他計劃在《一九八四》中寫到的那個政權的影響。他跟愛琳討論過他的計劃，愛琳自然懷疑退居到一個英國諸島中最無吸引力和最難到達的地方是否可行。戰爭結束後的1945年9月，他花兩周時間安排租下和修葺了位於朱拉島北端一座被廢棄的房屋。他一直不喜歡自己的蘇格蘭式名字布萊爾和“甩動”在聖塞浦裏安學校推行的唯蘇格蘭是尚。那道“國菜”就夠他厭惡的了：“有種著名的蘇格蘭羊雜碎布丁（他寫道），做時把肝髒、燕麥、蔥頭和別的配料全切碎塞進羊肚煮。”他曾稱蘇格蘭人是“猛灌威士忌的雜種”，在漢普斯特德住時，也拒絕過跟蘇格蘭詩人埃德溫·繆爾見麵。然而在很多方麵，除了他又高又瘦的體形，還有他那嚴厲、固執、斯巴達式和苦行主義的性格，都像蘇格蘭人甚於像英格蘭人。他對去朱拉島的濕沼澤地和荒野中過艱苦而且極耗體力的生活這一想法欲罷不能，而那裏屬於信奉加爾文新教和吃燕麥硬餅的地區，他聲稱過不喜歡，去那裏也是典型的任性行為——甚至是自尋絕路。可他考慮的遠不是醫療條件，而是聽從他所謂的“那種促使人們去做無意義行為的內心需求”。[3]
此狹長島嶼的西側就像阿拉伯半島無人區那樣渺無人煙。唯一一條30英裏長的道路從南端的小村子費奧林和克雷格豪斯通到北部的阿德魯薩。一本當代旅遊指南提到“阿德魯薩標誌著朱拉島地形特點的一個重要變化。往南全是海拔高的荒地，往北地勢低，時而有緩和隆起，這種景色轉變有悅目之感”。種地和放養高地牲畜是主要營生，但朱拉島當時的經濟處於衰退中，本地農夫數量在減少。1841年時人口達到最高的1320人，但奧威爾去時已減至250人左右，另外有4000頭鹿。從倫敦到奧威爾在朱拉島上的住處巴恩希爾需時兩天：坐火車到格拉斯哥，公共汽車到西岸，船到金泰爾半島，公共汽車穿過金泰爾半島，船到朱拉島，出租汽車從克雷格豪斯開到阿德魯薩。最後7英裏必須走路，沿著一條走著很吃力的馬車道，上麵車轍很深，而且遍布很大的坑洞。冬天，洶湧的大海有時將朱拉島一連幾周與大陸隔絕。島上唯一的一間店鋪在25英裏外。理查德有一次摔下椅子，額頭碰了很大一個傷口，6小時後才請來一位醫生。如果奧威爾在朱拉島上肺部出血，他就會（用他的話說）“完蛋了”。“人們說什麽與世隔絕，”有位朱拉島居民說，“但他們不來這兒，就意識不到那是怎麽回事。”接近零海拔的地點、潮濕氣候和艱苦生活剛好與對肺病病人建議的相反，即應居於高海拔地方、呼吸稀薄幹燥的空氣和長時間休息。奧威爾承認，那裏“一直”下雨。海水冰涼，就連夏天時亦是如此；他也承認，那裏的冬天“非常荒涼……陰暗、令人沮喪”。理查德後來形容那裏的天氣“三天有兩天寒冷而且有雨，房內總是冷，燒的泥炭熱勁很小”。[4]
理查德·裏斯稱巴恩希爾為“英國各島中最沒法住的房屋”，跟沃靈頓村那間村舍比起來，這裏大得多，但同樣住著不舒服。1934年以來它就被閑置，“呼嘯山莊”及“冰冷的康福特農場”[5]特點兼而有之。它位於褐色荒地上，往南隔一塊有坡度的牧場與一個散布著小島的小海灣相望。理查德說，那裏的景物由“石楠、沼澤、泥炭和蛇”組成。那座房屋樓上有四間小臥室，樓下有三個房間及一間廚房。有一間浴室，但不通電，也沒裝電話，食物供應及交通都非常困難。比爾·鄧恩當時住在巴恩希爾，大部分農活都是他幹的，他提到奧威爾把那個工作室封閉起來，令情況更加糟糕。他抽濃烈的黑煙絲，“室內地麵中央有座黑石蠟爐子，窗戶緊關，門緊關，肯定對他格外不好”。
1946至1948年3年中，奧威爾每年都去那裏住半年。他第二次在此的艱苦生活令他直接進了療養院，過了幾個月出院後又回到那個島上。他每個月都必須經過漫長而累人的旅程去格拉斯哥附近一個醫生那裏看病。在朱拉島上又待了5個月後，他再次住進醫院，這次再也沒能出院。戴維·阿斯特當初僅僅建議可以在夏天去巴恩希爾度假，從未想到奧威爾會待在那裏過冬，並把那裏當作常住的家。“聽到這件事把我嚇壞了，”阿斯特慨歎道，“那裏住著很不舒服……對一個病弱的人來說，去那裏真是瘋狂之舉。”後來成了奧威爾第二任妻子的索妮亞·布勞內爾就拒絕去那裏看望他，盡管他多次提出令她難以接受、但是熱情的邀請。她與阿斯特看法相同，即“那是個很糟糕的主意，最後害死了他”。[6]雖然未被原子彈炸到，奧威爾還是成為其自毀衝動的受害者。
<h4>2</h4>
羅賓·弗萊徹當過伊頓公學的舍監，他繼承了兩萬英畝的阿德魯薩地產，包括巴恩希爾，他是奧威爾的地主。他妻子瑪格麗特記得跟這位獨立性極強的作家的首次會麵。她覺得他來到島上時，是個悲傷、孤獨的人：
我很擔心他一個人怎麽過，因為他看上去病得很厲害。我提出可以在食物供應上幫助他，那時候還實行食物配給，難以得到。他說沒事，他寧可自己解決。我有種印象是他隻要頭上有片屋頂遮身，有塊麵包吃就滿足了。
像死神那樣，“他隨身攜帶一把長柄鐮刀……用以在阿德魯薩到巴恩希爾的路上，從長得很快的灌木叢中砍開一條路”。
在這個荒涼的島上，奧威爾有了多次接觸動物的冒險經曆。他養了頭豬，那更讓他憎惡：“它們真是一種討厭的牲畜，我們全盼著早點宰它。”蘇珊·沃森記得當一輛卡車開來拉一頭公牛時，奧威爾把理查德和蘇珊關進樓上的臥室，手持一把上了膛的手槍守在門口，準備像當初打死一頭大象一樣把牛打死。比爾·鄧恩描述了一件可怕的事，那發生在緊鄰朱拉島北部的斯卡巴島上，讓人想起奧威爾在伊頓公學時解剖過一隻鷯哥：
我們看到一條嚇人的大蝰蛇，很大的一條，埃裏克迅速一腳踏住蛇頸把它踩到地上，我滿以為他會用另一隻腳把蛇頭也踩到地下……但他拿出一把小刀，開始可以說把那條可憐的東西切成片，他真的是把它全劃開了……把我嚇得夠嗆，因為他給我的印象是他對動物一貫很溫柔。[7]
理查德在朱拉島上茁壯成長，比傑弗裏·戈爾勒研究的那些大猩猩發育得快。盡管他的無窮精力有時難以約束，但還是得到了極大自由，被允許玩奧威爾的折疊刀和木工用具。（在坎奴伯利廣場居住時，他曾因為摸門鈴上一根未裝好的電線而被電擊過。）奧威爾把煙頭扔進壁爐時，理查德撿起來裝進一根舊煙鬥並要求點著，然後試著抽——那天後來的時間裏，他都惡心得厲害。
生活仍豐富多彩和具有傳奇特色的喬治·柯普戰後也從坎奴伯利廣場搬到了蘇格蘭，在愛丁堡南麵比加爾附近當工程師兼農場主。他有很多創造性點子，然而是個不善經營的商人，還要養活3個孩子，終其一生，他也未能安定下來創一番成功的事業。1946年3月，他邀請奧威爾去他家度周末和“打兔子（現在合法了）”——盡管朱拉島上兔子也夠多的——“還有想怎麽樣就怎麽樣偷獵，包括在特威德河釣鱒魚和鮭魚”。他還說：“你什麽時候想開吉普車什麽時候就有。”
奧威爾從柯普那裏買了輛老掉牙的福特車，但是無法把它從渡輪上開走，所以不得不將其棄於碼頭，他火冒三丈。柯普了解這輛卡車的狀況，可能是以賣車作為一種間接向他這位如今富有的朋友借錢的方式。但這件事導致了惡感，也無記錄表明柯普去格拉斯哥附近的療養院看望過奧威爾。1947年4月，奧威爾告訴格溫·奧肖內西他收到了柯普夫婦寫來的一封短信，告知他們又生了一個小孩，但未收到他們別的任何消息。柯普後來回到了法國，在西班牙所受的折磨無疑影響了他的健康。1951年，他在馬賽去世，死因為肝功能和心髒衰竭，終年49歲。
奧威爾很喜歡朱拉島，特別是在夏天。一開始，那裏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忙於解決那些問題，幾個月未寫作，而是忙於製作幾個無法校正的下彎的書架，種菜園，飼養鵝和母雞，曬幹草和從附近農場取牛奶喝，釣魚和放龍蝦籠，打兔子及野味，爬山和開著他那艘馬達外置的摩托艇探索北部海岸。他喜歡吃很多龍蝦、兔肉和鹿肉，再加上（因為無啤酒喝）每夜喝一定量的杜鬆子酒。他給安妮·波帕姆寫了封信，對朱拉島上的簡樸生活做了一番詩意的描述，目的是吸引她前來：“在島西側走一走特別舒服，那裏杳無人跡，有些海灣的綠色海水清得能看到水下20英尺，海豹在那裏遊來遊去。”[8]
盡管奧威爾喜歡離世獨居，但他也需要社交生活和具有啟發性的交談。索妮亞、安妮以及比他小的朋友如雷納·赫彭斯托爾、邁克爾·梅耶和朱利安·西蒙斯不是很能接受令人望而生畏的旅程及艱苦生活的挑戰。但有幾個別的朋友，包括布倫達·索克爾德及伊內茲·霍爾頓等，都忠於友誼地迢迢跋涉到了朱拉島。又高又瘦、蓄須、禿頂的理查德·裏斯——他是個抱定獨身的單身漢，當時住在愛丁堡——成了他財政上的夥伴，一起出資購買必要設備以經營農場。年幼的理查德很喜歡這個與他同名者，後來稱他為“極好的老頭”，並解釋說他是個“厭惡女人者，而不是同性戀”，以此澄清他的性取向。瑪喬裏的女兒簡·戴金和露西·戴金形容裏斯是個完美的紳士，總想在農場幫上手，但在多數具體活上怎麽也做不好。奧威爾不在時，由裏斯照管那座房子，但他總弄得一團糟。跟奧威爾一樣，裏斯也不居高臨下跟那幾個女孩講話，對她們說什麽都細心聆聽。他們看到一個穿得很不講究的女步行者背著一個包經過時，裏斯天真地問：“告訴我，在這樣一個假期，一位女士怎樣才能保持優雅風度呢？”裏斯以梵高的《文森特在阿爾的臥室》（1889）為範本畫了幅《奧威爾的臥室》，其中畫了一張簡單的桌子、一把硬木椅子、鐵床、粗製地毯和傾斜的地板。[9]
他在《論壇報》時的秘書薩莉·麥克尤恩來朱拉島時，窮困潦倒的詩人保羅·波茨也在。奧威爾圓通地說波茨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一個一直不走運的人，但有天分，隻是還未很成功地發揮天分”。1946年夏天時，蘇珊因為用完了生火用的報紙，就燒了一些廢紙，後來才知道那是波茨的手稿。一貫極為敏感的他一怒之下離開了巴恩希爾。
邁克爾·柯普是喬治·柯普第一次結婚所生的兒子，他在1947年夏天去了朱拉島，他覺得那幢農場住房“搖搖欲墜”。邁克爾最近寫道奧威爾當時自律甚嚴：“白天黑夜都在寫作，也許預感到《一九八四》將是他的最後一本書，而死亡潛伏在不遠處……我那時主要在晚飯時才見到他。他看上去身體不好，吃得很少，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咖啡喝得很多。”
瑪喬裏的女兒簡和露西1946、1947年夏天都去過朱拉島，覺得奧威爾和為他管家的阿芙利爾難以接近、冷漠，隻關心他們自己的事。露西經過從倫敦到朱拉島漫長而艱難的行程後疲憊不堪，而奧威爾隻是說：“啊，你來了，露西。”姨媽阿芙利爾也沒有擁抱她，隻是給她倒了杯牛奶和白蘭地。在南沃爾德開過茶室的阿芙利爾是個好廚師。她講究實際，而奧威爾不是。盡管他很有勁頭過艱苦生活，但如果不是她，他在朱拉島上是活不下去的。除吃飯時間，他一天到晚主要都在打字。他們吃的是難以下咽的蘇格蘭麵包，每頓飯一定要有個米飯布丁，那是他喜歡吃的。吃完飯他會去散步，或者釣魚做菜。簡和露西幫助曬幹草和去附近的農場為理查德取牛奶。有空時，她們讀國外寄來的《紐約客》——是那家雜誌社把奧威爾當作一位重要的投稿者免費寄贈的。[10]
格溫·奧肖內西領著孩子勞倫斯和凱瑟琳也去過朱拉島。後來當了護士的凱瑟琳還記得為趕到那個住著不舒服的房子所經曆過的艱辛：
深夜時，有人趕來一駕馬車接我們到一座農舍，我們就在那裏過夜。然後我們……乘這駕馬車走一條小道，他們稱那為大路，實際上是條馬車道，有很深的車轍，使那一程走得漫長而且艱難。他住在海邊一座農舍裏。海水冰冷。大雨滂沱，擊打在農舍一側，使我覺得那個地方會被吹倒。他喜歡那裏是因為其與世隔絕和安靜，但對一個肺結核患者而言，那是個再糟糕不過的地方。那裏大部分時間寒冷而且潮濕。不是個理想的養病地方。
在凱瑟琳眼裏，奧威爾似乎“長期生病，神態疲憊，極瘦，但是和氣”。
觀察最入微的一位客人是年輕的戴維·霍爾布魯克，他畢業於劍橋大學，是個詩人，當過坦克部隊指揮官。他想追求蘇珊，於1946年9月來探望她。由其記述來看，那次探望留下了遺憾。他乘船渡過海峽到了朱拉島，所乘那艘船被巨大的湧浪擊打著，船上機油、羊油、人們的嘔吐物橫流。朱拉島方言難以聽懂，但他確實聽到一個抱著一隻公雞的人大喊：“快點兒，唐納德，我的雞著涼了。”
在去巴恩希爾的那段漫長的步行中，他先是被一大群蚊子攻擊，後來不知怎麽會遇到一個衣著襤褸，好像來自華茲華斯時代的牧羊人：“他披著一張粗糙的灰色毯子，髒得像是一張羊皮，袍子一樣隨便裹在身上，並用一根粗繩綁著。他赤著腳，手持一根木棒。”當遠處科裏弗萊肯海灣的漩渦打著漩並砰然作響時，他最後還看到了幾頭發情的蘇格蘭公鹿，好像直接從蘭西爾[11]的畫作上走下來。它們擺好決鬥架勢時，他聽到“呼呼嚕嚕的猛吼聲，回響在那些小山頭間”，他就“看那些公鹿互相逼近，然後將鹿角大力撞在一起”。[12]那是個不祥的開端。
跟邁克爾和凱瑟琳一樣，霍爾布魯克覺得巴恩希爾髒且無趣。他去那裏時，那裏的摩托車和舊卡車都開不動。奧威爾和阿芙利爾都不怎麽會應付種種困難，似乎寧願讓“什麽都找不到、壞掉和沒法修”。奧威爾用槍打死一隻鵝，而不是扭斷它的脖子，拔毛時不得不把大號鉛彈清理出來。阿芙利爾對他弄得一團糟痛加訓斥，他則一副羞愧的樣子。她把那隻鵝烤糊得隻有部分能吃時，卻幾乎一點自責也沒有。霍爾布魯克寫道，廚房內用赭石粉刷過的牆“被一座老式大爐子的煙熏黑了，那個爐子以前還用石墨抹過，那時早已破舊而且生鏽。這座廚灶火燒得很旺，但也不至於能讓有裂縫的冰涼的石板灶底冒火花。屋頂低得讓身高超過六英尺的奧威爾不得不彎著腰，那讓他的長臉和姿勢讓人看著心裏更不好受”。
霍爾布魯克除帶來一個摩托艇用的新外置馬達，還帶來了好幹酪和葡萄酒，他指望會受到友好接待。但迎接他時，奧威爾神色悲哀，臉上沒有笑意，手也沒伸，隻是說“你肯定是蘇珊在倫敦的朋友”。霍爾布魯克之前跟奧威爾未見過麵，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不管迎接誰都是那樣，甚至對他漂亮的外甥女露西也是。奧威爾缺少熱情和好客之意令霍爾布魯克吃驚，他發現奧威爾“沒問他幹哪一行，或者有過什麽經曆，或者他是誰，或者他是怎樣認識（蘇珊）的。在奧威爾及其妹妹眼裏，不知道為什麽，他似乎是不存在的……（他）本指望會感受到一種同誌般的熱情——或者至少願意跟他交流感興趣的政治問題。可是隻有這種冷冰冰的疏遠”。
霍爾布魯克覺得奧威爾盡管看上去沒病，但肯定也不是特別健康。奧威爾的脾氣壞，而且態度冷淡，嗓子有種哨子般的噪音，他似乎在奮力克服巨大困難。霍爾布魯克盼望能跟他談論書和政治，但這位著名作家卻滔滔不絕地描述鳥類之習性，把他煩得要命。在他看來，奧威爾似乎是個乏味而且難以接近的人，有種高高在上、不屑一顧的樣子。巴恩希爾的地主羅賓·弗萊星期天上午打完獵來小酌時，奧威爾放棄其平等主義原則，像對待一個“上不了台麵的女傭”一樣對待蘇珊，叫她和戴維不要露麵，在廚房招待那些幫忙驅趕獵物的人。很明顯，有些客人比其他客人更為平等。
霍爾布魯克逐漸意識到他未受歡迎和未能跟主人處好關係的原因。奧威爾從蘇珊那裏得知他是個共產黨員，懷疑是黨派他來監視自己的。那裏有種緊張氣氛，因為奧威爾不讚成他和蘇珊的戀情，而阿芙利爾（他和蘇珊私下稱她“老巫婆”）則是嫉妒。在家裏，戴維和蘇珊沒有獨處條件，想單獨待在一起時，就不得不去荒野。[13]
霍爾布魯克也卷入了阿芙利爾和蘇珊之間的不和。阿芙利爾從未結過婚，生活過得很空虛，她在家裏一直住到她母親於1943年去世。跟友好、開朗、熱心的瑪喬裏不一樣，阿芙利爾性情乖戾，有老處女特點，滿腹怨氣。如同奧威爾，她長得又高又瘦，臉上有很深的溝紋。瑪喬裏因腎病於1946年5月去世後，奧威爾就成了阿芙利爾最親的人，現在有能力養活她。他在5月份搬到朱拉島時，她跟著去了那裏，為他做飯，也陪著他。蘇珊帶著理查德在7月份也到那裏時，阿芙利爾已經穩穩當上了管家。這樣蘇珊就不得不受兩個人指派——而他們對該怎麽樣並不總是意見一致。
阿芙利爾打亂了蘇珊和奧威爾之間形成的相互適應的日常安排，她想一切按照她的想法進行。盡管奧威爾經常打字一直打到淩晨3點，她仍堅持要他8點鍾準時下樓吃早餐。“她可真是個會挖苦人的女人，”蘇珊說，“她長著一雙漂亮的眼睛，可總讓我很難堪。她自以為是，一臉挑剔的樣子，甚至批評我飯後擦桌子的方式不對。”她似乎把所有髒活都給蘇珊幹。
阿芙利爾努力阻止蘇珊和奧威爾傍晚去釣魚，而他們兩人都喜歡。菜園裏跑進兔子時，阿芙利爾不跟奧威爾說，而蘇珊不得不告訴他這個壞消息。理查德叫蘇珊“媽媽”，阿芙利爾不喜歡，她說：“你應該教孩子喊你‘奶媽’。”可蘇珊不喜歡這一稱呼。理查德想叫他“蘇西”，發出來的卻是“土西”。阿芙利爾要她因為很小的錯事打理查德時，蘇珊回答說：“除了喬治，誰也不能打理查德。”
處處挑刺的阿芙利爾接話說：“你別叫他‘喬治’，他的正確名字是‘埃裏克’！”
阿芙利爾忘了或者從未真正了解蘇珊並不是個職業保姆，阿芙利爾“也對她身患殘疾一事讓她難受不已”。她會大聲說：“還自稱保姆呢，可是根本幹不好織補，也取不了牛奶，因為你走不好路。”她向蘇珊挑戰說：“我想的，我要爭。”蘇珊這個可憐的灰姑娘懦弱地回答道：“我不爭。”當阿芙利爾想接過蘇珊的工作，既管家也照顧理查德時，顯然蘇珊不得不離開。奧威爾試過不卷進去，但又覺得有義務站到阿芙利爾這邊，他多給了蘇珊一些錢，以使打擊沒那麽重。附近農場的凱蒂·達洛克記得當蘇珊突然於9月份離開後，理查德自然不開心：“可憐的小孩，哭了又哭。”
鑒於阿芙利爾的專斷性格，顯然蘇珊不管怎麽樣也要被辭掉。阿芙利爾為此辯解說，巴恩希爾的生活對一個身患殘疾的年輕女孩來說太苦了。然而很諷刺的是，阿芙利爾後來嫁給了身無分文的前軍官比爾·鄧恩。比爾比阿芙利爾小13歲，脾氣暴躁，而且酗酒，在意大利打仗時腿被炸掉，而在這同一天理查德出生。這對很不相稱、粗暴易怒的夫婦最後成了理查德的父母。[14]
<h4>3</h4>
奧威爾生活中的主要興趣僅集中於兩種酷愛之事上——文學和政治。不再教書後，他從未參加或觀看過運動，但他喜歡釣魚，偶爾也笨拙地做些木工活。他幾乎從未去過博物館或畫廊，未聽過音樂會，未看過歌劇或芭蕾舞劇。在南沃爾德時，他偶爾跟父親一起去看過電影，但討厭寫影評或劇評。他在1927年乘火車從馬賽到加萊時，不曾參觀過文化景點，兩年後當他窮困潦倒地在巴黎生活時，當然也沒有去看過。他在摩洛哥養過病，打仗時去過西班牙、法國、德國和奧地利，但從未在亞洲旅行過或者去過意大利和希臘。除了逃出西班牙後在巴紐爾休息過3天，他從未在國外休過假。
盡管經常生病，但奧威爾的高額產出說明他沒休息多少時間。啟程往朱拉島前，他說自己是個辛勤工作的記者，一年要寫15萬字左右。他不得不寫大量平庸之作以圖生存，而他評論的幾百本不入流的書甚少能啟發他寫出高質量書評。1946年2月，他出版了第二本隨筆集，收入了他對真正感興趣的題材所寫的隨筆。跟他不得不寫的那些短書評比起來，這些隨筆篇篇都是精品。他有能力深入觀察、思路明晰地思考並以有活力的風格寫作，這使他成為英語作家中最偉大的隨筆作家之一。
隨筆缺少戲劇或詩歌的魅力及地位，發揮餘地和分量上也不及長篇小說，但在奧威爾手裏，它有了深度、廣度、活力和嚴肅性。以此文體，他能寫作激辯文章、文學評論和具有溫情特點的文章，全得心應手。在《政治和英語》（politics and the englishnguage）中，他建議使用清新、直接的語言和明確的表述。他認為作者有能力而且有責任以盡可能最明確的方式交流。如吉卜林建議作者“讓作品隔夜排水”，還有海明威把散文比作主要實體隱於具有欺騙性表麵下的冰山，奧威爾也認為寫作應該是個刪減的過程。雖然表麵上看他似乎寫得缺乏技巧，當然實際上並非如此，特別在他所寫的主題是複雜的或在道德上好壞難分時。
奧威爾思想武庫中的基本武器是他平實的風格，要人們回到常識並使他們相信其真誠。同時，他的論點複雜、具有啟發性而且有趣。例如，他主要幾篇隨筆的開首一句極具效果，馬上就能吸引住讀者：
在緬甸南部的毛淡棉，我被很多人憎恨。
在我寫作時，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類正在我頭頂上飛，企圖置我於死地。
在未證明其清白前，聖徒總應被判定有罪。
自傳隻有在披露了某些丟臉之事時才可信。[15]
奧威爾的腦子趨於想到一些意料之外、似非而是的方麵。我們想當然以為在英國統治下緬甸的一個白人警察會令人敬畏——但那篇隨筆揭示的並非如此。在現代戰爭中，殺人需要一個聰明且有熟練技巧的精英團體——我們幾乎盼望回到以前一次隻能殺一個人的好日子。我們不信任壞人，但需要對善良和誠實抱以同等懷疑。奧威爾經常讓我們用他提供的證據驗證我們的假定。他請我們從一個不平常的角度看待熟悉之事（《殺象記》《查爾斯·狄更斯》），或者從常識和人道主義價值觀出發看待一件不熟悉之事。
悲觀的奧威爾，這個直言不諱的英國人，有時也會表現出目空一切、出語詼諧的伊頓公學畢業生一麵。1940年，在評論《哈姆雷特》時，這位前殖民地警察貶低了威廉·福克納[16]，稱他筆下的角色好像是地球上某偏遠角落的一個原始部落：“那些名字極難聽的人——如弗萊姆·斯諾普斯和埃克·斯諾普斯那種名字——坐在村商店台階上，嘴裏嚼著煙草，在小生意中互相欺騙，時不時強奸個人或是殺個人。”他也通過嘲笑他在學校所受的呆板的曆史教育，挑戰了英國人自以為是的優越感：“1499年你還在中世紀，騎士們身穿盔甲，拿著長矛策馬衝向對方，然後1500年的鍾聲突然敲響，你到了所謂文藝複興時期，人人穿上了皺領和緊身上衣，忙於在加勒比海上搶劫運寶船。”
奧威爾以《評論集》（critical essays，美國版書名為《狄更斯、達利及其他》）將寫得最活潑的十篇文章再次出版。關於狄更斯、男孩所讀周刊、庫斯勒、威爾斯和伍德豪斯的幾篇前麵已討論過。另外五篇——關於吉卜林和濟慈的兩篇，《唐納德·麥克吉爾的藝術》《拉弗爾斯和布蘭迪什小姐》以及關於薩爾瓦多·達利的一篇——也值得一提。
奧威爾和吉卜林有不少相似之處，包括一種虐待狂特點，他們在描寫動物上都有天分，都能為英語增添一些新短語。在論及吉卜林詩歌的這篇評論（1942年所寫）中，奧威爾未能解決他不讚成吉卜林的政治觀點和景仰其技法之間的矛盾。他很快就承認：“吉卜林是個帝國侵略主義者，他的確道德上遲鈍，審美上令人反感。”接著又試圖“找出為何其作品得以流傳的原因”。他拿自己的信念——認為“帝國最主要是為了賺錢”——對抗吉卜林認為它“是種強行傳教方式”的觀點。就像他曾通過點明最基本特點來定義英格蘭一樣，他也從吉卜林的詩中提取出了（也從他自己的緬甸經曆中得到補充）一段關於殖民地軍隊生動而且令人難忘的描述：“直布羅陀和勒克瑙的悶熱營房，紅外套，白黏土處理過的腰帶和桶狀帽，啤酒，打架，鞭笞，絞刑和刑罰，號角聲，燕麥和馬尿味，留著一英尺長胡須的咆哮著的中士，流血衝突，無一例外管理不善、擁擠的運兵船，霍亂橫行的營地，‘本地’的妻妾，最終死於濟貧院。”他總結說吉卜林作為一個優缺點均有的詩人，力量來自“其責任感，那讓他可能有一個世界觀，盡管它不巧是錯誤的”。
葉芝是奧威爾欽佩的另外一位保守派作家，他能憑記憶大量引用葉芝的作品。1943年時，他對政治傾向和文學風格之間的關係產生了興趣，提到“一個社會主義者不會像切斯特頓那樣寫作，或者說一個保守黨帝國主義者不會像蕭伯納那樣寫作”。他指出葉芝的傾向是法西斯的，而其政治觀點與他對神秘學的興趣有關聯。在考慮到溫德姆·劉易斯、龐德和艾略特的情況時，他總結道：“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作家都是保守的。”[17]
蘇珊·沃森記得當奧威爾請他的內莉·利末辛姨媽來坎奴伯利廣場用茶點時——她身穿黑緞衣服，上有黑玉珠飾物——他拿出收藏的唐納德·麥克吉爾畫的明信片逗她開心。他不想讓蘇珊看到他喜歡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卡片，就告訴她在內莉看完那些笑話而被逗樂之後再上茶點。內莉是個真正的波希米亞人，根本不會介意，但那些笑話讓奧威爾略微有些吃驚。在他關於大眾文化的開拓性評論中，他曾把這些明信片作品表達的一成不變、過時的觀點跟後來那些更刻薄和毫不留情的觀點進行比較。在《唐納德·麥克吉爾的藝術》（1941）中，他認真研究了漫畫明信片，探討了這一種類的意義及效果。他分析了不斷出現的各種關於性、婚姻、醉酒、廁所和工人階層勢利性的笑話，總結說它們嘲笑了傳統價值觀，代表一種對美德的“無害的造反”。
就像對漫畫明信片那樣，奧威爾在《拉弗爾斯和布蘭迪什小姐》（1944）中對罪案小說的諷刺揭示他對似乎無關緊要的作品有相當大的興趣。他指出這兩部小說（e.w.霍那恩出版於1900年的《拉弗爾斯》和詹姆斯·哈德利·蔡斯出版於1939年的《沒有蘭花送給布蘭迪什小姐》）“道德氛圍上極為不同”，並討論了這“大概意味著大眾態度方麵的轉變”。前者有種幾乎是校童式的氛圍，而後者充斥著殘忍和墮落（如電影《崇山峻嶺》），是“一頭紮進汙水坑”。但奧威爾的這種譴責很反常。他反感蔡斯筆下的虛構人物，“他們生活中的唯一樂趣就是把刀子捅進別人肚子”，而他自己也曾虐待狂般在《殺象記》中寫道，他認為“世界上最開心之事，莫過於把刺刀捅進一個和尚的肚子”。他把詹姆斯·哈德利·蔡斯的令人反感之處歸咎於美國人對暴力的迷戀——但事實上作者是英國人。奧威爾將這篇論文與戰時政治結合起來，指出蔡斯對權力爭奪和強者戰勝弱者的迷戀揭示了“虐待狂、成功崇拜、權力崇拜、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之間的內在聯係”。
在《不予特權》（withour benefit of clergy）中，奧威爾評論了薩爾瓦多·達利令人反感的自傳。如同蔡斯筆下宣揚了殘酷、性變態和追求權力本能的恐怖故事，達利書中（他在書中聲稱吃過一隻爬滿螞蟻的死蝙蝠）的道德氛圍揭示了“本能被扭曲，那隻在機器時代才有可能……他是世界之病的症狀”。奧威爾承認達利是個勤奮工作的人，也是個出色的藝術家，但不願忽視他是個招人討厭的人這一事實。他不予他以特權，不因為他是個藝術家而原諒他道德上的懦弱、喜出風頭癖、對性變態的描述和戀屍癖。
奧威爾利用達利自傳中一個詼諧的誇張寫法——“七歲時我想當拿破侖，從那以後我的雄心就日益見長”——來解釋他的乖戾。他說鑒於其個人主義及才能，達利隻能走入極端，通過令人震驚和傷害他人來博取名聲。但這種主觀和道德性解釋並不能令人滿意。盡管他看出達利那本不誠實的書是誇大其詞的幻想，但仍把達利所說的一切作為對他不利的證據，而未把幻想與現實區別開來。他似乎未能看到達利的超現實主義虛構是為抨擊資產階級價值觀而有意為之。達利放的誘餌顯而易見，奧威爾張口就咬，對一個承認五歲時把另外一個小男孩推下橋的藝術家做了清教徒式的譴責。由奧威爾所問，但從未得到回答的基本問題是：“為何食利者和貴族要購買他的畫，而不是像他們的爺爺那樣打獵和找女人？”[18]他忽略了此種可能性，即達利的行為及藝術不是世界之病的症狀，而是對其一種強有力的表現。
跟文學論戰時比較起來，奧威爾在政治上趨於更誇張一些，他所說的最不顧後果、最不負責任的話中，有一句讓他跟難以應付的溫德姆·劉易斯發生了衝突。如朱利安·西蒙斯所言，他們兩人都正直得不可動搖：“跟奧威爾一樣，（劉易斯）在一個對某種方式順從更有利的時代堅持思想獨立，像奧威爾一樣對政治有強烈興趣，像奧威爾一樣因為其觀點而被居於要位的某些人忽視，像奧威爾一樣完全不拘禮節，在文學或社交上不帶一絲做作。但盡管易於跟劉易斯交談，他卻缺少人情味，在此意義上奧威爾並不是。他是個對觀點極感興趣的人，他希望將其應運用於藝術。”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和劉易斯的《愛之複仇》（the revenge of love，1937）都抨擊了西班牙共產黨，這兩本書在20世紀30年代都被忽視，直到1952年才在美國出版，當時正是冷戰高潮和麥卡錫政治迫害最猖獗之時，他們反對共產主義的一麵特別受歡迎。劉易斯的《全歐左翼》（left wings over europe，1936）盡管以右派觀點寫成，但也預示了《一九八四》中的兩個主要概念：“雙重思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關於自由和責任之間衝突的主題。劉易斯的《被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being ruled）可以作為奧威爾小說的一個精彩書名。《動物農場》中革命被背叛的主題在劉易斯的《自作自受》（self condemned，1954）中得到重現。奧威爾在《保持葉蘭繁茂》中對英國階級結構的抨擊跟劉易斯的《庸俗一麵》（the vulgar streak，1941）也有很多共同之處。劉易斯曾讓編輯送一本給奧威爾，他認為奧威爾會對之產生共鳴。
奧威爾在1945年首次揶揄劉易斯道：“在溫德姆的像《塔爾》和《傲慢的從男爵》那樣所謂的小說中蘊含的才能足等於幾十個平庸作家的才能，但一口氣讀完這樣一本小說是件很辛苦的事。”在他第二年為《黨見評論》所寫的《倫敦來信》中，奧威爾——他在戰時所做的預言以及對朋友或敵人所做的政治判斷常常靠不住——絕對在缺乏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聲言：“我得到可靠消息，溫德姆·劉易斯已經加入共產黨，或者至少是個強烈的同情者，他如今正在寫一本歌頌斯大林的書，以平衡他以前寫過的支持希特勒的書。”[19]劉易斯理所當然被激怒了，早在20世紀30年代，當幾乎所有知識分子都將斯大林奉若神明時，他就堅定地反對之。奧威爾的斷言不管有多麽站不住腳，卻進一步破壞了劉易斯在美國已受懷疑的名譽。奧威爾對他政治信仰上的劇變視而不見，而且更糟糕的是聲言劉易斯已經寫了兩本支持希特勒的書，而實際情況是他在1931年寫了一本支持希特勒的書，而在1939年寫了一本反對希特勒的書。
異常克製的劉易斯曾告訴《黨見評論》的一位編輯德懷特·麥克唐納，說奧威爾“是個傻小子，一肚子政治上的零碎意見——不過他全弄錯了，他以為人們總會愛上政治明星，我很高興那個感情用事的公學小子把他那容易喚起的忠誠投向宗派一方”。在《粗魯的任務》（rude assignment，1950）中，劉易斯寫道奧威爾“相信隻要覺得合適，人們就可以‘抹黑’，完全沒問題……這位殖民地老爺想象自己是在緬甸的叢林裏，在獵殺離群大象為民除害”。
劉易斯後來又在《作家與獨斷專行者》（the writer and the absolute，1952）中做了全麵反擊。他不屑於反對那種關於奧威爾之政治思想的普遍觀點，指出奧威爾開頭是個趨時的社會主義者，最終因為反對共產主義得到解脫。據休·戈登·波提歐斯所言，關於劉易斯加入共產黨的荒唐謠言源自於劉易斯曾對喜歡說閑話的羅伊·坎普貝爾戲言：“給他們說我改變了主意，現在在寫一本關於斯大林的書。”坎普貝爾又一本正經地講給波提歐斯聽，後者又傳給了奧威爾。[20]奧威爾高興地聽到這則閑話，不查核來源就在《黨見評論》上發表出來，損害了劉易斯及他自己的聲譽。
<h4>4</h4>
1947年8月19日，奧威爾寫作《一九八四》期間，他幾乎讓自己和其他3個人被淹死。為了招待他的夏天來訪者，他帶著理查德和瑪喬裏的兩個孩子去島西部露營和釣魚。回程時他看錯潮汐表，把那艘12英尺長的小艇徑直開進了歐洲最危險的漩渦之一。馬丁·馬丁在其名作《蘇格蘭西部島嶼描述》（1703）中刻畫過那個地方：
朱拉島北端和斯卡巴島之間，有個以危險著名的海灣，名為“科裏弗萊肯”，約一英裏寬。它造成了一股猛烈的海流，英國諸島中無處能與其相比。隨著漲潮，那片海域開始沸騰得像一口滾開的鍋，然後逐漸增勢，直到出現很多漩渦，本身呈倒金字塔形，緊接著發展得深如小船的桅杆，同時發出隆隆響聲。
有份航行手冊解釋說那個海灣隻能在謹慎和明智把握時機的情況下才可通過：“在無風天氣和水波不興時，整個海灣變得平靜，一點也看不出在某些風和潮水狀況下它的險惡特點。最危險的是當大西洋浪濤在強勁的北風吹拂下逐漸增強，然後遇到一次漲潮。此時要想通過是不可想象的。”[21]
那艘小艇在漩渦邊緣被浪擊打著，外置馬達因為奧威爾未用繩子或鏈子固定，被浪從底座打掉沉入海中。無人驚叫，每個人都奇怪地保持冷靜，的確是布萊爾家本色。奧威爾掌舵，但是太虛弱，幫不上什麽忙，他對那些在小艇四周遊泳的當地動物奇怪地評論道：“古怪的海豹，是種很好奇的動物。”
亨利·戴金（當時21歲，從部隊休假）取出槳讓小艇穩定了一些，然後向最近的陸地劃去。一波落差達12英寸的大西洋大浪將他們推向一個多岩的小島。小艇撞到岩石上而傾覆，失去了主要裝備。亨利成功地赤腳爬上岩石，然後把其他人拉上了安全地方。理查德·布萊爾後來說：“那次很危險，險些變成悲劇。”奧威爾疲憊不堪，渾身浸透冰冷的海水，大口大口地喘氣，比以前更虛弱，他承認他曾以為他們“完蛋了”。
他們沒有引擎或船槳，所以沒法離開那些岩石。奧威爾去找東西吃，發現了幾隻小海鷗，但不忍心殺掉。在光禿禿的岩石上待了幾個小時後，他們向一個釣魚的人揮動一件襯衫，然後被經過的捕龍蝦的人所救，但也費了一些事。露西掉了一隻鞋，而且擦傷了腳踝。亨利脫掉皮靴遊向岩石，結果皮鞋全掉進海裏。皮靴未掉的奧威爾因為犯了愚蠢的錯誤和他們扮演了無助的失事者角色感到尷尬。他想維持最後一點獨立性，因此拒絕了捕龍蝦的人把他們送到巴恩希爾的提議，露西因此十分惱火。奧威爾十分輕鬆地說：“噢，沒關係，我們可以走回去。”他迫使他們在道路崎嶇的鄉間赤足走了3英裏。
那天晚上，他仍有足夠精力在日記中詳細記述了進入大漩渦的經曆：
今天回來時遇到漩渦，幾乎淹死。引擎被海水卷掉沉下海。隻是用槳把小艇劃穩當，兩次經過漩渦，劃到了平靜地方……就快點劃，然後爬上岸。亨利先帶繩子跳上岸，然後小艇翻了，把我和露西、理查德翻進海裏。理查德有一陣被扣在船下，我們把他拉了出來。小艇上的大多數東西都掉了，包括槳……用幹草和從地下撬出的幾塊幹泥炭生火，我們烤幹了衣服。大約3小時後被接下來……（我們）肯定是在11點半左右到了科裏弗萊肯海灣，當時已退潮3小時左右。那似乎是最糟糕的時候……唯一嚴重的損失是，引擎和12條毯子。
如果亨利、露西或是理查德性命不保，已經滿懷內疚的奧威爾會垮掉的。就像他於1949年在最後一本文學筆記中所記：“如今孩子殞命是人們能想象到的最糟糕之事。如果隻有一個孩子，他幾乎不可能從喪子之痛中恢複過來，那會令天地為之變色，永遠地。”[22]
沃伯格評論過奧威爾曾經沒有必要地冒著生命危險——經常是英勇地——在緬甸當過警察，在西班牙經曆過法西斯軍隊的炮火和被共產黨追捕，納粹轟炸時待在倫敦，進入過朱拉島附近的漩渦，“而且始終忽視在基本醫療條件方麵應小心為上……漠視是最終和唯一一種能減輕他過於強烈的內疚感的辦法”。[23]他曾告訴其遺稿保管人理查德·裏斯，如果他遇到任何不測，就把《一九八四》的手稿銷毀。寫作《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前，他幾乎死在西班牙。這是他第二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恰好是在他寫完一本書之前，而此書將極大地改變我們對當代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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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詹姆斯·湯姆遜（james thomson，1834—1882），蘇格蘭詩人，另著有《統治吧，布裏塔尼亞》《自由》等。
[2] 此處是作者的一個文字遊戲，“侏羅紀”（jurassic）這個詞中包括“朱拉”（jura）。
[3] 《全集》，12.188；對戴維·阿斯特的采訪；《全集》，18.205（《英國式烹飪》，1946年3月29日）；《全集》，12.153（1940年4月26日書評）。——原注
[4] w.h.默裏，《赫布裏底群島》（倫敦，1966），第56頁；瑪格麗特·弗萊徹·納爾遜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71、111頁。——原注
[5] “呼嘯山莊”指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中的故事發生地，“冰冷的康福特農場”指女作家斯泰拉·吉本斯（ste gibbons，1902—1989）的小說《冰冷的康福特農場》的故事發生地。
[6] 裏斯，《喬治·奧威爾：勝利陣營的逃亡者》，第140頁；劉易斯，《喬治·奧威爾：通往〈1984〉之路》，第184—185頁；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1963年5月20日對索妮亞·布勞內爾的采訪；克裏克在其《奧威爾傳》第354頁上稱“那裏氣候溫和”，那個島有益健康。——原注
[7] 據瑪格麗特·弗萊徹所言，見羅傑·拉特克利夫《奧威爾在其上產生惡夢想象的做夢島》，《星期日泰晤士報》，1983年5月22日，第5版；全集，19.461（1948年10月29日信件）；比爾·鄧恩所言，見克裏克《奧威爾傳》第364頁。——原注
[8] 1998年11月25日在沃裏克郡拉格比附近對理查德·布萊爾的采訪；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喬治·柯普1946年3月20日致奧威爾的信；《全集》，18.250（1946年4月18日信件）。——原注
[9] 對理查德·布萊爾的采訪；對簡·摩根和露西·貝斯特利的采訪；裏斯的畫作見劉易斯的《喬治·奧威爾：通往〈1984〉之路》第75頁。——原注
[10] 《全集》，20.107（1949年5月7日信件）；邁克爾·柯普1998年12月9日致傑弗裏·邁耶斯的信；對簡·摩根和露西·貝斯特利的采訪。——原注
[11] 埃德溫·亨利·蘭西爾（edwin henryndseer，1802—1873），英國畫家，以富有感情的動物畫著名。
[12] 凱瑟琳·蒙丘爾1999年3月17日致傑弗裏·邁耶斯的信；戴維·霍爾布魯克，《不可避免的代價》，第72、73頁（戴維·霍爾布魯克好意送了我一本他未發表的小說）；1998年11月28日對戴維·霍爾布魯克的采訪。
奧威爾對那種鹿也有類似記述。見《全集》，18.411（1946年9月28日“居家日記”）：“有兩頭鹿挨著站在舊馬廄邊上，離大路有一百碼左右，正以很好戰的樣子吼叫著，顯然是在向我吼。”——原注
[13] 霍爾布魯克，《不可避免的代價》，第81、78、80頁；對戴維·霍爾布魯克的采訪。——原注
[14] 霍爾布魯克，《不可避免的代價》，第81、78、80頁；對戴維·霍爾布魯克的采訪。——原注
[15] 《全集》，10.501（《殺象記》，1936）；《全集》，12.392（《英格蘭，你的英格蘭》，1941）；《全集》，20.5（《關於甘地的思考》，1949）；《全集》，16.233（《薩爾瓦多·達利》，1944）。
關於達利那篇隨筆開篇一句可能來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錄海涅的話。在《地下室手記》（安德魯·麥克安德魯譯，1864年初版；紐約西格奈特版，1961）第122頁，作者提到“海涅曾經說過，真實的自傳幾乎不可能有，人們肯定會關於自己而撒謊”。——原注
[16]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國作家，著有《喧囂與騷動》《村子》《八月之光》等，獲得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後麵兩個人名（弗萊姆·斯諾普斯和埃克·斯諾普斯）是他的“斯諾普斯”三部曲（《村子》《小鎮》《大宅》）中的人物。
[17] w.b.葉芝（w.b.yeats，1865—1939），愛爾蘭詩人、劇作家，著有《鍾樓》《盤旋的樓梯》等，獲得1923年諾貝爾文學獎；吉爾伯特·基思·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國作家、新聞工作者，著有以布朗神父為主角的偵探小說。——譯注
《全集》，12.282（1940年11月9日書評）；《全集》，13.210（《重新發現歐洲》，1942年3月10日）；《全集》，13.151—152、156、160（《路特雅·吉卜林》）；《全集》，14.279、283（《w.b.葉芝》）。——原注
[18] 《全集》，13.30（《唐納德·麥克吉爾的藝術》）；《全集》，16.347、349、350、354（《拉弗爾斯和布蘭迪什小姐》）；《全集》，16.234、238、239、240（《薩爾瓦多·達利》）。——原注
[19] 朱利安·西蒙斯，《見到溫德姆·劉易斯》，《關鍵時機》（critical asion，倫敦，1966）第189頁；《全集》，17.349（《好的壞書》，1950年11月2日）；《全集》，18.287（《倫敦來信》，1946年夏）。——原注
[20] 溫德姆·劉易斯，《書信集》（w.k.羅斯編輯，康涅狄格州諾福克，1963），第403頁；溫德姆·劉易斯，《粗魯的作業》（倫敦，1950），第79—80頁；1998年9月21日在切爾滕納姆對休·戈登·波提歐斯的采訪。
麥克唐納在1944年離開《黨見評論》並創辦了《政治》雜誌，很想得到奧威爾的稿件。他滿足了奧威爾提得非常小心的要求：“要一雙美國鞋，分開寄，因為‘那樣就誰也不認為值得偷，除非碼頭上剛好有個隻有一條腿的人’。”1946年12月，麥克唐納在以8.95美元買了雙很漂亮的步行鞋後，先是使其舊了一點，然後和幾件衣服一起裝進一個寫著“舊衣服”的包裹裏寄給了他（邁克爾·麥克唐納1998年10月3日致傑弗裏·邁耶斯的信和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德懷特·麥克唐納1946年12月21日致奧威爾的信）。——原注
[21] 馬丁·馬丁，《蘇格蘭西部島嶼描述》（寫於1695年前後，唐納德·麥克勞德編輯，1703年首版；斯特靈恩裏亞斯·麥克基版，1934），第270頁；克萊德航行俱樂部，《航行指南和錨地，第二部分：從金泰爾半島到阿德納默千》（格拉斯哥，1981），第36頁。在唐納德·巴奇著《朱拉島：阿蓋爾郡下一島：其曆史、居民及故事》（格拉斯哥約翰·史密斯版，1960）第16頁對頁能看到可怕的科裏弗萊肯海灣漩渦照片。——原注
[22] 露西·貝斯特利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90頁；對理查德·布萊爾的采訪；對亨利·戴金的采訪；對露西·貝斯特利的采訪。——原注
[23] 《全集》，19.190（1947年8月19日“居家日記”）；《全集》，20.202—203；沃伯格所言，見《紳士從事的職業》第234頁。——原注
<h4>1</h4>
“總想著赫布裏底群島中我那個島嶼。”早在1940年6月的戰時日記中，奧威爾就這樣寫道——也許他想起了詹姆斯·湯姆遜[1]的《四季》（the seasons，1730）：
或於北邊大洋，以巨大旋渦，
沸騰在最遙遠極北之地
裸露的憂鬱島嶼四周，而大西洋驚濤
注入多暴風雨之赫布裏底群島之間。
戴維·阿斯特說他家在離蘇格蘭海岸外16英裏的朱拉島上有一間獵鹿時住的農舍後，奧威爾的夢想變成了現實——其“侏羅紀”[2]時期由此開始。那種艱苦生活、荒涼和與世隔絕的特點令他動心。“如果原子彈炸到格拉斯哥，”他曾凜然對阿斯特說，“將隻有一漲一落兩波浪。”他認為朱拉島將最後才受到他計劃在《一九八四》中寫到的那個政權的影響。他跟愛琳討論過他的計劃，愛琳自然懷疑退居到一個英國諸島中最無吸引力和最難到達的地方是否可行。戰爭結束後的1945年9月，他花兩周時間安排租下和修葺了位於朱拉島北端一座被廢棄的房屋。他一直不喜歡自己的蘇格蘭式名字布萊爾和“甩動”在聖塞浦裏安學校推行的唯蘇格蘭是尚。那道“國菜”就夠他厭惡的了：“有種著名的蘇格蘭羊雜碎布丁（他寫道），做時把肝髒、燕麥、蔥頭和別的配料全切碎塞進羊肚煮。”他曾稱蘇格蘭人是“猛灌威士忌的雜種”，在漢普斯特德住時，也拒絕過跟蘇格蘭詩人埃德溫·繆爾見麵。然而在很多方麵，除了他又高又瘦的體形，還有他那嚴厲、固執、斯巴達式和苦行主義的性格，都像蘇格蘭人甚於像英格蘭人。他對去朱拉島的濕沼澤地和荒野中過艱苦而且極耗體力的生活這一想法欲罷不能，而那裏屬於信奉加爾文新教和吃燕麥硬餅的地區，他聲稱過不喜歡，去那裏也是典型的任性行為——甚至是自尋絕路。可他考慮的遠不是醫療條件，而是聽從他所謂的“那種促使人們去做無意義行為的內心需求”。[3]
此狹長島嶼的西側就像阿拉伯半島無人區那樣渺無人煙。唯一一條30英裏長的道路從南端的小村子費奧林和克雷格豪斯通到北部的阿德魯薩。一本當代旅遊指南提到“阿德魯薩標誌著朱拉島地形特點的一個重要變化。往南全是海拔高的荒地，往北地勢低，時而有緩和隆起，這種景色轉變有悅目之感”。種地和放養高地牲畜是主要營生，但朱拉島當時的經濟處於衰退中，本地農夫數量在減少。1841年時人口達到最高的1320人，但奧威爾去時已減至250人左右，另外有4000頭鹿。從倫敦到奧威爾在朱拉島上的住處巴恩希爾需時兩天：坐火車到格拉斯哥，公共汽車到西岸，船到金泰爾半島，公共汽車穿過金泰爾半島，船到朱拉島，出租汽車從克雷格豪斯開到阿德魯薩。最後7英裏必須走路，沿著一條走著很吃力的馬車道，上麵車轍很深，而且遍布很大的坑洞。冬天，洶湧的大海有時將朱拉島一連幾周與大陸隔絕。島上唯一的一間店鋪在25英裏外。理查德有一次摔下椅子，額頭碰了很大一個傷口，6小時後才請來一位醫生。如果奧威爾在朱拉島上肺部出血，他就會（用他的話說）“完蛋了”。“人們說什麽與世隔絕，”有位朱拉島居民說，“但他們不來這兒，就意識不到那是怎麽回事。”接近零海拔的地點、潮濕氣候和艱苦生活剛好與對肺病病人建議的相反，即應居於高海拔地方、呼吸稀薄幹燥的空氣和長時間休息。奧威爾承認，那裏“一直”下雨。海水冰涼，就連夏天時亦是如此；他也承認，那裏的冬天“非常荒涼……陰暗、令人沮喪”。理查德後來形容那裏的天氣“三天有兩天寒冷而且有雨，房內總是冷，燒的泥炭熱勁很小”。[4]
理查德·裏斯稱巴恩希爾為“英國各島中最沒法住的房屋”，跟沃靈頓村那間村舍比起來，這裏大得多，但同樣住著不舒服。1934年以來它就被閑置，“呼嘯山莊”及“冰冷的康福特農場”[5]特點兼而有之。它位於褐色荒地上，往南隔一塊有坡度的牧場與一個散布著小島的小海灣相望。理查德說，那裏的景物由“石楠、沼澤、泥炭和蛇”組成。那座房屋樓上有四間小臥室，樓下有三個房間及一間廚房。有一間浴室，但不通電，也沒裝電話，食物供應及交通都非常困難。比爾·鄧恩當時住在巴恩希爾，大部分農活都是他幹的，他提到奧威爾把那個工作室封閉起來，令情況更加糟糕。他抽濃烈的黑煙絲，“室內地麵中央有座黑石蠟爐子，窗戶緊關，門緊關，肯定對他格外不好”。
1946至1948年3年中，奧威爾每年都去那裏住半年。他第二次在此的艱苦生活令他直接進了療養院，過了幾個月出院後又回到那個島上。他每個月都必須經過漫長而累人的旅程去格拉斯哥附近一個醫生那裏看病。在朱拉島上又待了5個月後，他再次住進醫院，這次再也沒能出院。戴維·阿斯特當初僅僅建議可以在夏天去巴恩希爾度假，從未想到奧威爾會待在那裏過冬，並把那裏當作常住的家。“聽到這件事把我嚇壞了，”阿斯特慨歎道，“那裏住著很不舒服……對一個病弱的人來說，去那裏真是瘋狂之舉。”後來成了奧威爾第二任妻子的索妮亞·布勞內爾就拒絕去那裏看望他，盡管他多次提出令她難以接受、但是熱情的邀請。她與阿斯特看法相同，即“那是個很糟糕的主意，最後害死了他”。[6]雖然未被原子彈炸到，奧威爾還是成為其自毀衝動的受害者。
<h4>2</h4>
羅賓·弗萊徹當過伊頓公學的舍監，他繼承了兩萬英畝的阿德魯薩地產，包括巴恩希爾，他是奧威爾的地主。他妻子瑪格麗特記得跟這位獨立性極強的作家的首次會麵。她覺得他來到島上時，是個悲傷、孤獨的人：
我很擔心他一個人怎麽過，因為他看上去病得很厲害。我提出可以在食物供應上幫助他，那時候還實行食物配給，難以得到。他說沒事，他寧可自己解決。我有種印象是他隻要頭上有片屋頂遮身，有塊麵包吃就滿足了。
像死神那樣，“他隨身攜帶一把長柄鐮刀……用以在阿德魯薩到巴恩希爾的路上，從長得很快的灌木叢中砍開一條路”。
在這個荒涼的島上，奧威爾有了多次接觸動物的冒險經曆。他養了頭豬，那更讓他憎惡：“它們真是一種討厭的牲畜，我們全盼著早點宰它。”蘇珊·沃森記得當一輛卡車開來拉一頭公牛時，奧威爾把理查德和蘇珊關進樓上的臥室，手持一把上了膛的手槍守在門口，準備像當初打死一頭大象一樣把牛打死。比爾·鄧恩描述了一件可怕的事，那發生在緊鄰朱拉島北部的斯卡巴島上，讓人想起奧威爾在伊頓公學時解剖過一隻鷯哥：
我們看到一條嚇人的大蝰蛇，很大的一條，埃裏克迅速一腳踏住蛇頸把它踩到地上，我滿以為他會用另一隻腳把蛇頭也踩到地下……但他拿出一把小刀，開始可以說把那條可憐的東西切成片，他真的是把它全劃開了……把我嚇得夠嗆，因為他給我的印象是他對動物一貫很溫柔。[7]
理查德在朱拉島上茁壯成長，比傑弗裏·戈爾勒研究的那些大猩猩發育得快。盡管他的無窮精力有時難以約束，但還是得到了極大自由，被允許玩奧威爾的折疊刀和木工用具。（在坎奴伯利廣場居住時，他曾因為摸門鈴上一根未裝好的電線而被電擊過。）奧威爾把煙頭扔進壁爐時，理查德撿起來裝進一根舊煙鬥並要求點著，然後試著抽——那天後來的時間裏，他都惡心得厲害。
生活仍豐富多彩和具有傳奇特色的喬治·柯普戰後也從坎奴伯利廣場搬到了蘇格蘭，在愛丁堡南麵比加爾附近當工程師兼農場主。他有很多創造性點子，然而是個不善經營的商人，還要養活3個孩子，終其一生，他也未能安定下來創一番成功的事業。1946年3月，他邀請奧威爾去他家度周末和“打兔子（現在合法了）”——盡管朱拉島上兔子也夠多的——“還有想怎麽樣就怎麽樣偷獵，包括在特威德河釣鱒魚和鮭魚”。他還說：“你什麽時候想開吉普車什麽時候就有。”
奧威爾從柯普那裏買了輛老掉牙的福特車，但是無法把它從渡輪上開走，所以不得不將其棄於碼頭，他火冒三丈。柯普了解這輛卡車的狀況，可能是以賣車作為一種間接向他這位如今富有的朋友借錢的方式。但這件事導致了惡感，也無記錄表明柯普去格拉斯哥附近的療養院看望過奧威爾。1947年4月，奧威爾告訴格溫·奧肖內西他收到了柯普夫婦寫來的一封短信，告知他們又生了一個小孩，但未收到他們別的任何消息。柯普後來回到了法國，在西班牙所受的折磨無疑影響了他的健康。1951年，他在馬賽去世，死因為肝功能和心髒衰竭，終年49歲。
奧威爾很喜歡朱拉島，特別是在夏天。一開始，那裏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忙於解決那些問題，幾個月未寫作，而是忙於製作幾個無法校正的下彎的書架，種菜園，飼養鵝和母雞，曬幹草和從附近農場取牛奶喝，釣魚和放龍蝦籠，打兔子及野味，爬山和開著他那艘馬達外置的摩托艇探索北部海岸。他喜歡吃很多龍蝦、兔肉和鹿肉，再加上（因為無啤酒喝）每夜喝一定量的杜鬆子酒。他給安妮·波帕姆寫了封信，對朱拉島上的簡樸生活做了一番詩意的描述，目的是吸引她前來：“在島西側走一走特別舒服，那裏杳無人跡，有些海灣的綠色海水清得能看到水下20英尺，海豹在那裏遊來遊去。”[8]
盡管奧威爾喜歡離世獨居，但他也需要社交生活和具有啟發性的交談。索妮亞、安妮以及比他小的朋友如雷納·赫彭斯托爾、邁克爾·梅耶和朱利安·西蒙斯不是很能接受令人望而生畏的旅程及艱苦生活的挑戰。但有幾個別的朋友，包括布倫達·索克爾德及伊內茲·霍爾頓等，都忠於友誼地迢迢跋涉到了朱拉島。又高又瘦、蓄須、禿頂的理查德·裏斯——他是個抱定獨身的單身漢，當時住在愛丁堡——成了他財政上的夥伴，一起出資購買必要設備以經營農場。年幼的理查德很喜歡這個與他同名者，後來稱他為“極好的老頭”，並解釋說他是個“厭惡女人者，而不是同性戀”，以此澄清他的性取向。瑪喬裏的女兒簡·戴金和露西·戴金形容裏斯是個完美的紳士，總想在農場幫上手，但在多數具體活上怎麽也做不好。奧威爾不在時，由裏斯照管那座房子，但他總弄得一團糟。跟奧威爾一樣，裏斯也不居高臨下跟那幾個女孩講話，對她們說什麽都細心聆聽。他們看到一個穿得很不講究的女步行者背著一個包經過時，裏斯天真地問：“告訴我，在這樣一個假期，一位女士怎樣才能保持優雅風度呢？”裏斯以梵高的《文森特在阿爾的臥室》（1889）為範本畫了幅《奧威爾的臥室》，其中畫了一張簡單的桌子、一把硬木椅子、鐵床、粗製地毯和傾斜的地板。[9]
他在《論壇報》時的秘書薩莉·麥克尤恩來朱拉島時，窮困潦倒的詩人保羅·波茨也在。奧威爾圓通地說波茨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一個一直不走運的人，但有天分，隻是還未很成功地發揮天分”。1946年夏天時，蘇珊因為用完了生火用的報紙，就燒了一些廢紙，後來才知道那是波茨的手稿。一貫極為敏感的他一怒之下離開了巴恩希爾。
邁克爾·柯普是喬治·柯普第一次結婚所生的兒子，他在1947年夏天去了朱拉島，他覺得那幢農場住房“搖搖欲墜”。邁克爾最近寫道奧威爾當時自律甚嚴：“白天黑夜都在寫作，也許預感到《一九八四》將是他的最後一本書，而死亡潛伏在不遠處……我那時主要在晚飯時才見到他。他看上去身體不好，吃得很少，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咖啡喝得很多。”
瑪喬裏的女兒簡和露西1946、1947年夏天都去過朱拉島，覺得奧威爾和為他管家的阿芙利爾難以接近、冷漠，隻關心他們自己的事。露西經過從倫敦到朱拉島漫長而艱難的行程後疲憊不堪，而奧威爾隻是說：“啊，你來了，露西。”姨媽阿芙利爾也沒有擁抱她，隻是給她倒了杯牛奶和白蘭地。在南沃爾德開過茶室的阿芙利爾是個好廚師。她講究實際，而奧威爾不是。盡管他很有勁頭過艱苦生活，但如果不是她，他在朱拉島上是活不下去的。除吃飯時間，他一天到晚主要都在打字。他們吃的是難以下咽的蘇格蘭麵包，每頓飯一定要有個米飯布丁，那是他喜歡吃的。吃完飯他會去散步，或者釣魚做菜。簡和露西幫助曬幹草和去附近的農場為理查德取牛奶。有空時，她們讀國外寄來的《紐約客》——是那家雜誌社把奧威爾當作一位重要的投稿者免費寄贈的。[10]
格溫·奧肖內西領著孩子勞倫斯和凱瑟琳也去過朱拉島。後來當了護士的凱瑟琳還記得為趕到那個住著不舒服的房子所經曆過的艱辛：
深夜時，有人趕來一駕馬車接我們到一座農舍，我們就在那裏過夜。然後我們……乘這駕馬車走一條小道，他們稱那為大路，實際上是條馬車道，有很深的車轍，使那一程走得漫長而且艱難。他住在海邊一座農舍裏。海水冰冷。大雨滂沱，擊打在農舍一側，使我覺得那個地方會被吹倒。他喜歡那裏是因為其與世隔絕和安靜，但對一個肺結核患者而言，那是個再糟糕不過的地方。那裏大部分時間寒冷而且潮濕。不是個理想的養病地方。
在凱瑟琳眼裏，奧威爾似乎“長期生病，神態疲憊，極瘦，但是和氣”。
觀察最入微的一位客人是年輕的戴維·霍爾布魯克，他畢業於劍橋大學，是個詩人，當過坦克部隊指揮官。他想追求蘇珊，於1946年9月來探望她。由其記述來看，那次探望留下了遺憾。他乘船渡過海峽到了朱拉島，所乘那艘船被巨大的湧浪擊打著，船上機油、羊油、人們的嘔吐物橫流。朱拉島方言難以聽懂，但他確實聽到一個抱著一隻公雞的人大喊：“快點兒，唐納德，我的雞著涼了。”
在去巴恩希爾的那段漫長的步行中，他先是被一大群蚊子攻擊，後來不知怎麽會遇到一個衣著襤褸，好像來自華茲華斯時代的牧羊人：“他披著一張粗糙的灰色毯子，髒得像是一張羊皮，袍子一樣隨便裹在身上，並用一根粗繩綁著。他赤著腳，手持一根木棒。”當遠處科裏弗萊肯海灣的漩渦打著漩並砰然作響時，他最後還看到了幾頭發情的蘇格蘭公鹿，好像直接從蘭西爾[11]的畫作上走下來。它們擺好決鬥架勢時，他聽到“呼呼嚕嚕的猛吼聲，回響在那些小山頭間”，他就“看那些公鹿互相逼近，然後將鹿角大力撞在一起”。[12]那是個不祥的開端。
跟邁克爾和凱瑟琳一樣，霍爾布魯克覺得巴恩希爾髒且無趣。他去那裏時，那裏的摩托車和舊卡車都開不動。奧威爾和阿芙利爾都不怎麽會應付種種困難，似乎寧願讓“什麽都找不到、壞掉和沒法修”。奧威爾用槍打死一隻鵝，而不是扭斷它的脖子，拔毛時不得不把大號鉛彈清理出來。阿芙利爾對他弄得一團糟痛加訓斥，他則一副羞愧的樣子。她把那隻鵝烤糊得隻有部分能吃時，卻幾乎一點自責也沒有。霍爾布魯克寫道，廚房內用赭石粉刷過的牆“被一座老式大爐子的煙熏黑了，那個爐子以前還用石墨抹過，那時早已破舊而且生鏽。這座廚灶火燒得很旺，但也不至於能讓有裂縫的冰涼的石板灶底冒火花。屋頂低得讓身高超過六英尺的奧威爾不得不彎著腰，那讓他的長臉和姿勢讓人看著心裏更不好受”。
霍爾布魯克除帶來一個摩托艇用的新外置馬達，還帶來了好幹酪和葡萄酒，他指望會受到友好接待。但迎接他時，奧威爾神色悲哀，臉上沒有笑意，手也沒伸，隻是說“你肯定是蘇珊在倫敦的朋友”。霍爾布魯克之前跟奧威爾未見過麵，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不管迎接誰都是那樣，甚至對他漂亮的外甥女露西也是。奧威爾缺少熱情和好客之意令霍爾布魯克吃驚，他發現奧威爾“沒問他幹哪一行，或者有過什麽經曆，或者他是誰，或者他是怎樣認識（蘇珊）的。在奧威爾及其妹妹眼裏，不知道為什麽，他似乎是不存在的……（他）本指望會感受到一種同誌般的熱情——或者至少願意跟他交流感興趣的政治問題。可是隻有這種冷冰冰的疏遠”。
霍爾布魯克覺得奧威爾盡管看上去沒病，但肯定也不是特別健康。奧威爾的脾氣壞，而且態度冷淡，嗓子有種哨子般的噪音，他似乎在奮力克服巨大困難。霍爾布魯克盼望能跟他談論書和政治，但這位著名作家卻滔滔不絕地描述鳥類之習性，把他煩得要命。在他看來，奧威爾似乎是個乏味而且難以接近的人，有種高高在上、不屑一顧的樣子。巴恩希爾的地主羅賓·弗萊星期天上午打完獵來小酌時，奧威爾放棄其平等主義原則，像對待一個“上不了台麵的女傭”一樣對待蘇珊，叫她和戴維不要露麵，在廚房招待那些幫忙驅趕獵物的人。很明顯，有些客人比其他客人更為平等。
霍爾布魯克逐漸意識到他未受歡迎和未能跟主人處好關係的原因。奧威爾從蘇珊那裏得知他是個共產黨員，懷疑是黨派他來監視自己的。那裏有種緊張氣氛，因為奧威爾不讚成他和蘇珊的戀情，而阿芙利爾（他和蘇珊私下稱她“老巫婆”）則是嫉妒。在家裏，戴維和蘇珊沒有獨處條件，想單獨待在一起時，就不得不去荒野。[13]
霍爾布魯克也卷入了阿芙利爾和蘇珊之間的不和。阿芙利爾從未結過婚，生活過得很空虛，她在家裏一直住到她母親於1943年去世。跟友好、開朗、熱心的瑪喬裏不一樣，阿芙利爾性情乖戾，有老處女特點，滿腹怨氣。如同奧威爾，她長得又高又瘦，臉上有很深的溝紋。瑪喬裏因腎病於1946年5月去世後，奧威爾就成了阿芙利爾最親的人，現在有能力養活她。他在5月份搬到朱拉島時，她跟著去了那裏，為他做飯，也陪著他。蘇珊帶著理查德在7月份也到那裏時，阿芙利爾已經穩穩當上了管家。這樣蘇珊就不得不受兩個人指派——而他們對該怎麽樣並不總是意見一致。
阿芙利爾打亂了蘇珊和奧威爾之間形成的相互適應的日常安排，她想一切按照她的想法進行。盡管奧威爾經常打字一直打到淩晨3點，她仍堅持要他8點鍾準時下樓吃早餐。“她可真是個會挖苦人的女人，”蘇珊說，“她長著一雙漂亮的眼睛，可總讓我很難堪。她自以為是，一臉挑剔的樣子，甚至批評我飯後擦桌子的方式不對。”她似乎把所有髒活都給蘇珊幹。
阿芙利爾努力阻止蘇珊和奧威爾傍晚去釣魚，而他們兩人都喜歡。菜園裏跑進兔子時，阿芙利爾不跟奧威爾說，而蘇珊不得不告訴他這個壞消息。理查德叫蘇珊“媽媽”，阿芙利爾不喜歡，她說：“你應該教孩子喊你‘奶媽’。”可蘇珊不喜歡這一稱呼。理查德想叫他“蘇西”，發出來的卻是“土西”。阿芙利爾要她因為很小的錯事打理查德時，蘇珊回答說：“除了喬治，誰也不能打理查德。”
處處挑刺的阿芙利爾接話說：“你別叫他‘喬治’，他的正確名字是‘埃裏克’！”
阿芙利爾忘了或者從未真正了解蘇珊並不是個職業保姆，阿芙利爾“也對她身患殘疾一事讓她難受不已”。她會大聲說：“還自稱保姆呢，可是根本幹不好織補，也取不了牛奶，因為你走不好路。”她向蘇珊挑戰說：“我想的，我要爭。”蘇珊這個可憐的灰姑娘懦弱地回答道：“我不爭。”當阿芙利爾想接過蘇珊的工作，既管家也照顧理查德時，顯然蘇珊不得不離開。奧威爾試過不卷進去，但又覺得有義務站到阿芙利爾這邊，他多給了蘇珊一些錢，以使打擊沒那麽重。附近農場的凱蒂·達洛克記得當蘇珊突然於9月份離開後，理查德自然不開心：“可憐的小孩，哭了又哭。”
鑒於阿芙利爾的專斷性格，顯然蘇珊不管怎麽樣也要被辭掉。阿芙利爾為此辯解說，巴恩希爾的生活對一個身患殘疾的年輕女孩來說太苦了。然而很諷刺的是，阿芙利爾後來嫁給了身無分文的前軍官比爾·鄧恩。比爾比阿芙利爾小13歲，脾氣暴躁，而且酗酒，在意大利打仗時腿被炸掉，而在這同一天理查德出生。這對很不相稱、粗暴易怒的夫婦最後成了理查德的父母。[14]
<h4>3</h4>
奧威爾生活中的主要興趣僅集中於兩種酷愛之事上——文學和政治。不再教書後，他從未參加或觀看過運動，但他喜歡釣魚，偶爾也笨拙地做些木工活。他幾乎從未去過博物館或畫廊，未聽過音樂會，未看過歌劇或芭蕾舞劇。在南沃爾德時，他偶爾跟父親一起去看過電影，但討厭寫影評或劇評。他在1927年乘火車從馬賽到加萊時，不曾參觀過文化景點，兩年後當他窮困潦倒地在巴黎生活時，當然也沒有去看過。他在摩洛哥養過病，打仗時去過西班牙、法國、德國和奧地利，但從未在亞洲旅行過或者去過意大利和希臘。除了逃出西班牙後在巴紐爾休息過3天，他從未在國外休過假。
盡管經常生病，但奧威爾的高額產出說明他沒休息多少時間。啟程往朱拉島前，他說自己是個辛勤工作的記者，一年要寫15萬字左右。他不得不寫大量平庸之作以圖生存，而他評論的幾百本不入流的書甚少能啟發他寫出高質量書評。1946年2月，他出版了第二本隨筆集，收入了他對真正感興趣的題材所寫的隨筆。跟他不得不寫的那些短書評比起來，這些隨筆篇篇都是精品。他有能力深入觀察、思路明晰地思考並以有活力的風格寫作，這使他成為英語作家中最偉大的隨筆作家之一。
隨筆缺少戲劇或詩歌的魅力及地位，發揮餘地和分量上也不及長篇小說，但在奧威爾手裏，它有了深度、廣度、活力和嚴肅性。以此文體，他能寫作激辯文章、文學評論和具有溫情特點的文章，全得心應手。在《政治和英語》（politics and the englishnguage）中，他建議使用清新、直接的語言和明確的表述。他認為作者有能力而且有責任以盡可能最明確的方式交流。如吉卜林建議作者“讓作品隔夜排水”，還有海明威把散文比作主要實體隱於具有欺騙性表麵下的冰山，奧威爾也認為寫作應該是個刪減的過程。雖然表麵上看他似乎寫得缺乏技巧，當然實際上並非如此，特別在他所寫的主題是複雜的或在道德上好壞難分時。
奧威爾思想武庫中的基本武器是他平實的風格，要人們回到常識並使他們相信其真誠。同時，他的論點複雜、具有啟發性而且有趣。例如，他主要幾篇隨筆的開首一句極具效果，馬上就能吸引住讀者：
在緬甸南部的毛淡棉，我被很多人憎恨。
在我寫作時，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類正在我頭頂上飛，企圖置我於死地。
在未證明其清白前，聖徒總應被判定有罪。
自傳隻有在披露了某些丟臉之事時才可信。[15]
奧威爾的腦子趨於想到一些意料之外、似非而是的方麵。我們想當然以為在英國統治下緬甸的一個白人警察會令人敬畏——但那篇隨筆揭示的並非如此。在現代戰爭中，殺人需要一個聰明且有熟練技巧的精英團體——我們幾乎盼望回到以前一次隻能殺一個人的好日子。我們不信任壞人，但需要對善良和誠實抱以同等懷疑。奧威爾經常讓我們用他提供的證據驗證我們的假定。他請我們從一個不平常的角度看待熟悉之事（《殺象記》《查爾斯·狄更斯》），或者從常識和人道主義價值觀出發看待一件不熟悉之事。
悲觀的奧威爾，這個直言不諱的英國人，有時也會表現出目空一切、出語詼諧的伊頓公學畢業生一麵。1940年，在評論《哈姆雷特》時，這位前殖民地警察貶低了威廉·福克納[16]，稱他筆下的角色好像是地球上某偏遠角落的一個原始部落：“那些名字極難聽的人——如弗萊姆·斯諾普斯和埃克·斯諾普斯那種名字——坐在村商店台階上，嘴裏嚼著煙草，在小生意中互相欺騙，時不時強奸個人或是殺個人。”他也通過嘲笑他在學校所受的呆板的曆史教育，挑戰了英國人自以為是的優越感：“1499年你還在中世紀，騎士們身穿盔甲，拿著長矛策馬衝向對方，然後1500年的鍾聲突然敲響，你到了所謂文藝複興時期，人人穿上了皺領和緊身上衣，忙於在加勒比海上搶劫運寶船。”
奧威爾以《評論集》（critical essays，美國版書名為《狄更斯、達利及其他》）將寫得最活潑的十篇文章再次出版。關於狄更斯、男孩所讀周刊、庫斯勒、威爾斯和伍德豪斯的幾篇前麵已討論過。另外五篇——關於吉卜林和濟慈的兩篇，《唐納德·麥克吉爾的藝術》《拉弗爾斯和布蘭迪什小姐》以及關於薩爾瓦多·達利的一篇——也值得一提。
奧威爾和吉卜林有不少相似之處，包括一種虐待狂特點，他們在描寫動物上都有天分，都能為英語增添一些新短語。在論及吉卜林詩歌的這篇評論（1942年所寫）中，奧威爾未能解決他不讚成吉卜林的政治觀點和景仰其技法之間的矛盾。他很快就承認：“吉卜林是個帝國侵略主義者，他的確道德上遲鈍，審美上令人反感。”接著又試圖“找出為何其作品得以流傳的原因”。他拿自己的信念——認為“帝國最主要是為了賺錢”——對抗吉卜林認為它“是種強行傳教方式”的觀點。就像他曾通過點明最基本特點來定義英格蘭一樣，他也從吉卜林的詩中提取出了（也從他自己的緬甸經曆中得到補充）一段關於殖民地軍隊生動而且令人難忘的描述：“直布羅陀和勒克瑙的悶熱營房，紅外套，白黏土處理過的腰帶和桶狀帽，啤酒，打架，鞭笞，絞刑和刑罰，號角聲，燕麥和馬尿味，留著一英尺長胡須的咆哮著的中士，流血衝突，無一例外管理不善、擁擠的運兵船，霍亂橫行的營地，‘本地’的妻妾，最終死於濟貧院。”他總結說吉卜林作為一個優缺點均有的詩人，力量來自“其責任感，那讓他可能有一個世界觀，盡管它不巧是錯誤的”。
葉芝是奧威爾欽佩的另外一位保守派作家，他能憑記憶大量引用葉芝的作品。1943年時，他對政治傾向和文學風格之間的關係產生了興趣，提到“一個社會主義者不會像切斯特頓那樣寫作，或者說一個保守黨帝國主義者不會像蕭伯納那樣寫作”。他指出葉芝的傾向是法西斯的，而其政治觀點與他對神秘學的興趣有關聯。在考慮到溫德姆·劉易斯、龐德和艾略特的情況時，他總結道：“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作家都是保守的。”[17]
蘇珊·沃森記得當奧威爾請他的內莉·利末辛姨媽來坎奴伯利廣場用茶點時——她身穿黑緞衣服，上有黑玉珠飾物——他拿出收藏的唐納德·麥克吉爾畫的明信片逗她開心。他不想讓蘇珊看到他喜歡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卡片，就告訴她在內莉看完那些笑話而被逗樂之後再上茶點。內莉是個真正的波希米亞人，根本不會介意，但那些笑話讓奧威爾略微有些吃驚。在他關於大眾文化的開拓性評論中，他曾把這些明信片作品表達的一成不變、過時的觀點跟後來那些更刻薄和毫不留情的觀點進行比較。在《唐納德·麥克吉爾的藝術》（1941）中，他認真研究了漫畫明信片，探討了這一種類的意義及效果。他分析了不斷出現的各種關於性、婚姻、醉酒、廁所和工人階層勢利性的笑話，總結說它們嘲笑了傳統價值觀，代表一種對美德的“無害的造反”。
就像對漫畫明信片那樣，奧威爾在《拉弗爾斯和布蘭迪什小姐》（1944）中對罪案小說的諷刺揭示他對似乎無關緊要的作品有相當大的興趣。他指出這兩部小說（e.w.霍那恩出版於1900年的《拉弗爾斯》和詹姆斯·哈德利·蔡斯出版於1939年的《沒有蘭花送給布蘭迪什小姐》）“道德氛圍上極為不同”，並討論了這“大概意味著大眾態度方麵的轉變”。前者有種幾乎是校童式的氛圍，而後者充斥著殘忍和墮落（如電影《崇山峻嶺》），是“一頭紮進汙水坑”。但奧威爾的這種譴責很反常。他反感蔡斯筆下的虛構人物，“他們生活中的唯一樂趣就是把刀子捅進別人肚子”，而他自己也曾虐待狂般在《殺象記》中寫道，他認為“世界上最開心之事，莫過於把刺刀捅進一個和尚的肚子”。他把詹姆斯·哈德利·蔡斯的令人反感之處歸咎於美國人對暴力的迷戀——但事實上作者是英國人。奧威爾將這篇論文與戰時政治結合起來，指出蔡斯對權力爭奪和強者戰勝弱者的迷戀揭示了“虐待狂、成功崇拜、權力崇拜、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之間的內在聯係”。
在《不予特權》（withour benefit of clergy）中，奧威爾評論了薩爾瓦多·達利令人反感的自傳。如同蔡斯筆下宣揚了殘酷、性變態和追求權力本能的恐怖故事，達利書中（他在書中聲稱吃過一隻爬滿螞蟻的死蝙蝠）的道德氛圍揭示了“本能被扭曲，那隻在機器時代才有可能……他是世界之病的症狀”。奧威爾承認達利是個勤奮工作的人，也是個出色的藝術家，但不願忽視他是個招人討厭的人這一事實。他不予他以特權，不因為他是個藝術家而原諒他道德上的懦弱、喜出風頭癖、對性變態的描述和戀屍癖。
奧威爾利用達利自傳中一個詼諧的誇張寫法——“七歲時我想當拿破侖，從那以後我的雄心就日益見長”——來解釋他的乖戾。他說鑒於其個人主義及才能，達利隻能走入極端，通過令人震驚和傷害他人來博取名聲。但這種主觀和道德性解釋並不能令人滿意。盡管他看出達利那本不誠實的書是誇大其詞的幻想，但仍把達利所說的一切作為對他不利的證據，而未把幻想與現實區別開來。他似乎未能看到達利的超現實主義虛構是為抨擊資產階級價值觀而有意為之。達利放的誘餌顯而易見，奧威爾張口就咬，對一個承認五歲時把另外一個小男孩推下橋的藝術家做了清教徒式的譴責。由奧威爾所問，但從未得到回答的基本問題是：“為何食利者和貴族要購買他的畫，而不是像他們的爺爺那樣打獵和找女人？”[18]他忽略了此種可能性，即達利的行為及藝術不是世界之病的症狀，而是對其一種強有力的表現。
跟文學論戰時比較起來，奧威爾在政治上趨於更誇張一些，他所說的最不顧後果、最不負責任的話中，有一句讓他跟難以應付的溫德姆·劉易斯發生了衝突。如朱利安·西蒙斯所言，他們兩人都正直得不可動搖：“跟奧威爾一樣，（劉易斯）在一個對某種方式順從更有利的時代堅持思想獨立，像奧威爾一樣對政治有強烈興趣，像奧威爾一樣因為其觀點而被居於要位的某些人忽視，像奧威爾一樣完全不拘禮節，在文學或社交上不帶一絲做作。但盡管易於跟劉易斯交談，他卻缺少人情味，在此意義上奧威爾並不是。他是個對觀點極感興趣的人，他希望將其應運用於藝術。”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和劉易斯的《愛之複仇》（the revenge of love，1937）都抨擊了西班牙共產黨，這兩本書在20世紀30年代都被忽視，直到1952年才在美國出版，當時正是冷戰高潮和麥卡錫政治迫害最猖獗之時，他們反對共產主義的一麵特別受歡迎。劉易斯的《全歐左翼》（left wings over europe，1936）盡管以右派觀點寫成，但也預示了《一九八四》中的兩個主要概念：“雙重思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關於自由和責任之間衝突的主題。劉易斯的《被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being ruled）可以作為奧威爾小說的一個精彩書名。《動物農場》中革命被背叛的主題在劉易斯的《自作自受》（self condemned，1954）中得到重現。奧威爾在《保持葉蘭繁茂》中對英國階級結構的抨擊跟劉易斯的《庸俗一麵》（the vulgar streak，1941）也有很多共同之處。劉易斯曾讓編輯送一本給奧威爾，他認為奧威爾會對之產生共鳴。
奧威爾在1945年首次揶揄劉易斯道：“在溫德姆的像《塔爾》和《傲慢的從男爵》那樣所謂的小說中蘊含的才能足等於幾十個平庸作家的才能，但一口氣讀完這樣一本小說是件很辛苦的事。”在他第二年為《黨見評論》所寫的《倫敦來信》中，奧威爾——他在戰時所做的預言以及對朋友或敵人所做的政治判斷常常靠不住——絕對在缺乏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聲言：“我得到可靠消息，溫德姆·劉易斯已經加入共產黨，或者至少是個強烈的同情者，他如今正在寫一本歌頌斯大林的書，以平衡他以前寫過的支持希特勒的書。”[19]劉易斯理所當然被激怒了，早在20世紀30年代，當幾乎所有知識分子都將斯大林奉若神明時，他就堅定地反對之。奧威爾的斷言不管有多麽站不住腳，卻進一步破壞了劉易斯在美國已受懷疑的名譽。奧威爾對他政治信仰上的劇變視而不見，而且更糟糕的是聲言劉易斯已經寫了兩本支持希特勒的書，而實際情況是他在1931年寫了一本支持希特勒的書，而在1939年寫了一本反對希特勒的書。
異常克製的劉易斯曾告訴《黨見評論》的一位編輯德懷特·麥克唐納，說奧威爾“是個傻小子，一肚子政治上的零碎意見——不過他全弄錯了，他以為人們總會愛上政治明星，我很高興那個感情用事的公學小子把他那容易喚起的忠誠投向宗派一方”。在《粗魯的任務》（rude assignment，1950）中，劉易斯寫道奧威爾“相信隻要覺得合適，人們就可以‘抹黑’，完全沒問題……這位殖民地老爺想象自己是在緬甸的叢林裏，在獵殺離群大象為民除害”。
劉易斯後來又在《作家與獨斷專行者》（the writer and the absolute，1952）中做了全麵反擊。他不屑於反對那種關於奧威爾之政治思想的普遍觀點，指出奧威爾開頭是個趨時的社會主義者，最終因為反對共產主義得到解脫。據休·戈登·波提歐斯所言，關於劉易斯加入共產黨的荒唐謠言源自於劉易斯曾對喜歡說閑話的羅伊·坎普貝爾戲言：“給他們說我改變了主意，現在在寫一本關於斯大林的書。”坎普貝爾又一本正經地講給波提歐斯聽，後者又傳給了奧威爾。[20]奧威爾高興地聽到這則閑話，不查核來源就在《黨見評論》上發表出來，損害了劉易斯及他自己的聲譽。
<h4>4</h4>
1947年8月19日，奧威爾寫作《一九八四》期間，他幾乎讓自己和其他3個人被淹死。為了招待他的夏天來訪者，他帶著理查德和瑪喬裏的兩個孩子去島西部露營和釣魚。回程時他看錯潮汐表，把那艘12英尺長的小艇徑直開進了歐洲最危險的漩渦之一。馬丁·馬丁在其名作《蘇格蘭西部島嶼描述》（1703）中刻畫過那個地方：
朱拉島北端和斯卡巴島之間，有個以危險著名的海灣，名為“科裏弗萊肯”，約一英裏寬。它造成了一股猛烈的海流，英國諸島中無處能與其相比。隨著漲潮，那片海域開始沸騰得像一口滾開的鍋，然後逐漸增勢，直到出現很多漩渦，本身呈倒金字塔形，緊接著發展得深如小船的桅杆，同時發出隆隆響聲。
有份航行手冊解釋說那個海灣隻能在謹慎和明智把握時機的情況下才可通過：“在無風天氣和水波不興時，整個海灣變得平靜，一點也看不出在某些風和潮水狀況下它的險惡特點。最危險的是當大西洋浪濤在強勁的北風吹拂下逐漸增強，然後遇到一次漲潮。此時要想通過是不可想象的。”[21]
那艘小艇在漩渦邊緣被浪擊打著，外置馬達因為奧威爾未用繩子或鏈子固定，被浪從底座打掉沉入海中。無人驚叫，每個人都奇怪地保持冷靜，的確是布萊爾家本色。奧威爾掌舵，但是太虛弱，幫不上什麽忙，他對那些在小艇四周遊泳的當地動物奇怪地評論道：“古怪的海豹，是種很好奇的動物。”
亨利·戴金（當時21歲，從部隊休假）取出槳讓小艇穩定了一些，然後向最近的陸地劃去。一波落差達12英寸的大西洋大浪將他們推向一個多岩的小島。小艇撞到岩石上而傾覆，失去了主要裝備。亨利成功地赤腳爬上岩石，然後把其他人拉上了安全地方。理查德·布萊爾後來說：“那次很危險，險些變成悲劇。”奧威爾疲憊不堪，渾身浸透冰冷的海水，大口大口地喘氣，比以前更虛弱，他承認他曾以為他們“完蛋了”。
他們沒有引擎或船槳，所以沒法離開那些岩石。奧威爾去找東西吃，發現了幾隻小海鷗，但不忍心殺掉。在光禿禿的岩石上待了幾個小時後，他們向一個釣魚的人揮動一件襯衫，然後被經過的捕龍蝦的人所救，但也費了一些事。露西掉了一隻鞋，而且擦傷了腳踝。亨利脫掉皮靴遊向岩石，結果皮鞋全掉進海裏。皮靴未掉的奧威爾因為犯了愚蠢的錯誤和他們扮演了無助的失事者角色感到尷尬。他想維持最後一點獨立性，因此拒絕了捕龍蝦的人把他們送到巴恩希爾的提議，露西因此十分惱火。奧威爾十分輕鬆地說：“噢，沒關係，我們可以走回去。”他迫使他們在道路崎嶇的鄉間赤足走了3英裏。
那天晚上，他仍有足夠精力在日記中詳細記述了進入大漩渦的經曆：
今天回來時遇到漩渦，幾乎淹死。引擎被海水卷掉沉下海。隻是用槳把小艇劃穩當，兩次經過漩渦，劃到了平靜地方……就快點劃，然後爬上岸。亨利先帶繩子跳上岸，然後小艇翻了，把我和露西、理查德翻進海裏。理查德有一陣被扣在船下，我們把他拉了出來。小艇上的大多數東西都掉了，包括槳……用幹草和從地下撬出的幾塊幹泥炭生火，我們烤幹了衣服。大約3小時後被接下來……（我們）肯定是在11點半左右到了科裏弗萊肯海灣，當時已退潮3小時左右。那似乎是最糟糕的時候……唯一嚴重的損失是，引擎和12條毯子。
如果亨利、露西或是理查德性命不保，已經滿懷內疚的奧威爾會垮掉的。就像他於1949年在最後一本文學筆記中所記：“如今孩子殞命是人們能想象到的最糟糕之事。如果隻有一個孩子，他幾乎不可能從喪子之痛中恢複過來，那會令天地為之變色，永遠地。”[22]
沃伯格評論過奧威爾曾經沒有必要地冒著生命危險——經常是英勇地——在緬甸當過警察，在西班牙經曆過法西斯軍隊的炮火和被共產黨追捕，納粹轟炸時待在倫敦，進入過朱拉島附近的漩渦，“而且始終忽視在基本醫療條件方麵應小心為上……漠視是最終和唯一一種能減輕他過於強烈的內疚感的辦法”。[23]他曾告訴其遺稿保管人理查德·裏斯，如果他遇到任何不測，就把《一九八四》的手稿銷毀。寫作《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前，他幾乎死在西班牙。這是他第二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恰好是在他寫完一本書之前，而此書將極大地改變我們對當代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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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詹姆斯·湯姆遜（james thomson，1834—1882），蘇格蘭詩人，另著有《統治吧，布裏塔尼亞》《自由》等。
[2] 此處是作者的一個文字遊戲，“侏羅紀”（jurassic）這個詞中包括“朱拉”（jura）。
[3] 《全集》，12.188；對戴維·阿斯特的采訪；《全集》，18.205（《英國式烹飪》，1946年3月29日）；《全集》，12.153（1940年4月26日書評）。——原注
[4] w.h.默裏，《赫布裏底群島》（倫敦，1966），第56頁；瑪格麗特·弗萊徹·納爾遜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71、111頁。——原注
[5] “呼嘯山莊”指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中的故事發生地，“冰冷的康福特農場”指女作家斯泰拉·吉本斯（ste gibbons，1902—1989）的小說《冰冷的康福特農場》的故事發生地。
[6] 裏斯，《喬治·奧威爾：勝利陣營的逃亡者》，第140頁；劉易斯，《喬治·奧威爾：通往〈1984〉之路》，第184—185頁；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1963年5月20日對索妮亞·布勞內爾的采訪；克裏克在其《奧威爾傳》第354頁上稱“那裏氣候溫和”，那個島有益健康。——原注
[7] 據瑪格麗特·弗萊徹所言，見羅傑·拉特克利夫《奧威爾在其上產生惡夢想象的做夢島》，《星期日泰晤士報》，1983年5月22日，第5版；全集，19.461（1948年10月29日信件）；比爾·鄧恩所言，見克裏克《奧威爾傳》第364頁。——原注
[8] 1998年11月25日在沃裏克郡拉格比附近對理查德·布萊爾的采訪；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喬治·柯普1946年3月20日致奧威爾的信；《全集》，18.250（1946年4月18日信件）。——原注
[9] 對理查德·布萊爾的采訪；對簡·摩根和露西·貝斯特利的采訪；裏斯的畫作見劉易斯的《喬治·奧威爾：通往〈1984〉之路》第75頁。——原注
[10] 《全集》，20.107（1949年5月7日信件）；邁克爾·柯普1998年12月9日致傑弗裏·邁耶斯的信；對簡·摩根和露西·貝斯特利的采訪。——原注
[11] 埃德溫·亨利·蘭西爾（edwin henryndseer，1802—1873），英國畫家，以富有感情的動物畫著名。
[12] 凱瑟琳·蒙丘爾1999年3月17日致傑弗裏·邁耶斯的信；戴維·霍爾布魯克，《不可避免的代價》，第72、73頁（戴維·霍爾布魯克好意送了我一本他未發表的小說）；1998年11月28日對戴維·霍爾布魯克的采訪。
奧威爾對那種鹿也有類似記述。見《全集》，18.411（1946年9月28日“居家日記”）：“有兩頭鹿挨著站在舊馬廄邊上，離大路有一百碼左右，正以很好戰的樣子吼叫著，顯然是在向我吼。”——原注
[13] 霍爾布魯克，《不可避免的代價》，第81、78、80頁；對戴維·霍爾布魯克的采訪。——原注
[14] 霍爾布魯克，《不可避免的代價》，第81、78、80頁；對戴維·霍爾布魯克的采訪。——原注
[15] 《全集》，10.501（《殺象記》，1936）；《全集》，12.392（《英格蘭，你的英格蘭》，1941）；《全集》，20.5（《關於甘地的思考》，1949）；《全集》，16.233（《薩爾瓦多·達利》，1944）。
關於達利那篇隨筆開篇一句可能來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錄海涅的話。在《地下室手記》（安德魯·麥克安德魯譯，1864年初版；紐約西格奈特版，1961）第122頁，作者提到“海涅曾經說過，真實的自傳幾乎不可能有，人們肯定會關於自己而撒謊”。——原注
[16]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國作家，著有《喧囂與騷動》《村子》《八月之光》等，獲得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後麵兩個人名（弗萊姆·斯諾普斯和埃克·斯諾普斯）是他的“斯諾普斯”三部曲（《村子》《小鎮》《大宅》）中的人物。
[17] w.b.葉芝（w.b.yeats，1865—1939），愛爾蘭詩人、劇作家，著有《鍾樓》《盤旋的樓梯》等，獲得1923年諾貝爾文學獎；吉爾伯特·基思·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國作家、新聞工作者，著有以布朗神父為主角的偵探小說。——譯注
《全集》，12.282（1940年11月9日書評）；《全集》，13.210（《重新發現歐洲》，1942年3月10日）；《全集》，13.151—152、156、160（《路特雅·吉卜林》）；《全集》，14.279、283（《w.b.葉芝》）。——原注
[18] 《全集》，13.30（《唐納德·麥克吉爾的藝術》）；《全集》，16.347、349、350、354（《拉弗爾斯和布蘭迪什小姐》）；《全集》，16.234、238、239、240（《薩爾瓦多·達利》）。——原注
[19] 朱利安·西蒙斯，《見到溫德姆·劉易斯》，《關鍵時機》（critical asion，倫敦，1966）第189頁；《全集》，17.349（《好的壞書》，1950年11月2日）；《全集》，18.287（《倫敦來信》，1946年夏）。——原注
[20] 溫德姆·劉易斯，《書信集》（w.k.羅斯編輯，康涅狄格州諾福克，1963），第403頁；溫德姆·劉易斯，《粗魯的作業》（倫敦，1950），第79—80頁；1998年9月21日在切爾滕納姆對休·戈登·波提歐斯的采訪。
麥克唐納在1944年離開《黨見評論》並創辦了《政治》雜誌，很想得到奧威爾的稿件。他滿足了奧威爾提得非常小心的要求：“要一雙美國鞋，分開寄，因為‘那樣就誰也不認為值得偷，除非碼頭上剛好有個隻有一條腿的人’。”1946年12月，麥克唐納在以8.95美元買了雙很漂亮的步行鞋後，先是使其舊了一點，然後和幾件衣服一起裝進一個寫著“舊衣服”的包裹裏寄給了他（邁克爾·麥克唐納1998年10月3日致傑弗裏·邁耶斯的信和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德懷特·麥克唐納1946年12月21日致奧威爾的信）。——原注
[21] 馬丁·馬丁，《蘇格蘭西部島嶼描述》（寫於1695年前後，唐納德·麥克勞德編輯，1703年首版；斯特靈恩裏亞斯·麥克基版，1934），第270頁；克萊德航行俱樂部，《航行指南和錨地，第二部分：從金泰爾半島到阿德納默千》（格拉斯哥，1981），第36頁。在唐納德·巴奇著《朱拉島：阿蓋爾郡下一島：其曆史、居民及故事》（格拉斯哥約翰·史密斯版，1960）第16頁對頁能看到可怕的科裏弗萊肯海灣漩渦照片。——原注
[22] 露西·貝斯特利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90頁；對理查德·布萊爾的采訪；對亨利·戴金的采訪；對露西·貝斯特利的采訪。——原注
[23] 《全集》，19.190（1947年8月19日“居家日記”）；《全集》，20.202—203；沃伯格所言，見《紳士從事的職業》第234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