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文選》之題作文、作賦，以及擬古樂府之體作詩，是例行日課，有時午前作賦，有時午前作詩；午後則辦另一體。夜課，則視次日是否隨趙蕤入山采藥而定。入山之行，通常三更天就得起身，寅末卯初方回；那麽夜課就會短些，通常隻就一本閑書，師徒二人雜說漫議—這是李白最能樂在其中的課程。
趙蕤所交代的這一部閑書，是一本沒有題簽、沒有皮裹、甚至沒有縫綴成冊的書紙，尺半高、九寸寬，兩寸多厚的一疊麻草紙，不過百餘頁。每紙大字四句，間雜雙行小注，端楷手抄而成，滿寫一紙，複以細棉繩捆匝。
頭一次趙蕤持書出示，放在難得一片敞亮晴朗的秋陽下曝曬，順手便擱在讀書台的邊緣，若非李白眼明手快，幾幾乎就教一陣繞山風給吹落澗底。
這書是個殘本，所殘留的正文一共隻有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李白用了三四個時辰的工夫，便把它從頭到尾背得通透，朗聲誦過幾遍，齒牙鏗鏘，聲調爽健。然而那也隻是默記而已，許多音字即使能讀能識，卻未必解意。須待趙蕤為他說解、分辨，有時趙蕤還會刻意與古人爭理，將原先字裏行間所寓含的教訓，用他那一套“是曰非曰”徹底翻轉，這正是李白最覺受益之處。
初讀之日，李白曾經將全文重新抄錄一過，移寫在較小的、長寬不過數寸的紙幅上。於是他便擁有了自己的一本書。終其一生，無論遊曆、漂泊、曆經離亂爭逐，無論到任一所在，都隨身攜行，無時或置，從未扔棄。近四十年後，當塗縣令李陽冰—一個較李白年幼的族叔—還看到這書，彼時書紙已經破碎如枯落之葉，李白猶時時捧之讀之，以為病苦惆悵之中勉強得之的笑樂。
抄成之際，李白另製一錦絛，將小書捆縛停當，望著它出神—這書，還有個奇怪的名字，趙蕤叫它“兔園冊子”，不消說，它也同相如台內室之中的近萬卷藏書一樣，是那貴家婦人給趙蕤留下的身家。趙蕤總這麽說：“身家、身家，身外無家；而曰家不離身者，唯有積學而已矣。”
在李白看來，《兔園冊子》似乎可以顯示什麽是積學，然而趙蕤卻不同意，他認為這隻是瑣碎、零星、無著落的“知料”—趙蕤獨創的一個語詞；對趙蕤而言：“知料”猶如木竹金石、絲麻草穀之屬，尚未經治理，甚至不能稱之為“學”。
據聞此書為太宗皇帝與一王氏妃嬪所生之蔣王李惲的事功。國初，李惲於封邑興建園林，號曰“兔園”，中有秘藏書卷之所，號為“冊府”。李惲本人喜好談今說古，遂召集了一批文士，由杜嗣先編纂，虞世南寫訂，原文三十卷、四十八門，皆是一則一則的四字對句，兩句作排比，並同一韻，便於記誦。
比方說，敘述東漢時代的王充家貧無書而好學，便前往京師洛陽的書店翻閱，過目而成誦，乃以“王充閱市”標之；其對句則為事類相近的董仲舒。西漢經術大家董仲舒勤謹於學，曾經將窗簾門簾垂放下來，以免分心他鶩，前後三年“不觀於園舍”，便以“董生下帷”約括之，諸如此類。這還隻是題目。連綴起這些題目之外，每題之下另注以這些四字簡語的本事。
蔣王李惲養士，頗有乃父昔年在秦王邸時羅致十八學士而充宏文館的氣魄。李惲以“冊府”為名，即是以皇家藏書府庫自居。另一方麵，這部書原名就叫《兔園策》，似亦有意取法漢代劉向編著《戰國策》命名的意味，有運用短篇史事為證，撮其旨歸，連類叢集，也不無提供官僚們在議政時作為耳目之資的用途。至於“策”字之所以又寫成“冊”，似仍出於同音訛變的緣故。
然而，通曉學問的人都知道：這樣的書，頗可以用之於廣教化，啟童蒙，而實在談不上“道問學”。所以編成不久，即雕版印行，供天下士人教養少兒熟誦嫻記，對於腹笥稍窘而又渴望在作品中呈現古雅格調的人來說，也算作詩作賦的利器了。
趙蕤用此書的方法與時人大不相同。他讓李白將《兔園冊子》背過一通之後，每於燈前月下，以質疑論難的方式，考核其思辨解悟。總是由趙蕤出題，其情往往如此：
“《冊子》所載，禽鳥聚散有常無常，李郎可解乎？”
李白必須在片刻之內先辨識出此題在《兔園冊子》之中的位置，這就得靠著平日再三再四、反複記憶之力。此時，他略一沉吟，想起全書中涉言禽鳥的句子隻有四處。其一為“楊生黃雀”，小字注寫的本事也出於漢代。
說的是弘農人楊寶，九歲時遊華陰山，見一黃雀為貓頭鷹所傷，跌落在樹底下，不能飛翔，而為一群螻蟻包圍，勢甚危殆。楊寶便將此雀攜回，飼以清水黃花，百餘日而痊可，毛羽豐成煥發，居然為寵物，晨出夜歸，狀如家人。忽一日，這黃雀竟然銜回了四枚白玉環，自言：本是西王母駕前蓬萊使者，不慎為惡禽所傷，蒙君相救，無以為報雲雲。最後，還說了幾句祝福的話：“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後人乃以“銜環”作為報恩的代詞。
還有一則南齊時代與沈約齊名的詩人、也是聲律家周顒的故事，稱“彥倫鶴怨”。史載：周顒，字彥倫，早年有一段時間曾經隱居於鍾山。
這一番遁隱，多少也就是個以退為進的姿態；多年後果然讓他接到朝廷敕書，征赴海鹽出任縣令。行前，他準備再遊曆一次鍾山。這時山陰高士孔稚珪便寫了一篇極盡雕琢瑰瑋之能事的諷刺駢文，題曰《北山移文》，像是那山靈貼了告示，不許假隱者登臨。
鶴怨，應出於原文的：“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鬆落陰，白雲誰侶？礀石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這兩則故事都有禽鳥，卻與禽鳥的聚散沒有什麽關係。能夠與趙蕤之問義理相通的，隻有一聯對句：“朱博烏集，蕭芝雉隨。”分別攝用《漢書·朱博傳》與《孝子傳》的記載。
杜陵人朱博，幼時家貧，年少的時候擔任地方小吏的亭長之官，以資曆公勤而累遷，到了漢哀帝時，當上了光祿大夫、京兆尹，轉大司空。方此之前，漢成帝時有一禦史大夫何武忽發奇論，意欲返古，建立“三公”的製度，但是這樣改製隻便宜了何武本人，讓他得以直接出任大司空，加官晉爵，一步而登天。
此舉非但於其他的朝臣無補，橫空冒出來的“三公”也與當時製度之內的原有官職不能融洽。從此，竟發生了怪事—禦史府官房中一百多處井水盡皆枯涸，而禦史府院中原本植栽柏樹成行，其上有數以千計、朝飛夕至的烏鴉。說也奇怪，官常一改之後，烏鴉都不再來了。直到朱博受命為大司空，恢複舊製，井水複充盈滿溢，連烏鴉也都回來了。
至於蕭芝，故事比較簡略，據說也曾經出仕，官拜尚書郎。蕭芝得官的緣由就是孝順父母。每當他乘輿出入，都有好幾十隻野雞，在車前飛來飛去，聲聲鳴叫，有如喝道的儀仗一般。人傳此事，謂為祥瑞，但是卻沒有人能解釋：何以野雞相隨便是瑞征，而孝子得此瑞征又如何？
禽鳥聚散，與人事之離合是一樣的，有理可循，也常不循理而動。李白更想起幾個月之前在溪邊路上的即目所見—那猛可從暮空之中打下的幾聲悶雷，引得狗吠雞飛而山猿噪動，這本來是無常的機緣所生成。可是再一尋思，又覺得因雷鳴而發猿啼之間，物物相牽，環環相銜，無一不是因緣所致；而這因緣，又絕不能自外於天地之常道。李白推測趙蕤提“有常無常”之問的用意，還是要他根據“烏集”“雉隨”的表象，說說他對“常道”的見解。
“禽鳥聚散有常理，而聚散不可測之以常理。”李白一麵說著，一麵觀察著趙蕤眉開眼亮的神情，知道這一回破題破得不差，隨即一發不可收拾地說下去，簡直把答問當成一篇文章來作了：“朱博以三公之尊，並慈儉之德，複不敢為天下先；自賤至貴，食不兼味，案無三杯，然喜接士大夫，賓客滿門，其趨事待人如是。固然以此而立，終亦因之而敗……”一口氣說到這裏，他故意停頓了，不說了，凝視著趙蕤拈須沉思的模樣。
“怎麽不說下去？”趙蕤眼裏泛著光，流露出罕見的期許和好奇。
“承神仙教誨，近日稍覽史書，略知朱博事首尾。”李白慢條斯理地說道，“但不知日後朱博被誣，入以‘結信貴戚，背君向臣’之罪，竟至於含恨自裁之際，群烏安在？群烏若在，乃知物性有常，毋須附會德操；群烏若不在，則知物性無常，偶趨勢利而已。”
這一席反駁的背後也有慘烈的故事。
西漢末季，哀帝有祖母定陶太後傅氏昭儀，原本是漢元帝妃嬪，位同侍妾。到漢哀帝即位，祖以孫貴，傅昭儀才得到正宮（太皇太後）的尊號。在爭取稱尊號的過程之中，太後曾經勾串她的堂弟孔鄉侯傅晏，以“為皇帝立孝道”為口實，發起輿論。
當時的新任的京兆尹就是朱博，也成為傅晏網羅結交的對象。當時，朝堂上另有一批大臣則不主張為傅昭儀稱尊號，這批人之中，有列爵高武侯官拜大司馬的傅喜、丞相孔光，以及大司空師丹。一番爭辯之後，大司空先免職，由朱博兼代。朱博連續上奏，以丞相孔光為“誌在自守，不能憂國”；以傅喜為“至親至尊，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一舉又扳倒傅喜，他免了大司馬的官，回到封爵之地—此之謂“就國”—也就是拔除了親貴大臣的實權；而丞相孔光，也遭免為庶人。
此時的朱博可以說是勢焰薰天，不可一世了。他身兼京兆尹、丞相、大司空，升賞為陽鄉侯，食邑二千戶—這已經超過體製一倍，為了表示恪守分際，朱博還刻意上書，堅辭歸還多餘的一千戶食邑。據實事成理而言，朱博一無可以訾議之處。但是由於傅昭儀痛恨高武侯傅喜忒甚，並不以其罷去了朝中官職為滿足，因為罷官之後，還可以“就國”，也就是親赴封國之地，照樣領有原本的爵祿。於是，傅昭儀透過傅晏的媒介，說服朱博進一步上奏，非削除傅喜的爵位不可。
朱博在這一宮廷鬥爭之中，為自己找到了說詞：因為前任大司空—也就是首倡三公、變製入古的何武—也是在罷官之後免其封國的。前例其猶未遠，朱博就援引了來，作為傅昭儀、傅晏一黨迫害傅喜的工具。此事激起了劇烈的反挫，左將軍彭宣等上奏控劾朱博：“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即向）臣，傾亂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朱博也終於因為這樣的指控而被戮伏誅。李白之論，所本由此。
“噫—”趙蕤不禁感歎地點著頭，卻仍不肯善罷，道：“‘烏集’之說，反複陳詞，堪知汝的確於史籍用功不少。不過，‘烏集’之無常尚不止於此。汝日日擬《文選》，居然當麵錯過耶？”
無論如何，在《兔園策》上的“朱博烏集，蕭芝雉隨”所言，似乎隻是一種寄托在德行之下而能感通異類的能力。縱令典記所載之事屬實，自茲而後數百年來，“雉隨”已經成為稱道人孝行的雅語；可是“烏集”的語意卻產生了極大的變化。
那是在朱博死後兩百年的三國時代，曹操的從子曹冏有感於當局者不重用宗室，深憂國柄將落入外姓之手，就寫了一篇《六代論》，縱論夏、商、周、秦、漢、魏六代興亡盛衰，提出分封曹氏之議，以謀鞏固本家，裁抑外姓。孰料當時攝政的大將軍曹爽並沒有接受這篇文章的建言，文章卻因南朝梁代昭明太子《文選》的著錄而流傳於後世。
《六代論》對於秦朝的殄滅有一個判斷，即是在製度上，將天下分轄於郡縣，不能“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如此一來，皇室權柄就不能廣泛為同姓子弟所維係，也正因為無法借由分封貴族“枝葉相扶，首尾為用”，導致日後終於為劉邦所乘。這篇《六代論》中形容劉邦開國的幾句話十分動人：“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而成帝業。”也就是從這樣一篇知名的文章所締造的一個知名的語句開始，“烏集”不再是呼應正人君子的祥瑞之兆，反而轉成“烏合之眾”的意思，這就與先前的“烏集”瑞兆之說極端衝突了。
“烏集雉隨，無理可取。故蕭芝之孝，無端無的；朱博之冤，非因非故。而汝得以複按史事源流因果，似乎已然能自在出入《兔園》矣！”趙蕤嘉勉了幾句之後，仍然在李白的議論之上翻出一層，為這一次夜課作了結語：“不過，語中用意，最是無常，有甚於禽鳥聚散者，汝宜慎思。”
是在這一夜、這一刻，李白開始理解趙蕤讓他背誦《兔園策》的居心，並不是按圖索驥、因文就道，卻是從那些極為簡約的、有如詩偈的四字對偶聯句之中，往複剔搜，借以翻轉出與童蒙兒少之時所念之不忘、信之不疑的種種道理全然歧異、甚而對反的見解。換言之，趙蕤在這樣的夜課裏，培養了李白“學而不學”的根骨和器性。
李白之詩，常於首尾處互見衝突，後人常以“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按之，其實大謬不然—許多看似自相扞格的意念與情懷，正是這種縱橫家揮矛弄盾的知見故習使然。用之於詩，豈能驟以“臨時率然”誣之？
趙蕤所交代的這一部閑書，是一本沒有題簽、沒有皮裹、甚至沒有縫綴成冊的書紙，尺半高、九寸寬，兩寸多厚的一疊麻草紙，不過百餘頁。每紙大字四句，間雜雙行小注，端楷手抄而成，滿寫一紙，複以細棉繩捆匝。
頭一次趙蕤持書出示，放在難得一片敞亮晴朗的秋陽下曝曬，順手便擱在讀書台的邊緣，若非李白眼明手快，幾幾乎就教一陣繞山風給吹落澗底。
這書是個殘本，所殘留的正文一共隻有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李白用了三四個時辰的工夫，便把它從頭到尾背得通透，朗聲誦過幾遍，齒牙鏗鏘，聲調爽健。然而那也隻是默記而已，許多音字即使能讀能識，卻未必解意。須待趙蕤為他說解、分辨，有時趙蕤還會刻意與古人爭理，將原先字裏行間所寓含的教訓，用他那一套“是曰非曰”徹底翻轉，這正是李白最覺受益之處。
初讀之日，李白曾經將全文重新抄錄一過，移寫在較小的、長寬不過數寸的紙幅上。於是他便擁有了自己的一本書。終其一生，無論遊曆、漂泊、曆經離亂爭逐，無論到任一所在，都隨身攜行，無時或置，從未扔棄。近四十年後，當塗縣令李陽冰—一個較李白年幼的族叔—還看到這書，彼時書紙已經破碎如枯落之葉，李白猶時時捧之讀之，以為病苦惆悵之中勉強得之的笑樂。
抄成之際，李白另製一錦絛，將小書捆縛停當，望著它出神—這書，還有個奇怪的名字，趙蕤叫它“兔園冊子”，不消說，它也同相如台內室之中的近萬卷藏書一樣，是那貴家婦人給趙蕤留下的身家。趙蕤總這麽說：“身家、身家，身外無家；而曰家不離身者，唯有積學而已矣。”
在李白看來，《兔園冊子》似乎可以顯示什麽是積學，然而趙蕤卻不同意，他認為這隻是瑣碎、零星、無著落的“知料”—趙蕤獨創的一個語詞；對趙蕤而言：“知料”猶如木竹金石、絲麻草穀之屬，尚未經治理，甚至不能稱之為“學”。
據聞此書為太宗皇帝與一王氏妃嬪所生之蔣王李惲的事功。國初，李惲於封邑興建園林，號曰“兔園”，中有秘藏書卷之所，號為“冊府”。李惲本人喜好談今說古，遂召集了一批文士，由杜嗣先編纂，虞世南寫訂，原文三十卷、四十八門，皆是一則一則的四字對句，兩句作排比，並同一韻，便於記誦。
比方說，敘述東漢時代的王充家貧無書而好學，便前往京師洛陽的書店翻閱，過目而成誦，乃以“王充閱市”標之；其對句則為事類相近的董仲舒。西漢經術大家董仲舒勤謹於學，曾經將窗簾門簾垂放下來，以免分心他鶩，前後三年“不觀於園舍”，便以“董生下帷”約括之，諸如此類。這還隻是題目。連綴起這些題目之外，每題之下另注以這些四字簡語的本事。
蔣王李惲養士，頗有乃父昔年在秦王邸時羅致十八學士而充宏文館的氣魄。李惲以“冊府”為名，即是以皇家藏書府庫自居。另一方麵，這部書原名就叫《兔園策》，似亦有意取法漢代劉向編著《戰國策》命名的意味，有運用短篇史事為證，撮其旨歸，連類叢集，也不無提供官僚們在議政時作為耳目之資的用途。至於“策”字之所以又寫成“冊”，似仍出於同音訛變的緣故。
然而，通曉學問的人都知道：這樣的書，頗可以用之於廣教化，啟童蒙，而實在談不上“道問學”。所以編成不久，即雕版印行，供天下士人教養少兒熟誦嫻記，對於腹笥稍窘而又渴望在作品中呈現古雅格調的人來說，也算作詩作賦的利器了。
趙蕤用此書的方法與時人大不相同。他讓李白將《兔園冊子》背過一通之後，每於燈前月下，以質疑論難的方式，考核其思辨解悟。總是由趙蕤出題，其情往往如此：
“《冊子》所載，禽鳥聚散有常無常，李郎可解乎？”
李白必須在片刻之內先辨識出此題在《兔園冊子》之中的位置，這就得靠著平日再三再四、反複記憶之力。此時，他略一沉吟，想起全書中涉言禽鳥的句子隻有四處。其一為“楊生黃雀”，小字注寫的本事也出於漢代。
說的是弘農人楊寶，九歲時遊華陰山，見一黃雀為貓頭鷹所傷，跌落在樹底下，不能飛翔，而為一群螻蟻包圍，勢甚危殆。楊寶便將此雀攜回，飼以清水黃花，百餘日而痊可，毛羽豐成煥發，居然為寵物，晨出夜歸，狀如家人。忽一日，這黃雀竟然銜回了四枚白玉環，自言：本是西王母駕前蓬萊使者，不慎為惡禽所傷，蒙君相救，無以為報雲雲。最後，還說了幾句祝福的話：“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後人乃以“銜環”作為報恩的代詞。
還有一則南齊時代與沈約齊名的詩人、也是聲律家周顒的故事，稱“彥倫鶴怨”。史載：周顒，字彥倫，早年有一段時間曾經隱居於鍾山。
這一番遁隱，多少也就是個以退為進的姿態；多年後果然讓他接到朝廷敕書，征赴海鹽出任縣令。行前，他準備再遊曆一次鍾山。這時山陰高士孔稚珪便寫了一篇極盡雕琢瑰瑋之能事的諷刺駢文，題曰《北山移文》，像是那山靈貼了告示，不許假隱者登臨。
鶴怨，應出於原文的：“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鬆落陰，白雲誰侶？礀石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這兩則故事都有禽鳥，卻與禽鳥的聚散沒有什麽關係。能夠與趙蕤之問義理相通的，隻有一聯對句：“朱博烏集，蕭芝雉隨。”分別攝用《漢書·朱博傳》與《孝子傳》的記載。
杜陵人朱博，幼時家貧，年少的時候擔任地方小吏的亭長之官，以資曆公勤而累遷，到了漢哀帝時，當上了光祿大夫、京兆尹，轉大司空。方此之前，漢成帝時有一禦史大夫何武忽發奇論，意欲返古，建立“三公”的製度，但是這樣改製隻便宜了何武本人，讓他得以直接出任大司空，加官晉爵，一步而登天。
此舉非但於其他的朝臣無補，橫空冒出來的“三公”也與當時製度之內的原有官職不能融洽。從此，竟發生了怪事—禦史府官房中一百多處井水盡皆枯涸，而禦史府院中原本植栽柏樹成行，其上有數以千計、朝飛夕至的烏鴉。說也奇怪，官常一改之後，烏鴉都不再來了。直到朱博受命為大司空，恢複舊製，井水複充盈滿溢，連烏鴉也都回來了。
至於蕭芝，故事比較簡略，據說也曾經出仕，官拜尚書郎。蕭芝得官的緣由就是孝順父母。每當他乘輿出入，都有好幾十隻野雞，在車前飛來飛去，聲聲鳴叫，有如喝道的儀仗一般。人傳此事，謂為祥瑞，但是卻沒有人能解釋：何以野雞相隨便是瑞征，而孝子得此瑞征又如何？
禽鳥聚散，與人事之離合是一樣的，有理可循，也常不循理而動。李白更想起幾個月之前在溪邊路上的即目所見—那猛可從暮空之中打下的幾聲悶雷，引得狗吠雞飛而山猿噪動，這本來是無常的機緣所生成。可是再一尋思，又覺得因雷鳴而發猿啼之間，物物相牽，環環相銜，無一不是因緣所致；而這因緣，又絕不能自外於天地之常道。李白推測趙蕤提“有常無常”之問的用意，還是要他根據“烏集”“雉隨”的表象，說說他對“常道”的見解。
“禽鳥聚散有常理，而聚散不可測之以常理。”李白一麵說著，一麵觀察著趙蕤眉開眼亮的神情，知道這一回破題破得不差，隨即一發不可收拾地說下去，簡直把答問當成一篇文章來作了：“朱博以三公之尊，並慈儉之德，複不敢為天下先；自賤至貴，食不兼味，案無三杯，然喜接士大夫，賓客滿門，其趨事待人如是。固然以此而立，終亦因之而敗……”一口氣說到這裏，他故意停頓了，不說了，凝視著趙蕤拈須沉思的模樣。
“怎麽不說下去？”趙蕤眼裏泛著光，流露出罕見的期許和好奇。
“承神仙教誨，近日稍覽史書，略知朱博事首尾。”李白慢條斯理地說道，“但不知日後朱博被誣，入以‘結信貴戚，背君向臣’之罪，竟至於含恨自裁之際，群烏安在？群烏若在，乃知物性有常，毋須附會德操；群烏若不在，則知物性無常，偶趨勢利而已。”
這一席反駁的背後也有慘烈的故事。
西漢末季，哀帝有祖母定陶太後傅氏昭儀，原本是漢元帝妃嬪，位同侍妾。到漢哀帝即位，祖以孫貴，傅昭儀才得到正宮（太皇太後）的尊號。在爭取稱尊號的過程之中，太後曾經勾串她的堂弟孔鄉侯傅晏，以“為皇帝立孝道”為口實，發起輿論。
當時的新任的京兆尹就是朱博，也成為傅晏網羅結交的對象。當時，朝堂上另有一批大臣則不主張為傅昭儀稱尊號，這批人之中，有列爵高武侯官拜大司馬的傅喜、丞相孔光，以及大司空師丹。一番爭辯之後，大司空先免職，由朱博兼代。朱博連續上奏，以丞相孔光為“誌在自守，不能憂國”；以傅喜為“至親至尊，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一舉又扳倒傅喜，他免了大司馬的官，回到封爵之地—此之謂“就國”—也就是拔除了親貴大臣的實權；而丞相孔光，也遭免為庶人。
此時的朱博可以說是勢焰薰天，不可一世了。他身兼京兆尹、丞相、大司空，升賞為陽鄉侯，食邑二千戶—這已經超過體製一倍，為了表示恪守分際，朱博還刻意上書，堅辭歸還多餘的一千戶食邑。據實事成理而言，朱博一無可以訾議之處。但是由於傅昭儀痛恨高武侯傅喜忒甚，並不以其罷去了朝中官職為滿足，因為罷官之後，還可以“就國”，也就是親赴封國之地，照樣領有原本的爵祿。於是，傅昭儀透過傅晏的媒介，說服朱博進一步上奏，非削除傅喜的爵位不可。
朱博在這一宮廷鬥爭之中，為自己找到了說詞：因為前任大司空—也就是首倡三公、變製入古的何武—也是在罷官之後免其封國的。前例其猶未遠，朱博就援引了來，作為傅昭儀、傅晏一黨迫害傅喜的工具。此事激起了劇烈的反挫，左將軍彭宣等上奏控劾朱博：“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即向）臣，傾亂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朱博也終於因為這樣的指控而被戮伏誅。李白之論，所本由此。
“噫—”趙蕤不禁感歎地點著頭，卻仍不肯善罷，道：“‘烏集’之說，反複陳詞，堪知汝的確於史籍用功不少。不過，‘烏集’之無常尚不止於此。汝日日擬《文選》，居然當麵錯過耶？”
無論如何，在《兔園策》上的“朱博烏集，蕭芝雉隨”所言，似乎隻是一種寄托在德行之下而能感通異類的能力。縱令典記所載之事屬實，自茲而後數百年來，“雉隨”已經成為稱道人孝行的雅語；可是“烏集”的語意卻產生了極大的變化。
那是在朱博死後兩百年的三國時代，曹操的從子曹冏有感於當局者不重用宗室，深憂國柄將落入外姓之手，就寫了一篇《六代論》，縱論夏、商、周、秦、漢、魏六代興亡盛衰，提出分封曹氏之議，以謀鞏固本家，裁抑外姓。孰料當時攝政的大將軍曹爽並沒有接受這篇文章的建言，文章卻因南朝梁代昭明太子《文選》的著錄而流傳於後世。
《六代論》對於秦朝的殄滅有一個判斷，即是在製度上，將天下分轄於郡縣，不能“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如此一來，皇室權柄就不能廣泛為同姓子弟所維係，也正因為無法借由分封貴族“枝葉相扶，首尾為用”，導致日後終於為劉邦所乘。這篇《六代論》中形容劉邦開國的幾句話十分動人：“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而成帝業。”也就是從這樣一篇知名的文章所締造的一個知名的語句開始，“烏集”不再是呼應正人君子的祥瑞之兆，反而轉成“烏合之眾”的意思，這就與先前的“烏集”瑞兆之說極端衝突了。
“烏集雉隨，無理可取。故蕭芝之孝，無端無的；朱博之冤，非因非故。而汝得以複按史事源流因果，似乎已然能自在出入《兔園》矣！”趙蕤嘉勉了幾句之後，仍然在李白的議論之上翻出一層，為這一次夜課作了結語：“不過，語中用意，最是無常，有甚於禽鳥聚散者，汝宜慎思。”
是在這一夜、這一刻，李白開始理解趙蕤讓他背誦《兔園策》的居心，並不是按圖索驥、因文就道，卻是從那些極為簡約的、有如詩偈的四字對偶聯句之中，往複剔搜，借以翻轉出與童蒙兒少之時所念之不忘、信之不疑的種種道理全然歧異、甚而對反的見解。換言之，趙蕤在這樣的夜課裏，培養了李白“學而不學”的根骨和器性。
李白之詩，常於首尾處互見衝突，後人常以“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按之，其實大謬不然—許多看似自相扞格的意念與情懷，正是這種縱橫家揮矛弄盾的知見故習使然。用之於詩，豈能驟以“臨時率然”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