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那年，龍應台就想過：將來要做一個不需要向別人敬禮的工作。在進入一個等級分明、令出必行的體係之後，她一度仍不按規則出牌，多有“突圍”之舉。譬如，她曾拒絕為配合馬市長剪彩辦美展、搞演出，此舉雖也得到市長支持，但長此以往別具一格，市長也要承受來自整部機器的壓力。
文化圈中人說，因為文人氣質和率真性格，龍應台常有隨興之舉，有些人卻“不愛看她那個調調”。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簡單粗糙，她確實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紀念館館長葉博文先生就曾將與龍應台的“衝突”寫在一本書裏。市長時期的馬英九對龍應台的“禮讓三分”，也讓一些人不那麽舒服。
那時候的龍局長雀躍著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個小時，自述“整天頂著頭盔上戰場”。王小棣曾見她伏在市政府大門邊的一張桌子上寫著什麽，一問，正要出門，有些事還沒想好，想到就寫下來。王小棣對我說，當年文建會的工作是相當粗糙的，而龍應台確實做了一些事情。
翻開台北市文化局2003年編寫的《東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龍局長的事跡：台北的文化地景開創了許多“第一”，包括第一個國際藝術村、第一個駐市藝術家高行健、第一個華人世界的國際詩歌節、第一個古跡專業演藝廳（中山堂）、第一個專業藝術電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複並開放許多名人故居（包括錢穆、林語堂等人的故居）、第一個公私合營模式的美術館（台北當代藝術館）、製定第一個“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她還推動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鑄九教授與我見麵的紫藤廬，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偉的故居。
王小棣對龍做事的韌性印象深刻：在拍攝與《大江大海》有關的一部紀錄片時，龍跟著敘述者踩著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碼頭，穿著平底鞋，跑了將近半小時，當時她57歲。
在“受盡了政治的折磨和實務的曆練”之後，龍應台終於發現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樣“理直氣壯”，而理直氣壯，是1986年《野火集》橫空出世時的動人之處。
夏鑄九說，有過“不那麽愉快”的局長經驗，如今的龍應台已“不那麽簡單”，她知道什麽時候該斬釘截鐵強硬，什麽時候該動用柔軟示弱。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係主任阮慶嶽說，龍應台此番重新上陣，信仰的底蘊大約未變，對權力的誘惑也應傲骨猶在，真正的挑戰還是落在她溝通的技巧與能力上。
上任第一天，龍應台走了16個“立委”辦公室，跟“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談兩個人童年都待過的鄉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訪各部各會。“這些方麵我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政府機構裏，每一個部會都是本位主義的，對於其他部會在做什麽是沒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樣。如果想讓社會進步，一定要合作。”龍對我說。
9月22日，我看到她與“交通部長”毛治國、藝大校長朱宗慶站在一起，站在火車站起舞的學生中間。我聽到她說感謝。
龍就任之後提出的第一個設想是“讓文化從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東縣達仁鄉、南投縣中寮鄉等收入最低鄉鎮的孩子，跟台北市信義區的同齡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權？這個命題來自她的早年經曆，當年她到台北念書，發現同學聽的音樂、談的話題、見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縮小貧富差距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獨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經濟部”合作，才能讓以下這些行動不浮於表麵：雲門舞集到鄉下廟前的廣場上演出，畫家、作家下到偏鄉中小學去交流，裝滿書的文化列車開到苗栗鄉下人家的門前去播種，鄉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館來開眼界……
眼下的台灣媒體非常樂意向公眾報告一個“放柔身段，有所妥協”的龍應台。但她說，我沒有變。“一個人所抵抗和所堅持的，匯成一個總體，就叫作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聲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細節裏，流露在舉手投足間最尋常最微小的決定裏。”
“部長”龍應台，充滿細節。9月19日，圓山飯店，台北電視節。龍應台在致辭中照顧到遠道而來的歐美客人，插入大段英文講話。她特別建議第一次到台北的外國人去孔廟看看，去西門町轉轉，“we have a lot of gay bars，台北是對同性戀最寬容的城市之一”；她反複提及chinese speaking world。這些細節，提示了她的視野和角度，可能是未來作為的立足點。
媒體人邱立本曾經發問：內戰心態還在兩岸華人中存在，怎樣超越？台灣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內戰心態也在台灣黨人中存在，怎樣超越？
2012年中秋前夕，龍應台笑著說：“閩南諺語講，‘歡喜做，甘願受’，隻要我在，就做。”
文化圈中人說，因為文人氣質和率真性格，龍應台常有隨興之舉，有些人卻“不愛看她那個調調”。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簡單粗糙，她確實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紀念館館長葉博文先生就曾將與龍應台的“衝突”寫在一本書裏。市長時期的馬英九對龍應台的“禮讓三分”，也讓一些人不那麽舒服。
那時候的龍局長雀躍著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個小時，自述“整天頂著頭盔上戰場”。王小棣曾見她伏在市政府大門邊的一張桌子上寫著什麽，一問，正要出門，有些事還沒想好，想到就寫下來。王小棣對我說，當年文建會的工作是相當粗糙的，而龍應台確實做了一些事情。
翻開台北市文化局2003年編寫的《東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龍局長的事跡：台北的文化地景開創了許多“第一”，包括第一個國際藝術村、第一個駐市藝術家高行健、第一個華人世界的國際詩歌節、第一個古跡專業演藝廳（中山堂）、第一個專業藝術電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複並開放許多名人故居（包括錢穆、林語堂等人的故居）、第一個公私合營模式的美術館（台北當代藝術館）、製定第一個“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她還推動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鑄九教授與我見麵的紫藤廬，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偉的故居。
王小棣對龍做事的韌性印象深刻：在拍攝與《大江大海》有關的一部紀錄片時，龍跟著敘述者踩著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碼頭，穿著平底鞋，跑了將近半小時，當時她57歲。
在“受盡了政治的折磨和實務的曆練”之後，龍應台終於發現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樣“理直氣壯”，而理直氣壯，是1986年《野火集》橫空出世時的動人之處。
夏鑄九說，有過“不那麽愉快”的局長經驗，如今的龍應台已“不那麽簡單”，她知道什麽時候該斬釘截鐵強硬，什麽時候該動用柔軟示弱。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係主任阮慶嶽說，龍應台此番重新上陣，信仰的底蘊大約未變，對權力的誘惑也應傲骨猶在，真正的挑戰還是落在她溝通的技巧與能力上。
上任第一天，龍應台走了16個“立委”辦公室，跟“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談兩個人童年都待過的鄉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訪各部各會。“這些方麵我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政府機構裏，每一個部會都是本位主義的，對於其他部會在做什麽是沒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樣。如果想讓社會進步，一定要合作。”龍對我說。
9月22日，我看到她與“交通部長”毛治國、藝大校長朱宗慶站在一起，站在火車站起舞的學生中間。我聽到她說感謝。
龍就任之後提出的第一個設想是“讓文化從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東縣達仁鄉、南投縣中寮鄉等收入最低鄉鎮的孩子，跟台北市信義區的同齡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權？這個命題來自她的早年經曆，當年她到台北念書，發現同學聽的音樂、談的話題、見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縮小貧富差距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獨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經濟部”合作，才能讓以下這些行動不浮於表麵：雲門舞集到鄉下廟前的廣場上演出，畫家、作家下到偏鄉中小學去交流，裝滿書的文化列車開到苗栗鄉下人家的門前去播種，鄉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館來開眼界……
眼下的台灣媒體非常樂意向公眾報告一個“放柔身段，有所妥協”的龍應台。但她說，我沒有變。“一個人所抵抗和所堅持的，匯成一個總體，就叫作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聲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細節裏，流露在舉手投足間最尋常最微小的決定裏。”
“部長”龍應台，充滿細節。9月19日，圓山飯店，台北電視節。龍應台在致辭中照顧到遠道而來的歐美客人，插入大段英文講話。她特別建議第一次到台北的外國人去孔廟看看，去西門町轉轉，“we have a lot of gay bars，台北是對同性戀最寬容的城市之一”；她反複提及chinese speaking world。這些細節，提示了她的視野和角度，可能是未來作為的立足點。
媒體人邱立本曾經發問：內戰心態還在兩岸華人中存在，怎樣超越？台灣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內戰心態也在台灣黨人中存在，怎樣超越？
2012年中秋前夕，龍應台笑著說：“閩南諺語講，‘歡喜做，甘願受’，隻要我在，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