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懶洋洋來了。
一個女人，穿件翠綠翠綠的毛衣，露一截黃貢緞小碎花的襯衣領子，踩雙大頭水兵皮鞋，大搖大擺往這邊來。她用一笑自我介紹，眼角有細細的皺紋堆起——因為皮膚底子好，又有份篤定在，終歸還是好看。
年輕時，她是美的。用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話說，“圓圓臉上有一雙亮晶晶的圓眼睛”，皮膚像剝了殼的白煮蛋，幼滑、透明，走在淮海路上，招人回頭。幾十年後有一天，她在紐約街頭看到一位上了年紀的女人，身板筆直，一頭白發，臉上有皺紋，卻那樣搶眼。“我都走過去了，一會兒回頭，一會兒回頭，舍不得不看。”
大大方方老去，女人依舊可以動人，若隨隨便便放棄對自己的要求，那是一種罪過。自由人彭小蓮過著一種相當自律、勤奮的生活，每天鐵板釘釘有閱讀寫作或者看片剪片的時間，每周去遊泳館四次，一旦飲食過量會深深自責並加以改正。她在為下一部電影積聚能量，也是為自己能夠依舊挺拔地走在馬路上。
好多年沒有正經拍過照片了。被說服接受攝影記者的創作後，她選定了市中心難得的一塊綠地。作為一個上海人，一個拍出過“上海三部曲”的導演，城中哪隻角還有些韻致，她心裏有數。
拍照那天，平時隨意的彭小蓮請常搭檔的劇組化妝師為她打理了麵孔，額頭上還多出幾縷卷曲的劉海兒，像是從前小姑娘隔夜裏用火鉗燙卷的。一抹羊絨衫的水紅，從男性化的棉外套裏露出一角。
一個正宗上海女人。聽她說說羊絨衫的事情吧：“原價120多（美金），打折，24塊9毛9，想想都便宜，一口氣買6件，送人！”
一位長輩描述過片場工作狀態的彭小蓮，“她那個嗓門兒，簡直是咆哮”。不僅咆哮，還有國罵。一個導演，也許可以有一百種方法鎮住大場麵，這是最直接的一種。
“我喜歡聰明人。最怕劇組裏有笨笨的老實人，你向他發火都覺得沒底氣。”
有次給大學生講座，她一手拿瓶礦泉水，一手抱罐薯片，大講如今大學怎樣爛，怎樣擴招收了許多錢，又對學生不負責任，導致現在的小孩子素質都差得要死——這些“小孩子”聽著聽著，使勁鼓掌。
彭小蓮“吃相難看”，大概是被流浪藝術家雲集的紐約格林威治村帶壞的。不不，她說，三歲看到老，她從小就那樣——當父親繪聲繪色講完童話故事、小姑娘本該天真一下的時候，她指著書上的插圖說：“這個公主一點也不美麗！”她還跟男孩子打架。
她說自己散漫、沒有教養、坐立不安、肆無忌憚（一定有長輩這樣教訓過她），骨子裏有一種不安分的東西在蕩來蕩去。
與“文革”相伴的青春期帶給她的副產品是：不肯按規範生活，又沒有足夠勇氣承擔後果，結果就是那樣一副一臉夾生的樣子。
流浪的、窮困潦倒的藝術家形象塞滿了她的整個青春，讓她吃足了苦頭。她最好的女朋友最終嫁人的造型，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亂披在身上，剪著朋克式的短發。每次，彭小蓮望著她，望著一個活生生的窮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願望去活，心裏就踏實了許多。
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紳介。因為深深懂得農民對土地的感情，這個農民一樣壯實的導演從1968年起開始拍攝成田機場建設強征土地、農民自發對抗的係列紀錄片，同時記錄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漸漸消失的傳統。六年後，紀錄片問世，震驚電影界。
1988年認識小川後，彭小蓮慢慢接觸到他那瀕臨解散的團隊。那是一個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公有製小集體，卻在現實麵前矛盾重重。在小川工作室，彭小蓮吃著隻蓋一片薄鰻魚、沒有任何別的菜的工作餐，再次明白：為了理想，極度貧困也是有人會選擇的。
回到中國，她成了“簽約導演”。意思是沒有單位，接一單活兒，拿一份錢。她說她從不羨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沒什麽計劃，也不想掙錢的事，寧願手頭緊一點。
“一集5萬，那30集也有100多萬，有時候想想衝著錢去吧……那我至少得看兩套同類型的電視劇吧，可我家電視機也沒有。一想到那種痛苦，算了算了！”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勸她，她會跳起來：“講過了呀！不拍就是不拍！”
“我想過的，放棄原則比堅持還要痛苦。也就是說，如果我撅著屁股去拍那些沒意思的電視劇（有意思的一直沒碰到過），去做所有不快樂但可以很快來錢的事情，我會比沒錢更難過！有時候也給朋友幫幫忙，不拿錢，但是我跟他們講清楚的，那是因為我想幹，我有樂趣。”
世道已經讓人難有真正的快樂了，那就盡量給自己找點樂子吧，這是彭小蓮的邏輯。概括這世道，她是脫口而出、斬釘截鐵：“一泡汙（滬語，屎）一樣！”
彭小蓮的父親彭柏山，早年寫詩寫小說，經胡風介紹與魯迅通信。1934年在“左聯”入黨。1938年投筆從戎，後來在新四軍第二十四軍當副政委，是皮定鈞司令的親密戰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
作為1955年欽點的“胡風分子”，彭柏山的後半生在審查、監禁、批鬥中度過。1968年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三個月後，被通知去收屍的女兒們在福爾馬林藥水裏，看到徹底變形的父親。
30年後，當彭小蓮因父母而寫《他們的故事》有必要再現這個場景時，她不斷回憶著、塗改著，最後在一片紙上寫了不到200個字，夾在書稿裏交給出版社。她說：“我從來沒有在文章裏、在朋友麵前描述過這個場麵。現在，我還是寫不了這些。我想等夏天過去以後，等我再強大一些，我再試著把它寫出來。”
彭小蓮的母親朱微明，曾是新四軍《前鋒報》總編，是王芸生親自招進《大公報》的記者，1949年後在上譯廠參與翻譯過70多部蘇聯電影。1955年她是“反革命家屬”，1966年她是“大叛徒”。她一個人拉扯五個孩子。彭小蓮是最小的女兒。
到了1969年，朱微明還關在隔離室，孩子們陸續被發往江蘇南京、甘肅天水、上海奉賢、雲南和江西。一家人，就這樣散了。
江西插隊九年，除了幾張泛黃的照片，好像沒有在彭小蓮那裏留下什麽。她沒有委屈要訴，也沒有傷痕要舔，她說，什麽都不記得了。一起下鄉的女伴倒還沒忘，一群人夜裏去偷南瓜，那個掉進糞池裏的“窩囊廢”就是她。
其實，她早把那些細碎的、荒誕的，或刺激或悲慟的人和事，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說或電影裏了。譬如，夜裏在小隊倉庫值班，老鼠從肩頭爬過，她懶得動，因為白天幹活兒太累了。譬如，在逃票的旅途上，遭遇女警搜身，連人帶包被甩出火車車廂。放聲大哭嗎？不，設法蹭上下一趟。
彭小蓮不屬於受了感召“到農村廣闊天地去”的那一群，她是被一刀切政策趕出上海的。江西那個小村子讓知青們開了眼：“曉得鄉下窮，沒想到這麽個窮法！”因為潮濕，她睡的木板床床腳常長出小蘑菇。她得了關節炎。
母親在她的毛衣袖口上裝了一圈鬆緊帶，下田勞動時好箍緊一點，暖和一點。而她那時，成天隻想著怎樣偷懶，少幹活兒，常常瘸著腿走路。
插隊的最後兩年，她被公社小分隊留下來，不必再下田幹活兒了。《林海雪原》是常演的一出，不知哪個聰明人想出個點子，用裝尿素的化肥袋子為楊子榮做了一件白披風，於是，這出戲煞是好看——
鑼鼓敲得人頭昏腦漲，楊子榮披著尿素袋子在農家飯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揮著手臂，一群裹著尿素袋子的人衝上台去，有的轉圈，有的翻筋鬥。彭小蓮隻須混在人群中，從舞台這一頭跑到那一頭，再原路折回，同時將那飯桌跺得咚咚響。這時候，她腿也不瘸了，關節炎也好了一大半。
再後來，她得到報考大學的機會。出版人肖關鴻說，插隊時，彭小蓮差一點被選去演一部樣板戲，因為出身問題被淘汰。1978年，她考取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肖關鴻說，這樣的情節發展符合她的性格。
回滬前，彭小蓮望著湛藍的天空，禿山上的兩株老樟樹，河邊用棒槌敲打著衣服的農婦，忽然淚流滿麵：九年，就這麽過去了？在這裏瞎混了些什麽？
淮海路還是那條淮海路，隻是隨著時間流逝不斷變換內容。
彭小蓮小時候，那是一條優雅的闊馬路，穿過一片法梧桐，就是母親所在上海電影譯製廠的主管單位上海市電影局。
12歲，這條馬路突然變得像戲台一樣，隨便哪個角落都有小分隊在演出，有人在糊標語，有高音喇叭和蒼蠅一樣四處亂竄的少年。布店不賣布了，食品店也不賣吃的了，櫥窗裏全是領袖巨幅肖像，櫃台裏擺滿領袖著作和印有他頭像的徽章。
後來不對了，彭小蓮常常看到汙泥和小石塊在空中嗖嗖地飛，有一天，它們準準地打在……打在母親的太陽穴上。
15歲，母親被關起來，哥哥姐姐要麽被抓，要麽發配外地。彭小蓮敢跟男孩子一起走在馬路上，昂首挺胸，說說笑笑。在有些人眼裏，就是女流氓了。
25歲，返城知青彭小蓮重新走在淮海路上，看見樹幹或電線杆上貼著許多小條子：對調——某地調上海，或者調換房子。母親執意要她扶著，在這條路上來來回回地，散步。之前，退休的母親已經到原單位去過了，逢人便講：“你知道嗎？我女兒考上大學了。”
如今，在從前電影局的位置上，聳著兩家國際品牌旗艦店，常賣限量版貨品，身穿黑色西裝的門童雙手交叉立在門口。三樓是一個club，京城出版人張立憲不久前在此會友，看了看價目表說，“咱們來幾盎司啤酒。”
“就昨天，跟女朋友逛街，櫥窗裏豁到一眼，一根圍巾顏色真舒服。進去一看四千多，還有一隻包麽三萬二。我朋友就講，人，不要有那麽多欲望，回家吧，一張碟片一本書，日子也能過充實的。”彭小蓮說。
今天的淮海路是誰的？這種戇問題，她是懶得去想了。
不要說淮海路，就是家門前這條小馬路，幾十年裏好像也沒有歇過。
早些年，紅衛兵在這裏衝進殺出、燒線裝書、打老年人，火光映紅了每家的窗簾。
後來，一些門麵房悄悄改頭換麵，改成店麵了。再後來，霓虹燈裝起來了，也是紅豔豔的。
90年代初，彭小蓮剛從美國回來，她的英文在家門口新開的一片酒吧前派到了用場。有個外國胖子摟著中國女孩占了整個人行道，彭小蓮推著老坦克一樣的自行車過不去，於是用英語說“你讓開”。正因語言不通談不攏價錢的外國男人以為抓到了救命稻草，請求中介，彭小蓮要求支付翻譯費，胖子說no。
“no what? there is no free lunch. fuck you!”彭小蓮推開胖子，從“中外交流”中間過去了。
除了震耳欲聾的音樂，另一樁煩心事是深夜雲集的出租車司機神出鬼沒的方便。假如院門沒有關緊，彭小蓮很有可能沾著一坨大便一腳高一腳低地爬樓梯。
“啊喲，踩到黃金啦，恭喜發財。”鄰居笑嘻嘻的，活像《烏鴉與麻雀》裏的趙丹。
這些馬路，跟人一樣，都在與時俱進。一個時代換一副樣貌，但好像都長不了。凝聚很難，離散，倒像是一夜間就能完成。彭小蓮呷一口咖啡：“與時俱進是個好東西嗎？切！”
《小說月報》2010年1月號發表了彭小蓮的新小說《舉起我天天閱讀的那本書》，是根據對畫家林風眠養女的采訪和自己少年時代的記憶重組的一個故事。談起大師林風眠，她的音色陡然高亢：“那種獨立，那種孤傲！他絕對不是與時俱進的人，因為他有自己紮實穩固的東西。”
1991年，彭小蓮跑到東京，為她的論文、紀錄片《我的日本夢》收集素材。她想解決的疑問也攤給了小川紳介：在父輩的年代裏，日本人用槍炮都沒有占領的中國消費市場和廉價勞動力，為什麽現在他們全得到了？
她第一個訪問的，是少女時代一起走過來的閨蜜阿橘。阿橘當時正跟丈夫一起住在東京6平米的出租房裏，靠打三份工維持學業，功課都是半夜裏一邊打瞌睡一邊做的。她後來考取東京大學研究院時，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麵向她鞠了一躬。
與小川團隊在一起
阿橘聽了彭小蓮的愛國主義主題光火了：“你是個什麽東西，有什麽資格來給日本留學生做結論？你在美國拿著獎學金，你打過工嗎？你知道什麽是真實的生活？你有什麽資格說風涼話？還要寫篇深刻的論文，你給我省省吧！”
兩個人嗓門兒越來越大，最後都變成咆哮。
她們的友誼，好比潮水和沙灘的關係，是在不斷衝擊和拍打中加深的，但還是有措手不及的時刻。
她又訪問了一個在日本做男妓的上海青年。他是“文革”時出生的，但不知劉少奇是誰。19歲到了日本，發現這一行錢來得快，又“不吃虧”，所以停不下來。不過五年光景，一個看上去健健康康的年輕人聊到最後隻是反複說著：“沒意思，一點意思沒有。”
在東京的大太陽底下騎著自行車采訪，彭小蓮像在沙漠中穿行。她常常在訪問中丟了主題，為闖入陌生人的命運而尷尬，要麽，傻傻地跟著被訪者一起哭泣。她常常覺得時代慌亂得令整個胸腔都掛不住那顆心。她越來越心慌，害怕失去方向。
她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小川。小川說：“孩子讓社會毀了。”
沉默很久，小川問她：“毛澤東還是給了年輕人一些理想主義的東西，你說對嗎？為什麽要全盤否定呢？為什麽不把有價值的東西留下來？”
彭小蓮回答：“我們什麽都沒有，連自己的思想都沒有，用什麽來判斷哪些是有價值的？”
彭小蓮在北電導演係78級的那個班有29個人，其中包括：陳凱歌、田壯壯、吳子牛、夏剛、張建亞、金韜、張軍釗、李少紅、胡玫……
如果有人在她麵前搬弄老同學的是非，她多半會替他們講話：“《無極》很爛麽？但你要相信，陳凱歌開拍的時候，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
有一年陳凱歌在某地參加新片首映式，有人打電話給彭小蓮：“快看快看（電視），觀眾正在起哄要他們（陳凱歌與陳紅）接吻呢！”彭小蓮歎口氣：“做導演都做到這個份上了！”
如果有人介紹她時，在前麵加上定語“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的同學”，她會自嘲：“心酸心酸，活在別人身上了。做了那麽多年導演，還要去沾別人的光。”
別人中不乏與時俱進者。每次參加電影節，她會看到這位或那位老同學，走在紅地毯上，襯衫如雪，皮鞋如鏡，頸子裏係朵黑蝴蝶結，身邊總有記者環繞。她會在心裏“哦”一聲：某某某現在是這個樣子了。
她的根基在上海，而中國電影的重鎮早已北移。“這把年紀我是漂不動了，做自己想做的吧。”但真的是很難，好劇本難找，投資難拉，說話算數的製片人也難碰上。
她寫過一個不錯的本子，幾乎談妥立項了，前後耗了兩年，最後黃了。“北京人，你知道的呀。”
她拍了一係列上海味道濃鬱的故事片，有別於王家衛那種在香港擱淺的上海記憶，但都不怎麽出名。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電影，會找到那種專屬於女性的細部處理能力和語調。那些滬語，不僅僅是從房東太太或者麻將搭子嘴裏有腔調地念出來的，也是從人物的一招一式、一個眼神中傳遞出來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揚家醜的那聲“噓——”。
老演員鄭振瑤在她的兩部片子裏演母親，抽香煙，會外語，精明而堅韌。香港女演員顧美華、台灣女明星王祖賢分別在《美麗上海》中演一對姐妹，一個插隊回滬，不動聲色，像柔順的水草，被命運撥弄來撥弄去；一個留學歸來，言必稱美國。
呂麗萍在《假裝沒感覺》裏演一個不斷帶著女兒搬回娘家的母親。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連水電費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繼任老公。
“大家都很難的，日子實在是過不下去了。”呂麗萍領著女兒坐上出租車，期期艾艾跟水電費老公分手。孫海英演的男人向車窗裏伸進一隻手：“實在要走，出租車錢我出。”
細心觀眾能體會，這些從她電影裏走出來的人物，經由她的觀察和表現，被賦予了怎樣的生命。
彭小蓮敘事平穩，畫麵考究，哪怕一個清晨人們騎自行車上班的空鏡頭，角上也會帶進一抹樹蔭。她小時候在市少年宮學畫，12歲在林風眠的畫作前大叫“真好”而不管畫家已經被打翻在地，身上踏了許多隻腳。
她的攝影搭檔是美國同學、台灣人林良忠，一個人文修養相當好的攝影師。他們對色彩、光線、畫麵的調度，成分頗為複雜，摻雜著東方傳統文化和西方學院派的影響，最後投射在銀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語言，有油畫般質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電影那樣粗糙。”而她在影片中對背景聲音的極大容納，顯然是從紀錄片裏來的。
彭小蓮似乎喜歡用窗格子來表現人物的隔閡，增強戲劇的張力：外婆在右，外孫女在左，兩人背對背；外婆跨出她那一格，入左，給書包裏裝著避孕套的外孫女一記耳光，然後回到她那一格，背過身去。彭小蓮告訴我，那不是透過真的窗欞拍出來的，而是用化妝鏡變的小魔術。
她在片子裏所用的心思，更多的不是技術上的、剪輯手法上的，而是關涉心靈和情感。所以有些觀眾會被她平靜的敘事弄得大哭。
她的電影，像是上海灘的良家婦女，耐看。
因為一些原因，《美麗上海》拍完一年多沒上映。導演霍建起的妻子看完後回家說，“你得看看彭小蓮的《美麗上海》，非常厲害。”2004年，這部片子拿下金雞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獎。好些報道都在渲染它“擊敗張藝謀的《十麵埋伏》”。然而，為什麽要跟一部明顯走下坡路的、缺乏誠意的作品相比呢？
小川紳介向她展示過什麽叫作電影的誠意。那種貼著人群搜索的鏡頭，是跟農民泡在一起六年才有的拍攝可能。那個稻穀受精的畫麵，是花了很長時間，在夜裏、在顯微鏡下捕捉到的。
帶著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樣的視角，捉住那些蘊含著人與生活本質聯係的細節，把故事片拍出紀錄片的毛邊感，把空氣也拍到電影裏去，這是彭小蓮從小川那裏悟到的電影哲學。小川做給她看：好作品跟思想的誕生一樣，需要閑暇、空間和沉澱。
當然，小川也告訴過她一些別的事情：有一次去柏林電影節拿獎，被安排在豪華酒店，每晚收看電視裏的色情節目到深夜，結賬時發現那是一筆巨款。後來電影節為他的收費電視埋了單，國際大導演小川，真難為情啊。
小川紳介留下的文字不多，關於中國導演，他寫過兩個人，一個是侯孝賢，一個是彭小蓮。小川認定彭小蓮是個好的電影導演，同時也具有拍出上乘紀錄片的潛力。當時，彭小蓮正籌備拍攝巴金的後半生，但因種種原因停機。
小川逝世後，遺孀洋子追到上海，請彭小蓮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作品《滿山紅柿》。窮得叮當響的彭小蓮硬著頭皮回到窮得叮當響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貧困的條件下完成了這部作品——獲得2001年日本十佳紀錄片獎，次年在柏林電影節上做特別展映，2004年3月在紐約上映時，《紐約時報》影評給了很高的評價。
彭小蓮再次沉浸在小川鏡頭語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沒有小川他們在那裏生活的八年，憑我怎樣走馬觀花，即使看見櫥窗裏的東西，也抓不住它們的生命。但是，在這樣的拍攝中，我逐漸找到了一種對人、對事的觀察角度，哪怕一個物件已經被灰塵蓋滿，我也漸漸知道如何抹去那塵土，看清灰塵下物件的原形。”
借著這種能力和內心深處的痛，她終於動手開拍紀錄片《紅日風暴》，記錄跟父親一樣的“胡風分子”的命運。
1986年，已經是導演的彭小蓮代母親去參加胡風的追悼會。會上，賈植芳等先生建議她拍一部這樣的電影。“想到要重新回憶那些往事，我就覺得恐懼。我逃到紐約讀書，以為從此就可以忘記。但可能是女人的反應常常慢一拍，那些‘過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時候浮現出來，真像電影鏡頭一樣。”
1996年，母親病重，彭小蓮趕回上海。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完整聽母親講述了記憶中的那段曆史。她聯係香港城市大學的朋友魏時煜，開始尋訪當時活著的全部“胡風分子”。
“從2003年sars開始動手，到2009年剪完最後一格，整整六年。”資金有限，彭小蓮與合作者最後都投進了自己的錢，“等於我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養了這部紀錄片。”
26個在世“胡風分子”，十多個已逝“胡風分子”的親友，300多小時的拍攝素材，100多萬字的訪談記錄。她們收集了跨越半個多世紀的《人民日報》上400多篇與批判胡風有關的文章與漫畫。
她們走了大半個中國：阿壟在天津住過的新疆路，關押過“胡風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籃橋監獄，四川的川東監獄和川西勞改農場，胡風和妻子梅誌住過的苗溪農場，全都采錄實景。
拍攝過程中，王戎、梅誌、白莎、冀汸夫人殷容仙、胡征、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賈植芳、何滿子、綠原，一個一個去世了。
這份沉甸甸的記錄幾乎是用父親的生命和信譽換來的。年過八旬的“分子”們聽說是彭柏山的女兒來拍，尤其是看過《他們的歲月》之後，二話不說都願意接受采訪。
詩人孫鈿的妻子胡麗娟操一口寧波話慢吞吞講，為了帶大七個孩子，她不得不三天兩頭去賣血，有一次因為走得太急，滿臉通紅，醫生怕她身體有問題讓躺下觀察後再定。於是大冬天裏她開始脫衣服，脫到隻剩一件小布衫，好讓自己快點冷下來，好馬上去抽血，好去買米買煤……老人臉上沒有影視裏常見的那種悲戚，隻有兩滴老淚慢慢積在眼睛裏。拍攝者給了彭小蓮一個微小的鏡頭：她的兩隻手，握著胡麗娟的手，大拇指一下一下輕輕摩挲著老人的掌背。鏡頭不可能給得再多了——完成這個采訪走出孫家時，彭小蓮的麵孔哭腫了。
作家王戎是接著氧氣瓶出現在鏡頭前的。他講著平反後25年的工資沒處去要，“頭發都白了，也沒辦法說理去”。講到後來，沒有言語聲，隻有老人動了氣、從唇間呼哧呼哧喘的聲音。攝像機沒有停下來，一個漫長的長鏡頭。兩個月後，王戎去世了。
也有個別思前想後不願麵對往事的。當牛漢撥通電話說服舒蕪接受訪問，舒老先生的聲音從電話裏傳來：“我看沒有必要。因為我重新看我以前寫的東西，就覺得除了那個，好像沒有什麽可說的了。”
因為雇不起人整理，大部分同期聲都是彭小蓮自己聽的。她一遍遍聽這些老者的訴說，竟有些麻木：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樣的。拍完片子，她整整抑鬱了一年。
今天，她還是不願意多談這部耗了她的心神，同時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細算過日子的沉重作品。
童年，從父親每次短暫回家開始，彭小蓮就有一種驚慌：這次肯定長不了。慢慢地她發現，人世間好像什麽都長不了，沒有不死的東西，沒有永恒，而她想要。
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在別人眼裏，她像母親一樣，已經足夠堅強、足夠獨立。她問自己：你會在獨立中萎縮嗎？於是，在那篤定的後麵，她還是會不安，會慌慌張張四下裏尋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麽。
一個女人，穿件翠綠翠綠的毛衣，露一截黃貢緞小碎花的襯衣領子，踩雙大頭水兵皮鞋，大搖大擺往這邊來。她用一笑自我介紹，眼角有細細的皺紋堆起——因為皮膚底子好，又有份篤定在，終歸還是好看。
年輕時，她是美的。用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話說，“圓圓臉上有一雙亮晶晶的圓眼睛”，皮膚像剝了殼的白煮蛋，幼滑、透明，走在淮海路上，招人回頭。幾十年後有一天，她在紐約街頭看到一位上了年紀的女人，身板筆直，一頭白發，臉上有皺紋，卻那樣搶眼。“我都走過去了，一會兒回頭，一會兒回頭，舍不得不看。”
大大方方老去，女人依舊可以動人，若隨隨便便放棄對自己的要求，那是一種罪過。自由人彭小蓮過著一種相當自律、勤奮的生活，每天鐵板釘釘有閱讀寫作或者看片剪片的時間，每周去遊泳館四次，一旦飲食過量會深深自責並加以改正。她在為下一部電影積聚能量，也是為自己能夠依舊挺拔地走在馬路上。
好多年沒有正經拍過照片了。被說服接受攝影記者的創作後，她選定了市中心難得的一塊綠地。作為一個上海人，一個拍出過“上海三部曲”的導演，城中哪隻角還有些韻致，她心裏有數。
拍照那天，平時隨意的彭小蓮請常搭檔的劇組化妝師為她打理了麵孔，額頭上還多出幾縷卷曲的劉海兒，像是從前小姑娘隔夜裏用火鉗燙卷的。一抹羊絨衫的水紅，從男性化的棉外套裏露出一角。
一個正宗上海女人。聽她說說羊絨衫的事情吧：“原價120多（美金），打折，24塊9毛9，想想都便宜，一口氣買6件，送人！”
一位長輩描述過片場工作狀態的彭小蓮，“她那個嗓門兒，簡直是咆哮”。不僅咆哮，還有國罵。一個導演，也許可以有一百種方法鎮住大場麵，這是最直接的一種。
“我喜歡聰明人。最怕劇組裏有笨笨的老實人，你向他發火都覺得沒底氣。”
有次給大學生講座，她一手拿瓶礦泉水，一手抱罐薯片，大講如今大學怎樣爛，怎樣擴招收了許多錢，又對學生不負責任，導致現在的小孩子素質都差得要死——這些“小孩子”聽著聽著，使勁鼓掌。
彭小蓮“吃相難看”，大概是被流浪藝術家雲集的紐約格林威治村帶壞的。不不，她說，三歲看到老，她從小就那樣——當父親繪聲繪色講完童話故事、小姑娘本該天真一下的時候，她指著書上的插圖說：“這個公主一點也不美麗！”她還跟男孩子打架。
她說自己散漫、沒有教養、坐立不安、肆無忌憚（一定有長輩這樣教訓過她），骨子裏有一種不安分的東西在蕩來蕩去。
與“文革”相伴的青春期帶給她的副產品是：不肯按規範生活，又沒有足夠勇氣承擔後果，結果就是那樣一副一臉夾生的樣子。
流浪的、窮困潦倒的藝術家形象塞滿了她的整個青春，讓她吃足了苦頭。她最好的女朋友最終嫁人的造型，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亂披在身上，剪著朋克式的短發。每次，彭小蓮望著她，望著一個活生生的窮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願望去活，心裏就踏實了許多。
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紳介。因為深深懂得農民對土地的感情，這個農民一樣壯實的導演從1968年起開始拍攝成田機場建設強征土地、農民自發對抗的係列紀錄片，同時記錄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漸漸消失的傳統。六年後，紀錄片問世，震驚電影界。
1988年認識小川後，彭小蓮慢慢接觸到他那瀕臨解散的團隊。那是一個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公有製小集體，卻在現實麵前矛盾重重。在小川工作室，彭小蓮吃著隻蓋一片薄鰻魚、沒有任何別的菜的工作餐，再次明白：為了理想，極度貧困也是有人會選擇的。
回到中國，她成了“簽約導演”。意思是沒有單位，接一單活兒，拿一份錢。她說她從不羨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沒什麽計劃，也不想掙錢的事，寧願手頭緊一點。
“一集5萬，那30集也有100多萬，有時候想想衝著錢去吧……那我至少得看兩套同類型的電視劇吧，可我家電視機也沒有。一想到那種痛苦，算了算了！”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勸她，她會跳起來：“講過了呀！不拍就是不拍！”
“我想過的，放棄原則比堅持還要痛苦。也就是說，如果我撅著屁股去拍那些沒意思的電視劇（有意思的一直沒碰到過），去做所有不快樂但可以很快來錢的事情，我會比沒錢更難過！有時候也給朋友幫幫忙，不拿錢，但是我跟他們講清楚的，那是因為我想幹，我有樂趣。”
世道已經讓人難有真正的快樂了，那就盡量給自己找點樂子吧，這是彭小蓮的邏輯。概括這世道，她是脫口而出、斬釘截鐵：“一泡汙（滬語，屎）一樣！”
彭小蓮的父親彭柏山，早年寫詩寫小說，經胡風介紹與魯迅通信。1934年在“左聯”入黨。1938年投筆從戎，後來在新四軍第二十四軍當副政委，是皮定鈞司令的親密戰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
作為1955年欽點的“胡風分子”，彭柏山的後半生在審查、監禁、批鬥中度過。1968年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三個月後，被通知去收屍的女兒們在福爾馬林藥水裏，看到徹底變形的父親。
30年後，當彭小蓮因父母而寫《他們的故事》有必要再現這個場景時，她不斷回憶著、塗改著，最後在一片紙上寫了不到200個字，夾在書稿裏交給出版社。她說：“我從來沒有在文章裏、在朋友麵前描述過這個場麵。現在，我還是寫不了這些。我想等夏天過去以後，等我再強大一些，我再試著把它寫出來。”
彭小蓮的母親朱微明，曾是新四軍《前鋒報》總編，是王芸生親自招進《大公報》的記者，1949年後在上譯廠參與翻譯過70多部蘇聯電影。1955年她是“反革命家屬”，1966年她是“大叛徒”。她一個人拉扯五個孩子。彭小蓮是最小的女兒。
到了1969年，朱微明還關在隔離室，孩子們陸續被發往江蘇南京、甘肅天水、上海奉賢、雲南和江西。一家人，就這樣散了。
江西插隊九年，除了幾張泛黃的照片，好像沒有在彭小蓮那裏留下什麽。她沒有委屈要訴，也沒有傷痕要舔，她說，什麽都不記得了。一起下鄉的女伴倒還沒忘，一群人夜裏去偷南瓜，那個掉進糞池裏的“窩囊廢”就是她。
其實，她早把那些細碎的、荒誕的，或刺激或悲慟的人和事，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說或電影裏了。譬如，夜裏在小隊倉庫值班，老鼠從肩頭爬過，她懶得動，因為白天幹活兒太累了。譬如，在逃票的旅途上，遭遇女警搜身，連人帶包被甩出火車車廂。放聲大哭嗎？不，設法蹭上下一趟。
彭小蓮不屬於受了感召“到農村廣闊天地去”的那一群，她是被一刀切政策趕出上海的。江西那個小村子讓知青們開了眼：“曉得鄉下窮，沒想到這麽個窮法！”因為潮濕，她睡的木板床床腳常長出小蘑菇。她得了關節炎。
母親在她的毛衣袖口上裝了一圈鬆緊帶，下田勞動時好箍緊一點，暖和一點。而她那時，成天隻想著怎樣偷懶，少幹活兒，常常瘸著腿走路。
插隊的最後兩年，她被公社小分隊留下來，不必再下田幹活兒了。《林海雪原》是常演的一出，不知哪個聰明人想出個點子，用裝尿素的化肥袋子為楊子榮做了一件白披風，於是，這出戲煞是好看——
鑼鼓敲得人頭昏腦漲，楊子榮披著尿素袋子在農家飯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揮著手臂，一群裹著尿素袋子的人衝上台去，有的轉圈，有的翻筋鬥。彭小蓮隻須混在人群中，從舞台這一頭跑到那一頭，再原路折回，同時將那飯桌跺得咚咚響。這時候，她腿也不瘸了，關節炎也好了一大半。
再後來，她得到報考大學的機會。出版人肖關鴻說，插隊時，彭小蓮差一點被選去演一部樣板戲，因為出身問題被淘汰。1978年，她考取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肖關鴻說，這樣的情節發展符合她的性格。
回滬前，彭小蓮望著湛藍的天空，禿山上的兩株老樟樹，河邊用棒槌敲打著衣服的農婦，忽然淚流滿麵：九年，就這麽過去了？在這裏瞎混了些什麽？
淮海路還是那條淮海路，隻是隨著時間流逝不斷變換內容。
彭小蓮小時候，那是一條優雅的闊馬路，穿過一片法梧桐，就是母親所在上海電影譯製廠的主管單位上海市電影局。
12歲，這條馬路突然變得像戲台一樣，隨便哪個角落都有小分隊在演出，有人在糊標語，有高音喇叭和蒼蠅一樣四處亂竄的少年。布店不賣布了，食品店也不賣吃的了，櫥窗裏全是領袖巨幅肖像，櫃台裏擺滿領袖著作和印有他頭像的徽章。
後來不對了，彭小蓮常常看到汙泥和小石塊在空中嗖嗖地飛，有一天，它們準準地打在……打在母親的太陽穴上。
15歲，母親被關起來，哥哥姐姐要麽被抓，要麽發配外地。彭小蓮敢跟男孩子一起走在馬路上，昂首挺胸，說說笑笑。在有些人眼裏，就是女流氓了。
25歲，返城知青彭小蓮重新走在淮海路上，看見樹幹或電線杆上貼著許多小條子：對調——某地調上海，或者調換房子。母親執意要她扶著，在這條路上來來回回地，散步。之前，退休的母親已經到原單位去過了，逢人便講：“你知道嗎？我女兒考上大學了。”
如今，在從前電影局的位置上，聳著兩家國際品牌旗艦店，常賣限量版貨品，身穿黑色西裝的門童雙手交叉立在門口。三樓是一個club，京城出版人張立憲不久前在此會友，看了看價目表說，“咱們來幾盎司啤酒。”
“就昨天，跟女朋友逛街，櫥窗裏豁到一眼，一根圍巾顏色真舒服。進去一看四千多，還有一隻包麽三萬二。我朋友就講，人，不要有那麽多欲望，回家吧，一張碟片一本書，日子也能過充實的。”彭小蓮說。
今天的淮海路是誰的？這種戇問題，她是懶得去想了。
不要說淮海路，就是家門前這條小馬路，幾十年裏好像也沒有歇過。
早些年，紅衛兵在這裏衝進殺出、燒線裝書、打老年人，火光映紅了每家的窗簾。
後來，一些門麵房悄悄改頭換麵，改成店麵了。再後來，霓虹燈裝起來了，也是紅豔豔的。
90年代初，彭小蓮剛從美國回來，她的英文在家門口新開的一片酒吧前派到了用場。有個外國胖子摟著中國女孩占了整個人行道，彭小蓮推著老坦克一樣的自行車過不去，於是用英語說“你讓開”。正因語言不通談不攏價錢的外國男人以為抓到了救命稻草，請求中介，彭小蓮要求支付翻譯費，胖子說no。
“no what? there is no free lunch. fuck you!”彭小蓮推開胖子，從“中外交流”中間過去了。
除了震耳欲聾的音樂，另一樁煩心事是深夜雲集的出租車司機神出鬼沒的方便。假如院門沒有關緊，彭小蓮很有可能沾著一坨大便一腳高一腳低地爬樓梯。
“啊喲，踩到黃金啦，恭喜發財。”鄰居笑嘻嘻的，活像《烏鴉與麻雀》裏的趙丹。
這些馬路，跟人一樣，都在與時俱進。一個時代換一副樣貌，但好像都長不了。凝聚很難，離散，倒像是一夜間就能完成。彭小蓮呷一口咖啡：“與時俱進是個好東西嗎？切！”
《小說月報》2010年1月號發表了彭小蓮的新小說《舉起我天天閱讀的那本書》，是根據對畫家林風眠養女的采訪和自己少年時代的記憶重組的一個故事。談起大師林風眠，她的音色陡然高亢：“那種獨立，那種孤傲！他絕對不是與時俱進的人，因為他有自己紮實穩固的東西。”
1991年，彭小蓮跑到東京，為她的論文、紀錄片《我的日本夢》收集素材。她想解決的疑問也攤給了小川紳介：在父輩的年代裏，日本人用槍炮都沒有占領的中國消費市場和廉價勞動力，為什麽現在他們全得到了？
她第一個訪問的，是少女時代一起走過來的閨蜜阿橘。阿橘當時正跟丈夫一起住在東京6平米的出租房裏，靠打三份工維持學業，功課都是半夜裏一邊打瞌睡一邊做的。她後來考取東京大學研究院時，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麵向她鞠了一躬。
與小川團隊在一起
阿橘聽了彭小蓮的愛國主義主題光火了：“你是個什麽東西，有什麽資格來給日本留學生做結論？你在美國拿著獎學金，你打過工嗎？你知道什麽是真實的生活？你有什麽資格說風涼話？還要寫篇深刻的論文，你給我省省吧！”
兩個人嗓門兒越來越大，最後都變成咆哮。
她們的友誼，好比潮水和沙灘的關係，是在不斷衝擊和拍打中加深的，但還是有措手不及的時刻。
她又訪問了一個在日本做男妓的上海青年。他是“文革”時出生的，但不知劉少奇是誰。19歲到了日本，發現這一行錢來得快，又“不吃虧”，所以停不下來。不過五年光景，一個看上去健健康康的年輕人聊到最後隻是反複說著：“沒意思，一點意思沒有。”
在東京的大太陽底下騎著自行車采訪，彭小蓮像在沙漠中穿行。她常常在訪問中丟了主題，為闖入陌生人的命運而尷尬，要麽，傻傻地跟著被訪者一起哭泣。她常常覺得時代慌亂得令整個胸腔都掛不住那顆心。她越來越心慌，害怕失去方向。
她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小川。小川說：“孩子讓社會毀了。”
沉默很久，小川問她：“毛澤東還是給了年輕人一些理想主義的東西，你說對嗎？為什麽要全盤否定呢？為什麽不把有價值的東西留下來？”
彭小蓮回答：“我們什麽都沒有，連自己的思想都沒有，用什麽來判斷哪些是有價值的？”
彭小蓮在北電導演係78級的那個班有29個人，其中包括：陳凱歌、田壯壯、吳子牛、夏剛、張建亞、金韜、張軍釗、李少紅、胡玫……
如果有人在她麵前搬弄老同學的是非，她多半會替他們講話：“《無極》很爛麽？但你要相信，陳凱歌開拍的時候，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
有一年陳凱歌在某地參加新片首映式，有人打電話給彭小蓮：“快看快看（電視），觀眾正在起哄要他們（陳凱歌與陳紅）接吻呢！”彭小蓮歎口氣：“做導演都做到這個份上了！”
如果有人介紹她時，在前麵加上定語“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的同學”，她會自嘲：“心酸心酸，活在別人身上了。做了那麽多年導演，還要去沾別人的光。”
別人中不乏與時俱進者。每次參加電影節，她會看到這位或那位老同學，走在紅地毯上，襯衫如雪，皮鞋如鏡，頸子裏係朵黑蝴蝶結，身邊總有記者環繞。她會在心裏“哦”一聲：某某某現在是這個樣子了。
她的根基在上海，而中國電影的重鎮早已北移。“這把年紀我是漂不動了，做自己想做的吧。”但真的是很難，好劇本難找，投資難拉，說話算數的製片人也難碰上。
她寫過一個不錯的本子，幾乎談妥立項了，前後耗了兩年，最後黃了。“北京人，你知道的呀。”
她拍了一係列上海味道濃鬱的故事片，有別於王家衛那種在香港擱淺的上海記憶，但都不怎麽出名。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電影，會找到那種專屬於女性的細部處理能力和語調。那些滬語，不僅僅是從房東太太或者麻將搭子嘴裏有腔調地念出來的，也是從人物的一招一式、一個眼神中傳遞出來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揚家醜的那聲“噓——”。
老演員鄭振瑤在她的兩部片子裏演母親，抽香煙，會外語，精明而堅韌。香港女演員顧美華、台灣女明星王祖賢分別在《美麗上海》中演一對姐妹，一個插隊回滬，不動聲色，像柔順的水草，被命運撥弄來撥弄去；一個留學歸來，言必稱美國。
呂麗萍在《假裝沒感覺》裏演一個不斷帶著女兒搬回娘家的母親。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連水電費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繼任老公。
“大家都很難的，日子實在是過不下去了。”呂麗萍領著女兒坐上出租車，期期艾艾跟水電費老公分手。孫海英演的男人向車窗裏伸進一隻手：“實在要走，出租車錢我出。”
細心觀眾能體會，這些從她電影裏走出來的人物，經由她的觀察和表現，被賦予了怎樣的生命。
彭小蓮敘事平穩，畫麵考究，哪怕一個清晨人們騎自行車上班的空鏡頭，角上也會帶進一抹樹蔭。她小時候在市少年宮學畫，12歲在林風眠的畫作前大叫“真好”而不管畫家已經被打翻在地，身上踏了許多隻腳。
她的攝影搭檔是美國同學、台灣人林良忠，一個人文修養相當好的攝影師。他們對色彩、光線、畫麵的調度，成分頗為複雜，摻雜著東方傳統文化和西方學院派的影響，最後投射在銀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語言，有油畫般質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電影那樣粗糙。”而她在影片中對背景聲音的極大容納，顯然是從紀錄片裏來的。
彭小蓮似乎喜歡用窗格子來表現人物的隔閡，增強戲劇的張力：外婆在右，外孫女在左，兩人背對背；外婆跨出她那一格，入左，給書包裏裝著避孕套的外孫女一記耳光，然後回到她那一格，背過身去。彭小蓮告訴我，那不是透過真的窗欞拍出來的，而是用化妝鏡變的小魔術。
她在片子裏所用的心思，更多的不是技術上的、剪輯手法上的，而是關涉心靈和情感。所以有些觀眾會被她平靜的敘事弄得大哭。
她的電影，像是上海灘的良家婦女，耐看。
因為一些原因，《美麗上海》拍完一年多沒上映。導演霍建起的妻子看完後回家說，“你得看看彭小蓮的《美麗上海》，非常厲害。”2004年，這部片子拿下金雞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獎。好些報道都在渲染它“擊敗張藝謀的《十麵埋伏》”。然而，為什麽要跟一部明顯走下坡路的、缺乏誠意的作品相比呢？
小川紳介向她展示過什麽叫作電影的誠意。那種貼著人群搜索的鏡頭，是跟農民泡在一起六年才有的拍攝可能。那個稻穀受精的畫麵，是花了很長時間，在夜裏、在顯微鏡下捕捉到的。
帶著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樣的視角，捉住那些蘊含著人與生活本質聯係的細節，把故事片拍出紀錄片的毛邊感，把空氣也拍到電影裏去，這是彭小蓮從小川那裏悟到的電影哲學。小川做給她看：好作品跟思想的誕生一樣，需要閑暇、空間和沉澱。
當然，小川也告訴過她一些別的事情：有一次去柏林電影節拿獎，被安排在豪華酒店，每晚收看電視裏的色情節目到深夜，結賬時發現那是一筆巨款。後來電影節為他的收費電視埋了單，國際大導演小川，真難為情啊。
小川紳介留下的文字不多，關於中國導演，他寫過兩個人，一個是侯孝賢，一個是彭小蓮。小川認定彭小蓮是個好的電影導演，同時也具有拍出上乘紀錄片的潛力。當時，彭小蓮正籌備拍攝巴金的後半生，但因種種原因停機。
小川逝世後，遺孀洋子追到上海，請彭小蓮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作品《滿山紅柿》。窮得叮當響的彭小蓮硬著頭皮回到窮得叮當響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貧困的條件下完成了這部作品——獲得2001年日本十佳紀錄片獎，次年在柏林電影節上做特別展映，2004年3月在紐約上映時，《紐約時報》影評給了很高的評價。
彭小蓮再次沉浸在小川鏡頭語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沒有小川他們在那裏生活的八年，憑我怎樣走馬觀花，即使看見櫥窗裏的東西，也抓不住它們的生命。但是，在這樣的拍攝中，我逐漸找到了一種對人、對事的觀察角度，哪怕一個物件已經被灰塵蓋滿，我也漸漸知道如何抹去那塵土，看清灰塵下物件的原形。”
借著這種能力和內心深處的痛，她終於動手開拍紀錄片《紅日風暴》，記錄跟父親一樣的“胡風分子”的命運。
1986年，已經是導演的彭小蓮代母親去參加胡風的追悼會。會上，賈植芳等先生建議她拍一部這樣的電影。“想到要重新回憶那些往事，我就覺得恐懼。我逃到紐約讀書，以為從此就可以忘記。但可能是女人的反應常常慢一拍，那些‘過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時候浮現出來，真像電影鏡頭一樣。”
1996年，母親病重，彭小蓮趕回上海。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完整聽母親講述了記憶中的那段曆史。她聯係香港城市大學的朋友魏時煜，開始尋訪當時活著的全部“胡風分子”。
“從2003年sars開始動手，到2009年剪完最後一格，整整六年。”資金有限，彭小蓮與合作者最後都投進了自己的錢，“等於我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養了這部紀錄片。”
26個在世“胡風分子”，十多個已逝“胡風分子”的親友，300多小時的拍攝素材，100多萬字的訪談記錄。她們收集了跨越半個多世紀的《人民日報》上400多篇與批判胡風有關的文章與漫畫。
她們走了大半個中國：阿壟在天津住過的新疆路，關押過“胡風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籃橋監獄，四川的川東監獄和川西勞改農場，胡風和妻子梅誌住過的苗溪農場，全都采錄實景。
拍攝過程中，王戎、梅誌、白莎、冀汸夫人殷容仙、胡征、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賈植芳、何滿子、綠原，一個一個去世了。
這份沉甸甸的記錄幾乎是用父親的生命和信譽換來的。年過八旬的“分子”們聽說是彭柏山的女兒來拍，尤其是看過《他們的歲月》之後，二話不說都願意接受采訪。
詩人孫鈿的妻子胡麗娟操一口寧波話慢吞吞講，為了帶大七個孩子，她不得不三天兩頭去賣血，有一次因為走得太急，滿臉通紅，醫生怕她身體有問題讓躺下觀察後再定。於是大冬天裏她開始脫衣服，脫到隻剩一件小布衫，好讓自己快點冷下來，好馬上去抽血，好去買米買煤……老人臉上沒有影視裏常見的那種悲戚，隻有兩滴老淚慢慢積在眼睛裏。拍攝者給了彭小蓮一個微小的鏡頭：她的兩隻手，握著胡麗娟的手，大拇指一下一下輕輕摩挲著老人的掌背。鏡頭不可能給得再多了——完成這個采訪走出孫家時，彭小蓮的麵孔哭腫了。
作家王戎是接著氧氣瓶出現在鏡頭前的。他講著平反後25年的工資沒處去要，“頭發都白了，也沒辦法說理去”。講到後來，沒有言語聲，隻有老人動了氣、從唇間呼哧呼哧喘的聲音。攝像機沒有停下來，一個漫長的長鏡頭。兩個月後，王戎去世了。
也有個別思前想後不願麵對往事的。當牛漢撥通電話說服舒蕪接受訪問，舒老先生的聲音從電話裏傳來：“我看沒有必要。因為我重新看我以前寫的東西，就覺得除了那個，好像沒有什麽可說的了。”
因為雇不起人整理，大部分同期聲都是彭小蓮自己聽的。她一遍遍聽這些老者的訴說，竟有些麻木：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樣的。拍完片子，她整整抑鬱了一年。
今天，她還是不願意多談這部耗了她的心神，同時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細算過日子的沉重作品。
童年，從父親每次短暫回家開始，彭小蓮就有一種驚慌：這次肯定長不了。慢慢地她發現，人世間好像什麽都長不了，沒有不死的東西，沒有永恒，而她想要。
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在別人眼裏，她像母親一樣，已經足夠堅強、足夠獨立。她問自己：你會在獨立中萎縮嗎？於是，在那篤定的後麵，她還是會不安，會慌慌張張四下裏尋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