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月後，我和攝影記者梁辰被領進龍應台辦公室外的一間小會議室裏，被準許旁聽。第一感覺：她的鏡頭感，不是一般的強。不免想起多年前朋友講過一件小事：在上海，龍拜訪王元化先生，身後跟著一隊攝像。王先生當然不喜歡這種，下了逐客令，場麵一時尷尬。
我們已經拿到了當周的行程表，申請的跟訪一天被延展為一周甚至兩周。基於同南方報係多年的交道，龍應台對我們的態度是開放多於戒備，但她仍然吃不準我要表達什麽。這些會議、活動、訪問以小時為單位排布，凡被允許的，我們都去。
第二天，我們混進了“立法院”議場，正趕上民進黨上演“倒閣”。一般台灣民眾，隻要用身份證換張旁聽證即可入場觀看朝野議政，當地媒體也有專席供現場發布。隻是我們來自大陸，又是記者，有點麻煩。不麻煩，也沒有小小的成就感。終於進場，一抬頭，望見孫中山畫像，眼眶一熱，大概想到海峽兩邊尚有些符號牽連。人到中年，會因曆史落淚。
龍應台有一種控製欲，相當於安德烈當麵說母親的powerful，但她並不霸道，給你自由度。她很有表現欲，是從前的中學班幹部那種，有點一本正經，但是正派，還透著清純之氣。幾天下來，我在適應並練習如何取舍。
我們天天見麵，在圓山飯店，在文創園區，在台北車站，在她的官舍門口……約會時間從早8點到晚10點不等。在此過程中，梁辰付出了比我更多的體力，她需要背著20多斤重的器材從一個點奔向另一個，她的大包裏有兩個機身、兩隻鏡頭，三支燈，還有一台老式膠片機。某個下午，梁辰守在她的辦公室門口，每隔大約50分鍾被允許進入拍幾張，拍到了龍應台跟同仁一起吃便當，拍到她看遺書落淚，拍到她怎樣結束一天的工作進了電梯又探身問第二天的行程，拍到她怎樣在隨護（保鏢）和專車的護送下回到住處，消失在那個地處鬧市麵對工地的大堂裏。這些有體溫的瞬間，是我們需要的，是版麵喜好的，但又似乎太完美了，我總覺得哪裏不對頭。
直到有天清早去拍她步行上班的照片，我才放下這點疑慮。那天，約定的點兒已過一刻鍾，龍應台還沒有出現。特警出身的隨護已經熟悉我們，上樓看了看，回說，部長臨時有些事情，馬上就下來。又等了十來分鍾，身穿桃紅色adidas恤衫、銀灰色便褲，腳蹬球鞋，耳朵裏塞著ipod的龍應台一陣風樣來了。她抱歉地說：昨晚批公文遲了，錯過了鬧鍾。我一下子在心裏笑起來，配角的遮掩、主人公的實誠和眼前欲示人以美的造型都很可愛，包括關照前來接她上班的司機拐到仁愛路某個街角等著，而她背著雙肩背英姿颯爽走在街道上的樣子。她是文化明星，她是官員，她也是跟我們一樣的人啊。
走到某個居民區，她指指說，這裏有幾條巷子感覺很好的——靜，沒人，每家門前有個小花壇，有點像上海石庫門弄堂的清晨。我想，平日裏，她一定是走過的。這是表演嗎？是。這是真實嗎？也是。這是人物性情的一部分嗎？當然。作為記者，你指望真實以什麽樣的方式向你展開？於是，我很愉快地跟主人公交流起ipod裏的貨色，她說，我喜歡有人聲的歌唱。
外圍采訪總共九位。其中五位是文化圈中人，兩位是她的“敵人”，兩位是“中研院”學者——赴台采訪的另兩位對象。高金素梅和李敖，見麵時也順帶聊了聊，用在我深感興趣的那個背景裏。
林青霞是龍應台的閨蜜，二人有約：不介紹記者給對方添麻煩，這樣朋友才做得長久。我於是給林的秘書寫郵件，約訪。幾天後的傍晚，手機裏響起林青霞成熟又略帶嬌媚的女音。她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之所以接受訪問，是因為寫她的那篇大青衣她很喜歡。後來知道，她事先跟龍應台通過氣，龍說，這家（媒體），你可以。如她在《窗外》中言，她是資深夜貓子，采訪時間約在半夜。我把紙筆備在床頭，先打個瞌睡。淩晨1點30，電話鈴響，我趕緊抓起來，望一眼已經睡著的梁辰。
林青霞與龍應台，是那種無話不談的女朋友，她講得那麽生動、具體、女人，我的瞌睡醒了。記得她描繪的一幕：在香港，兩個女人去“行（háng）山”，帶一支紅酒，兩隻酒杯，一些cheese、smi和牛肉片。爬到高處，坐下來，喝一點。小孩子和狗過來了，給他們點小食。林青霞說，快樂不需要奢侈，不需要做特別的事。我在腦子裏飛快搜索，60歲可與之行山的女友，心裏微波蕩漾。我覺得林龍交好是因為她們有相通的部分：樸素、清純，哪怕做了祖母身上還有一種女生氣。是夜聊到3點，我抱著枕頭記得飛快，梁辰翻了幾個身。
葉博文先生是在龍應台當台北市文化局長時與之交惡的。他在電話裏是俱往矣的口吻，因為正要出遊，便把當年義憤之作《龍應台·馬英九·二二八》快遞一冊給我，是外圍之一羅世宏先生告訴我這本書的存在。我讀了，覺得在這個島上，真是有一些不喜歡她的人，多半是她的性情和文人做派使然。我該怎樣表現，表現到什麽度？
段宜康的聯絡方式是向龍的下屬打聽來的。當我表示有意采訪反對者，這位新聞官說，可以啊。這令我意外。令我意外的還有，龍的那些朋友們並非隻說她的好話，有些批評是從朋友那裏來的。民主在政客手裏是一回事，在民間卻表現得令人鼓舞。什麽時候，我們也能大大方方、心平氣和講出自己的想法呢？什麽時候，我們也能不靠拉幫結派、順勢站隊而得到友誼呢？我相信這些，都是民主成為習慣之後才能結出的好果子。
我們已經拿到了當周的行程表，申請的跟訪一天被延展為一周甚至兩周。基於同南方報係多年的交道，龍應台對我們的態度是開放多於戒備，但她仍然吃不準我要表達什麽。這些會議、活動、訪問以小時為單位排布，凡被允許的，我們都去。
第二天，我們混進了“立法院”議場，正趕上民進黨上演“倒閣”。一般台灣民眾，隻要用身份證換張旁聽證即可入場觀看朝野議政，當地媒體也有專席供現場發布。隻是我們來自大陸，又是記者，有點麻煩。不麻煩，也沒有小小的成就感。終於進場，一抬頭，望見孫中山畫像，眼眶一熱，大概想到海峽兩邊尚有些符號牽連。人到中年，會因曆史落淚。
龍應台有一種控製欲，相當於安德烈當麵說母親的powerful，但她並不霸道，給你自由度。她很有表現欲，是從前的中學班幹部那種，有點一本正經，但是正派，還透著清純之氣。幾天下來，我在適應並練習如何取舍。
我們天天見麵，在圓山飯店，在文創園區，在台北車站，在她的官舍門口……約會時間從早8點到晚10點不等。在此過程中，梁辰付出了比我更多的體力，她需要背著20多斤重的器材從一個點奔向另一個，她的大包裏有兩個機身、兩隻鏡頭，三支燈，還有一台老式膠片機。某個下午，梁辰守在她的辦公室門口，每隔大約50分鍾被允許進入拍幾張，拍到了龍應台跟同仁一起吃便當，拍到她看遺書落淚，拍到她怎樣結束一天的工作進了電梯又探身問第二天的行程，拍到她怎樣在隨護（保鏢）和專車的護送下回到住處，消失在那個地處鬧市麵對工地的大堂裏。這些有體溫的瞬間，是我們需要的，是版麵喜好的，但又似乎太完美了，我總覺得哪裏不對頭。
直到有天清早去拍她步行上班的照片，我才放下這點疑慮。那天，約定的點兒已過一刻鍾，龍應台還沒有出現。特警出身的隨護已經熟悉我們，上樓看了看，回說，部長臨時有些事情，馬上就下來。又等了十來分鍾，身穿桃紅色adidas恤衫、銀灰色便褲，腳蹬球鞋，耳朵裏塞著ipod的龍應台一陣風樣來了。她抱歉地說：昨晚批公文遲了，錯過了鬧鍾。我一下子在心裏笑起來，配角的遮掩、主人公的實誠和眼前欲示人以美的造型都很可愛，包括關照前來接她上班的司機拐到仁愛路某個街角等著，而她背著雙肩背英姿颯爽走在街道上的樣子。她是文化明星，她是官員，她也是跟我們一樣的人啊。
走到某個居民區，她指指說，這裏有幾條巷子感覺很好的——靜，沒人，每家門前有個小花壇，有點像上海石庫門弄堂的清晨。我想，平日裏，她一定是走過的。這是表演嗎？是。這是真實嗎？也是。這是人物性情的一部分嗎？當然。作為記者，你指望真實以什麽樣的方式向你展開？於是，我很愉快地跟主人公交流起ipod裏的貨色，她說，我喜歡有人聲的歌唱。
外圍采訪總共九位。其中五位是文化圈中人，兩位是她的“敵人”，兩位是“中研院”學者——赴台采訪的另兩位對象。高金素梅和李敖，見麵時也順帶聊了聊，用在我深感興趣的那個背景裏。
林青霞是龍應台的閨蜜，二人有約：不介紹記者給對方添麻煩，這樣朋友才做得長久。我於是給林的秘書寫郵件，約訪。幾天後的傍晚，手機裏響起林青霞成熟又略帶嬌媚的女音。她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之所以接受訪問，是因為寫她的那篇大青衣她很喜歡。後來知道，她事先跟龍應台通過氣，龍說，這家（媒體），你可以。如她在《窗外》中言，她是資深夜貓子，采訪時間約在半夜。我把紙筆備在床頭，先打個瞌睡。淩晨1點30，電話鈴響，我趕緊抓起來，望一眼已經睡著的梁辰。
林青霞與龍應台，是那種無話不談的女朋友，她講得那麽生動、具體、女人，我的瞌睡醒了。記得她描繪的一幕：在香港，兩個女人去“行（háng）山”，帶一支紅酒，兩隻酒杯，一些cheese、smi和牛肉片。爬到高處，坐下來，喝一點。小孩子和狗過來了，給他們點小食。林青霞說，快樂不需要奢侈，不需要做特別的事。我在腦子裏飛快搜索，60歲可與之行山的女友，心裏微波蕩漾。我覺得林龍交好是因為她們有相通的部分：樸素、清純，哪怕做了祖母身上還有一種女生氣。是夜聊到3點，我抱著枕頭記得飛快，梁辰翻了幾個身。
葉博文先生是在龍應台當台北市文化局長時與之交惡的。他在電話裏是俱往矣的口吻，因為正要出遊，便把當年義憤之作《龍應台·馬英九·二二八》快遞一冊給我，是外圍之一羅世宏先生告訴我這本書的存在。我讀了，覺得在這個島上，真是有一些不喜歡她的人，多半是她的性情和文人做派使然。我該怎樣表現，表現到什麽度？
段宜康的聯絡方式是向龍的下屬打聽來的。當我表示有意采訪反對者，這位新聞官說，可以啊。這令我意外。令我意外的還有，龍的那些朋友們並非隻說她的好話，有些批評是從朋友那裏來的。民主在政客手裏是一回事，在民間卻表現得令人鼓舞。什麽時候，我們也能大大方方、心平氣和講出自己的想法呢？什麽時候，我們也能不靠拉幫結派、順勢站隊而得到友誼呢？我相信這些，都是民主成為習慣之後才能結出的好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