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收藏家，王世襄在《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自序中也有一段話：
人或稱我收藏家，必起立正襟而對曰：“實不敢當！實不敢當！”古代名家，故置勿論。近現代允稱收藏家者，如朱翼庵先生之於碑帖，朱桂辛先生之於絲繡，張伯駒先生之於書畫，周叔弢先生之於古籍，學識之外，更雄於資財。以我之家庭背景、個人經曆，實不具備收藏家條件。
由此可知，王世襄以為要想成為世人公認的收藏家，不僅要富有廣博的學識和雄厚的資財，家庭背景及個人經曆也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實難稱之為收藏家。誠如此，自謙的王世襄不僅堪稱是一代收藏大家，還是心地高遠、常人莫測的一位收藏奇才。關於王世襄的學識、資財、家庭背景和個人經曆，以及其對待藏品的觀點及態度，我們從前麵章節中已經有所知曉，至於一些原本不為世人所重視甚至根本談不上了解和熟悉的事物，經他發掘、整理、研究和著述宣傳之後，竟然成為收藏家乃至廣大收藏愛好者追捧的新寵，這就不能不承認其具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之功力了，比如家具。不過，作為一代收藏大家、收藏奇才，人們也許更想了解王世襄收藏的往事逸聞及心得感悟，當然這也是本章文字的主要任務。
在《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王世襄將自己的藏品分為十類：古琴、銅爐、雕刻、漆器、竹刻、書畫、圖書、家具、諸藝和玩具。其中，除了銅爐和圖書兩項之外，其餘均在前麵章節中有過專門文字解析或者著墨較多，故在此想先對這兩項分別作以介紹。
半個世紀前王世襄就對銅爐情有獨鍾，或者說他早在五十多年前對銅爐的收藏已堪稱獨具慧眼了。其實，王世襄所藏銅爐僅有四十餘具，且大多為前文中提及的那位引導他鬥蛐蛐入門的蓄蟲耆宿趙老伯趙李卿所贈，或購買趙李卿轉售他人之舊藏，隻有少數因為機緣巧合購自於攤肆。但是2003年11月26日中國嘉德拍賣公司舉辦題為“儷鬆居長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國藝術品”拍賣專場上，總共二十一具銅爐全部落槌成交，且單具銅爐竟然拍出超過底價十多倍的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元人民幣之高價，就不能不使人們對於銅爐之收藏陡生一種新認識了。
那麽，王世襄所藏銅爐到底有何特色，人們又該如何欣賞銅爐之神韻呢？
王世襄所藏銅爐，統稱為“宣德爐”或“宣爐”，恰如明式家具名稱一樣，“宣德爐”並非隻是指明宣德年間所製之銅爐，而是對製造於明清兩朝供文人雅士清玩的小型銅爐之統稱。不過，雖然傳世文獻中稱宣德年間所製銅爐不惜工料，且數量糜多，但是王世襄卻認為無論是北京或台北兩家故宮博物院所藏，還是民間私人藏爐名家之手中，沒有一件宣德年製銅爐堪當標準器的，相反倒是刻鑄有明清兩朝其他年款的私家銅爐，在爐形和銅質上都至臻佳妙之器，這不由使人們對相關文獻產生了一種疑問。銅爐之美，不似青銅器那樣因有銘文，而與某種文字、書體或一段曆史舊事相關聯，從而具有印證文獻和史實的學術研究價值，它的形製和花紋都極為簡單凝練，可藏爐家所欣賞者，卻正在於銅爐簡練之造型、優雅之本色，那種不著纖塵、潤如肌膚、精光內含、謐而不囂的氣韻姿態，曾使明清兩朝多少文人雅士在摩挲把玩中，享受到了閑適生活之情趣，體味到了優雅人生之妙意，隻可惜這種生活境界和情趣已經與今人相去甚遠矣。
王世襄藏有一具款識為“爇名香兮讀楚辭”的衝天耳三足爐，我們從其所寫的一段簡短說明詞中，可以感受到文人雅士在香氣繚繞中閱讀楚辭古籍之妙趣：
銅爐款識，或用年號，或用室名，或用姓氏，或用別名，皆常見。而此以爐所予人之情趣為款識，文如閑章，曠逸可喜，實少有。讀離騷亦曾以此爐焚香，有助遐想。
這就是銅爐之美。
銅爐之美不僅在於自身形質，更在於人們賦予其某種情感或精神寄托，比如愛爐如命者趙李卿。民國初年，趙李卿卜居芳嘉園，距離王世襄家不過數十步遠，後來雖然移居八大人胡同，但是與芳嘉園也僅僅隔著一條小巷，所以幼年王世襄幾乎每天都要攜鴿來到這位趙老伯家門前放飛，秋天則又捧著蟋蟀盆罐前來請教。趙老伯對王世襄在養鴿子、秋蟲等方麵多有濡染和指點，其夫人莊岱雲女士每次也都不忘拿些果餌撫愛王世襄一番。
酷愛鴿子和秋蟲的趙老伯，收藏小古董擺件則是他平生另一大愛好，每每遊逛古董攤肆時總要買一些人舍我取的小玩意，其中對銅爐最是情有獨鍾，經過多年搜集竟達百數十具之多，堪稱一代銅爐收藏大家。以趙李卿對銅爐如此之鍾愛，自然對銅爐的保養、鑒賞乃至燒製都有獨到之心得。對此，王世襄在《漫話銅爐》一文中，曾對這位趙老伯燒製銅爐有一段文字記述，讀來讓人對其鍾愛銅爐之情有一種別樣的感受：
燒爐者有一共同心願，亟望能快速燒成，十年八載實在太慢了。不過藏家誰也不敢輕舉妄動，怕把爐燒壞。敢用烈火猛攻的隻有一位，我父親的老友趙李卿先生。……爐一到手，便浸入杏幹水煮一晝夜，取出時汙垢盡去，鋥光瓦亮。隨後硬是把燒紅的炭或煤塊夾入爐中，或把爐放在爐子頂麵上烤。他指給我看：哪一件一夜便大功告成；哪一件燒了幾天才見效；哪一件燒後失敗，放入杏幹水中幾次再煮再燒，始漸入佳境。也有怎樣燒也燒不出來，每況愈下，終歸淘汰。不過鑒別力正在逐年提高，得而又棄的已越來越少了。
受這位趙老伯的耳濡目染，王世襄不僅對銅爐產生了興趣，而且也開始效仿燒製銅爐。民國三十六年（1947）冬季的一天，王世襄在海王村古董店貨架上發現了一具蚰耳圈足銅爐，雖然銅爐滿身汙泥，但是底部那“琴友”兩字的款識則讓他欣喜不已，因為夫人袁荃猷當時正跟隨國手管平湖先生學習古琴，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就買了回來。
回到家後，王世襄效仿趙老伯燒爐之法，將銅爐放入杏幹水中整整煮了一夜，待第二天取出時發現銅爐不僅汙泥盡除、潤澤無瑕，還呈現出了一種誘人的棠梨色。受平生以速成法燒製第一爐成功之鼓勵，王世襄開始有意收藏並更多地嚐試燒製銅爐，但是燒製的結果似乎並不理想，因為往往是“十不得一二”。不過，王世襄做事一貫執著和鑽研，竟然在十多年後從北京圖書館簡編圖籍中，發現了清吳融撰寫的一部《燒爐新語》。麵對這部燒爐奇書，欣喜若狂的王世襄遂親手抄錄了總共三十二篇的《燒爐新語》，並恨不得立即將手抄稿送給趙李卿先生細看，可惜這位愛爐如癡的趙老伯早已神歸道山了。
雖然趙老伯與其夫人莊岱雲女士都已神歸道山，但是每每想起他們，王世襄都始終懷有一份深深的感動和敬仰之情，這不單是因為兩位老人對王世襄也始終懷有一份深情，更由於當年在日寇嚴刑拷打折磨下雙雙表現出的堅貞不屈精神之使然。然而，讓人徒生萬千感慨的是，這樣一對堅貞的愛國老人，後來竟然淪落到出售心愛銅爐以換取柴米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原來，懷有堅貞愛國之心的趙李卿夫婦，其一子二女當年也都是共產黨員，不幸的是其子及次女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而北京淪陷期間趙李卿先生又因不願出任日偽政府官職，而淪落到生活朝不保夕的淒涼境地。後來，趙李卿先生為了換取柴米以生存，經陳劍秋介紹不得不將百十具銅爐出讓給了偽衛生局局長龐敦敏，兩相交接之後，陳劍秋又以自己所藏將其中一些精品交換而去。對於不得已出讓銅爐一事，趙李卿先生每每與人談起時，那種眷念不舍之情總是溢於言表，實在讓人不忍目睹。
時間轉眼到了1950年初的一天，自美國參觀考察博物館歸來不久的王世襄前往探視趙老伯夫婦，趙李卿先生竟然在所剩銅爐中挑選出十具贈送於他，並再三叮嚀說：“各爐乃多年性情所寄，皆銘心之物，幸善護持勿失。”麵對趙老伯如此之深情，王世襄除了以旅美期間節餘經費作為酬謝外，隻能倍加愛惜珍視這些趙老伯性情所寄之銅爐了。王世襄向來珍重情誼之性情，他的心裏始終想著應該將趙老伯出讓的那些銅爐再收購回來，以免這些寄托趙老伯一生性情之物散落四方。
經過多方努力，王世襄先後幾次從龐敦敏處購回了趙老伯當年舊藏之多具銅爐，特別是1951年2月28日僅此一次就從龐家買回了十多具。而當王世襄挑選出兩三具精品欣喜地送與趙老伯夫婦摩挲欣賞時，當時正在病中的兩位老人竟激動萬分，不顧劇烈咳嗽的羸弱病體，顫抖著雙手持握舊日心愛之物，把玩良久也不忍放下。這時，倚靠在床頭的趙老伯告訴王世襄說：“最佳之爐，不在龐家而在陳處。如順治比丘造者，可謂絕無僅有，視明爐尤為可貴。倘能得之，當為爾慶，勿忘持來再把玩也。”
聞聽此言，王世襄默然無語，他明白趙老伯懷念那些散失銅爐之深情，暗想一定要購回那具“順治比丘造者”，以慰藉老人愛爐之心。而就在王世襄起身準備告辭時，趙伯母莊岱雲女士忽然拿起案頭一具“玉堂清玩”款戟耳爐，遞給他說：“你拿去擺在一起吧。”麵對此情此景，王世襄“倍感淒惻，竟嗒然久之，不知言謝”。
再後來，王世襄經過一番探詢後，終於從其女婿的一位仆人口中得知，陳劍秋已經離世，他當年所藏的那些銅爐，大多由其第四子的妻子所擁藏，且已有多具出售給了美國人，這不由讓王世襄心懷忐忑，有一種惴惴不安的感覺。時不我待，王世襄急忙找到位於汪芝麻胡同的陳家，當他親眼獲見那具“順治比丘造者”還在陳家時，心裏才稍稍有些安定下來，遂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他終於買回了這具銅爐，而始終惦記著這具銅爐的趙老伯這時卻已經神歸道山了。
趙老伯所謂的“順治比丘造者”，是一具鑄有“大清順治辛醜鄴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十六字款識的衝天耳三足銅爐，王世襄認為將之供在案頭後，果然“寒齋生色”。也正是這具銅爐，在2003年中國嘉德拍賣公司為王世襄夫婦舉辦的那場拍賣會上，與款識為“崇禎壬午冬月青來監造”的衝天耳金片三足爐，一並創造了那次銅爐拍賣的最高價。
說到這具明崇禎款衝天耳金片三足爐，它確實與王世襄所藏其他款識之宣德爐有所迥異，因為宣德爐講究的是渾身光素，以不著任何紋飾的銅質本身之光澤質感，給人以一種天然去雕飾的感受，而這具明崇禎款銅爐卻遍體灑滿金片，似乎有一種斑駁之感，若用手指撫摸則完全能夠感覺其厚度，但是並沒有明顯地突出於銅爐本體。至於獲此銅爐之經過，王世襄坦言道：“趙汝珍先生寄居積水潭東側餘家祠，傍湖築鴿舍，招予觀賞所畜品種，談笑甚歡。瀕行，以此爐相贈。次日以短嘴斑點拃灰（中國傳統觀賞鴿品名）一雙為報，時為1951年3月31日。”
與鴿友趙汝珍及趙李卿趙老伯等贈爐有所不同的是，王世襄從古董攤肆上也曾淘買有多具精品銅爐，比如名列《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所收銅爐類第一位的那具“四龍海水紋三足爐”，就是王世襄於1953年10月購自真賞齋。關於這具銅爐，王世襄認為其造型與明爐截然不同，範鑄也沒有明爐那樣精致細膩，且爐身所鑄龍形古樸而蒼勁，應該是明朝以前宋元時期之物。果然，在2003年那次拍賣會上這具銅爐被定為元代之物，並拍出了三十六萬一千元人民幣的價格，想來是對這一斷代表示認同。那麽，這具銅爐有何與眾不同之處呢？對此，王世襄寫道：
爐身如盆。口下一周平列旋紋，回卷處有珠，以像波濤。海水為地，突起四龍，前瞻與回顧者相間。底匝垂三瓣紋飾，以環束之，似幔帳瓔珞。三棱戈足，焊底上。口與足端無鏽處，露紅銅質色。
在王世襄所藏銅爐中，有多具鑄刻“玉堂清玩”款識，但其品格高下卻大有差異，這不由讓他認定其中必有仿製偽造者。王世襄所藏“玉堂清玩”款銅爐大都來自趙老伯夫婦所贈送，而以趙老伯對銅爐癡愛之深、把玩研究之透，贗品偽劣者斷不可能留藏，所以王世襄接受所贈者也都是其中的珍品乃至精品。比如前麵提及趙伯母莊岱雲女士所贈的那具“玉堂清玩”款戟耳爐，王世襄就曾這樣記述道：
色近棠梨，瑩澈閃金光，而大半為黑漆古遮掩，淡處如霧翳，濃處如墨潑。靜中晤對，忽欲浮動，恍若陳所翁畫卷，彌漫中將有神龍出沒。
麵對這樣一具讓人在靜穆中又不免遐思翩躚之銅爐，難怪篤信佛教的莊岱雲女士將其常置案頭喂以香餅呢。故此，王世襄將其列為趙老伯所藏二三十具戟耳爐中之第一名，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以王世襄對銅爐的鑒別力，想來其所藏不是精品也應當是珍品，但是他並不隱諱其中也有贗品之說，即同樣收入《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的那具“奕世流芳”款衝天耳三足爐。至於王世襄為何沒將此贗品銅爐毀之而後快，我們不妨閱讀其為此爐所寫的一段說明詞，從中不難明了王世襄收藏文物並“不在據有事物，而在觀察賞析，有所發現，有所會心，使上升成為知識，有助文化研究與發展”之良苦用心：
爐內底有“工部臣吳邦佐監造”，“乾字第貳號”長方印記。（20世紀）50年代中期於琉璃廠東門估者家見之，以為造型厚重，似與曾見宣德款爐及有吳邦佐戳記者有別而購之。後出示傅大卣先生，謂係後仿，語氣肯定，且似言有未盡，而先生固久居廠肆，深知估人底蘊者。此後端詳此爐，覺其兩耳臃腫，款識亦可疑，銅色偏黃，似曾染色，傅老所言當不誤。惟念宣爐有疑問者甚多，倘有贗品供研究亦佳，故未棄之。
如此看來，竊以為仍以王世襄對銅爐摯愛之情、研究之深，完全應該有類似於竹刻、鴿哨等絕學專著問世，何以僅有手抄古人《燒爐新語》舊籍及《漫話銅爐》一則短文，以及《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那區區三十則說明詞呢？不過，若將以上所列關於銅爐之類輯為一冊，想來恐怕也不失為一部趣味盎然之絕學著述吧？
關於王世襄的圖書收藏，雖然遠不及有專樓藏書之大家那樣精品豐富，但是還是有值得圈點之處的，否則以王世襄之嚴苛實不可能將此作為一類單列在《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何況其本身著作（比如1958 年油印本《髹飾錄解說》作為古籍善本出現在拍賣行並以千元成交）如今已成為藏書者之所重呢？而且，王世襄藏書之富、之博，則又非一般學人藏家所能比，因為他治學範圍之廣博至少在文博界是鮮有出其右者的。
不過，從王世襄收入《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的圖書種類來看，可以說他對繪畫之深情絕非其所治其他學問能相比。比如，所收十四種圖書中除了前麵提及的油印本《髹飾錄解說》和清宗室寶瑞臣手書押詩條四冊，以及清寫本奉先殿寶座供案陳設則例不分卷之外，其餘十一種均為書畫著錄之類，其中還不乏世所罕見之稀有圖書。至於全國各大圖書館及圖書攤肆也絕無僅有者，以及鈐有著者名章或名家曾藏之印章的刻抄本，那更是藏書家夢寐難求之秘籍了。
王世襄藏書的目的與一般藏書家有所不同，他始終抱有“不在據有事物”之心懷，而是以期對治學有所幫助，且不僅隻為對自己治學有助，更在於使其廣為刊布流傳，嘉惠學林更多的同道仁人。比如，1960年前後王世襄自隆福寺書友蕭文豹手中購得不分卷清寫本奉先殿寶座供案陳設則例一帙，因為它對於研究紫禁城奉先殿內陳設原狀有著極為重要的參照作用，而且查閱北京各藏書機構書目均未發現有此則例或傳抄本，故此王世襄便建議河南大象出版社將其編印入《清代匠作則例》公開出版發行。
我們前麵曾提及的王世襄手摹高鬆竹譜捐贈國家圖書館一事，是因為他發現國家圖書館中已經藏有明刊本《高鬆菊譜》和《高鬆翎毛譜》兩冊，而《高鬆竹譜》則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遂將其手摹本捐獻給國家圖書館，以成全其三譜鹹備之快事。由此可見，王世襄對於藏品的態度恰如捐贈明式家具一樣，除了有助治學之外，還希望它們能獲得一個永久妥善保護之地，這種收藏境界，恐非今日收藏界那些蠅營狗苟之徒所能揣度吧。
在王世襄自列的十類藏品中，堪稱重中之重的當屬古琴和家具，雖然前麵章節中已經多有涉獵，但是單就藏品本身而言似乎還需細述一二。
關於古琴，與其說它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古老樂器，不如說它是文人雅士追求儒雅風範的一種標誌，或者說它是士人騷客閑情逸致的一種精神象征，當然也可以說它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淡雅平和、蘊含風流的最佳載體。特別是當古琴這種樂器由技能演奏逐漸演變為文化情趣流淌的時候，它已經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樂器，而是中國典型文人精神和雅士情懷的寄托，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收藏古琴就是收藏風流雅趣，收藏古韻清風，收藏儒雅文化，收藏空靈情懷，收藏一種古樸蒼茫的天籟妙音。
至於古琴收藏之實體，雖然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已經產生，隨後傳說中還有齊桓公的“號鍾”、楚莊公的“繞梁”、司馬相如的“綠綺”和蔡邕的“焦尾琴”四大名琴，並且在春秋擂鼓墩墓與西漢馬王堆漢墓中已有實物出土，但是最受藏家追捧的則是傳世之唐琴。而在傳世唐琴中，首推者當屬雷公所斫之“春雷”，即“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獨稱雄”之謂也。
確實，在“蜀中九雷”中尤以雷威斫琴的成就最大，其一生所斫之琴又以“春雷”古琴聲名最盛。比如古琴大家汪孟舒先生舊藏之“春雷”古琴，據《雲煙過眼錄》中記載說曾被宋徽宗趙佶列為宣和內府所設“百琴堂”中之第一神品。遺憾的是，以愚拙之見還不能辨識出那幅著名《聽琴圖》中所繪是否就是“春雷”古琴，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春雷”古琴傳世過程之梳理，由此也可窺見“春雷”古琴備受先賢所重之根源。據有關史料記載，以書畫名世的宋徽宗被金人掠囚北方時，宣和內府所藏奇珍異寶也被裝載兩千車之多運到了北京，“春雷”古琴就此成為金帝皇宮承華殿內的第一琴。此後，限於手邊資料暫不得知金章宗是否也是一位古琴家，反正他駕崩時，“春雷”古琴便成為其陪葬之物。
十八年後，被埋藏地下的“春雷”古琴又驚現人世，被元朝統治者當作珍寶藏於大都（今北京）皇宮之內。再後來，“春雷”古琴由元朝統治者賞賜給了政績卓著的開國丞相、大古琴家耶律楚材，而耶律楚材則將“春雷”古琴贈送其恩師萬鬆老人，後“春雷”古琴複歸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鑄，再後來則轉歸趙德潤所有。元朝滅亡朱明王朝建立後，“春雷”古琴為大明皇宮所收藏，而待到朱明又為滿清所替代時，“春雷”古琴不知何故流傳到了裕親王府，後又流出府外為清末古琴名家佛詩夢所得，隨後佛詩夢再將“春雷”古琴傳其入室弟子汪孟舒先生，據說至今“春雷”古琴仍為汪氏家傳之鴻寶。
雖然今人多不知更難見“春雷”古琴之神韻，但是通過九疑山人楊時百先生在《藏琴錄》中所記述之唐琴還是不難獲見一二的，比如王世襄曾藏之唐“大聖遺音”伏羲式琴。對此，我們先閱讀楊時百先生《藏琴錄》中“龍門寒玉”一則內容：
虞君得鶴鳴九皋與李君伯仁所藏獨幽及飛泉，錫君寶臣藏大聖遺音，武英殿陳列所長安元年製者五琴，池下皆有印方二寸“玉振”二字，絲毫不爽。西園主人因大聖遺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學”二字，定為鮮於伯機印，或“玉振”亦鮮於氏印也。獨幽舊藏衡陽王船山先生家，為人所得，李君又從其人得之。獨幽池內刻“太和丁未”，大聖遺音刻“至德丙申”，飛泉外刻“貞觀二年”，皆鴻寶也。
在這裏，有兩點需要向讀者交代：一是文中所說的“虞君”和“西園主人”所指何人；二是“西園主人”就大聖遺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學”二字，便將其定為元代大文學家鮮於伯機曾藏此琴之說。關於“虞君”，查閱典籍可知應該是指唐初大書法家虞世南，這一點恐無疑問。至於“西園主人”，讀者也許還記得前文中王世襄曾多次提及的那位“西園貝子”，即又稱“紅豆館主”的清宗室書畫家溥侗先生。對於溥侗先生因大聖遺音琴上有“玉振”和“困學”兩印而認定曾為鮮於伯機所藏之說，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琴鑒定家鄭瑉中先生則提出了異議：
在九疑山人書中提出西園主人對玉振印的看法，認為是元代鮮於伯機之印，其實不然。傳世唐代古琴於龍池下刻有三種大印已如前述，僅刻“玉振”二字大印的琴就有五張，其中盛唐、中唐各一，晚唐三張，這五張的印文雖同，而邊欄的粗細，印之大小卻有所不同。盛唐琴為細邊大印，中唐者略小，作寬邊，晚唐皆作較小的寬邊印。隻是中唐的琴刻有一方“困學”小印於其上，其餘並無“困學”之印，可見“玉振”為鮮於氏印之說是不確切的。
在發表於2002年第二期《故宮博物院院刊》的題為“台北故宮藏古琴考辨”一文中，鄭瑉中先生若僅從印學角度而論斷“西園主人”之說，似乎也有不太確切之嫌。好在其列舉了唐朝不同時期都刻有“玉振”之印的五張古琴加以比較說明，隻是我們無緣獲見這五張古琴的原貌真顏，特別是其上所刻之年款，若能辨識出年款之先後真偽，恐怕鄭瑉中先生之論還需再論。不是後生妄自揣測，而是古琴所刻年款多有不符所斫之年代者，比如鄭瑉中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舉山東琴家詹澂秋先生舊藏師曠式“太古遺音”古琴之例。
以鄭瑉中先生對古琴研究之精深，似乎不應該出現該文中所稱僅刻“玉振”二字大印的唐琴有五張之說的舛誤，因為他在文中所附刻有“玉振”二字大印的五幅古琴圖片中，除了有三張古琴與其同樣引錄楊時百先生在《藏琴錄》中所載相同外，至少還有汪孟舒先生舊藏的“春雷”和“枯木龍吟”兩張古琴。即便以鄭瑉中先生在該文中考辨認為楊時百先生在《藏琴錄》中所載之“武英殿陳列所長安元年製者”即為“萬壑鬆濤”古琴屬於唐琴還是一樁懸案，刻有“玉振”二字大印的唐琴也不是鄭瑉中先生所說的五張，而至少應該是六張才對。同樣讓人對鄭瑉中先生所論表示遺憾的是，“西園主人”溥侗先生是“因大聖遺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學’二字”，才將此琴首先定為鮮於伯機所藏，至於“玉振”二字之印是否就是鮮於伯機之印，他隻是持有一種懷疑的態度而已，否則怎有“或‘玉振’亦鮮於氏印也”之說呢？後生妄言，難免淺陋，之所以大膽提出，隻為求教於方家。當然，隨後鄭瑉中先生就“玉振”之印到底應該是誰之印的問題，還是比較慎重地采納了汪孟舒先生之論：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宋徽宗宣和百琴堂的藏印，這是古琴家汪孟舒先生在《春雷琴記》中提出的。汪氏所藏之春雷為盛唐雷氏作，據《煙雲過眼錄》載曾為百琴堂之冠，因有此說，事屬推論當有待於證實。
雖然刻有“玉振”二字之印的“大聖遺音”古琴有諸多迷霧，但是同樣不妨礙我們通過王世襄的文字解說，來對它有一個比較細致的了解和認識，特別是收藏此琴之經過。王世襄在《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說，楊時百先生在《藏琴錄》中認定“皆鴻寶也”的那五張唐琴，管平湖先生不僅都曾見過，而且還有彈撫多年者，特別是對於“大聖遺音”伏羲式古琴更是推崇備至，認為是九德兼備遠非後刻貞觀款識之“飛泉”等琴所能比。那麽，“大聖遺音”伏羲式古琴到底有何絕妙之處呢？王世襄解說道：
“大聖遺音”栗殼色，七徽以下弦路露黑色，遍體蛇腹斷，中間細斷紋，額有冰紋斷。圓池，池上刻草書“大聖遺音”四字。池內納音左右上下四隅分刻隸書“至德丙申”四字年款。是為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即安祿山叛亂，唐明皇入蜀，李亨即位改元之時，亦即李白附永王李璘事敗，將流放夜郎之時。池兩側刻隸書“嶧陽之桐，空桑之材，鳳鳴秋月，鶴舞瑤台”十六字。池下有“困學”“玉振”兩方印。以上除年款外皆刀刻髹金。青玉軫足，細鏤絛結及旋瓣花紋，當為明琢。沼扁圓形。1947年襄在故宮養心殿南庫門後揀出神農氏唐琴，不僅草書琴名與此全同，漆色、斷紋、池沼、年款亦絕似。池側四言詩詞句雖異，字體位置又複相同。兩琴當斫於同時，出於同手，瑉中兄定為中唐初期宮中所造，可謂標準器。蓋內府樂器，每製不止一件也。
正如王世襄所說，現存世“大聖遺音”唐琴不僅有其曾藏之伏羲式一張，還有當年他在故宮養心殿南庫門後廢棄雜物堆中挑揀出來的神農式一張。如今，“大聖遺音”神農氏古琴依然珍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而王世襄“鬻書典釵”所得之“大聖遺音”伏羲式古琴已在2003年那場拍賣會上以中國古琴全球拍賣當時的最高價易主他人了。據見證當時拍賣盛況之業內人士介紹說，當這張古琴以兩百五十萬元人民幣底價起拍時，有一位買家根本沒有按照競價階梯規則遞進舉牌，而是隨即叫價高達六百萬元人民幣，隨後經過十五個回合的激烈競拍，最終被三十號買家以八百九十一萬元人民幣的天價收入囊中，真可謂是稀世唐琴再創競拍新高。至於王世襄當初“鬻書典釵，易此枯桐”的往事，王世襄曾有細說：
所謂“鬻書典釵，易此枯桐”，乃以飾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畫大觀》換得黃金五兩，益以翠戒指三枚。其一最佳，乃先慈所遺，實不知其值幾許。當時以為唐琴無價，奉報又安能計值，但求盡力而已。而寶臣先生文孫章君澤川亦慨然同意，蓋因荃猷從汪孟舒先生學琴，而孟舒先生乃其祖父多年琴友，故亦未嚐計我之報是否相當也。
其實，王世襄雖然早已得知錫寶臣先生所藏之“大聖遺音”伏羲式古琴，遺留給了當年在西單商場擺設書肆的其孫章澤川先生，但是當年他並不敢妄想日後能夠獲此鴻寶，而是先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春季亦在汪孟舒先生的引薦下，從章澤川先生手中求得了一張明“金聲”蕉葉式古琴之後，才逐漸萌生求取“大聖遺音”伏羲式古琴之意。不過，這一念頭在王世襄心中一直埋藏了兩年之久，才鬥膽再次由汪孟舒先生牽線說合而終償夙願。
在收藏家心中，心儀之藏品是否能夠歸己所有，常常講究一個“緣”字，即便與自己擦肩而過後又多經輾轉之藏品，如果有緣的話早晚還是會為自己所得，一時不得那是因為緣分未到，終未所得則是自己與這件藏品無緣，這樣想來藏家亦就心中無憾了。比如，王世襄與宋“梅梢月”宣和式古琴，就是藏家與藏品之間擁有一種緣分之故，才最終為其所藏。對此，王世襄同樣記述得很清楚：
“梅梢月”乃黃勉之先生遺琴，後為溥西園貝子侗所得，輾轉歸張蔭農先生。先生得黃門之傳，以一曲七十二滾沸流水享譽京師。哲嗣萬裏兄工寫意花卉，筆法近陳白陽，亦喜藏畫。數次往訪，見琴懸畫室，無弦久矣，曾萌求讓之念而未敢啟齒。一日告我寶古齋有謝時臣山水長卷，精極，惜居奇而議值難諧。予徑往購之，當時實未知是否許以卷相易也。萬裏兄旋諗吾意，竟攜琴枉駕相贈。不惜瓊瑤，易我木桃。高誼隆情，永矢不忘。
我們從中亦不難看出王世襄同樣深解人意之深情，試想與這樣的朋友相交往怎能不如暢飲瓊漿之爽意呢？也正因如此，王世襄在收藏古琴過程中多有藏家不惜割愛轉讓之事發生，這豈不是王世襄與古琴有著前世今生之緣嗎？在王世襄所藏古琴中，不僅有唐“大聖遺音”伏羲式之重器鴻寶，亦不乏宋、元、明三朝所斫之古琴圭臬，比如“梅梢月”宣和式、朱晦翁舊藏仲尼式、“高山流水”仲尼式和聯珠式這四張宋琴，以及當年隨同王世襄遊曆歐美之元朝斫琴名家朱致遠所斫的“金聲玉振”仲尼式，至於剛才提及由章澤川先生見讓的“金聲”蕉葉式和鄭瑉中先生命名為鳳嗉式及曠代女詩人顧太清所遺之“清梵”仲尼式這三張明琴，多在2003年那場拍賣會上露麵，從而刮起了一場古琴收藏之旋風。
向為文人雅士所重、今被藏家追捧之古琴，除了以上散述諸多緣故之外，還與琴身所刻琴銘及曆代文人雅士以高妙藝術素養潤澤有關。而傳世名琴必然刻有文辭美妙深含寓意之琴銘，可以說無一琴無銘者，比如“大聖遺音”“九霄環佩”“枯木龍吟”“混沌材”“玉壺冰”“海月清暉”“鳴鳳”“飛龍”“南風”“鬆風清節”“鶴唳清宵”“灑塵”“清梵”“瀟湘夜雨”“鐵鶴舞”“石泉”“片秋”“鳳凰來鳴”“驚濤”“紀侯鍾”“巨壑秋”“飛瀑連珠”“懸崖飛瀑”“天風環珮”“遏雲”及“中和”等等，真可謂是舉不勝舉、怡人心懷。至於曆代文人雅士對古琴進行文化藝術情懷之潤澤，僅從鐫刻其上的那一方方名章或閑章上便可窺見一斑了。比如“九霄環佩”琴上鈐有“東坡蘇軾珍賞”之小印，由琴腹左刻一行“鬆雪道人識”之小印而獲知此乃大畫家趙孟頫款識之“龍吟虎嘯”琴，至於王世襄在唐“大聖遺音”伏羲式琴上請金禹民先生鐫刻那十二字的八分書題記，更是古琴流傳有序、彌足珍貴的一種鑒證。
當然，一張古琴是否值得藏家重金收藏還有諸多因素，比如古琴的形製、材質和附件是否考究，以及琴聲是否具備琴家一致認可的那九德等等，都是古琴藏家決定是否收藏之依憑。對此，我們僅從王世襄所藏的那十數張古琴上便可得知。王世襄不僅深諳此道，而且還是古琴彈奏者的絕妙知音，否則不會有他攜琴暢遊歐美之風神瀟灑，也不會有懷揣鳴蟲與古琴國手管平湖先生撫琴合奏之天然妙趣。
因為古琴，我們完全理解王世襄在家具收藏類中將一張黃花梨琴案置於第一的內心用意，雖然人們向來對其所藏明宋牧仲紫檀大畫案和明黃花梨月洞門架子床等這類舉世無雙的“重器劇跡”側目注重，但是這並不妨礙王世襄自己對家具收藏中這張琴案的偏愛。王世襄之所以將這張黃花梨琴案置於家具收藏之首，其中情緣多多，故不揣偷懶之嫌，全文錄下，以饗讀者：
1945年自渝返京，此為最早購得之黃花梨家具。入藏目的，並非作為明式平頭案實例，而僅供彈琴之用。時荃猷從管平湖先生學琴，先生曾言，琴幾之製，當以可供兩人對彈之桌案為佳。兩端大邊內麵板各開長方孔，藉容琴首及下垂之軫穗。其優點在琴首不在琴幾之外，可防止觸琴落地。師生對坐，兩琴並置，傳授者左右手指法，弟子曆曆在目，邊學邊彈，易見成效，一曲脫譜，即可合彈。惟琴幾必須低於一般桌案，長寬尺寸以160厘米x60厘米為宜。開孔內須用窄木條鑲框，光潤不傷琴首。予正擬延匠製造一具，適楊嘯穀先生一家返蜀，運輸不便，家具就地處理。予見其桌適宜改作琴幾，遂請見讓，在管先生指導下，如法改製。平頭案從此與古琴結不解之緣。
平湖先生在受聘音樂研究所之前，常惠臨舍間，與荃猷同時學琴者有鄭瑉中先生。師生對彈，均用此案。1947年10月，在京琴人來芳嘉園，不曰琴會，而曰小集。據簽名簿有管平湖、楊葆元、汪孟舒、溥雪齋、關仲航、張伯駒、潘素、張厚璜、沈幼、鄭瑉中、王迪、白祥華等二十餘人，可謂長幼鹹集。或就案操縵，或傍案傾聽，不覺移晷。嗣後南北琴家吳景略、查阜西、詹澄秋、淩其陣、楊新倫、吳文光諸先生，均曾來訪，並用此案彈奏。傳世名琴曾陳案上者，僅唐斫即有汪孟舒先生之“春雷”“枯木龍吟”，程子榮先生之“飛泉”，拙藏“大聖遺音”及曆下詹氏所藏等不下五六床，宋元名琴更多不勝數。案若有知，亦當有奇遇之感。
多年來，予每以改製明式家具難辭毀壞文物之咎。而荃猷則以為此案至今仍是儷鬆居長物，端賴改製。否則定已編入《明式家具珍賞》而隨所藏之七十九件入陳上海博物館矣。且睹物思人，每見此案而緬懷琴學大師管平湖先生。一自改製，不啻為經先生倡議、有益護琴教學之專用琴幾保存一標準器，可供來者仿製。是實已賦予此案特殊之意義及價值，其重要性又豈是一般明式家具所能及。吾韙其言，故今置此案於家具類之首。
誠如王世襄所說，這張黃花梨琴案如果有靈性的話，一定會因結識了諸多琴人及名琴而產生奇遇之感，而促成這諸多奇遇的又完全是因為王世襄對原器的改製，這就不能不說是王世襄賦予原器的一種幸運或幸福了。
與將原器改製成黃花梨琴案有所不同的是，王世襄還曾自製過一張花梨獨麵板大畫案，這成為其銘心的一件快意美事。成就這件快意美事，似乎也要講究一個“緣”字。1995年夏天，王世襄不顧年逾八旬之高齡偕同夫人袁荃猷女士前往浙江慈溪參觀訪問舊家具市場，當來到一家名叫瑞永工藝公司存放木材院內時，他發現院中竟然存有大量花梨木料，其中一株即便放臥在地竟也高達人肩，這不由使他對這樣的巨材表現出了濃厚興趣。見此情景，該公司經理郭永堯先生告知，這株巨型花梨木料來自鄰邦泰國，而今該國因為禁止木材出口，像這樣的巨型花梨木料已經是極為難得的了。
聞聽此言，自從將所藏明式家具特別是明宋牧仲紫檀大畫案那件重器鴻寶也一並捐藏給上海博物館後的王世襄，始終想重新擁有一張供自己使用的大畫案，今日得見如此巨型花梨木料，不能不引起他深藏心中的這一願望。而當王世襄提起這一願望，並希望日後鋸剖該巨型木料，能夠為其留下一塊厚板以供製造大畫案之用時，郭永堯先生當即允諾。果然，1996年秋郭永堯先生電告王世襄即將開料，王世襄便親自繪製大畫案圖紙並標明具體尺寸寄給了郭永堯先生，不日郭永堯先生按照王世襄所繪圖紙如約將大畫案麵板及腿足用料一並用集裝箱運到了北京。隨後，王世襄與清式家具研究收藏者田家青先生共同商討了大畫案的形式結構，並請其隨同製造工匠進行監造。一個多月後，當製造成功的大畫案擺在王世襄麵前時，他不由欣喜萬分，遂作案銘刻製其上：
大木為案，損益明斵。
椎鑿運斤，乃陳吾屋。
龐然渾然，鯨背象足。
世好妍華，我耽拙樸。
郭君永堯，贈我巨材。
與家青商略兼旬，始作斯器。繩墨操斧者陳萃祿，剞劂銘文者傅君稼生也。
丁醜中秋，王世襄書於城東芳草地西巷
那麽，這張花梨木獨麵板大畫案有何與眾不同的特點呢？對此，王世襄自有總結：
一、大案全法明式。但在明式之特點上更加重、更突出其特點。故可謂比明式更為明式。
二、材為花梨，但案麵紋理流動多姿，且有狸首、鬼麵等黃花梨所有而花梨所無者。不知是否由於樹老圍粗，質材扭曲，乃生變異；抑為花梨之別種，故紋理殊觀？
三、傳世大畫案，未見有如此之長者。麵板獨材，未見有如此之厚者，腿足如此之壯者。
四、麵板重六七百斤，故足端不須留榫，板上鑿卯，上下扣接。隻須平置四足之上，自然安穩。正因如此，麵板可正背兩麵輪換使用。
五、牙子用方材，已不得稱之為“牙條”，而當名之曰“枋子”。側端不加橫材，任其空敞不“交圈”。桌案如此結構，常於宋畫中見之，故可稱之為“宋式”。此予損明式而從宋式也。
有此五點，誰能說這張花梨獨麵板大畫案不是家具收藏中之重器呢？特別是王世襄所作案銘，以其一貫之謙恭，斷然不認為此銘堪與嘉興張廷濟先生購藏項墨林棐幾並在其上所刻之銘相比，即便與西園主人溥侗先生在明宋牧仲紫檀大畫案上所作之銘相比，他也會連說“豈敢，豈敢”之語。如此，我們不妨將這兩則案銘一並摘錄如下，恭請讀者自比：
棐幾精良，墨林家藏。
兩緣遺印，為圜為方。
何年流轉，蕭氏邏塘。
火烙扶寸，牙缺右旁。
斷齏切蔥，瘢痕數行。
乾隆乙卯，載來新篁。
葛澂作緣，歸餘書堂。
拂之拭之，作作生芒。
屑丹和漆，補治中央。
如珊網鐵，異采成章。
回思天籟，劫灰浩茫。
何木之壽，巋然靈光。
定有神物，嗬禁不祥。
宜據斯案，克綽永康。
爰銘其足，廷濟氏張。
書以付契，其兄燕昌。
——張廷濟先生所作項墨林棐幾銘文
昔張叔未有項墨林棐幾，周公瑕紫檀坐具，製銘賦詩契其上，備載《清儀閣集》中。此畫案得之商丘宋氏，蓋西陂舊物也。曩哲遺留，精雅完好，與墨林棐幾，公瑕坐具，並堪珍重。摩挲拂拭，私幸於吾有夙緣。因題數語，以誌敬仰。丁未秋日西園嬾侗識。
——溥侗先生所作明宋牧仲紫檀大畫案銘文
與以上三則家具銘文行文工整記事清楚所不同的，還有溥侗先生所作銘文中提及張廷濟先生曾藏周公瑕紫檀坐具上的一則：
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書。
其實，“明四家”文徵明弟子周天球（字公瑕）所作的這則銘文，可見於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山靜日長”這一條目，而羅大經又是根據蘇東坡先生論修身之語錄概括而成，這在《東坡誌林》卷三中可得佐證：“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如此人生哲言妙語，雖然當年蘇東坡與羅大經並非為坐具而作，但是被周天球作為銘文移刻到坐具上，倒也顯得絕妙而貼切。
當然，王世襄自製花梨獨麵板大畫案並自撰精妙案銘，卻並非為了收藏，而是將其穩如泰山一樣橫置於儷鬆居室內，使其“既可高疊圖書壓不垮，展開長卷任揮毫”，又是文人雅士一件人生快意之美事。我們可以展開自己的想象，當王世襄端坐在這張自製花梨獨麵板大畫案前潛心埋首著述，或者站臨案前揮毫書寫長卷抑或精心繪製一幅淡雅山水小軸時，那將是一種怎樣的人生暢意在流動呢？每當此時，我們似乎更應該理解這位老人也許有些悵然的心境，因為伴隨他長達半個世紀的諸多明式家具已經入藏上海博物館，那曾經是他生命中須臾不可離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今盡管它們搬遷進了寬敞明亮、富麗奢華的新居，得以舒展曾經盤曲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腰身腿足，但是我們相信王世襄與它們始終心心相印，否則王世襄不會不顧年高體弱常赴上海看望它們，它們也會因為有了王世襄的一次次撫摸而更加熠熠生輝。我們還願意相信，那些默默無言的明式家具是有感知和靈性的，否則王世襄怎會有講述藏品與收藏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緣分的《捃古緣》一文呢？雖然他在這篇文章開頭並不認可收藏者與藏品之間的緣分，但是就其所論及隨後列舉幾件實例來看，還是能夠讓人們相信收藏者與藏品之間確實存有一種不解之緣的。王世襄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說：
搜集文玩器物，不論來源為何，價值多少，總有一個經曆。經曆有的簡單平常，有的複雜曲折，有的失之交臂，有的巧如天助。越是曲折，越是奇巧，越使人難忘。前人往往將它說成是“緣”，頗為神秘，仿佛一切皆有前定。其實天下事本來就多種多樣，如將“緣”和英文“chance”等同起來，我看也就無神秘可言了。
對於王世襄的這種說法，我們姑且不列他自己在文章所舉的那幾例加以反駁，隻須指出這篇文章之題目便可明了了——《捃古緣》。至於王世襄在文章中所舉那五則實例，其中四則已在前麵章節中分散提及，即以最初價二十倍購藏通州那位老太太的一對小杌凳；初由青山居商場購買不成後遭變賣處理，而在攤肆以賤值所獲之鐵力五足大香幾；閑逛攤肆時以一床大鋪板換取那兩扇明龍紋戧金細鉤填漆櫃門殘件；以先慈為佛教信徒為由從一位篤信佛教老居士那裏匆忙求取的那尊銅鎦金雪山大士像。
至於王世襄在文章中最後提及一例，不僅足見收藏者與藏品之間存有緣分一說，而且還可說明收藏之道中的另一種途徑——可遇不可求。當然，與此同時還需要有一種“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果斷，否則留下遺憾那就是一種必然了。比如，王世襄在這篇文章記述後又附錄在《中國葫蘆》一書中的關於一隻紅雁倒栽蛐蛐葫蘆的圖版說明。從中，我們不僅可知王世襄當年獲此美器之經過，而且作者還對製作者、藏家及販者都有所著墨，從而使文章顯得更加生動有趣：
此乃麻花胡同紀家舊藏之“紅雁”，清末民初與“紫雁”為京師最馳名之蛐蛐葫蘆。紅、紫言其色，雁言其形，謂修長如雁脖也。
1934年秋行經東四萬聚興古玩店，名葫蘆販孫猴（姓孫，因精明過人而得此綽號，是時年已七旬）先我而在，手持紅雁與店東葛大議價。輕予年幼，未必識貨，予價不諧，彳亍欲去。正待出門，予已如數付值。渠急轉身，已不可及，大為懊喪，不禁失色。是時予雖知葫蘆絕佳，但對其來曆，茫然不曉。後承訥紹先生見告，乃知即赫赫有名之紅雁。倒栽底部不鑲牙托而以同色之葫蘆填補乃紅雁特征之一。據訥老稱，紫雁視此色澤濃豔而身矬，停勻秀麗則遠遜。
想來，王世襄麵對有緣藏品之所以能夠做到“該出手時就出手”，似乎應該有過“該出手時沒出手”而留下遺憾或者多付所值之例，否則何能使精如猴者也後悔不迭呢？細細查閱王世襄收藏之舊事，果真發現一例：
（20世紀）60年代初見此像（清竹根雕采藥老人）於東華門寶潤成，謂係藏家寄售，索值頗昂。議價難諧，藏家收回。一年後複出，索值三倍其原價。不敢再議，如數交付，挾之而歸。
好在這也說明王世襄與這位“清竹根雕采藥老人”有緣，否則豈能在一年後複出時被他再次看見，並最終歸其所有呢？
與王世襄當年閑逛攤肆時以一床大鋪板換取那兩扇明龍紋戧金細鉤填漆櫃門殘件相類的，或者說也足以證明“該出手時就出手”這一收藏之道的，還有獲取清桄榔木盤一例。對此，我們還是請讀者讀一段王世襄頗有滋味的自述好了：
盤為東四恩華齋高徒張德山物，曾自設古玩店聚和祥，以經營明官窯青花著名。寓居則在隆福寺內孫家坑。盤長期放在其家堂屋條案一端瓷罐口上，用以代已缺之罐蓋。予一見不能釋手，求售而堅不與。渠謂此為非賣品，乃用以供老母盛放果餌者。不獲已，乃曰：“為堂上置一上佳麥穗皮襖如何？”予如其請。
隨後，該清桄榔木盤便歸王世襄所有了。類似這種“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收藏實例，一定是在認清藏品確實值得收藏時才能果斷出手，絕不是那種不分好歹僅憑一時興趣或衝動就出手之莽撞行為，這也就是所謂麵對藏品時要有感性認知，決定是否收藏時則必須充滿理性。
以上所說如果還不足以說明收藏者與藏品之間存有緣分的話，我們依然可以從王世襄在《五十年前書畫緣》一文中再獲確證，雖然文中所提隻是王世襄本作常用的一紙扇麵，但是當它與沈尹默和張大千這兩位大書畫家結緣後，我們相信不僅藏家將其列為書畫類收藏之佳妙精品，即從王世襄本人將其秘存於篋內不舍得使用之行為來看，也可以確信他是將其當作藏品了，否則也不會收入《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書畫類藏品之列。關於王世襄與沈尹默、張大千兩位大家之間的書畫緣，或者說一紙小小扇麵與這兩位書畫大家之緣分，我們且聽王世襄細說始末吧。
民國三十四年（1945）10月，王世襄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將返回北京之前，在重慶登門拜訪了與其舅父金北樓先生有鄉誼的沈尹默先生。當時，王世襄見沈尹默先生案頭放有手書詞稿一摞，其中有兩首《踏莎行》讓他很是喜歡，因為早有民國三十二年（1943）求題先慈金章《濠梁知樂集》書簽及“儷鬆居”齋額之先例，遂請求沈尹默先生將那兩首《踏莎行》詞書題於扇麵之上。沒想到，沈尹默先生慨然應允，告知說第二天前來取走，這讓王世襄欣喜非常。第二天，當王世襄如約來到沈尹默先生家時，那兩首詞已經書於扇麵之上了：
草草杯盤，寥寥笑語，閑愁知有安排處。高花自在倚春風，無心低逐江流去。蝶舞方酣，鶯啼如故，青蕪沒盡門前路。此間信美不如歸，為誰更向他鄉住！
海國長風，山城苦霧，雲情縈惹江頭樹。人間能有幾多程？迢迢不斷天涯路。花底閑行，樽前小住，匆匆燕子來還去。尋常事已不尋常，年華總被東風誤！
右調踏莎行。鬯安將北歸，持扇索書，且欲得此二闋，即如其願與之。乙酉秋日，尹默。
取扇後，王世襄按照行程安排即自重慶來到了成都，並驅車前往昭覺寺拜訪張大千先生。當張大千先生得知王世襄此行任務是為了清理戰時損失文物時，立即對他另眼相待，熱情詢問有關事宜，而待王世襄取出沈尹默先生書題扇麵，張大千先生竟然即席揮毫，欣然“用硯凹餘瀋”將峨嵋全景繪於紙扇之另一麵，並題寫道：
五年前從渝州還成都，以寇警，飛機繞越峨嵋兩匝，得縱觀三頂之盛。鬯安先生將之北平，因寫此以贈其行，並請法教。乙酉九月三日蜀郡張大千爰。
對於沈尹默和張大千兩先生信筆法書寶繪之扇麵，王世襄因其極為難得而始終沒有安裝扇骨，隻是用絹帕包裹後存放在箱底。半個多世紀後，當王世襄取出展讀時，依然慶幸當初沒有安裝扇骨，否則在十年“文革”劫難中，必定隨同其他成扇一並被抄走後無處尋跡了。誠如王世襄所言，“法書寶繪，聚於一扇”，這難道不是一種世間奇緣嗎？
當然，以王世襄藏品之豐富龐博，即便不是每一件都有如上之妙曲奇緣，單是與名家有淵源者也絕非這一章文字所能盡述。如此，欲探求王世襄收藏之道者，筆者建議讀者不妨細心梳閱《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定能窺見其自雲“人舍我取”之外的收藏秘訣。
收藏過程有妙曲奇緣，贈遣藏品也與眾不同。眾所周知，王世襄藏品集中流出儷鬆居的有兩次：一是1993年2月王世襄將收藏多年的七十九件明式家具捐贈給了上海博物館，另一是十年後即2003年11月由中國嘉德拍賣公司舉辦專場拍賣了儷鬆居所藏八類一百四十三件藏品。
關於王世襄所藏明式家具入藏上海博物館一事，據說還有一個並不順利的過程。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王世襄居住了近八十年的芳嘉園老宅麵臨私房改造，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在實施這項工程時，曾有政策規定說，凡出租房屋滿十五間者便將所出租房屋收歸公家所有。當時，王世襄家已有十一間房屋出租，因不夠私產歸公這一今天看來屬於嚴重違法之荒謬政策，房管部門和街道辦事處便極力動員王世襄將存放明式家具的那幾間廂房騰出來出租他人，並聲言如果不出租的話，便占用這幾間廂房開辦托兒所或街道食堂。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王世襄隻好將諸多明式家具拆開堆放進三間北房裏，將那幾間廂房騰出來出租他人，從此這幾間廂房也就不再屬於他自家私產所有了，就連王世襄和老伴袁荃猷也隻能蝸居在一間正房中。此後，更讓王世襄感到焦慮不安的是，北房後牆居然成為入住原屬王家後院的那五戶人家之廚房後牆，而那五家住戶的小廚房均以油氈覆頂，且距離堆放明式家具的那三間北房屋簷隻有一米之遠，一旦有一家廚房不慎失火的話，王世襄曆時數十年收藏之明式家具和那北房都將付之一炬。
1985年，王世襄與人稱“黃花梨皇後”的香港嘉木堂主人伍嘉恩在一起
麵對這一危險急迫之情況，王世襄雖然多次找到街道辦事處、房管局及文物保護事業行政管理部門反映，但是得到的都是近乎敷衍了事之答複。恰巧，這時上海博物館修建完工，且辟有專門的家具展廳，隻是沒有一件家具可供展出。於是，上海博物館馬承源和汪慶正兩位館長便找到了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委托其向王世襄說合，希望以一百萬元人民幣作為壽禮，為王世襄慶祝八十壽誕之名義，將其所藏明式家具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對於上海博物館的這一美意（以王世襄後來真誠捐贈之舉動，我們相信王世襄也認為這是上海博物館所表示出來的一種美意，因為至少那些深受王世襄癡愛的明式家具終於得以舒展腰身腿足
了），王世襄雖然也表示認同，但是他似乎更能體諒剛剛修建完工的上海博物館在經濟方麵之難處，而即將居無處所且家無餘資的王世襄又實在不能將其無償捐獻。因此，王世襄隨後提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那就是采取國外個人捐獻文物的通用之法，即由企業家出資從藏家手中購買藏品後再捐獻給博物館。王世襄還明確表示，隻要出資者不私存一件藏品全部捐獻的話，其所出資金隻要能夠在北京購買一處居所，他便將收入《明式家具珍賞》中屬於自己所藏之明式家具全部轉讓。對於王世襄的這一合情合理且極為可行之建議，上海著名印人吳子建先生希望自己能夠促成此一大有功德之事，隨即先是找到新加坡一傅姓華裔朋友，商談未果後又找到香港富茂有限公司董事長莊貴倫先生。這位莊先生祖上曾在上海開創過極為輝煌之事業，當時他正思索何以回報上海這一祖上發家致富之福地，今有好友吳子建先生獻此良緣美意，遂毫不猶豫地與王世襄達成協議。就這樣，莊貴倫先生以區區五十萬美金買下王世襄所藏七十九件明式家具捐贈上海博物館，了卻其多年之夙願，而王世襄也用莊貴倫先生所出那不足七十九件明式家具當時市值十分之一的資金購買了芳草地這所公寓住宅。當然，最讓王世襄感到欣慰和幸福的，則是那七十九件明式家具終於有了一個永久安定的家。
說起這件往事，筆者在初次拜訪王世襄時還聽其笑著說，若按當時與莊貴倫先生所約定，自己所藏四具一堂之牡丹紋紫檀大椅，隻有一把兩次出現在《明式家具珍賞》圖錄中，其餘三把完全可以按照約定不必捐獻出來，而王世襄則因不願看到一堂四把紫檀大椅被拆散，便毫不猶豫地全部拿出捐贈了。至於如今上海博物館所收王世襄舊藏明式家具是八十件而非原定之七十九件，那就要加上前文中曾經記述過的那隻署名“楊乃濟藏”的小交杌了。
關於2003年中國嘉德拍賣公司舉辦的“儷鬆居長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國藝術品”專場拍賣會，我們不妨先來閱讀王世襄為配合拍賣公司先期舉行的一次拍品展覽所寫的一紙簡短而樸實的致謝稿：
這裏展出的器物均見拙作《自珍集》。該集有個副標題——“儷鬆居長物誌”。前三字是我和老伴袁荃猷的齋名，後三字是說不過是些身外長物而已。長物可能很珍貴，也可能是一把破笤帚，我的長物多接近後者。我從來不承認自己是收藏家。錢財對文物收藏十分重要，我的家庭背景和個人經曆，說明我根本不具備收藏家的條件。
盡管我過去隻買些人舍我取的長物，幾十年來已使愚夫婦天天過年三十，老伴衣服穿破了總舍不得買新的。吃飯也很簡單，不下飯館，卻有時留朋友吃便飯。好在我會烹調，不多花錢也能吃好，比現在吃得有滋味。現在多花錢也吃不好，原料變了，我也不會做了。對不起，我說到題外去了。
展出的長物，有的或許有研究價值，有的或許有欣賞價值，但未必有經濟價值。區區長物，實在不值得來看，而各位卻光臨了，說明看得起我；我真是感到萬分榮幸，同時又感到十分慚愧，隻好向各位拱手道謝了。
短短三百來字的致謝詞，足以讓人們見識到一位收藏大家的人生境界和收藏真味。如果有幸見證這場拍賣盛況者，一定會在驚心動魄的競拍中，更加強烈地感受到王世襄這位始終不承認自己是收藏家的大收藏家之人格魅力。國家文物局原局長張德勤先生對此次拍賣有一個極恰當精妙的詮釋：“王世襄先生坎坷一生，從來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示，這次拍賣，是他人生的大展示，展示了他的曠世絕學，展示了他的高雅逸趣，展示了他天才的智慧。買者追求的不單純是文物，而是情緣。如果把李白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的話借用過來，可以說，千金萬金何足惜，願得世襄一玩物，何令人羨慕以至於斯啊！”
拍賣會結束後，當有記者采訪中國嘉德拍賣公司總經理王雁南女士時，她依然有些興奮不已地說：“拍賣現場搶拍火熱，拍得價位之高，我現在還有些驚魂未定。開始弄不懂是怎麽一回事，有參拍者第一件拍不到就拍第二件，再拍不到又拍第三件，直到拍到一件才甘心。一隻竹刻青蛙正常情況下也不過一萬多元，但最後拍到近二十萬元，他們完全是衝王老的人格和學養來的。”誠如斯言，在這場拍賣會上，王世襄所說的那一百四十三件長物不僅無一流拍，競拍者頻頻舉牌競價，根本不給拍賣師報價的機會，而且成交價最高者竟高於底價二十倍之多，總成交價達六千三百多萬元人民幣，創造了拍賣行一個驚人的奇跡。而遵照國際拍賣行的習慣性規則，中國拍賣師第一次戴上了白手套，這豈是一般藏家收藏品拍賣專場所能比肩？
對於藏品，王世襄依然胸懷“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淡泊心態，他始終認為藏品的真正價值在於從中獲得獨特的學識和欣賞的樂趣。至於藏品是否歸己所有，能否永久收藏，那是連皇帝也辦不到的事，妄想者豈非是大傻瓜！
人或稱我收藏家，必起立正襟而對曰：“實不敢當！實不敢當！”古代名家，故置勿論。近現代允稱收藏家者，如朱翼庵先生之於碑帖，朱桂辛先生之於絲繡，張伯駒先生之於書畫，周叔弢先生之於古籍，學識之外，更雄於資財。以我之家庭背景、個人經曆，實不具備收藏家條件。
由此可知，王世襄以為要想成為世人公認的收藏家，不僅要富有廣博的學識和雄厚的資財，家庭背景及個人經曆也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實難稱之為收藏家。誠如此，自謙的王世襄不僅堪稱是一代收藏大家，還是心地高遠、常人莫測的一位收藏奇才。關於王世襄的學識、資財、家庭背景和個人經曆，以及其對待藏品的觀點及態度，我們從前麵章節中已經有所知曉，至於一些原本不為世人所重視甚至根本談不上了解和熟悉的事物，經他發掘、整理、研究和著述宣傳之後，竟然成為收藏家乃至廣大收藏愛好者追捧的新寵，這就不能不承認其具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之功力了，比如家具。不過，作為一代收藏大家、收藏奇才，人們也許更想了解王世襄收藏的往事逸聞及心得感悟，當然這也是本章文字的主要任務。
在《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王世襄將自己的藏品分為十類：古琴、銅爐、雕刻、漆器、竹刻、書畫、圖書、家具、諸藝和玩具。其中，除了銅爐和圖書兩項之外，其餘均在前麵章節中有過專門文字解析或者著墨較多，故在此想先對這兩項分別作以介紹。
半個世紀前王世襄就對銅爐情有獨鍾，或者說他早在五十多年前對銅爐的收藏已堪稱獨具慧眼了。其實，王世襄所藏銅爐僅有四十餘具，且大多為前文中提及的那位引導他鬥蛐蛐入門的蓄蟲耆宿趙老伯趙李卿所贈，或購買趙李卿轉售他人之舊藏，隻有少數因為機緣巧合購自於攤肆。但是2003年11月26日中國嘉德拍賣公司舉辦題為“儷鬆居長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國藝術品”拍賣專場上，總共二十一具銅爐全部落槌成交，且單具銅爐竟然拍出超過底價十多倍的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元人民幣之高價，就不能不使人們對於銅爐之收藏陡生一種新認識了。
那麽，王世襄所藏銅爐到底有何特色，人們又該如何欣賞銅爐之神韻呢？
王世襄所藏銅爐，統稱為“宣德爐”或“宣爐”，恰如明式家具名稱一樣，“宣德爐”並非隻是指明宣德年間所製之銅爐，而是對製造於明清兩朝供文人雅士清玩的小型銅爐之統稱。不過，雖然傳世文獻中稱宣德年間所製銅爐不惜工料，且數量糜多，但是王世襄卻認為無論是北京或台北兩家故宮博物院所藏，還是民間私人藏爐名家之手中，沒有一件宣德年製銅爐堪當標準器的，相反倒是刻鑄有明清兩朝其他年款的私家銅爐，在爐形和銅質上都至臻佳妙之器，這不由使人們對相關文獻產生了一種疑問。銅爐之美，不似青銅器那樣因有銘文，而與某種文字、書體或一段曆史舊事相關聯，從而具有印證文獻和史實的學術研究價值，它的形製和花紋都極為簡單凝練，可藏爐家所欣賞者，卻正在於銅爐簡練之造型、優雅之本色，那種不著纖塵、潤如肌膚、精光內含、謐而不囂的氣韻姿態，曾使明清兩朝多少文人雅士在摩挲把玩中，享受到了閑適生活之情趣，體味到了優雅人生之妙意，隻可惜這種生活境界和情趣已經與今人相去甚遠矣。
王世襄藏有一具款識為“爇名香兮讀楚辭”的衝天耳三足爐，我們從其所寫的一段簡短說明詞中，可以感受到文人雅士在香氣繚繞中閱讀楚辭古籍之妙趣：
銅爐款識，或用年號，或用室名，或用姓氏，或用別名，皆常見。而此以爐所予人之情趣為款識，文如閑章，曠逸可喜，實少有。讀離騷亦曾以此爐焚香，有助遐想。
這就是銅爐之美。
銅爐之美不僅在於自身形質，更在於人們賦予其某種情感或精神寄托，比如愛爐如命者趙李卿。民國初年，趙李卿卜居芳嘉園，距離王世襄家不過數十步遠，後來雖然移居八大人胡同，但是與芳嘉園也僅僅隔著一條小巷，所以幼年王世襄幾乎每天都要攜鴿來到這位趙老伯家門前放飛，秋天則又捧著蟋蟀盆罐前來請教。趙老伯對王世襄在養鴿子、秋蟲等方麵多有濡染和指點，其夫人莊岱雲女士每次也都不忘拿些果餌撫愛王世襄一番。
酷愛鴿子和秋蟲的趙老伯，收藏小古董擺件則是他平生另一大愛好，每每遊逛古董攤肆時總要買一些人舍我取的小玩意，其中對銅爐最是情有獨鍾，經過多年搜集竟達百數十具之多，堪稱一代銅爐收藏大家。以趙李卿對銅爐如此之鍾愛，自然對銅爐的保養、鑒賞乃至燒製都有獨到之心得。對此，王世襄在《漫話銅爐》一文中，曾對這位趙老伯燒製銅爐有一段文字記述，讀來讓人對其鍾愛銅爐之情有一種別樣的感受：
燒爐者有一共同心願，亟望能快速燒成，十年八載實在太慢了。不過藏家誰也不敢輕舉妄動，怕把爐燒壞。敢用烈火猛攻的隻有一位，我父親的老友趙李卿先生。……爐一到手，便浸入杏幹水煮一晝夜，取出時汙垢盡去，鋥光瓦亮。隨後硬是把燒紅的炭或煤塊夾入爐中，或把爐放在爐子頂麵上烤。他指給我看：哪一件一夜便大功告成；哪一件燒了幾天才見效；哪一件燒後失敗，放入杏幹水中幾次再煮再燒，始漸入佳境。也有怎樣燒也燒不出來，每況愈下，終歸淘汰。不過鑒別力正在逐年提高，得而又棄的已越來越少了。
受這位趙老伯的耳濡目染，王世襄不僅對銅爐產生了興趣，而且也開始效仿燒製銅爐。民國三十六年（1947）冬季的一天，王世襄在海王村古董店貨架上發現了一具蚰耳圈足銅爐，雖然銅爐滿身汙泥，但是底部那“琴友”兩字的款識則讓他欣喜不已，因為夫人袁荃猷當時正跟隨國手管平湖先生學習古琴，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就買了回來。
回到家後，王世襄效仿趙老伯燒爐之法，將銅爐放入杏幹水中整整煮了一夜，待第二天取出時發現銅爐不僅汙泥盡除、潤澤無瑕，還呈現出了一種誘人的棠梨色。受平生以速成法燒製第一爐成功之鼓勵，王世襄開始有意收藏並更多地嚐試燒製銅爐，但是燒製的結果似乎並不理想，因為往往是“十不得一二”。不過，王世襄做事一貫執著和鑽研，竟然在十多年後從北京圖書館簡編圖籍中，發現了清吳融撰寫的一部《燒爐新語》。麵對這部燒爐奇書，欣喜若狂的王世襄遂親手抄錄了總共三十二篇的《燒爐新語》，並恨不得立即將手抄稿送給趙李卿先生細看，可惜這位愛爐如癡的趙老伯早已神歸道山了。
雖然趙老伯與其夫人莊岱雲女士都已神歸道山，但是每每想起他們，王世襄都始終懷有一份深深的感動和敬仰之情，這不單是因為兩位老人對王世襄也始終懷有一份深情，更由於當年在日寇嚴刑拷打折磨下雙雙表現出的堅貞不屈精神之使然。然而，讓人徒生萬千感慨的是，這樣一對堅貞的愛國老人，後來竟然淪落到出售心愛銅爐以換取柴米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原來，懷有堅貞愛國之心的趙李卿夫婦，其一子二女當年也都是共產黨員，不幸的是其子及次女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而北京淪陷期間趙李卿先生又因不願出任日偽政府官職，而淪落到生活朝不保夕的淒涼境地。後來，趙李卿先生為了換取柴米以生存，經陳劍秋介紹不得不將百十具銅爐出讓給了偽衛生局局長龐敦敏，兩相交接之後，陳劍秋又以自己所藏將其中一些精品交換而去。對於不得已出讓銅爐一事，趙李卿先生每每與人談起時，那種眷念不舍之情總是溢於言表，實在讓人不忍目睹。
時間轉眼到了1950年初的一天，自美國參觀考察博物館歸來不久的王世襄前往探視趙老伯夫婦，趙李卿先生竟然在所剩銅爐中挑選出十具贈送於他，並再三叮嚀說：“各爐乃多年性情所寄，皆銘心之物，幸善護持勿失。”麵對趙老伯如此之深情，王世襄除了以旅美期間節餘經費作為酬謝外，隻能倍加愛惜珍視這些趙老伯性情所寄之銅爐了。王世襄向來珍重情誼之性情，他的心裏始終想著應該將趙老伯出讓的那些銅爐再收購回來，以免這些寄托趙老伯一生性情之物散落四方。
經過多方努力，王世襄先後幾次從龐敦敏處購回了趙老伯當年舊藏之多具銅爐，特別是1951年2月28日僅此一次就從龐家買回了十多具。而當王世襄挑選出兩三具精品欣喜地送與趙老伯夫婦摩挲欣賞時，當時正在病中的兩位老人竟激動萬分，不顧劇烈咳嗽的羸弱病體，顫抖著雙手持握舊日心愛之物，把玩良久也不忍放下。這時，倚靠在床頭的趙老伯告訴王世襄說：“最佳之爐，不在龐家而在陳處。如順治比丘造者，可謂絕無僅有，視明爐尤為可貴。倘能得之，當為爾慶，勿忘持來再把玩也。”
聞聽此言，王世襄默然無語，他明白趙老伯懷念那些散失銅爐之深情，暗想一定要購回那具“順治比丘造者”，以慰藉老人愛爐之心。而就在王世襄起身準備告辭時，趙伯母莊岱雲女士忽然拿起案頭一具“玉堂清玩”款戟耳爐，遞給他說：“你拿去擺在一起吧。”麵對此情此景，王世襄“倍感淒惻，竟嗒然久之，不知言謝”。
再後來，王世襄經過一番探詢後，終於從其女婿的一位仆人口中得知，陳劍秋已經離世，他當年所藏的那些銅爐，大多由其第四子的妻子所擁藏，且已有多具出售給了美國人，這不由讓王世襄心懷忐忑，有一種惴惴不安的感覺。時不我待，王世襄急忙找到位於汪芝麻胡同的陳家，當他親眼獲見那具“順治比丘造者”還在陳家時，心裏才稍稍有些安定下來，遂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他終於買回了這具銅爐，而始終惦記著這具銅爐的趙老伯這時卻已經神歸道山了。
趙老伯所謂的“順治比丘造者”，是一具鑄有“大清順治辛醜鄴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十六字款識的衝天耳三足銅爐，王世襄認為將之供在案頭後，果然“寒齋生色”。也正是這具銅爐，在2003年中國嘉德拍賣公司為王世襄夫婦舉辦的那場拍賣會上，與款識為“崇禎壬午冬月青來監造”的衝天耳金片三足爐，一並創造了那次銅爐拍賣的最高價。
說到這具明崇禎款衝天耳金片三足爐，它確實與王世襄所藏其他款識之宣德爐有所迥異，因為宣德爐講究的是渾身光素，以不著任何紋飾的銅質本身之光澤質感，給人以一種天然去雕飾的感受，而這具明崇禎款銅爐卻遍體灑滿金片，似乎有一種斑駁之感，若用手指撫摸則完全能夠感覺其厚度，但是並沒有明顯地突出於銅爐本體。至於獲此銅爐之經過，王世襄坦言道：“趙汝珍先生寄居積水潭東側餘家祠，傍湖築鴿舍，招予觀賞所畜品種，談笑甚歡。瀕行，以此爐相贈。次日以短嘴斑點拃灰（中國傳統觀賞鴿品名）一雙為報，時為1951年3月31日。”
與鴿友趙汝珍及趙李卿趙老伯等贈爐有所不同的是，王世襄從古董攤肆上也曾淘買有多具精品銅爐，比如名列《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所收銅爐類第一位的那具“四龍海水紋三足爐”，就是王世襄於1953年10月購自真賞齋。關於這具銅爐，王世襄認為其造型與明爐截然不同，範鑄也沒有明爐那樣精致細膩，且爐身所鑄龍形古樸而蒼勁，應該是明朝以前宋元時期之物。果然，在2003年那次拍賣會上這具銅爐被定為元代之物，並拍出了三十六萬一千元人民幣的價格，想來是對這一斷代表示認同。那麽，這具銅爐有何與眾不同之處呢？對此，王世襄寫道：
爐身如盆。口下一周平列旋紋，回卷處有珠，以像波濤。海水為地，突起四龍，前瞻與回顧者相間。底匝垂三瓣紋飾，以環束之，似幔帳瓔珞。三棱戈足，焊底上。口與足端無鏽處，露紅銅質色。
在王世襄所藏銅爐中，有多具鑄刻“玉堂清玩”款識，但其品格高下卻大有差異，這不由讓他認定其中必有仿製偽造者。王世襄所藏“玉堂清玩”款銅爐大都來自趙老伯夫婦所贈送，而以趙老伯對銅爐癡愛之深、把玩研究之透，贗品偽劣者斷不可能留藏，所以王世襄接受所贈者也都是其中的珍品乃至精品。比如前麵提及趙伯母莊岱雲女士所贈的那具“玉堂清玩”款戟耳爐，王世襄就曾這樣記述道：
色近棠梨，瑩澈閃金光，而大半為黑漆古遮掩，淡處如霧翳，濃處如墨潑。靜中晤對，忽欲浮動，恍若陳所翁畫卷，彌漫中將有神龍出沒。
麵對這樣一具讓人在靜穆中又不免遐思翩躚之銅爐，難怪篤信佛教的莊岱雲女士將其常置案頭喂以香餅呢。故此，王世襄將其列為趙老伯所藏二三十具戟耳爐中之第一名，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以王世襄對銅爐的鑒別力，想來其所藏不是精品也應當是珍品，但是他並不隱諱其中也有贗品之說，即同樣收入《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的那具“奕世流芳”款衝天耳三足爐。至於王世襄為何沒將此贗品銅爐毀之而後快，我們不妨閱讀其為此爐所寫的一段說明詞，從中不難明了王世襄收藏文物並“不在據有事物，而在觀察賞析，有所發現，有所會心，使上升成為知識，有助文化研究與發展”之良苦用心：
爐內底有“工部臣吳邦佐監造”，“乾字第貳號”長方印記。（20世紀）50年代中期於琉璃廠東門估者家見之，以為造型厚重，似與曾見宣德款爐及有吳邦佐戳記者有別而購之。後出示傅大卣先生，謂係後仿，語氣肯定，且似言有未盡，而先生固久居廠肆，深知估人底蘊者。此後端詳此爐，覺其兩耳臃腫，款識亦可疑，銅色偏黃，似曾染色，傅老所言當不誤。惟念宣爐有疑問者甚多，倘有贗品供研究亦佳，故未棄之。
如此看來，竊以為仍以王世襄對銅爐摯愛之情、研究之深，完全應該有類似於竹刻、鴿哨等絕學專著問世，何以僅有手抄古人《燒爐新語》舊籍及《漫話銅爐》一則短文，以及《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那區區三十則說明詞呢？不過，若將以上所列關於銅爐之類輯為一冊，想來恐怕也不失為一部趣味盎然之絕學著述吧？
關於王世襄的圖書收藏，雖然遠不及有專樓藏書之大家那樣精品豐富，但是還是有值得圈點之處的，否則以王世襄之嚴苛實不可能將此作為一類單列在《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何況其本身著作（比如1958 年油印本《髹飾錄解說》作為古籍善本出現在拍賣行並以千元成交）如今已成為藏書者之所重呢？而且，王世襄藏書之富、之博，則又非一般學人藏家所能比，因為他治學範圍之廣博至少在文博界是鮮有出其右者的。
不過，從王世襄收入《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的圖書種類來看，可以說他對繪畫之深情絕非其所治其他學問能相比。比如，所收十四種圖書中除了前麵提及的油印本《髹飾錄解說》和清宗室寶瑞臣手書押詩條四冊，以及清寫本奉先殿寶座供案陳設則例不分卷之外，其餘十一種均為書畫著錄之類，其中還不乏世所罕見之稀有圖書。至於全國各大圖書館及圖書攤肆也絕無僅有者，以及鈐有著者名章或名家曾藏之印章的刻抄本，那更是藏書家夢寐難求之秘籍了。
王世襄藏書的目的與一般藏書家有所不同，他始終抱有“不在據有事物”之心懷，而是以期對治學有所幫助，且不僅隻為對自己治學有助，更在於使其廣為刊布流傳，嘉惠學林更多的同道仁人。比如，1960年前後王世襄自隆福寺書友蕭文豹手中購得不分卷清寫本奉先殿寶座供案陳設則例一帙，因為它對於研究紫禁城奉先殿內陳設原狀有著極為重要的參照作用，而且查閱北京各藏書機構書目均未發現有此則例或傳抄本，故此王世襄便建議河南大象出版社將其編印入《清代匠作則例》公開出版發行。
我們前麵曾提及的王世襄手摹高鬆竹譜捐贈國家圖書館一事，是因為他發現國家圖書館中已經藏有明刊本《高鬆菊譜》和《高鬆翎毛譜》兩冊，而《高鬆竹譜》則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遂將其手摹本捐獻給國家圖書館，以成全其三譜鹹備之快事。由此可見，王世襄對於藏品的態度恰如捐贈明式家具一樣，除了有助治學之外，還希望它們能獲得一個永久妥善保護之地，這種收藏境界，恐非今日收藏界那些蠅營狗苟之徒所能揣度吧。
在王世襄自列的十類藏品中，堪稱重中之重的當屬古琴和家具，雖然前麵章節中已經多有涉獵，但是單就藏品本身而言似乎還需細述一二。
關於古琴，與其說它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古老樂器，不如說它是文人雅士追求儒雅風範的一種標誌，或者說它是士人騷客閑情逸致的一種精神象征，當然也可以說它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淡雅平和、蘊含風流的最佳載體。特別是當古琴這種樂器由技能演奏逐漸演變為文化情趣流淌的時候，它已經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樂器，而是中國典型文人精神和雅士情懷的寄托，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收藏古琴就是收藏風流雅趣，收藏古韻清風，收藏儒雅文化，收藏空靈情懷，收藏一種古樸蒼茫的天籟妙音。
至於古琴收藏之實體，雖然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已經產生，隨後傳說中還有齊桓公的“號鍾”、楚莊公的“繞梁”、司馬相如的“綠綺”和蔡邕的“焦尾琴”四大名琴，並且在春秋擂鼓墩墓與西漢馬王堆漢墓中已有實物出土，但是最受藏家追捧的則是傳世之唐琴。而在傳世唐琴中，首推者當屬雷公所斫之“春雷”，即“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獨稱雄”之謂也。
確實，在“蜀中九雷”中尤以雷威斫琴的成就最大，其一生所斫之琴又以“春雷”古琴聲名最盛。比如古琴大家汪孟舒先生舊藏之“春雷”古琴，據《雲煙過眼錄》中記載說曾被宋徽宗趙佶列為宣和內府所設“百琴堂”中之第一神品。遺憾的是，以愚拙之見還不能辨識出那幅著名《聽琴圖》中所繪是否就是“春雷”古琴，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春雷”古琴傳世過程之梳理，由此也可窺見“春雷”古琴備受先賢所重之根源。據有關史料記載，以書畫名世的宋徽宗被金人掠囚北方時，宣和內府所藏奇珍異寶也被裝載兩千車之多運到了北京，“春雷”古琴就此成為金帝皇宮承華殿內的第一琴。此後，限於手邊資料暫不得知金章宗是否也是一位古琴家，反正他駕崩時，“春雷”古琴便成為其陪葬之物。
十八年後，被埋藏地下的“春雷”古琴又驚現人世，被元朝統治者當作珍寶藏於大都（今北京）皇宮之內。再後來，“春雷”古琴由元朝統治者賞賜給了政績卓著的開國丞相、大古琴家耶律楚材，而耶律楚材則將“春雷”古琴贈送其恩師萬鬆老人，後“春雷”古琴複歸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鑄，再後來則轉歸趙德潤所有。元朝滅亡朱明王朝建立後，“春雷”古琴為大明皇宮所收藏，而待到朱明又為滿清所替代時，“春雷”古琴不知何故流傳到了裕親王府，後又流出府外為清末古琴名家佛詩夢所得，隨後佛詩夢再將“春雷”古琴傳其入室弟子汪孟舒先生，據說至今“春雷”古琴仍為汪氏家傳之鴻寶。
雖然今人多不知更難見“春雷”古琴之神韻，但是通過九疑山人楊時百先生在《藏琴錄》中所記述之唐琴還是不難獲見一二的，比如王世襄曾藏之唐“大聖遺音”伏羲式琴。對此，我們先閱讀楊時百先生《藏琴錄》中“龍門寒玉”一則內容：
虞君得鶴鳴九皋與李君伯仁所藏獨幽及飛泉，錫君寶臣藏大聖遺音，武英殿陳列所長安元年製者五琴，池下皆有印方二寸“玉振”二字，絲毫不爽。西園主人因大聖遺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學”二字，定為鮮於伯機印，或“玉振”亦鮮於氏印也。獨幽舊藏衡陽王船山先生家，為人所得，李君又從其人得之。獨幽池內刻“太和丁未”，大聖遺音刻“至德丙申”，飛泉外刻“貞觀二年”，皆鴻寶也。
在這裏，有兩點需要向讀者交代：一是文中所說的“虞君”和“西園主人”所指何人；二是“西園主人”就大聖遺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學”二字，便將其定為元代大文學家鮮於伯機曾藏此琴之說。關於“虞君”，查閱典籍可知應該是指唐初大書法家虞世南，這一點恐無疑問。至於“西園主人”，讀者也許還記得前文中王世襄曾多次提及的那位“西園貝子”，即又稱“紅豆館主”的清宗室書畫家溥侗先生。對於溥侗先生因大聖遺音琴上有“玉振”和“困學”兩印而認定曾為鮮於伯機所藏之說，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琴鑒定家鄭瑉中先生則提出了異議：
在九疑山人書中提出西園主人對玉振印的看法，認為是元代鮮於伯機之印，其實不然。傳世唐代古琴於龍池下刻有三種大印已如前述，僅刻“玉振”二字大印的琴就有五張，其中盛唐、中唐各一，晚唐三張，這五張的印文雖同，而邊欄的粗細，印之大小卻有所不同。盛唐琴為細邊大印，中唐者略小，作寬邊，晚唐皆作較小的寬邊印。隻是中唐的琴刻有一方“困學”小印於其上，其餘並無“困學”之印，可見“玉振”為鮮於氏印之說是不確切的。
在發表於2002年第二期《故宮博物院院刊》的題為“台北故宮藏古琴考辨”一文中，鄭瑉中先生若僅從印學角度而論斷“西園主人”之說，似乎也有不太確切之嫌。好在其列舉了唐朝不同時期都刻有“玉振”之印的五張古琴加以比較說明，隻是我們無緣獲見這五張古琴的原貌真顏，特別是其上所刻之年款，若能辨識出年款之先後真偽，恐怕鄭瑉中先生之論還需再論。不是後生妄自揣測，而是古琴所刻年款多有不符所斫之年代者，比如鄭瑉中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舉山東琴家詹澂秋先生舊藏師曠式“太古遺音”古琴之例。
以鄭瑉中先生對古琴研究之精深，似乎不應該出現該文中所稱僅刻“玉振”二字大印的唐琴有五張之說的舛誤，因為他在文中所附刻有“玉振”二字大印的五幅古琴圖片中，除了有三張古琴與其同樣引錄楊時百先生在《藏琴錄》中所載相同外，至少還有汪孟舒先生舊藏的“春雷”和“枯木龍吟”兩張古琴。即便以鄭瑉中先生在該文中考辨認為楊時百先生在《藏琴錄》中所載之“武英殿陳列所長安元年製者”即為“萬壑鬆濤”古琴屬於唐琴還是一樁懸案，刻有“玉振”二字大印的唐琴也不是鄭瑉中先生所說的五張，而至少應該是六張才對。同樣讓人對鄭瑉中先生所論表示遺憾的是，“西園主人”溥侗先生是“因大聖遺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學’二字”，才將此琴首先定為鮮於伯機所藏，至於“玉振”二字之印是否就是鮮於伯機之印，他隻是持有一種懷疑的態度而已，否則怎有“或‘玉振’亦鮮於氏印也”之說呢？後生妄言，難免淺陋，之所以大膽提出，隻為求教於方家。當然，隨後鄭瑉中先生就“玉振”之印到底應該是誰之印的問題，還是比較慎重地采納了汪孟舒先生之論：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宋徽宗宣和百琴堂的藏印，這是古琴家汪孟舒先生在《春雷琴記》中提出的。汪氏所藏之春雷為盛唐雷氏作，據《煙雲過眼錄》載曾為百琴堂之冠，因有此說，事屬推論當有待於證實。
雖然刻有“玉振”二字之印的“大聖遺音”古琴有諸多迷霧，但是同樣不妨礙我們通過王世襄的文字解說，來對它有一個比較細致的了解和認識，特別是收藏此琴之經過。王世襄在《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說，楊時百先生在《藏琴錄》中認定“皆鴻寶也”的那五張唐琴，管平湖先生不僅都曾見過，而且還有彈撫多年者，特別是對於“大聖遺音”伏羲式古琴更是推崇備至，認為是九德兼備遠非後刻貞觀款識之“飛泉”等琴所能比。那麽，“大聖遺音”伏羲式古琴到底有何絕妙之處呢？王世襄解說道：
“大聖遺音”栗殼色，七徽以下弦路露黑色，遍體蛇腹斷，中間細斷紋，額有冰紋斷。圓池，池上刻草書“大聖遺音”四字。池內納音左右上下四隅分刻隸書“至德丙申”四字年款。是為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即安祿山叛亂，唐明皇入蜀，李亨即位改元之時，亦即李白附永王李璘事敗，將流放夜郎之時。池兩側刻隸書“嶧陽之桐，空桑之材，鳳鳴秋月，鶴舞瑤台”十六字。池下有“困學”“玉振”兩方印。以上除年款外皆刀刻髹金。青玉軫足，細鏤絛結及旋瓣花紋，當為明琢。沼扁圓形。1947年襄在故宮養心殿南庫門後揀出神農氏唐琴，不僅草書琴名與此全同，漆色、斷紋、池沼、年款亦絕似。池側四言詩詞句雖異，字體位置又複相同。兩琴當斫於同時，出於同手，瑉中兄定為中唐初期宮中所造，可謂標準器。蓋內府樂器，每製不止一件也。
正如王世襄所說，現存世“大聖遺音”唐琴不僅有其曾藏之伏羲式一張，還有當年他在故宮養心殿南庫門後廢棄雜物堆中挑揀出來的神農式一張。如今，“大聖遺音”神農氏古琴依然珍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而王世襄“鬻書典釵”所得之“大聖遺音”伏羲式古琴已在2003年那場拍賣會上以中國古琴全球拍賣當時的最高價易主他人了。據見證當時拍賣盛況之業內人士介紹說，當這張古琴以兩百五十萬元人民幣底價起拍時，有一位買家根本沒有按照競價階梯規則遞進舉牌，而是隨即叫價高達六百萬元人民幣，隨後經過十五個回合的激烈競拍，最終被三十號買家以八百九十一萬元人民幣的天價收入囊中，真可謂是稀世唐琴再創競拍新高。至於王世襄當初“鬻書典釵，易此枯桐”的往事，王世襄曾有細說：
所謂“鬻書典釵，易此枯桐”，乃以飾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畫大觀》換得黃金五兩，益以翠戒指三枚。其一最佳，乃先慈所遺，實不知其值幾許。當時以為唐琴無價，奉報又安能計值，但求盡力而已。而寶臣先生文孫章君澤川亦慨然同意，蓋因荃猷從汪孟舒先生學琴，而孟舒先生乃其祖父多年琴友，故亦未嚐計我之報是否相當也。
其實，王世襄雖然早已得知錫寶臣先生所藏之“大聖遺音”伏羲式古琴，遺留給了當年在西單商場擺設書肆的其孫章澤川先生，但是當年他並不敢妄想日後能夠獲此鴻寶，而是先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春季亦在汪孟舒先生的引薦下，從章澤川先生手中求得了一張明“金聲”蕉葉式古琴之後，才逐漸萌生求取“大聖遺音”伏羲式古琴之意。不過，這一念頭在王世襄心中一直埋藏了兩年之久，才鬥膽再次由汪孟舒先生牽線說合而終償夙願。
在收藏家心中，心儀之藏品是否能夠歸己所有，常常講究一個“緣”字，即便與自己擦肩而過後又多經輾轉之藏品，如果有緣的話早晚還是會為自己所得，一時不得那是因為緣分未到，終未所得則是自己與這件藏品無緣，這樣想來藏家亦就心中無憾了。比如，王世襄與宋“梅梢月”宣和式古琴，就是藏家與藏品之間擁有一種緣分之故，才最終為其所藏。對此，王世襄同樣記述得很清楚：
“梅梢月”乃黃勉之先生遺琴，後為溥西園貝子侗所得，輾轉歸張蔭農先生。先生得黃門之傳，以一曲七十二滾沸流水享譽京師。哲嗣萬裏兄工寫意花卉，筆法近陳白陽，亦喜藏畫。數次往訪，見琴懸畫室，無弦久矣，曾萌求讓之念而未敢啟齒。一日告我寶古齋有謝時臣山水長卷，精極，惜居奇而議值難諧。予徑往購之，當時實未知是否許以卷相易也。萬裏兄旋諗吾意，竟攜琴枉駕相贈。不惜瓊瑤，易我木桃。高誼隆情，永矢不忘。
我們從中亦不難看出王世襄同樣深解人意之深情，試想與這樣的朋友相交往怎能不如暢飲瓊漿之爽意呢？也正因如此，王世襄在收藏古琴過程中多有藏家不惜割愛轉讓之事發生，這豈不是王世襄與古琴有著前世今生之緣嗎？在王世襄所藏古琴中，不僅有唐“大聖遺音”伏羲式之重器鴻寶，亦不乏宋、元、明三朝所斫之古琴圭臬，比如“梅梢月”宣和式、朱晦翁舊藏仲尼式、“高山流水”仲尼式和聯珠式這四張宋琴，以及當年隨同王世襄遊曆歐美之元朝斫琴名家朱致遠所斫的“金聲玉振”仲尼式，至於剛才提及由章澤川先生見讓的“金聲”蕉葉式和鄭瑉中先生命名為鳳嗉式及曠代女詩人顧太清所遺之“清梵”仲尼式這三張明琴，多在2003年那場拍賣會上露麵，從而刮起了一場古琴收藏之旋風。
向為文人雅士所重、今被藏家追捧之古琴，除了以上散述諸多緣故之外，還與琴身所刻琴銘及曆代文人雅士以高妙藝術素養潤澤有關。而傳世名琴必然刻有文辭美妙深含寓意之琴銘，可以說無一琴無銘者，比如“大聖遺音”“九霄環佩”“枯木龍吟”“混沌材”“玉壺冰”“海月清暉”“鳴鳳”“飛龍”“南風”“鬆風清節”“鶴唳清宵”“灑塵”“清梵”“瀟湘夜雨”“鐵鶴舞”“石泉”“片秋”“鳳凰來鳴”“驚濤”“紀侯鍾”“巨壑秋”“飛瀑連珠”“懸崖飛瀑”“天風環珮”“遏雲”及“中和”等等，真可謂是舉不勝舉、怡人心懷。至於曆代文人雅士對古琴進行文化藝術情懷之潤澤，僅從鐫刻其上的那一方方名章或閑章上便可窺見一斑了。比如“九霄環佩”琴上鈐有“東坡蘇軾珍賞”之小印，由琴腹左刻一行“鬆雪道人識”之小印而獲知此乃大畫家趙孟頫款識之“龍吟虎嘯”琴，至於王世襄在唐“大聖遺音”伏羲式琴上請金禹民先生鐫刻那十二字的八分書題記，更是古琴流傳有序、彌足珍貴的一種鑒證。
當然，一張古琴是否值得藏家重金收藏還有諸多因素，比如古琴的形製、材質和附件是否考究，以及琴聲是否具備琴家一致認可的那九德等等，都是古琴藏家決定是否收藏之依憑。對此，我們僅從王世襄所藏的那十數張古琴上便可得知。王世襄不僅深諳此道，而且還是古琴彈奏者的絕妙知音，否則不會有他攜琴暢遊歐美之風神瀟灑，也不會有懷揣鳴蟲與古琴國手管平湖先生撫琴合奏之天然妙趣。
因為古琴，我們完全理解王世襄在家具收藏類中將一張黃花梨琴案置於第一的內心用意，雖然人們向來對其所藏明宋牧仲紫檀大畫案和明黃花梨月洞門架子床等這類舉世無雙的“重器劇跡”側目注重，但是這並不妨礙王世襄自己對家具收藏中這張琴案的偏愛。王世襄之所以將這張黃花梨琴案置於家具收藏之首，其中情緣多多，故不揣偷懶之嫌，全文錄下，以饗讀者：
1945年自渝返京，此為最早購得之黃花梨家具。入藏目的，並非作為明式平頭案實例，而僅供彈琴之用。時荃猷從管平湖先生學琴，先生曾言，琴幾之製，當以可供兩人對彈之桌案為佳。兩端大邊內麵板各開長方孔，藉容琴首及下垂之軫穗。其優點在琴首不在琴幾之外，可防止觸琴落地。師生對坐，兩琴並置，傳授者左右手指法，弟子曆曆在目，邊學邊彈，易見成效，一曲脫譜，即可合彈。惟琴幾必須低於一般桌案，長寬尺寸以160厘米x60厘米為宜。開孔內須用窄木條鑲框，光潤不傷琴首。予正擬延匠製造一具，適楊嘯穀先生一家返蜀，運輸不便，家具就地處理。予見其桌適宜改作琴幾，遂請見讓，在管先生指導下，如法改製。平頭案從此與古琴結不解之緣。
平湖先生在受聘音樂研究所之前，常惠臨舍間，與荃猷同時學琴者有鄭瑉中先生。師生對彈，均用此案。1947年10月，在京琴人來芳嘉園，不曰琴會，而曰小集。據簽名簿有管平湖、楊葆元、汪孟舒、溥雪齋、關仲航、張伯駒、潘素、張厚璜、沈幼、鄭瑉中、王迪、白祥華等二十餘人，可謂長幼鹹集。或就案操縵，或傍案傾聽，不覺移晷。嗣後南北琴家吳景略、查阜西、詹澄秋、淩其陣、楊新倫、吳文光諸先生，均曾來訪，並用此案彈奏。傳世名琴曾陳案上者，僅唐斫即有汪孟舒先生之“春雷”“枯木龍吟”，程子榮先生之“飛泉”，拙藏“大聖遺音”及曆下詹氏所藏等不下五六床，宋元名琴更多不勝數。案若有知，亦當有奇遇之感。
多年來，予每以改製明式家具難辭毀壞文物之咎。而荃猷則以為此案至今仍是儷鬆居長物，端賴改製。否則定已編入《明式家具珍賞》而隨所藏之七十九件入陳上海博物館矣。且睹物思人，每見此案而緬懷琴學大師管平湖先生。一自改製，不啻為經先生倡議、有益護琴教學之專用琴幾保存一標準器，可供來者仿製。是實已賦予此案特殊之意義及價值，其重要性又豈是一般明式家具所能及。吾韙其言，故今置此案於家具類之首。
誠如王世襄所說，這張黃花梨琴案如果有靈性的話，一定會因結識了諸多琴人及名琴而產生奇遇之感，而促成這諸多奇遇的又完全是因為王世襄對原器的改製，這就不能不說是王世襄賦予原器的一種幸運或幸福了。
與將原器改製成黃花梨琴案有所不同的是，王世襄還曾自製過一張花梨獨麵板大畫案，這成為其銘心的一件快意美事。成就這件快意美事，似乎也要講究一個“緣”字。1995年夏天，王世襄不顧年逾八旬之高齡偕同夫人袁荃猷女士前往浙江慈溪參觀訪問舊家具市場，當來到一家名叫瑞永工藝公司存放木材院內時，他發現院中竟然存有大量花梨木料，其中一株即便放臥在地竟也高達人肩，這不由使他對這樣的巨材表現出了濃厚興趣。見此情景，該公司經理郭永堯先生告知，這株巨型花梨木料來自鄰邦泰國，而今該國因為禁止木材出口，像這樣的巨型花梨木料已經是極為難得的了。
聞聽此言，自從將所藏明式家具特別是明宋牧仲紫檀大畫案那件重器鴻寶也一並捐藏給上海博物館後的王世襄，始終想重新擁有一張供自己使用的大畫案，今日得見如此巨型花梨木料，不能不引起他深藏心中的這一願望。而當王世襄提起這一願望，並希望日後鋸剖該巨型木料，能夠為其留下一塊厚板以供製造大畫案之用時，郭永堯先生當即允諾。果然，1996年秋郭永堯先生電告王世襄即將開料，王世襄便親自繪製大畫案圖紙並標明具體尺寸寄給了郭永堯先生，不日郭永堯先生按照王世襄所繪圖紙如約將大畫案麵板及腿足用料一並用集裝箱運到了北京。隨後，王世襄與清式家具研究收藏者田家青先生共同商討了大畫案的形式結構，並請其隨同製造工匠進行監造。一個多月後，當製造成功的大畫案擺在王世襄麵前時，他不由欣喜萬分，遂作案銘刻製其上：
大木為案，損益明斵。
椎鑿運斤，乃陳吾屋。
龐然渾然，鯨背象足。
世好妍華，我耽拙樸。
郭君永堯，贈我巨材。
與家青商略兼旬，始作斯器。繩墨操斧者陳萃祿，剞劂銘文者傅君稼生也。
丁醜中秋，王世襄書於城東芳草地西巷
那麽，這張花梨木獨麵板大畫案有何與眾不同的特點呢？對此，王世襄自有總結：
一、大案全法明式。但在明式之特點上更加重、更突出其特點。故可謂比明式更為明式。
二、材為花梨，但案麵紋理流動多姿，且有狸首、鬼麵等黃花梨所有而花梨所無者。不知是否由於樹老圍粗，質材扭曲，乃生變異；抑為花梨之別種，故紋理殊觀？
三、傳世大畫案，未見有如此之長者。麵板獨材，未見有如此之厚者，腿足如此之壯者。
四、麵板重六七百斤，故足端不須留榫，板上鑿卯，上下扣接。隻須平置四足之上，自然安穩。正因如此，麵板可正背兩麵輪換使用。
五、牙子用方材，已不得稱之為“牙條”，而當名之曰“枋子”。側端不加橫材，任其空敞不“交圈”。桌案如此結構，常於宋畫中見之，故可稱之為“宋式”。此予損明式而從宋式也。
有此五點，誰能說這張花梨獨麵板大畫案不是家具收藏中之重器呢？特別是王世襄所作案銘，以其一貫之謙恭，斷然不認為此銘堪與嘉興張廷濟先生購藏項墨林棐幾並在其上所刻之銘相比，即便與西園主人溥侗先生在明宋牧仲紫檀大畫案上所作之銘相比，他也會連說“豈敢，豈敢”之語。如此，我們不妨將這兩則案銘一並摘錄如下，恭請讀者自比：
棐幾精良，墨林家藏。
兩緣遺印，為圜為方。
何年流轉，蕭氏邏塘。
火烙扶寸，牙缺右旁。
斷齏切蔥，瘢痕數行。
乾隆乙卯，載來新篁。
葛澂作緣，歸餘書堂。
拂之拭之，作作生芒。
屑丹和漆，補治中央。
如珊網鐵，異采成章。
回思天籟，劫灰浩茫。
何木之壽，巋然靈光。
定有神物，嗬禁不祥。
宜據斯案，克綽永康。
爰銘其足，廷濟氏張。
書以付契，其兄燕昌。
——張廷濟先生所作項墨林棐幾銘文
昔張叔未有項墨林棐幾，周公瑕紫檀坐具，製銘賦詩契其上，備載《清儀閣集》中。此畫案得之商丘宋氏，蓋西陂舊物也。曩哲遺留，精雅完好，與墨林棐幾，公瑕坐具，並堪珍重。摩挲拂拭，私幸於吾有夙緣。因題數語，以誌敬仰。丁未秋日西園嬾侗識。
——溥侗先生所作明宋牧仲紫檀大畫案銘文
與以上三則家具銘文行文工整記事清楚所不同的，還有溥侗先生所作銘文中提及張廷濟先生曾藏周公瑕紫檀坐具上的一則：
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書。
其實，“明四家”文徵明弟子周天球（字公瑕）所作的這則銘文，可見於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山靜日長”這一條目，而羅大經又是根據蘇東坡先生論修身之語錄概括而成，這在《東坡誌林》卷三中可得佐證：“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如此人生哲言妙語，雖然當年蘇東坡與羅大經並非為坐具而作，但是被周天球作為銘文移刻到坐具上，倒也顯得絕妙而貼切。
當然，王世襄自製花梨獨麵板大畫案並自撰精妙案銘，卻並非為了收藏，而是將其穩如泰山一樣橫置於儷鬆居室內，使其“既可高疊圖書壓不垮，展開長卷任揮毫”，又是文人雅士一件人生快意之美事。我們可以展開自己的想象，當王世襄端坐在這張自製花梨獨麵板大畫案前潛心埋首著述，或者站臨案前揮毫書寫長卷抑或精心繪製一幅淡雅山水小軸時，那將是一種怎樣的人生暢意在流動呢？每當此時，我們似乎更應該理解這位老人也許有些悵然的心境，因為伴隨他長達半個世紀的諸多明式家具已經入藏上海博物館，那曾經是他生命中須臾不可離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今盡管它們搬遷進了寬敞明亮、富麗奢華的新居，得以舒展曾經盤曲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腰身腿足，但是我們相信王世襄與它們始終心心相印，否則王世襄不會不顧年高體弱常赴上海看望它們，它們也會因為有了王世襄的一次次撫摸而更加熠熠生輝。我們還願意相信，那些默默無言的明式家具是有感知和靈性的，否則王世襄怎會有講述藏品與收藏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緣分的《捃古緣》一文呢？雖然他在這篇文章開頭並不認可收藏者與藏品之間的緣分，但是就其所論及隨後列舉幾件實例來看，還是能夠讓人們相信收藏者與藏品之間確實存有一種不解之緣的。王世襄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說：
搜集文玩器物，不論來源為何，價值多少，總有一個經曆。經曆有的簡單平常，有的複雜曲折，有的失之交臂，有的巧如天助。越是曲折，越是奇巧，越使人難忘。前人往往將它說成是“緣”，頗為神秘，仿佛一切皆有前定。其實天下事本來就多種多樣，如將“緣”和英文“chance”等同起來，我看也就無神秘可言了。
對於王世襄的這種說法，我們姑且不列他自己在文章所舉的那幾例加以反駁，隻須指出這篇文章之題目便可明了了——《捃古緣》。至於王世襄在文章中所舉那五則實例，其中四則已在前麵章節中分散提及，即以最初價二十倍購藏通州那位老太太的一對小杌凳；初由青山居商場購買不成後遭變賣處理，而在攤肆以賤值所獲之鐵力五足大香幾；閑逛攤肆時以一床大鋪板換取那兩扇明龍紋戧金細鉤填漆櫃門殘件；以先慈為佛教信徒為由從一位篤信佛教老居士那裏匆忙求取的那尊銅鎦金雪山大士像。
至於王世襄在文章中最後提及一例，不僅足見收藏者與藏品之間存有緣分一說，而且還可說明收藏之道中的另一種途徑——可遇不可求。當然，與此同時還需要有一種“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果斷，否則留下遺憾那就是一種必然了。比如，王世襄在這篇文章記述後又附錄在《中國葫蘆》一書中的關於一隻紅雁倒栽蛐蛐葫蘆的圖版說明。從中，我們不僅可知王世襄當年獲此美器之經過，而且作者還對製作者、藏家及販者都有所著墨，從而使文章顯得更加生動有趣：
此乃麻花胡同紀家舊藏之“紅雁”，清末民初與“紫雁”為京師最馳名之蛐蛐葫蘆。紅、紫言其色，雁言其形，謂修長如雁脖也。
1934年秋行經東四萬聚興古玩店，名葫蘆販孫猴（姓孫，因精明過人而得此綽號，是時年已七旬）先我而在，手持紅雁與店東葛大議價。輕予年幼，未必識貨，予價不諧，彳亍欲去。正待出門，予已如數付值。渠急轉身，已不可及，大為懊喪，不禁失色。是時予雖知葫蘆絕佳，但對其來曆，茫然不曉。後承訥紹先生見告，乃知即赫赫有名之紅雁。倒栽底部不鑲牙托而以同色之葫蘆填補乃紅雁特征之一。據訥老稱，紫雁視此色澤濃豔而身矬，停勻秀麗則遠遜。
想來，王世襄麵對有緣藏品之所以能夠做到“該出手時就出手”，似乎應該有過“該出手時沒出手”而留下遺憾或者多付所值之例，否則何能使精如猴者也後悔不迭呢？細細查閱王世襄收藏之舊事，果真發現一例：
（20世紀）60年代初見此像（清竹根雕采藥老人）於東華門寶潤成，謂係藏家寄售，索值頗昂。議價難諧，藏家收回。一年後複出，索值三倍其原價。不敢再議，如數交付，挾之而歸。
好在這也說明王世襄與這位“清竹根雕采藥老人”有緣，否則豈能在一年後複出時被他再次看見，並最終歸其所有呢？
與王世襄當年閑逛攤肆時以一床大鋪板換取那兩扇明龍紋戧金細鉤填漆櫃門殘件相類的，或者說也足以證明“該出手時就出手”這一收藏之道的，還有獲取清桄榔木盤一例。對此，我們還是請讀者讀一段王世襄頗有滋味的自述好了：
盤為東四恩華齋高徒張德山物，曾自設古玩店聚和祥，以經營明官窯青花著名。寓居則在隆福寺內孫家坑。盤長期放在其家堂屋條案一端瓷罐口上，用以代已缺之罐蓋。予一見不能釋手，求售而堅不與。渠謂此為非賣品，乃用以供老母盛放果餌者。不獲已，乃曰：“為堂上置一上佳麥穗皮襖如何？”予如其請。
隨後，該清桄榔木盤便歸王世襄所有了。類似這種“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收藏實例，一定是在認清藏品確實值得收藏時才能果斷出手，絕不是那種不分好歹僅憑一時興趣或衝動就出手之莽撞行為，這也就是所謂麵對藏品時要有感性認知，決定是否收藏時則必須充滿理性。
以上所說如果還不足以說明收藏者與藏品之間存有緣分的話，我們依然可以從王世襄在《五十年前書畫緣》一文中再獲確證，雖然文中所提隻是王世襄本作常用的一紙扇麵，但是當它與沈尹默和張大千這兩位大書畫家結緣後，我們相信不僅藏家將其列為書畫類收藏之佳妙精品，即從王世襄本人將其秘存於篋內不舍得使用之行為來看，也可以確信他是將其當作藏品了，否則也不會收入《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書畫類藏品之列。關於王世襄與沈尹默、張大千兩位大家之間的書畫緣，或者說一紙小小扇麵與這兩位書畫大家之緣分，我們且聽王世襄細說始末吧。
民國三十四年（1945）10月，王世襄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將返回北京之前，在重慶登門拜訪了與其舅父金北樓先生有鄉誼的沈尹默先生。當時，王世襄見沈尹默先生案頭放有手書詞稿一摞，其中有兩首《踏莎行》讓他很是喜歡，因為早有民國三十二年（1943）求題先慈金章《濠梁知樂集》書簽及“儷鬆居”齋額之先例，遂請求沈尹默先生將那兩首《踏莎行》詞書題於扇麵之上。沒想到，沈尹默先生慨然應允，告知說第二天前來取走，這讓王世襄欣喜非常。第二天，當王世襄如約來到沈尹默先生家時，那兩首詞已經書於扇麵之上了：
草草杯盤，寥寥笑語，閑愁知有安排處。高花自在倚春風，無心低逐江流去。蝶舞方酣，鶯啼如故，青蕪沒盡門前路。此間信美不如歸，為誰更向他鄉住！
海國長風，山城苦霧，雲情縈惹江頭樹。人間能有幾多程？迢迢不斷天涯路。花底閑行，樽前小住，匆匆燕子來還去。尋常事已不尋常，年華總被東風誤！
右調踏莎行。鬯安將北歸，持扇索書，且欲得此二闋，即如其願與之。乙酉秋日，尹默。
取扇後，王世襄按照行程安排即自重慶來到了成都，並驅車前往昭覺寺拜訪張大千先生。當張大千先生得知王世襄此行任務是為了清理戰時損失文物時，立即對他另眼相待，熱情詢問有關事宜，而待王世襄取出沈尹默先生書題扇麵，張大千先生竟然即席揮毫，欣然“用硯凹餘瀋”將峨嵋全景繪於紙扇之另一麵，並題寫道：
五年前從渝州還成都，以寇警，飛機繞越峨嵋兩匝，得縱觀三頂之盛。鬯安先生將之北平，因寫此以贈其行，並請法教。乙酉九月三日蜀郡張大千爰。
對於沈尹默和張大千兩先生信筆法書寶繪之扇麵，王世襄因其極為難得而始終沒有安裝扇骨，隻是用絹帕包裹後存放在箱底。半個多世紀後，當王世襄取出展讀時，依然慶幸當初沒有安裝扇骨，否則在十年“文革”劫難中，必定隨同其他成扇一並被抄走後無處尋跡了。誠如王世襄所言，“法書寶繪，聚於一扇”，這難道不是一種世間奇緣嗎？
當然，以王世襄藏品之豐富龐博，即便不是每一件都有如上之妙曲奇緣，單是與名家有淵源者也絕非這一章文字所能盡述。如此，欲探求王世襄收藏之道者，筆者建議讀者不妨細心梳閱《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定能窺見其自雲“人舍我取”之外的收藏秘訣。
收藏過程有妙曲奇緣，贈遣藏品也與眾不同。眾所周知，王世襄藏品集中流出儷鬆居的有兩次：一是1993年2月王世襄將收藏多年的七十九件明式家具捐贈給了上海博物館，另一是十年後即2003年11月由中國嘉德拍賣公司舉辦專場拍賣了儷鬆居所藏八類一百四十三件藏品。
關於王世襄所藏明式家具入藏上海博物館一事，據說還有一個並不順利的過程。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王世襄居住了近八十年的芳嘉園老宅麵臨私房改造，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在實施這項工程時，曾有政策規定說，凡出租房屋滿十五間者便將所出租房屋收歸公家所有。當時，王世襄家已有十一間房屋出租，因不夠私產歸公這一今天看來屬於嚴重違法之荒謬政策，房管部門和街道辦事處便極力動員王世襄將存放明式家具的那幾間廂房騰出來出租他人，並聲言如果不出租的話，便占用這幾間廂房開辦托兒所或街道食堂。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王世襄隻好將諸多明式家具拆開堆放進三間北房裏，將那幾間廂房騰出來出租他人，從此這幾間廂房也就不再屬於他自家私產所有了，就連王世襄和老伴袁荃猷也隻能蝸居在一間正房中。此後，更讓王世襄感到焦慮不安的是，北房後牆居然成為入住原屬王家後院的那五戶人家之廚房後牆，而那五家住戶的小廚房均以油氈覆頂，且距離堆放明式家具的那三間北房屋簷隻有一米之遠，一旦有一家廚房不慎失火的話，王世襄曆時數十年收藏之明式家具和那北房都將付之一炬。
1985年，王世襄與人稱“黃花梨皇後”的香港嘉木堂主人伍嘉恩在一起
麵對這一危險急迫之情況，王世襄雖然多次找到街道辦事處、房管局及文物保護事業行政管理部門反映，但是得到的都是近乎敷衍了事之答複。恰巧，這時上海博物館修建完工，且辟有專門的家具展廳，隻是沒有一件家具可供展出。於是，上海博物館馬承源和汪慶正兩位館長便找到了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委托其向王世襄說合，希望以一百萬元人民幣作為壽禮，為王世襄慶祝八十壽誕之名義，將其所藏明式家具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對於上海博物館的這一美意（以王世襄後來真誠捐贈之舉動，我們相信王世襄也認為這是上海博物館所表示出來的一種美意，因為至少那些深受王世襄癡愛的明式家具終於得以舒展腰身腿足
了），王世襄雖然也表示認同，但是他似乎更能體諒剛剛修建完工的上海博物館在經濟方麵之難處，而即將居無處所且家無餘資的王世襄又實在不能將其無償捐獻。因此，王世襄隨後提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那就是采取國外個人捐獻文物的通用之法，即由企業家出資從藏家手中購買藏品後再捐獻給博物館。王世襄還明確表示，隻要出資者不私存一件藏品全部捐獻的話，其所出資金隻要能夠在北京購買一處居所，他便將收入《明式家具珍賞》中屬於自己所藏之明式家具全部轉讓。對於王世襄的這一合情合理且極為可行之建議，上海著名印人吳子建先生希望自己能夠促成此一大有功德之事，隨即先是找到新加坡一傅姓華裔朋友，商談未果後又找到香港富茂有限公司董事長莊貴倫先生。這位莊先生祖上曾在上海開創過極為輝煌之事業，當時他正思索何以回報上海這一祖上發家致富之福地，今有好友吳子建先生獻此良緣美意，遂毫不猶豫地與王世襄達成協議。就這樣，莊貴倫先生以區區五十萬美金買下王世襄所藏七十九件明式家具捐贈上海博物館，了卻其多年之夙願，而王世襄也用莊貴倫先生所出那不足七十九件明式家具當時市值十分之一的資金購買了芳草地這所公寓住宅。當然，最讓王世襄感到欣慰和幸福的，則是那七十九件明式家具終於有了一個永久安定的家。
說起這件往事，筆者在初次拜訪王世襄時還聽其笑著說，若按當時與莊貴倫先生所約定，自己所藏四具一堂之牡丹紋紫檀大椅，隻有一把兩次出現在《明式家具珍賞》圖錄中，其餘三把完全可以按照約定不必捐獻出來，而王世襄則因不願看到一堂四把紫檀大椅被拆散，便毫不猶豫地全部拿出捐贈了。至於如今上海博物館所收王世襄舊藏明式家具是八十件而非原定之七十九件，那就要加上前文中曾經記述過的那隻署名“楊乃濟藏”的小交杌了。
關於2003年中國嘉德拍賣公司舉辦的“儷鬆居長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國藝術品”專場拍賣會，我們不妨先來閱讀王世襄為配合拍賣公司先期舉行的一次拍品展覽所寫的一紙簡短而樸實的致謝稿：
這裏展出的器物均見拙作《自珍集》。該集有個副標題——“儷鬆居長物誌”。前三字是我和老伴袁荃猷的齋名，後三字是說不過是些身外長物而已。長物可能很珍貴，也可能是一把破笤帚，我的長物多接近後者。我從來不承認自己是收藏家。錢財對文物收藏十分重要，我的家庭背景和個人經曆，說明我根本不具備收藏家的條件。
盡管我過去隻買些人舍我取的長物，幾十年來已使愚夫婦天天過年三十，老伴衣服穿破了總舍不得買新的。吃飯也很簡單，不下飯館，卻有時留朋友吃便飯。好在我會烹調，不多花錢也能吃好，比現在吃得有滋味。現在多花錢也吃不好，原料變了，我也不會做了。對不起，我說到題外去了。
展出的長物，有的或許有研究價值，有的或許有欣賞價值，但未必有經濟價值。區區長物，實在不值得來看，而各位卻光臨了，說明看得起我；我真是感到萬分榮幸，同時又感到十分慚愧，隻好向各位拱手道謝了。
短短三百來字的致謝詞，足以讓人們見識到一位收藏大家的人生境界和收藏真味。如果有幸見證這場拍賣盛況者，一定會在驚心動魄的競拍中，更加強烈地感受到王世襄這位始終不承認自己是收藏家的大收藏家之人格魅力。國家文物局原局長張德勤先生對此次拍賣有一個極恰當精妙的詮釋：“王世襄先生坎坷一生，從來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示，這次拍賣，是他人生的大展示，展示了他的曠世絕學，展示了他的高雅逸趣，展示了他天才的智慧。買者追求的不單純是文物，而是情緣。如果把李白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的話借用過來，可以說，千金萬金何足惜，願得世襄一玩物，何令人羨慕以至於斯啊！”
拍賣會結束後，當有記者采訪中國嘉德拍賣公司總經理王雁南女士時，她依然有些興奮不已地說：“拍賣現場搶拍火熱，拍得價位之高，我現在還有些驚魂未定。開始弄不懂是怎麽一回事，有參拍者第一件拍不到就拍第二件，再拍不到又拍第三件，直到拍到一件才甘心。一隻竹刻青蛙正常情況下也不過一萬多元，但最後拍到近二十萬元，他們完全是衝王老的人格和學養來的。”誠如斯言，在這場拍賣會上，王世襄所說的那一百四十三件長物不僅無一流拍，競拍者頻頻舉牌競價，根本不給拍賣師報價的機會，而且成交價最高者竟高於底價二十倍之多，總成交價達六千三百多萬元人民幣，創造了拍賣行一個驚人的奇跡。而遵照國際拍賣行的習慣性規則，中國拍賣師第一次戴上了白手套，這豈是一般藏家收藏品拍賣專場所能比肩？
對於藏品，王世襄依然胸懷“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淡泊心態，他始終認為藏品的真正價值在於從中獲得獨特的學識和欣賞的樂趣。至於藏品是否歸己所有，能否永久收藏，那是連皇帝也辦不到的事，妄想者豈非是大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