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又來到了劍橋，人們像鮮花一樣在路邊綻放，有人脫了外套，有人敞開外套，漂亮的衣服令人眼花繚亂——刺繡襯衫、貼花的褲子、長裙、短裙、靴子、各種便鞋；庫普商場裏，還能看到穿蘇格蘭短裙的男人；印度教克利須那派的人們又穿上了白色和橙色的衣服，冬天的大衣和夾克都已經脫去。霍尤克中心又傳出了吉他聲。
瓦爾一直覺得呼吸有些不順暢，並且胸痛不止。她認定這隻是因為單純的操心，也可能因為更深層的焦慮。她已經放下了學校的工作，專心忙起反戰委員會的事，沒有人注意或者在乎她正在看的那些報道，這令她愧疚、沮喪不已，甚至感到憤怒。過去的幾個月情況不怎麽好。她沒時間深思。她很忙，整天跟十個不同的團體混在一起，可是，情況不妙。她感覺，自己正在跟所謂的“生活”漸行漸遠，但她也沒辦法。總得有人關心那些在東南亞被屠殺的人。
那天，天氣不錯，開完會後，她決定去哈佛廣場走一走再回家。她什麽也不需要，隻需要散一散步。可能就是缺乏鍛煉，煙抽多了，沒什麽的。散散步不錯，除了散步也沒什麽別的能做的了。她悠閑地走著，東逛逛，西看看——這對她來說是一種奢侈。她逛了一家書店，買了張唱片，又去超市買了一斤意大利麵。得閑出來逛一逛，這種感覺真好。她覺得呼吸順暢了一些，感到自己臉上綻開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她往家走時，天色已晚。行人的臉朦朧而歡快，他們從她身邊走過，就像一個個充滿生命力的小圓點，沿著昏暗的街道跳動。他們的歡聲笑語忽前忽後地飄散開去。她想，街上行人的感受有多重要呢？在華沙，人們行色匆匆；在華盛頓，人們走路時不會歡快地輕聲細語。她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在哼歌，她打算以後要經常這樣，開開心心的，多好。
是呀，她要經常這樣，她每天都可以哼歌。可是今晚，她還得回家準備下午的會議報告。不過，她要先做一些意大利麵醬，把胡蘿卜、洋蔥、大蒜和香芹切成薄片，和西紅柿一起燉，加些鹽、胡椒、羅勒和牛至，再加入幾天前做的牛肉汁和牛肉塊一起燉——想想都要流口水了。她還要聽聽新買的唱片，要寫信給克麗絲——她已經兩周沒寫信了，真說不過去——然後穿上溫暖的睡袍，坐下來寫那討厭的報告。她寫報告的時候，要盡量平靜下來。她要平靜地抗議美國對柬埔寨的入侵，可她腦中充斥著今天下午聽說的各種故事及看到的景象。人們，世界各地的人們，隻想生存。可那些發動戰爭的人到底想要什麽？她覺得那是她永遠都無法理解的。
她哼著歌，炒了菜，蓋上鍋蓋，給自己倒了杯酒，穿過廚房，打開電視看晚間新聞。時間還早，電視上放的是舊新聞。她沒去管它，一邊做意麵醬，一邊收拾桌子，不時喝兩口酒。菜還在鍋裏燉著，聞起來很香，她揭開鍋蓋來聞——她總喜歡這樣做。這時，她聽到有人說話，她聽到了，不可能有別人，可就是有人在說話。她轉身看了看電視屏幕，是那裏麵傳出的聲音。她不敢相信眼前的畫麵是真的，可它就是發生了，有現場的圖像，就發生在她眼前。圖像定住了，有人指著一件襯衫滿是血汙的領子在說著什麽，就好像還有什麽可說的似的。她聽到一聲淒厲的尖叫，是從她腦後傳來的，她聽得出來，那是一個女人痛苦的尖叫聲。當她定睛再看時，廚房地板上全是血。
那時，我們不知道那還隻是開始。那是噩夢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裏，你能夠真切地看到，能夠用手觸摸得到。除了杜克，許多人都能感受到當前形勢的岌岌可危，但無法說清問題的症結。有時候，當我走在沙灘上時，似乎一切都很安靜、很安寧，我忍不住想噩夢究竟何時會來。我覺得噩夢就像地球內部的岩漿，一直都在，隻是偶爾會張開那殺人的巨口，噴發一次。
瓦爾終於回過神來。她不再尖叫，但哭泣不已。她俯下身去擦被她灑了一地的意麵醬，淚流滿麵。她蹲下來，掩麵而泣，無法相信，也無法不相信，最後，她放聲慟哭：“我們正在殺害自己的孩子！我們正在殺害自己的孩子啊！”
電話不停地響。不停地開會。那些天發生的事情一片混亂，回蕩在我的腦海裏。突然間，鎮上那些分散的和平小組成為一個大組織。突然，它們的成員就增加了，甚至翻倍了。幾天後——是幾天後吧？有人在傑克遜州立大學[14]殺害學生，凶手也說自己被逼無奈，也在抱怨，仿佛他們要是可以在不消滅黑人學生的情況下消滅白人學生就好了。
大家走路都恍恍惚惚的。有人覺得，苦難時期已經到來，比《一九八四》裏還糟糕的事情發生了。政府官員——就像選阿道夫希特勒那樣被選舉出來的政府官員，突然就變成了一群殺人犯。我們得知時，木已成舟。年輕一點兒的學生幾近歇斯底裏。下一個會是誰呢？他們能夠殺害學生，也就能殺害我們。年紀稍大的人走路時也小心翼翼，擔心下一個會輪到自己。做母親的更是警惕，那些被殺死的也可能會是她們的孩子。他們隻會來封電報，說很不幸，這是一次事故。三年的把屎把尿，十五年的辛苦培養，長到十九歲，健健康康，眉清目秀，這一切都付諸東流。有呼吸的人一下變成了沒有呼吸的屍體，就這麽完了。
有人寫信，有人發電報。和平小組在哈佛廣場中設了一張桌子，幫人發電報，每封一美元，隻需要填一張表格。那些在一兩年前還聲稱自己知道軍火庫，嚷嚷著要革命的人，此時也啞口無言，隻是張皇四顧。有人在街上遊行，我們聚集在劍橋的公地，聽著喇叭裏傳出的演講，卻聽不清楚演講的內容。但是無所謂。年齡大一點兒的人，昂首挺胸；年輕人，畏畏縮縮，警惕地觀察著眼前的情況——畢竟他們付出了更大的代價。突然間，有人從暗處往人群中扔小煙盒，人們四下逃竄。有人大膽地打開其中一個用透明膠帶密封好的煙盒，發現裏麵是三四隻大麻煙卷。大家就成群聚集在一起，將煙點燃，但仍然很警惕。大麻中有可能摻了火藥嗎？聯邦調查局有那麽聰明嗎？遊行開始了，從芒特奧本街到馬薩街，穿過橋，進入波士頓，從聯邦到公地。一路上，人們駐足觀望，有穿西服、拿相機的人，也有穿工裝、表情沉重的人。人們感到全世界都布滿了聯邦調查局的線人。人們一邊行進，一邊說笑，可是，每當頭頂有直升機掠過，年輕人都會身體一顫。我們中的一些人走到伯克利的人民公園時，有人朝人群中扔了催淚瓦斯。我們心知肚明。
我們到了公地，漫無目的地穿過去，看上去像有幾百萬人。我們找了一塊空地坐下，在草坪上休息。陽光很溫暖，空氣很柔和，草木青翠。指揮台上的人在唱歌、演講，可我們聽不到。我們就坐在那兒，麵麵相覷。隻有幾種可能：不管用什麽方法，他們會把我們殺死在這兒；他們根本就不理會我們；或者，我們聚集在這兒，就能讓他們住手，住手，住手！可是，我們誰也不相信最後一種可能。但我們都希望去相信。我們坐在那兒，看著剛到的人，他們有的手持越共的旗幟，有的舉著毛澤東的畫像，有的舉著寫有華盛頓、尼克鬆和“老魔鬼”軍工複合體罪行的標牌。沒錯，魔鬼都有其生存之道。我們大多數人都保持沉默。奴隸之間是談不上相互尊重的。在那一天，我們當中的年輕人感覺自己就像奴隸——那些活著的和想活下去的人，他們的政府巴不得殺了他們，寧願殺了他們也不願聽他們表達。年輕人坐在那裏，無聲、無力、害怕；年長的人坐在那裏，忍受著關節炎、風濕痛。然後，就結束了。沒有人發表演講，我們成千上萬的人就那樣朝大都會運輸署走去。沒有人往前衝，因為沒有意義。人們走著，走著，仿佛走向教堂一般，仿佛真的是朝教堂走去。過了一會兒，我們到了地鐵站。我還記得當時在想，他們是怎麽管理地鐵係統的？站台很擁擠，但無人推搡，也無人喧嘩。我們成群地走進地鐵商店，買了三明治。然後，米拉、本、伊索、克拉麗莎、凱拉還有巴特一起去了瓦爾家——她們是在路上遇到巴特的。此外，格蘭特和其他人也在那裏。他們在瓦爾家裏看電視，一個頻道接一個頻道地看著同樣的新聞。他們一邊喝咖啡，一邊吃三明治，間或有一個人說：“他們必須要聽，我們有那麽多人。”然後，就是一陣沉默。恐怕我們想得太簡單了。殺害孩子的就是他們，是他們殺害了那些黃皮膚、黑皮膚、紅皮膚和白皮膚的孩子。是他們，而不是我們。我們站起來反對他們。我們證明了自己的純潔。貧窮的我們，就算過得好，也不是因為利用了非洲或亞洲的人民；我們的友誼對美孚石油公司在安哥拉的持股，或福特公司在武器上所獲的利潤並沒有直接影響。至少，我們希望如此。要嘲笑我們的道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都可以自嘲。可我們還能做什麽呢？衝擊五角大樓嗎？你覺得那樣有用嗎？如果那樣就能阻止殺戮，那麽我們願意變得更貧窮，如同以前那樣貧窮。
這些紛亂的問題，並沒有答案。至少我不知道答案。幾天後，俄亥俄州的州長在候選人初選中被打敗了——那天他還派出了國民警衛隊。米拉轉身對著本大喊：“看到了嗎？！看到了嗎？！全國人民都和我們看法相同！”
本平靜而又冷酷地說：“他本該輸得更慘的。他的所作所為反倒提升了他的知名度。”
米拉轉頭看著電視，臉色蒼白。
但那是之後的事了。當時，他們都坐在瓦爾家的廚房裏，談論集會人群的規模、空中拍照的場麵，試圖估計有多少人。他們真的都圍坐在那裏，消磨時間，等著看十一點的新聞。他們都希望自己有發聲的權利。不是希望能感覺好一點兒，因為這不可能；也不是希望覺得自己有多強大，因為這也不可能。他們希望感到自己參與了一場意義深遠的行動。他們已經獻上了祭品，正等待著小小的回報。
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之中，電話響了，大家都愣在那裏，無人說話。瓦爾穿過大家，走到牆邊，默默地接起電話。我們都聽到了電話中傳出的聲音，因為那是一個小姑娘在尖聲大喊：“媽咪，媽咪！”
“怎麽了，克麗絲？”瓦爾整個身體都繃緊了。米拉注意到，她的手指絞成一團，沒了血色。但她的聲音還很平靜。
“媽咪！”克麗絲尖叫著，“我被強奸了！”
瓦爾一直覺得呼吸有些不順暢，並且胸痛不止。她認定這隻是因為單純的操心，也可能因為更深層的焦慮。她已經放下了學校的工作，專心忙起反戰委員會的事，沒有人注意或者在乎她正在看的那些報道，這令她愧疚、沮喪不已，甚至感到憤怒。過去的幾個月情況不怎麽好。她沒時間深思。她很忙，整天跟十個不同的團體混在一起，可是，情況不妙。她感覺，自己正在跟所謂的“生活”漸行漸遠，但她也沒辦法。總得有人關心那些在東南亞被屠殺的人。
那天，天氣不錯，開完會後，她決定去哈佛廣場走一走再回家。她什麽也不需要，隻需要散一散步。可能就是缺乏鍛煉，煙抽多了，沒什麽的。散散步不錯，除了散步也沒什麽別的能做的了。她悠閑地走著，東逛逛，西看看——這對她來說是一種奢侈。她逛了一家書店，買了張唱片，又去超市買了一斤意大利麵。得閑出來逛一逛，這種感覺真好。她覺得呼吸順暢了一些，感到自己臉上綻開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她往家走時，天色已晚。行人的臉朦朧而歡快，他們從她身邊走過，就像一個個充滿生命力的小圓點，沿著昏暗的街道跳動。他們的歡聲笑語忽前忽後地飄散開去。她想，街上行人的感受有多重要呢？在華沙，人們行色匆匆；在華盛頓，人們走路時不會歡快地輕聲細語。她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在哼歌，她打算以後要經常這樣，開開心心的，多好。
是呀，她要經常這樣，她每天都可以哼歌。可是今晚，她還得回家準備下午的會議報告。不過，她要先做一些意大利麵醬，把胡蘿卜、洋蔥、大蒜和香芹切成薄片，和西紅柿一起燉，加些鹽、胡椒、羅勒和牛至，再加入幾天前做的牛肉汁和牛肉塊一起燉——想想都要流口水了。她還要聽聽新買的唱片，要寫信給克麗絲——她已經兩周沒寫信了，真說不過去——然後穿上溫暖的睡袍，坐下來寫那討厭的報告。她寫報告的時候，要盡量平靜下來。她要平靜地抗議美國對柬埔寨的入侵，可她腦中充斥著今天下午聽說的各種故事及看到的景象。人們，世界各地的人們，隻想生存。可那些發動戰爭的人到底想要什麽？她覺得那是她永遠都無法理解的。
她哼著歌，炒了菜，蓋上鍋蓋，給自己倒了杯酒，穿過廚房，打開電視看晚間新聞。時間還早，電視上放的是舊新聞。她沒去管它，一邊做意麵醬，一邊收拾桌子，不時喝兩口酒。菜還在鍋裏燉著，聞起來很香，她揭開鍋蓋來聞——她總喜歡這樣做。這時，她聽到有人說話，她聽到了，不可能有別人，可就是有人在說話。她轉身看了看電視屏幕，是那裏麵傳出的聲音。她不敢相信眼前的畫麵是真的，可它就是發生了，有現場的圖像，就發生在她眼前。圖像定住了，有人指著一件襯衫滿是血汙的領子在說著什麽，就好像還有什麽可說的似的。她聽到一聲淒厲的尖叫，是從她腦後傳來的，她聽得出來，那是一個女人痛苦的尖叫聲。當她定睛再看時，廚房地板上全是血。
那時，我們不知道那還隻是開始。那是噩夢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裏，你能夠真切地看到，能夠用手觸摸得到。除了杜克，許多人都能感受到當前形勢的岌岌可危，但無法說清問題的症結。有時候，當我走在沙灘上時，似乎一切都很安靜、很安寧，我忍不住想噩夢究竟何時會來。我覺得噩夢就像地球內部的岩漿，一直都在，隻是偶爾會張開那殺人的巨口，噴發一次。
瓦爾終於回過神來。她不再尖叫，但哭泣不已。她俯下身去擦被她灑了一地的意麵醬，淚流滿麵。她蹲下來，掩麵而泣，無法相信，也無法不相信，最後，她放聲慟哭：“我們正在殺害自己的孩子！我們正在殺害自己的孩子啊！”
電話不停地響。不停地開會。那些天發生的事情一片混亂，回蕩在我的腦海裏。突然間，鎮上那些分散的和平小組成為一個大組織。突然，它們的成員就增加了，甚至翻倍了。幾天後——是幾天後吧？有人在傑克遜州立大學[14]殺害學生，凶手也說自己被逼無奈，也在抱怨，仿佛他們要是可以在不消滅黑人學生的情況下消滅白人學生就好了。
大家走路都恍恍惚惚的。有人覺得，苦難時期已經到來，比《一九八四》裏還糟糕的事情發生了。政府官員——就像選阿道夫希特勒那樣被選舉出來的政府官員，突然就變成了一群殺人犯。我們得知時，木已成舟。年輕一點兒的學生幾近歇斯底裏。下一個會是誰呢？他們能夠殺害學生，也就能殺害我們。年紀稍大的人走路時也小心翼翼，擔心下一個會輪到自己。做母親的更是警惕，那些被殺死的也可能會是她們的孩子。他們隻會來封電報，說很不幸，這是一次事故。三年的把屎把尿，十五年的辛苦培養，長到十九歲，健健康康，眉清目秀，這一切都付諸東流。有呼吸的人一下變成了沒有呼吸的屍體，就這麽完了。
有人寫信，有人發電報。和平小組在哈佛廣場中設了一張桌子，幫人發電報，每封一美元，隻需要填一張表格。那些在一兩年前還聲稱自己知道軍火庫，嚷嚷著要革命的人，此時也啞口無言，隻是張皇四顧。有人在街上遊行，我們聚集在劍橋的公地，聽著喇叭裏傳出的演講，卻聽不清楚演講的內容。但是無所謂。年齡大一點兒的人，昂首挺胸；年輕人，畏畏縮縮，警惕地觀察著眼前的情況——畢竟他們付出了更大的代價。突然間，有人從暗處往人群中扔小煙盒，人們四下逃竄。有人大膽地打開其中一個用透明膠帶密封好的煙盒，發現裏麵是三四隻大麻煙卷。大家就成群聚集在一起，將煙點燃，但仍然很警惕。大麻中有可能摻了火藥嗎？聯邦調查局有那麽聰明嗎？遊行開始了，從芒特奧本街到馬薩街，穿過橋，進入波士頓，從聯邦到公地。一路上，人們駐足觀望，有穿西服、拿相機的人，也有穿工裝、表情沉重的人。人們感到全世界都布滿了聯邦調查局的線人。人們一邊行進，一邊說笑，可是，每當頭頂有直升機掠過，年輕人都會身體一顫。我們中的一些人走到伯克利的人民公園時，有人朝人群中扔了催淚瓦斯。我們心知肚明。
我們到了公地，漫無目的地穿過去，看上去像有幾百萬人。我們找了一塊空地坐下，在草坪上休息。陽光很溫暖，空氣很柔和，草木青翠。指揮台上的人在唱歌、演講，可我們聽不到。我們就坐在那兒，麵麵相覷。隻有幾種可能：不管用什麽方法，他們會把我們殺死在這兒；他們根本就不理會我們；或者，我們聚集在這兒，就能讓他們住手，住手，住手！可是，我們誰也不相信最後一種可能。但我們都希望去相信。我們坐在那兒，看著剛到的人，他們有的手持越共的旗幟，有的舉著毛澤東的畫像，有的舉著寫有華盛頓、尼克鬆和“老魔鬼”軍工複合體罪行的標牌。沒錯，魔鬼都有其生存之道。我們大多數人都保持沉默。奴隸之間是談不上相互尊重的。在那一天，我們當中的年輕人感覺自己就像奴隸——那些活著的和想活下去的人，他們的政府巴不得殺了他們，寧願殺了他們也不願聽他們表達。年輕人坐在那裏，無聲、無力、害怕；年長的人坐在那裏，忍受著關節炎、風濕痛。然後，就結束了。沒有人發表演講，我們成千上萬的人就那樣朝大都會運輸署走去。沒有人往前衝，因為沒有意義。人們走著，走著，仿佛走向教堂一般，仿佛真的是朝教堂走去。過了一會兒，我們到了地鐵站。我還記得當時在想，他們是怎麽管理地鐵係統的？站台很擁擠，但無人推搡，也無人喧嘩。我們成群地走進地鐵商店，買了三明治。然後，米拉、本、伊索、克拉麗莎、凱拉還有巴特一起去了瓦爾家——她們是在路上遇到巴特的。此外，格蘭特和其他人也在那裏。他們在瓦爾家裏看電視，一個頻道接一個頻道地看著同樣的新聞。他們一邊喝咖啡，一邊吃三明治，間或有一個人說：“他們必須要聽，我們有那麽多人。”然後，就是一陣沉默。恐怕我們想得太簡單了。殺害孩子的就是他們，是他們殺害了那些黃皮膚、黑皮膚、紅皮膚和白皮膚的孩子。是他們，而不是我們。我們站起來反對他們。我們證明了自己的純潔。貧窮的我們，就算過得好，也不是因為利用了非洲或亞洲的人民；我們的友誼對美孚石油公司在安哥拉的持股，或福特公司在武器上所獲的利潤並沒有直接影響。至少，我們希望如此。要嘲笑我們的道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都可以自嘲。可我們還能做什麽呢？衝擊五角大樓嗎？你覺得那樣有用嗎？如果那樣就能阻止殺戮，那麽我們願意變得更貧窮，如同以前那樣貧窮。
這些紛亂的問題，並沒有答案。至少我不知道答案。幾天後，俄亥俄州的州長在候選人初選中被打敗了——那天他還派出了國民警衛隊。米拉轉身對著本大喊：“看到了嗎？！看到了嗎？！全國人民都和我們看法相同！”
本平靜而又冷酷地說：“他本該輸得更慘的。他的所作所為反倒提升了他的知名度。”
米拉轉頭看著電視，臉色蒼白。
但那是之後的事了。當時，他們都坐在瓦爾家的廚房裏，談論集會人群的規模、空中拍照的場麵，試圖估計有多少人。他們真的都圍坐在那裏，消磨時間，等著看十一點的新聞。他們都希望自己有發聲的權利。不是希望能感覺好一點兒，因為這不可能；也不是希望覺得自己有多強大，因為這也不可能。他們希望感到自己參與了一場意義深遠的行動。他們已經獻上了祭品，正等待著小小的回報。
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之中，電話響了，大家都愣在那裏，無人說話。瓦爾穿過大家，走到牆邊，默默地接起電話。我們都聽到了電話中傳出的聲音，因為那是一個小姑娘在尖聲大喊：“媽咪，媽咪！”
“怎麽了，克麗絲？”瓦爾整個身體都繃緊了。米拉注意到，她的手指絞成一團，沒了血色。但她的聲音還很平靜。
“媽咪！”克麗絲尖叫著，“我被強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