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事情確實發生了，一切可能性剛剛打開，似乎一切皆有可能，接著，一切又都關閉了。膨脹，然後收緊。你終會明白的。可瓦爾也說過，為什麽每種秩序非得永恒呢？正是這個問題讓我來到了海邊。我看到自己手裏拿著的蒲公英嫩芽。它們是怎麽來到我手上的，你知道嗎？
如果有膨脹和收緊，那麽，還會再有膨脹。不然接下來就是死亡。這是自然法則。就算現在不是，將來也會是。
瓦爾死了。這件事情就發生在我們眼皮子底下，我們卻渾然不知。隻有需要找她傾訴的時候，米拉才會想起她。不，這麽說不公平。瓦爾對她來說很重要，對她們所有人都是，隻是沒有她期望的以及她們期望的那般重要而已。
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有一個年輕的黑人婦女，叫安妮塔莫羅，她白天當用人，晚上去東北地區上夜校。她想當一名老師（審判的時候，公訴人還嘲笑她，說安妮塔幾乎就是文盲）。一天晚上，安妮塔在上完課去車站的路上，一個男人襲擊了她。他來到她身後，掐住她的咽喉，把她拖進一條巷子。他把她放倒，掀起她的裙子，但安妮塔是在黑人街區長大的，她的包裏隨時揣著一把刀。她猛踢他的下巴，迅速翻身起來。他又抓住了她，於是她開始用刀刺他。她不停地往他身上刺，血和恐懼在她耳中跳動，吵鬧聲和她的尖叫聲引來了人們的注意。他們看見，他倒下了，她還在刺他，於是上前阻止。他們抓住她，叫來了警察。
她因為謀殺罪被起訴。那個男人來自一個體麵的白人家庭，他有妻子和六個兒子。刀是安妮塔的。公訴人說她是個妓女，是她引誘他到了小巷，她想搶劫他，他要走，她就拿刀刺他。法庭上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安妮塔是否受過教育。如果她去學校隻是為了攬生意，那她就是妓女，妓女是可以被強奸的。這些不言自明。
安妮塔接受了《波士頓鳳凰報》的采訪。據說，在采訪中，從她說話的語法和句法可以看出，她還頗有文學功底。報紙上引用了她的話：“我想回到學校。他們也沒辦法，那裏的老師們——也就是我們——很野蠻，我們不會聽的。可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學習過，你知道嗎？不過，我覺得我可以和孩子們聊天，因為我了解他們，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而且我能讓他們明白我所明白的。正如布萊克的詩裏所寫：‘我的母親呻吟，我的父親流淚——我一頭跳進這危險的世界……’你們都知道嬰兒是不會跳的。布萊克是在告訴我們，生命就是這麽來的——這樣跳出來，哪怕跳進危險中，甚至跳進猶如我童年一般可怕的環境裏，也在所不惜。那首詩後麵寫道：‘赤身裸體，無依無靠’——仿佛嬰兒的哭聲是某種音樂，就像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鳴笛。我知道那種感覺，所以我隨身帶刀。然後‘就像雲中的惡魔大呼大叫’，哇哦！他把嬰兒類比為魔鬼！哎，你我都知道，確實如此，是真的！”她笑了笑，然後繼續講詩歌。記者說，她當時的眼神很明亮。
他們讓鑒定人來判斷安妮塔的語法、句法和拚寫是否合格。遺憾的是，他們覺得她不合格，而且，他們說，她永遠不夠格當一名英語老師。他們以她是文盲為由，判了她謀殺罪。一群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從頭到尾參與了她的審判，瓦爾也在那裏。她被判刑的那一天，法院周圍拉起了警戒線。隻有《波士頓鳳凰報》報道了那件事，可是，報紙上是這群女權主義者一邊呐喊一邊揮舞標語的照片。安妮塔以一級謀殺罪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有一張她被帶出法庭的照片，照片上，她的表情像孩子般無辜，滿是困惑和恐懼。“他要強奸我，所以我才刺他的。”他們把她押送進警車之前，她對那群女人說。
瓦爾所在的群體很小，沒多少社會資源，但她們還是引起了聯邦調查局的注意，因為她們中滲入了一個聯邦調查局的線人。因為有她，他們才能得到消息。安妮塔的事激怒了那群人，她們計劃營救她。她們還精心安排了營救之後的事宜。她們打算讓各個同情女性的社會組織輪流接待她，直到這個案子完全平息，然後把她送往古巴或墨西哥，再找人幫她偽造身份，讓她可以在某個地方教書。那是一個在絕望中產生的瘋狂計劃。也許，她們並不指望這個計劃能奏效。也許，她們已經預見到會發生什麽事，並且希望它發生，以引起公眾的注意。
在安妮塔被押送至州監獄的那一天（因為她可能會對社會產生危害，所以沒有等她上訴），女人們從四麵八方聚過來。她們像普通女人一樣穿著裙子和牛仔褲，在街上閑逛，直到安妮塔被帶出來，準備被送走。她們突然聚攏成一圈，從裙子底下和外套裏掏出槍來。
可是，當局已經有所防範。磚牆的後麵藏著警察，一個，兩個，三個，他們拿著機關槍走出來——女人們隻有手槍——對著她們掃射。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越來越多的警察拿著機關槍衝出來。有兩個行人受傷，那六個女人全都死了。安妮塔被推進車裏，車子開走了。事情就是這樣。不過，那些警察往其中兩個人身上射了太多發子彈，結果屍體爆炸了，傷到了附近的警察。後來，據說那兩個女人拿了手榴彈，說也奇怪，那些手榴彈之前一直沒有爆炸。其中一具爆炸的屍體就是瓦爾的。有一個警察死了，有人為他舉行了葬禮，就連市長都親自參加了。另外一個活了下來，可他的臉和大腿上都留下了傷疤。
有很多人來參加瓦爾的葬禮。伊索說，也許有一半是聯邦調查局的線人，但我不這麽認為。我覺得瓦爾有很多秘密的朋友，她可能隻和他們說過一次話，但說的都是很真實的東西。我敢打賭，那個有強奸犯潛質的牧師也去了。霍沃德珀金斯也來了，還有瓦爾的前夫尼爾特魯瓦克斯也來了，是克麗絲帶他來的，她還介紹他給我們認識。克麗絲臉色蒼白，一副茫然無助的樣子。她的父親帥氣、優雅，有著恰到好處的灰白鬢角、健康的膚色和緊實的小腹（應該是經常打網球或壁球的緣故）。他和我們握手時不住地搖頭。他看著克麗絲，摸了摸她的頭，衝她笑著，撥亂她的發絲。克麗絲看著他，麵無表情。
“不負責任，簡直不負責任！她還有女兒要照顧……她總是這麽不負責任……”他看著遠處的雲，我們看著他。他轉向克麗絲，攬住她的肩：“親愛的，走吧，跟爸爸回家。”他笑著說，然後優雅地和我們道別。
克麗絲用茫然的眼神看了我們一眼。米拉回過神來，伸出手去，可他們已經轉過身，走遠了。克麗絲被肩上那隻大手壓著，看起來又瘦小又無助。
霍沃德珀金斯眨著眼朝我們走過來：“她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我覺得，她是因為更年期失去了理智。女人都這樣，不是嗎？她老了，對男人不再有吸引力了，她對他們的敵意被……”
“霍沃德，滾蛋。”米拉說。大家紛紛轉頭看她。霍沃德憤憤地看了她一眼，消失在人群裏。
這群朋友一直等待著，直到人群漸漸散去。本也在那兒，他攬著米拉的肩。還有哈利、伊索、克拉麗莎、凱拉、塔德、格蘭特和巴特。塔德看上去笨拙而又迷茫；格蘭特凶巴巴的；巴特目送克麗絲和她父親走遠，轉身麵向米拉，聳了聳肩，攤開雙手：“其實什麽也沒有改變。”他大聲說。她握住他的手說：“是啊，是啊。或許到我們的下一代，會改變吧。”
這群人慢慢地朝他們的車走去，一路上沉默不語。然後，本、塔德和格蘭特上了哈利的車，伊索、凱拉和克拉麗莎上了米拉的車，兩輛車相繼駛離，送他們回去。每個人都獨自回到了家。
米拉拿出白蘭地，坐在電話旁，把臉埋進掌心。電話並沒有響。葬禮上，本攬住她肩膀的手喚回了一切：溫暖的愛情，以及這愛情對可怕生活的慰藉。她拿起聽筒，撥了本的電話號碼。電話響了又響，最後，她掛了。她覺得自己有些發狂。她努力地回憶他們之間的所有爭吵，回憶她搬出來解釋他們分手的每個理由，那些話，那些她說給自己聽的話，那些她想用來解釋，想徹底說明白他們為什麽要分手的話。如今看來，這一切顯得很可笑。那團炸開的血肉被塞進墳墓裏，然後墳前被寫上“瓦爾”這個名字——那個穿大喜吉裝、高舉酒杯的瓦爾，那個朗聲大笑、揚起眉頭的瓦爾，那個不可能被鎮壓、如今卻被鎮壓了的瓦爾。米拉和本也將麵臨同樣的命運。本是那麽耀眼，他結實的手臂上覆蓋著細細的汗毛，頭發像青草一樣蓬鬆茂密，他那充滿生氣的棕色眼睛，他的笑聲……她又拿起電話撥了一遍號碼。還是沒人接。生命太過短暫，太過殘酷，令人無法放棄愛情，哪怕擁有愛情就意味著失去其他的一切。她又倒了一杯白蘭地，又打了一次電話。仍然沒人接。
假如他們的愛情像她第一段婚姻那樣結束怎麽辦？假如她在四十一二歲的時候生了孩子，沒有寫成論文，或者寫了論文並拿到了學位，可後來還是去了非洲，一邊納涼，一邊看著她的孩子蹲在院子裏觀察一株奇異的花朵。那也可能不會結束。他們的愛情還是那麽重要，那麽溫暖，他們也許會永遠為彼此興奮，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裏，他們也許會一直保有對對方肉體的欲望；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裏，他們也許會帶著不變的興趣和渴望每天相見……
真可笑，可笑。正因為現實不會如此發展，所以這才成為理想，然後又從理想演變為一種永遠無法達到的標準。
她感到無比孤獨，於是站起來，穿上外套，拿上酒瓶，開車去了伊索家。凱拉和克拉麗莎已經在那兒了。她們都一言不發地坐著。她把酒瓶遞過去。她們斟上酒，舉起酒杯：“敬瓦爾。”她們說著，啜了口酒。
“沒什麽可說的，無話可說。”有人說了一句。
沉默如同壽衣一般包裹住她的身體，就像消過毒的白色繃帶，纏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她變得幹淨、雪白、清潔、純淨，直到她的血流幹了，炸開的血肉被蓋住，直到屍臭味退去，直到她幹淨、得體，能被公眾接受。一架幹屍躺在桌子上參加葬禮，它的出現就是一種承諾，一種保證，保證她不再產生威脅，不再怒發衝冠地站起來，手裏拿著刀，大叫著：“不！不！在你接受現實之前，殺啊！”
“是啊，可是她接受了。她接受了自己的滅亡，正如她曾經是斯特拉達拉斯那樣的女人。”
“可是，不那麽做又能怎麽辦，是吧？不管鬥爭還是屈服，不管爬上峭壁還是鑽入岩洞，那都是你的命，是你創造了你的命運，所以就得負責到底，是吧？”
“可是，呸，我們不必那麽做，不必給她貼標簽，不必去定義她，幫著把她送進那個冷庫，她這樣，她那樣，她——像訃告一樣簡潔。”
流言吸幹了她的汁液，就像魚販用牛皮紙來包一條被取了內髒、割了頭、去了鱗的魚。
“但也別忘了她。你知道嗎，希臘語中的‘真相’，並不是‘謊言’的反義詞，而是‘遺忘’的反義詞。真相是被記住的東西。”
“沒錯。那我們就說，她是為真相而死，是因真相而死的。隻是，有些真相，是致命的疾病。”
“所有的真相都是致命的疾病。”
她們又一次碰杯，然後一飲而盡。
如果有膨脹和收緊，那麽，還會再有膨脹。不然接下來就是死亡。這是自然法則。就算現在不是，將來也會是。
瓦爾死了。這件事情就發生在我們眼皮子底下，我們卻渾然不知。隻有需要找她傾訴的時候，米拉才會想起她。不，這麽說不公平。瓦爾對她來說很重要，對她們所有人都是，隻是沒有她期望的以及她們期望的那般重要而已。
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有一個年輕的黑人婦女，叫安妮塔莫羅，她白天當用人，晚上去東北地區上夜校。她想當一名老師（審判的時候，公訴人還嘲笑她，說安妮塔幾乎就是文盲）。一天晚上，安妮塔在上完課去車站的路上，一個男人襲擊了她。他來到她身後，掐住她的咽喉，把她拖進一條巷子。他把她放倒，掀起她的裙子，但安妮塔是在黑人街區長大的，她的包裏隨時揣著一把刀。她猛踢他的下巴，迅速翻身起來。他又抓住了她，於是她開始用刀刺他。她不停地往他身上刺，血和恐懼在她耳中跳動，吵鬧聲和她的尖叫聲引來了人們的注意。他們看見，他倒下了，她還在刺他，於是上前阻止。他們抓住她，叫來了警察。
她因為謀殺罪被起訴。那個男人來自一個體麵的白人家庭，他有妻子和六個兒子。刀是安妮塔的。公訴人說她是個妓女，是她引誘他到了小巷，她想搶劫他，他要走，她就拿刀刺他。法庭上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安妮塔是否受過教育。如果她去學校隻是為了攬生意，那她就是妓女，妓女是可以被強奸的。這些不言自明。
安妮塔接受了《波士頓鳳凰報》的采訪。據說，在采訪中，從她說話的語法和句法可以看出，她還頗有文學功底。報紙上引用了她的話：“我想回到學校。他們也沒辦法，那裏的老師們——也就是我們——很野蠻，我們不會聽的。可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學習過，你知道嗎？不過，我覺得我可以和孩子們聊天，因為我了解他們，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而且我能讓他們明白我所明白的。正如布萊克的詩裏所寫：‘我的母親呻吟，我的父親流淚——我一頭跳進這危險的世界……’你們都知道嬰兒是不會跳的。布萊克是在告訴我們，生命就是這麽來的——這樣跳出來，哪怕跳進危險中，甚至跳進猶如我童年一般可怕的環境裏，也在所不惜。那首詩後麵寫道：‘赤身裸體，無依無靠’——仿佛嬰兒的哭聲是某種音樂，就像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鳴笛。我知道那種感覺，所以我隨身帶刀。然後‘就像雲中的惡魔大呼大叫’，哇哦！他把嬰兒類比為魔鬼！哎，你我都知道，確實如此，是真的！”她笑了笑，然後繼續講詩歌。記者說，她當時的眼神很明亮。
他們讓鑒定人來判斷安妮塔的語法、句法和拚寫是否合格。遺憾的是，他們覺得她不合格，而且，他們說，她永遠不夠格當一名英語老師。他們以她是文盲為由，判了她謀殺罪。一群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從頭到尾參與了她的審判，瓦爾也在那裏。她被判刑的那一天，法院周圍拉起了警戒線。隻有《波士頓鳳凰報》報道了那件事，可是，報紙上是這群女權主義者一邊呐喊一邊揮舞標語的照片。安妮塔以一級謀殺罪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有一張她被帶出法庭的照片，照片上，她的表情像孩子般無辜，滿是困惑和恐懼。“他要強奸我，所以我才刺他的。”他們把她押送進警車之前，她對那群女人說。
瓦爾所在的群體很小，沒多少社會資源，但她們還是引起了聯邦調查局的注意，因為她們中滲入了一個聯邦調查局的線人。因為有她，他們才能得到消息。安妮塔的事激怒了那群人，她們計劃營救她。她們還精心安排了營救之後的事宜。她們打算讓各個同情女性的社會組織輪流接待她，直到這個案子完全平息，然後把她送往古巴或墨西哥，再找人幫她偽造身份，讓她可以在某個地方教書。那是一個在絕望中產生的瘋狂計劃。也許，她們並不指望這個計劃能奏效。也許，她們已經預見到會發生什麽事，並且希望它發生，以引起公眾的注意。
在安妮塔被押送至州監獄的那一天（因為她可能會對社會產生危害，所以沒有等她上訴），女人們從四麵八方聚過來。她們像普通女人一樣穿著裙子和牛仔褲，在街上閑逛，直到安妮塔被帶出來，準備被送走。她們突然聚攏成一圈，從裙子底下和外套裏掏出槍來。
可是，當局已經有所防範。磚牆的後麵藏著警察，一個，兩個，三個，他們拿著機關槍走出來——女人們隻有手槍——對著她們掃射。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越來越多的警察拿著機關槍衝出來。有兩個行人受傷，那六個女人全都死了。安妮塔被推進車裏，車子開走了。事情就是這樣。不過，那些警察往其中兩個人身上射了太多發子彈，結果屍體爆炸了，傷到了附近的警察。後來，據說那兩個女人拿了手榴彈，說也奇怪，那些手榴彈之前一直沒有爆炸。其中一具爆炸的屍體就是瓦爾的。有一個警察死了，有人為他舉行了葬禮，就連市長都親自參加了。另外一個活了下來，可他的臉和大腿上都留下了傷疤。
有很多人來參加瓦爾的葬禮。伊索說，也許有一半是聯邦調查局的線人，但我不這麽認為。我覺得瓦爾有很多秘密的朋友，她可能隻和他們說過一次話，但說的都是很真實的東西。我敢打賭，那個有強奸犯潛質的牧師也去了。霍沃德珀金斯也來了，還有瓦爾的前夫尼爾特魯瓦克斯也來了，是克麗絲帶他來的，她還介紹他給我們認識。克麗絲臉色蒼白，一副茫然無助的樣子。她的父親帥氣、優雅，有著恰到好處的灰白鬢角、健康的膚色和緊實的小腹（應該是經常打網球或壁球的緣故）。他和我們握手時不住地搖頭。他看著克麗絲，摸了摸她的頭，衝她笑著，撥亂她的發絲。克麗絲看著他，麵無表情。
“不負責任，簡直不負責任！她還有女兒要照顧……她總是這麽不負責任……”他看著遠處的雲，我們看著他。他轉向克麗絲，攬住她的肩：“親愛的，走吧，跟爸爸回家。”他笑著說，然後優雅地和我們道別。
克麗絲用茫然的眼神看了我們一眼。米拉回過神來，伸出手去，可他們已經轉過身，走遠了。克麗絲被肩上那隻大手壓著，看起來又瘦小又無助。
霍沃德珀金斯眨著眼朝我們走過來：“她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我覺得，她是因為更年期失去了理智。女人都這樣，不是嗎？她老了，對男人不再有吸引力了，她對他們的敵意被……”
“霍沃德，滾蛋。”米拉說。大家紛紛轉頭看她。霍沃德憤憤地看了她一眼，消失在人群裏。
這群朋友一直等待著，直到人群漸漸散去。本也在那兒，他攬著米拉的肩。還有哈利、伊索、克拉麗莎、凱拉、塔德、格蘭特和巴特。塔德看上去笨拙而又迷茫；格蘭特凶巴巴的；巴特目送克麗絲和她父親走遠，轉身麵向米拉，聳了聳肩，攤開雙手：“其實什麽也沒有改變。”他大聲說。她握住他的手說：“是啊，是啊。或許到我們的下一代，會改變吧。”
這群人慢慢地朝他們的車走去，一路上沉默不語。然後，本、塔德和格蘭特上了哈利的車，伊索、凱拉和克拉麗莎上了米拉的車，兩輛車相繼駛離，送他們回去。每個人都獨自回到了家。
米拉拿出白蘭地，坐在電話旁，把臉埋進掌心。電話並沒有響。葬禮上，本攬住她肩膀的手喚回了一切：溫暖的愛情，以及這愛情對可怕生活的慰藉。她拿起聽筒，撥了本的電話號碼。電話響了又響，最後，她掛了。她覺得自己有些發狂。她努力地回憶他們之間的所有爭吵，回憶她搬出來解釋他們分手的每個理由，那些話，那些她說給自己聽的話，那些她想用來解釋，想徹底說明白他們為什麽要分手的話。如今看來，這一切顯得很可笑。那團炸開的血肉被塞進墳墓裏，然後墳前被寫上“瓦爾”這個名字——那個穿大喜吉裝、高舉酒杯的瓦爾，那個朗聲大笑、揚起眉頭的瓦爾，那個不可能被鎮壓、如今卻被鎮壓了的瓦爾。米拉和本也將麵臨同樣的命運。本是那麽耀眼，他結實的手臂上覆蓋著細細的汗毛，頭發像青草一樣蓬鬆茂密，他那充滿生氣的棕色眼睛，他的笑聲……她又拿起電話撥了一遍號碼。還是沒人接。生命太過短暫，太過殘酷，令人無法放棄愛情，哪怕擁有愛情就意味著失去其他的一切。她又倒了一杯白蘭地，又打了一次電話。仍然沒人接。
假如他們的愛情像她第一段婚姻那樣結束怎麽辦？假如她在四十一二歲的時候生了孩子，沒有寫成論文，或者寫了論文並拿到了學位，可後來還是去了非洲，一邊納涼，一邊看著她的孩子蹲在院子裏觀察一株奇異的花朵。那也可能不會結束。他們的愛情還是那麽重要，那麽溫暖，他們也許會永遠為彼此興奮，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裏，他們也許會一直保有對對方肉體的欲望；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裏，他們也許會帶著不變的興趣和渴望每天相見……
真可笑，可笑。正因為現實不會如此發展，所以這才成為理想，然後又從理想演變為一種永遠無法達到的標準。
她感到無比孤獨，於是站起來，穿上外套，拿上酒瓶，開車去了伊索家。凱拉和克拉麗莎已經在那兒了。她們都一言不發地坐著。她把酒瓶遞過去。她們斟上酒，舉起酒杯：“敬瓦爾。”她們說著，啜了口酒。
“沒什麽可說的，無話可說。”有人說了一句。
沉默如同壽衣一般包裹住她的身體，就像消過毒的白色繃帶，纏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她變得幹淨、雪白、清潔、純淨，直到她的血流幹了，炸開的血肉被蓋住，直到屍臭味退去，直到她幹淨、得體，能被公眾接受。一架幹屍躺在桌子上參加葬禮，它的出現就是一種承諾，一種保證，保證她不再產生威脅，不再怒發衝冠地站起來，手裏拿著刀，大叫著：“不！不！在你接受現實之前，殺啊！”
“是啊，可是她接受了。她接受了自己的滅亡，正如她曾經是斯特拉達拉斯那樣的女人。”
“可是，不那麽做又能怎麽辦，是吧？不管鬥爭還是屈服，不管爬上峭壁還是鑽入岩洞，那都是你的命，是你創造了你的命運，所以就得負責到底，是吧？”
“可是，呸，我們不必那麽做，不必給她貼標簽，不必去定義她，幫著把她送進那個冷庫，她這樣，她那樣，她——像訃告一樣簡潔。”
流言吸幹了她的汁液，就像魚販用牛皮紙來包一條被取了內髒、割了頭、去了鱗的魚。
“但也別忘了她。你知道嗎，希臘語中的‘真相’，並不是‘謊言’的反義詞，而是‘遺忘’的反義詞。真相是被記住的東西。”
“沒錯。那我們就說，她是為真相而死，是因真相而死的。隻是，有些真相，是致命的疾病。”
“所有的真相都是致命的疾病。”
她們又一次碰杯，然後一飲而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