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走進清華園</h2>
1925年，隆冬。
薄霧輕啟，天色微明。慘淡的星光下，一個單薄瘦削的中年人攜一黃發碧眼的幼兒，悄然離開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暗灰色的公寓，冒著清晨凜冽的寒風，乘車向大街盡頭駛去。兩天後，二人轉乘的汽車穿越卡納比埃爾街 canebiere），很快抵達碧海青天、雲飛浪卷的馬賽港。中年人提著行李，深吸了一口帶有海腥味的空氣，健步踏上停泊在港灣的豪華郵輪，身後的幼兒既興奮又好奇地隨即跟進。陣陣汽笛聲中，一老一少作別歐洲大陸，穿越波滾浪湧的地中海，向闊別日久的東方故國駛來。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現在北京西郊清華園荷塘的岸邊，他那清臒的麵容與擺動的灰布長衫，隨著微風飄拂的花香，很快進入學界的視野。
——時年三十七歲的陳寅恪受好友吳宓舉薦、清華校長曹雲祥聘請，告別長達十六年的海外遊學生涯，來到這所浸潤著歐風美雨的大師之園，以教授身份，開始了傳道、授業、解惑的人生之旅。
成立於1911年的清華學堂，翌年改為清華學校。因學校是由“庚子賠款”資助起家，在最初的十幾年中，一直作為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而設置。學生進入清華園，主要學習英文和一些歐美文化知識，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學相對薄弱。1924年初，在各方鼓噪和社會大潮湧動中，清華學校進行改革，正式啟動“改辦大學”程序。這年10月，根據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草擬的組織綱要，決定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建研究院。由於財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諸方麵的限製，最終決定研究院先設國學門一科，也就是後來被社會廣泛稱謂的國學研究院，培養目標是“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學科範圍包括中國曆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考古學等，同時吸收歐美、日本等國際學術前沿的優秀成果，重建中國傳統學術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提出的：“故今即開辦研究院，而專修國學。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1
原清華園大門.
計劃既定，清華校長曹雲祥立即動員原遊美學務處第二批庚款留學生，以第55名成績放洋美國，並於1917年歸國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學院哲學教授胡適（字適之），到籌建中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主持院務。時年三十四歲，尚不算糊塗的胡氏立即推辭，表示隻做顧問不就院長，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製，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術論文的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聽罷深以為然，當場表示請胡出任導師，廣招天下士子名流，親身示範，以保留、綿延中國文化之血脈雲雲。盡管胡適此時的學問日益精進，地位和名聲在新派學界如日中天，但他畢竟算是個心中有數之人，麵對曹校長的一番抬舉，並未得意忘形，更沒敢輕視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等諸位前賢大儒的真實存在，忽略其作為文化昆侖在天下儒林所展現的“高山仰止”的偉岸身影。他清醒且謙虛地說道：“非第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2曹校長見對方態度誠懇，又覺此言甚在情理，於是決定按胡適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諸行動。
1925年2月，在曹雲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三十二歲的吳宓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
按照當初胡適的建議，曹雲祥讓吳宓拿著自己簽發的聘書前往幾位大師住處一一聘請。曾任宣統朝五品“南書房行走”之職、時年四十九歲的王國維，作為清王朝最後一位皇帝——溥儀的“帝師”，自然屬於舊派人物。此前，曹雲祥曾托胡適向王氏轉交過一封非正式的印刷體聘書，並讓胡對王就研究院性質與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釋說明。聘書送到後，胡適怕這位性格內向的學術大師優柔寡斷，又動用自己的汽車專門拉著王國維在清華園轉了一圈。王氏見園內風景優美，學校頗具規模與秩序，始有進清華的念頭。此次吳宓在登門之前，對王氏這位清朝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做了調查研究，認為還是按老禮節行事方能把事情辦成。2月23日，吳宓持清華校長曹雲祥簽發的聘書來到北京城內地安門織染局十號王國維宅院，待進得廳堂，見到坐在椅子上的王國維，先行三鞠躬禮，而後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國維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動，覺得眼前這個吃過洋麵包的年輕人，居然把自己當作一個有身份的前輩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頓覺有了麵子，心中頗為舒暢痛快，當場答應下來。據《吳宓日記》載：“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係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3
王國維雖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從，像這樣工作調動之大事還得按舊規矩向“皇帝”稟報，看“上麵”是否“恩準”，然後才能正式決定行止，否則有失體統。於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獨自憋了些時日，又偷偷跑到天津日租界張園“行在辦事處”，見到遜帝溥儀（南按：時溥儀已被馮玉祥部隊逐出紫禁城），最後“麵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4，才放下心來，回到居處收拾行李，於4月17日攜家人遷往清華園古月堂居住（秋遷入西院十六、十八號），就任國學研究院教授之職。
王氏到校，立即在師生間引起轟動。鑒於他在國學界如雷貫耳的顯赫聲名，校長曹雲祥有意請其出任研究院院長一職，王卻以“院長須總理院中大小事宜，堅辭不就，執意專任教授”。曹校長想到吳宓在籌備過程中精明能幹，頗有些組織能力，便與之商議，請他出任院長。為人謙恭的吳宓表示不能接受如此顯耀的職務，淩駕於王、梁等國學大師之上，曹雲祥心領神會，采取變通之法，改聘吳氏為國學研究院主任。5
進清華前的王國維
與王國維處事風格不同的是，時年五十三歲的梁啟超一見吳宓送達的聘書，極其痛快地接受了。梁氏盡管年過半百，思想不再像當年“公車上書”時，憑一介書生之血氣與康有為等舉子在北京城奔走呼號，掀起著名的“康梁變法”滔天巨浪那樣激進，且已有保守之嫌，但憑借他那明快暢達、開一代學風的《飲冰室文集》和現代史學的奠基之作《中國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動的學術大師地位。當時中國學界曾稱“太炎為南方學術界的泰山，任公為北方學術界的北鬥”，南北兩大巨星相互映照，構成了20世紀上半葉史學星河中一道亮麗的風景。
王梁二位大師應聘後，按當初胡適的提議，清華方麵欲聘另一位名蓋當世，為天下士子服膺的國學大師，外號“章瘋子”的章太炎前來聚會。但自視甚高，目空天下士的章氏不願與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因為章在日本時，經常和梁啟超打筆墨官司。另外章氏公開反對甲骨文，說那是羅振玉串通奸商們鼓搗出的假冒偽劣產品，信它就是妄人，而王國維恰是跟從羅振玉習甲骨文，從中發現了殷商王朝的先公先王名號而震動學界、聞名於世的。因了這些瓜葛矛盾，章太炎得此禮聘，“瘋”勁頓起，當場將聘書摔在地上，並高聲示眾，以示決絕之態。自此，“章瘋子”失去了在清華園一展“瘋”采的機會，清華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師。
國學研究院既開，第一屆招收了38名學生，僅王梁二位導師顯然不足以應付。於是，清華教務長張彭春積極薦舉與自己同期留美，時年三十四歲，才情超群，知識廣博，號稱“漢語言學之父”的哈佛博士趙元任前來任教。曹校長聞知，欣然同意，立即發電聘請。正擔任國學研究院主任之職的吳宓，一看張氏薦舉了自己的同窗故舊，也不甘示弱，靈機一動，借機向曹雲祥推薦了自己在哈佛攻讀時的同學，這便是後來被譽為中國史學界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的陳寅恪。
原籍陝西涇陽的吳宓（字雨僧），1916年於清華學校畢業，次年赴美留學，初入弗吉尼亞大學，後轉入哈佛大學就讀。獲得學士學位後，繼入哈佛研究院師從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學。就在這個時候，來自江西義寧的陳寅恪經在美國哈佛就讀的表弟俞大維介紹，入哈佛大學師從東方語言學大師蘭曼nman）學習梵文與巴利文。既進哈佛校園，自然要與中國留學生結交，陳寅恪很快與薑立夫、梅光迪、湯用彤等輩相識，當然還有終身摯友吳宓。其間，由於陳寅恪、吳宓、湯用彤三人才華超群，成績卓著，引起中國留學生的矚目，一時有“哈佛三傑”之譽。而作為三傑之一的吳宓，則對陳寅恪的學問人品推崇備至，讚為人中之龍，相識不久即以師長待之。
吳宓有寫日記的習慣和毅力，也是日記高手，行文優美，議論獨到，內中充滿了真性情和對世事的深邃見解。與好論政治時勢的胡適日記大為不同，吳氏日記中珍貴的史料價值與引人入勝的“好看”程度，為學術界所推崇，是研究陳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據已整理出版的《吳宓日記》載，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讀碩士學位的吳氏受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之請，做《紅樓夢新談》演講。主要是“用西洋小說法程（原理、技術）來衡量《紅樓夢》，見得處處精上，結論是：《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小說，世界各國文學中未見其比”6。
當吳宓在講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講時，剛進哈佛大學一個月的陳寅恪在俞大維陪同下前往就聽，見吳宓意氣風發，且搖頭晃腦沉醉其中，對《紅樓夢》中人物景象，隱語暗線，起承轉合，皆說得有聲有色，頭頭是道。陳寅恪對吳宓的才學留下了深刻印象並流露出欽佩之情，很快作《紅樓夢新談題辭》一首相贈，詩曰：
等是閻浮夢裏身，夢中談夢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虞初號黃車使者）
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
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7
吳宓初得陳寅恪詩，驚喜交加，認為在異國他鄉書劍飄零的孤獨歲月，不僅遇到了一位難得的知音，同時得到了一位亦師亦友的貼心好兄弟。這位似師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隨自己一生，並作為道德學問之楷模，像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昭示著前方那漫長的人生之路。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誌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8字裏行間，跳躍著作者喜悅的音符，洋溢著相遇相知的喜悅，觸動了雙方心靈深處的熱血情懷。自此之後，吳陳二人作為同學加密友，攜手並行，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感人肺腑的管鮑之交。也正是得益於陳寅恪的鼓勵與幫助，吳宓所學日漸精進，在“紅學”研究中深得神韻，終於成為開宗立派、獨領風騷的一代宗師。為此，吳宓深為感激，並多次提及此事。許多年後，對於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仍不無感慨地說道：“1919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區之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後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其曆年在中國文學、史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9縱觀吳宓一生為人為學之品性，此說當為其鬱結於心靈之感慨，發自肺腑之顫音。
任教於清華大學時的吳宓。溫源寧對吳氏的形象這樣描述：“腦袋的形狀像顆炸彈，也像炸彈一樣隨時都有可能爆炸。憔悴，蒼白，頭發好像就要披散下來，虧得每天早上都要剃須，還保持著一張臉麵清晰的邊界，臉上多皺，顴骨高聳，兩頰下陷，盯著人看的一雙眼睛像是燒紅了的兩粒煤球——這一切全都支撐在比常人長一半的脖頸上，瘦削的軀體活像一根結實梆硬的鋼條。”（見《不夠知己》，溫源寧著，江楓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年出版）
1921年夏秋，吳宓獲得碩士學位後歸國，先後出任東南大學和東北大學教授，致力於西方文學教學和研究，同時兼任號稱“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的《學衡》雜誌主編。盡管這份以梅光迪、柳詒徵等人為主要創辦人，吳氏為“學衡派”領袖的雜誌，遭到了另類派文化領袖陳獨秀以及幹將胡適，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強烈抵製與猛烈抨擊，雙方就此結下了梁子，但與胡適關係相當密切的曹雲祥，並未因此類江湖恩怨偏袒一方。當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處成立後，曹氏慕吳宓才學與名聲，力主聘其回母校為國學研究院籌備鳴鑼開道。吳不負厚意，很快辭去東北大學教職，懷著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進水木清華那寧靜安逸的校園，竭盡全力協助校長曹雲祥積極物色延聘國內“精博宏通的國學大師”（吳宓語）來院執教。就在這樣一個曆史進程的節骨眼上，遠在萬裏之外的陳寅恪，迎來了踏入清華園一試身手的曆史契機。
1921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時的陳寅恪
此時，陳寅恪已由美國哈佛大學轉赴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他得到清華聘請的電文後，經過一番思量躊躇，答應就聘。由於購書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起程歸國，又因母喪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陳寅恪向校方請假在家中逗留了約半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入清華校園的大門。而這個時候，吳宓因與教務長張彭春矛盾加深，已辭去研究院主任之職，改任清華外國語言文學係教授。曾經薦舉趙元任步入清華講壇的張彭春，也在與吳宓等人的紛爭中敗下陣來，被學生趕出了清華園，研究院事務由新任教務長梅貽琦兼理。10
混戰過後，處於多事之秋的清華園又恢複了往日的平靜。在蛙鼓蟬鳴與陣陣熱風吹蕩中，隨著陳寅恪擺動長衫緩緩登上承載著文化使命的聖潔講台，一個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後世廣為流傳並影響深遠的“四大導師”陣營業已形成，清華國學研究院迎來了它的巔峰時代。
這年11月16日，清華學校教務長梅貽琦來到陳寅恪的住所商談，欲聘請一位大字號“海龜”（海歸）來校出任中國文史教授，以充實清華的文科陣容，壯大學校的整體實力，為即將改製的清華大學再加砝碼。陳寅恪稍加思索，脫口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這便是聲名赫赫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當時仍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的他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h2>◎從北大到柏林</h2>
陳寅恪所薦舉的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896年出生於一個儒學世家兼破落貴族家庭，其祖上傅以漸乃大清開國之後順治朝第一位狀元，後晉升為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宰相職，權傾一時，威震朝野。傅以漸之後，傅門一族家業興旺，曆代顯赫，故聊城傅宅“狀元及第”的金匾高懸於門額，在當地有“相府”之稱。
傅以漸這位後世子孫——傅斯年，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繼孔聖人之後兩千年來又一位“傅聖人”。隻是這位現代“聖人”與古代那位夫子不同，傅斯年生得肥頭大耳，身材魁梧，雖不是梁山泊那一幫聚眾鬧事者的後代，卻具有梁山好漢的相貌與血性，心高氣傲，目空一切，接人待物具有泰山壓頂般的磅礴氣勢。此人在出產小說《水滸》人物的地理環境中，經曆了十餘年家塾與官學修煉，於1913年十八歲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一類甲班就讀，憑借其深厚的國學根基與聰穎頭腦，每次考試均名列前茅。1916年秋，轉入國學門繼續深造。111918年春夏之交，傅氏在進入北大第五個年頭的曆史性轉折時刻，與同學好友羅家倫等人一道，以陳獨秀、胡適等教授主編的《新青年》為樣板，搞起了一個叫作《新潮》的刊物，學著《新青年》的樣子開始鼓吹新思想與新文學。這一做法在得到許多具有新思想的年輕人與“憤青”歡呼追捧的同時，也遭到不少傳統儒生的反對與抵製。當時的北大學生，後來曾在史學界呼風喚雨的顧頡剛曾說過，傅斯年們搞的那一套把戲，“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通過這個刊物把北大文學院的國粹派罵倒”12。這是顧氏與傅斯年大動幹戈，徹底決裂之後的一家之言，未免有意氣用事的味道。按傅斯年與同人們當時的理想與做派，不隻是把“國粹派”罵倒了事，其中還夾雜著一種更具社會革命意義的構想，那就是“用手段高強的文學包括著‘人’的思想，促動大家對於人生的自覺心，是我們的使命”。“未來的真正中華民國，還須借著革命的力量造成。”同時，“未來的真正的中華民國靠著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夾在新文學裏”等理想與具體的實踐活動。13當時所謂的“國粹派”或“國故派”，指的是北大國學教授劉師培、黃侃（字季剛）、辜鴻銘等名重一時的國學大師。這一派係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張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相左。當時年輕的陳獨秀、胡適之輩，正以《新青年》為陣地不斷發表其政治文化主張，大張旗鼓地煽動全國大小知識分子與芸芸眾生，放棄古文而改用白話文寫作，欲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場狂風暴雨式的新文學革命。
北大時代的傅斯年
這個時候與胡氏同住在北京城內胡同的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也雙雙加入這一倒孔反封的陣營中來，參與《新青年》編務，並成為這一陣營中衝鋒陷陣的驍將。1918年5月，周豫才以魯迅的筆名，在《新青年》發表了第一篇具有重大曆史轉折意義的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發出了“鐵屋子裏的呐喊”。此後三年間，魯迅陸續在《新青年》發表小說、白話詩、雜文、譯文等50餘篇，與胡適等人結成了同一戰線的盟友，向“吃人”的封建禮教亂棍飛擊，發出了“救救孩子”等呼聲。在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上，胡適與魯迅均在曆史的大潮中奮力承載著啟蒙主義者的曆史使命，發出大海潮聲：“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14
早期的《新青年》雜誌封麵
陳、胡、魯等一幹人馬如此激烈的主張和做法，惹惱了當世的“聖賢”大儒，遭到了北京大學“拖辮子複辟的辜鴻銘”“籌安六君子”之一的劉師培和一位“兩足書櫃陳漢章”（羅家倫語）以及章太炎的及門弟子黃侃等名流大腕的強烈反對與回擊。這些當世名儒謂陳獨秀、胡適之輩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狂言亂語、歪理邪說。於是，北大校園內，傳統國學派與新文化派展開了勢如水火的激烈爭鬥。號稱一代經學大師、“傲慢無比”（陶希聖語）、盛氣淩人的黃侃老夫子曾當著北大許多教授的麵，對年輕的胡適公開戲謔道：“你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未必出於真心。”胡適不解其意，究其故。黃說：“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應該叫胡適，應該叫‘往哪裏去’才對。”15胡氏冷不丁經此一擊，頗為尷尬，一時竟無言相對。
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社會風潮洶湧奔流，傳統國學派與新文化派的較量，在北大這個既封閉又開放的圈子裏呈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之勢。每當新派的胡適鼓吹用白話文寫文章“既明了又痛快”時，傳統國學派的黃侃便對之曰：“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哪裏有痛快的事，金聖歎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於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於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16為了證明文言文較白話文優秀，黃侃在課堂上公然講道：“胡適之口口聲聲說白話文好，我看未必，比如說胡適的老婆死了，要發電報通知胡博士回家奔喪，若用文言文，‘妻喪速歸’即可；若用白話文，就要寫‘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呀！’十一個字，其電報費要比用文言文貴兩倍多。既費錢又囉唆，多糟糕？”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黃老夫子以勝利者的姿態搖頭晃腦得意起來。17如此接二連三地重拳出擊，搞得胡適灰頭土臉，頗栽臉麵，不得不再度聚集兵將設法給予對方更猛烈的反擊。於是，北大國學派與另類文化派越來越呈不把對方徹底打趴弄翻在地，決不收兵之態勢。18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毛子水等20餘名學生，自動組織起校內第一個響應另類文化運動的學生團體——新潮社，並創辦《新潮》雜誌，胡適應邀擔任該雜誌顧問。在胡適或明或暗的運作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塊大洋的公款資助。自此，以傅斯年為首的革命小將，公開為新文化派擂鼓助威，以達到把劉師培、辜鴻銘、黃侃等經學大師徹底罵倒，使之一個個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眼珠亂翻，或幹脆翹了辮子，令大家真正“痛快”一下的目的。國故派們眼見對方勢力大增，不肯束手就擒，在黃侃親自組織指揮下，學生張煊（南按：後來為張學良機要秘書）等人，很快弄出了一個稱作《國故》的雜誌，以維護傳統文化為己任，與《新潮》對抗交鋒。但《國故》始終處於劣勢，難敵《新潮》巨浪衝擊。未久，北大文科學生張國燾、易克嶷、許德珩輩又糾集一百餘眾，成立了一個名為“國民雜誌社”的團體組織，創辦《國民》雜誌，由張國燾任發行人兼經理，搖擺於新舊兩派之間。可惜這一魚龍混雜、綠林草莽氣味濃厚的團體，內部很快分化，產生了所謂的舊派、新派與走中間路線的調和派等亂七八糟、令人眼花繚亂的派別。一時間，北大校園內泥沙俱下，各種文化思潮如烏雲滾動中爆裂的雷電，相互碰撞、激蕩、交融。在一串串耀眼火花的閃亮躥動中，終於引爆了20世紀黑暗中國的第一聲驚雷。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大規模反帝愛國學潮。當此之時，整個北京高校校園與街頭閭巷，風卷浪滾，豪傑並起，猛士如雲。胡適麾下頭號愛將傅斯年，盡管還沒有成為滿身散發著西洋氣味的“海龜”，而隻是一隻“富於鬥勁的蟋蟀”（羅家倫語），正是由於這個罕有的“鬥勁”，才更加引人注目地在這股世紀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學潮爆發後，傅斯年作為北京學生遊行隊伍總指揮，肩扛上書“還我山東，還我青島”等字樣的大旗，揮動手臂，率部衝出校園，一路浩浩蕩蕩向京都政治中心天安門奔來。在廣場集結並宣示口號聲威後，大隊人馬又轉赴東交民巷外國使館交涉。在遭到帝國主義者蠻橫阻止後，北京街頭熱切的呼喚頓時變成了聲聲怒吼。在傅斯年指揮引領下，遊行隊伍轉赴趙家樓，以滿腔的愛國熱情與悲憤心境，痛毆了賣國漢奸曹汝霖，一把火燒了趙家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由此揭開了光輝的一頁。
趙家樓的衝天火光映紅了古老的京都，朝野為之震動，社會各階層紛紛起而仿效，並給予極大聲援。驚恐中的北洋政府在調集大批軍警鎮壓的同時，下了查封北大、懲辦校長蔡元培的命令。蔡元培於危難之際沉著果敢地與政府官僚周旋，以減緩各方壓力，安撫學生，勸其複課。同時聯絡組織平津地區的國立大學校長為營救被當局逮捕的學生奔走呼號。當被捕學生全部釋放，被後世譽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為避其鋒銳，於5月8日夜提交辭呈悄然離京，遠走他鄉。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示威遊行隊伍向天安門進發，前方手舉大旗者為傅斯年
蔡元培走了，學潮漸漸平息，北大幸而保全。作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的傅斯年，也於這年夏天畢業離校，懷著百感交集的心境回到家鄉聊城休整。
五四運動期間北京大學的學生在街頭演講
這年秋季，山東省教育廳招考本省籍官費留學生，傅斯年赴省會濟南應試，並以全省第二名的優異成績入選。盡管如此，這位“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並沒被主考方放在眼裏，反因他所顯示的壓倒性優勢，壞了欲走後門安插親信的好事而成為當權者的眼中釘、肉中刺。當權者以傅是五四運動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規蹈矩的學生”19，且還是“凶惡多端的學生示威活動的頭頭”“打砸搶燒的危險激進分子”等為由，拒絕錄取。山東省教育廳官員奉命對外的解釋是：假如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國或法蘭西，一不開心，率領一幫梁山兄弟的後代（南按：傅的家鄉聊城出過《水滸》中的武大、武鬆、潘金蓮、西門慶等著名小說人物），再來一個三打祝家莊、火燒獅子樓或趙家樓之類的行動，把法蘭西的羅浮宮、巴黎聖母院等洋人的宮殿，用糞叉子、二叉鉤子或鐮刀斧頭加錘子，三下五除二給弄個底朝天；或哪一天像打虎的武二郎一樣喝高了，借著酒勁兒，把大英帝國的白金漢宮一把火燒個精光，山東方麵乃至整個中國政府將吃不了兜著走。為了消除隱患，斬斷禍根，幹脆來個“斬首”行動，斷了傅斯年出洋的念頭。如此這般，即便傅氏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也不過“土鱉”一隻，再怎麽鬧騰，亦隻能在他家鄉黃河岸邊那塊黃土上翻跟頭，難以蹦躂出山東父母官與各色小吏的手掌心，更不會跑到太平洋或大西洋去興風作浪，揚風紮猛惹是生非了。
這個出乎意料的變數，使傅斯年如同挨了一記悶棍，頓感天旋地轉。傅斯年以及部分正直官員皆表示不能接受這一怪誕的說辭，聲言要訴諸法律。就在決定成為一隻“海龜”還是“土鱉”這一重大人生命運的緊要關頭，以行俠仗義著稱的山東省教育廳一位叫陳雪南（名豫）的科長，出於對傅氏的同情和對貪官汙吏的義憤，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堅持應以考試結果為準，力主傅斯年放洋，並言道：“成績這麽優越的學生，而不讓他留學，還辦什麽教育！”20眼看陳科長已不顧自身得失跳將出來與當權者叫起板來，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員也借機出麵為傅氏大鳴不平。另有一群見風使舵，欲走後門而最終落敗者，也趁機煽風點火，四處鼓噪，給既得利益者施加壓力。在四麵楚歌的叫喊聲中，當權者出於各種考慮，終於做出讓步，把傅氏列入官費留學生名單。垂頭喪氣的傅斯年得此喜訊，當場喊了一聲：“我的娘！”差點昏厥過去。待喝下一碗清水，長籲一口氣後，傅斯年打起精神，搓幹手心中那濕漉漉的汗珠，收拾行李返回北大，於同年12月26日，晃動著小山包一樣龐大肥碩的身軀，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輪船赴歐洲，開始了為期數年的留學生涯。
就在傅斯年即將踏出國門之時，上海資本家、著名紡織大王穆藕初表示將陸續捐出10萬元巨款給北大，要求校方選送五位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出國留學。留學期間的費用，比一般官費學生略多。當時的官費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開出的費用為每人每月120美元。在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和胡適等人的策劃下，選出了段錫朋、羅家倫、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等五人。因清朝末年政府曾派五位大員出國考察憲政，時稱“五大臣出洋”，此次五位學子得此惠顧，被坊間戲稱為北大“五大臣出洋”，一時為社會廣泛矚目。當時北大還有一位與“五大臣”勢均力敵的學生孟壽椿，本在預選之內，因名額限製被叫停。“五大臣”憐惜同學手足之誼，頗感過意不去，乃相商每人自願每月隻要100美元，把多餘的錢湊起來增加一個名額，孟壽椿得以好夢成真。穆氏捐款的受惠者實際上已是“六大臣”，隻是“五大臣”的名聲已經叫響，沒有人再去計較是五還是六了。
且說傅斯年到達英國後，先入倫敦大學跟隨史培曼（spearman，今譯斯皮爾曼）教授攻讀實驗心理學，後兼及生理學和數學、化學、統計學等。1923年由英國至德國，入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比較語言學與史學。傅斯年之所以離英赴德，正如其北大同窗羅家倫所言，“一方麵受柏林大學裏當時兩種學術空氣的影響，一方麵受在柏林的朋友們如陳寅恪、俞大維各位的影響”21。
正是為陳俞二人的才學、人格與聲名所吸引，“目空一切”的傅斯年才棄英赴德走進了柏林大學校園。隨著傅氏的到來，形成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上政學兩界名重一時的姻親三角聯盟，同時演繹了一段天才交會過往的曆史因緣。 <h2>◎北京初會</h2>
傅斯年與陳寅恪初次謀麵，是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由同窗好友、陳寅恪的弟弟陳登恪介紹結識的。具體的時間已不可考，大約在1915年春夏之季，離著名的五四運動爆發還有四年。當此之時，二十歲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預科就讀。盡管傅氏膽識俱在，國學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園的小圈子裏牛氣衝天，不把同學與一般教授放在眼裏，走路總是鼻孔朝天，與同學說話大多扭著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顧狀，但仍屬於無名之輩。而二十六歲的陳寅恪已在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等地遊學數載，肚裏裝載了不少東洋與西洋的墨水。二人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相見，可以想象，傅斯年對陳寅恪的學問與見識當是深表欽佩的。許多年後，他由英國赴德國柏林大學就讀，正是這次會晤結下的因果。
原北京大學主樓（紅樓）（作者攝）
陳、傅結交，除了傅對陳學問的敬佩，不能排除的另外一點是，由於陳登恪與傅氏友善，平日裏雙方對各自的家世門第已有所了解，並有氣味相投之感。而這一點，對特別注重“門第”與“出身”的陳寅恪與傅斯年而言，又為柏林相見和二人的友好交往無形中起了作用。門第的高低，出身之貴賤，是人與人交往的基礎，也是一根維係陳傅二人幾十年關係的重要紐帶。
傅斯年乃大清名門之後，陳寅恪亦非出身草根之家與燕雀之輩，祖上乃今江西德安縣著名的“義門陳”家族。這個家族自唐代發達，至宋代達到鼎盛，合門3000餘人。據研究者考證，截至北宋鹹平四年（1001），陳氏一門科舉及第在朝為官者竟達到430人之眾，僅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也就是範仲淹在他的名篇《嶽陽樓記》中所說的“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那一年，“義門陳”一族有403人應舉，後得中並在朝廷逐步升遷擔任要職者有18人，另有29人擔任各地的刺史、司馬、參軍、縣令等職。直至宋仁宗嘉祐年間的半個多世紀，“義門陳”權傾朝野，聲名遠播，成為有宋以來罕有其匹的名門望族。為抑製陳門日漸龐大的家族勢力，嘉祐七年（1062），在宋臣文彥博、包拯、範師道等出謀劃策下，宋仁宗以教化四方百姓的名義詔令“義門陳”分莊天下。前後經半年的時間，盛極一時的“義門陳”十二行派被拆解為291個小莊遷往全國各地，其中以江西、湖南等地為多。陳寅恪祖上一支先是遷往福建寧化，繼而流徙廣東潮州，後又回遷福建上杭。
倏忽間，元、明兩個朝代幾百年過去了，直到清朝的乾隆年間，陳寅恪祖上又攜家遷往江西義寧州竹塅村。在這個山環水抱、雲煙氤氳、靈氣繚繞的祥瑞之地，流徙日久的陳門子弟在曆史的幾番動蕩中終於站穩了腳跟，開始置屋購地，興學耕讀。當宏大氣派的“鳳竹堂”在山水環抱的竹塅地界拔地而起時，曆史的進程已到了乾隆末年，稱雄一時的“康乾盛世”即將隨風飄散，大清帝國已顯疲憊之態。與之相反的是，竹塅陳氏卻漸漸步入了青春煥發的盛年，有宋一代“義門陳氏”的家訓與光榮，再度喚醒了陳氏子弟久遠的記憶，蟄伏於心中的祖先血液如春風化雨在胸中湧動，建功立業、重振家風的輝煌夢想，於世局即將巨變的前夜就此形成。在這個久違的大夢誘導驅使下，陳氏子弟加緊勤讀苦練，向著科舉的道路奮力邁進。二十年之後，大清帝國的盛世不再，亂象已生，陳氏一門羽翼漸豐，開始了衝天一飛的蓄勢運力。
1851年1月11日，一個叫洪秀全的鄉村落第秀才約集萬餘教徒在廣西金田村造反起事。延續13年之久的“太平天國”運動由此開始，大清帝國版圖內陷入了長期內戰與混亂，一個豪傑並起、群雄爭霸的新時代業已來臨。在刀光火色的閃耀中，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胡林翼、羅澤南、李鴻章……於曆史的星光照耀下先後登場，並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去試著改變曆史進程。在波瀾壯闊的時代洪流裏，有一個曆史無法繞開的關鍵性人物繼之登場亮相，這便是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
據義寧史誌載：就在洪秀全率眾造反起事的這一年，即鹹豐元年（1851）秋，陳寶箴（字右銘）恩科鄉試中舉，揀選知縣。鹹豐六年（1856），陳寶箴入京參加會試，不第留京，其間得以交結四方俊雅之士，識見大增。鹹豐十年（1860）秋，英法聯軍陷天津，犯京師，鹹豐皇帝北狩，時朝廷中樞深恐在南方起事造反的洪楊太平軍乘機沿運河北犯，搶劫通州庫存倉米。正無計可施間，陳寶箴獻出奇策，條陳防守六事於樞府：“設傳駝更運，前明於忠肅成法也。”驚慌失措的樞府采用其計，旦夕之間將通州屯糧移至京師，寶箴一計而引起朝臣矚目。22未幾，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數千黃毛官兵操刀弄槍嗷嗷亂叫著撲向西郊圓明園，一番瘋狂砍殺劫掠之後縱火焚燒，園中瓊樓玉宇皆被殃及，一時濃煙彌漫，火勢衝天。陳寶箴時在城內酒樓與友人交談時勢，遙見西天半壁紅光，知這座世之罕見的“萬園之園”與大批稀世國寶萬劫不複，頓時情緒失控，欲跳樓自盡以醒世人，幸被友人攔腰抱住免於以身相殉。陳氏落座後乃捶案大哭，座人皆驚。
位於今江西修水縣義寧鎮竹塅村的陳氏故居“鳳竹堂”，建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今完好。“義寧陳氏”家族複興之夢從這裏開始。1989年被修水縣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並在屋前立一石碑，上書“陳寶箴、陳三立故居”
鹹豐十一年（1861）春，陳寶箴南歸省母，時由建立湘軍起家的曾國藩以兩江總督之職屯駐安慶，陳氏前往拜謁，曾氏引為上賓，驚其才學識見，譽為“海內奇士”，欲留於幕府視事。陳氏不願為幕僚之客，欲親臨戰場與洪楊太平軍一較高下，遂辭謝，複歸江西老家。未久參加湘軍席寶田江西所部，籌劃與敵戰。席氏曾隨劉坤一率部追擊太平軍石達開部入廣西並攻取柳州，因功賞戴花翎。時席寶田與江西巡撫沈葆楨不和，而沈又與兩江總督曾國藩不睦。麵對錯綜複雜的政治時局，陳氏經過深思熟慮，離江西入曾國藩幕府。曾氏見之驚喜交加，當即書有“半杯旨（卮？）酒待君溫”等句以勉。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陷天京，太平天國幼主洪天貴福在李秀成、洪仁玕等臣僚將士的護佑下，與眾宗室姻親出逃。陳寶箴以一個傑出戰略家的眼光與聰敏頭腦審時度勢，斷定洪氏一行必逃亡瑞金，立即向席寶田獻奇策：於廣昌、石城間設伏，言幼主出逃，“奔逸數千裏，日夜疾行，輜重婦女相隨屬，見無追軍，憊甚，行必緩。我亟趨間道，要擊廣昌、石城間，寇可滅也”23。席依其計，果在道中俘獲太平天國幼主洪天貴福及洪仁玕、黃文英、洪仁政等重要人物。陳寶箴由此名動公卿，聲布朝野。
光緒元年（1875），陳寶箴受命署理湖南辰沅永靖兵備道，治鳳凰廳（今鳳凰縣）。此處地瘠民貧，匪患猖獗，數十年獷悍囂淩之氣，曆屆官吏皆束手無策。據曾國藩嶽麓書院的同學、晚清著名外交官郭嵩燾撰文稱，陳氏得署鳳凰後，以兵家戰略“求得幹才一二人，授方略，令各清其族，捕治數十人，不逾月而民氣為之一變，至今帖然誦廉訪（南按：明清對按察使的通稱，寶箴後曾任此職）之遺愛也”24。此後，教民鑿石通水，使行舟可運，又教山民種茶栽樹，以薯刨絲曬幹可久藏不壞，食之可摻大米蒸成飯，解決了缺糧之苦。
因治鳳凰政績卓越，陳寶箴仕途開始順暢，相繼出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等職。光緒二十年（1894），海外耀兵，陳寶箴自鄂調京師畿輔，出任直隸布政使。未久，中日甲午海戰爆發，號稱裝備優良的大清北洋水師頃刻間灰飛煙滅，一度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毀於一旦，大清帝國像一個被掏空了的枯幹泥足巨人，被日本小鬼子一招撂倒在地，再也沒有爬起來。泱泱中華敗於彈丸島國，朝野驚慌，寰宇震動。翌年，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國人深受刺激，陳寶箴聞之痛哭，呼曰：“無以為國矣！”25其間，陳氏曾入京謁光緒皇帝，多所陳策。寶箴見光緒帝愁容滿麵，心力交瘁，乃提請皇帝日讀聖祖康熙《禦纂周易折中》，以期遇變而不失常。光緒聞之頗以為然，感念不忘。
陳門一家。中坐者為陳寶箴，前立者為陳封可。後排左起：陳方恪、陳寅恪、陳覃恪、陳衡恪、陳隆恪（摘自陳小從《圖說義寧陳氏》）
甲午之戰，是大清帝國徹底走向衰敗的轉折點，國際地位江河日下，麵臨被世界列強五馬分屍、大卸八塊之危境。此時朝廷支柱李鴻章持盈保泰，暮氣已深，且因簽訂馬關之恥辱條約被輿論所困。康有為、梁啟超等進京趕考的舉子借機鬧起了學潮，於悲憤中千餘人聚眾上書，聲言拒和、遷都、變法。一時間，社會激進之士紛紛跳將出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欲糞土以醇親王奕、李鴻章為首的“濁流派”朝廷命官。而以恭親王奕?、李鴻藻、陳寶箴、張佩綸、沈葆楨、張之洞等為首的“清流派”趁機崛起得勢。在政局激蕩、社會秩序劇變的大混亂大動蕩中，被譽為“清流派”中流砥柱的陳寶箴，受朝廷重臣、兵部尚書榮祿薦舉，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秋八月，以直隸布政使詔受湖南巡撫，一躍而成為獨當一麵的封疆大吏。陳寶箴在宦海生涯達到人生頂點的同時，也開始在湖南這溽熱的地盤上大膽改革、銳意進取，展開了一係列匡時濟世的政治活動。
湖南省三麵環山，交通不便，近代以前幾乎與外界呈隔絕狀態。按照窮山惡水出刁民的世事規律，此時的湖南山民多暗塞悍直，剛勁率勇，同時也以刁鑽野蠻霸橫保守著稱於世。長沙一帶自古被視為南蠻卑濕之地，被貶謫者多遷於此，如屈原、賈誼、褚遂良、柳宗元、劉禹錫等。李白在《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中曾有“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的詩句，道出了此地偏僻荒涼之情狀。柳宗元在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為永州司馬，在湖湘度過了與屈原差不多的十年流放生活，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文辭賦。劉禹錫與柳宗元因同樣的原因同時被貶，為朗州司馬。朗州即今常德，恰好是屈原當年被放逐的地方。在朗州，劉禹錫整理創作了大量的歌謠，因題材大多來自民間，與文人的創作風格大不一樣，如《瀟湘神二首》曰：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
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
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這些根據民間歌謠創作的詩歌，盡管增添了一種新鮮的格調與活力，與充滿哀怨的流放者文學不可同日而語，但在自然清新中仍夾雜著作者淡淡的哀愁與憂傷。直到明清之際，湖南尚處在以中原為圓心的版圖之邊疆地帶，曆史上鮮有名士良將出現，僅三國蔣琬、唐代劉蛻、元朝歐陽玄、明人劉三吾等幾位小字號名人而已。清中葉之前，能稱得上一時才俊和名士者亦不過王夫之、賀長齡、陶澍、魏源等寥寥數人。
當曆史進程走到晚清之時，情形為之劇變，隨著湖南交通條件改觀，商品流通與經濟相繼發生變化，政治、文化也隨之大為改色。到了洪楊太平軍起義於西南邊地，以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為代表的湘軍興起時，湖南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三湘大地的各色人物，使出湖南人刁蠻霸橫的強勁，沿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大路，在大清國內憂外患的末日裏橫衝直撞，浴血搏擊。隨著天京陷落，太平天國崩潰，長毛歸降流亡，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彭玉麟等輩，終於弄出了叱吒風雲的大名堂、大事功、大輝煌，一時為天下所重。湘軍將領如同穿起的糖葫蘆，一個連著一個，官運亨通，步步高升，直做到巡撫、總督等封疆大吏。一時間大清國幾乎一半的督撫職位為湘軍將領所占據。朝廷中樞更是不乏湘籍將領，湘籍官吏可謂聲光四射，氣熏朝野。比湘軍稍後興起的李鴻章之淮軍，其營製、餉章盡仿湘軍。而晚清興起的“兵隨將轉，兵為將所有”的陳規陋俗，終於形成了尾大不掉、軍事失控的變亂之局。到光緒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餉、一糈，都不得不仰求於湘軍與淮軍等“勇營”升起的督撫大吏予以調撥。大清國幾乎成為湘、淮軍人的天下。同治八年（1869），撰《湘軍誌》的湖南大儒王闓運經過湘鄉城，目擊“將富兵橫，矛戟森森”的情形，“如行芒刺中”，預言“恐中原複有五季之勢，為之臲卼”，並“知亂不久矣”。26湘、淮軍人造成的這種畸形政治格局，深深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進程。
陳寶箴詔受湖南巡撫之時，正值傳統文化與新思想交鋒對銳，濁流與清流兩個政治派別撕咬搏擊最為激烈之際，加之湖南又遭逢大旱，連綿二十餘縣受災，赤地千裏，饑民流離，盜匪蜂起，朝廷驚憂。陳寶箴以一個出色政治家的姿態由直隸南下，不聲不響地取水道經湘水悄悄潛入長沙巡撫衙門，專電諸省大吏，請求援助，同時頒布嚴禁販米出境令，違者格殺勿論。時嶽州洞庭湖岸有逾千艘欲販米於江西的舟船聚集，聞令後發生嘩變，當地政府官吏紛紛出逃躲避。陳寶箴聞報，立遣總兵率軍隊持符節急趨嶽州，采取以暴易暴、以野蠻對野蠻的戰略戰術，給肇事者以先發製人的打擊。大軍抵達洞庭，將幾十名聚眾變亂首領一一擒獲，或砍頭，或剁腳，或火燒，或烹煮，或索性扔進油鍋炸作肉團麻花令士卒分食。血光過後，眾皆驚恐，人心大定。
除了平暴安撫的戰略識見與霸蠻之氣，陳寶箴以罕見的政治家氣度清醒地認識到，治湘“其要者在懂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變士習，開民智，飭軍政，公官權”27。由是先從吏治入手，通過一段時間的明察暗訪，將各府縣刁鑽蠻橫又昏墨不職的朝廷命官就地革職查辦，對罪大惡極者嚴懲不貸。時桃源縣令貪贓枉法，橫行鄉裏魚肉百姓甚烈。陳寶箴偵知，令人拿入大牢，先是一頓老虎凳與辣椒湯伺候，而後上其罪而遣戍邊。於此一招，群吏皆駭，綱紀凜然。當吏治行措在板子、老虎凳加辣椒湯的協助下被梳理一遍後，陳寶箴又開始大刀闊斧地厲行新政，創辦洋火局、電報局、官錢局、鑄錢局、鑄洋圓局、蠶桑局、工商局、水利局、輪船公司，同時開設礦務總局，擇銅、煤、鉛、銻等較有把握之項，試行開采。此後下大力氣創辦武備學堂與發展文教事業。
有道是“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陳寶箴之子陳三立（號散原），見湖南的改革已呈如火如荼之勢，也挽起袖子欲助乃父一臂之力，積極加入到這一新興的陣營中來。
陳三立於光緒八年（1882）鄉試中舉，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及第，先後出任京師吏部行走、主事。此時朝廷內部烏煙瘴氣，吏部弄權，小鬼當家，陳三立在派係傾軋中痛苦不堪，決定辭官隨從父親左右以助其力。同光年間，高官子弟習父兄餘蔭，多聲色犬馬，酒食征逐。時陳三立與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譚嗣同、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吳保初、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一說陝甘總督陶模之子陶葆廉）合稱“清末四公子”，社會精英、儒林名流與之交遊頻繁，時人謂之“義寧陳氏開名士行”28。與王孫公子、紈絝子弟截然不同的是，喜好交遊的陳三立胸懷大誌，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卓爾不群，一時聲名鵲起，凡有誌者，特別是青年才俊皆樂與之交往。當陳寶箴入主長沙巡撫衙門後，陳三立發揮與當世賢士名流交遊的特長，襄助其父招賢納士，講文論學，聲名頓起。此等情形正如吳宗慈在《陳三立傳略》中所雲：“一時賢哲如朱昌琳、黃遵憲、張祖同、楊銳、劉光第輩，或試之以事，或薦之於朝。又延譚嗣同、熊希齡、梁啟超等儒林名宿，創立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南學會之屬，風氣所激勵，有誌意者，莫不慨慷奮發，迭起相應和。於是湖南士習為之丕變，當時談新政者，輒以湘為首倡，治稱天下最。凡此為政求賢，皆先生所讚勷而羅致之者也。”29此段並非吳宗慈有意對陳氏父子阿諛奉承，僅從聘請的人物看，若無真正求賢的誠意和建功立業的誌向，再加上政治環境的緣故，像當時已得大名的譚、熊、梁等心高誌遠的一代才俊，是不會舍棄京師與上海等大都市，而聚集到長沙一隅謀事效力的。僅此一點，足見所述事實並非虛妄，陳氏父子在天下士林公卿中的威望與非凡的治事能力據此得以確證。
陳三立像
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四月二十三（6月11日），光緒皇帝頒《明定國是詔》，旗幟鮮明地接受康有為等輩的變法維新之策，百日內連下數十道新政詔令推行新政，設立農工商總局，廢除八股，創辦京師大學堂，翻譯西書，選派留學生等。社會開明紳士、公卿大夫、誌士仁人聞訊歡呼雀躍，如飲狂藥。遠在湖南的巡撫陳寶箴接詔，認為皇帝此舉大有作為，前途無量，國運將因此而振興，乃奮起響應。困守於紫禁城、孤獨寂寞的光緒帝聞之大為感動，屢詔嘉勉。為感謝皇上的禮遇與知己之恩，挽狂瀾於既倒，陳寶箴於熱血沸騰中，舉薦平生所知京外有才能的官吏與所屬吏士20餘人，上奏朝廷，備皇帝采擇。於是在京的官吏楊銳、劉光第，外官惲祖祁輩被光緒帝選中，楊、劉與譚嗣同、林旭等儒生共授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陳寶箴見狀，大喜，遂再接再厲，心懷一腔熱血，上疏四章京雖有異才，然恐其資望輕而視事易，需得一資望深厚、辦事穩健的朝廷重臣領之，遂力薦張之洞入主中樞統領群賢，為國效力。光緒帝信以為然，予以采納。
梁啟超及其墨跡
然而，光緒帝與陳寶箴等維新者的好夢剛過百日，八月初五（9月20日），一直貓在頤和園暗中觀察動向的慈禧老佛爺，從紫禁城飄來的霧影風聲中感知將有禍及自身的兵變發生，乃采取先發製人的兵家策略，於月黑風高之際，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回中南海，下令囚禁光緒帝，次日宣布訓政，捕殺維新黨人。時康有為、梁啟超輩均在京師，聞變，康逃香港，梁逃日本避難，得以免死。而名噪一時的軍機四章京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與在維新變法中搖旗呐喊、擂鼓助威者楊深秀、康廣仁（康有為之弟）等“六君子”，俱被捕獲，斬於京師菜市口。
據雲，當變法失敗後，譚嗣同本有機會像康有為、梁啟超一樣逃離京師，流亡海外，或到西方列強駐北京的使館避難。然而譚氏卻認定“中國的新舊兩黨非鬧得流血遍地，國家才有希望”，故有“我以我血薦軒轅”之誌，並號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30當譚嗣同於菜市口走下囚車，受刑前一刻曾質問監斬官：“革新變法有何罪過？為什麽不審而斬？”監斬官剛毅答曰：“我哪管得那麽多。”揚手投去殺頭的令箭，讓劊子手持鬼頭刀上前行刑。譚嗣同的頭在被砍下的刹那，還在高呼口號：“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氏在戊戌政變前後的所作所為，特別是人頭落地前歇斯底裏的狂呼大叫，令後世研究者大感迷惑，並為此爭論不休。許多年後，陳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期間，曾對他的學生石泉談到早年家住湖南巡撫衙門時與譚嗣同的一些交往，多少道出了一點玄機。陳謂譚嗣同幼年喪母，受繼母虐待，常常跑到陳家去哭。譚後來熱情奔放、易於激動甚至偏激的性格，恐與早年家庭環境有關。按陳寅恪的說法加以推斷，譚氏在腦袋掉地之前歇斯底裏的狂喊怪叫，當源於此。另據陳寅恪透露，“六君子”被斬於菜市口，隻不過是以慈禧為首的後黨與光緒的帝黨矛盾總爆發的一個極端結果，其實就在戊戌政變前，慈禧的後黨已是殺機四伏，危及光緒帝的黨徒了。當年珍妃入宮前的老師文廷式（芸閣），乃有名的江西才子，榜眼出身，與陳家有同鄉之誼，且過從甚密。在甲午前後政局動蕩中，是一位上躥下跳的活躍人物，堪稱帝黨中的一員幹將。但隨著珍妃受慈禧老佛爺的打擊而失勢，作為黨羽的文氏亦被革職回籍。戊戌政變的前夜，慈禧的後黨采取了一個“斬足”行動，對帝黨中樞外圍黨徒先行密旨拿問。文廷式通過密布京城的好友與徒子徒孫得到消息，知大禍來臨，連夜從家鄉逃出，流竄至湖南長沙巡撫衙門躲避。陳寶箴深知事關重大，稍有不慎即招來砍頭滅門之罪，但念及舊情故誼，還是收留了文氏。三天後，由陳寶箴秘密安排，並贈300兩白銀於文氏，送其潛往日本避難。文氏直到庚子年義和團事起後方返故土，此時朝廷已無力顧及他是有罪還是無罪，是帝黨還是後黨之徒，他算是躲過了一劫。31
文廷式僥幸活了下來，但當年搭救他的陳撫台卻命歸黃泉了。
隨著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維新”大幕的降落和楊銳、譚嗣同輩人頭落地，陳氏家族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盡頭。戊戌政變之後，因楊銳、劉光第、譚嗣同輩乃陳寶箴所薦，加之湖南為新政改革急先鋒，宇內聞名，慈禧老佛爺盛怒中於八月二十一日下達詔諭：“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實屬有負委任。陳寶箴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伊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奸邪，著一並革職。”32
悲憤交加的陳寶箴於無可奈何中卸去頂戴花翎，黯然走出長沙城那高大威嚴的巡撫衙門，攜家帶口返回江西南昌隱居。其時妻子黃夫人早於一年前病逝，停靈於長沙，寶箴扶柩就道抵達南昌，葬夫人於南昌府城西40裏西山之下，於墓旁築建居室，名曰崝廬。其宅前後各三楹，雜屋若幹楹，樓上有遊廊，可與墓地相望，環屋養鶴，澹蕩遊吟山水間。光緒二十六（1900）年六月二十日，陳寶箴忽以微疾神秘去世，享年七十歲。
關於陳寶箴之死因，坊間流傳多種版本，按其子陳三立編《巡撫先府君行狀》言，乃以“微疾”卒，正史多采用此說。另有一說稱為慈禧老佛爺賜死。如近人宗九奇在《陳寶箴之死的真象》一文中雲：“據近人戴明震先父遠傳翁（字普之）《文錄》手稿，有如下一段記載：‘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嚴千總公（名閎炯）率兵弁從巡撫鬆壽馳往西山‘崝廬’宣太後密旨，賜陳寶箴自盡。寶箴北麵匍伏受詔、即自縊。巡撫令取其喉骨，奏報太後。’”33此文刊出後，著述此類題材者多有引用，並添油加醋予以鋪排，遂使“賜死”之說流傳於世。據史家王子舟考證，宗氏所引記載的真實性有待確證，但陳寶箴去世後，陳三立常往來於南昌、南京之間，春秋總回西山掃墓，每有詩篇，皆煩冤茹憾，呼天泣血，父墓成其歌哭之地。以此“推諸跡象，賜死之說似不謬”34。
陳寶箴有子女各二人，長子陳三立，即陳寅恪生父，次子陳三畏，早卒。 <h2>◎槎浮海外</h2>
陳寶箴詔受湖南巡撫時，六歲的陳寅恪隨父母、祖父母寓長沙巡撫衙內。陳三立前夫人羅氏生長子衡恪後不幸病逝，繼室夫人俞氏生子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女康晦、新午、安醴。寅恪出生時，祖母黃夫人以其在寅年，取名寅恪，恪字為兄弟間排行用字。寅恪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故晚侄輩又稱其為“六叔”。
陳寅恪大約五六歲即進入家塾蒙館就讀，延聘之塾師已不可考，所學除四書五經之類，另有算學、地理等現代知識。陳寶箴神秘死去那一年，三立攜家遷居金陵，除家塾外，還在家中創辦了一個現代化的思益學堂，延師教讀，時十一歲的陳寅恪進入思益學堂接受教育。據陳隆恪女兒陳小從記述：“自祖父挈家寄寓金陵，延聘西席外，在家裏又辦了一所學堂。四書五經外還開有數學、英文、音樂繪畫等課程，以及文、體設備。這所學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親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學。（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六叔和幾位叔叔都是在這種環境下，打下他們對國學的基礎。另外，還具備良好的讀書條件：祖父藏書很豐富，六叔在他十幾歲以及後來自日本回國期間，他終日埋頭於浩如煙海的古籍以及佛書等等，無不瀏覽。”35又說：“我父和六叔在出國前那段啟蒙教育都是延師在家教讀，先後所延聘教師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謀（國學大師柳詒徵）、蕭稚泉等。蕭兼為畫家，曾教過三位姑母學畫。當教師初到時，祖父常和他們約：第一，不打學生，第二，不背書。這和當時一般教師規範大不相同。所以父親和幾位叔叔都是在這種輕鬆活潑比較自由的氣氛中，度過他們的蒙館生涯。”36陳小從所說的柳翼謀即後來在學界赫赫有名的國學大師柳詒徵，校長則是一代名儒陶遜（賓南），另有湘潭周大烈等宿儒為教席。學生除以上所列，另有俞氏舅家子弟、周馥之孫周叔弢、杭州朱子涵之子朱伯房、常熟宗白華等。其時學生們梳辮發，穿製服，一派新式模樣。兩江總督張之洞駐金陵時，對陳三立創辦學堂深表讚許。繼張氏之後出任兩江總督的端方，慕其名聲，曾親到學堂視察，見學生們列隊敬禮，神清氣爽，模樣俊秀可愛，欣喜之下每人特贈文房四寶一份予以嘉獎。
陳氏兄弟。左起：陳隆恪、陳覃恪、陳衡恪、陳寅恪、陳方恪（引自陳小從《圖說義寧陳氏》）
正是這種家學淵源與私門授業，使少年陳寅恪自幼熟習國學典籍，而新式學堂所傳授之地理、算學、英文、音樂、圖畫等現代知識，又博其思想，增其見識，拓其視野，為日後放洋遊學，接受東西洋現代文明洗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據陳寅恪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於中山大學第七次交代底稿說：“小時在家塾讀書，又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37自陳小從的回憶與陳氏本人的“交代”看，作為進士出身的文化名宿、同光體詩派的代表人物，陳三立對子女的教育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做了現代科學規劃的，宋代通儒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陳三立的心中占據著重要位置，而為中國傳統文化延續血脈，則是這位進士出身的吏部主事骨血裏流淌不息的因子。在創辦學堂的同時，陳三立已經萌發了送子赴日與歐美留學深造的構想。究其內情，陳寅恪在長大成人直至晚年，偶爾對相熟者提及，知之者甚少，而能對“義寧陳氏”一門文化淵源詳加分析者更是鳳毛麟角，隻有梁啟超、吳宓、俞大維、傅斯年等少數幾人體會出個中況味。1945年，吳宓在撰寫《讀散原精舍詩筆記》時，曾言道：
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為中國近世之模範人家。蓋右銘公受知於曾文正公，右銘公之家世經曆，亦略同曾文正。為維新事業之前導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國禮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謀國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變而不誇誣矜躁，為晚清大吏中之麟鳳。先生父子，秉清純之門風，學問識解，惟取其上，而無錦衣紈絝之習，所謂“文化之貴族”，非富貴人之驕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輩，猶然如此。誠所謂君子之澤也。先生少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維新改革於湘中，坐是黜廢禁錮，而名益顯，望益高。所與交遊唱和者，廣而眾。又皆一世之名士學人高才碩彥。故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謂少未勤讀，蓋實成於家學，淵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38
吳氏之說大體不差，陳寅恪正是懷揣中國文化學術德教之托命，放洋遊學，開始了他尋求救世之道的漫長途程。
光緒二十八年（1902）春，留日風潮興起，十三歲的陳寅恪隨長兄衡恪離金陵赴上海，以自費留學生的身份踏上了駛往日本的輪船。行前在上海旅館偶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此人本一介傳教之士，無職無權，卻屬中國老百姓常說的“能人”一類。其人除了腦子靈活，善於投機鑽營，肚子裏也確實有點兒幹貨。憑著他的識見和鑽營機巧，在清末政壇上縱橫捭闔，左右逢源。戊戌變法之年，幾乎成了光緒皇帝的顧問，其譯著《泰西新史攬要》一度風行中國，傳誦一時，為知識界所廣泛矚目。李提摩太漢語甚好，見衡恪、寅恪兄弟欲赴東洋留學，遂用漢語與之交談，並謂：“君等世家子弟，能東遊，甚善。”39
輪船鳴響著汽笛離開上海吳淞碼頭，大海蒼茫，碧水藍天，如此浩瀚壯闊的場景，是陳家兄弟生平第一次遭遇。為此，陳衡恪寫下了“生平海波未寓目，乍疑一片水蒼玉”40的壯麗詩句。身材瘦小、童氣未脫的陳寅恪，從此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海外遊學生涯。
陳家兄弟踏上日本國土，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該校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四月，由嘉納治五郎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私立補習學校，受日本文部省委托，專門為中國留學生提供預備教育，主要講授日語及普通科，如教育、心理、倫理、教授法、管理法等，修業年限由半年至三年不等，主要看學生各自的條件和造化。與陳家兄弟由上海同船赴日的留學生120餘人（南按：時已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約300人），另有40人赴歐洲留學。在東京碼頭下船後，進入弘文學院就讀的人數共56名，其中寄宿生22名。在這22名學生中，就有比陳寅恪年長九歲、虛歲二十二的紹興小個子魯迅。這一年，魯迅於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畢業，和其他幾位同學將被派往日本留學。3月24日，在礦路學堂總辦俞明震的親自帶領下，魯迅等人乘日輪“大貞丸”由南京出發去日本。俞明震是個新派人物，魯迅求學時對他的印象不壞，後來在《朝花夕拾·瑣記》中對他有過這樣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麽東西呀？……’”41這個新派的總辦俞明震就是陳寅恪的舅父。
其時，陳寅恪與長兄陳衡恪作為自費留學生，於上海碼頭登上“大貞丸”，並在其舅父俞明震的護送下，與魯迅等學生結伴同行。陳衡恪也是礦路學堂的學生，與魯迅同學且交情甚好。到達日本進入弘文學院後，陳衡恪與魯迅同住一舍，朝夕相處，過從甚密。1904年春，魯迅和陳衡恪等聯名給國內的友好寫信，由返國的弘文學院同學沈瓞民帶回分別投寄，介紹日本軍閥的侵略野心與弘文學院同學們的近況。據沈瓞民後來回憶說：“我正要動身回國的時候，魯迅和陳師曾（陳衡恪，美術家，當時也在弘文學院讀書）二學長，邀我到東京日比穀公園啜茗吃果子……那時日俄戰爭開始，廣瀨武夫沉船封鎖旅順。日本政客中州進午提出‘日本統治滿洲說’；戶水寬人又發出‘天授日本’的謬論，認為‘根據諸學理，應由日本占領滿洲’；有賀長雄又發出‘滿洲委任統治權’的妄說；種種侵略謬論，在報紙上廣為鼓吹。而我國有一小撮的留日學生，卻還在同情日本、崇拜日本。魯迅對日本的侵略野心，非常憤怒。他同時指出，蔡鶴卿（元培）和何閬仙（琪）在上海創辦《俄事警聞》，竟也袒日而抑俄，這事太無遠見。魯迅說：日本軍閥野心勃勃，包藏禍心，而且日本和俄國鄰接，若沙俄失敗後，日本獨霸東亞，中國人受殃更毒。於是他向蔡、何提出三點意見：（一）持論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種’、口是心非的論調，欺騙國人；（三）要勸國人對國際時事認真研究。原書沒有抄錄，大意是這樣的。我到上海，即交給蔡、何兩君。後來《俄事警聞》采納魯迅的意見，持論有所轉變。求學時代的魯迅，已認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國主義，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當時具有這樣的卓見，是令人敬佩的。陳師曾受到魯迅的鼓勵，也寫了六封信，其中一封給其父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禍心等語，由我分投；諸人閱後，皆有戚容，沉默不語。……當時國人，痛恨沙俄，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看法，尚未能一致。像魯迅這樣抱有遠見者，寥寥無幾……”42
陳家兄弟，特別是年齡較大的陳衡恪當時確實意識到了魯迅的“卓見”、愛國熱情並受到鼓勵，二人成為同道中人。民國後，魯迅與陳衡恪同在教育部任職，來往更加頻繁。魯迅喜文史、藝術，陳衡恪擅長篆刻、書畫，因而關係越來越密切。《魯迅日記》對魯迅與陳衡恪交往的記載多達70多筆，如果不是陳衡恪英年早逝，當會更多。不過，當時的陳衡恪和年少的陳寅恪兩兄弟沒有想到，這個在生活中不太吭聲的小個子、嘴巴上剛剛露出毛茸茸黑須的紹興“土老兒”（蔣夢麟語），會在後來以魯迅的筆名一舉成名，並把手中的筆當成投槍和匕首，終於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澤東語）。不過日後的陳寅恪很少向外人道及與魯迅的這段因緣際會。據他自己晚年透露，因為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後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而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聖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國人誤認為自己像魯迅所指斥的“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43因而，陳氏一生留下的詩文與回憶文章，幾乎看不到他與魯迅的交往經曆，倒是在魯迅的日記中可看到“贈陳寅恪《域外小說》第一、第二集，《炭畫》各一冊，齊壽山《炭畫》一冊”44等記載。這是陳寅恪的洞察事理與自尊之處。
光緒三十年（1904）夏，陳寅恪假期回國返南京。據當代史家王子舟說，陳氏歸國之原因可能是在日費用見絀，因為當時留日者多富家子弟，有些日人借機刮其錢財。45留日學生進書店，圖書加價；進商店，貨品加價，乃至“房東揩他們的油；扒手、小偷虎視眈眈；下女替代買東西要一成半的小費；野妓打扮成女學生，以妖眼來誘惑；得病即為醫生之餌”46等卑鄙行徑司空見慣，中國學生深受盤剝欺騙之苦。當然，陳寅恪歸國可能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就是爭取官費的資助。因為歸國未久，就與其五哥陳隆恪同時考取了官費留日生，並於這年晚秋再度赴日，同行者有李四光、林伯渠等人。陳三立有《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學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兩兒附焉，遂送至吳淞而別。其時派送泰西留學生四十人，亦聯舟並發，悵然有作》詩，第二首雲：“遊隊分明雜兩兒，扶桑初日照臨之。送行餘亦自涯返，海水澆胸吐與誰。”47此次赴日，寅恪重返東京弘文學院，其兄初入慶應大學，後轉入東京帝大財商係就讀。
陳寅恪二次赴日，正值日俄因爭奪中國東北利益而大打出手之時。日本侵占中國的旅順、大連、營口等地，而苟延殘喘的清政府隻能作為“局外中立者”，劃遼河以東地區為兩國交戰地，遼河以西為中立區，眼睜睜地看著成群的狼熊在中國土地上瘋狂撕咬嗷叫而束手無策。這一狼一熊撕咬的結果是：俄國熊傷勢嚴重，漸感體力不支，不得不放棄在中國東北部分特權，拱手送給日本狼，並割庫頁島南半部分以和，日本狼借此獲得滿洲南部特權。至此，世界各國的狼蟲虎豹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基本劃定：德國占據山東半島；法國擁有兩廣、雲南、四川；俄國占據北滿；日本獲得南滿、福建，並獲得在東三省擴大通商、營建鐵路、經營租界等項特權；英國以長江流域、雲南、西藏為勢力範圍；美國的胃口更大，推行所謂的“門戶開放”政策，要求全中國的門戶全部無條件地向強大無敵的美利堅合眾國開放。
光緒三十一年（1905）寒假，陳寅恪因患腳氣病回國調養。至此，為期近四年的日本留學生活徹底畫上了句號。病好後的陳寅恪沒有再赴日繼續深造，其緣由固然複雜，但在後世研究者看來不外乎有如下幾個方麵。
日本於日俄戰爭得手後，開始以世界列強的身份雄視東方，對中國人更是驕橫跋扈，極盡醜化蔑視之能事，留日學生被蔑為“支那人”“豬尾奴”“清國奴”。魯迅在《藤野先生》中已描述過仙台學醫時那種椎心泣血的人生感受。48向來不善言辭的陳寅恪也曾多次表示過“對日本人印象不佳”49。麵對日本舉國上下畢現的種種驕狂之態與輕妄之舉，不隻有藤野先生那樣“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的教授為中國留學生鳴不平，當時日本有識之士也曾表示了他們的憤慨與憂慮。著名政治家、學者宮崎滔天在《關於中國留學生》一文中曾明確地警告日本當局與國民：“我深為日本的威信而悲，為中日兩國的將來而憂，更為中國留學生的處境而不禁流淚。……我要寄語我日本當局、政治家、教師、商人、房東、下女、扒手、小偷和妓女，你們旦夕欺侮、譏笑、榨取、剝削、誘惑的‘清國奴’中國留學生，將是新中國的建設者。他們今日含垢忍受著你們的侮辱，你們心中沒有一點慊焉之情嗎？侮辱他們，勢將受他們侮辱。互相侮辱必將以戰爭終始。”50未來的事實被宮崎滔天不幸言中，隻是當時日本國民並沒有把這位智者的忠告放在心上。
麵對日人的驕橫與輕視，魯迅感到了切膚之痛，陳寅恪也自當不會例外。不過，當陳氏第二次去日本時，魯迅已離開弘文學院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就讀，如魯迅在自傳中所說：“這時正值日俄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為廣大的運動……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51魯迅所說的小計劃，其中之一是企圖像當年的著名刺客荊軻一樣，采取暗殺手段再加以群眾暴動推翻清王朝。除了暗殺與暴動的宏圖大願，當時的中國留學生有相當一部分理想主義者，試著從文化上探尋救國之道，也就是要深究學術的精奧，解決形而上的問題，即胡適後來所倡導的“我們要救國，應該從思想學問入手，無論如何迂緩，總是逃不了的”52雲雲。而當時世界學術的前沿和最高殿堂在西洋而不在東洋，日本學術隻是歐美學術的二手貨，要想真正明了徹悟先進文化的奧秘和前進方向，就必須像當年唐僧玄奘一樣，非到這一文化的發軔之地取經不可，否則近似扯淡。正因如此，魯迅便有了出走歐洲到德國求學的打算，可惜未能成行。倒是相對年輕的陳寅恪把這一理想化成了現實，了卻了平生夙願。
許多年後，陳寅恪在給清華學生授課時曾經說過：“日本舊謂其本國史為‘國史’，‘東洋史’以中國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貢獻，但不免累贅。東京帝大一派，西學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53
日本東京帝大是明治十九年（1886）由東京大學改製而成，借助明治維新的契機，改製後的東京帝大仿德國現代化大學製度開科辦學，並大量聘請外籍教師，尤以德國比例為重。當時德國柏林大學的史學大師蘭克，門下有一叫利斯（ludwig riss）的弟子，被聘為東京帝大新創立的史學科教授。後來名噪一時，且與陳寅恪在學術上交過手的東洋史代表人物白鳥庫吉，就是利斯指導的史學科第一屆畢業生。由於白鳥庫吉畢業後又遊學德、匈等國，成名後參加過數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故陳寅恪稱東京帝大一派西學較佳。而以內藤虎次郎為開山鼻祖的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學派，所承繼的是日本漢學研究傳統，中文根底較深，即陳寅恪所說的“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者。盡管陳氏說這話時是在離開日本30年後的1935年，但總體評價尚屬公允，這除因陳氏本人後來與日本學者有所交流外，與他當年遊學日本有密切關係。如同後來中國的考古學派一樣，凡是傾向歐美學派與學術源流者，在新的文化進程中均得到發展壯大；凡承繼所謂傳統的學派如金石學者，逐漸沒落。日本的東京帝大派最終戰勝了西京學派而出盡風頭，其原因也固如此。
已見過世麵並成為青年才俊的陳寅恪病愈後，不願再看日本小鬼子的臉色，也不滿於日本的東洋史學，乃立下赴歐美遊學，直接從現代學術源頭尋找啟迪的雄心大願。為實現這一理想，在出國前，陳氏插班進入上海吳淞複旦公學就讀，主攻英語，兼及德、法等語言。經過兩年半的苦熬，於宣統元年（1909）夏畢業。是年秋，在親友資助下自費赴德國柏林大學就讀。宣統二年（1910）秋，遠在萬裏之外的陳寅恪聞知日本吞並朝鮮的消息，想到了祖國與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命運，慨然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詩一首，內有“陶潛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潛後。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54之句，抒發了憂國憂民的悲憤情懷。
宣統三年（1911）春，陳寅恪腳氣病複發，不得已轉地治療，北遊挪威，二旬而愈。這年秋，陳氏至瑞士，轉入瑞士蘇黎世大學讀書。當他閱報得知國內發生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消息時，即去圖書館借閱德文原版《資本論》就讀，以了解這場革命的內在理論體係。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與自己指導的燕京大學研究生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曾涉及此事，陳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隻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許多國，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隻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55
據史家考證，陳寅恪可能是中國人中第一個閱讀德文原版《資本論》者。這一年，陳寅恪二十二歲。許多年後的1953年11月，原為陳寅恪研究生兼助手、時已成為中共黨員的北大教員汪篯，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與副院長李四光派遣，赴廣州中山大學敦促時任曆史係教授的陳寅恪北返，就任剛剛成立的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中古史所）所長。陳寅恪除了對汪篯這一不明事理和冒失舉動大為反感外，在親書的《對科學院的答複》中曾有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56對陳氏一貫提倡和堅守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這一深層意義暫且不表，至少從信中可以看出，陳寅恪作為最早讀過《資本論》原文的中國人之一，當不會做虛妄孟浪之談。
1912年，也就是民國元年，陳寅恪腳氣病複發，且經濟拮據，營養不良，加之國內局勢動蕩，軍閥紛爭，城頭上的大王旗一日三換，陳三立被迫攜家避居上海，陳寅恪也不得不暫時歸國。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說，寅恪在遊學歐洲期間兩次回國，但“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雜覽經史古籍，對史學感到濃厚興趣。他不但能背誦《十三經》，而且每字必求甚解，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細推的治學方法”57。翌年春，陳氏腳氣病痊愈，再次踏上西行的航船遊學海外，先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再遊學倫敦。1914年8月，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留法學生均遭經濟困窘。這年秋天，江西省教育司司長符九銘電召陳寅恪，要其回南昌總覽留德學生考卷，並許以補江西省留學官費，陳寅恪應召取道回歸本土。此番遊學歐洲，除期間回國短暫逗留外，前後凡四個年頭。
1915年春，陳寅恪於閱卷空隙，赴北京看望長兄陳衡恪。此時陳衡恪已於日本學成歸國，在教育部任編輯之職兼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美專教師，成為名滿天下的大畫家，當時的美術界有“北陳南李”之譽。“北陳”指陳衡恪，“南李”指李叔同。
陳衡恪（師曾）繪的山水扇麵
陳寅恪此次北上，在陳衡恪的引見下拜訪了許多京都名流，並得以與同船赴日留學的周豫才相會。這時的周豫才尚寂寂無名，除了在教育部履行僉事的公職，多數時間在陰沉破舊的紹興會館抄寫古碑，借此紓解心中的鬱悶。那篇承托起他一世英名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的發表，還要等到三年之後。周豫才送陳寅恪書、畫一事，就是在這段時間。正是這次北上，陳寅恪結識了他人生中至關重要的摯友——傅斯年，並為二人在柏林的重逢埋下了伏筆。
1925年，隆冬。
薄霧輕啟，天色微明。慘淡的星光下，一個單薄瘦削的中年人攜一黃發碧眼的幼兒，悄然離開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暗灰色的公寓，冒著清晨凜冽的寒風，乘車向大街盡頭駛去。兩天後，二人轉乘的汽車穿越卡納比埃爾街 canebiere），很快抵達碧海青天、雲飛浪卷的馬賽港。中年人提著行李，深吸了一口帶有海腥味的空氣，健步踏上停泊在港灣的豪華郵輪，身後的幼兒既興奮又好奇地隨即跟進。陣陣汽笛聲中，一老一少作別歐洲大陸，穿越波滾浪湧的地中海，向闊別日久的東方故國駛來。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現在北京西郊清華園荷塘的岸邊，他那清臒的麵容與擺動的灰布長衫，隨著微風飄拂的花香，很快進入學界的視野。
——時年三十七歲的陳寅恪受好友吳宓舉薦、清華校長曹雲祥聘請，告別長達十六年的海外遊學生涯，來到這所浸潤著歐風美雨的大師之園，以教授身份，開始了傳道、授業、解惑的人生之旅。
成立於1911年的清華學堂，翌年改為清華學校。因學校是由“庚子賠款”資助起家，在最初的十幾年中，一直作為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而設置。學生進入清華園，主要學習英文和一些歐美文化知識，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學相對薄弱。1924年初，在各方鼓噪和社會大潮湧動中，清華學校進行改革，正式啟動“改辦大學”程序。這年10月，根據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草擬的組織綱要，決定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建研究院。由於財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諸方麵的限製，最終決定研究院先設國學門一科，也就是後來被社會廣泛稱謂的國學研究院，培養目標是“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學科範圍包括中國曆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考古學等，同時吸收歐美、日本等國際學術前沿的優秀成果，重建中國傳統學術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提出的：“故今即開辦研究院，而專修國學。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1
原清華園大門.
計劃既定，清華校長曹雲祥立即動員原遊美學務處第二批庚款留學生，以第55名成績放洋美國，並於1917年歸國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學院哲學教授胡適（字適之），到籌建中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主持院務。時年三十四歲，尚不算糊塗的胡氏立即推辭，表示隻做顧問不就院長，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製，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術論文的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聽罷深以為然，當場表示請胡出任導師，廣招天下士子名流，親身示範，以保留、綿延中國文化之血脈雲雲。盡管胡適此時的學問日益精進，地位和名聲在新派學界如日中天，但他畢竟算是個心中有數之人，麵對曹校長的一番抬舉，並未得意忘形，更沒敢輕視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等諸位前賢大儒的真實存在，忽略其作為文化昆侖在天下儒林所展現的“高山仰止”的偉岸身影。他清醒且謙虛地說道：“非第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2曹校長見對方態度誠懇，又覺此言甚在情理，於是決定按胡適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諸行動。
1925年2月，在曹雲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三十二歲的吳宓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
按照當初胡適的建議，曹雲祥讓吳宓拿著自己簽發的聘書前往幾位大師住處一一聘請。曾任宣統朝五品“南書房行走”之職、時年四十九歲的王國維，作為清王朝最後一位皇帝——溥儀的“帝師”，自然屬於舊派人物。此前，曹雲祥曾托胡適向王氏轉交過一封非正式的印刷體聘書，並讓胡對王就研究院性質與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釋說明。聘書送到後，胡適怕這位性格內向的學術大師優柔寡斷，又動用自己的汽車專門拉著王國維在清華園轉了一圈。王氏見園內風景優美，學校頗具規模與秩序，始有進清華的念頭。此次吳宓在登門之前，對王氏這位清朝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做了調查研究，認為還是按老禮節行事方能把事情辦成。2月23日，吳宓持清華校長曹雲祥簽發的聘書來到北京城內地安門織染局十號王國維宅院，待進得廳堂，見到坐在椅子上的王國維，先行三鞠躬禮，而後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國維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動，覺得眼前這個吃過洋麵包的年輕人，居然把自己當作一個有身份的前輩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頓覺有了麵子，心中頗為舒暢痛快，當場答應下來。據《吳宓日記》載：“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係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3
王國維雖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從，像這樣工作調動之大事還得按舊規矩向“皇帝”稟報，看“上麵”是否“恩準”，然後才能正式決定行止，否則有失體統。於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獨自憋了些時日，又偷偷跑到天津日租界張園“行在辦事處”，見到遜帝溥儀（南按：時溥儀已被馮玉祥部隊逐出紫禁城），最後“麵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4，才放下心來，回到居處收拾行李，於4月17日攜家人遷往清華園古月堂居住（秋遷入西院十六、十八號），就任國學研究院教授之職。
王氏到校，立即在師生間引起轟動。鑒於他在國學界如雷貫耳的顯赫聲名，校長曹雲祥有意請其出任研究院院長一職，王卻以“院長須總理院中大小事宜，堅辭不就，執意專任教授”。曹校長想到吳宓在籌備過程中精明能幹，頗有些組織能力，便與之商議，請他出任院長。為人謙恭的吳宓表示不能接受如此顯耀的職務，淩駕於王、梁等國學大師之上，曹雲祥心領神會，采取變通之法，改聘吳氏為國學研究院主任。5
進清華前的王國維
與王國維處事風格不同的是，時年五十三歲的梁啟超一見吳宓送達的聘書，極其痛快地接受了。梁氏盡管年過半百，思想不再像當年“公車上書”時，憑一介書生之血氣與康有為等舉子在北京城奔走呼號，掀起著名的“康梁變法”滔天巨浪那樣激進，且已有保守之嫌，但憑借他那明快暢達、開一代學風的《飲冰室文集》和現代史學的奠基之作《中國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動的學術大師地位。當時中國學界曾稱“太炎為南方學術界的泰山，任公為北方學術界的北鬥”，南北兩大巨星相互映照，構成了20世紀上半葉史學星河中一道亮麗的風景。
王梁二位大師應聘後，按當初胡適的提議，清華方麵欲聘另一位名蓋當世，為天下士子服膺的國學大師，外號“章瘋子”的章太炎前來聚會。但自視甚高，目空天下士的章氏不願與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因為章在日本時，經常和梁啟超打筆墨官司。另外章氏公開反對甲骨文，說那是羅振玉串通奸商們鼓搗出的假冒偽劣產品，信它就是妄人，而王國維恰是跟從羅振玉習甲骨文，從中發現了殷商王朝的先公先王名號而震動學界、聞名於世的。因了這些瓜葛矛盾，章太炎得此禮聘，“瘋”勁頓起，當場將聘書摔在地上，並高聲示眾，以示決絕之態。自此，“章瘋子”失去了在清華園一展“瘋”采的機會，清華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師。
國學研究院既開，第一屆招收了38名學生，僅王梁二位導師顯然不足以應付。於是，清華教務長張彭春積極薦舉與自己同期留美，時年三十四歲，才情超群，知識廣博，號稱“漢語言學之父”的哈佛博士趙元任前來任教。曹校長聞知，欣然同意，立即發電聘請。正擔任國學研究院主任之職的吳宓，一看張氏薦舉了自己的同窗故舊，也不甘示弱，靈機一動，借機向曹雲祥推薦了自己在哈佛攻讀時的同學，這便是後來被譽為中國史學界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的陳寅恪。
原籍陝西涇陽的吳宓（字雨僧），1916年於清華學校畢業，次年赴美留學，初入弗吉尼亞大學，後轉入哈佛大學就讀。獲得學士學位後，繼入哈佛研究院師從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學。就在這個時候，來自江西義寧的陳寅恪經在美國哈佛就讀的表弟俞大維介紹，入哈佛大學師從東方語言學大師蘭曼nman）學習梵文與巴利文。既進哈佛校園，自然要與中國留學生結交，陳寅恪很快與薑立夫、梅光迪、湯用彤等輩相識，當然還有終身摯友吳宓。其間，由於陳寅恪、吳宓、湯用彤三人才華超群，成績卓著，引起中國留學生的矚目，一時有“哈佛三傑”之譽。而作為三傑之一的吳宓，則對陳寅恪的學問人品推崇備至，讚為人中之龍，相識不久即以師長待之。
吳宓有寫日記的習慣和毅力，也是日記高手，行文優美，議論獨到，內中充滿了真性情和對世事的深邃見解。與好論政治時勢的胡適日記大為不同，吳氏日記中珍貴的史料價值與引人入勝的“好看”程度，為學術界所推崇，是研究陳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據已整理出版的《吳宓日記》載，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讀碩士學位的吳氏受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之請，做《紅樓夢新談》演講。主要是“用西洋小說法程（原理、技術）來衡量《紅樓夢》，見得處處精上，結論是：《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小說，世界各國文學中未見其比”6。
當吳宓在講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講時，剛進哈佛大學一個月的陳寅恪在俞大維陪同下前往就聽，見吳宓意氣風發，且搖頭晃腦沉醉其中，對《紅樓夢》中人物景象，隱語暗線，起承轉合，皆說得有聲有色，頭頭是道。陳寅恪對吳宓的才學留下了深刻印象並流露出欽佩之情，很快作《紅樓夢新談題辭》一首相贈，詩曰：
等是閻浮夢裏身，夢中談夢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虞初號黃車使者）
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
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7
吳宓初得陳寅恪詩，驚喜交加，認為在異國他鄉書劍飄零的孤獨歲月，不僅遇到了一位難得的知音，同時得到了一位亦師亦友的貼心好兄弟。這位似師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隨自己一生，並作為道德學問之楷模，像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昭示著前方那漫長的人生之路。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誌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8字裏行間，跳躍著作者喜悅的音符，洋溢著相遇相知的喜悅，觸動了雙方心靈深處的熱血情懷。自此之後，吳陳二人作為同學加密友，攜手並行，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感人肺腑的管鮑之交。也正是得益於陳寅恪的鼓勵與幫助，吳宓所學日漸精進，在“紅學”研究中深得神韻，終於成為開宗立派、獨領風騷的一代宗師。為此，吳宓深為感激，並多次提及此事。許多年後，對於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仍不無感慨地說道：“1919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區之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後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其曆年在中國文學、史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9縱觀吳宓一生為人為學之品性，此說當為其鬱結於心靈之感慨，發自肺腑之顫音。
任教於清華大學時的吳宓。溫源寧對吳氏的形象這樣描述：“腦袋的形狀像顆炸彈，也像炸彈一樣隨時都有可能爆炸。憔悴，蒼白，頭發好像就要披散下來，虧得每天早上都要剃須，還保持著一張臉麵清晰的邊界，臉上多皺，顴骨高聳，兩頰下陷，盯著人看的一雙眼睛像是燒紅了的兩粒煤球——這一切全都支撐在比常人長一半的脖頸上，瘦削的軀體活像一根結實梆硬的鋼條。”（見《不夠知己》，溫源寧著，江楓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年出版）
1921年夏秋，吳宓獲得碩士學位後歸國，先後出任東南大學和東北大學教授，致力於西方文學教學和研究，同時兼任號稱“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的《學衡》雜誌主編。盡管這份以梅光迪、柳詒徵等人為主要創辦人，吳氏為“學衡派”領袖的雜誌，遭到了另類派文化領袖陳獨秀以及幹將胡適，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強烈抵製與猛烈抨擊，雙方就此結下了梁子，但與胡適關係相當密切的曹雲祥，並未因此類江湖恩怨偏袒一方。當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處成立後，曹氏慕吳宓才學與名聲，力主聘其回母校為國學研究院籌備鳴鑼開道。吳不負厚意，很快辭去東北大學教職，懷著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進水木清華那寧靜安逸的校園，竭盡全力協助校長曹雲祥積極物色延聘國內“精博宏通的國學大師”（吳宓語）來院執教。就在這樣一個曆史進程的節骨眼上，遠在萬裏之外的陳寅恪，迎來了踏入清華園一試身手的曆史契機。
1921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時的陳寅恪
此時，陳寅恪已由美國哈佛大學轉赴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他得到清華聘請的電文後，經過一番思量躊躇，答應就聘。由於購書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起程歸國，又因母喪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陳寅恪向校方請假在家中逗留了約半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入清華校園的大門。而這個時候，吳宓因與教務長張彭春矛盾加深，已辭去研究院主任之職，改任清華外國語言文學係教授。曾經薦舉趙元任步入清華講壇的張彭春，也在與吳宓等人的紛爭中敗下陣來，被學生趕出了清華園，研究院事務由新任教務長梅貽琦兼理。10
混戰過後，處於多事之秋的清華園又恢複了往日的平靜。在蛙鼓蟬鳴與陣陣熱風吹蕩中，隨著陳寅恪擺動長衫緩緩登上承載著文化使命的聖潔講台，一個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後世廣為流傳並影響深遠的“四大導師”陣營業已形成，清華國學研究院迎來了它的巔峰時代。
這年11月16日，清華學校教務長梅貽琦來到陳寅恪的住所商談，欲聘請一位大字號“海龜”（海歸）來校出任中國文史教授，以充實清華的文科陣容，壯大學校的整體實力，為即將改製的清華大學再加砝碼。陳寅恪稍加思索，脫口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這便是聲名赫赫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當時仍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的他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h2>◎從北大到柏林</h2>
陳寅恪所薦舉的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896年出生於一個儒學世家兼破落貴族家庭，其祖上傅以漸乃大清開國之後順治朝第一位狀元，後晉升為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宰相職，權傾一時，威震朝野。傅以漸之後，傅門一族家業興旺，曆代顯赫，故聊城傅宅“狀元及第”的金匾高懸於門額，在當地有“相府”之稱。
傅以漸這位後世子孫——傅斯年，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繼孔聖人之後兩千年來又一位“傅聖人”。隻是這位現代“聖人”與古代那位夫子不同，傅斯年生得肥頭大耳，身材魁梧，雖不是梁山泊那一幫聚眾鬧事者的後代，卻具有梁山好漢的相貌與血性，心高氣傲，目空一切，接人待物具有泰山壓頂般的磅礴氣勢。此人在出產小說《水滸》人物的地理環境中，經曆了十餘年家塾與官學修煉，於1913年十八歲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一類甲班就讀，憑借其深厚的國學根基與聰穎頭腦，每次考試均名列前茅。1916年秋，轉入國學門繼續深造。111918年春夏之交，傅氏在進入北大第五個年頭的曆史性轉折時刻，與同學好友羅家倫等人一道，以陳獨秀、胡適等教授主編的《新青年》為樣板，搞起了一個叫作《新潮》的刊物，學著《新青年》的樣子開始鼓吹新思想與新文學。這一做法在得到許多具有新思想的年輕人與“憤青”歡呼追捧的同時，也遭到不少傳統儒生的反對與抵製。當時的北大學生，後來曾在史學界呼風喚雨的顧頡剛曾說過，傅斯年們搞的那一套把戲，“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通過這個刊物把北大文學院的國粹派罵倒”12。這是顧氏與傅斯年大動幹戈，徹底決裂之後的一家之言，未免有意氣用事的味道。按傅斯年與同人們當時的理想與做派，不隻是把“國粹派”罵倒了事，其中還夾雜著一種更具社會革命意義的構想，那就是“用手段高強的文學包括著‘人’的思想，促動大家對於人生的自覺心，是我們的使命”。“未來的真正中華民國，還須借著革命的力量造成。”同時，“未來的真正的中華民國靠著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夾在新文學裏”等理想與具體的實踐活動。13當時所謂的“國粹派”或“國故派”，指的是北大國學教授劉師培、黃侃（字季剛）、辜鴻銘等名重一時的國學大師。這一派係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張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相左。當時年輕的陳獨秀、胡適之輩，正以《新青年》為陣地不斷發表其政治文化主張，大張旗鼓地煽動全國大小知識分子與芸芸眾生，放棄古文而改用白話文寫作，欲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場狂風暴雨式的新文學革命。
北大時代的傅斯年
這個時候與胡氏同住在北京城內胡同的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也雙雙加入這一倒孔反封的陣營中來，參與《新青年》編務，並成為這一陣營中衝鋒陷陣的驍將。1918年5月，周豫才以魯迅的筆名，在《新青年》發表了第一篇具有重大曆史轉折意義的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發出了“鐵屋子裏的呐喊”。此後三年間，魯迅陸續在《新青年》發表小說、白話詩、雜文、譯文等50餘篇，與胡適等人結成了同一戰線的盟友，向“吃人”的封建禮教亂棍飛擊，發出了“救救孩子”等呼聲。在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上，胡適與魯迅均在曆史的大潮中奮力承載著啟蒙主義者的曆史使命，發出大海潮聲：“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14
早期的《新青年》雜誌封麵
陳、胡、魯等一幹人馬如此激烈的主張和做法，惹惱了當世的“聖賢”大儒，遭到了北京大學“拖辮子複辟的辜鴻銘”“籌安六君子”之一的劉師培和一位“兩足書櫃陳漢章”（羅家倫語）以及章太炎的及門弟子黃侃等名流大腕的強烈反對與回擊。這些當世名儒謂陳獨秀、胡適之輩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狂言亂語、歪理邪說。於是，北大校園內，傳統國學派與新文化派展開了勢如水火的激烈爭鬥。號稱一代經學大師、“傲慢無比”（陶希聖語）、盛氣淩人的黃侃老夫子曾當著北大許多教授的麵，對年輕的胡適公開戲謔道：“你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未必出於真心。”胡適不解其意，究其故。黃說：“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應該叫胡適，應該叫‘往哪裏去’才對。”15胡氏冷不丁經此一擊，頗為尷尬，一時竟無言相對。
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社會風潮洶湧奔流，傳統國學派與新文化派的較量，在北大這個既封閉又開放的圈子裏呈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之勢。每當新派的胡適鼓吹用白話文寫文章“既明了又痛快”時，傳統國學派的黃侃便對之曰：“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哪裏有痛快的事，金聖歎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於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於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16為了證明文言文較白話文優秀，黃侃在課堂上公然講道：“胡適之口口聲聲說白話文好，我看未必，比如說胡適的老婆死了，要發電報通知胡博士回家奔喪，若用文言文，‘妻喪速歸’即可；若用白話文，就要寫‘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呀！’十一個字，其電報費要比用文言文貴兩倍多。既費錢又囉唆，多糟糕？”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黃老夫子以勝利者的姿態搖頭晃腦得意起來。17如此接二連三地重拳出擊，搞得胡適灰頭土臉，頗栽臉麵，不得不再度聚集兵將設法給予對方更猛烈的反擊。於是，北大國學派與另類文化派越來越呈不把對方徹底打趴弄翻在地，決不收兵之態勢。18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毛子水等20餘名學生，自動組織起校內第一個響應另類文化運動的學生團體——新潮社，並創辦《新潮》雜誌，胡適應邀擔任該雜誌顧問。在胡適或明或暗的運作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塊大洋的公款資助。自此，以傅斯年為首的革命小將，公開為新文化派擂鼓助威，以達到把劉師培、辜鴻銘、黃侃等經學大師徹底罵倒，使之一個個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眼珠亂翻，或幹脆翹了辮子，令大家真正“痛快”一下的目的。國故派們眼見對方勢力大增，不肯束手就擒，在黃侃親自組織指揮下，學生張煊（南按：後來為張學良機要秘書）等人，很快弄出了一個稱作《國故》的雜誌，以維護傳統文化為己任，與《新潮》對抗交鋒。但《國故》始終處於劣勢，難敵《新潮》巨浪衝擊。未久，北大文科學生張國燾、易克嶷、許德珩輩又糾集一百餘眾，成立了一個名為“國民雜誌社”的團體組織，創辦《國民》雜誌，由張國燾任發行人兼經理，搖擺於新舊兩派之間。可惜這一魚龍混雜、綠林草莽氣味濃厚的團體，內部很快分化，產生了所謂的舊派、新派與走中間路線的調和派等亂七八糟、令人眼花繚亂的派別。一時間，北大校園內泥沙俱下，各種文化思潮如烏雲滾動中爆裂的雷電，相互碰撞、激蕩、交融。在一串串耀眼火花的閃亮躥動中，終於引爆了20世紀黑暗中國的第一聲驚雷。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大規模反帝愛國學潮。當此之時，整個北京高校校園與街頭閭巷，風卷浪滾，豪傑並起，猛士如雲。胡適麾下頭號愛將傅斯年，盡管還沒有成為滿身散發著西洋氣味的“海龜”，而隻是一隻“富於鬥勁的蟋蟀”（羅家倫語），正是由於這個罕有的“鬥勁”，才更加引人注目地在這股世紀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學潮爆發後，傅斯年作為北京學生遊行隊伍總指揮，肩扛上書“還我山東，還我青島”等字樣的大旗，揮動手臂，率部衝出校園，一路浩浩蕩蕩向京都政治中心天安門奔來。在廣場集結並宣示口號聲威後，大隊人馬又轉赴東交民巷外國使館交涉。在遭到帝國主義者蠻橫阻止後，北京街頭熱切的呼喚頓時變成了聲聲怒吼。在傅斯年指揮引領下，遊行隊伍轉赴趙家樓，以滿腔的愛國熱情與悲憤心境，痛毆了賣國漢奸曹汝霖，一把火燒了趙家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由此揭開了光輝的一頁。
趙家樓的衝天火光映紅了古老的京都，朝野為之震動，社會各階層紛紛起而仿效，並給予極大聲援。驚恐中的北洋政府在調集大批軍警鎮壓的同時，下了查封北大、懲辦校長蔡元培的命令。蔡元培於危難之際沉著果敢地與政府官僚周旋，以減緩各方壓力，安撫學生，勸其複課。同時聯絡組織平津地區的國立大學校長為營救被當局逮捕的學生奔走呼號。當被捕學生全部釋放，被後世譽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為避其鋒銳，於5月8日夜提交辭呈悄然離京，遠走他鄉。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示威遊行隊伍向天安門進發，前方手舉大旗者為傅斯年
蔡元培走了，學潮漸漸平息，北大幸而保全。作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的傅斯年，也於這年夏天畢業離校，懷著百感交集的心境回到家鄉聊城休整。
五四運動期間北京大學的學生在街頭演講
這年秋季，山東省教育廳招考本省籍官費留學生，傅斯年赴省會濟南應試，並以全省第二名的優異成績入選。盡管如此，這位“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並沒被主考方放在眼裏，反因他所顯示的壓倒性優勢，壞了欲走後門安插親信的好事而成為當權者的眼中釘、肉中刺。當權者以傅是五四運動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規蹈矩的學生”19，且還是“凶惡多端的學生示威活動的頭頭”“打砸搶燒的危險激進分子”等為由，拒絕錄取。山東省教育廳官員奉命對外的解釋是：假如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國或法蘭西，一不開心，率領一幫梁山兄弟的後代（南按：傅的家鄉聊城出過《水滸》中的武大、武鬆、潘金蓮、西門慶等著名小說人物），再來一個三打祝家莊、火燒獅子樓或趙家樓之類的行動，把法蘭西的羅浮宮、巴黎聖母院等洋人的宮殿，用糞叉子、二叉鉤子或鐮刀斧頭加錘子，三下五除二給弄個底朝天；或哪一天像打虎的武二郎一樣喝高了，借著酒勁兒，把大英帝國的白金漢宮一把火燒個精光，山東方麵乃至整個中國政府將吃不了兜著走。為了消除隱患，斬斷禍根，幹脆來個“斬首”行動，斷了傅斯年出洋的念頭。如此這般，即便傅氏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也不過“土鱉”一隻，再怎麽鬧騰，亦隻能在他家鄉黃河岸邊那塊黃土上翻跟頭，難以蹦躂出山東父母官與各色小吏的手掌心，更不會跑到太平洋或大西洋去興風作浪，揚風紮猛惹是生非了。
這個出乎意料的變數，使傅斯年如同挨了一記悶棍，頓感天旋地轉。傅斯年以及部分正直官員皆表示不能接受這一怪誕的說辭，聲言要訴諸法律。就在決定成為一隻“海龜”還是“土鱉”這一重大人生命運的緊要關頭，以行俠仗義著稱的山東省教育廳一位叫陳雪南（名豫）的科長，出於對傅氏的同情和對貪官汙吏的義憤，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堅持應以考試結果為準，力主傅斯年放洋，並言道：“成績這麽優越的學生，而不讓他留學，還辦什麽教育！”20眼看陳科長已不顧自身得失跳將出來與當權者叫起板來，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員也借機出麵為傅氏大鳴不平。另有一群見風使舵，欲走後門而最終落敗者，也趁機煽風點火，四處鼓噪，給既得利益者施加壓力。在四麵楚歌的叫喊聲中，當權者出於各種考慮，終於做出讓步，把傅氏列入官費留學生名單。垂頭喪氣的傅斯年得此喜訊，當場喊了一聲：“我的娘！”差點昏厥過去。待喝下一碗清水，長籲一口氣後，傅斯年打起精神，搓幹手心中那濕漉漉的汗珠，收拾行李返回北大，於同年12月26日，晃動著小山包一樣龐大肥碩的身軀，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輪船赴歐洲，開始了為期數年的留學生涯。
就在傅斯年即將踏出國門之時，上海資本家、著名紡織大王穆藕初表示將陸續捐出10萬元巨款給北大，要求校方選送五位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出國留學。留學期間的費用，比一般官費學生略多。當時的官費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開出的費用為每人每月120美元。在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和胡適等人的策劃下，選出了段錫朋、羅家倫、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等五人。因清朝末年政府曾派五位大員出國考察憲政，時稱“五大臣出洋”，此次五位學子得此惠顧，被坊間戲稱為北大“五大臣出洋”，一時為社會廣泛矚目。當時北大還有一位與“五大臣”勢均力敵的學生孟壽椿，本在預選之內，因名額限製被叫停。“五大臣”憐惜同學手足之誼，頗感過意不去，乃相商每人自願每月隻要100美元，把多餘的錢湊起來增加一個名額，孟壽椿得以好夢成真。穆氏捐款的受惠者實際上已是“六大臣”，隻是“五大臣”的名聲已經叫響，沒有人再去計較是五還是六了。
且說傅斯年到達英國後，先入倫敦大學跟隨史培曼（spearman，今譯斯皮爾曼）教授攻讀實驗心理學，後兼及生理學和數學、化學、統計學等。1923年由英國至德國，入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比較語言學與史學。傅斯年之所以離英赴德，正如其北大同窗羅家倫所言，“一方麵受柏林大學裏當時兩種學術空氣的影響，一方麵受在柏林的朋友們如陳寅恪、俞大維各位的影響”21。
正是為陳俞二人的才學、人格與聲名所吸引，“目空一切”的傅斯年才棄英赴德走進了柏林大學校園。隨著傅氏的到來，形成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上政學兩界名重一時的姻親三角聯盟，同時演繹了一段天才交會過往的曆史因緣。 <h2>◎北京初會</h2>
傅斯年與陳寅恪初次謀麵，是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由同窗好友、陳寅恪的弟弟陳登恪介紹結識的。具體的時間已不可考，大約在1915年春夏之季，離著名的五四運動爆發還有四年。當此之時，二十歲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預科就讀。盡管傅氏膽識俱在，國學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園的小圈子裏牛氣衝天，不把同學與一般教授放在眼裏，走路總是鼻孔朝天，與同學說話大多扭著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顧狀，但仍屬於無名之輩。而二十六歲的陳寅恪已在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等地遊學數載，肚裏裝載了不少東洋與西洋的墨水。二人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相見，可以想象，傅斯年對陳寅恪的學問與見識當是深表欽佩的。許多年後，他由英國赴德國柏林大學就讀，正是這次會晤結下的因果。
原北京大學主樓（紅樓）（作者攝）
陳、傅結交，除了傅對陳學問的敬佩，不能排除的另外一點是，由於陳登恪與傅氏友善，平日裏雙方對各自的家世門第已有所了解，並有氣味相投之感。而這一點，對特別注重“門第”與“出身”的陳寅恪與傅斯年而言，又為柏林相見和二人的友好交往無形中起了作用。門第的高低，出身之貴賤，是人與人交往的基礎，也是一根維係陳傅二人幾十年關係的重要紐帶。
傅斯年乃大清名門之後，陳寅恪亦非出身草根之家與燕雀之輩，祖上乃今江西德安縣著名的“義門陳”家族。這個家族自唐代發達，至宋代達到鼎盛，合門3000餘人。據研究者考證，截至北宋鹹平四年（1001），陳氏一門科舉及第在朝為官者竟達到430人之眾，僅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也就是範仲淹在他的名篇《嶽陽樓記》中所說的“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那一年，“義門陳”一族有403人應舉，後得中並在朝廷逐步升遷擔任要職者有18人，另有29人擔任各地的刺史、司馬、參軍、縣令等職。直至宋仁宗嘉祐年間的半個多世紀，“義門陳”權傾朝野，聲名遠播，成為有宋以來罕有其匹的名門望族。為抑製陳門日漸龐大的家族勢力，嘉祐七年（1062），在宋臣文彥博、包拯、範師道等出謀劃策下，宋仁宗以教化四方百姓的名義詔令“義門陳”分莊天下。前後經半年的時間，盛極一時的“義門陳”十二行派被拆解為291個小莊遷往全國各地，其中以江西、湖南等地為多。陳寅恪祖上一支先是遷往福建寧化，繼而流徙廣東潮州，後又回遷福建上杭。
倏忽間，元、明兩個朝代幾百年過去了，直到清朝的乾隆年間，陳寅恪祖上又攜家遷往江西義寧州竹塅村。在這個山環水抱、雲煙氤氳、靈氣繚繞的祥瑞之地，流徙日久的陳門子弟在曆史的幾番動蕩中終於站穩了腳跟，開始置屋購地，興學耕讀。當宏大氣派的“鳳竹堂”在山水環抱的竹塅地界拔地而起時，曆史的進程已到了乾隆末年，稱雄一時的“康乾盛世”即將隨風飄散，大清帝國已顯疲憊之態。與之相反的是，竹塅陳氏卻漸漸步入了青春煥發的盛年，有宋一代“義門陳氏”的家訓與光榮，再度喚醒了陳氏子弟久遠的記憶，蟄伏於心中的祖先血液如春風化雨在胸中湧動，建功立業、重振家風的輝煌夢想，於世局即將巨變的前夜就此形成。在這個久違的大夢誘導驅使下，陳氏子弟加緊勤讀苦練，向著科舉的道路奮力邁進。二十年之後，大清帝國的盛世不再，亂象已生，陳氏一門羽翼漸豐，開始了衝天一飛的蓄勢運力。
1851年1月11日，一個叫洪秀全的鄉村落第秀才約集萬餘教徒在廣西金田村造反起事。延續13年之久的“太平天國”運動由此開始，大清帝國版圖內陷入了長期內戰與混亂，一個豪傑並起、群雄爭霸的新時代業已來臨。在刀光火色的閃耀中，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胡林翼、羅澤南、李鴻章……於曆史的星光照耀下先後登場，並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去試著改變曆史進程。在波瀾壯闊的時代洪流裏，有一個曆史無法繞開的關鍵性人物繼之登場亮相，這便是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
據義寧史誌載：就在洪秀全率眾造反起事的這一年，即鹹豐元年（1851）秋，陳寶箴（字右銘）恩科鄉試中舉，揀選知縣。鹹豐六年（1856），陳寶箴入京參加會試，不第留京，其間得以交結四方俊雅之士，識見大增。鹹豐十年（1860）秋，英法聯軍陷天津，犯京師，鹹豐皇帝北狩，時朝廷中樞深恐在南方起事造反的洪楊太平軍乘機沿運河北犯，搶劫通州庫存倉米。正無計可施間，陳寶箴獻出奇策，條陳防守六事於樞府：“設傳駝更運，前明於忠肅成法也。”驚慌失措的樞府采用其計，旦夕之間將通州屯糧移至京師，寶箴一計而引起朝臣矚目。22未幾，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數千黃毛官兵操刀弄槍嗷嗷亂叫著撲向西郊圓明園，一番瘋狂砍殺劫掠之後縱火焚燒，園中瓊樓玉宇皆被殃及，一時濃煙彌漫，火勢衝天。陳寶箴時在城內酒樓與友人交談時勢，遙見西天半壁紅光，知這座世之罕見的“萬園之園”與大批稀世國寶萬劫不複，頓時情緒失控，欲跳樓自盡以醒世人，幸被友人攔腰抱住免於以身相殉。陳氏落座後乃捶案大哭，座人皆驚。
位於今江西修水縣義寧鎮竹塅村的陳氏故居“鳳竹堂”，建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今完好。“義寧陳氏”家族複興之夢從這裏開始。1989年被修水縣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並在屋前立一石碑，上書“陳寶箴、陳三立故居”
鹹豐十一年（1861）春，陳寶箴南歸省母，時由建立湘軍起家的曾國藩以兩江總督之職屯駐安慶，陳氏前往拜謁，曾氏引為上賓，驚其才學識見，譽為“海內奇士”，欲留於幕府視事。陳氏不願為幕僚之客，欲親臨戰場與洪楊太平軍一較高下，遂辭謝，複歸江西老家。未久參加湘軍席寶田江西所部，籌劃與敵戰。席氏曾隨劉坤一率部追擊太平軍石達開部入廣西並攻取柳州，因功賞戴花翎。時席寶田與江西巡撫沈葆楨不和，而沈又與兩江總督曾國藩不睦。麵對錯綜複雜的政治時局，陳氏經過深思熟慮，離江西入曾國藩幕府。曾氏見之驚喜交加，當即書有“半杯旨（卮？）酒待君溫”等句以勉。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陷天京，太平天國幼主洪天貴福在李秀成、洪仁玕等臣僚將士的護佑下，與眾宗室姻親出逃。陳寶箴以一個傑出戰略家的眼光與聰敏頭腦審時度勢，斷定洪氏一行必逃亡瑞金，立即向席寶田獻奇策：於廣昌、石城間設伏，言幼主出逃，“奔逸數千裏，日夜疾行，輜重婦女相隨屬，見無追軍，憊甚，行必緩。我亟趨間道，要擊廣昌、石城間，寇可滅也”23。席依其計，果在道中俘獲太平天國幼主洪天貴福及洪仁玕、黃文英、洪仁政等重要人物。陳寶箴由此名動公卿，聲布朝野。
光緒元年（1875），陳寶箴受命署理湖南辰沅永靖兵備道，治鳳凰廳（今鳳凰縣）。此處地瘠民貧，匪患猖獗，數十年獷悍囂淩之氣，曆屆官吏皆束手無策。據曾國藩嶽麓書院的同學、晚清著名外交官郭嵩燾撰文稱，陳氏得署鳳凰後，以兵家戰略“求得幹才一二人，授方略，令各清其族，捕治數十人，不逾月而民氣為之一變，至今帖然誦廉訪（南按：明清對按察使的通稱，寶箴後曾任此職）之遺愛也”24。此後，教民鑿石通水，使行舟可運，又教山民種茶栽樹，以薯刨絲曬幹可久藏不壞，食之可摻大米蒸成飯，解決了缺糧之苦。
因治鳳凰政績卓越，陳寶箴仕途開始順暢，相繼出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等職。光緒二十年（1894），海外耀兵，陳寶箴自鄂調京師畿輔，出任直隸布政使。未久，中日甲午海戰爆發，號稱裝備優良的大清北洋水師頃刻間灰飛煙滅，一度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毀於一旦，大清帝國像一個被掏空了的枯幹泥足巨人，被日本小鬼子一招撂倒在地，再也沒有爬起來。泱泱中華敗於彈丸島國，朝野驚慌，寰宇震動。翌年，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國人深受刺激，陳寶箴聞之痛哭，呼曰：“無以為國矣！”25其間，陳氏曾入京謁光緒皇帝，多所陳策。寶箴見光緒帝愁容滿麵，心力交瘁，乃提請皇帝日讀聖祖康熙《禦纂周易折中》，以期遇變而不失常。光緒聞之頗以為然，感念不忘。
陳門一家。中坐者為陳寶箴，前立者為陳封可。後排左起：陳方恪、陳寅恪、陳覃恪、陳衡恪、陳隆恪（摘自陳小從《圖說義寧陳氏》）
甲午之戰，是大清帝國徹底走向衰敗的轉折點，國際地位江河日下，麵臨被世界列強五馬分屍、大卸八塊之危境。此時朝廷支柱李鴻章持盈保泰，暮氣已深，且因簽訂馬關之恥辱條約被輿論所困。康有為、梁啟超等進京趕考的舉子借機鬧起了學潮，於悲憤中千餘人聚眾上書，聲言拒和、遷都、變法。一時間，社會激進之士紛紛跳將出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欲糞土以醇親王奕、李鴻章為首的“濁流派”朝廷命官。而以恭親王奕?、李鴻藻、陳寶箴、張佩綸、沈葆楨、張之洞等為首的“清流派”趁機崛起得勢。在政局激蕩、社會秩序劇變的大混亂大動蕩中，被譽為“清流派”中流砥柱的陳寶箴，受朝廷重臣、兵部尚書榮祿薦舉，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秋八月，以直隸布政使詔受湖南巡撫，一躍而成為獨當一麵的封疆大吏。陳寶箴在宦海生涯達到人生頂點的同時，也開始在湖南這溽熱的地盤上大膽改革、銳意進取，展開了一係列匡時濟世的政治活動。
湖南省三麵環山，交通不便，近代以前幾乎與外界呈隔絕狀態。按照窮山惡水出刁民的世事規律，此時的湖南山民多暗塞悍直，剛勁率勇，同時也以刁鑽野蠻霸橫保守著稱於世。長沙一帶自古被視為南蠻卑濕之地，被貶謫者多遷於此，如屈原、賈誼、褚遂良、柳宗元、劉禹錫等。李白在《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中曾有“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的詩句，道出了此地偏僻荒涼之情狀。柳宗元在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為永州司馬，在湖湘度過了與屈原差不多的十年流放生活，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文辭賦。劉禹錫與柳宗元因同樣的原因同時被貶，為朗州司馬。朗州即今常德，恰好是屈原當年被放逐的地方。在朗州，劉禹錫整理創作了大量的歌謠，因題材大多來自民間，與文人的創作風格大不一樣，如《瀟湘神二首》曰：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
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
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這些根據民間歌謠創作的詩歌，盡管增添了一種新鮮的格調與活力，與充滿哀怨的流放者文學不可同日而語，但在自然清新中仍夾雜著作者淡淡的哀愁與憂傷。直到明清之際，湖南尚處在以中原為圓心的版圖之邊疆地帶，曆史上鮮有名士良將出現，僅三國蔣琬、唐代劉蛻、元朝歐陽玄、明人劉三吾等幾位小字號名人而已。清中葉之前，能稱得上一時才俊和名士者亦不過王夫之、賀長齡、陶澍、魏源等寥寥數人。
當曆史進程走到晚清之時，情形為之劇變，隨著湖南交通條件改觀，商品流通與經濟相繼發生變化，政治、文化也隨之大為改色。到了洪楊太平軍起義於西南邊地，以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為代表的湘軍興起時，湖南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三湘大地的各色人物，使出湖南人刁蠻霸橫的強勁，沿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大路，在大清國內憂外患的末日裏橫衝直撞，浴血搏擊。隨著天京陷落，太平天國崩潰，長毛歸降流亡，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彭玉麟等輩，終於弄出了叱吒風雲的大名堂、大事功、大輝煌，一時為天下所重。湘軍將領如同穿起的糖葫蘆，一個連著一個，官運亨通，步步高升，直做到巡撫、總督等封疆大吏。一時間大清國幾乎一半的督撫職位為湘軍將領所占據。朝廷中樞更是不乏湘籍將領，湘籍官吏可謂聲光四射，氣熏朝野。比湘軍稍後興起的李鴻章之淮軍，其營製、餉章盡仿湘軍。而晚清興起的“兵隨將轉，兵為將所有”的陳規陋俗，終於形成了尾大不掉、軍事失控的變亂之局。到光緒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餉、一糈，都不得不仰求於湘軍與淮軍等“勇營”升起的督撫大吏予以調撥。大清國幾乎成為湘、淮軍人的天下。同治八年（1869），撰《湘軍誌》的湖南大儒王闓運經過湘鄉城，目擊“將富兵橫，矛戟森森”的情形，“如行芒刺中”，預言“恐中原複有五季之勢，為之臲卼”，並“知亂不久矣”。26湘、淮軍人造成的這種畸形政治格局，深深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進程。
陳寶箴詔受湖南巡撫之時，正值傳統文化與新思想交鋒對銳，濁流與清流兩個政治派別撕咬搏擊最為激烈之際，加之湖南又遭逢大旱，連綿二十餘縣受災，赤地千裏，饑民流離，盜匪蜂起，朝廷驚憂。陳寶箴以一個出色政治家的姿態由直隸南下，不聲不響地取水道經湘水悄悄潛入長沙巡撫衙門，專電諸省大吏，請求援助，同時頒布嚴禁販米出境令，違者格殺勿論。時嶽州洞庭湖岸有逾千艘欲販米於江西的舟船聚集，聞令後發生嘩變，當地政府官吏紛紛出逃躲避。陳寶箴聞報，立遣總兵率軍隊持符節急趨嶽州，采取以暴易暴、以野蠻對野蠻的戰略戰術，給肇事者以先發製人的打擊。大軍抵達洞庭，將幾十名聚眾變亂首領一一擒獲，或砍頭，或剁腳，或火燒，或烹煮，或索性扔進油鍋炸作肉團麻花令士卒分食。血光過後，眾皆驚恐，人心大定。
除了平暴安撫的戰略識見與霸蠻之氣，陳寶箴以罕見的政治家氣度清醒地認識到，治湘“其要者在懂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變士習，開民智，飭軍政，公官權”27。由是先從吏治入手，通過一段時間的明察暗訪，將各府縣刁鑽蠻橫又昏墨不職的朝廷命官就地革職查辦，對罪大惡極者嚴懲不貸。時桃源縣令貪贓枉法，橫行鄉裏魚肉百姓甚烈。陳寶箴偵知，令人拿入大牢，先是一頓老虎凳與辣椒湯伺候，而後上其罪而遣戍邊。於此一招，群吏皆駭，綱紀凜然。當吏治行措在板子、老虎凳加辣椒湯的協助下被梳理一遍後，陳寶箴又開始大刀闊斧地厲行新政，創辦洋火局、電報局、官錢局、鑄錢局、鑄洋圓局、蠶桑局、工商局、水利局、輪船公司，同時開設礦務總局，擇銅、煤、鉛、銻等較有把握之項，試行開采。此後下大力氣創辦武備學堂與發展文教事業。
有道是“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陳寶箴之子陳三立（號散原），見湖南的改革已呈如火如荼之勢，也挽起袖子欲助乃父一臂之力，積極加入到這一新興的陣營中來。
陳三立於光緒八年（1882）鄉試中舉，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及第，先後出任京師吏部行走、主事。此時朝廷內部烏煙瘴氣，吏部弄權，小鬼當家，陳三立在派係傾軋中痛苦不堪，決定辭官隨從父親左右以助其力。同光年間，高官子弟習父兄餘蔭，多聲色犬馬，酒食征逐。時陳三立與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譚嗣同、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吳保初、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一說陝甘總督陶模之子陶葆廉）合稱“清末四公子”，社會精英、儒林名流與之交遊頻繁，時人謂之“義寧陳氏開名士行”28。與王孫公子、紈絝子弟截然不同的是，喜好交遊的陳三立胸懷大誌，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卓爾不群，一時聲名鵲起，凡有誌者，特別是青年才俊皆樂與之交往。當陳寶箴入主長沙巡撫衙門後，陳三立發揮與當世賢士名流交遊的特長，襄助其父招賢納士，講文論學，聲名頓起。此等情形正如吳宗慈在《陳三立傳略》中所雲：“一時賢哲如朱昌琳、黃遵憲、張祖同、楊銳、劉光第輩，或試之以事，或薦之於朝。又延譚嗣同、熊希齡、梁啟超等儒林名宿，創立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南學會之屬，風氣所激勵，有誌意者，莫不慨慷奮發，迭起相應和。於是湖南士習為之丕變，當時談新政者，輒以湘為首倡，治稱天下最。凡此為政求賢，皆先生所讚勷而羅致之者也。”29此段並非吳宗慈有意對陳氏父子阿諛奉承，僅從聘請的人物看，若無真正求賢的誠意和建功立業的誌向，再加上政治環境的緣故，像當時已得大名的譚、熊、梁等心高誌遠的一代才俊，是不會舍棄京師與上海等大都市，而聚集到長沙一隅謀事效力的。僅此一點，足見所述事實並非虛妄，陳氏父子在天下士林公卿中的威望與非凡的治事能力據此得以確證。
陳三立像
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四月二十三（6月11日），光緒皇帝頒《明定國是詔》，旗幟鮮明地接受康有為等輩的變法維新之策，百日內連下數十道新政詔令推行新政，設立農工商總局，廢除八股，創辦京師大學堂，翻譯西書，選派留學生等。社會開明紳士、公卿大夫、誌士仁人聞訊歡呼雀躍，如飲狂藥。遠在湖南的巡撫陳寶箴接詔，認為皇帝此舉大有作為，前途無量，國運將因此而振興，乃奮起響應。困守於紫禁城、孤獨寂寞的光緒帝聞之大為感動，屢詔嘉勉。為感謝皇上的禮遇與知己之恩，挽狂瀾於既倒，陳寶箴於熱血沸騰中，舉薦平生所知京外有才能的官吏與所屬吏士20餘人，上奏朝廷，備皇帝采擇。於是在京的官吏楊銳、劉光第，外官惲祖祁輩被光緒帝選中，楊、劉與譚嗣同、林旭等儒生共授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陳寶箴見狀，大喜，遂再接再厲，心懷一腔熱血，上疏四章京雖有異才，然恐其資望輕而視事易，需得一資望深厚、辦事穩健的朝廷重臣領之，遂力薦張之洞入主中樞統領群賢，為國效力。光緒帝信以為然，予以采納。
梁啟超及其墨跡
然而，光緒帝與陳寶箴等維新者的好夢剛過百日，八月初五（9月20日），一直貓在頤和園暗中觀察動向的慈禧老佛爺，從紫禁城飄來的霧影風聲中感知將有禍及自身的兵變發生，乃采取先發製人的兵家策略，於月黑風高之際，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回中南海，下令囚禁光緒帝，次日宣布訓政，捕殺維新黨人。時康有為、梁啟超輩均在京師，聞變，康逃香港，梁逃日本避難，得以免死。而名噪一時的軍機四章京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與在維新變法中搖旗呐喊、擂鼓助威者楊深秀、康廣仁（康有為之弟）等“六君子”，俱被捕獲，斬於京師菜市口。
據雲，當變法失敗後，譚嗣同本有機會像康有為、梁啟超一樣逃離京師，流亡海外，或到西方列強駐北京的使館避難。然而譚氏卻認定“中國的新舊兩黨非鬧得流血遍地，國家才有希望”，故有“我以我血薦軒轅”之誌，並號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30當譚嗣同於菜市口走下囚車，受刑前一刻曾質問監斬官：“革新變法有何罪過？為什麽不審而斬？”監斬官剛毅答曰：“我哪管得那麽多。”揚手投去殺頭的令箭，讓劊子手持鬼頭刀上前行刑。譚嗣同的頭在被砍下的刹那，還在高呼口號：“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氏在戊戌政變前後的所作所為，特別是人頭落地前歇斯底裏的狂呼大叫，令後世研究者大感迷惑，並為此爭論不休。許多年後，陳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期間，曾對他的學生石泉談到早年家住湖南巡撫衙門時與譚嗣同的一些交往，多少道出了一點玄機。陳謂譚嗣同幼年喪母，受繼母虐待，常常跑到陳家去哭。譚後來熱情奔放、易於激動甚至偏激的性格，恐與早年家庭環境有關。按陳寅恪的說法加以推斷，譚氏在腦袋掉地之前歇斯底裏的狂喊怪叫，當源於此。另據陳寅恪透露，“六君子”被斬於菜市口，隻不過是以慈禧為首的後黨與光緒的帝黨矛盾總爆發的一個極端結果，其實就在戊戌政變前，慈禧的後黨已是殺機四伏，危及光緒帝的黨徒了。當年珍妃入宮前的老師文廷式（芸閣），乃有名的江西才子，榜眼出身，與陳家有同鄉之誼，且過從甚密。在甲午前後政局動蕩中，是一位上躥下跳的活躍人物，堪稱帝黨中的一員幹將。但隨著珍妃受慈禧老佛爺的打擊而失勢，作為黨羽的文氏亦被革職回籍。戊戌政變的前夜，慈禧的後黨采取了一個“斬足”行動，對帝黨中樞外圍黨徒先行密旨拿問。文廷式通過密布京城的好友與徒子徒孫得到消息，知大禍來臨，連夜從家鄉逃出，流竄至湖南長沙巡撫衙門躲避。陳寶箴深知事關重大，稍有不慎即招來砍頭滅門之罪，但念及舊情故誼，還是收留了文氏。三天後，由陳寶箴秘密安排，並贈300兩白銀於文氏，送其潛往日本避難。文氏直到庚子年義和團事起後方返故土，此時朝廷已無力顧及他是有罪還是無罪，是帝黨還是後黨之徒，他算是躲過了一劫。31
文廷式僥幸活了下來，但當年搭救他的陳撫台卻命歸黃泉了。
隨著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維新”大幕的降落和楊銳、譚嗣同輩人頭落地，陳氏家族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盡頭。戊戌政變之後，因楊銳、劉光第、譚嗣同輩乃陳寶箴所薦，加之湖南為新政改革急先鋒，宇內聞名，慈禧老佛爺盛怒中於八月二十一日下達詔諭：“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實屬有負委任。陳寶箴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伊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奸邪，著一並革職。”32
悲憤交加的陳寶箴於無可奈何中卸去頂戴花翎，黯然走出長沙城那高大威嚴的巡撫衙門，攜家帶口返回江西南昌隱居。其時妻子黃夫人早於一年前病逝，停靈於長沙，寶箴扶柩就道抵達南昌，葬夫人於南昌府城西40裏西山之下，於墓旁築建居室，名曰崝廬。其宅前後各三楹，雜屋若幹楹，樓上有遊廊，可與墓地相望，環屋養鶴，澹蕩遊吟山水間。光緒二十六（1900）年六月二十日，陳寶箴忽以微疾神秘去世，享年七十歲。
關於陳寶箴之死因，坊間流傳多種版本，按其子陳三立編《巡撫先府君行狀》言，乃以“微疾”卒，正史多采用此說。另有一說稱為慈禧老佛爺賜死。如近人宗九奇在《陳寶箴之死的真象》一文中雲：“據近人戴明震先父遠傳翁（字普之）《文錄》手稿，有如下一段記載：‘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嚴千總公（名閎炯）率兵弁從巡撫鬆壽馳往西山‘崝廬’宣太後密旨，賜陳寶箴自盡。寶箴北麵匍伏受詔、即自縊。巡撫令取其喉骨，奏報太後。’”33此文刊出後，著述此類題材者多有引用，並添油加醋予以鋪排，遂使“賜死”之說流傳於世。據史家王子舟考證，宗氏所引記載的真實性有待確證，但陳寶箴去世後，陳三立常往來於南昌、南京之間，春秋總回西山掃墓，每有詩篇，皆煩冤茹憾，呼天泣血，父墓成其歌哭之地。以此“推諸跡象，賜死之說似不謬”34。
陳寶箴有子女各二人，長子陳三立，即陳寅恪生父，次子陳三畏，早卒。 <h2>◎槎浮海外</h2>
陳寶箴詔受湖南巡撫時，六歲的陳寅恪隨父母、祖父母寓長沙巡撫衙內。陳三立前夫人羅氏生長子衡恪後不幸病逝，繼室夫人俞氏生子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女康晦、新午、安醴。寅恪出生時，祖母黃夫人以其在寅年，取名寅恪，恪字為兄弟間排行用字。寅恪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故晚侄輩又稱其為“六叔”。
陳寅恪大約五六歲即進入家塾蒙館就讀，延聘之塾師已不可考，所學除四書五經之類，另有算學、地理等現代知識。陳寶箴神秘死去那一年，三立攜家遷居金陵，除家塾外，還在家中創辦了一個現代化的思益學堂，延師教讀，時十一歲的陳寅恪進入思益學堂接受教育。據陳隆恪女兒陳小從記述：“自祖父挈家寄寓金陵，延聘西席外，在家裏又辦了一所學堂。四書五經外還開有數學、英文、音樂繪畫等課程，以及文、體設備。這所學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親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學。（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六叔和幾位叔叔都是在這種環境下，打下他們對國學的基礎。另外，還具備良好的讀書條件：祖父藏書很豐富，六叔在他十幾歲以及後來自日本回國期間，他終日埋頭於浩如煙海的古籍以及佛書等等，無不瀏覽。”35又說：“我父和六叔在出國前那段啟蒙教育都是延師在家教讀，先後所延聘教師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謀（國學大師柳詒徵）、蕭稚泉等。蕭兼為畫家，曾教過三位姑母學畫。當教師初到時，祖父常和他們約：第一，不打學生，第二，不背書。這和當時一般教師規範大不相同。所以父親和幾位叔叔都是在這種輕鬆活潑比較自由的氣氛中，度過他們的蒙館生涯。”36陳小從所說的柳翼謀即後來在學界赫赫有名的國學大師柳詒徵，校長則是一代名儒陶遜（賓南），另有湘潭周大烈等宿儒為教席。學生除以上所列，另有俞氏舅家子弟、周馥之孫周叔弢、杭州朱子涵之子朱伯房、常熟宗白華等。其時學生們梳辮發，穿製服，一派新式模樣。兩江總督張之洞駐金陵時，對陳三立創辦學堂深表讚許。繼張氏之後出任兩江總督的端方，慕其名聲，曾親到學堂視察，見學生們列隊敬禮，神清氣爽，模樣俊秀可愛，欣喜之下每人特贈文房四寶一份予以嘉獎。
陳氏兄弟。左起：陳隆恪、陳覃恪、陳衡恪、陳寅恪、陳方恪（引自陳小從《圖說義寧陳氏》）
正是這種家學淵源與私門授業，使少年陳寅恪自幼熟習國學典籍，而新式學堂所傳授之地理、算學、英文、音樂、圖畫等現代知識，又博其思想，增其見識，拓其視野，為日後放洋遊學，接受東西洋現代文明洗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據陳寅恪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於中山大學第七次交代底稿說：“小時在家塾讀書，又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37自陳小從的回憶與陳氏本人的“交代”看，作為進士出身的文化名宿、同光體詩派的代表人物，陳三立對子女的教育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做了現代科學規劃的，宋代通儒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陳三立的心中占據著重要位置，而為中國傳統文化延續血脈，則是這位進士出身的吏部主事骨血裏流淌不息的因子。在創辦學堂的同時，陳三立已經萌發了送子赴日與歐美留學深造的構想。究其內情，陳寅恪在長大成人直至晚年，偶爾對相熟者提及，知之者甚少，而能對“義寧陳氏”一門文化淵源詳加分析者更是鳳毛麟角，隻有梁啟超、吳宓、俞大維、傅斯年等少數幾人體會出個中況味。1945年，吳宓在撰寫《讀散原精舍詩筆記》時，曾言道：
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為中國近世之模範人家。蓋右銘公受知於曾文正公，右銘公之家世經曆，亦略同曾文正。為維新事業之前導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國禮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謀國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變而不誇誣矜躁，為晚清大吏中之麟鳳。先生父子，秉清純之門風，學問識解，惟取其上，而無錦衣紈絝之習，所謂“文化之貴族”，非富貴人之驕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輩，猶然如此。誠所謂君子之澤也。先生少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維新改革於湘中，坐是黜廢禁錮，而名益顯，望益高。所與交遊唱和者，廣而眾。又皆一世之名士學人高才碩彥。故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謂少未勤讀，蓋實成於家學，淵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38
吳氏之說大體不差，陳寅恪正是懷揣中國文化學術德教之托命，放洋遊學，開始了他尋求救世之道的漫長途程。
光緒二十八年（1902）春，留日風潮興起，十三歲的陳寅恪隨長兄衡恪離金陵赴上海，以自費留學生的身份踏上了駛往日本的輪船。行前在上海旅館偶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此人本一介傳教之士，無職無權，卻屬中國老百姓常說的“能人”一類。其人除了腦子靈活，善於投機鑽營，肚子裏也確實有點兒幹貨。憑著他的識見和鑽營機巧，在清末政壇上縱橫捭闔，左右逢源。戊戌變法之年，幾乎成了光緒皇帝的顧問，其譯著《泰西新史攬要》一度風行中國，傳誦一時，為知識界所廣泛矚目。李提摩太漢語甚好，見衡恪、寅恪兄弟欲赴東洋留學，遂用漢語與之交談，並謂：“君等世家子弟，能東遊，甚善。”39
輪船鳴響著汽笛離開上海吳淞碼頭，大海蒼茫，碧水藍天，如此浩瀚壯闊的場景，是陳家兄弟生平第一次遭遇。為此，陳衡恪寫下了“生平海波未寓目，乍疑一片水蒼玉”40的壯麗詩句。身材瘦小、童氣未脫的陳寅恪，從此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海外遊學生涯。
陳家兄弟踏上日本國土，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該校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四月，由嘉納治五郎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私立補習學校，受日本文部省委托，專門為中國留學生提供預備教育，主要講授日語及普通科，如教育、心理、倫理、教授法、管理法等，修業年限由半年至三年不等，主要看學生各自的條件和造化。與陳家兄弟由上海同船赴日的留學生120餘人（南按：時已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約300人），另有40人赴歐洲留學。在東京碼頭下船後，進入弘文學院就讀的人數共56名，其中寄宿生22名。在這22名學生中，就有比陳寅恪年長九歲、虛歲二十二的紹興小個子魯迅。這一年，魯迅於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畢業，和其他幾位同學將被派往日本留學。3月24日，在礦路學堂總辦俞明震的親自帶領下，魯迅等人乘日輪“大貞丸”由南京出發去日本。俞明震是個新派人物，魯迅求學時對他的印象不壞，後來在《朝花夕拾·瑣記》中對他有過這樣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麽東西呀？……’”41這個新派的總辦俞明震就是陳寅恪的舅父。
其時，陳寅恪與長兄陳衡恪作為自費留學生，於上海碼頭登上“大貞丸”，並在其舅父俞明震的護送下，與魯迅等學生結伴同行。陳衡恪也是礦路學堂的學生，與魯迅同學且交情甚好。到達日本進入弘文學院後，陳衡恪與魯迅同住一舍，朝夕相處，過從甚密。1904年春，魯迅和陳衡恪等聯名給國內的友好寫信，由返國的弘文學院同學沈瓞民帶回分別投寄，介紹日本軍閥的侵略野心與弘文學院同學們的近況。據沈瓞民後來回憶說：“我正要動身回國的時候，魯迅和陳師曾（陳衡恪，美術家，當時也在弘文學院讀書）二學長，邀我到東京日比穀公園啜茗吃果子……那時日俄戰爭開始，廣瀨武夫沉船封鎖旅順。日本政客中州進午提出‘日本統治滿洲說’；戶水寬人又發出‘天授日本’的謬論，認為‘根據諸學理，應由日本占領滿洲’；有賀長雄又發出‘滿洲委任統治權’的妄說；種種侵略謬論，在報紙上廣為鼓吹。而我國有一小撮的留日學生，卻還在同情日本、崇拜日本。魯迅對日本的侵略野心，非常憤怒。他同時指出，蔡鶴卿（元培）和何閬仙（琪）在上海創辦《俄事警聞》，竟也袒日而抑俄，這事太無遠見。魯迅說：日本軍閥野心勃勃，包藏禍心，而且日本和俄國鄰接，若沙俄失敗後，日本獨霸東亞，中國人受殃更毒。於是他向蔡、何提出三點意見：（一）持論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種’、口是心非的論調，欺騙國人；（三）要勸國人對國際時事認真研究。原書沒有抄錄，大意是這樣的。我到上海，即交給蔡、何兩君。後來《俄事警聞》采納魯迅的意見，持論有所轉變。求學時代的魯迅，已認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國主義，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當時具有這樣的卓見，是令人敬佩的。陳師曾受到魯迅的鼓勵，也寫了六封信，其中一封給其父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禍心等語，由我分投；諸人閱後，皆有戚容，沉默不語。……當時國人，痛恨沙俄，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看法，尚未能一致。像魯迅這樣抱有遠見者，寥寥無幾……”42
陳家兄弟，特別是年齡較大的陳衡恪當時確實意識到了魯迅的“卓見”、愛國熱情並受到鼓勵，二人成為同道中人。民國後，魯迅與陳衡恪同在教育部任職，來往更加頻繁。魯迅喜文史、藝術，陳衡恪擅長篆刻、書畫，因而關係越來越密切。《魯迅日記》對魯迅與陳衡恪交往的記載多達70多筆，如果不是陳衡恪英年早逝，當會更多。不過，當時的陳衡恪和年少的陳寅恪兩兄弟沒有想到，這個在生活中不太吭聲的小個子、嘴巴上剛剛露出毛茸茸黑須的紹興“土老兒”（蔣夢麟語），會在後來以魯迅的筆名一舉成名，並把手中的筆當成投槍和匕首，終於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澤東語）。不過日後的陳寅恪很少向外人道及與魯迅的這段因緣際會。據他自己晚年透露，因為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後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而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聖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國人誤認為自己像魯迅所指斥的“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43因而，陳氏一生留下的詩文與回憶文章，幾乎看不到他與魯迅的交往經曆，倒是在魯迅的日記中可看到“贈陳寅恪《域外小說》第一、第二集，《炭畫》各一冊，齊壽山《炭畫》一冊”44等記載。這是陳寅恪的洞察事理與自尊之處。
光緒三十年（1904）夏，陳寅恪假期回國返南京。據當代史家王子舟說，陳氏歸國之原因可能是在日費用見絀，因為當時留日者多富家子弟，有些日人借機刮其錢財。45留日學生進書店，圖書加價；進商店，貨品加價，乃至“房東揩他們的油；扒手、小偷虎視眈眈；下女替代買東西要一成半的小費；野妓打扮成女學生，以妖眼來誘惑；得病即為醫生之餌”46等卑鄙行徑司空見慣，中國學生深受盤剝欺騙之苦。當然，陳寅恪歸國可能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就是爭取官費的資助。因為歸國未久，就與其五哥陳隆恪同時考取了官費留日生，並於這年晚秋再度赴日，同行者有李四光、林伯渠等人。陳三立有《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學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兩兒附焉，遂送至吳淞而別。其時派送泰西留學生四十人，亦聯舟並發，悵然有作》詩，第二首雲：“遊隊分明雜兩兒，扶桑初日照臨之。送行餘亦自涯返，海水澆胸吐與誰。”47此次赴日，寅恪重返東京弘文學院，其兄初入慶應大學，後轉入東京帝大財商係就讀。
陳寅恪二次赴日，正值日俄因爭奪中國東北利益而大打出手之時。日本侵占中國的旅順、大連、營口等地，而苟延殘喘的清政府隻能作為“局外中立者”，劃遼河以東地區為兩國交戰地，遼河以西為中立區，眼睜睜地看著成群的狼熊在中國土地上瘋狂撕咬嗷叫而束手無策。這一狼一熊撕咬的結果是：俄國熊傷勢嚴重，漸感體力不支，不得不放棄在中國東北部分特權，拱手送給日本狼，並割庫頁島南半部分以和，日本狼借此獲得滿洲南部特權。至此，世界各國的狼蟲虎豹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基本劃定：德國占據山東半島；法國擁有兩廣、雲南、四川；俄國占據北滿；日本獲得南滿、福建，並獲得在東三省擴大通商、營建鐵路、經營租界等項特權；英國以長江流域、雲南、西藏為勢力範圍；美國的胃口更大，推行所謂的“門戶開放”政策，要求全中國的門戶全部無條件地向強大無敵的美利堅合眾國開放。
光緒三十一年（1905）寒假，陳寅恪因患腳氣病回國調養。至此，為期近四年的日本留學生活徹底畫上了句號。病好後的陳寅恪沒有再赴日繼續深造，其緣由固然複雜，但在後世研究者看來不外乎有如下幾個方麵。
日本於日俄戰爭得手後，開始以世界列強的身份雄視東方，對中國人更是驕橫跋扈，極盡醜化蔑視之能事，留日學生被蔑為“支那人”“豬尾奴”“清國奴”。魯迅在《藤野先生》中已描述過仙台學醫時那種椎心泣血的人生感受。48向來不善言辭的陳寅恪也曾多次表示過“對日本人印象不佳”49。麵對日本舉國上下畢現的種種驕狂之態與輕妄之舉，不隻有藤野先生那樣“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的教授為中國留學生鳴不平，當時日本有識之士也曾表示了他們的憤慨與憂慮。著名政治家、學者宮崎滔天在《關於中國留學生》一文中曾明確地警告日本當局與國民：“我深為日本的威信而悲，為中日兩國的將來而憂，更為中國留學生的處境而不禁流淚。……我要寄語我日本當局、政治家、教師、商人、房東、下女、扒手、小偷和妓女，你們旦夕欺侮、譏笑、榨取、剝削、誘惑的‘清國奴’中國留學生，將是新中國的建設者。他們今日含垢忍受著你們的侮辱，你們心中沒有一點慊焉之情嗎？侮辱他們，勢將受他們侮辱。互相侮辱必將以戰爭終始。”50未來的事實被宮崎滔天不幸言中，隻是當時日本國民並沒有把這位智者的忠告放在心上。
麵對日人的驕橫與輕視，魯迅感到了切膚之痛，陳寅恪也自當不會例外。不過，當陳氏第二次去日本時，魯迅已離開弘文學院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就讀，如魯迅在自傳中所說：“這時正值日俄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為廣大的運動……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51魯迅所說的小計劃，其中之一是企圖像當年的著名刺客荊軻一樣，采取暗殺手段再加以群眾暴動推翻清王朝。除了暗殺與暴動的宏圖大願，當時的中國留學生有相當一部分理想主義者，試著從文化上探尋救國之道，也就是要深究學術的精奧，解決形而上的問題，即胡適後來所倡導的“我們要救國，應該從思想學問入手，無論如何迂緩，總是逃不了的”52雲雲。而當時世界學術的前沿和最高殿堂在西洋而不在東洋，日本學術隻是歐美學術的二手貨，要想真正明了徹悟先進文化的奧秘和前進方向，就必須像當年唐僧玄奘一樣，非到這一文化的發軔之地取經不可，否則近似扯淡。正因如此，魯迅便有了出走歐洲到德國求學的打算，可惜未能成行。倒是相對年輕的陳寅恪把這一理想化成了現實，了卻了平生夙願。
許多年後，陳寅恪在給清華學生授課時曾經說過：“日本舊謂其本國史為‘國史’，‘東洋史’以中國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貢獻，但不免累贅。東京帝大一派，西學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53
日本東京帝大是明治十九年（1886）由東京大學改製而成，借助明治維新的契機，改製後的東京帝大仿德國現代化大學製度開科辦學，並大量聘請外籍教師，尤以德國比例為重。當時德國柏林大學的史學大師蘭克，門下有一叫利斯（ludwig riss）的弟子，被聘為東京帝大新創立的史學科教授。後來名噪一時，且與陳寅恪在學術上交過手的東洋史代表人物白鳥庫吉，就是利斯指導的史學科第一屆畢業生。由於白鳥庫吉畢業後又遊學德、匈等國，成名後參加過數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故陳寅恪稱東京帝大一派西學較佳。而以內藤虎次郎為開山鼻祖的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學派，所承繼的是日本漢學研究傳統，中文根底較深，即陳寅恪所說的“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者。盡管陳氏說這話時是在離開日本30年後的1935年，但總體評價尚屬公允，這除因陳氏本人後來與日本學者有所交流外，與他當年遊學日本有密切關係。如同後來中國的考古學派一樣，凡是傾向歐美學派與學術源流者，在新的文化進程中均得到發展壯大；凡承繼所謂傳統的學派如金石學者，逐漸沒落。日本的東京帝大派最終戰勝了西京學派而出盡風頭，其原因也固如此。
已見過世麵並成為青年才俊的陳寅恪病愈後，不願再看日本小鬼子的臉色，也不滿於日本的東洋史學，乃立下赴歐美遊學，直接從現代學術源頭尋找啟迪的雄心大願。為實現這一理想，在出國前，陳氏插班進入上海吳淞複旦公學就讀，主攻英語，兼及德、法等語言。經過兩年半的苦熬，於宣統元年（1909）夏畢業。是年秋，在親友資助下自費赴德國柏林大學就讀。宣統二年（1910）秋，遠在萬裏之外的陳寅恪聞知日本吞並朝鮮的消息，想到了祖國與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命運，慨然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詩一首，內有“陶潛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潛後。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54之句，抒發了憂國憂民的悲憤情懷。
宣統三年（1911）春，陳寅恪腳氣病複發，不得已轉地治療，北遊挪威，二旬而愈。這年秋，陳氏至瑞士，轉入瑞士蘇黎世大學讀書。當他閱報得知國內發生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消息時，即去圖書館借閱德文原版《資本論》就讀，以了解這場革命的內在理論體係。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與自己指導的燕京大學研究生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曾涉及此事，陳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隻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許多國，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隻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55
據史家考證，陳寅恪可能是中國人中第一個閱讀德文原版《資本論》者。這一年，陳寅恪二十二歲。許多年後的1953年11月，原為陳寅恪研究生兼助手、時已成為中共黨員的北大教員汪篯，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與副院長李四光派遣，赴廣州中山大學敦促時任曆史係教授的陳寅恪北返，就任剛剛成立的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中古史所）所長。陳寅恪除了對汪篯這一不明事理和冒失舉動大為反感外，在親書的《對科學院的答複》中曾有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56對陳氏一貫提倡和堅守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這一深層意義暫且不表，至少從信中可以看出，陳寅恪作為最早讀過《資本論》原文的中國人之一，當不會做虛妄孟浪之談。
1912年，也就是民國元年，陳寅恪腳氣病複發，且經濟拮據，營養不良，加之國內局勢動蕩，軍閥紛爭，城頭上的大王旗一日三換，陳三立被迫攜家避居上海，陳寅恪也不得不暫時歸國。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說，寅恪在遊學歐洲期間兩次回國，但“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雜覽經史古籍，對史學感到濃厚興趣。他不但能背誦《十三經》，而且每字必求甚解，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細推的治學方法”57。翌年春，陳氏腳氣病痊愈，再次踏上西行的航船遊學海外，先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再遊學倫敦。1914年8月，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留法學生均遭經濟困窘。這年秋天，江西省教育司司長符九銘電召陳寅恪，要其回南昌總覽留德學生考卷，並許以補江西省留學官費，陳寅恪應召取道回歸本土。此番遊學歐洲，除期間回國短暫逗留外，前後凡四個年頭。
1915年春，陳寅恪於閱卷空隙，赴北京看望長兄陳衡恪。此時陳衡恪已於日本學成歸國，在教育部任編輯之職兼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美專教師，成為名滿天下的大畫家，當時的美術界有“北陳南李”之譽。“北陳”指陳衡恪，“南李”指李叔同。
陳衡恪（師曾）繪的山水扇麵
陳寅恪此次北上，在陳衡恪的引見下拜訪了許多京都名流，並得以與同船赴日留學的周豫才相會。這時的周豫才尚寂寂無名，除了在教育部履行僉事的公職，多數時間在陰沉破舊的紹興會館抄寫古碑，借此紓解心中的鬱悶。那篇承托起他一世英名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的發表，還要等到三年之後。周豫才送陳寅恪書、畫一事，就是在這段時間。正是這次北上，陳寅恪結識了他人生中至關重要的摯友——傅斯年，並為二人在柏林的重逢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