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南國的冬日</h2>
傅斯年死了，他生前的親朋好友以及留在大陸的陳寅恪及其門生還活著。雖然活法各有不同，際遇略有差異，但整個族群的歸宿基本是相同的。
1951年秋，中共中央決定在知識分子中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指出舊知識分子要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拋棄原來的錯誤或反動的階級立場，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隨著運動展開，批判的風浪由教育界擴展到整個知識文化界，並與後來興起的“三反”運動合流，以勢不可當的強大態勢，直抵知識分子心靈深處。隨著這股政治急流衝撞漫延，各色知識分子，特別是從國統區轉入新政權之下效力的所謂舊知識分子，外加一批被暫時利用的各高校官員，必須在群眾麵前公開檢討過去對中共和人民犯下的罪過，實行“洗澡”和“人人過關”。
與此同時批判胡適運動也在中國大地展開。
早在1950年，胡適留在大陸的兒子胡思杜於9月22日，在香港《大公報》發表了《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正式宣布與“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胡適脫離父子關係。隨後，北大文法兩學院在上麵布置下，開始討論“胡適思想問題”，並“主使中文、哲學、史學、圖書館四個係聯合舉行‘控訴會’，由俞平伯、楊振聲、顧頡剛，以及自稱與胡適有過七年以上交情的湯用彤、朱光潛等人‘帶頭控訴’”。1因為帶頭人物的示範，胡適過去的同事、朋友、學生聞風而動，紛紛出來揭發批判胡適的“反革命罪行”，表示與這隻“喪家的，美帝國主義走狗”徹底決裂。
北京三聯書店編輯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論文集，共八輯
就在知識分子“洗澡”與批胡運動雙向展開的同時，除台灣省之外整個中國大陸的高校，全部按照“蘇聯老大哥”的模式進行調整改造，重新打造社會主義先鋒陣營。1952年秋冬，大規模調整攻勢揭開帷幕，首當其衝的是私立高校。因這些高校大多具有國外勢力支撐的背景，自然地被當作安插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毒草和堡壘而被“調整”，如北京的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具有美帝國主義背景的清華大學被肢解，其文科與理科並入北大，隻剩一個工科。無帝國主義背景的私立高校改為公立，被視為胡適派、梅貽琦派係的教授，全部調出北大、清華，發配到南開、東北大學、大連理工或各地研究機構。如北大的鄭天挺調往南開，楊振聲調往長春東北人民大學，等等。據統計，1952年院係調整前中國大陸有高校211所，到1953年調整完畢，全國高校被肢解、重組為182所。這些高校以專科為主，專科中又以工科為主。至於人文社會科學，由於被視為帶有“資產階級性質”，遂遭到外科手術式的解剖、割裂，大學的自主權逐漸喪失，教師成為崗位上的“螺絲釘”，甚至淪為阻礙社會發展和教育前進的“絆腳石”，所謂的“教授治校、學術獨立、言論自由”等理念，也隨之被看作不合時宜。
就在這次院係調整中，原嶺南大學名義取消，中山大學遷入嶺南大學校舍，其人、財、物與嶺南大學合並，對外稱中山大學，盛極一時的嶺南大學成為曆史回憶中一個符號。1952年夏，陳寅恪攜家遷入校園南校區康樂園東南區一號那座紅磚砌成的二層小樓，居於樓上，陳氏擔任曆史係教授。據蔣天樞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卷下一九四九年條載：陳寅恪初到廣州嶺南大學，兼任中文、曆史兩係教授，助教黃如文。這黃如文乃一廣州人，每讀古書資料和回答問題，皆用粵語，陳寅恪隻能聽得一通嗚哩哇啦，並不知道他表達的是什麽意思。正在痛苦煩躁之時，曾在北平協助過陳氏工作的原燕京大學畢業生程曦在“北方解放時逃廣州，先生為位置於嶺南大學中文係任助教”。想不到程曦替代那個嗚哩哇啦的黃如文作為陳寅恪助教未久，1951年“有以講師誘程者，程遂堅決不再協助先生做事，雖經校長陳序經婉勸亦不肯。先生遂辭去中文係教職，專任曆史係教授”。對此，蔣天樞在《事輯》中說，陳流求曾在給他的信中說：“兩老都曾親自告我，對程曦事很生氣。”但是人各有誌，既然程曦不願做大師的助手，也隻能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老對策，任其自然了。這位程曦於1951年10月赴香港大學任教，八年後轉赴美國高校教授中國戲曲史，活得還算快活。隻是他的突然離去使陳寅恪無法上課，隻得暫由陳夫人唐筼接任助手，開始“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專題研究”兩門專業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對於這段不愉快的經曆，陳寅恪的好友吳宓得知後曾做了如下記載：“接棣華八月十三日函，知寅恪兄與容庚甚不和，已改入曆史係。而曦竟叛離寅恪，寅恪寫讀各事，均筼夫人代職雲雲。深為痛傷。曦雖熱情盛氣，而殊粗疏，故不能堅毅上達，亦以愚人而已。”2
自“愚人”程曦“叛離”之後，工作雖陳由夫人暫代，但畢竟唐筼身體有病，無力長期承擔如此沉重的工作，隻能苦撐以待將來。直到1952年11月下旬院係調整完畢，新組建的中山大學乃聘請一位校外女性知識分子黃萱擔任陳寅恪助教，協助陳氏教學和研究。黃萱在陳家一待十餘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才被迫離去。
陳寅恪夫婦與三個女兒（後排左起：小彭，流求，美延）
因陳寅恪雙目已盲，在全國興行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學校當局允許其不出外“洗澡”，在家中自覺地“衝洗”就可以了。當然，在“衝洗”的同時還可為學生上課或做一點兒力所能及的研究——這算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優惠待遇。隻是覆巢之下已無完卵，外部風潮仍不斷地震蕩著陳寅恪的耳膜，撞擊著他內心最敏感的部位。陳氏對中國文化的愛戀，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以及與胡適割不斷的感情，等等，都令他在時代政治風暴中感到無法適從，也不知道這個“澡”如何衝洗、洗到什麽程度才行，內心深處的壓抑、傷感和憤懣像積壓在裂隙中的岩漿，時刻都將帶著怒吼之音噴發而出。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高個子、白臉、留分頭的青年學者，學著當年張儀、蘇秦的樣子，不合時宜地悄悄來到了中山大學康樂園陳寅恪家中，此人便是陳氏早年的弟子兼助手、時年三十八歲的汪篯。
汪篯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史學係，抗戰時期考入遷往昆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陳門讀研究生。陳對汪的點撥用力甚勤，並有傳汪氏道統之意。1940年6月17日，陳寅恪離昆赴港準備受牛津之聘出國講學，這一天正是汪篯按規定考試的日子。因走得太急，陳寅恪便讓汪篯的副導師鄭天挺代為出題，鄭愉快地答應。其試題如下：
一、述李唐族姓之所自；
二、沈東甫《唐書宰相世係表訂訛》，其體例若何，其得失若何，試詳論之；
三、《新唐書·世係表》名位顯著之人，往往下無子姓，即有亦不過一、二傳。或謂五季散亂之後，人多假托華胄，歐公意在謹嚴，故存其父祖，刪其子孫，其說果足據乎？試舉例以明之。（原注：此李蓴客說，見光緒十年九月十九日日記）
四、有唐氏族長孫、竇、武、裴、蕭、崔、盧諸家，先後顯晦之故，能略述之歟。3
鄭天挺擬定的題目，顯然是陳寅恪在此一時期主要研究、教授的魏晉以降文化傳續，特別是隋唐政治製度和李氏王朝家族血緣關係，乃至“關隴集團”形成與盛衰等等之一部分學術精華。而對這部分精華真正有所掌握並領悟其奧妙者不過幾人而已，汪篯則有幸成為其中的一位。據陳的學生、後來成為著名史學家的周一良說：陳寅恪得意弟子中有三人可堪傳承其衣缽，這便是“徐高阮、汪篯、金應熙也。所可惜者，三人皆未能充分發揮作用”4。此一結局令人扼腕。
陳寅恪離開昆明後，汪篯受鄭天挺指導，後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遷李莊，與張政烺、任繼愈、逯欽立、楊誌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等一起在李莊居住、生活達六年之久。在讀書和做研究期間，汪篯享受傅斯年專門批發的每月30元津貼補助，生活尚算安靜。據當年與汪氏同在李莊生活的同學周法高回憶：“汪篯和下一屆的研究生王永興都是在陳寅恪先生指導之下念中國中古史的，汪篯的碩士論文是《新唐書宰相世係表母係的研究》。”關於汪在李莊時期的學習、生活狀況，周法高的評價是：“汪篯人很聰明，可是讀書沒什麽恒心和耐心，有時好多天不看書，有時好多天挑燈夜讀。這種起居無節、作息不時的習慣，不大適宜做沉重的學術研究。《論語》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顧炎武的詩句說：‘道遠不須愁日暮。’胡適先生晚年時常提到這句詩，意思是說：不必愁年紀的老大，路程的遙遠，隻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恒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業。汪篯是屬於智能型的，而缺少恒心，我在後來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發表。不過由於他的聰明、博學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學裏作教授，也許很叫座。在某些中國史大學教科書前麵，有時看到他列名於集體編撰者之中。1954年，中國科學院曾經決定請陳寅恪先生由廣州嶺南大學到北京任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長，就是派汪篯去的，後來陳先生沒有就聘。”5
在北大任教時的汪
周法高所言大體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屬人中少有的，隻是缺了一個“恒”字，這個說法得到了可考資料的支持。1942年2月6日，鄭天挺曾為汪篯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征求意見：汪篯人甚聰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規律，用功時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時或竟數日不讀書，以故論文尚未做好。弟個人頗覺其將來可有希望，前言之湯公（用彤），欲俟其畢業後留之北大，不知兄意雲何？6
讓鄭天挺失望的是，汪篯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自李莊返南京後，沒有留在史語所工作，也未能進入北大，而是遠赴吉林長白師範學院教書。是否傅斯年也與周法高同樣感受或有其他複雜的原因而沒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但汪氏遠赴東北教書絕不是出於自願，似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行為。有據可考的是，汪篯對北方嚴寒和學校生活感到極不適應，並不斷致函鄭天挺訴苦求援，希望導師能“拉弟子一把”，讓自己重返北大。1947年4月9日，汪在給鄭天挺的信中寫道：“自來吉林，十旬瞬屆……關外奇寒，去冬特甚，經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尤甚時竟至零下三十八度……堅冰在須，亦屬常見之景象矣。……雖燃壁爐，仍未能免（於奇寒侵襲）也。”繼而說教學工作之忙亂與生活之無趣，“益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讀進益之餘暇。長此以往，心致孤陋寡聞，不能複振，寧不可哀？！故企盼吾師遇有機緣時，予以提攜為感”。為達到入關的目的，汪氏特別提出“名義、待遇，在所不計”。7
抗戰時期的鄭天挺（鄭克揚提供）
正在鄭天挺為汪篯重返北大想方設法時，汪以耐不住長白師院生活為名卷起鋪蓋，在未受到任何機構聘用的情形下隻身來到清華大學投奔陳寅恪，與陳門弟子王永興共同協助陳寅恪著述，汪的生活費由陳寅恪本人支付。半年後，經陳寅恪與鄭天挺、傅斯年、胡適等重量級人物溝通，北京大學決定聘用汪篯為史學係教師，並以此名義繼續做陳的助手。於是，汪篯在陳寅恪南飛之前這段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成為拿著北大薪水為清華導師服務的特殊人員。就在這兩年多的時間內，汪篯吃住都在恩師家中，與陳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經曆也與導師相似，年近四十歲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個簡單的家。
曆史賦予這對師生相伴的最後兩年中，汪篯顯然比在昆明和李莊時期用功、用心了許多，並得到了陳氏治史方法的真傳。這個時期的汪篯不僅協助陳寅恪著述與修改、校正書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見解，並為導師所接受和采納。盡管在以後的幾年，汪氏像他的同學周法高所言，沒有發表太多的研究論文，但“公開發表的為數不多的論文，大部分都有獨創性”8，在中國史學界隋唐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1948年底，當陳寅恪與胡適倉皇離開北平南下之時，年輕的汪篯沒有排在傅斯年擬就的“搶救學人計劃”名單中而留了下來。當然，即使名單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時思想已有急劇變化的他也不會隨機南飛了。
留在北京大學的汪篯陰錯陽差地成為新時代的寵兒。1952年2月，汪氏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作為北大教師隊伍中一顆騰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馬克思列寧學院（中央黨校前身）帶職學習，很快成為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與前途可望的後備“文化班頭”人才。
1953年10月，以陳伯達為主任的曆史研究委員會做出了幾項重要決策：盡快在中國科學院再增設兩個曆史研究所；創辦一份代表新時代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曆史研究》，目的是從根上鏟除資產階級哲學與史學思想，確立馬列主義在史學研究中的領導地位。兩個月後，郭沫若在《曆史研究》創刊號上撰文聲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學習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的研究中國的曆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個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後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9，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文化建設的新高潮。由於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密切關注，陳伯達、郭沫若輩沒敢忽視偏居於西南一隅、遠在幾千裏之外的陳寅恪那孤獨身影的存在。10鑒於陳氏在學術界的赫赫聲名與不可撼動的學術大師地位，陳伯達、郭沫若等在擬定的曆史研究所所長的名單中，頗為識趣地做了如下安排：由郭沫若、陳寅恪、範文瀾分別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個所的所長。名單很快得到了上邊的認可，但就陳寅恪的性格和一貫提倡的“獨立之精神”，他能否痛快地北返並出任所長一職，一時成為操作者們沒有把握的難題。
當年陳寅恪離開北平南飛時，據他自述，多半是因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適合南方氣候，抑或怕共產黨來了，隻能吃小米，或買不到對自己嚴重失眠症至為重要的進口安眠藥雲雲。傅斯年在台灣奉命主持史語所和台灣大學時，曾不止一次致信已抵嶺南大學任教的陳氏，請其赴台任職，但陳寅恪始終沒有對這位老友的邀請做出答複。而台灣方麵“中研院”史語所第一組主任之職，一直給陳氏保留著位子，直到陳寅恪於1969年去世，才由勞榦繼任此職，由此可見傅斯年與台灣學術界對陳寅恪的尊重和寄予的深切期望。
1949年6月，潰敗中的國民黨在廣州組織“戰時內閣”，其中有三位學人出身的人物擔任了異常重要的職務，一為朱家驊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中研院院長，二是杭立武任教育部長，三為葉公超任外交部長。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裏，杭立武受傅斯年請托，曾多次派人勸說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動員陳寅恪離開大陸，速赴台灣任教，陳序經始終沒有答應。同傅斯年一樣，杭立武自然也深知陳寅恪在學術界的地位和價值，多次碰釘子後退而求其次，力勸陳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並說這樣可以進退有餘，但陳始終沒有理會。到了國民黨全麵潰敗的緊急關頭，急紅了眼的杭立武竟拉著“戰時內閣”財政部長徐堪匆匆趕到嶺南大學，親自向校長陳序經攤牌，要陳氏一同前往勸說陳寅恪到香港。據說杭立武此時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對陳序經說，如果陳寅恪答應去香港，他馬上可給陳寅恪10萬港幣及新洋房，陳序經聞聽搶白道：“你給10萬，我給15萬，我蓋新房子給他住。”11見陳序經態度強硬，不予合作，杭立武隻好親自帶上財政部長直奔陳宅勸說，大有即時兌現之意，陳寅恪仍不為所動。直到這年的10月初，原清華大學外文係教授葉公超主持的“外交部”還在廣州辦公，並為國民黨認為必須離開大陸的各色人員辦理出境護照，也就是說，直到這時，陳寅恪若想離開大陸，隨時都可成行，但陳寅恪最終還是沒有出境而留在了嶺南大學。究其原因，或許如“文化大革命”期間陳寅恪第七次交代稿所言：“當廣州尚未解放時，偽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長傅斯年多次來電催往台灣。我堅決不去。至於香港，是英帝國主義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視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願留在國內。”12這個說法得到了後世多數研究者的認同，如早年畢業於清華中文係，後轉赴台灣大學任教的蘇景泉回憶說：“回憶三十八年春，梅（貽琦）校長在廣州時雲：‘陳寅恪先生年高目失明，行動不便，我擬介紹陳先生在香港大學任教，但此事之成否，取決於英倫。現在還不敢說一定。……’旋聞因故作罷。其後陳師在廣州嶺南大學任教，夏間台灣大學傅校長斯年曾經函請陳來台任教，並為之請了幾位助教，預備助陳師耳聽讀書，口述寫文。傅校長可謂為學術請大師、為國家求第一流人才、敬老尊賢之至了。惜乎陳師雙目失明，行動不便，而嶺南大學文學院殷留不放，迄廣州淪陷，無法他去，誠可痛嗬。”13
但也有人認為陳寅恪當年確有退往台灣或赴海外的打算，隻是因故而未能成行，這個說法未得到可考材料的證實。唯一能證實的是陳夫人唐筼感到留在大陸凶多吉少，遂有赴台或赴海外的打算且有一個小小舉動。這個證據從吳宓於1961年赴中山大學看望陳寅恪夫婦時，在與陳序經早餐時的談話中可找到線索。陳序經悄悄告訴吳宓，陳寅恪由上海發電欲赴嶺南大學任教，作為校長的陳序經竭誠歡迎。陳寅恪遂攜家到校。未久，唐筼以一個女性的敏感預料即將在全國興起的政治濁浪必將禍及自身，遂堅定了出走的決心。陳序經回憶說：“約在1950一或二月，筼嫂力主往外國（歐、美）或台灣，竟至單身出走，至港依david及其諸妹，序經追往，遍尋，卒得之於九龍一無招牌之私家旅館，見筼，與約定‘必歸’，序經乃先歸，俟其夫婦感情緩和，乃遣人往迎歸。序經又複薑蔣佐（立夫）台灣大學‘氣候不佳’函，以術聘薑君來嶺南。”14
陳序經所說的david，即俞大維，1949年後出任台灣國民黨“國防部長”。1950年初，俞的母親仍在香港醫院治病，其妹俞大隨夫曾昭掄由歐洲至港停滯尚未回歸，唐筼至港依靠的應是俞大和曾氏家族在港滯留觀望的親屬。最後提到的薑立夫，於1919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歸國後在南開大學與西南聯大任教，學生中後來成為大師級人物的有江澤涵、陳省身、劉晉年、孫本旺、申又棖、吳大任等人。1947年中央研究院數學所成立，薑被推為所長，1948年與陳寅恪等被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根據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的指令，薑立夫組織人員把數學研究所的圖書裝箱運往台灣，同時攜家與一部分同事渡過海峽抵達台北。未久，因極其複雜的政治與人事糾葛，薑立夫一氣之下又攜家回到了廣州嶺南大學任教。由於薑的中途變卦回返，造成了“中央研究院”遷台機構隻有一個傅斯年的史語所和半個數學所“情何以堪”的事實。——這便是陳序經所述人物的曆史背景。
但無論是唐筼的出走還是陳寅恪的堅持不動，無論薑立夫在台灣遇到什麽政治與人事上的煩心之事，有一個絕對不可忽視的關鍵之處，便是陳序經以真摯的情感為之做出的重大努力。假如在這個四方震蕩的曆史轉折點上，陳序經袖手旁觀，甚至像掌權了的吳晗等，站在清華園對隨梅貽琦南下後滯留在上海的清華大學名教授楊武之（南按：楊振寧之父），不懷好意地冷眼相望，然後采取一腳踢開、任其流浪和自謀生路，就是不準其回清華任教的，那麽，日後的中山大學不會出現陳薑兩位大師的身影當是肯定的。
由原來的嶺南大學“被”轉為中山大學的陳寅恪，不僅不去國民黨統治的台灣和英帝國主義控製的殖民地香港，連紅色中國的首都北京也不願重返。個中原委，陳氏自有不便向外人道處，但就拒絕重返北京的選擇而言，局外者則能覺察、體會一二。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史學家、陳寅恪學生輩人物趙儷生，在蘭州大學任教的晚年曾寫過一篇回憶文章，對當年名噪一時的所謂“創造社”成員郭沫若、成仿吾等輩有所提及。在涉及成仿吾為人處世時，曾有這樣一段回憶，大意是：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共組建了一個華北大學。該大學是以範文瀾為校長的、設在邢台的北方大學與以成仿吾為校長的、設在張家口的華北聯合大學兩校合並改組而成。改組後範成二氏擔任副校長，另由更加德高望重的吳玉章擔任校長。校址暫設在河北正定。有一天，華北大學討論到進北平接管大專院校和文化部門時，讓教師都要到文管會報道，有人提議像陳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體也很衰弱，由家屬或朋友代替報到就行了。這時，副校長成仿吾用洪亮的湖南腔發話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機關來報到，來辦理登記，一定要親自來，本人來，不得有別人代替，因為……”他特別提高了聲音說：“這是個態度問題！”成氏高亢的湖南話，在場者聽起來特別刺耳，會場上鴉雀無聲。年輕氣盛的山東安丘人趙儷生聞聽，心說這是把自己當作征服者，把知識分子當成被征服者，要他們“迎降”。既然如此，那就幹脆在文管會門口辦一個受降儀式吧。於是，趙儷生的俠義脾氣開始發作，說十月革命後，俄國知識分子可比中國知識分子凶得多，囂張得多，像巴甫洛夫，開口閉口罵布爾什維克是“匪幫”，可列寧怎麽樣呢？他隔幾天就拿著黑麵包和黑魚子醬來看望巴甫洛夫。他罵，列寧並不把他抓起來，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轉意，替蘇維埃共和國工作。稍一停頓，趙儷生說，“這一切，我覺得值得我們大家學習”，接著又提高嗓音說：“特別值得成校長學習！”這一句話算是戳了馬蜂窩，三天後，趙氏接到了調離華北大學的通知。15
時在清華的陳寅恪當然不會知道發生在華北大學的這一幕，但一定直接或間接地感受到了來自北方的寒意。因而，當清華園被接管之時，陳寅恪的一些故舊門生在已成為紅人的吳晗等人攛掇下，曾寄信勸其重返清華，均未奏效。進入1953年，北方不斷有信息捎來，謂“政府希望陳先生北返”。已成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陶孟和專門托已進入中大任教的梁方仲探詢陳寅恪北返之意，並透露出迫切之情。麵對來自北方的聲聲呼喚，陳寅恪仍像當年對待杭立武一樣不為所動，後來他在致朋友楊樹達的信中說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16有研究者說，一個“畏”字神形俱現地表達了陳氏的思想與感情。“畏寒”自是一種推托的理由，抗戰前在清華研究院做導師時的陳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豈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則是他內心的真實寫照。因而他不為勸說者和所謂的“中間人”所動，繼續留在中山大學靜觀其變。不過，“這時陳寅恪獨立的生命世界在嶺南已重新構建完畢，生命意識在這重構的世界裏再度勃發”17。這個時候，當中國科學院高層正為派誰去赴廣州勸說陳寅恪北返頗為躊躇時，正在北京馬克思列寧學院學習的汪篯得此消息，主動請纓，欲充當南下勸說的“使者”，以在馬列學院練就的張儀、蘇秦縱橫捭闔之雄才大略，一舉把陳氏搞定。這個請求讓正感左右為難的郭沫若等輩大為驚喜，當即表示準予此行。於是，在馬克思主義史學領域嶄露頭角、風頭正健的汪篯，懷揣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與副院長李四光親筆簽發的兩封沉甸甸的信，帶著滿腔熱情和誌在必得的信念，於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當汪篯於11月21日抵達廣州後，仍像五年前在清華園一樣，毫不見外地直接住進了陳寅恪家中。隻是此時的中山大學已不是當年的清華園，陳寅恪和汪篯無論是在思想還是對社會的看法上，都與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輕氣盛、不明就裏的汪篯在陳宅住下後，沒有意識到自己無論是從輩分、地位、學識等諸方麵，都不具備與陳寅恪展開正式對話的資格，而在如此重大問題上冒冒失失地前來充當所謂的“使者”，企圖再現當年蘇秦、張儀合縱連橫，舌卷風雷，“一怒而諸侯懼”的盛況，是何等的不自量力與糊塗透頂。更為致命的是，據說，汪篯在與陳氏的交談中，以“黨員的口吻”“教育開導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陳寅恪進行嚴肅的政治味十足的談話。此舉令陳氏勃然大怒，竟脫口說出了“你不是我的學生”18的激憤之語。遭此棒喝，汪篯才如醍醐灌頂驀然意識到大事不好，當年的一家人現在很難再說一家話了，自己這個蘇秦、張儀當得並不成功，且很窩囊、很失敗，於驚愕惶恐中頭腦稍微清醒，但師徒已經反目，挽回似無可能，汪氏隻好灰頭土臉地搬出陳宅到中大招待所暫住。
陳寅恪故居。前邊白色水泥甬道為中南局書記陶鑄令學校當局專門鋪設，以便讓陳氏工餘散步時有所識別並不致摔倒，這條甬道後來成為中山大學校園內著名的“陳寅恪小道”（作者攝）
後來的幾天，盡管汪篯又做過許多亡羊補牢式的努力，但陳寅恪怒氣未消，總不釋然。當然，陳氏之激憤並不隻是對汪篯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郭沫若或更大的社會政治背景。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陳寅恪與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長談，算是對北京方麵的答複。汪篯對此做了詳細記錄：
對科學院的答複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隻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隻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髒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麽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陳寅恪口述汪篯記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19
以上的談話，透出陳寅恪對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新史學”和範文瀾等輩所謂“新史學大師”們極大的不滿。陳氏認為新中國成立後，真正的史學得不到發揚光大，反而所謂“以論帶史”的新史學大出風頭，且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此種毀滅文化道統的行為，必將連同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同毀亡。對這一令人傷感的現狀，陳氏除了對麵前的汪篯和遠在千裏之外的科學院高層人物施以教訓，也在致朋友的信中爆發出與此相同的壓抑和憤慨。20此次上門遭遇碰壁與棒喝的汪篯，除討得陳寅恪一紙《對科學院的答複》，還有一首《答北客》的詩文：
多謝相知築菟裘，可憐無蟹有監州。
柳家既負元和腳，不采萍花即自由。21
汪篯追隨陳寅恪有年，對詩中的用典和喻義要比其他人更能心領神會。此詩中的“菟裘”，古邑名，春秋時為魯國泗水境，現為山東省新泰市樓德鎮。民國時期該鎮尚存高大的寨牆，東寨門上砌“菟裘遺址”橫額石匾，隨著解放戰爭以及後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寨牆石匾已毀壞無存。1993年，新泰市政府象征性地在此立“菟裘城遺址”石碑一座。
據《春秋左傳正義》卷四記載：“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史記·魯周公世家》載：“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蒍氏。揮使人弑隱公於蒍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
以上兩段史料記載的是春秋時期，魯惠公死，由繼室所生的魯隱公繼位，隱公執政11年的時候，準備讓位給先父正室夫人仲子所生的太子允。羽父（即公子揮，一作公子翬）要求他殺了子允（桓公）。隱公說明事情真相並謂自己準備到菟裘去造房養老。羽父怕事敗，乃用反間計將隱公殺之。這段曆史典故後來還演變出“菟裘歸計”“歸老菟裘”等成語，意喻準備告老還鄉或退隱。陳詩借用此典，當指有人為他營造了一個晚年發揮餘熱或者說養老的地方——曆史研究所第二所以及所長的位子，但陳寅恪並不領情，繼而哀歎和嘲諷此處“可憐無蟹有監州”。
監州，一般指監察州縣之官。“元詩四大家”之一虞集《戶部尚書馬公墓碑》有“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記述。另，宋代在諸州置通判，亦稱監州，當朝名臣兼文士範仲淹《送向綜國傅通判桂州》詩中有“通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欲知明主意，將慰遠人心”等句。
比範仲淹晚生18年的一代文豪歐陽修，在他的《歸田錄》卷二中列舉了一個“有螃蟹無通判”典故，大意是：有宋一代，為加強中央集權並有效監督地方長官的言行，於各州設置通判官職。22
按朝廷旨意，通判既不是一州最高行政長官知州的副職，亦不歸知州管轄，隻是朝廷派來監視、製衡知州的代表，任命與升降權在朝廷中樞。這就形成了一州之中通判與知州爭權奪利、互相掣肘的局麵。宋太祖得知這一情況後，頗為憂慮，經過一番考量，專門下一道詔書，命令各州知州與通判必須處理好關係，協調處事，凡是政令，都要知州與通判二人共同簽署方可布行。
如此這般，表麵上矛盾是平息了，但因權力的製衡點沒有落到穩固處，各自的打算與追求的利益不同，知州與通判仍是相互掣肘，矛盾重重。
有一位名叫錢昆的少卿，餘杭人，嗜吃螃蟹，曾經有下放掛職做州官的經曆。有人征求錢昆：如果自由選擇的話，他願去哪個州做知州？錢昆不假思索地回答：“哪個州都無所謂，隻要那兒有螃蟹而沒有通判就行了！”
因了這話，產生了“有蟹無監州”這一典故，表達了為官者最需要的是自由自在、不受別人牽製的追求與理想。
陳寅恪把這一典故倒過來應用，遂有“可憐無蟹有監州”句，意喻自己到了北京出任一個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既無螃蟹可吃，也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研究，頭頂和身旁還密布著層層“監州”，或郭沫若一類自認為是監州之爹式人物，這是他既厭惡又不能屈就的。
“柳家既負元和腳”，柳家，即柳宗元，陳氏以古代文豪柳宗元自喻。“元和腳”在陳寅恪1927年7月6日贈傅斯年詩中已現，指的是以傅斯年為首的一支尚未成熟但有堅定自信的學術新軍。事隔26年之後，他的好友傅斯年已如其所言“歸骨於田橫之島”，自己流落嶺表，生活、事業等並不盡如人意，有“負”傅斯年本人三番五次勸其赴台的一腔熱血和朋友們的期待。而柳宗元在詩《酬曹侍禦過象縣見寄》中有雲：“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以陳氏當時的心境和態度，他既然當年“負”了傅斯年為首的史語所那支新軍和當年的事業與理想，如今麵對中國科學院展現的“萍花”不采也罷（此時在史學界流行的“五朵金花”即將泛濫開來），即不去招惹中科院那一幫身居高位的當權者，拒絕赴北京出任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或可相對保持個人尊嚴以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陳寅恪發自心靈深處的聲音，也是對北京關閉大門的宣言。
汪篯手捧此詩，知道自己的一切努力就此終結，隻好長歎一聲，帶著惶恐、沮喪與深深的遺憾踏上歸途。故都北京再也見不到陳寅恪那孤獨傲然的身影，陳、汪師生緣分已盡，就此永訣。 <h2>◎閉口休談作啞羊</h2>
列車在蒼茫的原野上向北奔馳，坐在臥鋪車廂的汪篯心情並不平靜，他在思考著如何向科學院交差，更多的是以悲涼的心境反複琢磨、參悟恩師那份《對科學院的答複》和贈予自己《答北客》詩中隱含在文字表麵下的玄機奧秘。也隻有離開嶺南這片土地，於孤獨而漫長的旅途中，汪篯才有真切回憶的機會以及對自己人生途程加以反思的可能。
當留在北大的汪篯平步青雲，作為學界一顆耀眼的明星於北國騰空而起的時候，病臥嶺南的陳寅恪身處怎麽樣的環境？其苦苦求索的是什麽樣的人生？他心靈的遊魂又何所依托呢？
往事已矣，不可追記。從陳氏留下的為數不多的詩文中，或可隱約窺知這位雙目失明的老人，在風浪裹卷泥沙呼嘯而過的曆史時空中，內心起伏的思緒與痛苦、傷感的情懷。
1951年6月，任教於嶺南大學、時年六十一歲的陳寅恪於生日那天，在《贈曉瑩》一詩中有“從今飽吃南州飯，穩和陶詩晝閉門”句，23內中隱約透出陳氏欲定居嶺南，摒棄流俗，燈前對坐，安心教學著述的思想脈動。
時隔不久，中山大學中文係教授朱師轍（字少濱）退休，經當局安排定居杭州。起程前，朱氏專程與陳寅恪話別。朱師轍乃江蘇吳縣名門鴻儒朱駿聲之孫、朱孔彰之子，比陳寅恪年長十一歲，曾曆任過《清史稿》纂修、中國大學教授，1947年轉入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朱氏家族與陳家屬世交，朱師轍與陳寅恪屬於亦師亦友的關係。當陳氏聽說朱欲定居杭州後，心中生發了對先人的懷念並有退隱定居杭州之意。這個念頭在他的《贈朱少濱教授退休卜居杭州》一詩中有所流露，其尾聯曰：“他年上塚之江畔，更和新詩結後緣。”陳寅恪自注“寅恪先塋在六和塔後牌坊山”24。所謂“先塋”，指陳三立墓。1923年，陳寅恪母親俞淑人病逝，未幾，長兄陳衡恪亦卒，遂將母、兄靈柩暫厝杭州西湖淨慈寺。其後，陳家購墓地於杭州牌坊山之原，1925年將逝者歸葬於此，並預設陳三立生壙於俞淑人穴左。1948年夏，陳三立靈柩由北平經天津用海輪運抵上海，再改用汽車運抵杭州六和塔後牌坊山，與俞淑人合葬。
接到陳氏贈詩的朱師轍有和詩，其中第二首為：“西湖泛棹訪坡仙，六塔墳前拜昔賢。叢桂小山招隱切，綠楊春好結鄰緣。（餘前在北京曾謁陳伯嚴丈。丈卒後，葬諸西湖六和塔牌坊山，從丈誌也。餘退休赴杭，擬拜丈墓。君亦有退隱之誌，與餘預訂結鄰之約。）”25陳伯嚴，即陳三立。朱氏的稱謂說明朱陳兩家的世交關係。詩中的“君”，指陳寅恪。朱氏這個注釋，進一步透出陳寅恪此時的心境。
隨著世局驟變，“洗澡”運動開始，以及新政權“一邊倒”地按蘇聯模式大行其道，陳寅恪內心在受到震動的同時，悲憤之情在心中發酵。作於1951年的最後一首詩，可以看出陳氏情緒和心境的轉變。詩曰：
改舊句寄北
（參丁亥春日清華園作）
蔥蔥佳氣古幽州，隔世相望淚不收。
桃觀已非前度樹，槁街翻是最高樓。
名園北監空多士，老父東城剩獨憂。
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殘夢上心頭。26
陳寅恪的詩向以今典與古典重疊應用，對人事、天命等感慨良多，在其生前已呈撲朔迷離之象，後世釋解起來更加困難。助手黃萱後來在談到陳詩的釋解問題時說：“我認為詩所以可用來作為史料的緣故，還因為它是現實的反映。陳先生說過：‘詩若不是有兩個意思，便不是好詩。’大概指的是古典今典吧。要從古典來體會今典，是不容易之事。他的詩自然是有兩個意思的，所以難於通解。”27
盡管難以通解，但若循其時事與陳氏個人情感加以細究，還是能夠探聽到生命脈搏跳動和心靈深處或激憤或感傷的哀歎之聲的。據說，汪篯在陳宅遭到驚心動魄的“怒罵”後，對恩師心中騰起怒火的來源大為不解，回到住處，靈機一動，迅速采取補救措施，並向陳氏周圍的人調查、了解其原因所在。當他打聽到近年來陳寅恪與朱師轍、餘嘉錫等人有詩唱和且較頻繁時，立即意識到可從陳詩隱晦的詩句中尋出蛛絲馬跡。於是，他開始設法向師母唐筼探聽陳詩留存的墨跡。結果是“他的努力是有效的，他解開了一些謎團”28。而上文介紹的陳寅恪寫於1951年的《改舊句寄北》，即是汪篯破譯理解恩師心路曆程的一把關鍵性鑰匙。
汪篯得到這首詩後，對今典疊加古典的喻義進行了詳細探究，並按照自己過去對陳寅恪的性格、感情等了解，試著做了注釋。據後世研究者陸鍵東考證，汪氏對此詩的注釋是：“第三句引劉禹錫‘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詩句，以斥責陳的舊日學生都學習馬列去了。第四句汪篯注釋錯了，誤認為此句諷刺郭沫若。後人一般作如是理解，‘槁街’是唐代外國人所居之處，此句暗含馬列主義成為人人頂禮膜拜的東西。第五句指餘嘉錫等人。第六句用唐人小說‘東城老父’典故，汪篯雲此句疑是罵蘇聯。獨憂是說唯有他能看到前途之可憂。”29
餘嘉錫乃湖南常德人，當代著名目錄學家、古文獻學家，曾任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國文係教授。1948年，六十五歲的餘嘉錫與陳寅恪共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新中國成立後，餘氏被聘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專門委員等職。從陳詩敏感並為當局深忌的內容看，陳餘二人應是知交，否則陳氏不會冒著政治風險輕易出手。對於汪篯的這個注釋，盡管後人持有爭議，但對第六句基本沒有疑義，隻是不僅罵蘇聯，且對中國現狀表示不滿。此句1947年春作“老父東城有獨憂”（南按：即陳詩中所言“丁亥春日清華園作”，見本著十四章《去眼池台成永訣》一節）。唐代陳鴻祖撰有傳奇小說《東城老父傳》，寫東城老父賈昌少年時曾是唐玄宗寵幸的一個鬥雞童，安史之亂後被迫出家為僧，晚年回憶開元遺事，由個人際遇抒發家國興亡之慨，並謂：“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對世道人心的變故，這位東城老父表示擔憂。
1947年春，陳詩於《丁亥春日清華園作》曾借用此典，當時之“憂”自是“憂”美國和蘇聯在政治文化上對中國的侵蝕。第四句中的“槁街”原是漢代長安街名，方國殊族的使節皆居此處，相當於近世北京的東交民巷使館區。“最高樓”，喻指擁有最高權力者。此句喻外國勢力已成為中國的真正主宰，喻美國入主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勢力。1951年底陳寅恪《改舊句寄北》所指喻的“最高樓”與“胡”，則是指蘇聯。據美籍華人學者餘英時後來的解釋：“當時中共對蘇聯是采取‘一麵倒’的政策，所以不僅‘槁街翻是最高樓’，而東城老父也隻‘剩’下‘獨憂’了。”30餘氏進一步推測說：“……這顯然是因為一九四九年以後蘇聯不僅代替了而且遠遠超過了以前美國在華的地位。換句話說，他認為毛澤東的‘一麵倒’已使中共和蘇聯的關係變成‘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一樣了。”31餘氏的推測大體不差，但陳寅恪所“憂”的遠不隻是“稱臣”，而是像吳宓於1945年10月10日日記中所記載的“……教化學術，悉秉承於美、俄，即中國名號猶在，甚至人民安富尊榮，其國魂已喪失，精神已蕩滅。我輩生息此國中，所感直如異國異世之人。此則今已久然，不待來遠矣”32。國魂的喪失與文化精神的蕩滅，才是陳寅恪最為關心和擔憂的。陳詩最後二句，自是對知識分子已失去“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懷念、感傷和無奈的歎息。1952年，陳寅恪作七絕詩《男旦》一首，詩曰：
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
太息風流衰歇後，傳薪翻是讀書人。33
這首詩顯然與中共正在進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有關。“鞠部”，為古代梨園伶工的頭目，此處當指戲班。前兩句喻指這場運動把知識分子全部改造得煥然一新，猶如戲曲中低眉垂首的旦角柔軟無骨，美妙絕倫。後兩句指男扮女裝的傳統戲曲已經式微，繼之以知識分子（讀書人）登台扮演角色，諷喻“思想改造”使讀書人靈魂扭曲，尊嚴盡失。在這一改造下，男人不再是男人，知識分子已不再是原來具有文化風骨的自由知識分子。陳寅恪對這場運動的觀察以及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淪喪的擔憂，於隱晦婉轉中明晰地透露出來。
1952年，陳寅恪與陳序經、薑立夫等三對夫婦於中山大學紀念堂前留影。左起：薑立夫，陳寅恪，唐筼，陳序經夫人黃素芬，薑立夫夫人胡芷華，陳序經（引自《陳寅恪集》，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出版）
1953年，已回杭州安居的朱師轍有《癸巳端陽》詩寄陳寅恪，陳氏於這年6月以《次韻和朱少濱癸巳杭州端午之作》和之。詩曰：
驚心節物到端陽，作客猶嗟滯五羊。
艾詡人形終傀儡，槐酣蟻夢更荒唐。
南遊已記玄蛇歲，北味渾忘白虎湯。（醫家稱西瓜為天生白虎湯。）
粵濕燕寒俱所畏，錢唐真合是吾鄉。34
從時間的跨度看，陳寅恪和此詩時，上距他“從今飽吃南州飯”的理想正好兩年。這短短的兩年，政治空氣的冷殺已讓中國知識分子從內心深處體驗到了驚恐、焦慮。陳氏已把自己的食眠之地看作是不得已的滯留、寄居之地（南按：唐筼手書，“滯”作“寄”）。頷聯的“艾詡人形”指古代端午節用艾蒿紮草人懸於門上，草人雖為人形，但隻是個傀儡而已。此處當指當時在政治文化上雖搬用蘇聯模式，實際上隻移來了一點兒虛張聲勢的皮毛，形似而神不在。下句借用“南柯一夢”古典，指中國仿照蘇聯模式構築大國之夢，就像當年的淳於棼夢中所見情景一樣，隻不過是一個烏托邦的夢幻罷了。35
尾聯中的“燕寒”，自是指北京方麵政治空氣之寒冷，而“粵濕”則是事實上的環境。嶺南確是潮濕之地，但聯係全詩可以看出，此言喻指同樣是政治因素。此時，無論是北京還是嶺南，都是陳氏心中的畏懼之地，這便有了歸隱杭州之意。這個“歸隱”表麵上可視作杭州的氣候和生活環境好於廣州，又是陳寅恪父母墓葬所在之地等等因素促成，但隱於深層的原因應是陳氏欲避南北政治空氣的一種應變之策。
陳寅恪這首和詩寄朱師轍後，似意猶未盡，一個月後的7月26日，再賦詩一首《癸巳六月十六夜月食時廣州苦熱再次前韻》，詩曰：
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
海天明月傷圓缺，嶺樹重樓困火湯。
一瞬百年強半過，不知何處覓家鄉。36
屯戍尚聞連
水，文章唯是頌陶唐。
詩中首聯意指中國文化中無論哪門哪派，都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變成了“啞羊”37，除了歌功頌德再也發不出別的聲音。這首詩寫畢四個月後，汪篯來到了中山大學。陳寅恪與其談話中除了對郭沫若等輩表示不滿，盛怒中還捎帶著大罵了一通民主黨派的朋友，稱他們是“自投羅網”“無氣節”“可恥”等等。38如果解讀不誤，詩中的墨儒名法道陰陽“六家”，則泛指中共之外的幾個民主黨派。勸說陳寅恪北返而碰壁的汪篯得到這首詩並研讀後，心有所悟，又有些不服氣，認為他們這一批人的政治變化是形勢使然，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但陳寅恪不這樣認為，他認為一個人的人格高於一切，任何時候都不能因某種利益或某種壓力失去尊嚴而卑躬屈膝。1961年，已淪落到重慶西南師範學院任教，虎落平陽，整日遭小犬們淩辱的吳宓赴廣州探望陳寅恪，在談到中國文化絕續與民主黨派時，陳氏對吳明確表示：“彼民主黨派及趨時之先進人士，其逢迎貪鄙之情態，殊可鄙也。”39
1955年，時任廣東省文教廳廳長的杜國庠受最高當局委托請陳寅恪出任全國政協委員，陳氏當場回絕並說道：“我眼睛看不見，耳朵還是能聽得清的，那些個政協委員說的東西，盡是歌功頌德，不講真話，沒有什麽意思，我聽著聽著就氣得把收音機關掉。另外，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怕冷，不適應北京的寒冷。請你轉告周先生，我還是不擔任政協委員。”40
陳詩頷聯的前半句似指此時朝鮮戰爭雖處於僵持狀態，但仍未結束。“水”，一作江，又名王城江，所指因時而異。兩漢為朝鮮清川江。《史記·朝鮮列傳》：漢興，“複修遼東故塞，至水為界”。《漢書·地理誌》樂浪郡水縣：“（）水西至增地入海。”朝鮮金富軾《三國史記》：高麗王談德（392—413）“陣於水之上”。此水在古百濟國北部，或謂即今朝鮮的禮成江，一說為臨津江。《隋書·高麗傳》：高麗“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裏，隨山屈曲，南臨水”水，即今朝鮮之大同江。另，又有一說，水即鴨綠江的古稱，亦稱馬訾水，唐朝始稱鴨綠江，原為中國內河，明朝初年才成為中朝界河。就在這首詩寫畢的第二天，即7月27日，《朝鮮停戰協議》正式簽訂，這首詩算是為朝鮮戰爭做了一個小小的注腳。41其後的“文章唯是頌陶唐”句，諷喻當時輿論對當局的頌揚。陶唐，中華民族上古部族時代的古帝名，即唐堯，與舜並稱上古聖明的帝王。《孔子家語·五帝德》：“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當時有些知識分子吟詩作賦，把毛澤東與古代的帝王堯舜相提並論。對於當時輿論打造的“堯舜讚歌”，時在中山大學中文係任教的容庚（南按：即抗戰勝利後被傅斯年拒入北大之門的那位），對整日學習毛著和語錄，並且還要評選積極分子以作為一種政治榮銜等等做法大為不滿，容氏在中文係小組發言中慷慨陳詞，質問負責人：“‘言必稱堯舜’，現在大家擁護毛主席跟封建時代擁護堯舜有什麽不同？”42此話後來成了容氏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被拿入牢獄。盡管陳寅恪與容氏關係不洽，陳氏退出中文係與二人關係不睦有直接關係，但在這一點上卻是聲息相通的。時在重慶的吳宓有“共頌河清未許悲”的詩句，傾訴了與陳寅恪甚至是容庚等知識分子一樣的心理鬱悶。
陳詩尾聯中的“不知何處覓家鄉”，隱隱透出當局不可能像對待朱師轍那樣對待自己這位不肯頌陶唐的一介老朽的預感。
事實上，陳寅恪寫此詩的時候，尚不知位於杭州牌坊山之下的家族墓地已被當地政府沒收充公，碑亦摧倒砸斷，荒涼落寞。在陳寅恪去世後，雖然家人多方麵努力，終因當局的掣肘，其骨灰最終沒能如願安葬於杭州與家人團聚。據蔣天樞於1986年所寫《師門往事雜錄》載：“近時，先生‘稚女美延’自杭州掃墓回，雲祖墓旁悉是茶樹，欲歸取父母骨灰來杭營葬，而祖墳前無隙地，已數上書浙江省政府，迄未得批複。蜚聲國際之一代學人，身後竟無歸骨之所，痛哉！”43 <h2>◎續命河汾誌未休</h2>
正因為陳寅恪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傲岸風骨，才有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汪篯貿然登門“以黨員的口吻”教育恩師，從而遭到對方一頓痛罵並被逐出師門的命運。汪氏的北返標誌著陳寅恪向北京方麵關閉了最後一道大門的同時，也“更意味著陳寅恪在六十三歲這一年已決意選擇一條餘生隻能是更加孤獨的生命之路”44——這條路就是“論學論治，迥異時流”45，秉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之精髓，以其托命之身實現平生“續命河汾”之誌，傳學術香火於“來者”。隻是誌向雖高，學問雖好，擺在陳氏麵前的卻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新格局。此時的“來者”似乎不再喜歡陳氏的誌向，更不需要他的學說，因而陳寅恪在這條路上跋涉的身影也就顯得分外孤獨與淒涼。
據當時在中山大學中文係擔任助教的鄭孟彤回憶說：“解放初期，人們對古典文學有一種偏見，認為古典文學是封建主義的東西，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沒有什麽意義。因此，我們係裏三位助教都爭著去搞現代文學或文學理論，不願意搞古典文學。有一天，冼教授在校道上碰見我，她主動地對我說：‘詹先生（指詹安泰教授）說你很愛好詩詞，也寫得不錯，為什麽你不到我們古典文學教研室來？這不是很符合你的愛好嗎？’”46在冼玉清的誠懇邀請下，鄭孟彤才答應到古典文學教研室工作。這是1952年秋天間事。對冼玉清所說的詹安泰教授，一個晚輩也有類似的回憶：“解放初期，詹先生在一封寫給先父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說，要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下決心‘十年不讀線裝書’。”盡管如此，在1957年“反右”風暴一開始，詹氏即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成為‘不恥於人類狗屎堆的反動派’了”。47
陳寅恪在中山大學校園內寓所陽台留影
此種怪異現象，早在炮火硝煙剛剛散去的1950年早春，就如同核裂變一樣在全國四麵開花，並向神州大地每一個角落蔓延開來。這年的9月14日，陳寅恪在致好友、四川大學教授李思純的信中說道：“嶺南大學文史之學自不必談。已不獨嶺南如此，全國皆如是也。足下中大友人已斥去矣。聞人言出蜀亦不易，須申請。遠道傳聞未知確否？”48也就在這一年，陳寅恪將嶺南大學出版的新著《元白詩箋證稿》寄贈北京的鄧之誠，據說去函中有：京華學人已捐棄舊學而競逐新學，有興趣讀此書者或者僅你一人雲雲。49由此可見“文史之學自不必談”，且人身活動都受到嚴格限製，確是“日照神州皆如是”了。延至1955年，形勢對陳寅恪更加不利。這年9月19日，陳寅恪致史家唐長孺函，謂：“寅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又說：“寅恪壯不如人，老更健忘，複以閉門造車之學不希強合於當世。近數年來僅為諸生講釋唐詩，聊用此糊口。”50用此“糊口”是自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盡管不合時宜，陳寅恪仍頑強地同時勢抗爭，在個人研究著述的同時，以堅忍的毅力繼續“為諸生講釋唐詩”，以實現縈繞於腦際久久不能割舍的“續命河汾”之誌。而以一己之力，秉持這種特立獨行的品格和獨立自由的追求，心係中國文化的存亡絕續，陳氏注定要於寂寞的精神世界裏不合時宜地踽踽獨行。
因陳寅恪雙目已盲，多病纏身，出入不便，在校方的特許下，授課安排在寓所樓上進行。陳家的二樓小客廳連著一條寬寬的內走廊，此處就是授課的臨時教室。在助手黃萱的布置下，靠窗邊安排了十來張桌椅，正麵放一張老式藤椅，旁邊安置一塊小黑板，以供陳氏授課之用。在這個簡陋的小小講堂上，陳寅恪展開了他胸中萬壑鬆濤，一幅幅鮮活的曆史畫卷展現在弟子們麵前。據聽過課的學生回憶，時選修陳寅恪課業的同學達30多人，將二樓走廊占得滿滿的，有時來的人多，課桌缺少，廊上放著的飯桌也被同學當作書桌使用。每到開課時候，同學們早已在廊內恭候，隻見一位目不能視的瘦弱老人身穿一襲長袍，天寒時猶戴上一頂瓜皮帽，身上再裹馬褂，由助手黃萱或夫人唐筼從內室緩緩攙扶而出，在一把矮腳藤椅上慢慢坐下。老人用空茫的眼神掃視自己並不可見的學生，30多雙眼睛都莊重肅然地靜靜注視著這位鼎鼎大名的學術大師。少頃，老人眼睛半睜半閉著開始授課，同學們靜心聆聽的同時認真做著記錄。
這一時期，陳寅恪所授課業是他耗數年心血研究的新成果“元白詩證史”。
在中國史學綿延不絕的長河中，以文或以詩證史，前賢曾有過嚐試，但收效甚微，真正大量付諸實踐並有卓越創獲則始自陳寅恪。陳氏認為，中國史籍與外國不同處，往往在於每天每事都有記載，這是中國史籍最寶貴的財富和特色。中國詩歌與外國詩歌的不同，是它多具備時、地、人等特點，有很大的史料價值，可用來研究曆史並補曆史文獻記載之缺。陳氏把以文和以詩證史的工作視為新開辟的史學園地，並以唐詩為研究對象加以精耕細作，除了“在史中求史識”，還要得出“曆史的教訓”。陳氏超越前賢大儒的獨特方法是：先對詩中資料的真實性、時間性、地方性做詳細查考研究，再根據當時發生的情況、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以及每一個人的社會背景及思想情感，斷定該資料是否有用和可用，從而尋出意義之所在。有時為探究一個問題，需要連續思考幾天幾夜，以致夜不成寐，患了嚴重失眠症。對此，陳寅恪曾對助手黃萱說：“晚上想到的問題，若不快點交代出來，記在腦子裏是很辛苦的。”51正是因了陳氏的聰慧和辛苦勞作，才為這門學問於荒涼的荊棘中開辟出一方嶄新的天地。
陳寅恪正在自己家裏給學生講課
據聽課的學生劉隆凱記錄顯示，陳寅恪所講“元白詩證史”課程，共分《鶯鶯傳》《長恨歌》《琵琶引》《連昌宮詞》和“新樂府”（五十首）五個部分，其中以唐詩，尤以唐代中期頗負盛名的元稹、白居易兩位大家的詩文考證唐朝曆史為主。其間，陳氏特別對學生指出中國詩和外國詩的區別。如外國最好的作品，多講宗教、哲學；而唐詩中很多作品講的是實際的環境、個人的生活狀況和情感流露，如某年某日遇某人，或遊某地，這樣的情形在外國詩中是罕見的。中國詩之所以能用來作為史料考證曆史，正是因為它是現實社會生活的反映。這一觀點，在助手黃萱未到之前，曾由陳夫人唐筼做筆錄，後經陳氏本人斟酌、修訂公之於世，其要義是：“中國詩短，卻包括時間、人事、地理三點。中國詩既有此三特點，故與曆史發生關係。把所有分散的詩集合在一起，於時代人物之關係、地域之所在，按照一個觀點去研究，聯貫起來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說明一個時代之關係；糾正一件事之發生及經過；可以補充和糾正曆史記載之不足。最重要是在於糾正。元白詩證史即是利用中國詩之特點來研究曆史的方法。”52
有唐一代，詩歌與詩人可謂群星燦爛、光照寰宇，在這道亮麗炫目的星河中，何以獨選元白詩作為考證釋解的對象？在陳寅恪看來，元白二家的詩特別注重現實生活的描寫，且元稹、白居易二人又都生活在唐朝中期，用元白詩考證唐朝社會情形，上可追述唐初，下可推至唐末，唐代的政治史、社會經濟、戰爭攻伐、民風民俗等，許多情形可以從元白詩中找到貫穿的線索，發現真相並以此推演前後的史事，從而得出新的史識。如陳寅恪通過元稹的“巧宦”和“巧婚”行徑，總結出知識分子在新舊交替之際出現的“拙才巧者”現象，陳說：
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氣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舊不同之度量衡並存雜用，則其巧詐不肖之徒，以長大重之度量衡購入，而以短小輕之度量衡售出。其賢而拙者所為適與之相反。於是兩者之得失成敗，即決定於是矣。53
此可謂陳寅恪從“史中求史識”，在知人論世的思想層麵一個彰顯學術洞察力的典型論斷。這一超凡卓識既是對曆史世道人心的歸納，也是陳氏個人“壁立千仞之態度”（吳宓語）的醒世恒言。
當然，既然陳寅恪開設的課程是“元白詩證史”，自然更體現於一個“證”字。陳氏在這一領域的過人之處，除了被學術界大加稱頌的“通識之士”，更重要的還在於他的曆史感，也就是世人難以企及的敏銳的曆史洞察力和想象力，這一功力在對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琶行》的箋證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白詩《長恨歌》是一首千古絕唱的長篇敘事詩，作於唐憲宗元和元年冬。時白居易任盩厔縣尉，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同遊仙遊寺，道古論今，言及唐玄宗之溺於聲色及楊貴妃之恃寵貴幸，終於釀成馬嵬之變，不勝感慨，乃據王質夫之建議作成此詩。陳鴻為之作《長恨歌傳》。詩傳一體，相得益彰，頗為當時及後世所稱頌。——這是學人們代代相沿的普遍說法。
這首詩到了陳寅恪手中，便認為事情遠沒有如此簡單，他在向學生們論及《長恨歌》創作經過時，首先做了如下說明：白居易之前，楊貴妃的故事不隻是限於人間，白氏的《長恨歌》還有一半出於天上，加進了漢武帝李夫人的故事。陳鴻也寫了《長恨歌傳》，但“傳”與“歌”不是通常的序文與本詩的關係，而是一個不可分離的共同結構，類於元稹的《鶯鶯傳》和李公垂（紳）的《鶯鶯歌》，這是白居易與陳鴻的特創。白氏寫此詩的靈感與興致到底來自何處？應該始於他的好友元稹。元氏《鶯鶯傳》中有一段議論，把鶯鶯比作敗國妖姬，白居易覺得此議甚是不當，為補上這個缺陷，便寫了《長恨歌》，這便是該詩的創作緣起，隻有白氏《長恨歌》裏的主人公才合得上那種傾國傾城的議論。可以說，《長恨歌》是受《鶯鶯傳》的影響，才因襲而成篇的。更進一步說，白氏作此“歌”的目的不是為科舉而作，而是與元稹爭勝。在體裁上，它和李公垂的《鶯鶯歌》相似，但李氏是為科舉而寫作的，二者區別甚大。
言及《長恨歌》，自然要對楊貴妃其人其事、家庭政治背景等諸方麵做出合理的解釋，否則便不能解釋她的人生軌跡與情愛豔事的是非曲直。對此，陳寅恪講道：唐朝從武則天起，到楊玉環，中間形成一個婚姻集團。這個時期中，李、武、韋、楊諸家的關係密切地交織著。唐玄宗時，宮廷內部幾乎全是武家的勢力，武惠妃就最為玄宗所寵愛。在許多政治風浪中地位毫未動搖的太監高力士，就是出身武家的，他自然在各方麵隱隱維護武家。唐朝選妃有很多限製，高力士參與選妃，一定盡量在武則天婚姻集團裏挑選。後來，武惠妃死，被追贈為皇後，武氏集團也漸次凋零。其後，選妃的範圍漸漸推到武則天婚姻集團的外圍。楊家與武家是有關係的，楊玉環起初是壽王妃，而壽王是武惠妃的親生兒子。楊玉環當然是當時的標準美人，然而絕不是最美的。既然不是最美，又怎麽會被選中呢？奧秘就在於她是集團中人。在武、楊婚姻集團中，在李氏後廷中，她被認定為最美者。應該說，她的這種美是帶有政治性的。54
楊貴妃的傳聞在民間既廣且多，陳寅恪認為有許多是文藝性的，要弄清真實，必須加以考證，如在學術界爭論不休的楊妃與壽王是否合婚的問題即其一典型事例。清代大學者朱彝尊說楊妃與壽王並未同牢（房），其說言之鑿鑿，後世不少學者為之信服，朱氏之說幾成定論。對這一學術公案，陳寅恪自有不同的看法，明確表示此說是錯誤的。理由是：唐親王娶親的典禮有13項，朱氏考定楊妃受冊為壽王妃在開元二十三年（735）十一月，但到二十五年（737）才親迎。朱氏故意拉長其間的跨度，是想表明他們並未同牢，但這是不可信從的。若依朱氏的見解，親王娶親全部禮畢至少要13年，豈不成了少小典禮老大婚？由此足見其謬。那麽真實的情形如何呢？陳寅恪認為：壽王冊楊氏、韋氏為妃的二詔，皆有年月。楊氏冊於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韋氏是天寶四年（745）七月。但度楊妃為女道士的敕文，則無年月，而這恰恰是非常重要的。按朱彝尊的說法，楊妃被度為女道士應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他提早這個時間，顯然是想表明楊妃仍是白玉無瑕。但這是錯誤的，因為此時的武惠妃尚未過世。玄宗是在武惠妃逝去、後庭空虛、“禦宇多年求不得”的情況下，才娶兒媳婦做妃子的。那麽武惠妃死於何時呢？史載：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她為兒子壽王的緣故，殺三庶人。依此可證武惠妃的死絕不會早於此時，她的死當在是年十二月七日。有了這個日期為限，度楊妃為女道士當在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死後，天寶四年八月十七日冊楊太真為妃以前。由是觀之，楊氏自受冊為壽王妃到入宮（至早是在開元二十六年[738]初），其間至少已逾兩載，故而楊妃與壽王當已婚矣。
既然如此，白居易在《長恨歌》中說楊妃入宮前“養在深閨人未識”，又做何解釋呢？陳寅恪通過考證得出的結論是：唐親王娶親禮中，親迎、同牢必在同一天內。楊氏冊為壽王妃在開元二十三年，被度為女道士應在開元二十八年（740），故不可能還待字閨中。白居易《長恨歌》所雲“養在深閨”，深沒壽邸一段，顯然是在為尊者諱，不足憑信。
對於《長恨歌》中“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的解釋，陳寅恪認為這是中亞西亞胡人的習慣，傳到中國有所改變。溫泉之浴，本是醫學上用來治病的。唐玄宗時，溫泉便以治病為主，兼有遊憩的作用。早在漢代宮中即有“溫室”（浴室），唐代亦有溫泉宮的建置。那麽唐玄宗臨幸溫泉的時節為何？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三首之一：“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陳寅恪認為杜牧描寫的是夏天的情景，唐時荔枝隻有廣東、四川出產，且川產不如粵產，楊妃小時候是在四川吃過荔枝的。杜牧把楊妃的奢吃荔枝的愛好與華清池賜浴連在一起，顯然錯誤。溫湯治病必在寒冷季節，玄宗臨幸當在春寒時節，而不會是在夏季。杜牧是文宗時候的人，那時溫泉全做遊覽用了，因而杜氏認為玄宗時候亦是如此，便有了玄宗夏天臨幸溫泉，楊貴妃一邊洗浴一邊吃荔枝的離奇情節。顯然，這是杜氏不知道溫泉原有的治病用途，借此可見外邊輸入的文化是有時代性的。以溫泉而言，最初，功用全在治病；其後，如唐玄宗時，治病為主，兼為遊覽；再之後，到了唐文宗時代，則全變為遊覽了。
由溫泉的變途回到白居易《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一句。陳寅恪通過對時間和空間的分析，認為同樣存在錯誤。理由是：就時間看，七月七日，自為夏天，玄宗是不會臨幸長生殿的，因為此殿就設在華清宮。就空間看，唐宮名長生殿者甚多，名同，地址不同，作用也大為不同。華清宮的長生殿，是齋殿。帝王先一日至此齋戒，清心寡欲，然後祀神。其他宮的長生殿，是臥殿，都是帝王病重才移來此處。因為這樣的緣由和條件限製，玄宗與楊貴妃不可能在長生殿談情說愛，山盟海誓，白詩之說顯然是一個誤會。造成這個誤會有兩個原因：一是自安史之亂後，皇帝不再去華清宮了；二是道教風行，尤在肅宗和德宗初年為甚。到了德宗貞元年間，與玄宗時代相隔已三四十年，人們已不知道皇帝夏日不去華清宮了，加以道教盛行，白氏乃發揮想象，通過情節的虛構與人物的再現，加入了道教成仙的文化係統，如“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等道家宇宙觀，於是便有了小說體、傳奇性的優美文學作品《長恨歌》。
在研究和準備教案的間隙，陳寅恪曾對助手黃萱說，人家研究理科的，是分秒不差的。而他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也就是說，他寫的某人某事，在曆史上是發生在何處、何年、何日，是不會相去太遠的。55陳氏此言，外人看來有些自負，卻也是事實，他對古典詩歌的研究，確有一個精確推導的過程，其淵源可以追溯到陳氏遊學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確性和徹底性的德國學術傳統。從他對《琵琶行》的研究講解中即可見出其深厚的學術造詣，以及運用資料以步步推理得出合理結果的卓越才能。
在現代中學生都能背誦的白居易《琵琶行》（又名《琵琶引》）中，陳寅恪利用德國學術傳統在考訂事實的基礎上一步步推演，環環相扣，深達幽微，發千年未發之覆，將一個湮沒於曆史煙塵中的故事化腐朽為神奇，令人信服地呈現於世人眼前，其效果大有白詩中“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之感。凡聽過此課者，幾皆拍案叫絕。
陳寅恪首先指出，《琵琶行》表達了詩人反對戰爭的態度，是一部反戰文學作品。詩有情節，不是小說體，是樂府體，具有紀實性質。南宋洪邁《容齋隨筆》說琵琶女並無其人，是白居易憑空想象出來的一個人物，白氏在潯陽江頭置身婦人船中，與禮法不合。對此，陳寅恪認為洪氏之說大謬。
白氏創作《琵琶行》的時代背景是唐元和十年（815），此時正值藩鎮倡亂，如淮西蔡州吳元濟之類稱兵割據，目無中央。主張對藩鎮用兵的丞相武元衡被藩鎮所派的刺客刺死，裴度也被刺傷，長安陷入混亂。朝中牛僧孺和李德裕二黨各持己見。牛黨力主罷兵，李黨則主張用兵，二黨相互鬥爭，僵持不下。時為左善大夫的白居易擁護牛黨，上奏反戰，主張罷兵，便遭李黨忌恨。事態的發展出乎牛黨與白氏的預料，在李黨的堅持下，中央於元和十二（817）年出兵平定了吳元濟等藩亂，大唐帝國一度複振。白居易在得勢的李黨擠壓下，被朝廷先是貶官江州刺史，繼而改授次一級的江州司馬。
鑒於這樣一個曆史背景，陳寅恪認為白詩《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句，表露出作者天涯淪落之感，但在詩中並不是最重要的。更深刻，也最為隱晦的感情存在於“弟走從軍阿姨死”一句中，這是詩眼，是主題，更是白氏反戰態度的流露和情感迸發的來源。其他都是次要的，非主題的。56根據陳寅恪的考證研究，白詩中琵琶女的弟弟從軍，一定是去打淮西蔡州的吳元濟，時間當在元和十年或十一年（816）。白居易於元和十年遭貶，二者為同一事，在同一時。
被貶官走至潯陽江頭的白居易，開始寫的是送客情景。唐時風俗，客是天亮動身，餞行送別是在頭天夜晚，故是“夜送客”。主客握別於次晨，客發而主歸。宋代洪邁《容齋隨筆》柒《琵琶行海棠詩》條說：“樂天夜登其舟與飲，了無顧忌。”又說：“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絲彈之樂，中夕方去。”洪氏之說大謬。白詩雲：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瑟琶半遮麵。
由此可知，白詩“移船相近邀相見”之“船”，乃“主人下馬客在船”之“船”，非“去來江口守空船”之“船”。即江州司馬移其客之船，以就浮梁茶商外婦之船，而邀此長安故倡從其所乘之船出來，進入江州司馬所送客之船中。亦並非由琵琶女所乘之大船的內房出於外廳。“重開宴”是在白氏的小船上，絕非在琵琶女的大船上。否則“商人婦”這空船中，恐無此預設之盛筵也。且白樂天詩中亦未言及其何時從商婦船中出去，洪氏何故意加“中夕方去”之語？蓋其意以為白氏乃當時有名的賢者君子，既夜入商婦船中，若不中夕出去，豈非此夕徑留止於其中耶？讀此詩而做此解，未免令人可驚可笑。
當琵琶女自商船出見白氏，因白氏是上官，她得站著。然而，琵琶隻能坐著彈，故而琵琶女彈時是坐著的。不弄明白這一點，同樣難以弄懂白詩中對倡伎動作的描述。白詩中有琵琶女一段自白：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
陳寅恪由此認為：這個琵琶女是家居長安的西胡種，且是“酒家胡”種。證據是“名屬教坊第一部”。長安教坊不是玩雜耍的，而是教學管弦樂的專門場所。教坊中人都是西胡種，他們娶入的都是同種的人。唐代官伎有別，長安的善京都聲，是新聲，即從中亞西亞剛傳入不久的技藝；蘇杭一帶的歌伎不是西胡種，隻善舊聲，即隋或唐初由中亞傳入的技藝，舊聲不如新聲受歡迎。江州的官伎才貌皆不出眾，連舊聲也趕不上。因而遭到自京城來的白氏鄙視，覺得不足聽，這便是白氏說潯陽無絲竹聲的原因。而曆史發展到今天，最好的琵琶曲調《十麵埋伏》，溯其源，亦不過及於元朝。再早，已不可知了。
何以推斷琵琶女是“酒家胡”呢？這是因為唐時的長安，不是西胡種不得入教坊學新聲。琵琶女自述的蝦蟆陵下之地，正是名酒產區，這位長安故倡既住在名酒產區，複具有琵琶之絕技，當是“酒家胡”（賣酒的胡人）。又，唐代女子應酬是在十三歲。證據是杜牧《贈別》：“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裏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陳寅恪認為，白詩中的“秋娘”真有其人，她是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中進士時長安最負盛名的倡女，白氏淪落江州，感念昔日之遊，乃取於詩中。有人以為是杜牧詩裏的秋娘，是不對的。
傳明代仇英（1502—1552）繪白居易《琵琶行》詩圖
在這個時間、地點、人物皆有著落的基礎上，陳寅恪繼續以白詩與史實印證，認為：假定琵琶女貞元十五年是十三歲，那麽，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潯陽江頭應該是三十歲了。而這個時候琵琶女的遭際是：
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白居易和琵琶女都是境遇使然，不得不離開京都長安，來到江州，因而同有淪落之感。如果沒有琵琶女其人，白氏從何而加“弟走從軍”之事？正因為有其人，有其事，白氏想到自己因反戰而遭貶謫，故更加傷感，因之為記。根據詩中主客相見情形和長安故倡所述，可推知下列事實：
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歲時，弟走從軍。不久，阿姨又死了。再過年餘，她三十歲時才嫁給一位商人。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後年齡了。過了這個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鶯鶯，貞元十六年（800）才十七歲，以後結婚也在二十歲以前。韋氏比崔鶯鶯大一歲，在貞元十八年（802）結婚時是二十歲，若再不出閣，也就難了。琵琶女到了三十歲才嫁人，真可謂“老大”了。
陳寅恪認為，白詩有兩點要特別注意。其一為“商人婦”，即商人之娶此長安故倡，特不過一尋常之外婦，其關係本在可離可合之間，以今日通行語言之，即“同居”而已。在唐代其地位介於妻、妾之間。此即唐代當時士大夫風習，極輕賤社會階級低下之女子，視其去留離合，所關至小，不足顧忌也。其二即唐代自高宗武則天以後，由文辭科舉進身之新興階級，大抵放蕩而不拘守禮法，與山東舊日士族甚異。白樂天乃新興階級之一人，其所為如此，固不足怪也。白詩中有：
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
此句說明商人是個茶商。唐於安史之亂以後，失掉河北財源，為維持兩京一帶所需，經濟上要靠江淮。茶商、鹽商都要向政府領專賣券才可行商。琵琶女所嫁的商人年紀較大，應年過四十，結過婚了。他到長安領券時娶了琵琶女，那是元和十一年春天。因琵琶女已“老大”色衰，故商人所娶花費不大。商人與琵琶女的結合是有經濟打算的，在商人這邊，他“浮梁買茶去”的時候，好有人在“江口守空船”。這裏既表現了有技能的女性的末路和痛苦，也表現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一些真實情況。
傅斯年死了，他生前的親朋好友以及留在大陸的陳寅恪及其門生還活著。雖然活法各有不同，際遇略有差異，但整個族群的歸宿基本是相同的。
1951年秋，中共中央決定在知識分子中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指出舊知識分子要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拋棄原來的錯誤或反動的階級立場，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隨著運動展開，批判的風浪由教育界擴展到整個知識文化界，並與後來興起的“三反”運動合流，以勢不可當的強大態勢，直抵知識分子心靈深處。隨著這股政治急流衝撞漫延，各色知識分子，特別是從國統區轉入新政權之下效力的所謂舊知識分子，外加一批被暫時利用的各高校官員，必須在群眾麵前公開檢討過去對中共和人民犯下的罪過，實行“洗澡”和“人人過關”。
與此同時批判胡適運動也在中國大地展開。
早在1950年，胡適留在大陸的兒子胡思杜於9月22日，在香港《大公報》發表了《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正式宣布與“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胡適脫離父子關係。隨後，北大文法兩學院在上麵布置下，開始討論“胡適思想問題”，並“主使中文、哲學、史學、圖書館四個係聯合舉行‘控訴會’，由俞平伯、楊振聲、顧頡剛，以及自稱與胡適有過七年以上交情的湯用彤、朱光潛等人‘帶頭控訴’”。1因為帶頭人物的示範，胡適過去的同事、朋友、學生聞風而動，紛紛出來揭發批判胡適的“反革命罪行”，表示與這隻“喪家的，美帝國主義走狗”徹底決裂。
北京三聯書店編輯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論文集，共八輯
就在知識分子“洗澡”與批胡運動雙向展開的同時，除台灣省之外整個中國大陸的高校，全部按照“蘇聯老大哥”的模式進行調整改造，重新打造社會主義先鋒陣營。1952年秋冬，大規模調整攻勢揭開帷幕，首當其衝的是私立高校。因這些高校大多具有國外勢力支撐的背景，自然地被當作安插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毒草和堡壘而被“調整”，如北京的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具有美帝國主義背景的清華大學被肢解，其文科與理科並入北大，隻剩一個工科。無帝國主義背景的私立高校改為公立，被視為胡適派、梅貽琦派係的教授，全部調出北大、清華，發配到南開、東北大學、大連理工或各地研究機構。如北大的鄭天挺調往南開，楊振聲調往長春東北人民大學，等等。據統計，1952年院係調整前中國大陸有高校211所，到1953年調整完畢，全國高校被肢解、重組為182所。這些高校以專科為主，專科中又以工科為主。至於人文社會科學，由於被視為帶有“資產階級性質”，遂遭到外科手術式的解剖、割裂，大學的自主權逐漸喪失，教師成為崗位上的“螺絲釘”，甚至淪為阻礙社會發展和教育前進的“絆腳石”，所謂的“教授治校、學術獨立、言論自由”等理念，也隨之被看作不合時宜。
就在這次院係調整中，原嶺南大學名義取消，中山大學遷入嶺南大學校舍，其人、財、物與嶺南大學合並，對外稱中山大學，盛極一時的嶺南大學成為曆史回憶中一個符號。1952年夏，陳寅恪攜家遷入校園南校區康樂園東南區一號那座紅磚砌成的二層小樓，居於樓上，陳氏擔任曆史係教授。據蔣天樞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卷下一九四九年條載：陳寅恪初到廣州嶺南大學，兼任中文、曆史兩係教授，助教黃如文。這黃如文乃一廣州人，每讀古書資料和回答問題，皆用粵語，陳寅恪隻能聽得一通嗚哩哇啦，並不知道他表達的是什麽意思。正在痛苦煩躁之時，曾在北平協助過陳氏工作的原燕京大學畢業生程曦在“北方解放時逃廣州，先生為位置於嶺南大學中文係任助教”。想不到程曦替代那個嗚哩哇啦的黃如文作為陳寅恪助教未久，1951年“有以講師誘程者，程遂堅決不再協助先生做事，雖經校長陳序經婉勸亦不肯。先生遂辭去中文係教職，專任曆史係教授”。對此，蔣天樞在《事輯》中說，陳流求曾在給他的信中說：“兩老都曾親自告我，對程曦事很生氣。”但是人各有誌，既然程曦不願做大師的助手，也隻能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老對策，任其自然了。這位程曦於1951年10月赴香港大學任教，八年後轉赴美國高校教授中國戲曲史，活得還算快活。隻是他的突然離去使陳寅恪無法上課，隻得暫由陳夫人唐筼接任助手，開始“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專題研究”兩門專業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對於這段不愉快的經曆，陳寅恪的好友吳宓得知後曾做了如下記載：“接棣華八月十三日函，知寅恪兄與容庚甚不和，已改入曆史係。而曦竟叛離寅恪，寅恪寫讀各事，均筼夫人代職雲雲。深為痛傷。曦雖熱情盛氣，而殊粗疏，故不能堅毅上達，亦以愚人而已。”2
自“愚人”程曦“叛離”之後，工作雖陳由夫人暫代，但畢竟唐筼身體有病，無力長期承擔如此沉重的工作，隻能苦撐以待將來。直到1952年11月下旬院係調整完畢，新組建的中山大學乃聘請一位校外女性知識分子黃萱擔任陳寅恪助教，協助陳氏教學和研究。黃萱在陳家一待十餘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才被迫離去。
陳寅恪夫婦與三個女兒（後排左起：小彭，流求，美延）
因陳寅恪雙目已盲，在全國興行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學校當局允許其不出外“洗澡”，在家中自覺地“衝洗”就可以了。當然，在“衝洗”的同時還可為學生上課或做一點兒力所能及的研究——這算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優惠待遇。隻是覆巢之下已無完卵，外部風潮仍不斷地震蕩著陳寅恪的耳膜，撞擊著他內心最敏感的部位。陳氏對中國文化的愛戀，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以及與胡適割不斷的感情，等等，都令他在時代政治風暴中感到無法適從，也不知道這個“澡”如何衝洗、洗到什麽程度才行，內心深處的壓抑、傷感和憤懣像積壓在裂隙中的岩漿，時刻都將帶著怒吼之音噴發而出。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高個子、白臉、留分頭的青年學者，學著當年張儀、蘇秦的樣子，不合時宜地悄悄來到了中山大學康樂園陳寅恪家中，此人便是陳氏早年的弟子兼助手、時年三十八歲的汪篯。
汪篯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史學係，抗戰時期考入遷往昆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陳門讀研究生。陳對汪的點撥用力甚勤，並有傳汪氏道統之意。1940年6月17日，陳寅恪離昆赴港準備受牛津之聘出國講學，這一天正是汪篯按規定考試的日子。因走得太急，陳寅恪便讓汪篯的副導師鄭天挺代為出題，鄭愉快地答應。其試題如下：
一、述李唐族姓之所自；
二、沈東甫《唐書宰相世係表訂訛》，其體例若何，其得失若何，試詳論之；
三、《新唐書·世係表》名位顯著之人，往往下無子姓，即有亦不過一、二傳。或謂五季散亂之後，人多假托華胄，歐公意在謹嚴，故存其父祖，刪其子孫，其說果足據乎？試舉例以明之。（原注：此李蓴客說，見光緒十年九月十九日日記）
四、有唐氏族長孫、竇、武、裴、蕭、崔、盧諸家，先後顯晦之故，能略述之歟。3
鄭天挺擬定的題目，顯然是陳寅恪在此一時期主要研究、教授的魏晉以降文化傳續，特別是隋唐政治製度和李氏王朝家族血緣關係，乃至“關隴集團”形成與盛衰等等之一部分學術精華。而對這部分精華真正有所掌握並領悟其奧妙者不過幾人而已，汪篯則有幸成為其中的一位。據陳的學生、後來成為著名史學家的周一良說：陳寅恪得意弟子中有三人可堪傳承其衣缽，這便是“徐高阮、汪篯、金應熙也。所可惜者，三人皆未能充分發揮作用”4。此一結局令人扼腕。
陳寅恪離開昆明後，汪篯受鄭天挺指導，後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遷李莊，與張政烺、任繼愈、逯欽立、楊誌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等一起在李莊居住、生活達六年之久。在讀書和做研究期間，汪篯享受傅斯年專門批發的每月30元津貼補助，生活尚算安靜。據當年與汪氏同在李莊生活的同學周法高回憶：“汪篯和下一屆的研究生王永興都是在陳寅恪先生指導之下念中國中古史的，汪篯的碩士論文是《新唐書宰相世係表母係的研究》。”關於汪在李莊時期的學習、生活狀況，周法高的評價是：“汪篯人很聰明，可是讀書沒什麽恒心和耐心，有時好多天不看書，有時好多天挑燈夜讀。這種起居無節、作息不時的習慣，不大適宜做沉重的學術研究。《論語》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顧炎武的詩句說：‘道遠不須愁日暮。’胡適先生晚年時常提到這句詩，意思是說：不必愁年紀的老大，路程的遙遠，隻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恒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業。汪篯是屬於智能型的，而缺少恒心，我在後來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發表。不過由於他的聰明、博學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學裏作教授，也許很叫座。在某些中國史大學教科書前麵，有時看到他列名於集體編撰者之中。1954年，中國科學院曾經決定請陳寅恪先生由廣州嶺南大學到北京任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長，就是派汪篯去的，後來陳先生沒有就聘。”5
在北大任教時的汪
周法高所言大體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屬人中少有的，隻是缺了一個“恒”字，這個說法得到了可考資料的支持。1942年2月6日，鄭天挺曾為汪篯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征求意見：汪篯人甚聰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規律，用功時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時或竟數日不讀書，以故論文尚未做好。弟個人頗覺其將來可有希望，前言之湯公（用彤），欲俟其畢業後留之北大，不知兄意雲何？6
讓鄭天挺失望的是，汪篯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自李莊返南京後，沒有留在史語所工作，也未能進入北大，而是遠赴吉林長白師範學院教書。是否傅斯年也與周法高同樣感受或有其他複雜的原因而沒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但汪氏遠赴東北教書絕不是出於自願，似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行為。有據可考的是，汪篯對北方嚴寒和學校生活感到極不適應，並不斷致函鄭天挺訴苦求援，希望導師能“拉弟子一把”，讓自己重返北大。1947年4月9日，汪在給鄭天挺的信中寫道：“自來吉林，十旬瞬屆……關外奇寒，去冬特甚，經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尤甚時竟至零下三十八度……堅冰在須，亦屬常見之景象矣。……雖燃壁爐，仍未能免（於奇寒侵襲）也。”繼而說教學工作之忙亂與生活之無趣，“益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讀進益之餘暇。長此以往，心致孤陋寡聞，不能複振，寧不可哀？！故企盼吾師遇有機緣時，予以提攜為感”。為達到入關的目的，汪氏特別提出“名義、待遇，在所不計”。7
抗戰時期的鄭天挺（鄭克揚提供）
正在鄭天挺為汪篯重返北大想方設法時，汪以耐不住長白師院生活為名卷起鋪蓋，在未受到任何機構聘用的情形下隻身來到清華大學投奔陳寅恪，與陳門弟子王永興共同協助陳寅恪著述，汪的生活費由陳寅恪本人支付。半年後，經陳寅恪與鄭天挺、傅斯年、胡適等重量級人物溝通，北京大學決定聘用汪篯為史學係教師，並以此名義繼續做陳的助手。於是，汪篯在陳寅恪南飛之前這段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成為拿著北大薪水為清華導師服務的特殊人員。就在這兩年多的時間內，汪篯吃住都在恩師家中，與陳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經曆也與導師相似，年近四十歲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個簡單的家。
曆史賦予這對師生相伴的最後兩年中，汪篯顯然比在昆明和李莊時期用功、用心了許多，並得到了陳氏治史方法的真傳。這個時期的汪篯不僅協助陳寅恪著述與修改、校正書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見解，並為導師所接受和采納。盡管在以後的幾年，汪氏像他的同學周法高所言，沒有發表太多的研究論文，但“公開發表的為數不多的論文，大部分都有獨創性”8，在中國史學界隋唐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1948年底，當陳寅恪與胡適倉皇離開北平南下之時，年輕的汪篯沒有排在傅斯年擬就的“搶救學人計劃”名單中而留了下來。當然，即使名單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時思想已有急劇變化的他也不會隨機南飛了。
留在北京大學的汪篯陰錯陽差地成為新時代的寵兒。1952年2月，汪氏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作為北大教師隊伍中一顆騰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馬克思列寧學院（中央黨校前身）帶職學習，很快成為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與前途可望的後備“文化班頭”人才。
1953年10月，以陳伯達為主任的曆史研究委員會做出了幾項重要決策：盡快在中國科學院再增設兩個曆史研究所；創辦一份代表新時代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曆史研究》，目的是從根上鏟除資產階級哲學與史學思想，確立馬列主義在史學研究中的領導地位。兩個月後，郭沫若在《曆史研究》創刊號上撰文聲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學習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的研究中國的曆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個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後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9，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文化建設的新高潮。由於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密切關注，陳伯達、郭沫若輩沒敢忽視偏居於西南一隅、遠在幾千裏之外的陳寅恪那孤獨身影的存在。10鑒於陳氏在學術界的赫赫聲名與不可撼動的學術大師地位，陳伯達、郭沫若等在擬定的曆史研究所所長的名單中，頗為識趣地做了如下安排：由郭沫若、陳寅恪、範文瀾分別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個所的所長。名單很快得到了上邊的認可，但就陳寅恪的性格和一貫提倡的“獨立之精神”，他能否痛快地北返並出任所長一職，一時成為操作者們沒有把握的難題。
當年陳寅恪離開北平南飛時，據他自述，多半是因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適合南方氣候，抑或怕共產黨來了，隻能吃小米，或買不到對自己嚴重失眠症至為重要的進口安眠藥雲雲。傅斯年在台灣奉命主持史語所和台灣大學時，曾不止一次致信已抵嶺南大學任教的陳氏，請其赴台任職，但陳寅恪始終沒有對這位老友的邀請做出答複。而台灣方麵“中研院”史語所第一組主任之職，一直給陳氏保留著位子，直到陳寅恪於1969年去世，才由勞榦繼任此職，由此可見傅斯年與台灣學術界對陳寅恪的尊重和寄予的深切期望。
1949年6月，潰敗中的國民黨在廣州組織“戰時內閣”，其中有三位學人出身的人物擔任了異常重要的職務，一為朱家驊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中研院院長，二是杭立武任教育部長，三為葉公超任外交部長。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裏，杭立武受傅斯年請托，曾多次派人勸說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動員陳寅恪離開大陸，速赴台灣任教，陳序經始終沒有答應。同傅斯年一樣，杭立武自然也深知陳寅恪在學術界的地位和價值，多次碰釘子後退而求其次，力勸陳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並說這樣可以進退有餘，但陳始終沒有理會。到了國民黨全麵潰敗的緊急關頭，急紅了眼的杭立武竟拉著“戰時內閣”財政部長徐堪匆匆趕到嶺南大學，親自向校長陳序經攤牌，要陳氏一同前往勸說陳寅恪到香港。據說杭立武此時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對陳序經說，如果陳寅恪答應去香港，他馬上可給陳寅恪10萬港幣及新洋房，陳序經聞聽搶白道：“你給10萬，我給15萬，我蓋新房子給他住。”11見陳序經態度強硬，不予合作，杭立武隻好親自帶上財政部長直奔陳宅勸說，大有即時兌現之意，陳寅恪仍不為所動。直到這年的10月初，原清華大學外文係教授葉公超主持的“外交部”還在廣州辦公，並為國民黨認為必須離開大陸的各色人員辦理出境護照，也就是說，直到這時，陳寅恪若想離開大陸，隨時都可成行，但陳寅恪最終還是沒有出境而留在了嶺南大學。究其原因，或許如“文化大革命”期間陳寅恪第七次交代稿所言：“當廣州尚未解放時，偽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長傅斯年多次來電催往台灣。我堅決不去。至於香港，是英帝國主義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視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願留在國內。”12這個說法得到了後世多數研究者的認同，如早年畢業於清華中文係，後轉赴台灣大學任教的蘇景泉回憶說：“回憶三十八年春，梅（貽琦）校長在廣州時雲：‘陳寅恪先生年高目失明，行動不便，我擬介紹陳先生在香港大學任教，但此事之成否，取決於英倫。現在還不敢說一定。……’旋聞因故作罷。其後陳師在廣州嶺南大學任教，夏間台灣大學傅校長斯年曾經函請陳來台任教，並為之請了幾位助教，預備助陳師耳聽讀書，口述寫文。傅校長可謂為學術請大師、為國家求第一流人才、敬老尊賢之至了。惜乎陳師雙目失明，行動不便，而嶺南大學文學院殷留不放，迄廣州淪陷，無法他去，誠可痛嗬。”13
但也有人認為陳寅恪當年確有退往台灣或赴海外的打算，隻是因故而未能成行，這個說法未得到可考材料的證實。唯一能證實的是陳夫人唐筼感到留在大陸凶多吉少，遂有赴台或赴海外的打算且有一個小小舉動。這個證據從吳宓於1961年赴中山大學看望陳寅恪夫婦時，在與陳序經早餐時的談話中可找到線索。陳序經悄悄告訴吳宓，陳寅恪由上海發電欲赴嶺南大學任教，作為校長的陳序經竭誠歡迎。陳寅恪遂攜家到校。未久，唐筼以一個女性的敏感預料即將在全國興起的政治濁浪必將禍及自身，遂堅定了出走的決心。陳序經回憶說：“約在1950一或二月，筼嫂力主往外國（歐、美）或台灣，竟至單身出走，至港依david及其諸妹，序經追往，遍尋，卒得之於九龍一無招牌之私家旅館，見筼，與約定‘必歸’，序經乃先歸，俟其夫婦感情緩和，乃遣人往迎歸。序經又複薑蔣佐（立夫）台灣大學‘氣候不佳’函，以術聘薑君來嶺南。”14
陳序經所說的david，即俞大維，1949年後出任台灣國民黨“國防部長”。1950年初，俞的母親仍在香港醫院治病，其妹俞大隨夫曾昭掄由歐洲至港停滯尚未回歸，唐筼至港依靠的應是俞大和曾氏家族在港滯留觀望的親屬。最後提到的薑立夫，於1919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歸國後在南開大學與西南聯大任教，學生中後來成為大師級人物的有江澤涵、陳省身、劉晉年、孫本旺、申又棖、吳大任等人。1947年中央研究院數學所成立，薑被推為所長，1948年與陳寅恪等被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根據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的指令，薑立夫組織人員把數學研究所的圖書裝箱運往台灣，同時攜家與一部分同事渡過海峽抵達台北。未久，因極其複雜的政治與人事糾葛，薑立夫一氣之下又攜家回到了廣州嶺南大學任教。由於薑的中途變卦回返，造成了“中央研究院”遷台機構隻有一個傅斯年的史語所和半個數學所“情何以堪”的事實。——這便是陳序經所述人物的曆史背景。
但無論是唐筼的出走還是陳寅恪的堅持不動，無論薑立夫在台灣遇到什麽政治與人事上的煩心之事，有一個絕對不可忽視的關鍵之處，便是陳序經以真摯的情感為之做出的重大努力。假如在這個四方震蕩的曆史轉折點上，陳序經袖手旁觀，甚至像掌權了的吳晗等，站在清華園對隨梅貽琦南下後滯留在上海的清華大學名教授楊武之（南按：楊振寧之父），不懷好意地冷眼相望，然後采取一腳踢開、任其流浪和自謀生路，就是不準其回清華任教的，那麽，日後的中山大學不會出現陳薑兩位大師的身影當是肯定的。
由原來的嶺南大學“被”轉為中山大學的陳寅恪，不僅不去國民黨統治的台灣和英帝國主義控製的殖民地香港，連紅色中國的首都北京也不願重返。個中原委，陳氏自有不便向外人道處，但就拒絕重返北京的選擇而言，局外者則能覺察、體會一二。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史學家、陳寅恪學生輩人物趙儷生，在蘭州大學任教的晚年曾寫過一篇回憶文章，對當年名噪一時的所謂“創造社”成員郭沫若、成仿吾等輩有所提及。在涉及成仿吾為人處世時，曾有這樣一段回憶，大意是：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共組建了一個華北大學。該大學是以範文瀾為校長的、設在邢台的北方大學與以成仿吾為校長的、設在張家口的華北聯合大學兩校合並改組而成。改組後範成二氏擔任副校長，另由更加德高望重的吳玉章擔任校長。校址暫設在河北正定。有一天，華北大學討論到進北平接管大專院校和文化部門時，讓教師都要到文管會報道，有人提議像陳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體也很衰弱，由家屬或朋友代替報到就行了。這時，副校長成仿吾用洪亮的湖南腔發話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機關來報到，來辦理登記，一定要親自來，本人來，不得有別人代替，因為……”他特別提高了聲音說：“這是個態度問題！”成氏高亢的湖南話，在場者聽起來特別刺耳，會場上鴉雀無聲。年輕氣盛的山東安丘人趙儷生聞聽，心說這是把自己當作征服者，把知識分子當成被征服者，要他們“迎降”。既然如此，那就幹脆在文管會門口辦一個受降儀式吧。於是，趙儷生的俠義脾氣開始發作，說十月革命後，俄國知識分子可比中國知識分子凶得多，囂張得多，像巴甫洛夫，開口閉口罵布爾什維克是“匪幫”，可列寧怎麽樣呢？他隔幾天就拿著黑麵包和黑魚子醬來看望巴甫洛夫。他罵，列寧並不把他抓起來，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轉意，替蘇維埃共和國工作。稍一停頓，趙儷生說，“這一切，我覺得值得我們大家學習”，接著又提高嗓音說：“特別值得成校長學習！”這一句話算是戳了馬蜂窩，三天後，趙氏接到了調離華北大學的通知。15
時在清華的陳寅恪當然不會知道發生在華北大學的這一幕，但一定直接或間接地感受到了來自北方的寒意。因而，當清華園被接管之時，陳寅恪的一些故舊門生在已成為紅人的吳晗等人攛掇下，曾寄信勸其重返清華，均未奏效。進入1953年，北方不斷有信息捎來，謂“政府希望陳先生北返”。已成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陶孟和專門托已進入中大任教的梁方仲探詢陳寅恪北返之意，並透露出迫切之情。麵對來自北方的聲聲呼喚，陳寅恪仍像當年對待杭立武一樣不為所動，後來他在致朋友楊樹達的信中說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16有研究者說，一個“畏”字神形俱現地表達了陳氏的思想與感情。“畏寒”自是一種推托的理由，抗戰前在清華研究院做導師時的陳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豈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則是他內心的真實寫照。因而他不為勸說者和所謂的“中間人”所動，繼續留在中山大學靜觀其變。不過，“這時陳寅恪獨立的生命世界在嶺南已重新構建完畢，生命意識在這重構的世界裏再度勃發”17。這個時候，當中國科學院高層正為派誰去赴廣州勸說陳寅恪北返頗為躊躇時，正在北京馬克思列寧學院學習的汪篯得此消息，主動請纓，欲充當南下勸說的“使者”，以在馬列學院練就的張儀、蘇秦縱橫捭闔之雄才大略，一舉把陳氏搞定。這個請求讓正感左右為難的郭沫若等輩大為驚喜，當即表示準予此行。於是，在馬克思主義史學領域嶄露頭角、風頭正健的汪篯，懷揣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與副院長李四光親筆簽發的兩封沉甸甸的信，帶著滿腔熱情和誌在必得的信念，於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當汪篯於11月21日抵達廣州後，仍像五年前在清華園一樣，毫不見外地直接住進了陳寅恪家中。隻是此時的中山大學已不是當年的清華園，陳寅恪和汪篯無論是在思想還是對社會的看法上，都與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輕氣盛、不明就裏的汪篯在陳宅住下後，沒有意識到自己無論是從輩分、地位、學識等諸方麵，都不具備與陳寅恪展開正式對話的資格，而在如此重大問題上冒冒失失地前來充當所謂的“使者”，企圖再現當年蘇秦、張儀合縱連橫，舌卷風雷，“一怒而諸侯懼”的盛況，是何等的不自量力與糊塗透頂。更為致命的是，據說，汪篯在與陳氏的交談中，以“黨員的口吻”“教育開導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陳寅恪進行嚴肅的政治味十足的談話。此舉令陳氏勃然大怒，竟脫口說出了“你不是我的學生”18的激憤之語。遭此棒喝，汪篯才如醍醐灌頂驀然意識到大事不好，當年的一家人現在很難再說一家話了，自己這個蘇秦、張儀當得並不成功，且很窩囊、很失敗，於驚愕惶恐中頭腦稍微清醒，但師徒已經反目，挽回似無可能，汪氏隻好灰頭土臉地搬出陳宅到中大招待所暫住。
陳寅恪故居。前邊白色水泥甬道為中南局書記陶鑄令學校當局專門鋪設，以便讓陳氏工餘散步時有所識別並不致摔倒，這條甬道後來成為中山大學校園內著名的“陳寅恪小道”（作者攝）
後來的幾天，盡管汪篯又做過許多亡羊補牢式的努力，但陳寅恪怒氣未消，總不釋然。當然，陳氏之激憤並不隻是對汪篯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郭沫若或更大的社會政治背景。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陳寅恪與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長談，算是對北京方麵的答複。汪篯對此做了詳細記錄：
對科學院的答複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隻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隻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髒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麽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陳寅恪口述汪篯記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19
以上的談話，透出陳寅恪對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新史學”和範文瀾等輩所謂“新史學大師”們極大的不滿。陳氏認為新中國成立後，真正的史學得不到發揚光大，反而所謂“以論帶史”的新史學大出風頭，且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此種毀滅文化道統的行為，必將連同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同毀亡。對這一令人傷感的現狀，陳氏除了對麵前的汪篯和遠在千裏之外的科學院高層人物施以教訓，也在致朋友的信中爆發出與此相同的壓抑和憤慨。20此次上門遭遇碰壁與棒喝的汪篯，除討得陳寅恪一紙《對科學院的答複》，還有一首《答北客》的詩文：
多謝相知築菟裘，可憐無蟹有監州。
柳家既負元和腳，不采萍花即自由。21
汪篯追隨陳寅恪有年，對詩中的用典和喻義要比其他人更能心領神會。此詩中的“菟裘”，古邑名，春秋時為魯國泗水境，現為山東省新泰市樓德鎮。民國時期該鎮尚存高大的寨牆，東寨門上砌“菟裘遺址”橫額石匾，隨著解放戰爭以及後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寨牆石匾已毀壞無存。1993年，新泰市政府象征性地在此立“菟裘城遺址”石碑一座。
據《春秋左傳正義》卷四記載：“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史記·魯周公世家》載：“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蒍氏。揮使人弑隱公於蒍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
以上兩段史料記載的是春秋時期，魯惠公死，由繼室所生的魯隱公繼位，隱公執政11年的時候，準備讓位給先父正室夫人仲子所生的太子允。羽父（即公子揮，一作公子翬）要求他殺了子允（桓公）。隱公說明事情真相並謂自己準備到菟裘去造房養老。羽父怕事敗，乃用反間計將隱公殺之。這段曆史典故後來還演變出“菟裘歸計”“歸老菟裘”等成語，意喻準備告老還鄉或退隱。陳詩借用此典，當指有人為他營造了一個晚年發揮餘熱或者說養老的地方——曆史研究所第二所以及所長的位子，但陳寅恪並不領情，繼而哀歎和嘲諷此處“可憐無蟹有監州”。
監州，一般指監察州縣之官。“元詩四大家”之一虞集《戶部尚書馬公墓碑》有“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記述。另，宋代在諸州置通判，亦稱監州，當朝名臣兼文士範仲淹《送向綜國傅通判桂州》詩中有“通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欲知明主意，將慰遠人心”等句。
比範仲淹晚生18年的一代文豪歐陽修，在他的《歸田錄》卷二中列舉了一個“有螃蟹無通判”典故，大意是：有宋一代，為加強中央集權並有效監督地方長官的言行，於各州設置通判官職。22
按朝廷旨意，通判既不是一州最高行政長官知州的副職，亦不歸知州管轄，隻是朝廷派來監視、製衡知州的代表，任命與升降權在朝廷中樞。這就形成了一州之中通判與知州爭權奪利、互相掣肘的局麵。宋太祖得知這一情況後，頗為憂慮，經過一番考量，專門下一道詔書，命令各州知州與通判必須處理好關係，協調處事，凡是政令，都要知州與通判二人共同簽署方可布行。
如此這般，表麵上矛盾是平息了，但因權力的製衡點沒有落到穩固處，各自的打算與追求的利益不同，知州與通判仍是相互掣肘，矛盾重重。
有一位名叫錢昆的少卿，餘杭人，嗜吃螃蟹，曾經有下放掛職做州官的經曆。有人征求錢昆：如果自由選擇的話，他願去哪個州做知州？錢昆不假思索地回答：“哪個州都無所謂，隻要那兒有螃蟹而沒有通判就行了！”
因了這話，產生了“有蟹無監州”這一典故，表達了為官者最需要的是自由自在、不受別人牽製的追求與理想。
陳寅恪把這一典故倒過來應用，遂有“可憐無蟹有監州”句，意喻自己到了北京出任一個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既無螃蟹可吃，也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研究，頭頂和身旁還密布著層層“監州”，或郭沫若一類自認為是監州之爹式人物，這是他既厭惡又不能屈就的。
“柳家既負元和腳”，柳家，即柳宗元，陳氏以古代文豪柳宗元自喻。“元和腳”在陳寅恪1927年7月6日贈傅斯年詩中已現，指的是以傅斯年為首的一支尚未成熟但有堅定自信的學術新軍。事隔26年之後，他的好友傅斯年已如其所言“歸骨於田橫之島”，自己流落嶺表，生活、事業等並不盡如人意，有“負”傅斯年本人三番五次勸其赴台的一腔熱血和朋友們的期待。而柳宗元在詩《酬曹侍禦過象縣見寄》中有雲：“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以陳氏當時的心境和態度，他既然當年“負”了傅斯年為首的史語所那支新軍和當年的事業與理想，如今麵對中國科學院展現的“萍花”不采也罷（此時在史學界流行的“五朵金花”即將泛濫開來），即不去招惹中科院那一幫身居高位的當權者，拒絕赴北京出任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或可相對保持個人尊嚴以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陳寅恪發自心靈深處的聲音，也是對北京關閉大門的宣言。
汪篯手捧此詩，知道自己的一切努力就此終結，隻好長歎一聲，帶著惶恐、沮喪與深深的遺憾踏上歸途。故都北京再也見不到陳寅恪那孤獨傲然的身影，陳、汪師生緣分已盡，就此永訣。 <h2>◎閉口休談作啞羊</h2>
列車在蒼茫的原野上向北奔馳，坐在臥鋪車廂的汪篯心情並不平靜，他在思考著如何向科學院交差，更多的是以悲涼的心境反複琢磨、參悟恩師那份《對科學院的答複》和贈予自己《答北客》詩中隱含在文字表麵下的玄機奧秘。也隻有離開嶺南這片土地，於孤獨而漫長的旅途中，汪篯才有真切回憶的機會以及對自己人生途程加以反思的可能。
當留在北大的汪篯平步青雲，作為學界一顆耀眼的明星於北國騰空而起的時候，病臥嶺南的陳寅恪身處怎麽樣的環境？其苦苦求索的是什麽樣的人生？他心靈的遊魂又何所依托呢？
往事已矣，不可追記。從陳氏留下的為數不多的詩文中，或可隱約窺知這位雙目失明的老人，在風浪裹卷泥沙呼嘯而過的曆史時空中，內心起伏的思緒與痛苦、傷感的情懷。
1951年6月，任教於嶺南大學、時年六十一歲的陳寅恪於生日那天，在《贈曉瑩》一詩中有“從今飽吃南州飯，穩和陶詩晝閉門”句，23內中隱約透出陳氏欲定居嶺南，摒棄流俗，燈前對坐，安心教學著述的思想脈動。
時隔不久，中山大學中文係教授朱師轍（字少濱）退休，經當局安排定居杭州。起程前，朱氏專程與陳寅恪話別。朱師轍乃江蘇吳縣名門鴻儒朱駿聲之孫、朱孔彰之子，比陳寅恪年長十一歲，曾曆任過《清史稿》纂修、中國大學教授，1947年轉入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朱氏家族與陳家屬世交，朱師轍與陳寅恪屬於亦師亦友的關係。當陳氏聽說朱欲定居杭州後，心中生發了對先人的懷念並有退隱定居杭州之意。這個念頭在他的《贈朱少濱教授退休卜居杭州》一詩中有所流露，其尾聯曰：“他年上塚之江畔，更和新詩結後緣。”陳寅恪自注“寅恪先塋在六和塔後牌坊山”24。所謂“先塋”，指陳三立墓。1923年，陳寅恪母親俞淑人病逝，未幾，長兄陳衡恪亦卒，遂將母、兄靈柩暫厝杭州西湖淨慈寺。其後，陳家購墓地於杭州牌坊山之原，1925年將逝者歸葬於此，並預設陳三立生壙於俞淑人穴左。1948年夏，陳三立靈柩由北平經天津用海輪運抵上海，再改用汽車運抵杭州六和塔後牌坊山，與俞淑人合葬。
接到陳氏贈詩的朱師轍有和詩，其中第二首為：“西湖泛棹訪坡仙，六塔墳前拜昔賢。叢桂小山招隱切，綠楊春好結鄰緣。（餘前在北京曾謁陳伯嚴丈。丈卒後，葬諸西湖六和塔牌坊山，從丈誌也。餘退休赴杭，擬拜丈墓。君亦有退隱之誌，與餘預訂結鄰之約。）”25陳伯嚴，即陳三立。朱氏的稱謂說明朱陳兩家的世交關係。詩中的“君”，指陳寅恪。朱氏這個注釋，進一步透出陳寅恪此時的心境。
隨著世局驟變，“洗澡”運動開始，以及新政權“一邊倒”地按蘇聯模式大行其道，陳寅恪內心在受到震動的同時，悲憤之情在心中發酵。作於1951年的最後一首詩，可以看出陳氏情緒和心境的轉變。詩曰：
改舊句寄北
（參丁亥春日清華園作）
蔥蔥佳氣古幽州，隔世相望淚不收。
桃觀已非前度樹，槁街翻是最高樓。
名園北監空多士，老父東城剩獨憂。
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殘夢上心頭。26
陳寅恪的詩向以今典與古典重疊應用，對人事、天命等感慨良多，在其生前已呈撲朔迷離之象，後世釋解起來更加困難。助手黃萱後來在談到陳詩的釋解問題時說：“我認為詩所以可用來作為史料的緣故，還因為它是現實的反映。陳先生說過：‘詩若不是有兩個意思，便不是好詩。’大概指的是古典今典吧。要從古典來體會今典，是不容易之事。他的詩自然是有兩個意思的，所以難於通解。”27
盡管難以通解，但若循其時事與陳氏個人情感加以細究，還是能夠探聽到生命脈搏跳動和心靈深處或激憤或感傷的哀歎之聲的。據說，汪篯在陳宅遭到驚心動魄的“怒罵”後，對恩師心中騰起怒火的來源大為不解，回到住處，靈機一動，迅速采取補救措施，並向陳氏周圍的人調查、了解其原因所在。當他打聽到近年來陳寅恪與朱師轍、餘嘉錫等人有詩唱和且較頻繁時，立即意識到可從陳詩隱晦的詩句中尋出蛛絲馬跡。於是，他開始設法向師母唐筼探聽陳詩留存的墨跡。結果是“他的努力是有效的，他解開了一些謎團”28。而上文介紹的陳寅恪寫於1951年的《改舊句寄北》，即是汪篯破譯理解恩師心路曆程的一把關鍵性鑰匙。
汪篯得到這首詩後，對今典疊加古典的喻義進行了詳細探究，並按照自己過去對陳寅恪的性格、感情等了解，試著做了注釋。據後世研究者陸鍵東考證，汪氏對此詩的注釋是：“第三句引劉禹錫‘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詩句，以斥責陳的舊日學生都學習馬列去了。第四句汪篯注釋錯了，誤認為此句諷刺郭沫若。後人一般作如是理解，‘槁街’是唐代外國人所居之處，此句暗含馬列主義成為人人頂禮膜拜的東西。第五句指餘嘉錫等人。第六句用唐人小說‘東城老父’典故，汪篯雲此句疑是罵蘇聯。獨憂是說唯有他能看到前途之可憂。”29
餘嘉錫乃湖南常德人，當代著名目錄學家、古文獻學家，曾任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國文係教授。1948年，六十五歲的餘嘉錫與陳寅恪共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新中國成立後，餘氏被聘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專門委員等職。從陳詩敏感並為當局深忌的內容看，陳餘二人應是知交，否則陳氏不會冒著政治風險輕易出手。對於汪篯的這個注釋，盡管後人持有爭議，但對第六句基本沒有疑義，隻是不僅罵蘇聯，且對中國現狀表示不滿。此句1947年春作“老父東城有獨憂”（南按：即陳詩中所言“丁亥春日清華園作”，見本著十四章《去眼池台成永訣》一節）。唐代陳鴻祖撰有傳奇小說《東城老父傳》，寫東城老父賈昌少年時曾是唐玄宗寵幸的一個鬥雞童，安史之亂後被迫出家為僧，晚年回憶開元遺事，由個人際遇抒發家國興亡之慨，並謂：“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對世道人心的變故，這位東城老父表示擔憂。
1947年春，陳詩於《丁亥春日清華園作》曾借用此典，當時之“憂”自是“憂”美國和蘇聯在政治文化上對中國的侵蝕。第四句中的“槁街”原是漢代長安街名，方國殊族的使節皆居此處，相當於近世北京的東交民巷使館區。“最高樓”，喻指擁有最高權力者。此句喻外國勢力已成為中國的真正主宰，喻美國入主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勢力。1951年底陳寅恪《改舊句寄北》所指喻的“最高樓”與“胡”，則是指蘇聯。據美籍華人學者餘英時後來的解釋：“當時中共對蘇聯是采取‘一麵倒’的政策，所以不僅‘槁街翻是最高樓’，而東城老父也隻‘剩’下‘獨憂’了。”30餘氏進一步推測說：“……這顯然是因為一九四九年以後蘇聯不僅代替了而且遠遠超過了以前美國在華的地位。換句話說，他認為毛澤東的‘一麵倒’已使中共和蘇聯的關係變成‘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一樣了。”31餘氏的推測大體不差，但陳寅恪所“憂”的遠不隻是“稱臣”，而是像吳宓於1945年10月10日日記中所記載的“……教化學術，悉秉承於美、俄，即中國名號猶在，甚至人民安富尊榮，其國魂已喪失，精神已蕩滅。我輩生息此國中，所感直如異國異世之人。此則今已久然，不待來遠矣”32。國魂的喪失與文化精神的蕩滅，才是陳寅恪最為關心和擔憂的。陳詩最後二句，自是對知識分子已失去“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懷念、感傷和無奈的歎息。1952年，陳寅恪作七絕詩《男旦》一首，詩曰：
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
太息風流衰歇後，傳薪翻是讀書人。33
這首詩顯然與中共正在進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有關。“鞠部”，為古代梨園伶工的頭目，此處當指戲班。前兩句喻指這場運動把知識分子全部改造得煥然一新，猶如戲曲中低眉垂首的旦角柔軟無骨，美妙絕倫。後兩句指男扮女裝的傳統戲曲已經式微，繼之以知識分子（讀書人）登台扮演角色，諷喻“思想改造”使讀書人靈魂扭曲，尊嚴盡失。在這一改造下，男人不再是男人，知識分子已不再是原來具有文化風骨的自由知識分子。陳寅恪對這場運動的觀察以及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淪喪的擔憂，於隱晦婉轉中明晰地透露出來。
1952年，陳寅恪與陳序經、薑立夫等三對夫婦於中山大學紀念堂前留影。左起：薑立夫，陳寅恪，唐筼，陳序經夫人黃素芬，薑立夫夫人胡芷華，陳序經（引自《陳寅恪集》，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出版）
1953年，已回杭州安居的朱師轍有《癸巳端陽》詩寄陳寅恪，陳氏於這年6月以《次韻和朱少濱癸巳杭州端午之作》和之。詩曰：
驚心節物到端陽，作客猶嗟滯五羊。
艾詡人形終傀儡，槐酣蟻夢更荒唐。
南遊已記玄蛇歲，北味渾忘白虎湯。（醫家稱西瓜為天生白虎湯。）
粵濕燕寒俱所畏，錢唐真合是吾鄉。34
從時間的跨度看，陳寅恪和此詩時，上距他“從今飽吃南州飯”的理想正好兩年。這短短的兩年，政治空氣的冷殺已讓中國知識分子從內心深處體驗到了驚恐、焦慮。陳氏已把自己的食眠之地看作是不得已的滯留、寄居之地（南按：唐筼手書，“滯”作“寄”）。頷聯的“艾詡人形”指古代端午節用艾蒿紮草人懸於門上，草人雖為人形，但隻是個傀儡而已。此處當指當時在政治文化上雖搬用蘇聯模式，實際上隻移來了一點兒虛張聲勢的皮毛，形似而神不在。下句借用“南柯一夢”古典，指中國仿照蘇聯模式構築大國之夢，就像當年的淳於棼夢中所見情景一樣，隻不過是一個烏托邦的夢幻罷了。35
尾聯中的“燕寒”，自是指北京方麵政治空氣之寒冷，而“粵濕”則是事實上的環境。嶺南確是潮濕之地，但聯係全詩可以看出，此言喻指同樣是政治因素。此時，無論是北京還是嶺南，都是陳氏心中的畏懼之地，這便有了歸隱杭州之意。這個“歸隱”表麵上可視作杭州的氣候和生活環境好於廣州，又是陳寅恪父母墓葬所在之地等等因素促成，但隱於深層的原因應是陳氏欲避南北政治空氣的一種應變之策。
陳寅恪這首和詩寄朱師轍後，似意猶未盡，一個月後的7月26日，再賦詩一首《癸巳六月十六夜月食時廣州苦熱再次前韻》，詩曰：
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
海天明月傷圓缺，嶺樹重樓困火湯。
一瞬百年強半過，不知何處覓家鄉。36
屯戍尚聞連
水，文章唯是頌陶唐。
詩中首聯意指中國文化中無論哪門哪派，都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變成了“啞羊”37，除了歌功頌德再也發不出別的聲音。這首詩寫畢四個月後，汪篯來到了中山大學。陳寅恪與其談話中除了對郭沫若等輩表示不滿，盛怒中還捎帶著大罵了一通民主黨派的朋友，稱他們是“自投羅網”“無氣節”“可恥”等等。38如果解讀不誤，詩中的墨儒名法道陰陽“六家”，則泛指中共之外的幾個民主黨派。勸說陳寅恪北返而碰壁的汪篯得到這首詩並研讀後，心有所悟，又有些不服氣，認為他們這一批人的政治變化是形勢使然，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但陳寅恪不這樣認為，他認為一個人的人格高於一切，任何時候都不能因某種利益或某種壓力失去尊嚴而卑躬屈膝。1961年，已淪落到重慶西南師範學院任教，虎落平陽，整日遭小犬們淩辱的吳宓赴廣州探望陳寅恪，在談到中國文化絕續與民主黨派時，陳氏對吳明確表示：“彼民主黨派及趨時之先進人士，其逢迎貪鄙之情態，殊可鄙也。”39
1955年，時任廣東省文教廳廳長的杜國庠受最高當局委托請陳寅恪出任全國政協委員，陳氏當場回絕並說道：“我眼睛看不見，耳朵還是能聽得清的，那些個政協委員說的東西，盡是歌功頌德，不講真話，沒有什麽意思，我聽著聽著就氣得把收音機關掉。另外，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怕冷，不適應北京的寒冷。請你轉告周先生，我還是不擔任政協委員。”40
陳詩頷聯的前半句似指此時朝鮮戰爭雖處於僵持狀態，但仍未結束。“水”，一作江，又名王城江，所指因時而異。兩漢為朝鮮清川江。《史記·朝鮮列傳》：漢興，“複修遼東故塞，至水為界”。《漢書·地理誌》樂浪郡水縣：“（）水西至增地入海。”朝鮮金富軾《三國史記》：高麗王談德（392—413）“陣於水之上”。此水在古百濟國北部，或謂即今朝鮮的禮成江，一說為臨津江。《隋書·高麗傳》：高麗“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裏，隨山屈曲，南臨水”水，即今朝鮮之大同江。另，又有一說，水即鴨綠江的古稱，亦稱馬訾水，唐朝始稱鴨綠江，原為中國內河，明朝初年才成為中朝界河。就在這首詩寫畢的第二天，即7月27日，《朝鮮停戰協議》正式簽訂，這首詩算是為朝鮮戰爭做了一個小小的注腳。41其後的“文章唯是頌陶唐”句，諷喻當時輿論對當局的頌揚。陶唐，中華民族上古部族時代的古帝名，即唐堯，與舜並稱上古聖明的帝王。《孔子家語·五帝德》：“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當時有些知識分子吟詩作賦，把毛澤東與古代的帝王堯舜相提並論。對於當時輿論打造的“堯舜讚歌”，時在中山大學中文係任教的容庚（南按：即抗戰勝利後被傅斯年拒入北大之門的那位），對整日學習毛著和語錄，並且還要評選積極分子以作為一種政治榮銜等等做法大為不滿，容氏在中文係小組發言中慷慨陳詞，質問負責人：“‘言必稱堯舜’，現在大家擁護毛主席跟封建時代擁護堯舜有什麽不同？”42此話後來成了容氏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被拿入牢獄。盡管陳寅恪與容氏關係不洽，陳氏退出中文係與二人關係不睦有直接關係，但在這一點上卻是聲息相通的。時在重慶的吳宓有“共頌河清未許悲”的詩句，傾訴了與陳寅恪甚至是容庚等知識分子一樣的心理鬱悶。
陳詩尾聯中的“不知何處覓家鄉”，隱隱透出當局不可能像對待朱師轍那樣對待自己這位不肯頌陶唐的一介老朽的預感。
事實上，陳寅恪寫此詩的時候，尚不知位於杭州牌坊山之下的家族墓地已被當地政府沒收充公，碑亦摧倒砸斷，荒涼落寞。在陳寅恪去世後，雖然家人多方麵努力，終因當局的掣肘，其骨灰最終沒能如願安葬於杭州與家人團聚。據蔣天樞於1986年所寫《師門往事雜錄》載：“近時，先生‘稚女美延’自杭州掃墓回，雲祖墓旁悉是茶樹，欲歸取父母骨灰來杭營葬，而祖墳前無隙地，已數上書浙江省政府，迄未得批複。蜚聲國際之一代學人，身後竟無歸骨之所，痛哉！”43 <h2>◎續命河汾誌未休</h2>
正因為陳寅恪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傲岸風骨，才有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汪篯貿然登門“以黨員的口吻”教育恩師，從而遭到對方一頓痛罵並被逐出師門的命運。汪氏的北返標誌著陳寅恪向北京方麵關閉了最後一道大門的同時，也“更意味著陳寅恪在六十三歲這一年已決意選擇一條餘生隻能是更加孤獨的生命之路”44——這條路就是“論學論治，迥異時流”45，秉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之精髓，以其托命之身實現平生“續命河汾”之誌，傳學術香火於“來者”。隻是誌向雖高，學問雖好，擺在陳氏麵前的卻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新格局。此時的“來者”似乎不再喜歡陳氏的誌向，更不需要他的學說，因而陳寅恪在這條路上跋涉的身影也就顯得分外孤獨與淒涼。
據當時在中山大學中文係擔任助教的鄭孟彤回憶說：“解放初期，人們對古典文學有一種偏見，認為古典文學是封建主義的東西，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沒有什麽意義。因此，我們係裏三位助教都爭著去搞現代文學或文學理論，不願意搞古典文學。有一天，冼教授在校道上碰見我，她主動地對我說：‘詹先生（指詹安泰教授）說你很愛好詩詞，也寫得不錯，為什麽你不到我們古典文學教研室來？這不是很符合你的愛好嗎？’”46在冼玉清的誠懇邀請下，鄭孟彤才答應到古典文學教研室工作。這是1952年秋天間事。對冼玉清所說的詹安泰教授，一個晚輩也有類似的回憶：“解放初期，詹先生在一封寫給先父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說，要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下決心‘十年不讀線裝書’。”盡管如此，在1957年“反右”風暴一開始，詹氏即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成為‘不恥於人類狗屎堆的反動派’了”。47
陳寅恪在中山大學校園內寓所陽台留影
此種怪異現象，早在炮火硝煙剛剛散去的1950年早春，就如同核裂變一樣在全國四麵開花，並向神州大地每一個角落蔓延開來。這年的9月14日，陳寅恪在致好友、四川大學教授李思純的信中說道：“嶺南大學文史之學自不必談。已不獨嶺南如此，全國皆如是也。足下中大友人已斥去矣。聞人言出蜀亦不易，須申請。遠道傳聞未知確否？”48也就在這一年，陳寅恪將嶺南大學出版的新著《元白詩箋證稿》寄贈北京的鄧之誠，據說去函中有：京華學人已捐棄舊學而競逐新學，有興趣讀此書者或者僅你一人雲雲。49由此可見“文史之學自不必談”，且人身活動都受到嚴格限製，確是“日照神州皆如是”了。延至1955年，形勢對陳寅恪更加不利。這年9月19日，陳寅恪致史家唐長孺函，謂：“寅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又說：“寅恪壯不如人，老更健忘，複以閉門造車之學不希強合於當世。近數年來僅為諸生講釋唐詩，聊用此糊口。”50用此“糊口”是自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盡管不合時宜，陳寅恪仍頑強地同時勢抗爭，在個人研究著述的同時，以堅忍的毅力繼續“為諸生講釋唐詩”，以實現縈繞於腦際久久不能割舍的“續命河汾”之誌。而以一己之力，秉持這種特立獨行的品格和獨立自由的追求，心係中國文化的存亡絕續，陳氏注定要於寂寞的精神世界裏不合時宜地踽踽獨行。
因陳寅恪雙目已盲，多病纏身，出入不便，在校方的特許下，授課安排在寓所樓上進行。陳家的二樓小客廳連著一條寬寬的內走廊，此處就是授課的臨時教室。在助手黃萱的布置下，靠窗邊安排了十來張桌椅，正麵放一張老式藤椅，旁邊安置一塊小黑板，以供陳氏授課之用。在這個簡陋的小小講堂上，陳寅恪展開了他胸中萬壑鬆濤，一幅幅鮮活的曆史畫卷展現在弟子們麵前。據聽過課的學生回憶，時選修陳寅恪課業的同學達30多人，將二樓走廊占得滿滿的，有時來的人多，課桌缺少，廊上放著的飯桌也被同學當作書桌使用。每到開課時候，同學們早已在廊內恭候，隻見一位目不能視的瘦弱老人身穿一襲長袍，天寒時猶戴上一頂瓜皮帽，身上再裹馬褂，由助手黃萱或夫人唐筼從內室緩緩攙扶而出，在一把矮腳藤椅上慢慢坐下。老人用空茫的眼神掃視自己並不可見的學生，30多雙眼睛都莊重肅然地靜靜注視著這位鼎鼎大名的學術大師。少頃，老人眼睛半睜半閉著開始授課，同學們靜心聆聽的同時認真做著記錄。
這一時期，陳寅恪所授課業是他耗數年心血研究的新成果“元白詩證史”。
在中國史學綿延不絕的長河中，以文或以詩證史，前賢曾有過嚐試，但收效甚微，真正大量付諸實踐並有卓越創獲則始自陳寅恪。陳氏認為，中國史籍與外國不同處，往往在於每天每事都有記載，這是中國史籍最寶貴的財富和特色。中國詩歌與外國詩歌的不同，是它多具備時、地、人等特點，有很大的史料價值，可用來研究曆史並補曆史文獻記載之缺。陳氏把以文和以詩證史的工作視為新開辟的史學園地，並以唐詩為研究對象加以精耕細作，除了“在史中求史識”，還要得出“曆史的教訓”。陳氏超越前賢大儒的獨特方法是：先對詩中資料的真實性、時間性、地方性做詳細查考研究，再根據當時發生的情況、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以及每一個人的社會背景及思想情感，斷定該資料是否有用和可用，從而尋出意義之所在。有時為探究一個問題，需要連續思考幾天幾夜，以致夜不成寐，患了嚴重失眠症。對此，陳寅恪曾對助手黃萱說：“晚上想到的問題，若不快點交代出來，記在腦子裏是很辛苦的。”51正是因了陳氏的聰慧和辛苦勞作，才為這門學問於荒涼的荊棘中開辟出一方嶄新的天地。
陳寅恪正在自己家裏給學生講課
據聽課的學生劉隆凱記錄顯示，陳寅恪所講“元白詩證史”課程，共分《鶯鶯傳》《長恨歌》《琵琶引》《連昌宮詞》和“新樂府”（五十首）五個部分，其中以唐詩，尤以唐代中期頗負盛名的元稹、白居易兩位大家的詩文考證唐朝曆史為主。其間，陳氏特別對學生指出中國詩和外國詩的區別。如外國最好的作品，多講宗教、哲學；而唐詩中很多作品講的是實際的環境、個人的生活狀況和情感流露，如某年某日遇某人，或遊某地，這樣的情形在外國詩中是罕見的。中國詩之所以能用來作為史料考證曆史，正是因為它是現實社會生活的反映。這一觀點，在助手黃萱未到之前，曾由陳夫人唐筼做筆錄，後經陳氏本人斟酌、修訂公之於世，其要義是：“中國詩短，卻包括時間、人事、地理三點。中國詩既有此三特點，故與曆史發生關係。把所有分散的詩集合在一起，於時代人物之關係、地域之所在，按照一個觀點去研究，聯貫起來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說明一個時代之關係；糾正一件事之發生及經過；可以補充和糾正曆史記載之不足。最重要是在於糾正。元白詩證史即是利用中國詩之特點來研究曆史的方法。”52
有唐一代，詩歌與詩人可謂群星燦爛、光照寰宇，在這道亮麗炫目的星河中，何以獨選元白詩作為考證釋解的對象？在陳寅恪看來，元白二家的詩特別注重現實生活的描寫，且元稹、白居易二人又都生活在唐朝中期，用元白詩考證唐朝社會情形，上可追述唐初，下可推至唐末，唐代的政治史、社會經濟、戰爭攻伐、民風民俗等，許多情形可以從元白詩中找到貫穿的線索，發現真相並以此推演前後的史事，從而得出新的史識。如陳寅恪通過元稹的“巧宦”和“巧婚”行徑，總結出知識分子在新舊交替之際出現的“拙才巧者”現象，陳說：
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氣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舊不同之度量衡並存雜用，則其巧詐不肖之徒，以長大重之度量衡購入，而以短小輕之度量衡售出。其賢而拙者所為適與之相反。於是兩者之得失成敗，即決定於是矣。53
此可謂陳寅恪從“史中求史識”，在知人論世的思想層麵一個彰顯學術洞察力的典型論斷。這一超凡卓識既是對曆史世道人心的歸納，也是陳氏個人“壁立千仞之態度”（吳宓語）的醒世恒言。
當然，既然陳寅恪開設的課程是“元白詩證史”，自然更體現於一個“證”字。陳氏在這一領域的過人之處，除了被學術界大加稱頌的“通識之士”，更重要的還在於他的曆史感，也就是世人難以企及的敏銳的曆史洞察力和想象力，這一功力在對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琶行》的箋證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白詩《長恨歌》是一首千古絕唱的長篇敘事詩，作於唐憲宗元和元年冬。時白居易任盩厔縣尉，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同遊仙遊寺，道古論今，言及唐玄宗之溺於聲色及楊貴妃之恃寵貴幸，終於釀成馬嵬之變，不勝感慨，乃據王質夫之建議作成此詩。陳鴻為之作《長恨歌傳》。詩傳一體，相得益彰，頗為當時及後世所稱頌。——這是學人們代代相沿的普遍說法。
這首詩到了陳寅恪手中，便認為事情遠沒有如此簡單，他在向學生們論及《長恨歌》創作經過時，首先做了如下說明：白居易之前，楊貴妃的故事不隻是限於人間，白氏的《長恨歌》還有一半出於天上，加進了漢武帝李夫人的故事。陳鴻也寫了《長恨歌傳》，但“傳”與“歌”不是通常的序文與本詩的關係，而是一個不可分離的共同結構，類於元稹的《鶯鶯傳》和李公垂（紳）的《鶯鶯歌》，這是白居易與陳鴻的特創。白氏寫此詩的靈感與興致到底來自何處？應該始於他的好友元稹。元氏《鶯鶯傳》中有一段議論，把鶯鶯比作敗國妖姬，白居易覺得此議甚是不當，為補上這個缺陷，便寫了《長恨歌》，這便是該詩的創作緣起，隻有白氏《長恨歌》裏的主人公才合得上那種傾國傾城的議論。可以說，《長恨歌》是受《鶯鶯傳》的影響，才因襲而成篇的。更進一步說，白氏作此“歌”的目的不是為科舉而作，而是與元稹爭勝。在體裁上，它和李公垂的《鶯鶯歌》相似，但李氏是為科舉而寫作的，二者區別甚大。
言及《長恨歌》，自然要對楊貴妃其人其事、家庭政治背景等諸方麵做出合理的解釋，否則便不能解釋她的人生軌跡與情愛豔事的是非曲直。對此，陳寅恪講道：唐朝從武則天起，到楊玉環，中間形成一個婚姻集團。這個時期中，李、武、韋、楊諸家的關係密切地交織著。唐玄宗時，宮廷內部幾乎全是武家的勢力，武惠妃就最為玄宗所寵愛。在許多政治風浪中地位毫未動搖的太監高力士，就是出身武家的，他自然在各方麵隱隱維護武家。唐朝選妃有很多限製，高力士參與選妃，一定盡量在武則天婚姻集團裏挑選。後來，武惠妃死，被追贈為皇後，武氏集團也漸次凋零。其後，選妃的範圍漸漸推到武則天婚姻集團的外圍。楊家與武家是有關係的，楊玉環起初是壽王妃，而壽王是武惠妃的親生兒子。楊玉環當然是當時的標準美人，然而絕不是最美的。既然不是最美，又怎麽會被選中呢？奧秘就在於她是集團中人。在武、楊婚姻集團中，在李氏後廷中，她被認定為最美者。應該說，她的這種美是帶有政治性的。54
楊貴妃的傳聞在民間既廣且多，陳寅恪認為有許多是文藝性的，要弄清真實，必須加以考證，如在學術界爭論不休的楊妃與壽王是否合婚的問題即其一典型事例。清代大學者朱彝尊說楊妃與壽王並未同牢（房），其說言之鑿鑿，後世不少學者為之信服，朱氏之說幾成定論。對這一學術公案，陳寅恪自有不同的看法，明確表示此說是錯誤的。理由是：唐親王娶親的典禮有13項，朱氏考定楊妃受冊為壽王妃在開元二十三年（735）十一月，但到二十五年（737）才親迎。朱氏故意拉長其間的跨度，是想表明他們並未同牢，但這是不可信從的。若依朱氏的見解，親王娶親全部禮畢至少要13年，豈不成了少小典禮老大婚？由此足見其謬。那麽真實的情形如何呢？陳寅恪認為：壽王冊楊氏、韋氏為妃的二詔，皆有年月。楊氏冊於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韋氏是天寶四年（745）七月。但度楊妃為女道士的敕文，則無年月，而這恰恰是非常重要的。按朱彝尊的說法，楊妃被度為女道士應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他提早這個時間，顯然是想表明楊妃仍是白玉無瑕。但這是錯誤的，因為此時的武惠妃尚未過世。玄宗是在武惠妃逝去、後庭空虛、“禦宇多年求不得”的情況下，才娶兒媳婦做妃子的。那麽武惠妃死於何時呢？史載：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她為兒子壽王的緣故，殺三庶人。依此可證武惠妃的死絕不會早於此時，她的死當在是年十二月七日。有了這個日期為限，度楊妃為女道士當在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死後，天寶四年八月十七日冊楊太真為妃以前。由是觀之，楊氏自受冊為壽王妃到入宮（至早是在開元二十六年[738]初），其間至少已逾兩載，故而楊妃與壽王當已婚矣。
既然如此，白居易在《長恨歌》中說楊妃入宮前“養在深閨人未識”，又做何解釋呢？陳寅恪通過考證得出的結論是：唐親王娶親禮中，親迎、同牢必在同一天內。楊氏冊為壽王妃在開元二十三年，被度為女道士應在開元二十八年（740），故不可能還待字閨中。白居易《長恨歌》所雲“養在深閨”，深沒壽邸一段，顯然是在為尊者諱，不足憑信。
對於《長恨歌》中“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的解釋，陳寅恪認為這是中亞西亞胡人的習慣，傳到中國有所改變。溫泉之浴，本是醫學上用來治病的。唐玄宗時，溫泉便以治病為主，兼有遊憩的作用。早在漢代宮中即有“溫室”（浴室），唐代亦有溫泉宮的建置。那麽唐玄宗臨幸溫泉的時節為何？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三首之一：“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陳寅恪認為杜牧描寫的是夏天的情景，唐時荔枝隻有廣東、四川出產，且川產不如粵產，楊妃小時候是在四川吃過荔枝的。杜牧把楊妃的奢吃荔枝的愛好與華清池賜浴連在一起，顯然錯誤。溫湯治病必在寒冷季節，玄宗臨幸當在春寒時節，而不會是在夏季。杜牧是文宗時候的人，那時溫泉全做遊覽用了，因而杜氏認為玄宗時候亦是如此，便有了玄宗夏天臨幸溫泉，楊貴妃一邊洗浴一邊吃荔枝的離奇情節。顯然，這是杜氏不知道溫泉原有的治病用途，借此可見外邊輸入的文化是有時代性的。以溫泉而言，最初，功用全在治病；其後，如唐玄宗時，治病為主，兼為遊覽；再之後，到了唐文宗時代，則全變為遊覽了。
由溫泉的變途回到白居易《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一句。陳寅恪通過對時間和空間的分析，認為同樣存在錯誤。理由是：就時間看，七月七日，自為夏天，玄宗是不會臨幸長生殿的，因為此殿就設在華清宮。就空間看，唐宮名長生殿者甚多，名同，地址不同，作用也大為不同。華清宮的長生殿，是齋殿。帝王先一日至此齋戒，清心寡欲，然後祀神。其他宮的長生殿，是臥殿，都是帝王病重才移來此處。因為這樣的緣由和條件限製，玄宗與楊貴妃不可能在長生殿談情說愛，山盟海誓，白詩之說顯然是一個誤會。造成這個誤會有兩個原因：一是自安史之亂後，皇帝不再去華清宮了；二是道教風行，尤在肅宗和德宗初年為甚。到了德宗貞元年間，與玄宗時代相隔已三四十年，人們已不知道皇帝夏日不去華清宮了，加以道教盛行，白氏乃發揮想象，通過情節的虛構與人物的再現，加入了道教成仙的文化係統，如“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等道家宇宙觀，於是便有了小說體、傳奇性的優美文學作品《長恨歌》。
在研究和準備教案的間隙，陳寅恪曾對助手黃萱說，人家研究理科的，是分秒不差的。而他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也就是說，他寫的某人某事，在曆史上是發生在何處、何年、何日，是不會相去太遠的。55陳氏此言，外人看來有些自負，卻也是事實，他對古典詩歌的研究，確有一個精確推導的過程，其淵源可以追溯到陳氏遊學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確性和徹底性的德國學術傳統。從他對《琵琶行》的研究講解中即可見出其深厚的學術造詣，以及運用資料以步步推理得出合理結果的卓越才能。
在現代中學生都能背誦的白居易《琵琶行》（又名《琵琶引》）中，陳寅恪利用德國學術傳統在考訂事實的基礎上一步步推演，環環相扣，深達幽微，發千年未發之覆，將一個湮沒於曆史煙塵中的故事化腐朽為神奇，令人信服地呈現於世人眼前，其效果大有白詩中“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之感。凡聽過此課者，幾皆拍案叫絕。
陳寅恪首先指出，《琵琶行》表達了詩人反對戰爭的態度，是一部反戰文學作品。詩有情節，不是小說體，是樂府體，具有紀實性質。南宋洪邁《容齋隨筆》說琵琶女並無其人，是白居易憑空想象出來的一個人物，白氏在潯陽江頭置身婦人船中，與禮法不合。對此，陳寅恪認為洪氏之說大謬。
白氏創作《琵琶行》的時代背景是唐元和十年（815），此時正值藩鎮倡亂，如淮西蔡州吳元濟之類稱兵割據，目無中央。主張對藩鎮用兵的丞相武元衡被藩鎮所派的刺客刺死，裴度也被刺傷，長安陷入混亂。朝中牛僧孺和李德裕二黨各持己見。牛黨力主罷兵，李黨則主張用兵，二黨相互鬥爭，僵持不下。時為左善大夫的白居易擁護牛黨，上奏反戰，主張罷兵，便遭李黨忌恨。事態的發展出乎牛黨與白氏的預料，在李黨的堅持下，中央於元和十二（817）年出兵平定了吳元濟等藩亂，大唐帝國一度複振。白居易在得勢的李黨擠壓下，被朝廷先是貶官江州刺史，繼而改授次一級的江州司馬。
鑒於這樣一個曆史背景，陳寅恪認為白詩《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句，表露出作者天涯淪落之感，但在詩中並不是最重要的。更深刻，也最為隱晦的感情存在於“弟走從軍阿姨死”一句中，這是詩眼，是主題，更是白氏反戰態度的流露和情感迸發的來源。其他都是次要的，非主題的。56根據陳寅恪的考證研究，白詩中琵琶女的弟弟從軍，一定是去打淮西蔡州的吳元濟，時間當在元和十年或十一年（816）。白居易於元和十年遭貶，二者為同一事，在同一時。
被貶官走至潯陽江頭的白居易，開始寫的是送客情景。唐時風俗，客是天亮動身，餞行送別是在頭天夜晚，故是“夜送客”。主客握別於次晨，客發而主歸。宋代洪邁《容齋隨筆》柒《琵琶行海棠詩》條說：“樂天夜登其舟與飲，了無顧忌。”又說：“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絲彈之樂，中夕方去。”洪氏之說大謬。白詩雲：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瑟琶半遮麵。
由此可知，白詩“移船相近邀相見”之“船”，乃“主人下馬客在船”之“船”，非“去來江口守空船”之“船”。即江州司馬移其客之船，以就浮梁茶商外婦之船，而邀此長安故倡從其所乘之船出來，進入江州司馬所送客之船中。亦並非由琵琶女所乘之大船的內房出於外廳。“重開宴”是在白氏的小船上，絕非在琵琶女的大船上。否則“商人婦”這空船中，恐無此預設之盛筵也。且白樂天詩中亦未言及其何時從商婦船中出去，洪氏何故意加“中夕方去”之語？蓋其意以為白氏乃當時有名的賢者君子，既夜入商婦船中，若不中夕出去，豈非此夕徑留止於其中耶？讀此詩而做此解，未免令人可驚可笑。
當琵琶女自商船出見白氏，因白氏是上官，她得站著。然而，琵琶隻能坐著彈，故而琵琶女彈時是坐著的。不弄明白這一點，同樣難以弄懂白詩中對倡伎動作的描述。白詩中有琵琶女一段自白：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
陳寅恪由此認為：這個琵琶女是家居長安的西胡種，且是“酒家胡”種。證據是“名屬教坊第一部”。長安教坊不是玩雜耍的，而是教學管弦樂的專門場所。教坊中人都是西胡種，他們娶入的都是同種的人。唐代官伎有別，長安的善京都聲，是新聲，即從中亞西亞剛傳入不久的技藝；蘇杭一帶的歌伎不是西胡種，隻善舊聲，即隋或唐初由中亞傳入的技藝，舊聲不如新聲受歡迎。江州的官伎才貌皆不出眾，連舊聲也趕不上。因而遭到自京城來的白氏鄙視，覺得不足聽，這便是白氏說潯陽無絲竹聲的原因。而曆史發展到今天，最好的琵琶曲調《十麵埋伏》，溯其源，亦不過及於元朝。再早，已不可知了。
何以推斷琵琶女是“酒家胡”呢？這是因為唐時的長安，不是西胡種不得入教坊學新聲。琵琶女自述的蝦蟆陵下之地，正是名酒產區，這位長安故倡既住在名酒產區，複具有琵琶之絕技，當是“酒家胡”（賣酒的胡人）。又，唐代女子應酬是在十三歲。證據是杜牧《贈別》：“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裏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陳寅恪認為，白詩中的“秋娘”真有其人，她是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中進士時長安最負盛名的倡女，白氏淪落江州，感念昔日之遊，乃取於詩中。有人以為是杜牧詩裏的秋娘，是不對的。
傳明代仇英（1502—1552）繪白居易《琵琶行》詩圖
在這個時間、地點、人物皆有著落的基礎上，陳寅恪繼續以白詩與史實印證，認為：假定琵琶女貞元十五年是十三歲，那麽，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潯陽江頭應該是三十歲了。而這個時候琵琶女的遭際是：
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白居易和琵琶女都是境遇使然，不得不離開京都長安，來到江州，因而同有淪落之感。如果沒有琵琶女其人，白氏從何而加“弟走從軍”之事？正因為有其人，有其事，白氏想到自己因反戰而遭貶謫，故更加傷感，因之為記。根據詩中主客相見情形和長安故倡所述，可推知下列事實：
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歲時，弟走從軍。不久，阿姨又死了。再過年餘，她三十歲時才嫁給一位商人。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後年齡了。過了這個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鶯鶯，貞元十六年（800）才十七歲，以後結婚也在二十歲以前。韋氏比崔鶯鶯大一歲，在貞元十八年（802）結婚時是二十歲，若再不出閣，也就難了。琵琶女到了三十歲才嫁人，真可謂“老大”了。
陳寅恪認為，白詩有兩點要特別注意。其一為“商人婦”，即商人之娶此長安故倡，特不過一尋常之外婦，其關係本在可離可合之間，以今日通行語言之，即“同居”而已。在唐代其地位介於妻、妾之間。此即唐代當時士大夫風習，極輕賤社會階級低下之女子，視其去留離合，所關至小，不足顧忌也。其二即唐代自高宗武則天以後，由文辭科舉進身之新興階級，大抵放蕩而不拘守禮法，與山東舊日士族甚異。白樂天乃新興階級之一人，其所為如此，固不足怪也。白詩中有：
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
此句說明商人是個茶商。唐於安史之亂以後，失掉河北財源，為維持兩京一帶所需，經濟上要靠江淮。茶商、鹽商都要向政府領專賣券才可行商。琵琶女所嫁的商人年紀較大，應年過四十，結過婚了。他到長安領券時娶了琵琶女，那是元和十一年春天。因琵琶女已“老大”色衰，故商人所娶花費不大。商人與琵琶女的結合是有經濟打算的，在商人這邊，他“浮梁買茶去”的時候，好有人在“江口守空船”。這裏既表現了有技能的女性的末路和痛苦，也表現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一些真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