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汪篯、向達之死</h2>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戰鬥檄文，竟成為引燃“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時許，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等七人，在校園大飯廳東牆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指責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彭佩雲等三人對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16月1日，毛澤東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等人書寫的這張“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司馬洪濤《評翦伯讚的〈中國史綱要〉》長篇文章，矛頭直刺北京大學黨委和時任北大副校長兼曆史係主任的翦伯讚。文章指斥道：“翦伯讚對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極端仇視。一九五八年以來，在一些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革命的史學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組織起來，編寫教材，重新改寫曆史。在這個過程中，翦伯讚發表了《學習司馬光編寫〈通鑒〉的精神》一文（《人民日報》，1961年6月18日），借司馬光的幽靈，大肆攻擊史學革命，誣蔑黨領導下的集體編書是‘浮躁急迫’，是‘突擊的方法’。他提出一條反黨的組織路線，鼓吹‘要搞好集體編寫曆史的工作’，每一部書都‘要有一個司馬光’，也就是說，要有一個像司馬光那樣既是政治上的‘反對派’，又是所謂‘專家’的人來作‘主編’，自行邀請‘具有專門研究而又是誌同道合的朋友’合作才成。”又說：“為了貫徹他的反動史學理論，翦伯讚以司馬光自命，邀請了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兼所謂‘學者’，著手編寫《中國史綱要》。”2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火藥味嗆人的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內中引用了毛澤東語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而“地、富、反、壞、右，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三家村’之流的黑幫，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史學界裏的反共知識分子，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同日下午4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緊急插播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的消息：“新市委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同誌兼任第一書記，吳德同誌任第二書記。”“決定撤銷陸平、彭佩雲的一切職務，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派出了工作組，到該校領導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並代行黨委職權。”3
隨之而來的是全國高校及中學陸續停課，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各種名號的紅衛兵組織迅速興起。北京大學的陸平、彭佩雲被革職查辦，號稱馬列主義史學“五大家”之一的翦伯讚被打翻在地。曆史係教授汪篯在院係調整後，一度跟隨翦伯讚與吳晗等，既是翦伯讚主持編寫《中國史綱要》時所邀請的頭號“誌同道合的朋友”，又是所謂“三家村”之流的“黑幫”吳晗主持編寫“中國曆史常識”小叢書所邀請的主要撰稿人（南按：本叢書共八冊，1963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陸續出版）。由於汪篯與吳晗、翦伯讚二位大腕結成了一種學術同盟，當“文化大革命”風暴到來，吳晗與翦伯讚即將走進地獄之時，汪篯其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汪篯與翦吳二人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在得以榮幸地參與編寫《中國史綱要》和“中國曆史常識”小叢書的同時，繼續於北大曆史係主講中國古代史專業的隋唐史，且把陳寅恪所著《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列為研究生的必讀之書，並要求寫出讀書報告，借此可見一介書生汪氏對自己的恩師仍是一往情深，學術觀點也還有所保留。——或許陳寅恪的學術成果太龐大堅實了，已容不得汪氏不加以關注也未可知。但無論如何，此時已用馬列主義思想武裝了頭腦的汪篯，繼續在課堂上講授陳氏學說確是不爭的事實。據當時在北大曆史係讀書的學生胡戟回憶說：“業師汪篯先生（1916—1966）早年是陳寅恪先生的門生，因為曾常年住在先生家中，所以是名副其實的入室弟子，又曾協助先生完成於1950年出版的《元白詩箋證稿》，所以先生在此書末的作者附記裏提到：‘此稿得以寫成實賴汪篯王永興程曦三君之助。’後來有的書說到1947年在清華修改該書書稿時，隻提‘時助先生工作者為研究生陳慶華、王永興等’，甚至還提了一句‘原燕大畢業生程曦時亦在北平’。惟獨汪篯先生的名字不見了，這自然是與那‘逐出師門’有關。”4
北師大學生在學習批鬥三家村材料
胡戟所說的“後來有的書”，顯指蔣天樞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蔣著除了1947年條下沒提汪篯的名字，在著中編年“庚寅一九五〇年先生六十一歲”條下說道：“仍任教廣州嶺南大學。助教程曦。將前所著有關元白詩各篇，整理為《元白詩箋證稿》一書，初冬，由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室作為該室叢書之一，印成直行線裝本。後來又經助教黃萱協助修改，乃交上海中華書局改為直行平裝普及本。”5也就是說，在蔣著中，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與汪篯沒有一點兒關係。此點是否與“逐出師門”有關，或別有隱情，尚有待考證。但據胡戟說，他拜在汪篯門下讀研究生時，“汪先生也談到了1953年的那件事，說他是自告奮勇主動要去的，自以為有把握把先生請來北京，結果是苦笑著說沒想到碰了壁。不過沒有對我講‘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的那句話。……對十五年的恩師下的逐客令，他甚至沒有能力感受到痛苦。其實先生（南按：指陳寅恪）用嚴厲到不近人情的態度給上的這最後一課，實出自對這往日的學生的一片愛心，擊這一猛掌是要汪篯回到與政治無涉，做一個純粹的學術人的路上來。天真的汪先生還是不懂。於是，在1959年和所有‘為民鼓與呼’的黨員幹部一起被扣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6
“文化大革命”期間報刊登載的批判“劉鄧文藝黑線”的漫畫
事實上，自“反右”鬥爭興起，特別是郭沫若於1958年公開點名指斥陳寅恪之後，作為陳門弟子的汪篯在北大的地位隨之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來自同一陣營“革命戰友”的批判和圍攻。麵對由“紅”變“黑”、突如其來的巨變奇劫，不諳世事的汪篯如同挨了一記悶棍，精神受到極大刺激，大病一場，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差點倏忽中登了鬼錄。待起死回生之後，汪篯麵對前來探望的學生胡戟指著一張貼在證件上的照片讓其辨認。據胡氏回憶說：“那是個大胖子，我認不出來，於是告訴我就是他。我隻是感到難以置信。汪先生告訴我，經過1959年的批判，他從一個體重一百五六十斤的大胖子變成現在這樣一身病。看他當時瘦得弱不禁風的樣子，我猜大概不夠一百斤了。一次運動掉五六十斤肉（陸鍵東的書中說二十多斤是不確的），使我好像明白了一點什麽叫政治。最後汪先生以自殺結束了自己年僅五十歲的生命。”7
於“反右”運動之後從閻王爺掌控的陰曹地府門口重新返回陽間的汪篯，大病初愈後又重新登台講授他的隋唐史課業，並鼓起勇氣，以孱弱之身投入到當時興行的“勤工儉學、開門辦學”等等名堂甚多的教育革命中。當吳晗與翦伯讚被當局發出的鋒鏑射中之後，北京大學曆史係部分經受“文化大革命”戰鬥風潮洗禮的師生，又彎弓搭箭對準了汪篯這隻幾乎被拔光了毛的落地鳳凰。紅衛兵特意在汪宅的房門上貼上了“封條狀”的大字報，以示警告。翌日，當造反的“革命闖將”前來檢查時，發現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在地上飄搖。關於這一變故有兩種說法：一說大字報是被風自然吹掉的；另一種說法是汪要出入房門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報撕扯下來。憤怒的“闖將”見狀，開始指責汪出於仇視“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壞搗亂，事情很快被告發到中央“文化大革命”駐北大工作組。工作組主事者立即把汪氏找來，命令他當麵向“闖將”們認錯並回去把大字報貼好複原，而後等待研究後的懲罰措施。汪篯心中不服，但又不敢也無力抵抗，隻得在“闖將”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組的要求一一照辦，但他的內心卻無法忍受“革命者”對自己這位“黨內專家”的羞辱，突如其來的“文化革命”徹底摧毀了他往日的理想與信念。或如他的學生胡戟所言：“汪先生太熟悉陳寅恪先生給王國維先生寫的哀悼文字了……當‘文化大革命’徹底摧毀了他心目中美好的新學術新文化之夢時，自命為那虛幻的新文化的托命之人，也便沒有容身之地了。”8於是，在“義無再辱”的心靈呼喚中選擇了死亡，以示抗爭。
就在當天夜裏，汪篯壓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終於爆發，且如銀瓶乍破不能自製，遂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喝了下去。未久，“敵敵畏”毒性發作，汪氏痛苦不已，開始在家中號叫並且以頭撞擊牆壁。鄰居於漆黑的夜幕中聽到隔壁突然傳出如此淒慘可怕的聲音，於惶恐中急忙招呼眾人前來施救。但汪顯然去意已決，早已反鎖了家門，外人無法進入。當眾人強行將門撞開時，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僅五十一歲。這正是王國維當年在昆明湖以身相殉的年齡。
汪氏一死，成為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中首例殉難者。對於他的死，後世評說不一。有人說他性格脆弱經不起打擊，有人謂汪氏此前已對生活失去信心早有死誌雲雲。但他的學生胡戟卻做了這樣的評價：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刻，才對陳寅恪的教導大徹大悟，並以“軟弱的堅強，表明他沒有遺忘師教，便把最後的生命奉獻給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祭壇上去了”。9胡氏之說略有牽強，但細加深思，亦有一些道理。
在“文化大革命”狂潮波滾浪湧、風雷激蕩中，像汪篯這樣的教授之死，隻能被視為“自絕於人民”。繼汪篯之死五個月後，與汪同在曆史係任教的向達又命赴黃泉。
1944年，作為北大教授的向達（字覺明），受傅斯年、李濟等學界大師聘請，離開昆明西南聯大，攜家赴四川南溪李莊，繼之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機構合組的西北考察團，與夏鼐、閆文儒等人第二次遠征西部大漠，赴敦煌等一帶文明遺跡考察。他的妻子兒女在李莊板栗坳與史語所同人共同度過了最為艱難的一段歲月。直到1945年底，考察任務告一段落，向達才回李莊攜家眷重返昆明西南聯大任教。在這段時間，向達與傅斯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抗戰勝利複員後，向達繼續擔任北大曆史係教授。新中國成立，向達一度受到重視，擔任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曆史係教授，並接替南渡台灣的毛子水出任北大圖書館館長，1954年又兼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此時的向達“已走向了曆史學家最美好的年華”10。可惜好景過於短暫，1957年“大鳴大放”期間，向達“對民主人士非常不滿，罵他們卑鄙”11。當時社會上正在播放一部反映雲南大理人民生活的電影《五朵金花》，向達提出史學界要百花齊放，不能隻開“五朵金花”（南按：指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製形式、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爭和漢民族形成等五個熱門問題）。不僅如此，向達曾公開在會上說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個別結論，不能代替具體的曆史研究方法，比如考據學和考古學，他形象地比喻：“怎麽能說明考古發掘中，那一鋤是馬列主義的，那一鋤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12此語引起了當局和一些自譽為馬列主義史學家的強烈不滿，遂“聚而殲之”。向達出身湘西一個土家族家庭，但在當時的社會中對少數民族成分沒有認識，向達認為自己是漢族。新中國成立前後曾與湖南老家有些聯係，並請戶籍警在“民族”一欄裏由“漢族”改為“土家族”。按向氏的說法，他這樣做是為了不“數典忘祖”。13根據這條線索，部分位高權重者無端認為向氏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長職位，欲謀不軌的野心。於是，雙箭齊發，向達被戴上了史學界四大“右派”之首的帽子（南按：據新華社1957年10月18日播發的電訊，四大“右派”依次是向達、雷海宗、榮孟源、陳夢家）。1959年國慶節前夕，向達的“右派”帽子被摘掉，總算得到了一個短暫的喘息機會。麵對這一變數，北京學術界各色人等仍懷揣驚恐之心伸頭縮頭地悄然觀望，無一人應聲。第一個向他致書道賀，祝其躲過一劫的，竟是遠在嶺南雙目失明的陳寅恪。
1949年以後，向達貼在工作證上的照片
陳寅恪與向達交往的淵源可追溯到抗戰之前，而在西南聯大時期更為友善並相互引為知己。當年在李莊時，因傅斯年對向達的學問人品極為推崇，從而引發了以向達為首的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成行，經過對敦煌洞窟、漢代烽燧、長城關隘、西域古國廢墟、流沙墜簡、草紗文書等文明遺跡、遺物的探尋考證，向達一躍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中西交通史專家，他對這一領域研究之深透廣博，整個中國學術界無人能夠匹敵。而曆史上的中西交通史，實以漢代開端於唐代達到繁盛，而這一段曆史與文化交流史也正是陳寅恪抗戰期間研究的範圍，於是陳向二人自然地交往日多，視為莫逆。當傅斯年在台灣不幸病逝後，陳寅恪那首仿傅青主詩而作的悼亡詩，首先由嶺南秘密轉到北京大學向達手中，向達又暗中傳給鄭天挺和汪篯等人，然後漸漸被北方學界小圈子中的同人所知。由這篇在當時看來需冒很大政治風險的詩作傳遞路徑，可見陳寅恪與向達的交情之深，以及對向達人品的看重。1953年初冬，當汪篯代表中國科學院跑到中山大學，“不知天高地厚”地約請陳寅恪出任曆史二所所長而引得對方大怒，直至被趕出師門，灰頭土臉地返回北京時，陳寅恪對此仍心中耿耿，怒火未消，遂疾書一封寄往北大的湯用彤、邵循正、周一良、向達等諸友生，對汪篯的所作所為大加痛斥。在致向達與周一良的函中，陳寅恪特地提出將此中情形轉告已調往南開大學任教的老友鄭天挺。1953年12月6日，向達在致鄭天挺的信中說道：
毅生先生左右：
上月科學院派汪篯去廣州，邀請寅恪先生北上。不料汪君抵粵後語言不慎，以致寅恪先生大怒，血壓增高。最近致書錫予（南按：指湯用彤）、心恒（南按：指邵循正）、（周）一良先生及弟，痛斥汪君，大發牢騷，其致弟及一良函末，並屬（囑）將情形特告先生，而陳師母另函又謂不必將函轉陳。錫予先生亦同此意，謂如此可以不致廣為宣揚，雲雲。其實陳先生致湯、邵、周及弟共二函，俱已原件交科學院矣。用陳梗概，尚祈察鑒，幸甚！幸甚！敬頌
道安！
弟向達謹上十二月六日14
當時陳寅恪除當麵痛斥汪篯的冒失、莽撞與不懂事理，對第二所所長的人選問題也談了自己的看法，並以平和的口氣對汪說過如下的話：“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點，向達對此素有研究。”15意為讓向達擔當該所重任。後來由陳寅恪薦舉的陳垣擔任了二所所長，向達與侯外廬分別擔任副所長。
“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兩年，即1964年3月，向達專程赴廣州中山大學拜謁陳寅恪，就他正在進行的《大唐西域記校注》一書涉及梵文的問題進行請教。懂四門外語的向達對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一些梵文描述無法盡懂，而深諳十幾種文字的陳寅恪顯然要比向達技高一籌。當時中科院的主事者不同意出資讓向氏去拜見一個“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此次嶺南之行，係向達憋著一股湖南人的“霸蠻”之勁兒，大著膽子自費而來。陳寅恪的名聲光照日月，而向達的名氣也是光芒四射，冠蓋學界，兩位大師級史學巨擘在嶺南這塊潮濕之地的會晤，自然成為一件非同尋常的大事，在整個中山大學引起了轟動。借這一難得的契機，中大曆史係專門安排向達做了一場《敦煌學六十年》的學術報告，受到師生的廣泛好評與激賞，陳寅恪與向達之間的友誼再度得到了升華。分別時，已很少作詩贈人的陳寅恪詩興大發，特作《甲辰春分日贈向覺明》三首絕句相贈。最後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嶺南，失明臏足我何堪。
儻能八十身猶健，公案他年好共參。16
曆史讓後人看到的是，一廂情願的陳寅恪這個“八十身猶健”的夢想似乎太遙遠了，遙遠得如同西天的彩虹，很快成為泡影。而向達也同樣沒有活著看到這一天的到來。
兩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當過“右派”分子的向達自是在劫難逃，屬於北大最早登上“鬥鬼台”的一批“黑鬼”。他所麵臨的是無情的批鬥、折磨與侮辱。許多年後，曆史係教授鄒衡記下了向達慘遭批鬥的情景：“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可怕的太陽似火的上午，時在1966年6月，幾個‘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頭的向達先生在三院二樓外曬得滾燙的房簷瓦上‘坐飛機’，一‘坐’（跪）就是幾個小時，向先生像過去給我們上課一樣老是不敢（實際上已不能）抬頭……向先生已是六十六歲高齡。我看到有的教師嚇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邊落淚。果然，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一代巨匠向達先生。”17
此時的向達已被關進了牛棚，但他還天真地對未來充滿希望，認為“將來每一個人大約都要入八卦爐中一煆，經此一燒，然後可以鳳凰涅槃，獲得新生！”並暗中囑咐友人“不必耿耿”，隻要“老老實實，實事求是，一定可以過去的”，18雲雲。無奈事與願違，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在“坐噴氣式飛機”之後，身體已難支撐，但造反的革命者仍“勒令”其在烈日下收集全國到北大串聯的紅衛兵小將們扔得滿校園的西瓜皮。向達在撿西瓜皮時因暴曬過度突然暈倒在地，昏迷不醒，因未得及時救治，腎嚴重衰竭。9月底，向達和曆史係其他“牛鬼蛇神”又被押到昌平縣太平莊農場勞動，晚上寢室門被鎖住，包括夜間出門上廁所之類的活動一概不準。向達的腎病越發嚴重，全身浮腫，排不出尿，疼得滿地打滾。在陣陣哀號聲中，負責監工的紅衛兵為圖清淨，來個耳不聽心不煩，索性將其用車拉到北大校園內進行“勞改”，但仍不準送醫院救治，此時向達已不能行動，尿更排不出。延至11月24日，一代史學巨匠在極度的痛苦中躺在地上被尿活活憋死，終年六十六歲。
“文革”期間北京大學召開的“反帝反修”大會現場 <h2>◎傅斯年家族的毀滅</h2>
處於“文化大革命”風暴中心的北京大學校園，並沒有因為向達等幾個教授的最新暴斃而停止“文攻武衛”的腳步，相反，血腥暴力與奪命的劫難愈演愈烈。一時間，被關、被鬥、被慘遭蹂躪的“反動學術權威”達500多人，北大校園內多有跳樓和上吊自殺者，未出三個月，僅自殺的著名教授就達24名，有的教學樓因自殺人數過多，成為鬼氣迷蒙的人間地獄，在校的女生晚上都不敢靠近。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紅衛兵暴力行動掀起大規模高潮並處於失控狀態的最為瘋狂的日子，城裏城外大街小巷，四處躥動著抄家打人、燒毀文物、沒收財產、滿臉汗水與血汙混合的紅衛兵的身影。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東園30號的北大西語係著名女教授俞大，被闖進的紅衛兵三拳兩腳打翻在地，然後被扒去上衣用紮腰的銅頭皮帶猛力抽打。俞大被打得滿地亂滾，哀號不絕，直至被打得昏死過去，紅衛兵才將其家中的財產查抄，裝上卡車拉走了事。
俞大乃俞大維胞妹，曾國藩侄重孫曾昭掄夫人，時與其姊俞大縝皆任教於北京大學西語係。當1948年底南京國民黨方麵組織人力“搶救”北方學人時，俞大正隨曾昭掄由英訪學返國，因交通阻塞暫時滯留香港。其間，俞大縝及其家人屬於理所當然地被“搶救”之列。為此，時任交通部長的俞大維在調度飛機時，特向傅斯年說明一定要想法把大縝“搶救”出來。傅斯年自是心領神會，拍發電報給北京大學負責“搶救”的鄭天挺，特別說明俞大維對其妹的掛念，並有“乞兄務必問她一下，給她一個機會，至感！”19之語。
曾昭掄與夫人俞大1965年5月攝於北京大學燕園
出乎俞大維和傅斯年意料的是，此前在香港的俞大與胞姐通信，勸其堅決不跟國民黨去台灣，繼續留在北大教書。俞大縝同意了妹妹的勸說，對找上門來的鄭天挺表示不願南飛，繼續留在北平等待共產黨解放。萬般無奈中，俞大維與傅斯年隻好放棄。1950年，俞大由香港返回北平，進入燕京大學西語係任英國文學教授。1952年隨著全國教育界院係調整進入北大西語係任教授，與其姊俞大縝同台教授英國文學，其夫曾昭掄已由北大教務長調任全國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可謂福祿雙全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中，俞大與曾昭掄終於未能跨過這道鬼門關。1966年8月這個炎熱的夏日，被紅衛兵毒打得昏死過去的俞大，從閻王爺與小鬼的懷抱中重新回到陽間時，夜幕已降臨大地，她想起經受的毆打與人身侮辱，悲不自勝，當天晚上在家中服藥自殺——這是北京大學自殺的第一位女教授。時已被打成“右派”分子，撤銷了高教部副部長職務的曾昭掄已被趕出京城，正在武漢大學任教，不久也被折磨而死。而此前的1964年12月22日，曾昭掄的胞妹、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因不堪政治運動的壓力，於南京郊外靈穀寺跳塔身亡。至此，興盛百年的曾氏家族連同其他世家的文化遺存，在精神層麵上已香消玉殞，消散殆盡，於日後的神州故國不複見矣。
據後世研究者統計，“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知識分子自殺方式，除了上吊、服毒、用尖物割腕等自殘手段，跳湖、跳河亦成為一大流行特色。而早在這股投湖自殺風潮之前，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早已跳湖自盡，算是這一自殺方式的“開先湖者”。
傅樂煥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濟南著名的豪紳張英麟（1837—1925）。自傅氏家族於晚清趨於沒落後，傅樂煥的父親攜家離開聊城，到濟南投靠嶽父張家謀生。隨著軍閥混戰、刀兵四起的社會大環境形成，靠生意致富的張家也一步步走向衰落。樂煥的父親雖在先人的餘蔭下躋身於紳士階層，然而隨著家庭破敗，生活拮據，再也沒有紳士的風采與派頭了。當時在濟南的傅家可謂上有老下有小，不僅樂煥有胞弟樂炘、妹妹樂淑，另外還有孀居的嬸娘與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當時社會風俗，那些所謂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頓沒下頓，也不肯把困難透露給外人，隻有悄悄變賣家中的衣物維持生活，更不肯厚顏向親友借貸求援。而像傅樂煥家族，更是多了一層顧慮，怕出麵借貸會有失傅家和樂煥的外祖父張氏家族的體麵。在兩難處境夾擊下，樂煥的父親既不能盡當家人的責任，又無法周旋於親朋好友之間以引橋補路渡過難關，於長期窮困潦倒而看不見希望的境遇中，樂煥之父終於忍受不住物質與精神雙重的擠壓與煎熬，對人生徹底絕望，遂於1929年年關即將到來之夜，冒著零零星星的雪花，獨自來到濟南火車站旁的一個小賣店，用兜裏僅有的三元錢打了二兩白酒，買了一袋平時最愛吃的鹽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進肚中。而後借著酒勁，迎著刺骨的寒風與涼爽的雪花，踉踉蹌蹌爬上了碎石鋪就的路基，臥軌自殺。
噩耗傳來，傅家老小悲慟不已。時年十六歲、正在初中讀書的傅樂煥突遭如此慘痛打擊，心情更感苦痛，待堅持讀完初中，已無力繼續升學。此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已遷入北平北海靜心齋，傅斯年得知此情，顧及同族之情，於1930年把傅樂煥叫到北平，以勤工儉學的性質讓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語所抄寫員（時傅尚未與俞大綵結婚）。與此同時，為了弟弟妹妹能夠繼續讀書和維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樂煥主持把濟南濼源門外好一點兒的住宅賣掉，全家遷居城裏曆山頂街南頭大灣街一個小巷的貧民窟中艱難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寫員的傅樂煥在北平的日子並不輕鬆，對於一個初中剛畢業的學生而言，置身於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用人和同事、朋友之間，就須頭腦靈活，事事加倍小心謹慎，處理好各方麵關係，否則飯碗不保，未來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設想。好在傅樂煥是個聰明伶俐又有誌氣的青年，除了把工作與人事關係處理得井井有條，還擠時間刻苦自學，終於得到了族叔傅斯年的賞識和信任。1932年寒假後，在傅斯年支持下，傅樂煥得以到北平私立立達學校高三班就讀，並於暑假前拿到了高中畢業證書，不久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其時，傅樂煥在濟南時一個叫嚴薇青的初中同學也考入北大曆史係，兩個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外，平時傅樂煥還要經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務，以便取得經濟上的資助。據嚴薇青回憶：“從一些生活細節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氣可能不小。比如有一個初冬下午，我和樂煥約好，跟他到西鐵匠營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樂煥原來住的房間。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樂煥屋裏頭坐了一會，他帶我去看傅的書齋兼客廳。那是三大間北房（樂煥住的就是最西頭的一間耳房），房內雖是舊式的方磚鋪地，沒有地毯，但是打掃得非常幹淨，寫字台上也是一塵不染。書櫥裏絕大部分是外文書，而且是物理方麵的。據樂煥介紹，傅斯年出國最初學的是物理。等我看過出屋的時候，樂煥小心翼翼地又仔細檢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進屋的痕跡，而後才把門關好。傅斯年的衛生間在院內西南角上一座小屋裏，也是抽水馬桶。由於沒有暖氣設備，屋裏生著爐子。在我用過並衝洗之後，樂煥又重新衝洗、檢查一遍。從樂煥這些細心檢查的活動來看，傅斯年對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過去為這些瑣事發過脾氣，所以樂煥才不厭其煩地一再查看。同時也說明過去樂煥住在他家，大概總是提心吊膽，看來這家主人並不是好伺候的。”嚴薇青還說：“有一次，一個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學來看我們，當我談到想家、想濟南時，他說：‘你不過是想家，樂煥卻是“掛家”，掛著家裏如何生活！’”這一說法在嚴薇青看來“是十分中肯的”。20
1932年，傅樂煥考入北大後留影並自題（傅樂銅提供）
1936年，傅樂煥於北大曆史係畢業，在傅斯年的關照下，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曆史組工作，直接受陳寅恪領導和栽培。抗戰爆發後，樂煥陪伴傅斯年的母親先入安徽避難，而後轉長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親沒有逃出來，在暴跳如雷的同時，當場扇了兩個侄子耳光事，其中一個就是傅樂煥（另一個是傅樂成）。後來史語所遷昆明，樂煥隨往，並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讀碩士研究生，與楊誌玖、張政烺、鄧廣銘等友善。當史語所遷李莊後，傅樂煥以副研究員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從事宋遼金元史的研究，仍受陳寅恪直接指導。1942年傅樂煥發表了著名的《遼代四時捺缽考五篇》，21以遼帝春山、秋水等行跡為主線，對有關地名進行了全麵考察，此文對了解遼代的疆域和地理狀況具有重大價值。由於這項研究成果在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貢獻，傅樂煥榮獲中央研究院頒發的楊銓獎金。
傅樂煥在李莊時，他的老母仍在濟南，妹妹傅樂淑則在昆明西南聯大曆史係讀書。樂煥掙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分別寄往昆明與濟南，以盡家中長子之責。時濟南已淪陷，連寄款的線路都已成了問題。據樂煥的同窗好友、北大畢業後在濟南劉魯中學高中部任教的嚴薇青說：“這時樂煥的母親來找我，說是樂煥來信，讓商量一個從後方寄錢來濟南的辦法。以後通過我父親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親戚，讓樂煥設法把錢交給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數送錢給柳老親戚家，柳老在濟南接信後再如數把錢給我，我再轉交樂煥家裏。這個撥款的辦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戰勝利。”22
由於困在李莊，醫療條件極差，加之長期焚膏繼晷攻讀著述，傅樂煥患上了嚴重的心髒病，以致到了抗戰勝利返京複員之日，由於病情極其嚴重而不能隨複員南京的史語所眾人同行。樂煥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說道，“事實上必不可能”，唯一的一條路就是“隻有暫留”李莊，23一個人孤獨地等待病情好轉。身在重慶的傅斯年讀罷此信，念侄子早年喪父，命運多舛，流徙西南而隻能翹首北望，家有老母而不能即行相見，想到此處，不禁潸然淚下。
傅斯年最後一次回到李莊時，察看了傅樂煥的病情，確認在短時間內無法回京，萬般無奈中，隻好托李莊鄉紳羅南陔在鎮內找了個稍好一點兒的房子，為其日後養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轉。1946年秋，史語所人員全部複員回歸南京，傅樂煥因心髒病持續惡化而不能長途行動，隻好一人滯留在李莊休養。這年的10月31日，他在答傅斯年的問詢時說道：“侄病近月來一般情形，略有進步，唯心髒趨弱，聽之而已。早日回家事，非今日體力所能支。”24直到次年春，傅樂煥的病情有所好轉，才告別了生活六年之久的李莊，乘船返回南京任史語所副研究員。
1947年，傅樂煥獲英國文化委員會資助，向史語所請假，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深造，從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經濟思想史、歐洲中古經濟史及歐洲中古近代史大綱等的學習和研究，後獲博士學位。在英國期間，傅樂煥思想發生了巨變。1948年4月3日，他以教訓的口吻致信正在美國治病療養的傅斯年說：“昨間接聞人言，我叔近在美常做演講，協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傾學生，頗為失望。今日政府之頹局，完全他們自己造成，不值得為之過分分神也。”25
在以往的叔侄通信中，傅斯年總是以長輩的口氣居高臨下地對這位侄子發號施令，而傅樂煥也都是小心謹慎、唯唯諾諾地點頭奉命行事。樂煥每有致傅斯年的書信，也隻是談些讀書做學問，甚或家務之類的瑣事，從不涉及政治。想不到出洋沒一年，這位侄子竟開始涉及政治，且在國民政府尚未倒台，自己正為蔣家王朝四處奔波，企圖挽狂瀾於既倒之時，教訓起自己來了。此舉在心高氣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看來，真如太歲頭上動土，佛頭抹糞，犯上作亂。於是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即把這位侄子拉出來像抗戰初期一樣當場扇幾個響亮的耳光，再給他來個“下馬威”。無奈遠隔大洋，力不能及，隻好把滿腔怒火化作淩厲的文字予以反擊，來了一頓真真切切的臭罵。也就從這時起，叔侄二人在政治上已呈分道揚鑣之勢。
盡管如此，傅斯年到了台灣之後，念及舊情以及樂煥的才學，曾多次致信致電召其在英學成後直接赴台就事，並雲另一位與樂煥經常在一起的本家弟弟傅樂成已赴台島，出任台大助教，等等。但傅樂煥此時如同一隻出巢的雄鷹，麵對海闊天空的大千世界，再也不想回到國民黨政府與叔叔掌控的機構中做事謀職了，他要尋求一種天地清新的新社會，要投奔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大陸，並將自己的餘生貢獻給新中國的學術事業。傅樂煥拒絕來自傅斯年的勸說與各方麵的利誘，排除種種幹擾，於1951年毅然返回中國大陸，初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1952年調中央民族學院曆史係任教授、副主任，兼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其間，與學術大師、史學界“二陳”之一的陳垣侄女結婚，並陸續有了三個女兒。在相對安靜舒心的生活環境中，傅樂煥埋頭治史，先後參加並領導對滿族、達斡爾族的民族識別工作和調查研究，發表了《關於達斡爾的民族成分和識別問題》等研究成果，主編了《滿族簡史》《金史》，參與編繪《中國曆史圖集》，點校“二十四史”，參與編纂《辭海》《中國地震史料輯錄》，編輯“中國曆史小叢書”等，對中國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事業做出了劃時代貢獻，並以此躋身於國內外最有影響的遼金史學專家之列。
六十年代初，陳垣（後排中）與傅樂煥夫婦及女兒合影（傅樂銅提供）
1963年秋冬，傅樂煥被借調到中華書局，與顧頡剛、鄧廣銘、陰法魯、楊伯峻、陳述、邵循正、鄭天挺、張政烺、王永興、羅繼祖等專家進行“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這一“點校工程”是根據毛澤東擬議與部署，由周恩來批準，中宣部牽頭調集人員，中華書局組織全國數十名一流專家學者，由顧頡剛領銜，曆時20年完成的學術工作，是中國目前“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根據專家分工，作為遼金史專家的傅樂煥負責點校《金史》，與甲骨學家羅振玉之孫、來自吉林大學的遼史專家羅繼祖教授在同一組。當時參加點校工作的專家在北京西郊公主墳附近中華書局大院內，傅樂煥因離家較遠，為集中精力，在工作後期便搬入中華書局招待所與羅繼祖聯床而居。以此，羅傅二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當“文化大革命”風暴到來之際，因傅樂煥是傅斯年的侄子，以及傅氏家庭成員的“曆史問題”與複雜的社會關係，運動一開始，中央民族學院的掌權者便盯上了他，派人到中華書局要求停止傅的工作，回校做檢查並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
生性內向、不苟言笑的傅樂煥，麵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運動，想到與傅斯年的關係及整個家族背景，深知自己此次是在劫難逃，遂神情緊張，惶惶不可終日。當學院第三次派人強行要把他揪回去批判時，傅樂煥緊張的神經幾近崩潰，直至一腳踏上了黃泉之路。
據中華書局實際主持“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趙守儼說，傅樂煥於1966年5月22日下午黃昏時分獨自走出招待所，離開翠微路大院時，趙氏還與其打過招呼，當時並未發現有何異常，不料第二天就傳來傅樂煥在陶然亭公園湖中自殺的消息。
中央民族學院派人趕到陶然亭公園湖邊時，麵對傅的屍體還不太理解，說是院裏還沒有把這家夥揪回去發動群眾展開批鬥，怎麽人就死了！似有可惜、遺憾與不甘心之意。同時來人還懷疑，究竟傅氏是自殺還是他殺？初步檢查的結果是，傅樂煥手腕上的手表一直在走動，衣袋裏還有一些錢，如果是他殺，不會不把手表和錢拿走。再者傅的臉上、身上並無傷痕，從而排除了他殺的可能。支持自殺的另一個證據是，傅樂煥的屍體漂出湖麵時，看到的群眾說，屍體是麵朝下，是趴著的。當時在北京流傳著一種說法，凡投水自殺的人，當屍體浮起時，女的仰著，男的趴著。傅樂煥的案例符合這一說法，因而斷定是投水自殺。
至於傅氏為何在劫難還沒有切實降臨到自己頭頂之時就投湖自盡，此一問題為社會上一般學者和傅氏的親朋好友不能理解。或許正如同樣存有許多迷惑的陳述弟子、契丹民族史研究專家劉鳳翥所言：“也許他看得遠，雖未觸動，但從批‘三家村’，知道不會有好結果，故先走一步。”26
就在傅樂煥投湖自殺之前，他的堂弟傅樂成隨傅斯年赴台，任教於台灣大學，未及婚娶即病逝孤島；其妹傅樂淑則遠走美國。因了傅斯年與樂成、樂煥、樂淑的親屬關係，整個傅氏家族開始了一場劫難。傅斯年族叔傅昕安，在國民黨撤退台灣時正在重慶政府部門工作，已買了赴台的飛機票，但傅斯年來信說“先別動，我還要回來，到時候再決定行止”雲雲，結果未能走成。其結果是被新政權先當作舊人員改造，後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發配到中科院北碚柑橘研究實驗基地勞動改造。傅斯年族弟傅斯彇原為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職員，沒有隨傅斯年遷台。新中國成立後，於改造舊人員運動中被發配到安徽蚌埠治淮委員會工作，“反右”運動開始，因與傅斯年的關係被打成“右派分子”，強迫退職，遣返原籍聊城。其時傅氏家族故宅“相府”早已被當地政府沒收並改為汽車運輸公司，傅斯彇家人租住別人一間小屋棲身。因政治與經濟雙重壓力，其於返鄉的第二年去世，死時年僅五十四歲，撇下五個孩子，大的十三歲，小的僅一歲。這五個孩子長大成人後，皆受到擠壓和迫害，老二傅樂銅1968年到濟南軍區當兵，兩個月後被退回，後又差點兒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傅斯年族侄、南開大學畢業後隨東北招聘團進入遼寧鞍山鋼鐵公司工作的教授級高工傅樂昕，因與傅斯年的關係，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戴帽下放靈山農場勞動改造，曆盡苦難。“文化大革命”中傅斯年母親在重慶歌樂山的墳墓被炸開，傅家的祖宅被推倒砸掉，龐大的院落成為瓦礫遍地的廢墟。至於傅氏家族受清朝皇封在聊城占地120畝的墓地—傅家墳，也毀於一旦。大清開國狀元傅以漸作為“地主階級的頭子”與“台灣特務、反動文人傅斯年的祖師爺”，其墓被紅衛兵用鐵鎬、镔鐵紮油錘、繩索等物撬開，劈棺拋屍，慘不忍睹。未久，整個傅家墳近百座墓葬全部被刨開，在拋棺揚屍的同時，地下隨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後連牌坊、石碑、神道及道邊的石像、皇帝禦賜碑文等全部被推倒搗碎，傅家人甚至與其沾親帶故者，自此作為臭名昭著的“五類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鎮壓，或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改造。
聊城郊外傅家墳“文化大革命”破壞慘狀至今曆曆在目（作者攝）
聊城郊外新修建的傅以漸墓，站立者為傅斯年侄子、山東聊城傅斯年研究會副秘書長傅樂銅（作者攝）
然而，傅氏家族的悲劇並沒有結束。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去世後沒有一片入土之地。傅斯年夫婦生前頗為喜愛並期望甚殷的兒子傅仁軌，因國內戰亂和台灣動蕩不安，自赴美後再也沒有返回故國，隻身在美國求學與工作，其間受美國興起的“嬉皮士”風氣影響，不幸染上惡習，學業荒廢，窮困潦倒，一生未婚，令人扼腕。
傅氏家族後輩中還有一位特別值得一提的優秀女性，這便是傅斯年侄女、傅樂煥之妹，與傅仁軌同年赴美的傅樂淑。傅樂淑早年就讀於燕京大學，抗戰爆發後入西南聯大化學係，後轉曆史係。1943年在昆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學部，1947年6月畢業，獲得碩士學位。同年考取山東省公費留美就讀斯坦福大學。1949年山東省國共政權更迭，經費中斷，獲芝加哥大學資助後轉芝加哥大學就讀，1952年獲得該校曆史學博士學位後旅居美國，先後任教於南加州大學、中密歇根大學、匹茲堡都昆大學。
晚年傅樂淑（傅樂銅提供）
自1978年至1986年，傅樂淑曾幾次回國探親並到北大、中央民族學院、內蒙古大學等高校訪問故舊，做學術交流。雖終身未婚，獨處異域50餘年，傅樂淑依然心向故土，掛懷祖國的教育事業，除了像傅斯年一樣想方設法資助親屬中的子侄輩及其子女到海外留學或在國內接受高等教育，還於1999年從微薄的積蓄中捐獻四萬美元，在中央民族大學設立“春暉”“花萼”獎學金，每年資助蒙、藏、滿、回四個少數民族各兩名家境貧寒、品學兼優的學子。另把自己花費多年心血與金錢購置的藏書先後捐贈國內高校（1999年捐贈《清實錄》一套53冊；2000年、2005年分兩批捐贈給內蒙古大學共1300餘冊中外文圖書）。
傅樂淑初治元史，後兼治清史，並曾專注於清初中西關係史，在海內外有影響的著述達十幾種之多。1995年，傅樂淑自費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過她的一部舊作《元宮詞百章箋注》，並列入“清慎堂叢書·射集·初集”。對這部集子的命名，傅樂淑在後序中曾這樣做過敘述：“清慎堂者，聊城傅氏之書屋也。三百年前傅氏盛時有一府邸，中有書屋，名清慎堂焉。堂有寶焉，右軍之常侍帖也，凡四十五字，有開元年間牛仙客等題跋。清慎堂久已圯矣，傅氏子孫離鄉背井百餘年矣，仍用清慎堂三字為傅姓人著述之名者，師周公謹自稱齊人之意。”又說：“《清慎堂叢書》有禮、樂、射、禦、書、數六集。禮集乃傅姓人所撰之書；樂集乃傅姓人所譯之書；射集乃傅姓人所注之書；禦集乃傅姓人所編之書；書集乃傅姓人所輯之書；數集乃傅姓人所述之書；各有數種。《元宮詞百章箋注》乃射集之第一卷，暫稱初集。”這段敘述除了印證傅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國“傳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的輝煌，還表明這個家族延續到傅樂淑一代，詩書之家優美的家風尚未蕩盡，文化香火並未滅絕，隻是以另一種方式艱難延續。
關於這部著作的寫作和出版經過，傅樂淑做了如下敘述：“這本箋注是我在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作碩士論文時寫的，我的論文題目是《元代斡耳朶生活考》，宮詞箋注是論文的附錄，但因在報端陸陸續續地印了（南按：曾在《禹貢》周刊和《經世日報》發表過一部分），交論文時便把附錄略去。我的論文一共抄寫了三份，全交給了考試委員會了。考試及格後，我便匆匆出國了。四十年後重回母校，希望能找到我的論文，準備整理一下，予以發表。不幸我因流落異國，功不成，名不就，萬分潦倒，學業荒疏久矣，岩穴寒士之舊業，不為母校重視，竟將當日所呈之三份論文皆當作廢紙棄之久矣。我回北大三次，交涉良久，始終未能找到自己的心血。言之心痛！論文亡矣，論文之附錄因曾已發表於報端，尚可收回一部分（此稿僅印過一部分，我因出國，便停止投稿了），現在勉強把四十年前的文章補全，此乃敝帚自珍，留此以紀念抗日期間斷齏畫粥時代的一點讀書成績。”
從論文研究課題和附錄內容可以看出，傅樂淑與其兄傅樂煥研究領域幾乎相同。傅樂煥的《遼代四時捺缽考》論文和《捺缽與斡魯朶》一書，曾名重一時，所達到的學術高度至今無人超越。傅樂淑在這個領域是下過一番苦功的，而兄妹二人研究道路的相同絕非偶然，當與傅斯年的指導或指令有關。事實上，假如不是傅樂煥於“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投湖自盡，傅樂淑流落異邦而難以施展更大抱負，這對兄妹的學術成就當比現在人們看到的大得多。但僅所見成就，亦從另一個側麵顯出傅斯年學術眼光的獨特和深邃。隻是傅樂煥兄妹生不逢時，最後落了個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所雲“今日吾儕皆苟活”的悲愴結局。悲夫！27 <h2>◎陳寅恪之死</h2>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殺，好友向達死了，“論交三世”的俞大絪魂歸西天，世侄傅樂煥鑽入了湖底。躺在南國的病床上，在“文化大革命”狂潮洗禮與巨大衝擊中奄奄一息的史學大師陳寅恪自是難逃厄運。1966年初，當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風潮遍及神州之時，目盲足臏但心靈極其敏感的陳寅恪就預感到自己將大難臨頭，難逃羅網。這年3月，他在《丙午春分作》一詩中，道出了自己末日來臨的心境：
洋菊有情含淚重，木棉無力鬥身輕。
雨晴多變朝昏異，晝夜均分歲序更。
白日黃雞思往夢，青天碧海負來生。
鄣羞茹苦成何事，悵望千秋意未平。28
後世對於此詩的解釋多有不同，按餘英時的釋讀：“這首詩寫於‘文革’風暴的前夕，總結了他……十七年的心路曆程，悔恨之情溢於言表。……第七句則回顧十七年來的生活，以‘鄣羞茹苦’四字概括之，尤淒惋沉痛之至。這四個字，是典型的遺民語言，其中‘鄣羞’兩字最能表現他堅決不與新朝合作的誌節。”29餘氏之解，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陳詩的真實寓意與個中況味究竟如何？或許隻有“留贈來者”做出明確的判斷了。
此前的1964年，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有雲：“寅恪亦以求學之故，奔走東西洋數萬裏，終無所成。凡曆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其後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又說：“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30
此篇泣血滴淚之序文，是陳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個文化殉道者心路曆程的獨白，同時也是一位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學術老人留給這個世界的隱語。
“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的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曾說：“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規則也。”31這是陳寅恪心中“大師”的經典性標誌，也是一個大師對另一個大師的敬仰感佩之語。隻有開一代風氣和示來者以規則，才堪當大師之任與大師之名號。此點在陳氏《朱延豐突厥通考序》中說得更加清楚明了：“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振海之不可禦遏。”32“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名言，不僅是龔自珍的自白，也是陳寅恪的誌趣和自道，他沒有在任何場合自命為大師，更未在任何時候端過大師的架子。在他生命的晚年，大師與非大師，都不重要了，唯讓他引以為榮和自豪的，就是平生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這是他的自尊自重之處，也是垂範千古的警世名言和不朽碑銘。至於陳氏謂求學數萬裏而終無所成，除了他的自謙，更多的是對生平未能盡其所有精力，實現遠大的治史抱負的遺憾，以及汾水之曲、先哲遺範，皆成為方丈蓬萊，邈不可尋的無奈以及內心迸發的憤懣和哀鳴。
事實上，《論再生緣》與《柳如是別傳》的寫作，隻是陳氏晚年精神的寄托，並未能代替和了卻一個偉大史學家的雄心大願與輝煌夢想。與陳氏“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的俞大維曾雲：“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茲以《元史》為例略做說明。大家都知道我國舊有《元史》是倉促修成，不實不盡的地方很多，為後來學者所詬病。因此有誌重修元史的學者，先後輩出……王國維先生為我們這一代的第一流學者，其考據之精，可與乾嘉大師並美，即關於《蒙古史》著作亦極精確。惟王氏隻通日文，未能用直接史料也。”而第三代代表人物陳寅恪“有關係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備；可惜他生於‘齊州之亂何時歇，吾儕今日皆苟活’的時候。他既無安定的生活，又無足夠的時間，未能完成他的心願，留給我們一部他的《新蒙古史》。……他平生的誌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曆史的教訓》，如上所說，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33
1966年7月，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聲浪中，中山大學的“革命者”聞風而動，開始造起反來。霎時，整個校園內雞飛狗跳，大字報鋪天蓋地。陳寅恪由原來的大字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水漲船高地被加封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侮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魁禍首”。而隨著原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被江青等“文化大革命”新貴打倒在地，一直頗受陶氏關懷的陳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在一份紅衛兵撰寫的“戰報”中宣稱：“像中大曆史係教授陳寅恪，簡直是革命陣營中一枝大毒草，陶鑄卻偏偏要格外照顧他，優待他……這樣浪費人民的血汗，去照顧一個‘反動文人’，他究竟安的什麽心？”34
“革命”的號角已經吹到了中山大學南區康樂園一號樓陳宅的床側，銳利的鋒鏑正呼呼生風向陳寅恪殘朽的身軀射來。麵對來勢凶猛的征討攻伐和加在自己頭上的一連串罪名，有一天，陳寅恪突然問助手黃萱“反動”二字如何解釋，黃無以回答。對此，黃萱回憶說：“可見當時所謂的‘革命行動’，連博通今古的陳先生，也莫名其妙，何況他人？！這怎能不使國內的愛國知識分子為之一哭！”35隻是，對陳寅恪來說，能“為之一哭”已是極大的幸運，很快，他將連一哭的機會和能力都不具備了。
在神州鼎沸，子夜唯聞唱鬼歌的陣陣呼嘯聲中，跟隨陳寅恪多年的助手黃萱被造反派趕走，不許她再與這個“反動文人”見麵，否則同樣以“反動分子”視之。當年受陶鑄直接關懷而委派到陳家的三名護士被撤除，陳寅恪工資停發，個人一點兒存款被凍結，並以中山大學“特號反動權威”之罪被批鬥。陳家三個女兒中的老大、原在醫院工作的陳流求，被從四川發配到西昌一個幹校勞動改造；老二小彭、老三美延均被發配到廣東一個叫英德的茶場幹校勞改，家中隻有陳寅恪夫婦相依為命。一個目盲足髕，一個體弱多病，兩位老人相濡以沫，艱難圖存。因工資停發、存款被封，陳氏夫婦生活無著，隻得寫“申請書”上呈學校黨委，請求恩賜。這份被保留下來的“申請書”大意有二：一是陳寅恪心髒病加重，為維持殘弱的病體，在粗食已經難進，隻能進流食的情況下，請求用自己被凍結的一點兒積蓄，每日購買四支牛奶喝，“以維持生命，不勝感激之至”。二是請求保留一位老工友，“協助廚房工作，協助扶持斷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頭暈，有時扶不住，幾乎兩人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資廿五元，飯費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為老工友開支。又，如唐筼在床上，無人可請醫生，死了也無人知道”。36
意想不到的是，盡管陳氏夫婦欲用自己的一點兒存款支付費用維持殘生，且表示“不勝感激之至”，但還是沒能得到批準，以致因不能提取存蓄償付工友薪水，在陳氏夫婦死去之後，劫後餘存的家具被人抬去抵了工資。悲夫！
盡管“申請書”未得到批準，但陳氏夫婦還是沒有上吊、投湖或像他們的晚輩人物汪篯一樣抱著帶有骷髏頭的毒藥瓶當烈酒痛飲一番，然後以頭撞牆，了結此生。陳寅恪作為曆史文化的承載者和“托命之人”，自然知道自己的分量和生存的意義，他還要繼續頑強地活下去。據中山大學留存的有關“密級”材料顯示，早在1959年，陳寅恪就與校方有過數次嚴重衝突，在致校方的抗議信中有“走或死皆不甘心”之語。371963年，陳寅恪更向家人表示：他死後要把骨灰撒到珠江黃埔港外，以免別人利用他的死開追悼會。38“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山大學編寫的一份“形勢報告”稱：“反動學術權威陳寅恪，對於蔣家王朝的覆滅，‘對於亡國、共產黨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注）。他聲稱‘不吃中國麵粉’，‘不為五鬥米折腰’。他狂叫‘興亡遺恨尚如新’。他還說，‘雖然年紀老到皮包骨了，但還不願死，要看共產黨怎樣滅亡’，‘死了以後，骨灰也要拋在大海裏，不留在大陸’。……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去吧。”39陳寅恪是否真的說過這些話，在什麽狀況和心境下向誰說過，“形勢報告”沒有表明，後人難以確切地得知。許多年後，據中山大學前曆史係教授何肇發回憶說：“幸虧當年‘造反派’根本讀不懂陳寅恪的詩，不然陳寅恪極有可能當場被打死。”40何氏所言當符合曆史實情。或許，這一切，也正是陳寅恪《廣州贈別蔣秉南》詩“骨化成灰恨未休”的一個慘痛隱喻吧。
陳氏僥幸沒有被當場打死，但造反派讓他“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的決心已經下定，氣數已盡的史學大師末日已經來臨。造反派按既定方針加大了對陳寅恪的折磨與攻伐力度，陳家居住的校園內東南區一號樓很快被大字報覆蓋，遠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黑白棺材兀立於樹木叢生的校園一隅，望之令人恐懼驚悚。麵對如此場麵，陳氏夫婦預感到死神已逼近門前，悲憤交織中，唐筼將房門和陽台上的小門關閉。造反派們見狀，認為是“負隅頑抗”，盛怒中立即組織力量向棺材狀的“反動堡壘”展開猛攻。在一陣亂石飛舞、刀棍作響中，樓前樓後已搭成數道人梯，幾名身穿綠軍裝的“勇士”迅速攀上陽台，踹開門窗。少頃，人群蜂擁而入，控製了整個局麵。據說當年陳寅恪在這個樓道裏講授白居易《琵琶行》時，隻一句“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就講了兩個課時，且繪聲繪色，眼前似真的出現了刀響馬鳴之場景，令同學們聽得入神著迷。假如陳氏聞見眼前造反派們強闖入室這一幕，再開講白詩此句，或許更有真切體會吧。
1965年，垂垂老矣的陳寅恪於中山大學寓所，時骨折已三年
在皮帶飛揚、棍棒森森與陣陣口號聲中，一張張大字報很快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櫃、床頭，直至糊到陳寅恪的衣服和頭上。陳氏的軀體霎時被白紙黑墨所包裹，難辨人形。對此，唐筼以無限的感傷之情發出了“人還沒死，已先開吊了”41的哀怨。
造反派們見陳家雖已“開吊”，但人還活著，為做到名副其實，索性進行抄家與劫掠財物的大規模行動。凡屋內可拿之物，大至落地收音機，小至茶杯瓷瓶，無所不拿，無所不奪，拿不走的盆盆罐罐便摔碎砸爛。不到一天工夫，家中完整的日用品蕩然無存。有幾個造反頭目在翻箱倒櫃中發現了唐筼先祖遺留的一點兒紀念性首飾，開始哄搶起來。陳夫人見狀，想到此為先祖遺留之物，意義重大，不可輕失，遂以孱弱之軀衝上前去製止。造反的頭目們轉過身來，一頓亂拳將唐筼打倒在地，將飾物搶劫一空。盡管此前陳寅恪以悲憤決絕的態度告訴回家探望雙親的女兒小彭“我將來死後，一本書也不送給中大”42，但他後半生積攢的書籍全部被造反派查封，手稿被掠。陳寅恪曆盡千難萬險，經過十幾年戰火僥幸保存下來的20餘封祖父往來手劄亦被劫走。最後的結局是，陳氏所有藏書全部落入中山大學與中大造反派某些人之手，甚至連當年陳寅恪為撰寫《柳如是別傳》向蔣天樞借閱的珍貴抄本《有學外集》12冊，亦被劫去，而蔣氏後來數次函索竟不得。
經過幾次“戰鬥洗禮”，陳家財物盡失。造反者們眼見已無油水可撈，而陳寅恪還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地喘著氣息，為達到盡快讓其“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的目標，造反派頭目心生一計，命人把陳氏抬到學校大禮堂“鬥鬼台”讓革命群眾揭發批鬥。唐筼見狀上前阻止，複被打倒在地。多虧陳寅恪早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中山大學前曆史係主任劉節教授及時趕到並冒死勸阻，以自己代替老師挨鬥的條件換得陳寅恪沒有被強行抬走。而站在“鬥鬼台”上的劉節，被造反派用最新發明的“噴氣式”批鬥方法羞辱折磨一番後，問其有何感想，劉慨然答道：“我能代表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43這句足夠“有種”的話語給造反派們意想不到的震懾，對方隻是給劉氏一頓耳光外加拳腳作為教訓了事，未再堅持把陳寅恪抬到“鬥鬼台”當眾批鬥。
免登“鬥鬼台”的陳寅恪，並未免掉墜入死亡之穀的悲慘命運，因為他的史學大師稱號和赫赫聲名，陳氏將經受不同於其他“牛鬼蛇神”的特殊羞辱與迫害。為驗證在中大校園空氣中流動不息的“陳寅恪有驚人的記憶力和淵博學識”的真偽，造反派進入陳宅將其拖下床來，強迫其下跪背誦《毛主席語錄》，倘若不肯背誦或有一句背錯，便遭到一頓“徒有虛名”“裝神弄鬼”“連一個文盲老大娘都不如的騙子”的辱罵，外加一頓銅頭腰帶和棍棒敲頭的頻繁點擊，讓已成為老朽的陳寅恪增長“記性”。未過幾天，造反派們又心生奇計，先是把幾個大字號高音喇叭吊至陳宅窗前屋後，讓其聽取偉大領袖的諄諄教導和革命群眾對“反動分子”發出的怒吼之音。雙目失明，且患嚴重失眠症與心髒病的陳寅恪，突聞幾個“怪物”在耳邊吱吱作響、嗷叫不止，當即抱著腦袋在床上打起滾來。造反派見陳寅恪聽到革命的聲音好像很興奮的樣子，再度前來點名讓其背誦《毛主席語錄》某一篇某一段，以驗其效。若不能背出，便群起攻之，三拳兩腳將其打癱在床上不得動彈。
造反分子見以如此方法對陳氏的“洗腦”收效不大，乃加大力度與強度，索性將高音喇叭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上。每當“革命者”呼聲響起，整個陳宅如狂飆突至，風雷激蕩。陳氏夫婦未聞幾聲，即感天旋地轉，雙雙心髒病複發，口吐白沫，倒身不起，世間發生的一切全然不知了……
1969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麵透風的平房居住，原居住的一號樓成為造反派的指揮部。此時陳寅恪病體衰弱得進一點兒湯水之類的“流食”都已困難，偶有親友躲過造反派監視偷偷登門拜望，他躺在病榻上說不出話，也哭不出聲，隻是眼角不斷有渾濁的淚水流出，望者無不淒然。身處困厄絕望的陳寅恪自知將不久於人世，麵對幾次被登門讓其“交代問題”的“革命者”亂拳打倒、心髒病日趨嚴重幾乎癱瘓的夫人唐筼，陳認為愛妻可能將先於自己命赴黃泉，悲涼無助中，夫妻相對而泣。奄奄一息的陳寅恪憐夫人之悲苦，歎命運之困厄，天道不還，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後一曲挽歌《挽曉瑩》：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44
1969年5月5日下午6點三刻，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做“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45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於淒風苦雨中溘然長逝。一個月後的11月21日，唐筼因傷感太甚，刺激太深，加之環境極度惡劣，遂於病中撒手人寰，追隨陳寅恪而去。
關於陳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後一段時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創傷而死去，當時住在中山大學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憶錄《宗岱和我》中說：“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曆史係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裏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活活給嚇死了。”46
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史學大師就此遠去。
陳寅恪先生遺容。1969年10月17日於廣州殯儀館攝（引自《陳寅恪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出版）
“元亮虛留命，靈均久失魂。人生終有死，遺恨塞乾坤。”47此為陳寅恪在自己生命曆程和學術生涯中，“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於悲風”48的內心獨白，也是一位曠代學術大師人格風範的真實寫照。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是陳寅恪為沉湖而死的王國維撰寫的紀念碑文，更是自己一生追求和堅守的永恒信念。隻是當年王國維沉湖而去時，陳寅恪尚能以詩文表達自己的哀悼之情。而到了陳氏本人淒苦地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華夏大地已沒有人再顧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警世名言，更沒有人敢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寫挽聯和碑文了。盡管在海外孤獨行步的趙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寫了悼念性文章，但作為當年清華“四大導師”中唯一一位健在者，麵對20世紀中國大陸赤縣神州最為瘋狂的年代和殘酷的政治環境，於慘死的老友陳寅恪夫婦，趙氏不敢，也無力對那些迫害者給予道義的譴責和法律的製裁，除了望洋興歎，也隻能是“而已”而已。
2004年5月—2006年1月一稿
2008年2月21日晚校改畢
2009年12月15日—2010年2月18日修訂
2014年3月再次增訂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戰鬥檄文，竟成為引燃“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時許，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等七人，在校園大飯廳東牆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指責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彭佩雲等三人對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16月1日，毛澤東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等人書寫的這張“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司馬洪濤《評翦伯讚的〈中國史綱要〉》長篇文章，矛頭直刺北京大學黨委和時任北大副校長兼曆史係主任的翦伯讚。文章指斥道：“翦伯讚對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極端仇視。一九五八年以來，在一些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革命的史學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組織起來，編寫教材，重新改寫曆史。在這個過程中，翦伯讚發表了《學習司馬光編寫〈通鑒〉的精神》一文（《人民日報》，1961年6月18日），借司馬光的幽靈，大肆攻擊史學革命，誣蔑黨領導下的集體編書是‘浮躁急迫’，是‘突擊的方法’。他提出一條反黨的組織路線，鼓吹‘要搞好集體編寫曆史的工作’，每一部書都‘要有一個司馬光’，也就是說，要有一個像司馬光那樣既是政治上的‘反對派’，又是所謂‘專家’的人來作‘主編’，自行邀請‘具有專門研究而又是誌同道合的朋友’合作才成。”又說：“為了貫徹他的反動史學理論，翦伯讚以司馬光自命，邀請了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兼所謂‘學者’，著手編寫《中國史綱要》。”2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火藥味嗆人的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內中引用了毛澤東語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而“地、富、反、壞、右，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三家村’之流的黑幫，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史學界裏的反共知識分子，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同日下午4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緊急插播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的消息：“新市委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同誌兼任第一書記，吳德同誌任第二書記。”“決定撤銷陸平、彭佩雲的一切職務，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派出了工作組，到該校領導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並代行黨委職權。”3
隨之而來的是全國高校及中學陸續停課，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各種名號的紅衛兵組織迅速興起。北京大學的陸平、彭佩雲被革職查辦，號稱馬列主義史學“五大家”之一的翦伯讚被打翻在地。曆史係教授汪篯在院係調整後，一度跟隨翦伯讚與吳晗等，既是翦伯讚主持編寫《中國史綱要》時所邀請的頭號“誌同道合的朋友”，又是所謂“三家村”之流的“黑幫”吳晗主持編寫“中國曆史常識”小叢書所邀請的主要撰稿人（南按：本叢書共八冊，1963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陸續出版）。由於汪篯與吳晗、翦伯讚二位大腕結成了一種學術同盟，當“文化大革命”風暴到來，吳晗與翦伯讚即將走進地獄之時，汪篯其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汪篯與翦吳二人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在得以榮幸地參與編寫《中國史綱要》和“中國曆史常識”小叢書的同時，繼續於北大曆史係主講中國古代史專業的隋唐史，且把陳寅恪所著《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列為研究生的必讀之書，並要求寫出讀書報告，借此可見一介書生汪氏對自己的恩師仍是一往情深，學術觀點也還有所保留。——或許陳寅恪的學術成果太龐大堅實了，已容不得汪氏不加以關注也未可知。但無論如何，此時已用馬列主義思想武裝了頭腦的汪篯，繼續在課堂上講授陳氏學說確是不爭的事實。據當時在北大曆史係讀書的學生胡戟回憶說：“業師汪篯先生（1916—1966）早年是陳寅恪先生的門生，因為曾常年住在先生家中，所以是名副其實的入室弟子，又曾協助先生完成於1950年出版的《元白詩箋證稿》，所以先生在此書末的作者附記裏提到：‘此稿得以寫成實賴汪篯王永興程曦三君之助。’後來有的書說到1947年在清華修改該書書稿時，隻提‘時助先生工作者為研究生陳慶華、王永興等’，甚至還提了一句‘原燕大畢業生程曦時亦在北平’。惟獨汪篯先生的名字不見了，這自然是與那‘逐出師門’有關。”4
北師大學生在學習批鬥三家村材料
胡戟所說的“後來有的書”，顯指蔣天樞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蔣著除了1947年條下沒提汪篯的名字，在著中編年“庚寅一九五〇年先生六十一歲”條下說道：“仍任教廣州嶺南大學。助教程曦。將前所著有關元白詩各篇，整理為《元白詩箋證稿》一書，初冬，由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室作為該室叢書之一，印成直行線裝本。後來又經助教黃萱協助修改，乃交上海中華書局改為直行平裝普及本。”5也就是說，在蔣著中，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與汪篯沒有一點兒關係。此點是否與“逐出師門”有關，或別有隱情，尚有待考證。但據胡戟說，他拜在汪篯門下讀研究生時，“汪先生也談到了1953年的那件事，說他是自告奮勇主動要去的，自以為有把握把先生請來北京，結果是苦笑著說沒想到碰了壁。不過沒有對我講‘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的那句話。……對十五年的恩師下的逐客令，他甚至沒有能力感受到痛苦。其實先生（南按：指陳寅恪）用嚴厲到不近人情的態度給上的這最後一課，實出自對這往日的學生的一片愛心，擊這一猛掌是要汪篯回到與政治無涉，做一個純粹的學術人的路上來。天真的汪先生還是不懂。於是，在1959年和所有‘為民鼓與呼’的黨員幹部一起被扣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6
“文化大革命”期間報刊登載的批判“劉鄧文藝黑線”的漫畫
事實上，自“反右”鬥爭興起，特別是郭沫若於1958年公開點名指斥陳寅恪之後，作為陳門弟子的汪篯在北大的地位隨之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來自同一陣營“革命戰友”的批判和圍攻。麵對由“紅”變“黑”、突如其來的巨變奇劫，不諳世事的汪篯如同挨了一記悶棍，精神受到極大刺激，大病一場，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差點倏忽中登了鬼錄。待起死回生之後，汪篯麵對前來探望的學生胡戟指著一張貼在證件上的照片讓其辨認。據胡氏回憶說：“那是個大胖子，我認不出來，於是告訴我就是他。我隻是感到難以置信。汪先生告訴我，經過1959年的批判，他從一個體重一百五六十斤的大胖子變成現在這樣一身病。看他當時瘦得弱不禁風的樣子，我猜大概不夠一百斤了。一次運動掉五六十斤肉（陸鍵東的書中說二十多斤是不確的），使我好像明白了一點什麽叫政治。最後汪先生以自殺結束了自己年僅五十歲的生命。”7
於“反右”運動之後從閻王爺掌控的陰曹地府門口重新返回陽間的汪篯，大病初愈後又重新登台講授他的隋唐史課業，並鼓起勇氣，以孱弱之身投入到當時興行的“勤工儉學、開門辦學”等等名堂甚多的教育革命中。當吳晗與翦伯讚被當局發出的鋒鏑射中之後，北京大學曆史係部分經受“文化大革命”戰鬥風潮洗禮的師生，又彎弓搭箭對準了汪篯這隻幾乎被拔光了毛的落地鳳凰。紅衛兵特意在汪宅的房門上貼上了“封條狀”的大字報，以示警告。翌日，當造反的“革命闖將”前來檢查時，發現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在地上飄搖。關於這一變故有兩種說法：一說大字報是被風自然吹掉的；另一種說法是汪要出入房門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報撕扯下來。憤怒的“闖將”見狀，開始指責汪出於仇視“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壞搗亂，事情很快被告發到中央“文化大革命”駐北大工作組。工作組主事者立即把汪氏找來，命令他當麵向“闖將”們認錯並回去把大字報貼好複原，而後等待研究後的懲罰措施。汪篯心中不服，但又不敢也無力抵抗，隻得在“闖將”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組的要求一一照辦，但他的內心卻無法忍受“革命者”對自己這位“黨內專家”的羞辱，突如其來的“文化革命”徹底摧毀了他往日的理想與信念。或如他的學生胡戟所言：“汪先生太熟悉陳寅恪先生給王國維先生寫的哀悼文字了……當‘文化大革命’徹底摧毀了他心目中美好的新學術新文化之夢時，自命為那虛幻的新文化的托命之人，也便沒有容身之地了。”8於是，在“義無再辱”的心靈呼喚中選擇了死亡，以示抗爭。
就在當天夜裏，汪篯壓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終於爆發，且如銀瓶乍破不能自製，遂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喝了下去。未久，“敵敵畏”毒性發作，汪氏痛苦不已，開始在家中號叫並且以頭撞擊牆壁。鄰居於漆黑的夜幕中聽到隔壁突然傳出如此淒慘可怕的聲音，於惶恐中急忙招呼眾人前來施救。但汪顯然去意已決，早已反鎖了家門，外人無法進入。當眾人強行將門撞開時，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僅五十一歲。這正是王國維當年在昆明湖以身相殉的年齡。
汪氏一死，成為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中首例殉難者。對於他的死，後世評說不一。有人說他性格脆弱經不起打擊，有人謂汪氏此前已對生活失去信心早有死誌雲雲。但他的學生胡戟卻做了這樣的評價：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刻，才對陳寅恪的教導大徹大悟，並以“軟弱的堅強，表明他沒有遺忘師教，便把最後的生命奉獻給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祭壇上去了”。9胡氏之說略有牽強，但細加深思，亦有一些道理。
在“文化大革命”狂潮波滾浪湧、風雷激蕩中，像汪篯這樣的教授之死，隻能被視為“自絕於人民”。繼汪篯之死五個月後，與汪同在曆史係任教的向達又命赴黃泉。
1944年，作為北大教授的向達（字覺明），受傅斯年、李濟等學界大師聘請，離開昆明西南聯大，攜家赴四川南溪李莊，繼之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機構合組的西北考察團，與夏鼐、閆文儒等人第二次遠征西部大漠，赴敦煌等一帶文明遺跡考察。他的妻子兒女在李莊板栗坳與史語所同人共同度過了最為艱難的一段歲月。直到1945年底，考察任務告一段落，向達才回李莊攜家眷重返昆明西南聯大任教。在這段時間，向達與傅斯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抗戰勝利複員後，向達繼續擔任北大曆史係教授。新中國成立，向達一度受到重視，擔任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曆史係教授，並接替南渡台灣的毛子水出任北大圖書館館長，1954年又兼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此時的向達“已走向了曆史學家最美好的年華”10。可惜好景過於短暫，1957年“大鳴大放”期間，向達“對民主人士非常不滿，罵他們卑鄙”11。當時社會上正在播放一部反映雲南大理人民生活的電影《五朵金花》，向達提出史學界要百花齊放，不能隻開“五朵金花”（南按：指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製形式、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爭和漢民族形成等五個熱門問題）。不僅如此，向達曾公開在會上說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個別結論，不能代替具體的曆史研究方法，比如考據學和考古學，他形象地比喻：“怎麽能說明考古發掘中，那一鋤是馬列主義的，那一鋤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12此語引起了當局和一些自譽為馬列主義史學家的強烈不滿，遂“聚而殲之”。向達出身湘西一個土家族家庭，但在當時的社會中對少數民族成分沒有認識，向達認為自己是漢族。新中國成立前後曾與湖南老家有些聯係，並請戶籍警在“民族”一欄裏由“漢族”改為“土家族”。按向氏的說法，他這樣做是為了不“數典忘祖”。13根據這條線索，部分位高權重者無端認為向氏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長職位，欲謀不軌的野心。於是，雙箭齊發，向達被戴上了史學界四大“右派”之首的帽子（南按：據新華社1957年10月18日播發的電訊，四大“右派”依次是向達、雷海宗、榮孟源、陳夢家）。1959年國慶節前夕，向達的“右派”帽子被摘掉，總算得到了一個短暫的喘息機會。麵對這一變數，北京學術界各色人等仍懷揣驚恐之心伸頭縮頭地悄然觀望，無一人應聲。第一個向他致書道賀，祝其躲過一劫的，竟是遠在嶺南雙目失明的陳寅恪。
1949年以後，向達貼在工作證上的照片
陳寅恪與向達交往的淵源可追溯到抗戰之前，而在西南聯大時期更為友善並相互引為知己。當年在李莊時，因傅斯年對向達的學問人品極為推崇，從而引發了以向達為首的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成行，經過對敦煌洞窟、漢代烽燧、長城關隘、西域古國廢墟、流沙墜簡、草紗文書等文明遺跡、遺物的探尋考證，向達一躍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中西交通史專家，他對這一領域研究之深透廣博，整個中國學術界無人能夠匹敵。而曆史上的中西交通史，實以漢代開端於唐代達到繁盛，而這一段曆史與文化交流史也正是陳寅恪抗戰期間研究的範圍，於是陳向二人自然地交往日多，視為莫逆。當傅斯年在台灣不幸病逝後，陳寅恪那首仿傅青主詩而作的悼亡詩，首先由嶺南秘密轉到北京大學向達手中，向達又暗中傳給鄭天挺和汪篯等人，然後漸漸被北方學界小圈子中的同人所知。由這篇在當時看來需冒很大政治風險的詩作傳遞路徑，可見陳寅恪與向達的交情之深，以及對向達人品的看重。1953年初冬，當汪篯代表中國科學院跑到中山大學，“不知天高地厚”地約請陳寅恪出任曆史二所所長而引得對方大怒，直至被趕出師門，灰頭土臉地返回北京時，陳寅恪對此仍心中耿耿，怒火未消，遂疾書一封寄往北大的湯用彤、邵循正、周一良、向達等諸友生，對汪篯的所作所為大加痛斥。在致向達與周一良的函中，陳寅恪特地提出將此中情形轉告已調往南開大學任教的老友鄭天挺。1953年12月6日，向達在致鄭天挺的信中說道：
毅生先生左右：
上月科學院派汪篯去廣州，邀請寅恪先生北上。不料汪君抵粵後語言不慎，以致寅恪先生大怒，血壓增高。最近致書錫予（南按：指湯用彤）、心恒（南按：指邵循正）、（周）一良先生及弟，痛斥汪君，大發牢騷，其致弟及一良函末，並屬（囑）將情形特告先生，而陳師母另函又謂不必將函轉陳。錫予先生亦同此意，謂如此可以不致廣為宣揚，雲雲。其實陳先生致湯、邵、周及弟共二函，俱已原件交科學院矣。用陳梗概，尚祈察鑒，幸甚！幸甚！敬頌
道安！
弟向達謹上十二月六日14
當時陳寅恪除當麵痛斥汪篯的冒失、莽撞與不懂事理，對第二所所長的人選問題也談了自己的看法，並以平和的口氣對汪說過如下的話：“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點，向達對此素有研究。”15意為讓向達擔當該所重任。後來由陳寅恪薦舉的陳垣擔任了二所所長，向達與侯外廬分別擔任副所長。
“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兩年，即1964年3月，向達專程赴廣州中山大學拜謁陳寅恪，就他正在進行的《大唐西域記校注》一書涉及梵文的問題進行請教。懂四門外語的向達對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一些梵文描述無法盡懂，而深諳十幾種文字的陳寅恪顯然要比向達技高一籌。當時中科院的主事者不同意出資讓向氏去拜見一個“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此次嶺南之行，係向達憋著一股湖南人的“霸蠻”之勁兒，大著膽子自費而來。陳寅恪的名聲光照日月，而向達的名氣也是光芒四射，冠蓋學界，兩位大師級史學巨擘在嶺南這塊潮濕之地的會晤，自然成為一件非同尋常的大事，在整個中山大學引起了轟動。借這一難得的契機，中大曆史係專門安排向達做了一場《敦煌學六十年》的學術報告，受到師生的廣泛好評與激賞，陳寅恪與向達之間的友誼再度得到了升華。分別時，已很少作詩贈人的陳寅恪詩興大發，特作《甲辰春分日贈向覺明》三首絕句相贈。最後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嶺南，失明臏足我何堪。
儻能八十身猶健，公案他年好共參。16
曆史讓後人看到的是，一廂情願的陳寅恪這個“八十身猶健”的夢想似乎太遙遠了，遙遠得如同西天的彩虹，很快成為泡影。而向達也同樣沒有活著看到這一天的到來。
兩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當過“右派”分子的向達自是在劫難逃，屬於北大最早登上“鬥鬼台”的一批“黑鬼”。他所麵臨的是無情的批鬥、折磨與侮辱。許多年後，曆史係教授鄒衡記下了向達慘遭批鬥的情景：“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可怕的太陽似火的上午，時在1966年6月，幾個‘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頭的向達先生在三院二樓外曬得滾燙的房簷瓦上‘坐飛機’，一‘坐’（跪）就是幾個小時，向先生像過去給我們上課一樣老是不敢（實際上已不能）抬頭……向先生已是六十六歲高齡。我看到有的教師嚇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邊落淚。果然，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一代巨匠向達先生。”17
此時的向達已被關進了牛棚，但他還天真地對未來充滿希望，認為“將來每一個人大約都要入八卦爐中一煆，經此一燒，然後可以鳳凰涅槃，獲得新生！”並暗中囑咐友人“不必耿耿”，隻要“老老實實，實事求是，一定可以過去的”，18雲雲。無奈事與願違，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在“坐噴氣式飛機”之後，身體已難支撐，但造反的革命者仍“勒令”其在烈日下收集全國到北大串聯的紅衛兵小將們扔得滿校園的西瓜皮。向達在撿西瓜皮時因暴曬過度突然暈倒在地，昏迷不醒，因未得及時救治，腎嚴重衰竭。9月底，向達和曆史係其他“牛鬼蛇神”又被押到昌平縣太平莊農場勞動，晚上寢室門被鎖住，包括夜間出門上廁所之類的活動一概不準。向達的腎病越發嚴重，全身浮腫，排不出尿，疼得滿地打滾。在陣陣哀號聲中，負責監工的紅衛兵為圖清淨，來個耳不聽心不煩，索性將其用車拉到北大校園內進行“勞改”，但仍不準送醫院救治，此時向達已不能行動，尿更排不出。延至11月24日，一代史學巨匠在極度的痛苦中躺在地上被尿活活憋死，終年六十六歲。
“文革”期間北京大學召開的“反帝反修”大會現場 <h2>◎傅斯年家族的毀滅</h2>
處於“文化大革命”風暴中心的北京大學校園，並沒有因為向達等幾個教授的最新暴斃而停止“文攻武衛”的腳步，相反，血腥暴力與奪命的劫難愈演愈烈。一時間，被關、被鬥、被慘遭蹂躪的“反動學術權威”達500多人，北大校園內多有跳樓和上吊自殺者，未出三個月，僅自殺的著名教授就達24名，有的教學樓因自殺人數過多，成為鬼氣迷蒙的人間地獄，在校的女生晚上都不敢靠近。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紅衛兵暴力行動掀起大規模高潮並處於失控狀態的最為瘋狂的日子，城裏城外大街小巷，四處躥動著抄家打人、燒毀文物、沒收財產、滿臉汗水與血汙混合的紅衛兵的身影。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東園30號的北大西語係著名女教授俞大，被闖進的紅衛兵三拳兩腳打翻在地，然後被扒去上衣用紮腰的銅頭皮帶猛力抽打。俞大被打得滿地亂滾，哀號不絕，直至被打得昏死過去，紅衛兵才將其家中的財產查抄，裝上卡車拉走了事。
俞大乃俞大維胞妹，曾國藩侄重孫曾昭掄夫人，時與其姊俞大縝皆任教於北京大學西語係。當1948年底南京國民黨方麵組織人力“搶救”北方學人時，俞大正隨曾昭掄由英訪學返國，因交通阻塞暫時滯留香港。其間，俞大縝及其家人屬於理所當然地被“搶救”之列。為此，時任交通部長的俞大維在調度飛機時，特向傅斯年說明一定要想法把大縝“搶救”出來。傅斯年自是心領神會，拍發電報給北京大學負責“搶救”的鄭天挺，特別說明俞大維對其妹的掛念，並有“乞兄務必問她一下，給她一個機會，至感！”19之語。
曾昭掄與夫人俞大1965年5月攝於北京大學燕園
出乎俞大維和傅斯年意料的是，此前在香港的俞大與胞姐通信，勸其堅決不跟國民黨去台灣，繼續留在北大教書。俞大縝同意了妹妹的勸說，對找上門來的鄭天挺表示不願南飛，繼續留在北平等待共產黨解放。萬般無奈中，俞大維與傅斯年隻好放棄。1950年，俞大由香港返回北平，進入燕京大學西語係任英國文學教授。1952年隨著全國教育界院係調整進入北大西語係任教授，與其姊俞大縝同台教授英國文學，其夫曾昭掄已由北大教務長調任全國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可謂福祿雙全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中，俞大與曾昭掄終於未能跨過這道鬼門關。1966年8月這個炎熱的夏日，被紅衛兵毒打得昏死過去的俞大，從閻王爺與小鬼的懷抱中重新回到陽間時，夜幕已降臨大地，她想起經受的毆打與人身侮辱，悲不自勝，當天晚上在家中服藥自殺——這是北京大學自殺的第一位女教授。時已被打成“右派”分子，撤銷了高教部副部長職務的曾昭掄已被趕出京城，正在武漢大學任教，不久也被折磨而死。而此前的1964年12月22日，曾昭掄的胞妹、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因不堪政治運動的壓力，於南京郊外靈穀寺跳塔身亡。至此，興盛百年的曾氏家族連同其他世家的文化遺存，在精神層麵上已香消玉殞，消散殆盡，於日後的神州故國不複見矣。
據後世研究者統計，“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知識分子自殺方式，除了上吊、服毒、用尖物割腕等自殘手段，跳湖、跳河亦成為一大流行特色。而早在這股投湖自殺風潮之前，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早已跳湖自盡，算是這一自殺方式的“開先湖者”。
傅樂煥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濟南著名的豪紳張英麟（1837—1925）。自傅氏家族於晚清趨於沒落後，傅樂煥的父親攜家離開聊城，到濟南投靠嶽父張家謀生。隨著軍閥混戰、刀兵四起的社會大環境形成，靠生意致富的張家也一步步走向衰落。樂煥的父親雖在先人的餘蔭下躋身於紳士階層，然而隨著家庭破敗，生活拮據，再也沒有紳士的風采與派頭了。當時在濟南的傅家可謂上有老下有小，不僅樂煥有胞弟樂炘、妹妹樂淑，另外還有孀居的嬸娘與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當時社會風俗，那些所謂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頓沒下頓，也不肯把困難透露給外人，隻有悄悄變賣家中的衣物維持生活，更不肯厚顏向親友借貸求援。而像傅樂煥家族，更是多了一層顧慮，怕出麵借貸會有失傅家和樂煥的外祖父張氏家族的體麵。在兩難處境夾擊下，樂煥的父親既不能盡當家人的責任，又無法周旋於親朋好友之間以引橋補路渡過難關，於長期窮困潦倒而看不見希望的境遇中，樂煥之父終於忍受不住物質與精神雙重的擠壓與煎熬，對人生徹底絕望，遂於1929年年關即將到來之夜，冒著零零星星的雪花，獨自來到濟南火車站旁的一個小賣店，用兜裏僅有的三元錢打了二兩白酒，買了一袋平時最愛吃的鹽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進肚中。而後借著酒勁，迎著刺骨的寒風與涼爽的雪花，踉踉蹌蹌爬上了碎石鋪就的路基，臥軌自殺。
噩耗傳來，傅家老小悲慟不已。時年十六歲、正在初中讀書的傅樂煥突遭如此慘痛打擊，心情更感苦痛，待堅持讀完初中，已無力繼續升學。此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已遷入北平北海靜心齋，傅斯年得知此情，顧及同族之情，於1930年把傅樂煥叫到北平，以勤工儉學的性質讓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語所抄寫員（時傅尚未與俞大綵結婚）。與此同時，為了弟弟妹妹能夠繼續讀書和維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樂煥主持把濟南濼源門外好一點兒的住宅賣掉，全家遷居城裏曆山頂街南頭大灣街一個小巷的貧民窟中艱難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寫員的傅樂煥在北平的日子並不輕鬆，對於一個初中剛畢業的學生而言，置身於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用人和同事、朋友之間，就須頭腦靈活，事事加倍小心謹慎，處理好各方麵關係，否則飯碗不保，未來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設想。好在傅樂煥是個聰明伶俐又有誌氣的青年，除了把工作與人事關係處理得井井有條，還擠時間刻苦自學，終於得到了族叔傅斯年的賞識和信任。1932年寒假後，在傅斯年支持下，傅樂煥得以到北平私立立達學校高三班就讀，並於暑假前拿到了高中畢業證書，不久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其時，傅樂煥在濟南時一個叫嚴薇青的初中同學也考入北大曆史係，兩個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外，平時傅樂煥還要經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務，以便取得經濟上的資助。據嚴薇青回憶：“從一些生活細節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氣可能不小。比如有一個初冬下午，我和樂煥約好，跟他到西鐵匠營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樂煥原來住的房間。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樂煥屋裏頭坐了一會，他帶我去看傅的書齋兼客廳。那是三大間北房（樂煥住的就是最西頭的一間耳房），房內雖是舊式的方磚鋪地，沒有地毯，但是打掃得非常幹淨，寫字台上也是一塵不染。書櫥裏絕大部分是外文書，而且是物理方麵的。據樂煥介紹，傅斯年出國最初學的是物理。等我看過出屋的時候，樂煥小心翼翼地又仔細檢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進屋的痕跡，而後才把門關好。傅斯年的衛生間在院內西南角上一座小屋裏，也是抽水馬桶。由於沒有暖氣設備，屋裏生著爐子。在我用過並衝洗之後，樂煥又重新衝洗、檢查一遍。從樂煥這些細心檢查的活動來看，傅斯年對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過去為這些瑣事發過脾氣，所以樂煥才不厭其煩地一再查看。同時也說明過去樂煥住在他家，大概總是提心吊膽，看來這家主人並不是好伺候的。”嚴薇青還說：“有一次，一個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學來看我們，當我談到想家、想濟南時，他說：‘你不過是想家，樂煥卻是“掛家”，掛著家裏如何生活！’”這一說法在嚴薇青看來“是十分中肯的”。20
1932年，傅樂煥考入北大後留影並自題（傅樂銅提供）
1936年，傅樂煥於北大曆史係畢業，在傅斯年的關照下，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曆史組工作，直接受陳寅恪領導和栽培。抗戰爆發後，樂煥陪伴傅斯年的母親先入安徽避難，而後轉長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親沒有逃出來，在暴跳如雷的同時，當場扇了兩個侄子耳光事，其中一個就是傅樂煥（另一個是傅樂成）。後來史語所遷昆明，樂煥隨往，並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讀碩士研究生，與楊誌玖、張政烺、鄧廣銘等友善。當史語所遷李莊後，傅樂煥以副研究員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從事宋遼金元史的研究，仍受陳寅恪直接指導。1942年傅樂煥發表了著名的《遼代四時捺缽考五篇》，21以遼帝春山、秋水等行跡為主線，對有關地名進行了全麵考察，此文對了解遼代的疆域和地理狀況具有重大價值。由於這項研究成果在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貢獻，傅樂煥榮獲中央研究院頒發的楊銓獎金。
傅樂煥在李莊時，他的老母仍在濟南，妹妹傅樂淑則在昆明西南聯大曆史係讀書。樂煥掙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分別寄往昆明與濟南，以盡家中長子之責。時濟南已淪陷，連寄款的線路都已成了問題。據樂煥的同窗好友、北大畢業後在濟南劉魯中學高中部任教的嚴薇青說：“這時樂煥的母親來找我，說是樂煥來信，讓商量一個從後方寄錢來濟南的辦法。以後通過我父親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親戚，讓樂煥設法把錢交給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數送錢給柳老親戚家，柳老在濟南接信後再如數把錢給我，我再轉交樂煥家裏。這個撥款的辦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戰勝利。”22
由於困在李莊，醫療條件極差，加之長期焚膏繼晷攻讀著述，傅樂煥患上了嚴重的心髒病，以致到了抗戰勝利返京複員之日，由於病情極其嚴重而不能隨複員南京的史語所眾人同行。樂煥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說道，“事實上必不可能”，唯一的一條路就是“隻有暫留”李莊，23一個人孤獨地等待病情好轉。身在重慶的傅斯年讀罷此信，念侄子早年喪父，命運多舛，流徙西南而隻能翹首北望，家有老母而不能即行相見，想到此處，不禁潸然淚下。
傅斯年最後一次回到李莊時，察看了傅樂煥的病情，確認在短時間內無法回京，萬般無奈中，隻好托李莊鄉紳羅南陔在鎮內找了個稍好一點兒的房子，為其日後養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轉。1946年秋，史語所人員全部複員回歸南京，傅樂煥因心髒病持續惡化而不能長途行動，隻好一人滯留在李莊休養。這年的10月31日，他在答傅斯年的問詢時說道：“侄病近月來一般情形，略有進步，唯心髒趨弱，聽之而已。早日回家事，非今日體力所能支。”24直到次年春，傅樂煥的病情有所好轉，才告別了生活六年之久的李莊，乘船返回南京任史語所副研究員。
1947年，傅樂煥獲英國文化委員會資助，向史語所請假，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深造，從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經濟思想史、歐洲中古經濟史及歐洲中古近代史大綱等的學習和研究，後獲博士學位。在英國期間，傅樂煥思想發生了巨變。1948年4月3日，他以教訓的口吻致信正在美國治病療養的傅斯年說：“昨間接聞人言，我叔近在美常做演講，協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傾學生，頗為失望。今日政府之頹局，完全他們自己造成，不值得為之過分分神也。”25
在以往的叔侄通信中，傅斯年總是以長輩的口氣居高臨下地對這位侄子發號施令，而傅樂煥也都是小心謹慎、唯唯諾諾地點頭奉命行事。樂煥每有致傅斯年的書信，也隻是談些讀書做學問，甚或家務之類的瑣事，從不涉及政治。想不到出洋沒一年，這位侄子竟開始涉及政治，且在國民政府尚未倒台，自己正為蔣家王朝四處奔波，企圖挽狂瀾於既倒之時，教訓起自己來了。此舉在心高氣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看來，真如太歲頭上動土，佛頭抹糞，犯上作亂。於是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即把這位侄子拉出來像抗戰初期一樣當場扇幾個響亮的耳光，再給他來個“下馬威”。無奈遠隔大洋，力不能及，隻好把滿腔怒火化作淩厲的文字予以反擊，來了一頓真真切切的臭罵。也就從這時起，叔侄二人在政治上已呈分道揚鑣之勢。
盡管如此，傅斯年到了台灣之後，念及舊情以及樂煥的才學，曾多次致信致電召其在英學成後直接赴台就事，並雲另一位與樂煥經常在一起的本家弟弟傅樂成已赴台島，出任台大助教，等等。但傅樂煥此時如同一隻出巢的雄鷹，麵對海闊天空的大千世界，再也不想回到國民黨政府與叔叔掌控的機構中做事謀職了，他要尋求一種天地清新的新社會，要投奔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大陸，並將自己的餘生貢獻給新中國的學術事業。傅樂煥拒絕來自傅斯年的勸說與各方麵的利誘，排除種種幹擾，於1951年毅然返回中國大陸，初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1952年調中央民族學院曆史係任教授、副主任，兼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其間，與學術大師、史學界“二陳”之一的陳垣侄女結婚，並陸續有了三個女兒。在相對安靜舒心的生活環境中，傅樂煥埋頭治史，先後參加並領導對滿族、達斡爾族的民族識別工作和調查研究，發表了《關於達斡爾的民族成分和識別問題》等研究成果，主編了《滿族簡史》《金史》，參與編繪《中國曆史圖集》，點校“二十四史”，參與編纂《辭海》《中國地震史料輯錄》，編輯“中國曆史小叢書”等，對中國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事業做出了劃時代貢獻，並以此躋身於國內外最有影響的遼金史學專家之列。
六十年代初，陳垣（後排中）與傅樂煥夫婦及女兒合影（傅樂銅提供）
1963年秋冬，傅樂煥被借調到中華書局，與顧頡剛、鄧廣銘、陰法魯、楊伯峻、陳述、邵循正、鄭天挺、張政烺、王永興、羅繼祖等專家進行“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這一“點校工程”是根據毛澤東擬議與部署，由周恩來批準，中宣部牽頭調集人員，中華書局組織全國數十名一流專家學者，由顧頡剛領銜，曆時20年完成的學術工作，是中國目前“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根據專家分工，作為遼金史專家的傅樂煥負責點校《金史》，與甲骨學家羅振玉之孫、來自吉林大學的遼史專家羅繼祖教授在同一組。當時參加點校工作的專家在北京西郊公主墳附近中華書局大院內，傅樂煥因離家較遠，為集中精力，在工作後期便搬入中華書局招待所與羅繼祖聯床而居。以此，羅傅二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當“文化大革命”風暴到來之際，因傅樂煥是傅斯年的侄子，以及傅氏家庭成員的“曆史問題”與複雜的社會關係，運動一開始，中央民族學院的掌權者便盯上了他，派人到中華書局要求停止傅的工作，回校做檢查並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
生性內向、不苟言笑的傅樂煥，麵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運動，想到與傅斯年的關係及整個家族背景，深知自己此次是在劫難逃，遂神情緊張，惶惶不可終日。當學院第三次派人強行要把他揪回去批判時，傅樂煥緊張的神經幾近崩潰，直至一腳踏上了黃泉之路。
據中華書局實際主持“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趙守儼說，傅樂煥於1966年5月22日下午黃昏時分獨自走出招待所，離開翠微路大院時，趙氏還與其打過招呼，當時並未發現有何異常，不料第二天就傳來傅樂煥在陶然亭公園湖中自殺的消息。
中央民族學院派人趕到陶然亭公園湖邊時，麵對傅的屍體還不太理解，說是院裏還沒有把這家夥揪回去發動群眾展開批鬥，怎麽人就死了！似有可惜、遺憾與不甘心之意。同時來人還懷疑，究竟傅氏是自殺還是他殺？初步檢查的結果是，傅樂煥手腕上的手表一直在走動，衣袋裏還有一些錢，如果是他殺，不會不把手表和錢拿走。再者傅的臉上、身上並無傷痕，從而排除了他殺的可能。支持自殺的另一個證據是，傅樂煥的屍體漂出湖麵時，看到的群眾說，屍體是麵朝下，是趴著的。當時在北京流傳著一種說法，凡投水自殺的人，當屍體浮起時，女的仰著，男的趴著。傅樂煥的案例符合這一說法，因而斷定是投水自殺。
至於傅氏為何在劫難還沒有切實降臨到自己頭頂之時就投湖自盡，此一問題為社會上一般學者和傅氏的親朋好友不能理解。或許正如同樣存有許多迷惑的陳述弟子、契丹民族史研究專家劉鳳翥所言：“也許他看得遠，雖未觸動，但從批‘三家村’，知道不會有好結果，故先走一步。”26
就在傅樂煥投湖自殺之前，他的堂弟傅樂成隨傅斯年赴台，任教於台灣大學，未及婚娶即病逝孤島；其妹傅樂淑則遠走美國。因了傅斯年與樂成、樂煥、樂淑的親屬關係，整個傅氏家族開始了一場劫難。傅斯年族叔傅昕安，在國民黨撤退台灣時正在重慶政府部門工作，已買了赴台的飛機票，但傅斯年來信說“先別動，我還要回來，到時候再決定行止”雲雲，結果未能走成。其結果是被新政權先當作舊人員改造，後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發配到中科院北碚柑橘研究實驗基地勞動改造。傅斯年族弟傅斯彇原為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職員，沒有隨傅斯年遷台。新中國成立後，於改造舊人員運動中被發配到安徽蚌埠治淮委員會工作，“反右”運動開始，因與傅斯年的關係被打成“右派分子”，強迫退職，遣返原籍聊城。其時傅氏家族故宅“相府”早已被當地政府沒收並改為汽車運輸公司，傅斯彇家人租住別人一間小屋棲身。因政治與經濟雙重壓力，其於返鄉的第二年去世，死時年僅五十四歲，撇下五個孩子，大的十三歲，小的僅一歲。這五個孩子長大成人後，皆受到擠壓和迫害，老二傅樂銅1968年到濟南軍區當兵，兩個月後被退回，後又差點兒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傅斯年族侄、南開大學畢業後隨東北招聘團進入遼寧鞍山鋼鐵公司工作的教授級高工傅樂昕，因與傅斯年的關係，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戴帽下放靈山農場勞動改造，曆盡苦難。“文化大革命”中傅斯年母親在重慶歌樂山的墳墓被炸開，傅家的祖宅被推倒砸掉，龐大的院落成為瓦礫遍地的廢墟。至於傅氏家族受清朝皇封在聊城占地120畝的墓地—傅家墳，也毀於一旦。大清開國狀元傅以漸作為“地主階級的頭子”與“台灣特務、反動文人傅斯年的祖師爺”，其墓被紅衛兵用鐵鎬、镔鐵紮油錘、繩索等物撬開，劈棺拋屍，慘不忍睹。未久，整個傅家墳近百座墓葬全部被刨開，在拋棺揚屍的同時，地下隨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後連牌坊、石碑、神道及道邊的石像、皇帝禦賜碑文等全部被推倒搗碎，傅家人甚至與其沾親帶故者，自此作為臭名昭著的“五類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鎮壓，或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改造。
聊城郊外傅家墳“文化大革命”破壞慘狀至今曆曆在目（作者攝）
聊城郊外新修建的傅以漸墓，站立者為傅斯年侄子、山東聊城傅斯年研究會副秘書長傅樂銅（作者攝）
然而，傅氏家族的悲劇並沒有結束。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去世後沒有一片入土之地。傅斯年夫婦生前頗為喜愛並期望甚殷的兒子傅仁軌，因國內戰亂和台灣動蕩不安，自赴美後再也沒有返回故國，隻身在美國求學與工作，其間受美國興起的“嬉皮士”風氣影響，不幸染上惡習，學業荒廢，窮困潦倒，一生未婚，令人扼腕。
傅氏家族後輩中還有一位特別值得一提的優秀女性，這便是傅斯年侄女、傅樂煥之妹，與傅仁軌同年赴美的傅樂淑。傅樂淑早年就讀於燕京大學，抗戰爆發後入西南聯大化學係，後轉曆史係。1943年在昆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學部，1947年6月畢業，獲得碩士學位。同年考取山東省公費留美就讀斯坦福大學。1949年山東省國共政權更迭，經費中斷，獲芝加哥大學資助後轉芝加哥大學就讀，1952年獲得該校曆史學博士學位後旅居美國，先後任教於南加州大學、中密歇根大學、匹茲堡都昆大學。
晚年傅樂淑（傅樂銅提供）
自1978年至1986年，傅樂淑曾幾次回國探親並到北大、中央民族學院、內蒙古大學等高校訪問故舊，做學術交流。雖終身未婚，獨處異域50餘年，傅樂淑依然心向故土，掛懷祖國的教育事業，除了像傅斯年一樣想方設法資助親屬中的子侄輩及其子女到海外留學或在國內接受高等教育，還於1999年從微薄的積蓄中捐獻四萬美元，在中央民族大學設立“春暉”“花萼”獎學金，每年資助蒙、藏、滿、回四個少數民族各兩名家境貧寒、品學兼優的學子。另把自己花費多年心血與金錢購置的藏書先後捐贈國內高校（1999年捐贈《清實錄》一套53冊；2000年、2005年分兩批捐贈給內蒙古大學共1300餘冊中外文圖書）。
傅樂淑初治元史，後兼治清史，並曾專注於清初中西關係史，在海內外有影響的著述達十幾種之多。1995年，傅樂淑自費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過她的一部舊作《元宮詞百章箋注》，並列入“清慎堂叢書·射集·初集”。對這部集子的命名，傅樂淑在後序中曾這樣做過敘述：“清慎堂者，聊城傅氏之書屋也。三百年前傅氏盛時有一府邸，中有書屋，名清慎堂焉。堂有寶焉，右軍之常侍帖也，凡四十五字，有開元年間牛仙客等題跋。清慎堂久已圯矣，傅氏子孫離鄉背井百餘年矣，仍用清慎堂三字為傅姓人著述之名者，師周公謹自稱齊人之意。”又說：“《清慎堂叢書》有禮、樂、射、禦、書、數六集。禮集乃傅姓人所撰之書；樂集乃傅姓人所譯之書；射集乃傅姓人所注之書；禦集乃傅姓人所編之書；書集乃傅姓人所輯之書；數集乃傅姓人所述之書；各有數種。《元宮詞百章箋注》乃射集之第一卷，暫稱初集。”這段敘述除了印證傅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國“傳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的輝煌，還表明這個家族延續到傅樂淑一代，詩書之家優美的家風尚未蕩盡，文化香火並未滅絕，隻是以另一種方式艱難延續。
關於這部著作的寫作和出版經過，傅樂淑做了如下敘述：“這本箋注是我在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作碩士論文時寫的，我的論文題目是《元代斡耳朶生活考》，宮詞箋注是論文的附錄，但因在報端陸陸續續地印了（南按：曾在《禹貢》周刊和《經世日報》發表過一部分），交論文時便把附錄略去。我的論文一共抄寫了三份，全交給了考試委員會了。考試及格後，我便匆匆出國了。四十年後重回母校，希望能找到我的論文，準備整理一下，予以發表。不幸我因流落異國，功不成，名不就，萬分潦倒，學業荒疏久矣，岩穴寒士之舊業，不為母校重視，竟將當日所呈之三份論文皆當作廢紙棄之久矣。我回北大三次，交涉良久，始終未能找到自己的心血。言之心痛！論文亡矣，論文之附錄因曾已發表於報端，尚可收回一部分（此稿僅印過一部分，我因出國，便停止投稿了），現在勉強把四十年前的文章補全，此乃敝帚自珍，留此以紀念抗日期間斷齏畫粥時代的一點讀書成績。”
從論文研究課題和附錄內容可以看出，傅樂淑與其兄傅樂煥研究領域幾乎相同。傅樂煥的《遼代四時捺缽考》論文和《捺缽與斡魯朶》一書，曾名重一時，所達到的學術高度至今無人超越。傅樂淑在這個領域是下過一番苦功的，而兄妹二人研究道路的相同絕非偶然，當與傅斯年的指導或指令有關。事實上，假如不是傅樂煥於“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投湖自盡，傅樂淑流落異邦而難以施展更大抱負，這對兄妹的學術成就當比現在人們看到的大得多。但僅所見成就，亦從另一個側麵顯出傅斯年學術眼光的獨特和深邃。隻是傅樂煥兄妹生不逢時，最後落了個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所雲“今日吾儕皆苟活”的悲愴結局。悲夫！27 <h2>◎陳寅恪之死</h2>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殺，好友向達死了，“論交三世”的俞大絪魂歸西天，世侄傅樂煥鑽入了湖底。躺在南國的病床上，在“文化大革命”狂潮洗禮與巨大衝擊中奄奄一息的史學大師陳寅恪自是難逃厄運。1966年初，當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風潮遍及神州之時，目盲足臏但心靈極其敏感的陳寅恪就預感到自己將大難臨頭，難逃羅網。這年3月，他在《丙午春分作》一詩中，道出了自己末日來臨的心境：
洋菊有情含淚重，木棉無力鬥身輕。
雨晴多變朝昏異，晝夜均分歲序更。
白日黃雞思往夢，青天碧海負來生。
鄣羞茹苦成何事，悵望千秋意未平。28
後世對於此詩的解釋多有不同，按餘英時的釋讀：“這首詩寫於‘文革’風暴的前夕，總結了他……十七年的心路曆程，悔恨之情溢於言表。……第七句則回顧十七年來的生活，以‘鄣羞茹苦’四字概括之，尤淒惋沉痛之至。這四個字，是典型的遺民語言，其中‘鄣羞’兩字最能表現他堅決不與新朝合作的誌節。”29餘氏之解，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陳詩的真實寓意與個中況味究竟如何？或許隻有“留贈來者”做出明確的判斷了。
此前的1964年，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有雲：“寅恪亦以求學之故，奔走東西洋數萬裏，終無所成。凡曆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其後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又說：“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30
此篇泣血滴淚之序文，是陳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個文化殉道者心路曆程的獨白，同時也是一位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學術老人留給這個世界的隱語。
“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的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曾說：“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規則也。”31這是陳寅恪心中“大師”的經典性標誌，也是一個大師對另一個大師的敬仰感佩之語。隻有開一代風氣和示來者以規則，才堪當大師之任與大師之名號。此點在陳氏《朱延豐突厥通考序》中說得更加清楚明了：“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振海之不可禦遏。”32“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名言，不僅是龔自珍的自白，也是陳寅恪的誌趣和自道，他沒有在任何場合自命為大師，更未在任何時候端過大師的架子。在他生命的晚年，大師與非大師，都不重要了，唯讓他引以為榮和自豪的，就是平生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這是他的自尊自重之處，也是垂範千古的警世名言和不朽碑銘。至於陳氏謂求學數萬裏而終無所成，除了他的自謙，更多的是對生平未能盡其所有精力，實現遠大的治史抱負的遺憾，以及汾水之曲、先哲遺範，皆成為方丈蓬萊，邈不可尋的無奈以及內心迸發的憤懣和哀鳴。
事實上，《論再生緣》與《柳如是別傳》的寫作，隻是陳氏晚年精神的寄托，並未能代替和了卻一個偉大史學家的雄心大願與輝煌夢想。與陳氏“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的俞大維曾雲：“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茲以《元史》為例略做說明。大家都知道我國舊有《元史》是倉促修成，不實不盡的地方很多，為後來學者所詬病。因此有誌重修元史的學者，先後輩出……王國維先生為我們這一代的第一流學者，其考據之精，可與乾嘉大師並美，即關於《蒙古史》著作亦極精確。惟王氏隻通日文，未能用直接史料也。”而第三代代表人物陳寅恪“有關係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備；可惜他生於‘齊州之亂何時歇，吾儕今日皆苟活’的時候。他既無安定的生活，又無足夠的時間，未能完成他的心願，留給我們一部他的《新蒙古史》。……他平生的誌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曆史的教訓》，如上所說，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33
1966年7月，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聲浪中，中山大學的“革命者”聞風而動，開始造起反來。霎時，整個校園內雞飛狗跳，大字報鋪天蓋地。陳寅恪由原來的大字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水漲船高地被加封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侮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魁禍首”。而隨著原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被江青等“文化大革命”新貴打倒在地，一直頗受陶氏關懷的陳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在一份紅衛兵撰寫的“戰報”中宣稱：“像中大曆史係教授陳寅恪，簡直是革命陣營中一枝大毒草，陶鑄卻偏偏要格外照顧他，優待他……這樣浪費人民的血汗，去照顧一個‘反動文人’，他究竟安的什麽心？”34
“革命”的號角已經吹到了中山大學南區康樂園一號樓陳宅的床側，銳利的鋒鏑正呼呼生風向陳寅恪殘朽的身軀射來。麵對來勢凶猛的征討攻伐和加在自己頭上的一連串罪名，有一天，陳寅恪突然問助手黃萱“反動”二字如何解釋，黃無以回答。對此，黃萱回憶說：“可見當時所謂的‘革命行動’，連博通今古的陳先生，也莫名其妙，何況他人？！這怎能不使國內的愛國知識分子為之一哭！”35隻是，對陳寅恪來說，能“為之一哭”已是極大的幸運，很快，他將連一哭的機會和能力都不具備了。
在神州鼎沸，子夜唯聞唱鬼歌的陣陣呼嘯聲中，跟隨陳寅恪多年的助手黃萱被造反派趕走，不許她再與這個“反動文人”見麵，否則同樣以“反動分子”視之。當年受陶鑄直接關懷而委派到陳家的三名護士被撤除，陳寅恪工資停發，個人一點兒存款被凍結，並以中山大學“特號反動權威”之罪被批鬥。陳家三個女兒中的老大、原在醫院工作的陳流求，被從四川發配到西昌一個幹校勞動改造；老二小彭、老三美延均被發配到廣東一個叫英德的茶場幹校勞改，家中隻有陳寅恪夫婦相依為命。一個目盲足髕，一個體弱多病，兩位老人相濡以沫，艱難圖存。因工資停發、存款被封，陳氏夫婦生活無著，隻得寫“申請書”上呈學校黨委，請求恩賜。這份被保留下來的“申請書”大意有二：一是陳寅恪心髒病加重，為維持殘弱的病體，在粗食已經難進，隻能進流食的情況下，請求用自己被凍結的一點兒積蓄，每日購買四支牛奶喝，“以維持生命，不勝感激之至”。二是請求保留一位老工友，“協助廚房工作，協助扶持斷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頭暈，有時扶不住，幾乎兩人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資廿五元，飯費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為老工友開支。又，如唐筼在床上，無人可請醫生，死了也無人知道”。36
意想不到的是，盡管陳氏夫婦欲用自己的一點兒存款支付費用維持殘生，且表示“不勝感激之至”，但還是沒能得到批準，以致因不能提取存蓄償付工友薪水，在陳氏夫婦死去之後，劫後餘存的家具被人抬去抵了工資。悲夫！
盡管“申請書”未得到批準，但陳氏夫婦還是沒有上吊、投湖或像他們的晚輩人物汪篯一樣抱著帶有骷髏頭的毒藥瓶當烈酒痛飲一番，然後以頭撞牆，了結此生。陳寅恪作為曆史文化的承載者和“托命之人”，自然知道自己的分量和生存的意義，他還要繼續頑強地活下去。據中山大學留存的有關“密級”材料顯示，早在1959年，陳寅恪就與校方有過數次嚴重衝突，在致校方的抗議信中有“走或死皆不甘心”之語。371963年，陳寅恪更向家人表示：他死後要把骨灰撒到珠江黃埔港外，以免別人利用他的死開追悼會。38“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山大學編寫的一份“形勢報告”稱：“反動學術權威陳寅恪，對於蔣家王朝的覆滅，‘對於亡國、共產黨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注）。他聲稱‘不吃中國麵粉’，‘不為五鬥米折腰’。他狂叫‘興亡遺恨尚如新’。他還說，‘雖然年紀老到皮包骨了，但還不願死，要看共產黨怎樣滅亡’，‘死了以後，骨灰也要拋在大海裏，不留在大陸’。……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去吧。”39陳寅恪是否真的說過這些話，在什麽狀況和心境下向誰說過，“形勢報告”沒有表明，後人難以確切地得知。許多年後，據中山大學前曆史係教授何肇發回憶說：“幸虧當年‘造反派’根本讀不懂陳寅恪的詩，不然陳寅恪極有可能當場被打死。”40何氏所言當符合曆史實情。或許，這一切，也正是陳寅恪《廣州贈別蔣秉南》詩“骨化成灰恨未休”的一個慘痛隱喻吧。
陳氏僥幸沒有被當場打死，但造反派讓他“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的決心已經下定，氣數已盡的史學大師末日已經來臨。造反派按既定方針加大了對陳寅恪的折磨與攻伐力度，陳家居住的校園內東南區一號樓很快被大字報覆蓋，遠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黑白棺材兀立於樹木叢生的校園一隅，望之令人恐懼驚悚。麵對如此場麵，陳氏夫婦預感到死神已逼近門前，悲憤交織中，唐筼將房門和陽台上的小門關閉。造反派們見狀，認為是“負隅頑抗”，盛怒中立即組織力量向棺材狀的“反動堡壘”展開猛攻。在一陣亂石飛舞、刀棍作響中，樓前樓後已搭成數道人梯，幾名身穿綠軍裝的“勇士”迅速攀上陽台，踹開門窗。少頃，人群蜂擁而入，控製了整個局麵。據說當年陳寅恪在這個樓道裏講授白居易《琵琶行》時，隻一句“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就講了兩個課時，且繪聲繪色，眼前似真的出現了刀響馬鳴之場景，令同學們聽得入神著迷。假如陳氏聞見眼前造反派們強闖入室這一幕，再開講白詩此句，或許更有真切體會吧。
1965年，垂垂老矣的陳寅恪於中山大學寓所，時骨折已三年
在皮帶飛揚、棍棒森森與陣陣口號聲中，一張張大字報很快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櫃、床頭，直至糊到陳寅恪的衣服和頭上。陳氏的軀體霎時被白紙黑墨所包裹，難辨人形。對此，唐筼以無限的感傷之情發出了“人還沒死，已先開吊了”41的哀怨。
造反派們見陳家雖已“開吊”，但人還活著，為做到名副其實，索性進行抄家與劫掠財物的大規模行動。凡屋內可拿之物，大至落地收音機，小至茶杯瓷瓶，無所不拿，無所不奪，拿不走的盆盆罐罐便摔碎砸爛。不到一天工夫，家中完整的日用品蕩然無存。有幾個造反頭目在翻箱倒櫃中發現了唐筼先祖遺留的一點兒紀念性首飾，開始哄搶起來。陳夫人見狀，想到此為先祖遺留之物，意義重大，不可輕失，遂以孱弱之軀衝上前去製止。造反的頭目們轉過身來，一頓亂拳將唐筼打倒在地，將飾物搶劫一空。盡管此前陳寅恪以悲憤決絕的態度告訴回家探望雙親的女兒小彭“我將來死後，一本書也不送給中大”42，但他後半生積攢的書籍全部被造反派查封，手稿被掠。陳寅恪曆盡千難萬險，經過十幾年戰火僥幸保存下來的20餘封祖父往來手劄亦被劫走。最後的結局是，陳氏所有藏書全部落入中山大學與中大造反派某些人之手，甚至連當年陳寅恪為撰寫《柳如是別傳》向蔣天樞借閱的珍貴抄本《有學外集》12冊，亦被劫去，而蔣氏後來數次函索竟不得。
經過幾次“戰鬥洗禮”，陳家財物盡失。造反者們眼見已無油水可撈，而陳寅恪還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地喘著氣息，為達到盡快讓其“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的目標，造反派頭目心生一計，命人把陳氏抬到學校大禮堂“鬥鬼台”讓革命群眾揭發批鬥。唐筼見狀上前阻止，複被打倒在地。多虧陳寅恪早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中山大學前曆史係主任劉節教授及時趕到並冒死勸阻，以自己代替老師挨鬥的條件換得陳寅恪沒有被強行抬走。而站在“鬥鬼台”上的劉節，被造反派用最新發明的“噴氣式”批鬥方法羞辱折磨一番後，問其有何感想，劉慨然答道：“我能代表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43這句足夠“有種”的話語給造反派們意想不到的震懾，對方隻是給劉氏一頓耳光外加拳腳作為教訓了事，未再堅持把陳寅恪抬到“鬥鬼台”當眾批鬥。
免登“鬥鬼台”的陳寅恪，並未免掉墜入死亡之穀的悲慘命運，因為他的史學大師稱號和赫赫聲名，陳氏將經受不同於其他“牛鬼蛇神”的特殊羞辱與迫害。為驗證在中大校園空氣中流動不息的“陳寅恪有驚人的記憶力和淵博學識”的真偽，造反派進入陳宅將其拖下床來，強迫其下跪背誦《毛主席語錄》，倘若不肯背誦或有一句背錯，便遭到一頓“徒有虛名”“裝神弄鬼”“連一個文盲老大娘都不如的騙子”的辱罵，外加一頓銅頭腰帶和棍棒敲頭的頻繁點擊，讓已成為老朽的陳寅恪增長“記性”。未過幾天，造反派們又心生奇計，先是把幾個大字號高音喇叭吊至陳宅窗前屋後，讓其聽取偉大領袖的諄諄教導和革命群眾對“反動分子”發出的怒吼之音。雙目失明，且患嚴重失眠症與心髒病的陳寅恪，突聞幾個“怪物”在耳邊吱吱作響、嗷叫不止，當即抱著腦袋在床上打起滾來。造反派見陳寅恪聽到革命的聲音好像很興奮的樣子，再度前來點名讓其背誦《毛主席語錄》某一篇某一段，以驗其效。若不能背出，便群起攻之，三拳兩腳將其打癱在床上不得動彈。
造反分子見以如此方法對陳氏的“洗腦”收效不大，乃加大力度與強度，索性將高音喇叭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上。每當“革命者”呼聲響起，整個陳宅如狂飆突至，風雷激蕩。陳氏夫婦未聞幾聲，即感天旋地轉，雙雙心髒病複發，口吐白沫，倒身不起，世間發生的一切全然不知了……
1969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麵透風的平房居住，原居住的一號樓成為造反派的指揮部。此時陳寅恪病體衰弱得進一點兒湯水之類的“流食”都已困難，偶有親友躲過造反派監視偷偷登門拜望，他躺在病榻上說不出話，也哭不出聲，隻是眼角不斷有渾濁的淚水流出，望者無不淒然。身處困厄絕望的陳寅恪自知將不久於人世，麵對幾次被登門讓其“交代問題”的“革命者”亂拳打倒、心髒病日趨嚴重幾乎癱瘓的夫人唐筼，陳認為愛妻可能將先於自己命赴黃泉，悲涼無助中，夫妻相對而泣。奄奄一息的陳寅恪憐夫人之悲苦，歎命運之困厄，天道不還，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後一曲挽歌《挽曉瑩》：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44
1969年5月5日下午6點三刻，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做“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45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於淒風苦雨中溘然長逝。一個月後的11月21日，唐筼因傷感太甚，刺激太深，加之環境極度惡劣，遂於病中撒手人寰，追隨陳寅恪而去。
關於陳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後一段時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創傷而死去，當時住在中山大學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憶錄《宗岱和我》中說：“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曆史係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裏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活活給嚇死了。”46
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史學大師就此遠去。
陳寅恪先生遺容。1969年10月17日於廣州殯儀館攝（引自《陳寅恪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出版）
“元亮虛留命，靈均久失魂。人生終有死，遺恨塞乾坤。”47此為陳寅恪在自己生命曆程和學術生涯中，“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於悲風”48的內心獨白，也是一位曠代學術大師人格風範的真實寫照。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是陳寅恪為沉湖而死的王國維撰寫的紀念碑文，更是自己一生追求和堅守的永恒信念。隻是當年王國維沉湖而去時，陳寅恪尚能以詩文表達自己的哀悼之情。而到了陳氏本人淒苦地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華夏大地已沒有人再顧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警世名言，更沒有人敢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寫挽聯和碑文了。盡管在海外孤獨行步的趙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寫了悼念性文章，但作為當年清華“四大導師”中唯一一位健在者，麵對20世紀中國大陸赤縣神州最為瘋狂的年代和殘酷的政治環境，於慘死的老友陳寅恪夫婦，趙氏不敢，也無力對那些迫害者給予道義的譴責和法律的製裁，除了望洋興歎，也隻能是“而已”而已。
2004年5月—2006年1月一稿
2008年2月21日晚校改畢
2009年12月15日—2010年2月18日修訂
2014年3月再次增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