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最能激起對維特根斯坦生活的興趣的書籍之一是w.w.巴特利三世(w.w.bartley iii)的短論《維特根斯坦》。它描述了維特根斯坦的“走丟的歲月”,即他丟開哲學到奧地利農村當小學教師的1919—1929年。看上去,巴特利寫這本書的主要意圖是強調維特根斯坦這段生活的哲學相關性,特別是奧地利學校改革運動(塑造了奧地利一戰後教育政策的運動)的教育理論對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影響。


    然而,對巴特利此書的興趣像是並未聚焦在其主要論題上,而是幾乎統統集中在此書開頭就維特根斯坦的性生活提出的聳動主張上。以我之見,他的斷言引起的興趣太過分了,但我覺得有必要對之說點什麽。寫作本書時我最常問自己的問題是:“你要拿巴特利怎麽辦?”——對巴特利提出的維特根斯坦搞同性亂交的主張,我的書裏該給出怎樣的回應?


    他主張了什麽?據巴特利說,接受學校教師訓練,自個住在維也納的出租屋裏時,維特根斯坦發現鄰近的普拉特公園(維也納的一個大公園,大約類似倫敦的裏士滿公園)裏有一塊“粗野的年輕人樂意提供性生活”的區域。巴特利主張,一見到這個地方:


    [他]恐怖地發現自己幾乎離不開那裏。每周幾個晚上,他跳出自己的屋子,快速步行至普拉特公園,照他對朋友的說法,一個他控製不了的魔鬼支配了他。維特根斯坦發現,他喜歡自己看見的溜達在普拉特公園小街小巷裏的粗魯直接的同性戀少年,大大超過時常出入於凱特納街的西爾克角及其附近的其他城區邊緣酒吧的更有教養的年輕人。[《維特根斯坦》,第40頁]


    在一篇“後記”裏——寫於1985年、與此書的修訂版一同出版——巴特利澄清了一種對此段落的普遍誤解。看來,他並未暗示他筆下的“粗野年輕人”是娼妓。但在澄清了這種誤解後,他仍堅持他說的是真的。


    但他沒有澄清這個謎:他怎麽知道那是真的。在此書的修訂版和原版裏他都未給出這主張的來源。他隻是說自己的信息依據“他[維特根斯坦]朋友的密聞”。


    這個段落甫一公開,就成了一個熱議的、顯然無法解決的爭議話題。許多很熟悉維特根斯坦的人感到憤慨,他們給雜誌寫評論,寫信噴射怒火,傾吐對巴特利的書的輕蔑,發誓巴特利對維特根斯坦性生活的主張是錯誤的——必然是錯誤的,他們知道維特根斯坦不可能做那種事。


    另一方麵,許多不認識維特根斯坦,但讀過他出版的通信,讀過他朋友和學生寫的回憶文章的人,則傾向於相信巴特利的話——事實上他們覺得巴特利提供了理解維特根斯坦痛苦個性的鑰匙。例如,柯林·威爾森在《不合時宜:性異者研究》[303](這本書的主題是天才和性倒錯的聯係)裏說,讀了巴特利的書後他才覺得自己理解了維特根斯坦的著作。


    看來,許多人很自然地認為維特根斯坦是個自感有罪的亂交同性戀,結果傾向於在手頭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接受巴特利的主張。它與維特根斯坦的形象有著某種“符合”——甚至,維特根斯坦自感有罪地遊蕩在普拉特公園的小巷子裏搜尋“粗野直接的同性戀少年”的畫麵,成了維特根斯坦的公共形象裏除不去的一部分。我曾相信維特根斯坦是“哲學家裏的喬·奧頓[304]”。


    我認為巴特利主張獲得廣泛接受的另一原因是,人們普遍感到,即便維特根斯坦的朋友、特別是他的遺稿保管人知道那是真的,也不肯承認那種事情是真的。人們感到有人在掩蓋什麽。維特根斯坦的遺稿保管人之一伊麗莎白·安斯康姆教授為這觀點提供了一種根據,她在一封寫給保爾·伊格爾曼的信[發表在伊格爾曼《維特根斯坦的來信暨我的回憶》(<i>letters</i> <i>from</i> <i>ludwig</i> <i>wittgenstein</i> <i>with</i> <i>a</i> <i>memoir</i>)一書的序言裏]中說:


    如果按下一個按鈕就能確保人們不關心他的個人生活,我將按下那個按鈕。


    另一根據是遺稿保管人對維特根斯坦寫在哲學手稿裏的私人劄記——所謂的加密劄記——的態度。


    寫這些劄記時,維特根斯坦用了兒時學會的非常簡單的密碼(a=z,b=y,c=x等等),使之區別於他的哲學劄記。密碼的簡單性,以及他用這種密碼寫自己著作的出版事宜的指令,說明他加密不是為了對後人隱瞞,而是為了防備(比如)碰巧探過頭來或碰巧看見他桌上手稿的人。


    這些劄記裏較不私人的那部分已收集出版,題為《文化與價值》。更私人性的劄記仍未出版。在維特根斯坦手稿大全的微縮膠片裏,這些更私人性的劄記被紙條蓋住了。


    這一切(a)增加了人們對加密劄記的內容的好奇心;(b)印證了遺稿保管人在隱瞞什麽的看法。這又幫著製造了有利於接受巴特利本來很離奇的斷言的輿論氛圍。“啊哈!”人們想,“所以這就是安斯康姆這麽多年一直在掩蓋的事!”


    麵對為叫賣而說謊的指責,巴特利本人利用了這種輿論氛圍為自己辯護。在前述提到的“後記”(題為“對我的批評者的答辯”)裏,他宣稱遺稿保管人在表達對他的書的憤慨時虛張聲勢。因為他們手裏一直:


    ……有維特根斯坦親手寫的加密筆記本,那是用非常簡單的密碼寫的,早就被破譯和謄寫出來了,它們印證了我對他的同性戀生活作的陳述。


    而這實際上不是真的。在加密劄記裏,維特根斯坦確實談了他的愛——先是對大衛·品生特的,然後是對弗朗西斯·斯金納的,最後是對本·理查茲的(涵蓋了約30年的跨度);在這個意義上,它們確實“印證”了他是同性戀。但它們一點兒也沒印證巴特利對維特根斯坦的同性戀所作的陳述。這就是說,其中沒有一個詞提及去普拉特公園找“粗野的年輕人”,也一點兒沒暗示維特根斯坦在一生的任何時候有過亂交行為。讀這些劄記倒是給人這種印象:甚至最微小的(無論是同性的或異性的)性欲表現都令他憂心忡忡,他不可能做出那種亂交行為。


    很少人讀過加密劄記,所以能指出這一點的人不多。事實上,巴特利本人談論“加密筆記本”的方式似乎說明他的信息也是二手的——他並未真正讀過他口中的信息源。就沒有什麽加密筆記本。加密劄記不是(如巴特利似乎認為的那樣)聚集在兩卷手稿裏,而是散落在構成維特根斯坦文字和哲學遺稿庫的約80本筆記本裏。所謂的“印證”是完全不真實的。


    許多人試圖駁斥巴特利,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洛什·裏斯和j.j.斯通巴羅發表在《人世》(<i>the</i> <i>human</i> <i>world</i>)(第14卷,1972年2月)上的文章。依我之見,那是不成功的。事實上,裏斯甚至沒有嚐試——在通常的表明巴特利所言不實的意義上——駁斥巴特利。他的論證要旨是,即便巴特利的話是真的,複述那話也是“不正當的”。斯通巴羅的文章,在剝除其中的高調子、過重的諷刺和道德憤慨之後,隻剩下一個相當脆弱的論證:如果維特根斯坦幹過巴特利提出的那種事,就會遭到勒索。巴特利在其“後記”裏很容易地對付了這個論證。我相信,裏斯和斯通巴羅把注意力放在巴特利的書的道德層麵上,而非其信息的準確性上麵,隻是遮蔽了問題,無意中讓巴特利脫鉤而去。


    唯一能有效駁斥巴特利的陳述的方法,是要麽表明他得到的信息是錯誤的,要麽表明他錯誤地解釋了那信息。想要作這種嚐試,就必須知道他得到的是什麽信息。而巴特利堅決拒絕透露。


    巴特利的書的其他地方顯出這種跡象:寫作此書時他見到了維特根斯坦在1919—1920年間的一份手稿。最惹人注目的這種跡象出現在(修訂版的)第29頁,他在那兒引用了維特根斯坦記下的一個夢,以及維特根斯坦自己對此夢的解釋。我覺得隻能設想巴特利此處的信息來自於維特根斯坦本人寫的一份文稿。如果說這令人難以置信——維特根斯坦的朋友把描述維特根斯坦去普拉特公園的材料提供給巴特利,那麽這就是斷然不可信的——他們用第一人稱寫了維特根斯坦的夢的報告,並交給了巴特利。


    有趣的是,在前麵提到的加密劄記裏,維特根斯坦的確偶爾記錄和評論自己的夢(本書裏有三個例子,分別在276頁、279頁和436頁)。而巴特利引用的夢的討論雖比保存下來的其他討論都更詳細,但完全符合維特根斯坦在各種時候表現出的對弗洛伊德解夢技術的興趣。


    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巴特利給出的夢的記錄是真實的;因此,看上去有理由認為,巴特利見過一份維特根斯坦的遺稿保管人不知其有的手稿(甚至是對他們隱瞞的手稿)。保管人手裏並無1919—1920年期間的手稿,雖然很可能存在一些這樣的手稿。


    如果這個(我承認是高度猜想的)假設是正確的,那麽這份手稿也可能是所謂“普拉特事件”的來源。在和巴特利的通信裏,我直接問他是否存在這麽一份手稿。他既未肯定也未否定這一推想;他隻是說,透露他的消息來源是對一種信任的背叛,而他不願意做出如此不光彩的事。因此我認為這個假設尚有待證偽。


    寫作本書時,我毫無限製地閱讀了遺稿保管人手裏的所有加密劄記,並得到了任意引用的許可。我的做法是,凡是對維特根斯坦的感情、精神和性的生活有任何揭示的劄記,全都實際引用了。(正如林頓·斯特雷奇曾說的,自行判斷不是一部傳記的優點。)我毫未截留可能支持“維特根斯坦的同性戀折磨著他”這個流行觀念的材料,雖然我自己相信這是一種嚴重誤解了真相的簡化說法。


    加密劄記揭示的是,維特根斯坦憂慮的不是同性戀,而是性欲本身。愛,無論是對男人或女人的愛,都是他的珍視之物。他把愛當作一種禮物,一種幾乎神聖的禮物。但是,和魏寧格(我相信,魏寧格的《性與性格》表述了許多暗含在維特根斯坦的談話、寫作和行為裏的對待愛和性的態度)一樣,他截然地區分愛和性。他極為憂慮性欲的勃發——無論是對同性還是異性的。他似乎認為那不容於他希望成為的那種人。


    加密劄記還揭示了,維特根斯坦的愛和性的生活隻在他想像裏進行的程度異乎尋常。這在基斯·柯克的身上最為顯著(維特根斯坦對柯克產生了一種短暫的著迷,認為這不忠於自己對弗朗西斯·斯金納的愛。見426—428頁),但在維特根斯坦的幾乎一切親密關係裏也都很明顯。維特根斯坦對戀情的理解經常與其他人對之的理解毫不相幹。如果沒見過基斯·柯克,我可能因為讀了加密劄記而近乎確信他和維特根斯坦有點“事”。我見過了柯克,我確信無論有過什麽事那隻發生在維特根斯坦的心裏。


    如果讀者允許,我對自己就巴特利的主張所作的設想總結如下:我相信,有可能巴特利的信息來自於1919—1920年間寫的一份手稿裏包含的加密劄記,但他太過草率地依據那些劄記作出維特根斯坦有性亂交行為的結論。這與我們對維特根斯坦所知的其他一切完全一致——他確實發現自己在普拉特見到的“粗野直接的同性戀少年”很迷人,一次次地從能望見他們的地方返回那裏,在筆記本裏記錄了自己的入迷。但這也與我們的所知完全一致——那些少年全然不知他的入迷,甚至全然不知他的存在。我相信,如果維特根斯坦和街頭少年“性亂交”,那隻是在他“不忠於”弗朗西斯·斯金納的同樣意義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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