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局策劃下的“獨立”
索韋托鎮慘案使南非當局處於國際輿論的漩渦中，在這種不利的局麵下，南非當局策劃了一出鬧劇，目的很簡單，擺脫當前的不利局麵。
1976年10月26日，特蘭斯凱黑人家園宣布“獨立”。從表麵上看，特蘭斯凱正式成為一個國家，而且具備獨立國家所有的標誌：國旗、國歌、國徽、政府、國會、主權，等等。而事實上，它隻是一個怪胎。
特蘭斯凱南臨印度洋，北臨萊索托，原是南非東開普省的一個地區。這裏屬溫帶海洋性氣候，常年多雨，氣溫適宜，草地繁茂，馬牛成群。然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卻很貧困。由於長期的種族歧視政策，這裏的經濟發展落後，工業化毫無起色，大部分資金依靠南非供給，在農業方麵，糧食主要依靠從南非進口。最為關鍵的是，有超過50萬的特蘭斯凱人在南非工作。
實際上，這僅僅是一出鬧劇，是南非白人政府策劃很久的一個陰謀，即黑人家園理論——將種族隔離製度從政治上徹底實施開來，是針對南非班圖人的一個陰謀。
事實上，早在1947年，南非白人政府就提出了種族隔離是解決種族衝突問題的“最為科學和理想的方法”，並組成了所謂的南非種族問題委員會，委員會建議將南非聯邦分成四大類居民——歐洲人、混血種人、印度人和非洲人，提出各自建立居民區。目的是保持“種族純潔”，保證歐洲人不被同化，每一種族能夠保持自己的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
之後不久，南非種族問題委員會又進一步提出了種族隔離理論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黑人家園理論。這一理論的主要內容是針對數量龐大的班圖人，班圖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固定的土地，但行動範圍受到一定的限製，進入其他地區隻屬於提供勞務性質，而這也是班圖人進入其他地區的主要理由。言下之意，班圖人在保留地以外沒有經濟財產，也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緊接著，南非種族問題委員會又發布報告，提出了班圖斯坦的規劃——歐洲人與非洲人的地域界限是消除種族衝突、保持種族關係和諧的唯一有效途徑。
根據這個規劃，南非當局絞盡腦汁，秘密開展了大量工作，終於在1976年宣布特蘭斯凱獨立。
針對這出鬧劇，曼德拉很早就表達過譴責，在1956年7月出版的《解放》雜誌上，曼德拉揭露班圖斯坦計劃的虛偽性。在文章中，曼德拉一針見血地指出，“建立和鞏固保留地製度的唯一目的是要使保留地的黑人居民大眾更缺乏土地並且讓他們終身貧困，另一個目的則是為南非當局提供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創造一支流動勞工大軍”。這樣，南非當局有足夠的借口對這些黑人居民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在需要勞動力的時候，即讓他們居住在臨時工棚裏，不需要時就將他們送回保留地內。
這篇文章在當時引起不小的轟動，甚至一度引發班圖人的遊行抗議。在1959年南非當局頒布《促進班圖自治法案》後，曼德拉再次撰文指責當局的這一欺騙行為，他從政治和經濟的雙重角度，指責南非當局卑鄙的伎倆。
1976年的索韋托鎮慘案發生後，麵對內外的輿論指責，南非當局再次祭出這出醜劇，作為遮羞布。
特蘭斯凱獨立，這不僅僅意味著黑人和白人的隔離，也是黑人與黑人的隔離。這表現在南非當局在特蘭斯凱培植了一個合法的代理機構，作為繼續統治黑人的代理人。在特蘭斯凱獨立的整個過程中，都是南非當局在一手策劃，各級官員的任命由南非當局一手操縱。
另外，獨立的特蘭斯凱將無權幹涉南非的其他事務，而長久以來，特蘭斯凱是黑人解放運動的發源地，曼德拉、西蘇魯、奧利弗、溫妮等黑人都來自這一地區或者和這一地區淵源深厚，這意味著黑人解放運動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尷尬的非洲黑人
特蘭斯凱的這場鬧劇上演後，遭到了很多黑人的反對。
作為和曼德拉很有淵源的人，特蘭斯凱“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凱澤·馬坦齊馬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在前麵我們已經提到，凱澤和曼德拉的關係一直不錯，曾一起在海爾堡大學學習，而且也曾是曼德拉的情敵，他追求過溫妮。不過，此時的他稱得上是一個很有勢力的人物，尤其是政治手腕，非常毒辣。
凱澤的目標是恢複科薩人的民族性，他曾經公開宣揚自己的主張——沒有南部非洲的獨立，則非洲的獨立毫無意義。而特蘭斯凱的獨立就是南部非洲獨立的一部分。
很明顯，凱澤不是“白人政權的合作者”，也不屬於“漢奸”，他隻是在不經意間成為南非當局的一顆棋子，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想當然地為南非當局“服務”！
凱澤一直堅持認為，已經獨立的特蘭斯凱的國民在白人麵前的態度應該是自信的，沒必要覺得低人一等，例如他曾經理直氣壯地要求白人警察將他們與其他非洲黑人區別對待，因為他們是“特蘭斯凱公民”。
凱澤也曾經多次表示，特蘭斯凱國家屬於酋長及他們的人民，屬於高人一等的先進國家。特蘭斯凱有民主的政體和法律，且有自己的領土和公民。
凱澤在無形中成為南非當局的幕後推手，這讓很多人對他的態度模棱兩可，包括身在監獄的曼德拉。
對於原屬於特蘭斯凱地區的城市黑人和農村黑人，這種“獨立”使他們的分歧進一步加大，特別是公民身份問題。城市黑人最擔心的一點是他們將麵臨在南非共和國和特蘭斯凱國之間選擇某一國家的“國籍”。如果選擇南非共和國，他們會失去在特蘭斯凱的家園；如果選擇特蘭斯凱“國籍”，他們將失去作為南非共和國公民的某些法定權利。這是因為南非當局在計劃和實施黑人家園獨立方案時一再堅持，所有的黑人最終將成為某一個獨立的黑人家園的公民。這樣，所有與特蘭斯凱有曆史聯係的非洲人將自動失去他們的南非國籍而成為特蘭斯凱公民。
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南非當局和特蘭斯凱當局在這些問題上，也產生了一些爭論和分歧。最終，在1977年，雙方達成協議：居住在南非境內的特蘭斯凱公民必須在獨立後2年之內領取特蘭斯凱護照；在此期間必須持有南非的臨時居留證；所有的特蘭斯凱人在南非時必須遵守《通行證法》。
對於特蘭斯凱的“獨立”，世界輿論是什麽態度？強烈反對！
在非洲境內，很多非洲國家的領導人發表講話，譴責南非當局的這種“獨立”鬧劇，其中有毛裏塔尼亞、馬裏、讚比亞、布隆迪、突尼斯、加蓬、加納烏幹達、塞內加爾、紮伊爾等國家的最高領導人。
幾個國家在聯合聲明中指出，特蘭斯凱的“獨立”是對自決權原則的蔑視，是南非班圖斯坦化和南非卑鄙的種族隔離製度的具體化，並呼籲拒絕承認特蘭斯凱是獨立的國家，它隻是一個集中營，在那裏，人們由於膚色的緣故而被圈化在一起。
與此同時，聯合國大會也於1976年10月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一項決議，譴責被南非種族主義當局操縱的特蘭斯凱“獨立”的鬧劇，並呼籲各國拒絕承認特蘭斯凱國，禁止同它或班圖斯坦的一切聯係。
反獨立的英雄
南非當局的一意孤行，激起更多人的反抗。泛非主義者大會呼籲非洲人民開展武裝鬥爭，對南非當局進行打擊。1977年，南非本土的遊擊隊員和破壞者，開始了真正的武裝鬥爭。這些遊擊隊員和破壞者大多經過索韋托鎮戰火的洗禮，他們是青年一代中的佼佼者。
在這些勇敢的年輕人之中，有被南非當局判處死刑的奧蘭穀和被判18年監禁的托克歐·塞克斯威爾。尤其是後者，更是勇敢堅強，在接受法庭的審判時，他義正詞嚴，發表了一篇充滿獻身精神和必勝信念的演講：
我於1953年3月5日出生在索韋托。我家有6個小孩，我是第三個。我們家唯一幹活掙錢的是我父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他的祖國和理想而戰鬥。戰爭結束後他被約翰內斯堡總醫院“非歐洲人”部雇用，當了一名職員。
……
小時候，我的少年朋友與我境遇相同。我們生活在貧困之中，都經曆了白人強加於黑人的那種屈辱。我仍然記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餓著肚子上學……我記得貧困。我們看到牆上塗的標語：“釋放曼德拉和其他人。”我每天上學都要從這堵牆邊經過。
在鎮上住著很多前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我和他們交談，閱讀所有我能找到的材料，熟悉了它的理想和行動，這些理想是真正理智的和高度民主的，我也學習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曆史。當我在斯威士蘭讀書時，我遇見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成員，我的看法得到了證實。就這樣，我決定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
從根本上說，我從前是，現在也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但我被逼上了這個位置，覺得為了與針對我們的暴力作鬥爭，我們被迫自衛，沒有別的選擇。確實，我受訓使用武器和炸藥，我受訓的基礎是進行破壞，但這些破壞是針對機構而非個人。
有人認為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個國家的白人，這是一派胡言。非洲人國民大會是一個民族解放運動組織，它立誌於將所有的南非黑人和白人從種族恐懼、仇恨和壓迫下解放出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綱領性文件《自由憲章》為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個民主南非的理想。我們想成為南非方向設計的積極參與者。
很難相信，這是一名年僅24歲的年輕人在法庭上的演講，與他一起被判刑的還有12名年輕的愛國者。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索韋托暴動掀開了南非黑人解放運動嶄新的一頁。從此，南非的政治局勢再也沒有平靜過，白人種族主義統治開始陷入困境。
索韋托鎮慘案使南非當局處於國際輿論的漩渦中，在這種不利的局麵下，南非當局策劃了一出鬧劇，目的很簡單，擺脫當前的不利局麵。
1976年10月26日，特蘭斯凱黑人家園宣布“獨立”。從表麵上看，特蘭斯凱正式成為一個國家，而且具備獨立國家所有的標誌：國旗、國歌、國徽、政府、國會、主權，等等。而事實上，它隻是一個怪胎。
特蘭斯凱南臨印度洋，北臨萊索托，原是南非東開普省的一個地區。這裏屬溫帶海洋性氣候，常年多雨，氣溫適宜，草地繁茂，馬牛成群。然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卻很貧困。由於長期的種族歧視政策，這裏的經濟發展落後，工業化毫無起色，大部分資金依靠南非供給，在農業方麵，糧食主要依靠從南非進口。最為關鍵的是，有超過50萬的特蘭斯凱人在南非工作。
實際上，這僅僅是一出鬧劇，是南非白人政府策劃很久的一個陰謀，即黑人家園理論——將種族隔離製度從政治上徹底實施開來，是針對南非班圖人的一個陰謀。
事實上，早在1947年，南非白人政府就提出了種族隔離是解決種族衝突問題的“最為科學和理想的方法”，並組成了所謂的南非種族問題委員會，委員會建議將南非聯邦分成四大類居民——歐洲人、混血種人、印度人和非洲人，提出各自建立居民區。目的是保持“種族純潔”，保證歐洲人不被同化，每一種族能夠保持自己的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
之後不久，南非種族問題委員會又進一步提出了種族隔離理論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黑人家園理論。這一理論的主要內容是針對數量龐大的班圖人，班圖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固定的土地，但行動範圍受到一定的限製，進入其他地區隻屬於提供勞務性質，而這也是班圖人進入其他地區的主要理由。言下之意，班圖人在保留地以外沒有經濟財產，也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緊接著，南非種族問題委員會又發布報告，提出了班圖斯坦的規劃——歐洲人與非洲人的地域界限是消除種族衝突、保持種族關係和諧的唯一有效途徑。
根據這個規劃，南非當局絞盡腦汁，秘密開展了大量工作，終於在1976年宣布特蘭斯凱獨立。
針對這出鬧劇，曼德拉很早就表達過譴責，在1956年7月出版的《解放》雜誌上，曼德拉揭露班圖斯坦計劃的虛偽性。在文章中，曼德拉一針見血地指出，“建立和鞏固保留地製度的唯一目的是要使保留地的黑人居民大眾更缺乏土地並且讓他們終身貧困，另一個目的則是為南非當局提供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創造一支流動勞工大軍”。這樣，南非當局有足夠的借口對這些黑人居民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在需要勞動力的時候，即讓他們居住在臨時工棚裏，不需要時就將他們送回保留地內。
這篇文章在當時引起不小的轟動，甚至一度引發班圖人的遊行抗議。在1959年南非當局頒布《促進班圖自治法案》後，曼德拉再次撰文指責當局的這一欺騙行為，他從政治和經濟的雙重角度，指責南非當局卑鄙的伎倆。
1976年的索韋托鎮慘案發生後，麵對內外的輿論指責，南非當局再次祭出這出醜劇，作為遮羞布。
特蘭斯凱獨立，這不僅僅意味著黑人和白人的隔離，也是黑人與黑人的隔離。這表現在南非當局在特蘭斯凱培植了一個合法的代理機構，作為繼續統治黑人的代理人。在特蘭斯凱獨立的整個過程中，都是南非當局在一手策劃，各級官員的任命由南非當局一手操縱。
另外，獨立的特蘭斯凱將無權幹涉南非的其他事務，而長久以來，特蘭斯凱是黑人解放運動的發源地，曼德拉、西蘇魯、奧利弗、溫妮等黑人都來自這一地區或者和這一地區淵源深厚，這意味著黑人解放運動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尷尬的非洲黑人
特蘭斯凱的這場鬧劇上演後，遭到了很多黑人的反對。
作為和曼德拉很有淵源的人，特蘭斯凱“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凱澤·馬坦齊馬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在前麵我們已經提到，凱澤和曼德拉的關係一直不錯，曾一起在海爾堡大學學習，而且也曾是曼德拉的情敵，他追求過溫妮。不過，此時的他稱得上是一個很有勢力的人物，尤其是政治手腕，非常毒辣。
凱澤的目標是恢複科薩人的民族性，他曾經公開宣揚自己的主張——沒有南部非洲的獨立，則非洲的獨立毫無意義。而特蘭斯凱的獨立就是南部非洲獨立的一部分。
很明顯，凱澤不是“白人政權的合作者”，也不屬於“漢奸”，他隻是在不經意間成為南非當局的一顆棋子，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想當然地為南非當局“服務”！
凱澤一直堅持認為，已經獨立的特蘭斯凱的國民在白人麵前的態度應該是自信的，沒必要覺得低人一等，例如他曾經理直氣壯地要求白人警察將他們與其他非洲黑人區別對待，因為他們是“特蘭斯凱公民”。
凱澤也曾經多次表示，特蘭斯凱國家屬於酋長及他們的人民，屬於高人一等的先進國家。特蘭斯凱有民主的政體和法律，且有自己的領土和公民。
凱澤在無形中成為南非當局的幕後推手，這讓很多人對他的態度模棱兩可，包括身在監獄的曼德拉。
對於原屬於特蘭斯凱地區的城市黑人和農村黑人，這種“獨立”使他們的分歧進一步加大，特別是公民身份問題。城市黑人最擔心的一點是他們將麵臨在南非共和國和特蘭斯凱國之間選擇某一國家的“國籍”。如果選擇南非共和國，他們會失去在特蘭斯凱的家園；如果選擇特蘭斯凱“國籍”，他們將失去作為南非共和國公民的某些法定權利。這是因為南非當局在計劃和實施黑人家園獨立方案時一再堅持，所有的黑人最終將成為某一個獨立的黑人家園的公民。這樣，所有與特蘭斯凱有曆史聯係的非洲人將自動失去他們的南非國籍而成為特蘭斯凱公民。
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南非當局和特蘭斯凱當局在這些問題上，也產生了一些爭論和分歧。最終，在1977年，雙方達成協議：居住在南非境內的特蘭斯凱公民必須在獨立後2年之內領取特蘭斯凱護照；在此期間必須持有南非的臨時居留證；所有的特蘭斯凱人在南非時必須遵守《通行證法》。
對於特蘭斯凱的“獨立”，世界輿論是什麽態度？強烈反對！
在非洲境內，很多非洲國家的領導人發表講話，譴責南非當局的這種“獨立”鬧劇，其中有毛裏塔尼亞、馬裏、讚比亞、布隆迪、突尼斯、加蓬、加納烏幹達、塞內加爾、紮伊爾等國家的最高領導人。
幾個國家在聯合聲明中指出，特蘭斯凱的“獨立”是對自決權原則的蔑視，是南非班圖斯坦化和南非卑鄙的種族隔離製度的具體化，並呼籲拒絕承認特蘭斯凱是獨立的國家，它隻是一個集中營，在那裏，人們由於膚色的緣故而被圈化在一起。
與此同時，聯合國大會也於1976年10月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一項決議，譴責被南非種族主義當局操縱的特蘭斯凱“獨立”的鬧劇，並呼籲各國拒絕承認特蘭斯凱國，禁止同它或班圖斯坦的一切聯係。
反獨立的英雄
南非當局的一意孤行，激起更多人的反抗。泛非主義者大會呼籲非洲人民開展武裝鬥爭，對南非當局進行打擊。1977年，南非本土的遊擊隊員和破壞者，開始了真正的武裝鬥爭。這些遊擊隊員和破壞者大多經過索韋托鎮戰火的洗禮，他們是青年一代中的佼佼者。
在這些勇敢的年輕人之中，有被南非當局判處死刑的奧蘭穀和被判18年監禁的托克歐·塞克斯威爾。尤其是後者，更是勇敢堅強，在接受法庭的審判時，他義正詞嚴，發表了一篇充滿獻身精神和必勝信念的演講：
我於1953年3月5日出生在索韋托。我家有6個小孩，我是第三個。我們家唯一幹活掙錢的是我父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他的祖國和理想而戰鬥。戰爭結束後他被約翰內斯堡總醫院“非歐洲人”部雇用，當了一名職員。
……
小時候，我的少年朋友與我境遇相同。我們生活在貧困之中，都經曆了白人強加於黑人的那種屈辱。我仍然記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餓著肚子上學……我記得貧困。我們看到牆上塗的標語：“釋放曼德拉和其他人。”我每天上學都要從這堵牆邊經過。
在鎮上住著很多前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我和他們交談，閱讀所有我能找到的材料，熟悉了它的理想和行動，這些理想是真正理智的和高度民主的，我也學習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曆史。當我在斯威士蘭讀書時，我遇見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成員，我的看法得到了證實。就這樣，我決定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
從根本上說，我從前是，現在也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但我被逼上了這個位置，覺得為了與針對我們的暴力作鬥爭，我們被迫自衛，沒有別的選擇。確實，我受訓使用武器和炸藥，我受訓的基礎是進行破壞，但這些破壞是針對機構而非個人。
有人認為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個國家的白人，這是一派胡言。非洲人國民大會是一個民族解放運動組織，它立誌於將所有的南非黑人和白人從種族恐懼、仇恨和壓迫下解放出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綱領性文件《自由憲章》為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個民主南非的理想。我們想成為南非方向設計的積極參與者。
很難相信，這是一名年僅24歲的年輕人在法庭上的演講，與他一起被判刑的還有12名年輕的愛國者。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索韋托暴動掀開了南非黑人解放運動嶄新的一頁。從此，南非的政治局勢再也沒有平靜過，白人種族主義統治開始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