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道家學說的全盛及其影響
漢初在武帝前的六七十年是道家思想的全盛時代，帝國的政治和經濟都受它深刻的影響。
為什麽道家會在這時有這麽大的勢力呢？
道家學說的開始廣布是在戰國末年。接著從秦始皇到漢高祖的一個時期的曆史恰好是道家學說最好的注腳，好像是特為馬上證實道家的教訓而設的。老子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秦朝就是法令滋章而結果盜賊多有。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秦朝就是以死懼民而弄到民不畏死。老子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秦始皇和楚項羽就都以飄風驟雨的武功震撼一世，而他們所造成的勢力都不終朝日。老子說：“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秦始皇就是最“有為”的，而轉眼間秦朝敗亡；項羽就是一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的堅執者，終於連頭顱也失掉。老子說：“柔弱勝剛強。”劉邦就是以柔弱勝項羽至剛至強。老子說“自勝者強”，劉邦的強處就在能“自勝”。他本來是一個“酒色財氣”的人，但入了鹹陽之後，因群臣的勸諫，竟能“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並且對項羽低首下心。老子說：“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劉邦所以成帝業的陰謀，大抵類此。他始則裝聾作聵，聽項羽為所欲為；繼則側擊旁敲，力避和他正麵衝突；終於一舉把他殲滅。他始則棄關中給項羽的部將，並且於入漢中後，燒毀棧道，示無還心；繼則棄關東給韓信英布，以樹項羽的死敵；而終於席卷天下。像這樣的例，這裏還不能盡舉。道家的學說在戰國末年既已流行，始皇的焚書，並不能把簡短精警的五千言從學人的記憶中毀去。他們當戰事平息，痛定思痛之際，把這五千言細加回味，怎能不警覺它是一部天發的神讖。況且當時朝野上下都是鋒鏑餘生，勞極思息；道家“清靜無為”的政策正是合口的味，而且是對症的藥。我們若注意，當第一次歐洲大戰後，於道家學說素無曆史因緣而且隻能從譯本中得到蒙矓認識的德國青年，尚且會對老子發生狂熱的崇拜，一時《道德經》的譯本有十餘種（連解釋的書共有四五十種）之多，便知漢初黃老思想之成為支配的勢力是事有必至的了。
第一個黃老思想之有力的提倡者，是高祖的功臣曹參。他做齊國的丞相時，聽得膠西有一位蓋公，精通黃老學說，就用厚幣請了來，把自己的正房讓給他住，常去請教；果然任職九年，人民安集，時稱賢相。後來漢丞相蕭何死了，曹參被調去繼任。他一切遵照舊規，把好出風頭的屬員都免了職，換用了樸訥的人。他自己天天飲酒，無所事事，有人想勸他做點事，他等那人來時就請他喝酒，那人正想說話時，便敬上一杯，直灌到醉了，那些人終沒有說話的機會。丞相府的後園，靠近府吏的宿舍，他們常常飲酒，呼叫和歌唱的聲音鬧得人不得安靜。府吏討厭了，請丞相去遊園，讓他聽聽那種聲音，好加以製止；哪知他反在園中擺起酒來，一樣的呼叫和歌唱，竟同隔牆的吏人們相應答。繼曹參的漢相是另一個高帝的功臣陳平。他雖然不像曹參一般裝懶，也是一個黃老信徒。第二個黃老思想有力的提倡者是文帝的皇後竇氏。她自己愛好《老子》不用說，並且令太子和外家的子弟都得讀這書。有一次她向一位儒生問及這書，那儒生不識好歹，批評了一句，她便大怒，罰他到獸圈裏打野豬，幸虧景帝暗地給了一把特別快的刀，他才不致喪命。她在朝廷中，供養了一位精通黃老學說的處士王生。有一次公卿大會，王生也在場，襪帶解了，回頭瞧著廷尉（最高執法官）張釋之道：“給我結襪！”釋之跪著給他結了。後來王生解釋道，“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為）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事在景帝時）一位黃老大師的青睞，能增重公卿的聲價，則當時道家地位可想而知了。
文帝對於黃老學說的熱心，雖不及他的皇後，但他一生行事，確是守著道家的“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為天下先”。他慈，他廢除“收孥相坐”（罪及家屬）的律令；廢除“誹謗言之罪”；廢除“肉刑”（殘毀人體的刑）；廢除“秘祝”？（掌移過於臣下的巫祝）。他首頒養老令，每月以米和酒肉賜給八十歲以上的人；他甚至把人民的田地賦完全免掉（後景帝時恢複）。他儉，他身穿厚繒，有時著草鞋上殿；他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帷帳無文繡。有次他想造一座露台，匠人估價需百金，他便道這是中人十家之產，停止不造。他不肯為天下先，所以一任北邊的烽火，直逼到甘泉；所以釀成淮南王長、濟北王興居的叛變；所以養成吳王濞的跋扈，為日後七國之亂的張本。他的一朝，隻有消極的改革，沒有積極的興建；隻有保守，沒有進取；隻有對人民增加放任，沒有增加幹涉。不獨他的一朝，整個漢初的六七十年也大抵如此。
但漢初，尤其是文帝時代，黃老思想之最重要的影響，還在經濟方麵。自從春秋以來，交通日漸進步，商業日漸發達，貿遷的範圍日漸擴張，資本的聚集，日漸雄厚，“素封之家”（素封者，謂無封君之名，而有封君之富），日漸增多，商人階級在社會日占勢力。戰國時一部分的儒家（如荀子）和法家（如商鞅韓非）對這新興的階級，都主張加以嚴厲的製裁；儒家從道德的觀點，痛惡他們居奇壟斷，括削農民；法家從政治的觀點，痛惡他們不戰不耕，減損國力。商鞅治秦，按照軍功限製人民私有田土奴婢的數量和服飾居室的享用。這是對於商人的一大打擊。但他這政策後來被持續到什麽程度，還是問題。始皇曾給一個擅利丹穴的富孀築女懷清台，又使牧畜大王烏氏倮歲時奉朝請，同於封君；他和大資本家是講過交道的。但至少在滅六國後，他對於一般商人是采用法家的方略，他在琅琊刻石中的自豪語之一是“重農抑末”。在兵役法上，他使商人和犯罪的官吏同被盡先征發。秦漢之際的大亂，對於資本家，與其說是摧殘，毋寧說是解放；因為富人逃生，照例比貧民容易；而勾結將吏，趁火打劫，尤其是亂世資本家的慣技，這是最值得注意的事。高帝登極後第三年（前199年）便下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罽，操兵，乘（車），騎馬（高帝又嚐規定商人納加倍的“算”賦，商人及其子孫不得為官吏，史不詳在何年，當去此令不久或與同時）。假如大亂之後，富商大賈所餘不多，則這樣的詔令根本沒有意義，決不會出現的。此時此令，表示連純駟馬車也坐不起的新興統治階級，對於在革命曆程中屹立如山的“素封之家”，不免羨極生妒了。高帝此令在商人中間必然惹起很大的忿激。所以過後兩年代相陳豨作反，手下的將帥全是商人。但高帝死後不幾年，道家放任主義的潮流便把他的抑商政策壓倒。關於商人服用之種種屈辱的限製給惠帝撤銷了。“市井子孫，不得宦官為吏”的禁令，雖在文景之世猶存，恐亦漸漸地有名無實，在武帝即位之初，十三歲為侍中，後來給武帝主持新經濟政策的桑弘羊便是洛陽賈人子。道家放任主義，在經濟上之重要的實施莫如文帝五年的取消“盜鑄錢令”（此禁令至景帝中元六十年始恢複）。於是富商大賈，人人可以自開“造幣廠”，利用奴隸和賤值的傭工，入山采銅，無限製的把資本擴大。結果造成金融界的大混亂，通貨膨脹，物價飛騰，人民和政府均受其害。
漢朝統一中國後，一方麵廢除舊日關口和橋梁的通過稅，一方麵開放山澤，聽人民墾殖；這給工商業以一個空前的發展機會。而自戰國晚期至西漢上半期是牛耕逐漸推行的時代。農村中給牛替代了的剩餘人口，總有一部分向都市宣泄；這又是工商業發展之一種新的原動力。此諸因緣加以政府的放任，使漢初六七十年間的工商業達到一個階級，為此後直至“海通”以前我國工商業在質的方麵大致沒有超出過的。這時期工商界的狀況，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裏有很好的描寫，據他的估計，是時通都大邑至少有三十幾種企業，各在一定的規模內，可以使企業家每年的收入比得上食邑千戶的封君（每戶年收 二百錢），計：
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藳千車，船長千丈（諸船積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輛，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鬥，蘖曲鹽豉千荅。鮐千斤，鯫千石，鮑千均，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
富商往往同時是大地主，“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或抽歲收千分之五的田租。他們的生活，據晁錯所說是“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裏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據賈誼說，“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的黼繡，古時天子所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
這時期先後產生了兩項製度，無形中使富人成了一種特權階級。一是買爵贖罪製，始於惠帝時。其製，人民出若幹代價（初定錢六萬，後有增減），買爵若幹級，使得免死刑。於是有了錢的人，簡直殺人不用償命。二是“買複”製，始於文帝時。其製，人民納粟若幹（初定四千石），買爵若幹級。便免終身的徭役。漢民的徭役有三種（應役的年限，有些時是從二十三歲到五十六歲，有些時是從二十歲起），一是充“更卒”，就是到本郡或本縣或諸侯王府裏服役，為期每年一月；但人民可以每次出錢三百替代謂之“過更”。其次是充“正卒”，即服兵役。為期兩年，第一年在京師或諸侯王府充衛士；第二年在郡國充材官，騎士（在廬江潯陽會稽等處則充樓船兵），在這期內習射禦騎馳戰陣。其次是戌邊，每丁為期一年。除了在北方，邊郡的人民不得“買複”外；在其他的地方，上說三種徭役，富人都可以免掉。
當時的儒者，本著儒家思想，對於驕奢的商賈自然主張製裁的。賈誼便是一例。他說，商賈剝蝕農民的結果，“饑寒切於民之肌膚。……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這裏泄露一個重要的消息，當時得勢的黃老派學者無形中竟成了商賈階級的辯護士（司馬遷推崇道家，而亦主張對商人放任。故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可為旁證）。這卻不是因為他們拜金，或受了商人的津貼。道家要一切聽任自然，富賈大商的興起，並非由於任何預定的計劃，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的現象，道家自然不主張幹涉了。他們從沒有夢想到人類可以控製自然而得到幸福。“清靜無為”之教結果成了大腹賈的護身符！這誠非以少私寡欲為教的老聃所能夢想得到。但事實確是如此滑稽。
但到了黃老學說成為大腹賈的護身符時，黃老的勢力就快到末日了。 第二節儒家的正統地位之確立
儒家在漢朝成立之初，本已開始嶄露頭角。高帝的“從龍之彥”，固然多數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無賴，但其中也頗有些知識分子。單講儒者就有曾著《新語》十一篇，時常強聒給高帝講說《詩》《書》的陸賈；有曾為秦博士，率領弟子百餘人降漢的叔孫通；而高帝的少弟劉交（被封為楚王），乃是荀卿的再傳弟子，《詩》學的名家。高帝即位後，叔孫通奉命和他的弟子，並招魯國儒生三十多人，共同製作朝儀。先時，群臣都不懂什麽君臣的禮節，他們在殿上會飲，往往爭論功勞；醉了，就大叫起來，拔劍砍柱。朝儀既定，適值新年，長樂宮也正落成，群臣都到那邊朝賀。天剛亮，他們按著等級，一班班的被謁者引進殿門，那是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車騎，陳設了兵器，升了旗幟。殿上傳一聲“趨！”殿下的郎中們數百人就夾侍在階陛的兩旁；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都向東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於是皇帝坐了輦車出房，百官傳呼警衛；從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員依了次序奉賀，他們沒一個不肅敬震恐的。到行禮完畢，又在殿上置酒，他們都低著頭飲酒，沒有一個敢喧嘩失禮的。斟酒到第九次，謁者高唱“罷酒”，他們都肅靜地退出。高帝歎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貴呢！”於是拜叔孫通為太常（掌宗廟禮儀，諸博士即在其屬下，故亦名太常博士），賜金五百斤。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話下。高帝本來輕蔑儒者，初起兵時，有人戴了儒冠來見，總要把解下來，撒一泡尿在裏邊。但經過這回教訓，他對於儒者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後來他行經魯國境，竟以太牢祀孔子。
高帝死後，儒家在朝中一點勢力的萌芽，雖然給道家壓倒，但在文景兩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頗不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詩》、《春秋》、《論語》、《孟子》、《爾雅》等。而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間獻王德皆提倡儒術，和朝廷之尊崇黃老，相映成趣。元王好《詩》，令諸子皆讀《詩》；並拜舊同學申公等三位名儒為中大丈。獻王興修禮樂，征集儒籍，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謹守儒規。山東的儒者多跟隨著他。
武帝為太子時的少傅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薰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時，輔政的丞相竇嬰（竇太皇太後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術；他們推薦了王臧為郎中令——掌宿宮殿門戶的近臣，又推薦了王臧的同學趙綰為禦史大夫。在這班儒家信徒的慫恿之下，武帝於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詔丞相、禦史大夫、列侯、諸侯王相等薦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來朝廷應試。這次征舉的意思無疑地是要網羅儒家的人才。廣川大儒董仲舒在這次廷試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總結道：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同時丞相衛綰也奏道：
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這奏給武帝批準了。衛綰不敢指斥黃老，因為竇太皇太後的勢力仍在，但仲舒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則把黃老也包括在內了。當文景時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經》及“諸子百家”的均有。經董、衛的建議，武帝後來把不是治儒家《五經》的博士，一概罷黜了，這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的事。
武帝又聽王臧、趙綰的話，把申公用“安車蒲輪”招請了來，準備做一番製禮作樂的大事業，和舉行一些當時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儀式。
儒家的張皇生事已夠使竇老太太生氣的了。更兼田蚡等，把竇氏宗室中無行的人，除了貴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長安的列侯各歸本國——住在長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公主，不是竇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孫婿，都向她訴怨。建元二年，趙綰又請武帝此後不要向竇氏後奏事。她忍無可忍，便找尋了趙綰、王臧的一些過失，迫得武帝把他們下獄，結果他們自殺。同時竇嬰、田蚡也被免職，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但過了四年，竇老太太壽終內寢，田蚡起為丞相。儒家終底抬頭而且從此穩坐了我國思想史中正統的寶座。
儒家之成為正統也是事有必至的。要鞏固大帝國的統治權非統一思想不可，董仲舒已說得非常透徹。但拿什麽做統一的標準呢？先秦的顯學不外儒墨道法。墨家太質樸，太刻苦了，和當時以養尊處優為天賦權利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協。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來國策的基礎，秦始皇更把他的方術推行到“毫發無遺憾”。正唯如此，秦朝曇花般的壽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後永負惡名。賈誼在《過秦論》裏，以“繁刑嚴誅，吏治刻深”為秦的一大罪狀。這充分地代表了漢初的輿論。墨、法既然都沒有被抬舉的可能，剩下的隻有儒、道了。道家雖曾煊赫一時，但那隻是大騷亂後的反動。它在大眾（尤其是從下層社會起來的統治階級）的意識裏是沒有基礎的，儒家卻有之。大部分傳統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弟忠節的道德，雖經春秋戰國的變局，並沒有根本動搖，仍為大眾的良心所倚托。道家對於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輕視；但儒家對之，非積極擁護，便消極包容。和大眾的意識相冰炭的思想係統是斷難久據要津的。況且道家放任無為的政策，對於大帝國組織的鞏固是無益而有損的。這種政策經文帝一朝的實驗，流弊已不可掩。無論如何，在外族窺邊，豪強亂法，而國力既充，百廢待舉的局麵之下，“清靜無為”的教訓自然失卻號召力。代道家而興的自非儒家莫屬。 第三節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響
武帝雖然推崇儒家，卻不是一個儒家的忠實信徒。他所最得力的人物，不是矩範一代的真儒董仲舒（仲舒應舉後，即出為江都相，終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學阿世”的偽儒公孫弘（雖然弘位至丞相）；而是“以峻文決理著”；“以鷹隼擊殺顯”的酷吏義縱、王溫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括能手桑弘羊、孔僅等。在廟謨國計的大節上，他受儒家的影響甚小，儒家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他卻傾全國的力量去開邊，他對匈奴的積極政策，董仲舒是曾婉諫過的。儒家說，“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他的朝廷卻“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輸、平準和鹽鐵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謂：“與民爭利業”，違反“天理”的。
不過除了形式上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外，武帝也著實做了幾件使當時儒者喝采的事。
（一）是“受命”改製的實現，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自戰國末年以來已成了普遍的信仰，在漢初，這一派思想已完全給儒家吸收了過來，成了儒家的產業。秦朝倒了，新興的漢朝應當屬於什麽德呢？當初高帝入關，見秦有青、黃、赤、白帝四個神祗的祠，卻沒有黑帝，便以黑帝自居。在五行中說黑是和水相配的，高帝遂以為漢朝繼承了秦的水德，正朔服色等和“德”有關的製度，一仍舊貫。這倒是百忙中省事的辦法。賈誼卻以為漢革秦命，應當屬於克水的土德，提議改正朔，易服色，並於禮樂，政製，官名有一番興革，親自草具方案。在當時的儒者看來，這種改革是新朝接受天命的表示，不可缺的大典。賈誼把草具的方案奏上文帝，但在道家“無為”主義的勢力之下，未得施行。這方案的內容現在隻知道“色尚黃，數用五”，這兩點都給武帝采用了。為著“改正朔”武帝又征集民間治曆者凡十八派，二十餘人，互相考較，終於采用渾天家（渾天家是想象天渾圓如雞子，地是雞子中黃，天空半覆地上，半繞地下的。）落下閎等的測算，製定“太初曆”。這曆法的內容，詳在漢書律曆誌。這裏單表它的兩個要點。以前沿用的秦曆以一年的長度為日，現在以一年的長度日，較精密得多。秦曆“建亥”，現在改用“建寅”。這句話得加解釋，古人以冬至所在月為子，次月為醜，餘類推；建寅就是以寅月（冬至後第二個月）為歲首，餘類推。相傳夏曆建寅，殷曆建醜，胡曆建子。孔子主張“行夏之時”。太初曆建寅（後來直至民國前相沿不改）就是實行孔子的話。
（二）是商人的裁抑。除了特別增加商人的捐稅外，（詳前章）武帝又規定商人不得“名田”（即置田為產業）。“告緡令”（詳前章）施行後，據說中產以上的商人大抵破家。
董仲舒曾對武帝建議裁抑富豪和救濟農民的辦法，他說道：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製，除井田，民得賣買（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製，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專，裏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複為正（卒）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居名田（謂限製人民私有田地的數量），以贍不足，塞兼並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廢除奴婢製度），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這是第一次學者為農民向政府請命，這是封建製度消滅後農民生活的血史第一次被人用血寫出。這血史並沒有引起好大喜功的武帝多大的同情。但他禁商人名田的法令，似乎是受董仲舒“限民名田”的建議的影響。
（三）是教育的推廣。在西周及春秋時代，王室和列國已有類似學校的機關，但隻收貴族子弟。孟子“設為庠序”以教平民的理想，至武帝方始實現。先時秦朝以來的太常博士，本各領有弟子；但博士弟子的選擇和任用，還沒有定製，而他們各就博士家受業，也沒有共同的校舍。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獻議“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後來武帝便於長安城外給博士弟子建築校舍，名叫“太學”；規定博士弟子名額五十，由“太常擇民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充當。這些正式弟子之外，又增設跟博士“受業如弟子”的旁聽生（無定額），由郡國縣官擇“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裏，出入不悖”的少年充當。正式弟子和旁聽生均每年考試一次，合格的按等第任用。於太常外，武帝又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但這詔令實行到什麽程度現在無從得知。先是，景帝末，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市中設立學校，招各縣子弟入學；學生免除徭役，卒業的按成績差使；平常治事，每選高材生在旁聽遣，出行則帶著他們，讓傳達教令。縣邑人民見了這些學生都欽羨不置，爭著送子弟入學。這是我國地方公立學校的創始。
漢初在武帝前的六七十年是道家思想的全盛時代，帝國的政治和經濟都受它深刻的影響。
為什麽道家會在這時有這麽大的勢力呢？
道家學說的開始廣布是在戰國末年。接著從秦始皇到漢高祖的一個時期的曆史恰好是道家學說最好的注腳，好像是特為馬上證實道家的教訓而設的。老子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秦朝就是法令滋章而結果盜賊多有。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秦朝就是以死懼民而弄到民不畏死。老子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秦始皇和楚項羽就都以飄風驟雨的武功震撼一世，而他們所造成的勢力都不終朝日。老子說：“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秦始皇就是最“有為”的，而轉眼間秦朝敗亡；項羽就是一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的堅執者，終於連頭顱也失掉。老子說：“柔弱勝剛強。”劉邦就是以柔弱勝項羽至剛至強。老子說“自勝者強”，劉邦的強處就在能“自勝”。他本來是一個“酒色財氣”的人，但入了鹹陽之後，因群臣的勸諫，竟能“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並且對項羽低首下心。老子說：“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劉邦所以成帝業的陰謀，大抵類此。他始則裝聾作聵，聽項羽為所欲為；繼則側擊旁敲，力避和他正麵衝突；終於一舉把他殲滅。他始則棄關中給項羽的部將，並且於入漢中後，燒毀棧道，示無還心；繼則棄關東給韓信英布，以樹項羽的死敵；而終於席卷天下。像這樣的例，這裏還不能盡舉。道家的學說在戰國末年既已流行，始皇的焚書，並不能把簡短精警的五千言從學人的記憶中毀去。他們當戰事平息，痛定思痛之際，把這五千言細加回味，怎能不警覺它是一部天發的神讖。況且當時朝野上下都是鋒鏑餘生，勞極思息；道家“清靜無為”的政策正是合口的味，而且是對症的藥。我們若注意，當第一次歐洲大戰後，於道家學說素無曆史因緣而且隻能從譯本中得到蒙矓認識的德國青年，尚且會對老子發生狂熱的崇拜，一時《道德經》的譯本有十餘種（連解釋的書共有四五十種）之多，便知漢初黃老思想之成為支配的勢力是事有必至的了。
第一個黃老思想之有力的提倡者，是高祖的功臣曹參。他做齊國的丞相時，聽得膠西有一位蓋公，精通黃老學說，就用厚幣請了來，把自己的正房讓給他住，常去請教；果然任職九年，人民安集，時稱賢相。後來漢丞相蕭何死了，曹參被調去繼任。他一切遵照舊規，把好出風頭的屬員都免了職，換用了樸訥的人。他自己天天飲酒，無所事事，有人想勸他做點事，他等那人來時就請他喝酒，那人正想說話時，便敬上一杯，直灌到醉了，那些人終沒有說話的機會。丞相府的後園，靠近府吏的宿舍，他們常常飲酒，呼叫和歌唱的聲音鬧得人不得安靜。府吏討厭了，請丞相去遊園，讓他聽聽那種聲音，好加以製止；哪知他反在園中擺起酒來，一樣的呼叫和歌唱，竟同隔牆的吏人們相應答。繼曹參的漢相是另一個高帝的功臣陳平。他雖然不像曹參一般裝懶，也是一個黃老信徒。第二個黃老思想有力的提倡者是文帝的皇後竇氏。她自己愛好《老子》不用說，並且令太子和外家的子弟都得讀這書。有一次她向一位儒生問及這書，那儒生不識好歹，批評了一句，她便大怒，罰他到獸圈裏打野豬，幸虧景帝暗地給了一把特別快的刀，他才不致喪命。她在朝廷中，供養了一位精通黃老學說的處士王生。有一次公卿大會，王生也在場，襪帶解了，回頭瞧著廷尉（最高執法官）張釋之道：“給我結襪！”釋之跪著給他結了。後來王生解釋道，“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為）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事在景帝時）一位黃老大師的青睞，能增重公卿的聲價，則當時道家地位可想而知了。
文帝對於黃老學說的熱心，雖不及他的皇後，但他一生行事，確是守著道家的“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為天下先”。他慈，他廢除“收孥相坐”（罪及家屬）的律令；廢除“誹謗言之罪”；廢除“肉刑”（殘毀人體的刑）；廢除“秘祝”？（掌移過於臣下的巫祝）。他首頒養老令，每月以米和酒肉賜給八十歲以上的人；他甚至把人民的田地賦完全免掉（後景帝時恢複）。他儉，他身穿厚繒，有時著草鞋上殿；他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帷帳無文繡。有次他想造一座露台，匠人估價需百金，他便道這是中人十家之產，停止不造。他不肯為天下先，所以一任北邊的烽火，直逼到甘泉；所以釀成淮南王長、濟北王興居的叛變；所以養成吳王濞的跋扈，為日後七國之亂的張本。他的一朝，隻有消極的改革，沒有積極的興建；隻有保守，沒有進取；隻有對人民增加放任，沒有增加幹涉。不獨他的一朝，整個漢初的六七十年也大抵如此。
但漢初，尤其是文帝時代，黃老思想之最重要的影響，還在經濟方麵。自從春秋以來，交通日漸進步，商業日漸發達，貿遷的範圍日漸擴張，資本的聚集，日漸雄厚，“素封之家”（素封者，謂無封君之名，而有封君之富），日漸增多，商人階級在社會日占勢力。戰國時一部分的儒家（如荀子）和法家（如商鞅韓非）對這新興的階級，都主張加以嚴厲的製裁；儒家從道德的觀點，痛惡他們居奇壟斷，括削農民；法家從政治的觀點，痛惡他們不戰不耕，減損國力。商鞅治秦，按照軍功限製人民私有田土奴婢的數量和服飾居室的享用。這是對於商人的一大打擊。但他這政策後來被持續到什麽程度，還是問題。始皇曾給一個擅利丹穴的富孀築女懷清台，又使牧畜大王烏氏倮歲時奉朝請，同於封君；他和大資本家是講過交道的。但至少在滅六國後，他對於一般商人是采用法家的方略，他在琅琊刻石中的自豪語之一是“重農抑末”。在兵役法上，他使商人和犯罪的官吏同被盡先征發。秦漢之際的大亂，對於資本家，與其說是摧殘，毋寧說是解放；因為富人逃生，照例比貧民容易；而勾結將吏，趁火打劫，尤其是亂世資本家的慣技，這是最值得注意的事。高帝登極後第三年（前199年）便下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罽，操兵，乘（車），騎馬（高帝又嚐規定商人納加倍的“算”賦，商人及其子孫不得為官吏，史不詳在何年，當去此令不久或與同時）。假如大亂之後，富商大賈所餘不多，則這樣的詔令根本沒有意義，決不會出現的。此時此令，表示連純駟馬車也坐不起的新興統治階級，對於在革命曆程中屹立如山的“素封之家”，不免羨極生妒了。高帝此令在商人中間必然惹起很大的忿激。所以過後兩年代相陳豨作反，手下的將帥全是商人。但高帝死後不幾年，道家放任主義的潮流便把他的抑商政策壓倒。關於商人服用之種種屈辱的限製給惠帝撤銷了。“市井子孫，不得宦官為吏”的禁令，雖在文景之世猶存，恐亦漸漸地有名無實，在武帝即位之初，十三歲為侍中，後來給武帝主持新經濟政策的桑弘羊便是洛陽賈人子。道家放任主義，在經濟上之重要的實施莫如文帝五年的取消“盜鑄錢令”（此禁令至景帝中元六十年始恢複）。於是富商大賈，人人可以自開“造幣廠”，利用奴隸和賤值的傭工，入山采銅，無限製的把資本擴大。結果造成金融界的大混亂，通貨膨脹，物價飛騰，人民和政府均受其害。
漢朝統一中國後，一方麵廢除舊日關口和橋梁的通過稅，一方麵開放山澤，聽人民墾殖；這給工商業以一個空前的發展機會。而自戰國晚期至西漢上半期是牛耕逐漸推行的時代。農村中給牛替代了的剩餘人口，總有一部分向都市宣泄；這又是工商業發展之一種新的原動力。此諸因緣加以政府的放任，使漢初六七十年間的工商業達到一個階級，為此後直至“海通”以前我國工商業在質的方麵大致沒有超出過的。這時期工商界的狀況，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裏有很好的描寫，據他的估計，是時通都大邑至少有三十幾種企業，各在一定的規模內，可以使企業家每年的收入比得上食邑千戶的封君（每戶年收 二百錢），計：
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藳千車，船長千丈（諸船積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輛，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鬥，蘖曲鹽豉千荅。鮐千斤，鯫千石，鮑千均，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
富商往往同時是大地主，“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或抽歲收千分之五的田租。他們的生活，據晁錯所說是“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裏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據賈誼說，“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的黼繡，古時天子所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
這時期先後產生了兩項製度，無形中使富人成了一種特權階級。一是買爵贖罪製，始於惠帝時。其製，人民出若幹代價（初定錢六萬，後有增減），買爵若幹級，使得免死刑。於是有了錢的人，簡直殺人不用償命。二是“買複”製，始於文帝時。其製，人民納粟若幹（初定四千石），買爵若幹級。便免終身的徭役。漢民的徭役有三種（應役的年限，有些時是從二十三歲到五十六歲，有些時是從二十歲起），一是充“更卒”，就是到本郡或本縣或諸侯王府裏服役，為期每年一月；但人民可以每次出錢三百替代謂之“過更”。其次是充“正卒”，即服兵役。為期兩年，第一年在京師或諸侯王府充衛士；第二年在郡國充材官，騎士（在廬江潯陽會稽等處則充樓船兵），在這期內習射禦騎馳戰陣。其次是戌邊，每丁為期一年。除了在北方，邊郡的人民不得“買複”外；在其他的地方，上說三種徭役，富人都可以免掉。
當時的儒者，本著儒家思想，對於驕奢的商賈自然主張製裁的。賈誼便是一例。他說，商賈剝蝕農民的結果，“饑寒切於民之肌膚。……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這裏泄露一個重要的消息，當時得勢的黃老派學者無形中竟成了商賈階級的辯護士（司馬遷推崇道家，而亦主張對商人放任。故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可為旁證）。這卻不是因為他們拜金，或受了商人的津貼。道家要一切聽任自然，富賈大商的興起，並非由於任何預定的計劃，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的現象，道家自然不主張幹涉了。他們從沒有夢想到人類可以控製自然而得到幸福。“清靜無為”之教結果成了大腹賈的護身符！這誠非以少私寡欲為教的老聃所能夢想得到。但事實確是如此滑稽。
但到了黃老學說成為大腹賈的護身符時，黃老的勢力就快到末日了。 第二節儒家的正統地位之確立
儒家在漢朝成立之初，本已開始嶄露頭角。高帝的“從龍之彥”，固然多數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無賴，但其中也頗有些知識分子。單講儒者就有曾著《新語》十一篇，時常強聒給高帝講說《詩》《書》的陸賈；有曾為秦博士，率領弟子百餘人降漢的叔孫通；而高帝的少弟劉交（被封為楚王），乃是荀卿的再傳弟子，《詩》學的名家。高帝即位後，叔孫通奉命和他的弟子，並招魯國儒生三十多人，共同製作朝儀。先時，群臣都不懂什麽君臣的禮節，他們在殿上會飲，往往爭論功勞；醉了，就大叫起來，拔劍砍柱。朝儀既定，適值新年，長樂宮也正落成，群臣都到那邊朝賀。天剛亮，他們按著等級，一班班的被謁者引進殿門，那是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車騎，陳設了兵器，升了旗幟。殿上傳一聲“趨！”殿下的郎中們數百人就夾侍在階陛的兩旁；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都向東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於是皇帝坐了輦車出房，百官傳呼警衛；從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員依了次序奉賀，他們沒一個不肅敬震恐的。到行禮完畢，又在殿上置酒，他們都低著頭飲酒，沒有一個敢喧嘩失禮的。斟酒到第九次，謁者高唱“罷酒”，他們都肅靜地退出。高帝歎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貴呢！”於是拜叔孫通為太常（掌宗廟禮儀，諸博士即在其屬下，故亦名太常博士），賜金五百斤。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話下。高帝本來輕蔑儒者，初起兵時，有人戴了儒冠來見，總要把解下來，撒一泡尿在裏邊。但經過這回教訓，他對於儒者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後來他行經魯國境，竟以太牢祀孔子。
高帝死後，儒家在朝中一點勢力的萌芽，雖然給道家壓倒，但在文景兩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頗不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詩》、《春秋》、《論語》、《孟子》、《爾雅》等。而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間獻王德皆提倡儒術，和朝廷之尊崇黃老，相映成趣。元王好《詩》，令諸子皆讀《詩》；並拜舊同學申公等三位名儒為中大丈。獻王興修禮樂，征集儒籍，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謹守儒規。山東的儒者多跟隨著他。
武帝為太子時的少傅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薰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時，輔政的丞相竇嬰（竇太皇太後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術；他們推薦了王臧為郎中令——掌宿宮殿門戶的近臣，又推薦了王臧的同學趙綰為禦史大夫。在這班儒家信徒的慫恿之下，武帝於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詔丞相、禦史大夫、列侯、諸侯王相等薦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來朝廷應試。這次征舉的意思無疑地是要網羅儒家的人才。廣川大儒董仲舒在這次廷試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總結道：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同時丞相衛綰也奏道：
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這奏給武帝批準了。衛綰不敢指斥黃老，因為竇太皇太後的勢力仍在，但仲舒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則把黃老也包括在內了。當文景時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經》及“諸子百家”的均有。經董、衛的建議，武帝後來把不是治儒家《五經》的博士，一概罷黜了，這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的事。
武帝又聽王臧、趙綰的話，把申公用“安車蒲輪”招請了來，準備做一番製禮作樂的大事業，和舉行一些當時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儀式。
儒家的張皇生事已夠使竇老太太生氣的了。更兼田蚡等，把竇氏宗室中無行的人，除了貴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長安的列侯各歸本國——住在長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公主，不是竇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孫婿，都向她訴怨。建元二年，趙綰又請武帝此後不要向竇氏後奏事。她忍無可忍，便找尋了趙綰、王臧的一些過失，迫得武帝把他們下獄，結果他們自殺。同時竇嬰、田蚡也被免職，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但過了四年，竇老太太壽終內寢，田蚡起為丞相。儒家終底抬頭而且從此穩坐了我國思想史中正統的寶座。
儒家之成為正統也是事有必至的。要鞏固大帝國的統治權非統一思想不可，董仲舒已說得非常透徹。但拿什麽做統一的標準呢？先秦的顯學不外儒墨道法。墨家太質樸，太刻苦了，和當時以養尊處優為天賦權利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協。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來國策的基礎，秦始皇更把他的方術推行到“毫發無遺憾”。正唯如此，秦朝曇花般的壽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後永負惡名。賈誼在《過秦論》裏，以“繁刑嚴誅，吏治刻深”為秦的一大罪狀。這充分地代表了漢初的輿論。墨、法既然都沒有被抬舉的可能，剩下的隻有儒、道了。道家雖曾煊赫一時，但那隻是大騷亂後的反動。它在大眾（尤其是從下層社會起來的統治階級）的意識裏是沒有基礎的，儒家卻有之。大部分傳統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弟忠節的道德，雖經春秋戰國的變局，並沒有根本動搖，仍為大眾的良心所倚托。道家對於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輕視；但儒家對之，非積極擁護，便消極包容。和大眾的意識相冰炭的思想係統是斷難久據要津的。況且道家放任無為的政策，對於大帝國組織的鞏固是無益而有損的。這種政策經文帝一朝的實驗，流弊已不可掩。無論如何，在外族窺邊，豪強亂法，而國力既充，百廢待舉的局麵之下，“清靜無為”的教訓自然失卻號召力。代道家而興的自非儒家莫屬。 第三節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響
武帝雖然推崇儒家，卻不是一個儒家的忠實信徒。他所最得力的人物，不是矩範一代的真儒董仲舒（仲舒應舉後，即出為江都相，終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學阿世”的偽儒公孫弘（雖然弘位至丞相）；而是“以峻文決理著”；“以鷹隼擊殺顯”的酷吏義縱、王溫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括能手桑弘羊、孔僅等。在廟謨國計的大節上，他受儒家的影響甚小，儒家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他卻傾全國的力量去開邊，他對匈奴的積極政策，董仲舒是曾婉諫過的。儒家說，“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他的朝廷卻“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輸、平準和鹽鐵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謂：“與民爭利業”，違反“天理”的。
不過除了形式上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外，武帝也著實做了幾件使當時儒者喝采的事。
（一）是“受命”改製的實現，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自戰國末年以來已成了普遍的信仰，在漢初，這一派思想已完全給儒家吸收了過來，成了儒家的產業。秦朝倒了，新興的漢朝應當屬於什麽德呢？當初高帝入關，見秦有青、黃、赤、白帝四個神祗的祠，卻沒有黑帝，便以黑帝自居。在五行中說黑是和水相配的，高帝遂以為漢朝繼承了秦的水德，正朔服色等和“德”有關的製度，一仍舊貫。這倒是百忙中省事的辦法。賈誼卻以為漢革秦命，應當屬於克水的土德，提議改正朔，易服色，並於禮樂，政製，官名有一番興革，親自草具方案。在當時的儒者看來，這種改革是新朝接受天命的表示，不可缺的大典。賈誼把草具的方案奏上文帝，但在道家“無為”主義的勢力之下，未得施行。這方案的內容現在隻知道“色尚黃，數用五”，這兩點都給武帝采用了。為著“改正朔”武帝又征集民間治曆者凡十八派，二十餘人，互相考較，終於采用渾天家（渾天家是想象天渾圓如雞子，地是雞子中黃，天空半覆地上，半繞地下的。）落下閎等的測算，製定“太初曆”。這曆法的內容，詳在漢書律曆誌。這裏單表它的兩個要點。以前沿用的秦曆以一年的長度為日，現在以一年的長度日，較精密得多。秦曆“建亥”，現在改用“建寅”。這句話得加解釋，古人以冬至所在月為子，次月為醜，餘類推；建寅就是以寅月（冬至後第二個月）為歲首，餘類推。相傳夏曆建寅，殷曆建醜，胡曆建子。孔子主張“行夏之時”。太初曆建寅（後來直至民國前相沿不改）就是實行孔子的話。
（二）是商人的裁抑。除了特別增加商人的捐稅外，（詳前章）武帝又規定商人不得“名田”（即置田為產業）。“告緡令”（詳前章）施行後，據說中產以上的商人大抵破家。
董仲舒曾對武帝建議裁抑富豪和救濟農民的辦法，他說道：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製，除井田，民得賣買（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製，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專，裏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複為正（卒）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居名田（謂限製人民私有田地的數量），以贍不足，塞兼並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廢除奴婢製度），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這是第一次學者為農民向政府請命，這是封建製度消滅後農民生活的血史第一次被人用血寫出。這血史並沒有引起好大喜功的武帝多大的同情。但他禁商人名田的法令，似乎是受董仲舒“限民名田”的建議的影響。
（三）是教育的推廣。在西周及春秋時代，王室和列國已有類似學校的機關，但隻收貴族子弟。孟子“設為庠序”以教平民的理想，至武帝方始實現。先時秦朝以來的太常博士，本各領有弟子；但博士弟子的選擇和任用，還沒有定製，而他們各就博士家受業，也沒有共同的校舍。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獻議“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後來武帝便於長安城外給博士弟子建築校舍，名叫“太學”；規定博士弟子名額五十，由“太常擇民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充當。這些正式弟子之外，又增設跟博士“受業如弟子”的旁聽生（無定額），由郡國縣官擇“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裏，出入不悖”的少年充當。正式弟子和旁聽生均每年考試一次，合格的按等第任用。於太常外，武帝又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但這詔令實行到什麽程度現在無從得知。先是，景帝末，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市中設立學校，招各縣子弟入學；學生免除徭役，卒業的按成績差使；平常治事，每選高材生在旁聽遣，出行則帶著他們，讓傳達教令。縣邑人民見了這些學生都欽羨不置，爭著送子弟入學。這是我國地方公立學校的創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