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鄧小平重新回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掌管黨的日常事務。他給政府定下方針，要走理性、徹底的工業、科學、經濟發展的路子，更平反、起用了“文革”期間被打下去的幹部。鄧小平下令開釋大批國民黨囚犯，其中有將近三百人是關押了二十五年的高級軍官。北京宣布有十位前國民黨將領將取道香港，前往台灣。
可是，蔣經國指示，隻有1950年以後突擊大陸被俘人員，可以被考慮回台灣定居。其餘的人雖然多數曆盡戰亂、關押，且依然忠於蔣介石，卻隻能留在大陸或滯居香港，過著淒苦日子。其中有一個獲釋的國民黨軍官，就在香港旅館裏自殺身亡（譯按：張鐵石上校） 。蔣介石可能根本沒聽到這些坐了多年苦牢的國民黨軍隊舊屬的呼聲。這一年，他的健康狀況顯著衰退。經國曾要他的弟弟緯國別進父親房間，因為人太多，會使空氣不新鮮。有一天，老先生的醫生熊丸發現臥房的門半掩半開，經國站在床旁邊，背對著父親，麵朝窗子在講話。熊丸覺得這是很奇怪、不尊敬的行為，就示意護士進去瞧瞧蔣經國在說些什麽。護士退出來報告說，他在背誦《孟子》。
1975年4月5日是清明假期的最後一天。熊丸當天夜裏正在士林官邸院子裏欣賞夜空繁星。他剛進到屋裏，預備就寢，接到值班醫師緊急呼叫。蔣介石心跳停止了！熊丸披上袍子，趕到樓下老先生臥室。他先注射一劑強心針，蔣介石恢複心跳。蔣夫人聞訊趕來，在老先生心跳再度停止時已陪侍在側。醫生打了第二劑強心針，預備第三劑時，她歎了口氣說：“不用打了。”這時距午夜還差幾分鍾。這時候，由台北到高雄，全島突然雷電交加，大雨傾盆注下。即使得到哈佛大學學位的官員也認為，此一現象恐怕不是巧合。
世界各地觀察家在撰發老蔣先生逝世的新聞時，多數認為他寬容貪瀆和無能，才把江山拱手讓人。可是，島內的官方追悼卻是空前莊嚴肅穆。電影院等娛樂場所停止營業一個月。沒有人敢打牌、打高爾夫。電視台一連四天隻播放黑白的蔣介石生平事跡，以及與葬禮相關的新聞。蔣家兩兄弟循古禮給父親穿上壽衣。後來，緯國很不高興，經國在守父靈日記中，居然隻字不提他這個弟弟在守喪期間做什麽——事實上，根本就沒提到緯國的名字。
蔣老先生無論在世、辭世，他的心顯然不在台灣。官方遵照他的遺言，沒把遺體安置於日後在台北市興建的中正紀念堂，供民眾瞻仰，而是暫厝在距離台北五十公裏桃園縣山區慈湖一間樸素的房子，置放在黑色石棺裏。他仍在等候“光複大陸”，回到大陸才安葬。
蔣介石撒手人寰不到十二小時，嚴家淦宣誓繼任“總統”。蔣經國形式上提出辭呈。國民黨中常會全體無異議通過，慰留他續任“行政院院長”，並推舉他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雖然蔣經國足不出戶，守喪三十天，根本沒有傳聞有人挑戰他的領導地位。
蔣介石過世之後二十五天，西貢易手。蔣經國守喪期間，接見安克誌“大使”，對於美國吃敗仗的影響有一番長談。他告訴安克誌，西貢易手固然會使共產陣營暫時誌得意滿，長期而言卻會加劇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衝突。那時候，可沒有太多觀察家預卜到這一幕。1970年，蔣經國見到南越的發展，認識到爭取民心支持的重要性，西貢政權全麵潰敗更使他點滴在心頭。
蔣經國在他父親逝世後，宣布大赦減刑，有三千六百名受刑人蒙福，其中約兩百人是政治犯。這是到此時為止，對於反對勢力展現出的最大善意，可能也隻有在他那位比較寬恕的父親過世之後，他才會采取的姿態。蔣經國接下來把核準新刊物登記、發行的權力，由“警備總部”移交到錢複擔任局長的“行政院新聞局”。不過，國民黨的文工會和“警備總部”仍然保有取締、關閉刊物的權力。
8月，錢複核準康寧祥、黃信介等黨外人士申請發行《台灣政論》。主要由台灣本省人主導的這份刊物，立刻提高政治批判的程度，不僅抨擊國民黨、呼籲全麵改選“中央民意代表”，還公開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之間的權力分配要更平均——在以前，這可是大禁忌！《台灣政論》第五期刊登在澳洲任教的一位中國教授（譯按：邱垂亮） 文章，主張台灣人民若不是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就隻有起而奮鬥，早早跟祖國統一這兩條路可走，這一來逾越了言論尺度。蔣經國同意“警備總部”的看法，認為這是“煽動叛亂”，準許勒令停刊。5月，兩位知名的黨外人物因“意圖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罪名被處徒刑。軍事法庭了解得有上意支持，把黨外“立法委員”黃順興的三十名親友依叛亂罪處刑。
美國在中南半島潰敗，激起蔣經國把注意力擺到台北的秘密武器發展計劃，尤其是導彈的發射係統這個項目。1975年初，中山科學院派出十五位工程專家到麻省理工學院接受慣性導航之高級訓練，佯稱是研製商用導航器材所需。蔣經國針對報章的報道，向“立法院”報告時透露，台灣研究核武器的時間可以推溯到1958年，政府在1974年就有能力製造核武器。可是，蔣經國宣稱他本人曾建議著手製造，蔣介石卻否決此案，堅持絕不用核武器“傷害自己的同胞”。
事實上，針對武器及發射係統的研究從來沒停下來。台灣工程專家在麻省理工學院幾乎要完成慣性導航課程時，有其他學生跳出來指控台北打算利用訓練得到的知識建造武器發射係統。美國國務院借助中央情報局間諜提供的資訊，拿這些指控當借口，要求麻省理工學院取消課程。台灣工程專家隻好打道回府——不過他們到劍橋來進修想得到的知識，大部分也已取到，並沒有白跑一趟。1976年6月，國際原子能總署也在張憲義提供的情報引導之下，發現含有五百克鈾的十桶廢燃料失蹤。8月29日《華盛頓郵報》在政府消息來源佐證下報道，台灣已經秘密提煉濃縮鈾有一段時間，也在製造供核武器使用的鈈。
華府要求蔣經國拆除提煉設施，把相關器械設備運回美國。蔣經國與安克誌“大使”談話後，接受美方的要求，並核示送交美國一份外交備忘錄，保證台北“從來沒有意圖發展核武器或核爆設施，也沒有進行任何與提煉過程有關之活動”。1977年1月23日，蔣經國也發表一份聲明，支持卡特總統全麵禁止核試爆的籲求。他指出，台北在1970年就簽署禁止核擴散條約，早已承諾絕不發展核設施。私底下，蔣經國下令提煉計劃暫停，但是研究工作照常進行。
周恩來於1976年1月8日逝世。這時候，中共黨內激進派成功地說服毛澤東再度反對鄧小平。由江青控製的報紙公開抨擊鄧小平和已經作古的周恩來。這一年的清明節是4月4日，民眾擁到天安門廣場擺置花圈，悼念周總理。次日，群眾聚會轉為暴力，到了夜裏，抗議者放火燒了公安局。五營安全部隊，一萬名民兵奉調開進廣場，毆打、逮捕示威群眾。
江青說服毛澤東，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活動是鄧小平躲在幕後教唆，整個革命都陷入危機中！中央政治局奉孱弱的毛主席之命，解除鄧小平一切黨、政職務。“文革”期間提升上來的前湖南省黨委書記華國鋒，成為毛、周職位的接班人。這回，鄧小平南下廣州幽居。
9月9日午夜剛過幾分鍾，江青衝進紫禁城二○二號樓毛主席那間有防地震強化設施的臥房。毛澤東的生命跡象已經非常弱。她對著圍在病榻旁的醫生和幾位政治局委員大聲說：究竟怎麽啦？毛澤東親點的繼承人華國鋒客氣地答說：江青同誌，主席正在跟醫生講話呢。醫生對著病人低聲說：沒事，沒事，主席，我們可以想辦法。可是這時候毛澤東卻合上眼，心電圖出現平直線。醫生滿臉驚慌，望向江青。她高聲尖叫：你們這些人幹的好事！你們統統要負責！其實她色厲內荏，心裏頭比任何人更害怕。
蔣經國獲悉毛澤東死訊，對安克誌“大使”說，鄧小平極有可能會複出掌權。他從中共媒體上一再抨擊鄧小平，研判出中共黨內某些抓著實權的人生怕他這位昔日同學東山再起的潛力。這時候鄧小平還在軟禁中，他的複出可不是一般人共同的預期。蔣經國心裏明白，鄧小平一旦複出，鏟除激進派，美中關係全麵正常化的機會勢必大增。他沒有把這個推論告訴安克誌。四個星期之後，一群資深政治局成員，采取措施，逮捕了江青及她同夥的“四人幫”，推舉華國鋒為黨主席，並召請鄧小平回京。後毛澤東時代正式開始！
蔣經國不時就大陸局勢及美國事務谘商的一個對象是“國際關係中心”副主任魏鏞。魏鏞是外省人，在美國攻讀政治學及國際關係，教書授課曆十五年。蔣經國對世界局勢能有平衡、理性的分析，魏鏞這些學人、顧問不無貢獻。
宋楚瑜也是蔣經國延攬在身邊、不時谘商的一個歸台學人。湖南出生的宋楚瑜，以二十一歲之齡離開台灣，到美國進修八年，得到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喬治城大學博士。錢複出掌“行政院”新聞局，舉薦宋楚瑜接替他出任蔣經國機要秘書。1974年宋楚瑜開始追隨蔣經國，直到他撒手人寰為止，發展出情同家人的關係。
1976年11月，國民黨召開蔣介石過世之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四十八位初次入選的“中央委員”裏頭，有十六個本省人，李登輝和台北市長林洋港都在其中。新一屆“中常會”有二十二位“中常委”，其中五人為本省人，比1972年那一屆的三人，多出兩人。
毛澤東既逝、“四人幫”垮台、鄧小平複出，中國大陸的國際地位日益上升，台灣的全球地位開始走下坡。自從1971年7月基辛格密訪北京以來，已有五十個國家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1977年，台灣當局似乎已經日薄崦嵫，快被美國拋棄了。4月20日，美國國務院新任東亞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告訴蔣經國，卡特總統意圖繼續推動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但是“會影響到它的每件事”，都會跟台北谘商。8月間，霍爾布魯克再次到台北，就國務卿萬斯（cyrus vance）訪問北京的會談經過向蔣經國簡報。霍爾布魯克說，美國不會接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而“傷害到台灣人民的安全與福祉”，但是他證實台灣與美國討論到這個條件，也就等於暗示雙方的“共同防禦條約”會宣告中止。萬斯的確曾經告訴鄧小平，美國預備中止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走全部美軍，並與台灣方麵斷絕“外交關係”。 [1]
蔣經國對霍爾布魯克重申，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代表這個“國家概念”。他承認目前看來，這麽說似乎有些牽強，但是它才是解決台灣與大陸問題的唯一方法。會談結束前，他還向卡特總統問候，表示很高興美國有一位“偉大的新總統”。
從會談的氣氛來看，經國很滿意能夠掌控住新挑戰，化險為夷。不過，他還是必須盡其所能來減緩事態演變的步調。蔣介石過世五個月之後，蔣夫人帶著十七名侍衛仆從及許多箱行李，飛往紐約治病。現在，她開始忙著打電話動員美國重要人物出麵支持台灣。蔣經國也批準發動“一人一信運動”，號召台灣居民發出了二十五萬封信給卡特總統，敦促美國不要拋棄老朋友。在不同單位讚助邀請下，數百位美國意見領袖來到台灣親眼目睹它的繁榮和安定。《紐約時報》和其他美國報刊出現整頁的廣告，闡明台灣的地位。這些廣泛的民間交流和種種公關活動產生若幹效果。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多數民眾讚成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但是不同意與台北“斷交”。台灣的報界密切盯著報道美國越來越傾向北京的消息。台灣省煙酒公賣局的香煙盒上都印了蔣氏父子喜愛的警句：“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汪希苓在美國也加強活動，動員留學生和華僑團體去影響民意及國會的意見。對台友善人士把有關美國對兩岸政策之內幕資訊，傳遞給台灣方麵。 [2] 有一次錢複不小心說溜了嘴，對一位美國官員提到，他曾讀過一份美國機密文件。 [3] 聯邦調查局已經注意到汪希苓的活動。聯邦調查局反情報部門事實上已經滲透到汪希苓的秘密間諜網——絕大部分是由華裔美國人組成——對於台灣的情報活動頗能掌握。 [4] 1977年6月，聯邦官員做出機密決定，把台灣列入必須盯緊的“國家（地區）”之列！這些國家（地區）榜上有名是因為“其情報活動對美國國家安全有敵意，或是頗有顧慮，因此必須對它們采取反情報活動”。這表示，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都開始密切監視台灣當局駐美官員的活動。
1977年秋天某日，汪希苓與大陸出生、在台受教育的新聞工作者劉宜良共進午餐。“總政戰部”早先培養劉宜良當新聞記者和特務，他也從“國防部”情報局拿錢，報告他到大陸旅行的見聞。可是，劉宜良在大陸，又把台灣的狀況報告給中共情報單位。當他回到美國，卻又把他在台灣和大陸的接觸情況，提供給聯邦調查局。汪希苓告訴劉宜良，多年來他的文章讓“國家”很難堪。他訴諸劉宜良的愛國情操，拜托劉宜良對蔣家的批評不要那麽尖銳。劉宜良答應以後寫文章可以不那麽犀利。不久，他就後悔答應汪希苓這檔事，筆鋒一轉繼續痛批蔣經國，指他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汪希苓原本已經向上級報告他請劉宜良吃飯，劉已經答應以後不痛批蔣經國，這下子大為震怒。 [5]
卡特政府提倡人權，對台灣也產生影響。預料卡特上台後會強調這個議題，蔣經國在1976年12月25日發起台灣以次年為“人權年”。他宣稱台灣的人權有保障，隻是鑒於共產黨威脅，為了確保秩序，必須限製某些自由。蔣經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來，與外賓私下談話，就經常這麽說。但是他一公開宣布，就使得政府在理論與道義上都落入守勢，每當它對個人自由的原則有所扞格，就得找到借口把它的行動合理化。
蔣經國強調，台灣的人權記錄，其實沒有外界別有用心之人渲染得那麽差。監獄受刑人犯中隻有二百五十四人被控叛亂罪，而其中隻有一人被處死刑。他邀請世界各國可以派觀察員親自到台灣瞧瞧。海外的台灣籍反對運動人士則說，全島有八千名政治犯。美國參議院一個小組委員會就人權問題召開聽證會，事後的資料明顯顯示，蔣經國的數字十分接近事實。某些觀察家指出，在台灣處理叛亂罪時，搜證極小心，抓人也很審慎，判刑也不算太重。美國國務院第一份人權報告的結論是：“一般人自己過生活，並不掛慮政府是否高壓。”
11月台灣地區舉辦“中央”及地方五項公職人員選舉，它對台灣這種控製下有限的民主，提供很好的見證。李煥此時是“救國團”主任兼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工作會主任，負責甄選候選人及國民黨全黨輔選工作。國民黨期待李煥再締造大勝佳績。中央常務委員會不理睬李煥的意見，決定地方級選舉和“中央級”選舉合並辦理，同一天進行投開票作業。李煥的意見是選舉分開來辦，國民黨比較易於集中資源。同時“中常會”也不接受李煥的建議，決定國民黨籍縣市長若有資格連任，一律提名，不問他們在職期間的政績表現及民意支持度如何。
投票日之前，李煥向蔣經國報告，基於黨上述的決定，國民黨有可能丟掉幾個重要席位。蔣經國表示，黨應該好好運用自己的優勢，但不該允許有作弊行為。他說：“我們隻要掌握百分之五十一就可以。” [6] 投票當天，作弊之傳聞繪聲繪影，到處都有。大約下午2點，中壢某投票所的選務人員被人看到協助不識字的一對夫婦投票。黨外候選人許信良（譯按：脫黨競選桃園縣長） 的監票員高聲抗議。群眾圍攏上來，威脅這位選務人員。警察把他帶到投票所對麵的中壢警察分局保護。群眾圍在分局前，人數越聚越多。許信良的助選員呼籲群眾冷靜，答應到法院去申告選舉舞弊。有人高喊：“法律有什麽用……法院是他們家開的啦！”大約下午4點鍾，群眾砸毀中壢分局玻璃窗，放火燒毀好幾輛警車。
警方把麵臨的困境向台北警政署報告，警政署立即請示“行政院長”蔣經國如何處理。經國匆匆召集一批官員到院長室來開會。有人建議派軍隊恢複秩序；鎮壓警察已在現場，“警備總部”有個部門也在附近。蔣經國宣示：“我們不用軍隊。”中壢分局長接到命令，任何情形都不得朝群眾開槍；他在暴徒打到二樓時，才命令部屬發射催淚瓦斯。但是，催淚瓦斯起不了太大作用，警察由樓上一個緊急出口爬出去。後來火勢延燒到警察宿舍及附近民房，群眾才散去，有人急急回家搶救自己的房子、財產。
這次五項公職人員競選，總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八個席次，國民黨“隻”贏了百分之七十六，但是丟掉好幾個縣市長寶座。國民黨大佬告訴蔣經國，李煥應該為敗選負責。蔣經國召見李煥，對他說：“許多人批評你，我曉得敗是敗在黨的決策，但是你最好還是辭職。”蔣經國派另一位他在三民主義青年團裏的老幹部潘振球，代理台灣省黨部“工委”。
除了指導台灣島內、島外事務之外，蔣經國也越來越插手經濟政策。他成立一個比較傾向幹預主義的“經濟設計委員會”，由俞國華擔任主任委員。“經設會”仿效日本通商產業省，重新集中經濟決策權，負責總體規劃、訂定項目優先順序、協調，並且做部門評估。“經設會”的中心目標是：培養台灣有能力“開發新產品，提高附加價值，並且垂直整合其電子工業”。
台灣地區的人口現在有半數住在都市，許多農村人口其實受雇於地方工業，或暫時在城市裏工作。蔣經國下鄉巡察時看到過去的農民社會一片興旺富裕，但是他並不是樣樣滿意。到處見到“豪華公寓”、“豪華汽車”、“豪華假期”的廣告，讓他很不痛快。他討厭“豪華”這個字眼。台灣每人平均所得為九百美元。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說更重要的一點是：財富分配越來越均衡，比世界上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更為均富。到了1976年，平均所得居底下百分之四十的人，其所得總額占有率由百分之十一提升到百分之二十二；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二十人口，其所得總額占率由百分之六十一下降至百分之三十九。
注釋：
[1] 費浩偉（1978年9月奉派為國務院負責台灣方麵的“事務科科長”）1999年1月給本書作者的短簡提到。原書注23。
[2] 卡普蘭引述兩位未具名的人士涉及此事。他說，中央情報局1977年發現台北的情報局利用外交郵袋由泰國走私海洛因進入美國，顯然是要供做活動經費。見卡普蘭《龍之火》，第243—244頁。但是台北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已經很有錢，如果握有卡普蘭所聲稱的證據，卡特政府至少也會要台北召回汪希苓，不過汪希苓好端端地還在華府任職，並沒有被召回。原書注27。
[3] 班立德1998年7月給本書作者的短簡裏提到。原書注28。
[4] 班立德1998年6月24日與本書作者電話交談時提到。原書注29。
[5] 見卡普蘭《龍之火》第175—176頁，及班立德1998年7月8日給本書作者的信。原書注31。
[6] 班立德1996年12月14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38。
可是，蔣經國指示，隻有1950年以後突擊大陸被俘人員，可以被考慮回台灣定居。其餘的人雖然多數曆盡戰亂、關押，且依然忠於蔣介石，卻隻能留在大陸或滯居香港，過著淒苦日子。其中有一個獲釋的國民黨軍官，就在香港旅館裏自殺身亡（譯按：張鐵石上校） 。蔣介石可能根本沒聽到這些坐了多年苦牢的國民黨軍隊舊屬的呼聲。這一年，他的健康狀況顯著衰退。經國曾要他的弟弟緯國別進父親房間，因為人太多，會使空氣不新鮮。有一天，老先生的醫生熊丸發現臥房的門半掩半開，經國站在床旁邊，背對著父親，麵朝窗子在講話。熊丸覺得這是很奇怪、不尊敬的行為，就示意護士進去瞧瞧蔣經國在說些什麽。護士退出來報告說，他在背誦《孟子》。
1975年4月5日是清明假期的最後一天。熊丸當天夜裏正在士林官邸院子裏欣賞夜空繁星。他剛進到屋裏，預備就寢，接到值班醫師緊急呼叫。蔣介石心跳停止了！熊丸披上袍子，趕到樓下老先生臥室。他先注射一劑強心針，蔣介石恢複心跳。蔣夫人聞訊趕來，在老先生心跳再度停止時已陪侍在側。醫生打了第二劑強心針，預備第三劑時，她歎了口氣說：“不用打了。”這時距午夜還差幾分鍾。這時候，由台北到高雄，全島突然雷電交加，大雨傾盆注下。即使得到哈佛大學學位的官員也認為，此一現象恐怕不是巧合。
世界各地觀察家在撰發老蔣先生逝世的新聞時，多數認為他寬容貪瀆和無能，才把江山拱手讓人。可是，島內的官方追悼卻是空前莊嚴肅穆。電影院等娛樂場所停止營業一個月。沒有人敢打牌、打高爾夫。電視台一連四天隻播放黑白的蔣介石生平事跡，以及與葬禮相關的新聞。蔣家兩兄弟循古禮給父親穿上壽衣。後來，緯國很不高興，經國在守父靈日記中，居然隻字不提他這個弟弟在守喪期間做什麽——事實上，根本就沒提到緯國的名字。
蔣老先生無論在世、辭世，他的心顯然不在台灣。官方遵照他的遺言，沒把遺體安置於日後在台北市興建的中正紀念堂，供民眾瞻仰，而是暫厝在距離台北五十公裏桃園縣山區慈湖一間樸素的房子，置放在黑色石棺裏。他仍在等候“光複大陸”，回到大陸才安葬。
蔣介石撒手人寰不到十二小時，嚴家淦宣誓繼任“總統”。蔣經國形式上提出辭呈。國民黨中常會全體無異議通過，慰留他續任“行政院院長”，並推舉他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雖然蔣經國足不出戶，守喪三十天，根本沒有傳聞有人挑戰他的領導地位。
蔣介石過世之後二十五天，西貢易手。蔣經國守喪期間，接見安克誌“大使”，對於美國吃敗仗的影響有一番長談。他告訴安克誌，西貢易手固然會使共產陣營暫時誌得意滿，長期而言卻會加劇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衝突。那時候，可沒有太多觀察家預卜到這一幕。1970年，蔣經國見到南越的發展，認識到爭取民心支持的重要性，西貢政權全麵潰敗更使他點滴在心頭。
蔣經國在他父親逝世後，宣布大赦減刑，有三千六百名受刑人蒙福，其中約兩百人是政治犯。這是到此時為止，對於反對勢力展現出的最大善意，可能也隻有在他那位比較寬恕的父親過世之後，他才會采取的姿態。蔣經國接下來把核準新刊物登記、發行的權力，由“警備總部”移交到錢複擔任局長的“行政院新聞局”。不過，國民黨的文工會和“警備總部”仍然保有取締、關閉刊物的權力。
8月，錢複核準康寧祥、黃信介等黨外人士申請發行《台灣政論》。主要由台灣本省人主導的這份刊物，立刻提高政治批判的程度，不僅抨擊國民黨、呼籲全麵改選“中央民意代表”，還公開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之間的權力分配要更平均——在以前，這可是大禁忌！《台灣政論》第五期刊登在澳洲任教的一位中國教授（譯按：邱垂亮） 文章，主張台灣人民若不是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就隻有起而奮鬥，早早跟祖國統一這兩條路可走，這一來逾越了言論尺度。蔣經國同意“警備總部”的看法，認為這是“煽動叛亂”，準許勒令停刊。5月，兩位知名的黨外人物因“意圖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罪名被處徒刑。軍事法庭了解得有上意支持，把黨外“立法委員”黃順興的三十名親友依叛亂罪處刑。
美國在中南半島潰敗，激起蔣經國把注意力擺到台北的秘密武器發展計劃，尤其是導彈的發射係統這個項目。1975年初，中山科學院派出十五位工程專家到麻省理工學院接受慣性導航之高級訓練，佯稱是研製商用導航器材所需。蔣經國針對報章的報道，向“立法院”報告時透露，台灣研究核武器的時間可以推溯到1958年，政府在1974年就有能力製造核武器。可是，蔣經國宣稱他本人曾建議著手製造，蔣介石卻否決此案，堅持絕不用核武器“傷害自己的同胞”。
事實上，針對武器及發射係統的研究從來沒停下來。台灣工程專家在麻省理工學院幾乎要完成慣性導航課程時，有其他學生跳出來指控台北打算利用訓練得到的知識建造武器發射係統。美國國務院借助中央情報局間諜提供的資訊，拿這些指控當借口，要求麻省理工學院取消課程。台灣工程專家隻好打道回府——不過他們到劍橋來進修想得到的知識，大部分也已取到，並沒有白跑一趟。1976年6月，國際原子能總署也在張憲義提供的情報引導之下，發現含有五百克鈾的十桶廢燃料失蹤。8月29日《華盛頓郵報》在政府消息來源佐證下報道，台灣已經秘密提煉濃縮鈾有一段時間，也在製造供核武器使用的鈈。
華府要求蔣經國拆除提煉設施，把相關器械設備運回美國。蔣經國與安克誌“大使”談話後，接受美方的要求，並核示送交美國一份外交備忘錄，保證台北“從來沒有意圖發展核武器或核爆設施，也沒有進行任何與提煉過程有關之活動”。1977年1月23日，蔣經國也發表一份聲明，支持卡特總統全麵禁止核試爆的籲求。他指出，台北在1970年就簽署禁止核擴散條約，早已承諾絕不發展核設施。私底下，蔣經國下令提煉計劃暫停，但是研究工作照常進行。
周恩來於1976年1月8日逝世。這時候，中共黨內激進派成功地說服毛澤東再度反對鄧小平。由江青控製的報紙公開抨擊鄧小平和已經作古的周恩來。這一年的清明節是4月4日，民眾擁到天安門廣場擺置花圈，悼念周總理。次日，群眾聚會轉為暴力，到了夜裏，抗議者放火燒了公安局。五營安全部隊，一萬名民兵奉調開進廣場，毆打、逮捕示威群眾。
江青說服毛澤東，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活動是鄧小平躲在幕後教唆，整個革命都陷入危機中！中央政治局奉孱弱的毛主席之命，解除鄧小平一切黨、政職務。“文革”期間提升上來的前湖南省黨委書記華國鋒，成為毛、周職位的接班人。這回，鄧小平南下廣州幽居。
9月9日午夜剛過幾分鍾，江青衝進紫禁城二○二號樓毛主席那間有防地震強化設施的臥房。毛澤東的生命跡象已經非常弱。她對著圍在病榻旁的醫生和幾位政治局委員大聲說：究竟怎麽啦？毛澤東親點的繼承人華國鋒客氣地答說：江青同誌，主席正在跟醫生講話呢。醫生對著病人低聲說：沒事，沒事，主席，我們可以想辦法。可是這時候毛澤東卻合上眼，心電圖出現平直線。醫生滿臉驚慌，望向江青。她高聲尖叫：你們這些人幹的好事！你們統統要負責！其實她色厲內荏，心裏頭比任何人更害怕。
蔣經國獲悉毛澤東死訊，對安克誌“大使”說，鄧小平極有可能會複出掌權。他從中共媒體上一再抨擊鄧小平，研判出中共黨內某些抓著實權的人生怕他這位昔日同學東山再起的潛力。這時候鄧小平還在軟禁中，他的複出可不是一般人共同的預期。蔣經國心裏明白，鄧小平一旦複出，鏟除激進派，美中關係全麵正常化的機會勢必大增。他沒有把這個推論告訴安克誌。四個星期之後，一群資深政治局成員，采取措施，逮捕了江青及她同夥的“四人幫”，推舉華國鋒為黨主席，並召請鄧小平回京。後毛澤東時代正式開始！
蔣經國不時就大陸局勢及美國事務谘商的一個對象是“國際關係中心”副主任魏鏞。魏鏞是外省人，在美國攻讀政治學及國際關係，教書授課曆十五年。蔣經國對世界局勢能有平衡、理性的分析，魏鏞這些學人、顧問不無貢獻。
宋楚瑜也是蔣經國延攬在身邊、不時谘商的一個歸台學人。湖南出生的宋楚瑜，以二十一歲之齡離開台灣，到美國進修八年，得到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喬治城大學博士。錢複出掌“行政院”新聞局，舉薦宋楚瑜接替他出任蔣經國機要秘書。1974年宋楚瑜開始追隨蔣經國，直到他撒手人寰為止，發展出情同家人的關係。
1976年11月，國民黨召開蔣介石過世之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四十八位初次入選的“中央委員”裏頭，有十六個本省人，李登輝和台北市長林洋港都在其中。新一屆“中常會”有二十二位“中常委”，其中五人為本省人，比1972年那一屆的三人，多出兩人。
毛澤東既逝、“四人幫”垮台、鄧小平複出，中國大陸的國際地位日益上升，台灣的全球地位開始走下坡。自從1971年7月基辛格密訪北京以來，已有五十個國家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1977年，台灣當局似乎已經日薄崦嵫，快被美國拋棄了。4月20日，美國國務院新任東亞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告訴蔣經國，卡特總統意圖繼續推動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但是“會影響到它的每件事”，都會跟台北谘商。8月間，霍爾布魯克再次到台北，就國務卿萬斯（cyrus vance）訪問北京的會談經過向蔣經國簡報。霍爾布魯克說，美國不會接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而“傷害到台灣人民的安全與福祉”，但是他證實台灣與美國討論到這個條件，也就等於暗示雙方的“共同防禦條約”會宣告中止。萬斯的確曾經告訴鄧小平，美國預備中止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走全部美軍，並與台灣方麵斷絕“外交關係”。 [1]
蔣經國對霍爾布魯克重申，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代表這個“國家概念”。他承認目前看來，這麽說似乎有些牽強，但是它才是解決台灣與大陸問題的唯一方法。會談結束前，他還向卡特總統問候，表示很高興美國有一位“偉大的新總統”。
從會談的氣氛來看，經國很滿意能夠掌控住新挑戰，化險為夷。不過，他還是必須盡其所能來減緩事態演變的步調。蔣介石過世五個月之後，蔣夫人帶著十七名侍衛仆從及許多箱行李，飛往紐約治病。現在，她開始忙著打電話動員美國重要人物出麵支持台灣。蔣經國也批準發動“一人一信運動”，號召台灣居民發出了二十五萬封信給卡特總統，敦促美國不要拋棄老朋友。在不同單位讚助邀請下，數百位美國意見領袖來到台灣親眼目睹它的繁榮和安定。《紐約時報》和其他美國報刊出現整頁的廣告，闡明台灣的地位。這些廣泛的民間交流和種種公關活動產生若幹效果。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多數民眾讚成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但是不同意與台北“斷交”。台灣的報界密切盯著報道美國越來越傾向北京的消息。台灣省煙酒公賣局的香煙盒上都印了蔣氏父子喜愛的警句：“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汪希苓在美國也加強活動，動員留學生和華僑團體去影響民意及國會的意見。對台友善人士把有關美國對兩岸政策之內幕資訊，傳遞給台灣方麵。 [2] 有一次錢複不小心說溜了嘴，對一位美國官員提到，他曾讀過一份美國機密文件。 [3] 聯邦調查局已經注意到汪希苓的活動。聯邦調查局反情報部門事實上已經滲透到汪希苓的秘密間諜網——絕大部分是由華裔美國人組成——對於台灣的情報活動頗能掌握。 [4] 1977年6月，聯邦官員做出機密決定，把台灣列入必須盯緊的“國家（地區）”之列！這些國家（地區）榜上有名是因為“其情報活動對美國國家安全有敵意，或是頗有顧慮，因此必須對它們采取反情報活動”。這表示，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都開始密切監視台灣當局駐美官員的活動。
1977年秋天某日，汪希苓與大陸出生、在台受教育的新聞工作者劉宜良共進午餐。“總政戰部”早先培養劉宜良當新聞記者和特務，他也從“國防部”情報局拿錢，報告他到大陸旅行的見聞。可是，劉宜良在大陸，又把台灣的狀況報告給中共情報單位。當他回到美國，卻又把他在台灣和大陸的接觸情況，提供給聯邦調查局。汪希苓告訴劉宜良，多年來他的文章讓“國家”很難堪。他訴諸劉宜良的愛國情操，拜托劉宜良對蔣家的批評不要那麽尖銳。劉宜良答應以後寫文章可以不那麽犀利。不久，他就後悔答應汪希苓這檔事，筆鋒一轉繼續痛批蔣經國，指他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汪希苓原本已經向上級報告他請劉宜良吃飯，劉已經答應以後不痛批蔣經國，這下子大為震怒。 [5]
卡特政府提倡人權，對台灣也產生影響。預料卡特上台後會強調這個議題，蔣經國在1976年12月25日發起台灣以次年為“人權年”。他宣稱台灣的人權有保障，隻是鑒於共產黨威脅，為了確保秩序，必須限製某些自由。蔣經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來，與外賓私下談話，就經常這麽說。但是他一公開宣布，就使得政府在理論與道義上都落入守勢，每當它對個人自由的原則有所扞格，就得找到借口把它的行動合理化。
蔣經國強調，台灣的人權記錄，其實沒有外界別有用心之人渲染得那麽差。監獄受刑人犯中隻有二百五十四人被控叛亂罪，而其中隻有一人被處死刑。他邀請世界各國可以派觀察員親自到台灣瞧瞧。海外的台灣籍反對運動人士則說，全島有八千名政治犯。美國參議院一個小組委員會就人權問題召開聽證會，事後的資料明顯顯示，蔣經國的數字十分接近事實。某些觀察家指出，在台灣處理叛亂罪時，搜證極小心，抓人也很審慎，判刑也不算太重。美國國務院第一份人權報告的結論是：“一般人自己過生活，並不掛慮政府是否高壓。”
11月台灣地區舉辦“中央”及地方五項公職人員選舉，它對台灣這種控製下有限的民主，提供很好的見證。李煥此時是“救國團”主任兼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工作會主任，負責甄選候選人及國民黨全黨輔選工作。國民黨期待李煥再締造大勝佳績。中央常務委員會不理睬李煥的意見，決定地方級選舉和“中央級”選舉合並辦理，同一天進行投開票作業。李煥的意見是選舉分開來辦，國民黨比較易於集中資源。同時“中常會”也不接受李煥的建議，決定國民黨籍縣市長若有資格連任，一律提名，不問他們在職期間的政績表現及民意支持度如何。
投票日之前，李煥向蔣經國報告，基於黨上述的決定，國民黨有可能丟掉幾個重要席位。蔣經國表示，黨應該好好運用自己的優勢，但不該允許有作弊行為。他說：“我們隻要掌握百分之五十一就可以。” [6] 投票當天，作弊之傳聞繪聲繪影，到處都有。大約下午2點，中壢某投票所的選務人員被人看到協助不識字的一對夫婦投票。黨外候選人許信良（譯按：脫黨競選桃園縣長） 的監票員高聲抗議。群眾圍攏上來，威脅這位選務人員。警察把他帶到投票所對麵的中壢警察分局保護。群眾圍在分局前，人數越聚越多。許信良的助選員呼籲群眾冷靜，答應到法院去申告選舉舞弊。有人高喊：“法律有什麽用……法院是他們家開的啦！”大約下午4點鍾，群眾砸毀中壢分局玻璃窗，放火燒毀好幾輛警車。
警方把麵臨的困境向台北警政署報告，警政署立即請示“行政院長”蔣經國如何處理。經國匆匆召集一批官員到院長室來開會。有人建議派軍隊恢複秩序；鎮壓警察已在現場，“警備總部”有個部門也在附近。蔣經國宣示：“我們不用軍隊。”中壢分局長接到命令，任何情形都不得朝群眾開槍；他在暴徒打到二樓時，才命令部屬發射催淚瓦斯。但是，催淚瓦斯起不了太大作用，警察由樓上一個緊急出口爬出去。後來火勢延燒到警察宿舍及附近民房，群眾才散去，有人急急回家搶救自己的房子、財產。
這次五項公職人員競選，總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八個席次，國民黨“隻”贏了百分之七十六，但是丟掉好幾個縣市長寶座。國民黨大佬告訴蔣經國，李煥應該為敗選負責。蔣經國召見李煥，對他說：“許多人批評你，我曉得敗是敗在黨的決策，但是你最好還是辭職。”蔣經國派另一位他在三民主義青年團裏的老幹部潘振球，代理台灣省黨部“工委”。
除了指導台灣島內、島外事務之外，蔣經國也越來越插手經濟政策。他成立一個比較傾向幹預主義的“經濟設計委員會”，由俞國華擔任主任委員。“經設會”仿效日本通商產業省，重新集中經濟決策權，負責總體規劃、訂定項目優先順序、協調，並且做部門評估。“經設會”的中心目標是：培養台灣有能力“開發新產品，提高附加價值，並且垂直整合其電子工業”。
台灣地區的人口現在有半數住在都市，許多農村人口其實受雇於地方工業，或暫時在城市裏工作。蔣經國下鄉巡察時看到過去的農民社會一片興旺富裕，但是他並不是樣樣滿意。到處見到“豪華公寓”、“豪華汽車”、“豪華假期”的廣告，讓他很不痛快。他討厭“豪華”這個字眼。台灣每人平均所得為九百美元。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說更重要的一點是：財富分配越來越均衡，比世界上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更為均富。到了1976年，平均所得居底下百分之四十的人，其所得總額占有率由百分之十一提升到百分之二十二；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二十人口，其所得總額占率由百分之六十一下降至百分之三十九。
注釋：
[1] 費浩偉（1978年9月奉派為國務院負責台灣方麵的“事務科科長”）1999年1月給本書作者的短簡提到。原書注23。
[2] 卡普蘭引述兩位未具名的人士涉及此事。他說，中央情報局1977年發現台北的情報局利用外交郵袋由泰國走私海洛因進入美國，顯然是要供做活動經費。見卡普蘭《龍之火》，第243—244頁。但是台北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已經很有錢，如果握有卡普蘭所聲稱的證據，卡特政府至少也會要台北召回汪希苓，不過汪希苓好端端地還在華府任職，並沒有被召回。原書注27。
[3] 班立德1998年7月給本書作者的短簡裏提到。原書注28。
[4] 班立德1998年6月24日與本書作者電話交談時提到。原書注29。
[5] 見卡普蘭《龍之火》第175—176頁，及班立德1998年7月8日給本書作者的信。原書注31。
[6] 班立德1996年12月14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