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1885年實行內閣製以來，至2011年12月已產生了95屆政府和61位首相。這些政府和首相在不同時期、以不同的方式，影響甚至決定了日本社會發展的進程，勾勒了百餘年來日本政治風雲變幻的“點”與“線”。評述曆任首相，就是要闡明其思想、政策、行為方式、執政能力及其在曆史發展中發揮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係列評述，構成了一部百餘年來的日本人物政治史。
政治家是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展開其特有的思想和行為方式的，而其活動的曆史舞台又始終是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因此，作為閱讀本書的指南，有必要概略地闡明百餘年來日本政治體製的變遷及其不同階段的特點。
1868年，倒幕派誌士聯合皇室公卿發動政變，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擁立天皇親政，建立了明治政府，史稱“明治維新”。1882年，伊藤博文受命赴歐洲考察憲法，回國後以德國憲法為藍本著手立憲準備。1885年改太政官製為內閣製，1889年頒布帝國憲法，1890年召開首次帝國議會。至此，確立了戰前日本的政治統治體製天皇製。
《大日本帝國憲法》(俗稱“明治憲法”)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係之天皇統治”(第1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第3條)，“天皇總攬統治權”(第4條)。 這樣，日本形式上采用了二元君主立憲體製，實質內容卻與英國的君主立憲體製大相迥異。憲法賦予天皇的至高無上權力與封建帝王無別。近代形態的三權分立製度雖然建立起來了，但相互牽製的立法、行政、司法機構不是對國民負責，而是作為天皇的“協讚”、“輔弼機關”存在，分別對天皇負責的。內閣的權力有限，每個內閣成員分別對天皇負責而非對首相負責，首相隻是個“領班”，因此若有一名內閣成員辭職，整個內閣必須推倒重來。立法機構國會由眾議院和貴族院兩院組成，眾議院議員通過國民選舉產生，顯示出一定的近代性，但貴族院是由皇族、華族和天皇敕命的議員組成，兩院的地位則以貴族院為上，兩院意見相左時以貴族院的決定為準。軍部是遊離於三權製衡之外的特殊存在，直接歸大元帥天皇統領，其“帷幄上奏”權力不容他人染指，當政府不能滿足軍備擴張的要求時，軍部常使出軍方大臣辭職或拒推軍方大臣入閣的殺手鐧迫使政府就範。此外，在天皇的周圍，還有元老、重臣、樞密院、宮內勢力等惟天皇之命是從的“股肱”。
可以認為，近代日本的國家政治體製天皇製，是天皇這一古代政治的殘渣與近代西方政治製度奇妙嫁接的產物，其特點是天皇具有精神和政治上的絕對權威，各種隻對天皇負責的下屬“輔弼”機構分別行使著國家管理的職能，並向世人展示了一種“多頭政治”的虛相。然而，這一政治體製的實質卻是，各種“輔弼機關”構成了一個國家統治的同心圓，形成天皇的周邊“屏障”。同心圓的運轉是圍繞著“圓心＝軸心＝天皇”進行的，任何“輔弼機關”都無法擺脫圓心的“磁力作用”脫軌運行。同時，“輔弼機關”作為架設在國民和天皇之間的一道屏障，無論社會發生何種變動，天怒人怨隻會撞擊到這道“屏障”而不會殃及處於圓心位置的天皇和皇室。一般情況下，天皇並不親自處理政務，而是由其各種“輔弼機關”行使權力的。但是，內閣的人事安排由天皇決定，“輔弼機關”之間意見相左或國家出現統治危機時，往往靠天皇出麵“裁定”，而在對外宣戰、投降等重大問題上，天皇的“聖斷”具有唯一性。
戰前天皇製體製經曆了建立、發展和崩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政治運行各具特點。
第一階段從1885年建立內閣製到1898年第三次伊藤內閣垮台，是官僚政治由盛轉衰的時期。此間建立的七屆內閣，首相是清一色的開國元勳，在政權更迭上體現了薩摩、長州係官僚輪流坐莊的特點，史稱“元老政治”和“薩長專政”。
本階段政治上的頭等大事，是製訂和頒布憲法，開設帝國議會，建立近代政治體製，這是前三屆政府的使命。在政治運營上，由於官僚勢力異常強大，前幾屆政府均標榜“超然主義”，竭力排斥政黨於政權之外，對政黨發起的運動，采取嚴厲的限製、鎮壓措施。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曾通過頒布《保安條例》，打壓民主人士，甚至將其趕出東京。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勢力日益強大，他們利用在議會中的合法權利及其社會上的巨大影響，以否決政府法案、抨擊政府政策、彈劾政府及發動群眾運動等形式，不斷向官僚勢力發起衝擊，內閣因此垮台者不乏其例。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迫使政府調整對政黨的對策，甲午戰爭之後，官僚不得不與政黨“合作”，官僚政府中出現了政黨領袖的身影。
這一階段，內政上，為加快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曆屆政府製訂推行了積極的產業、財政金融政策，對甲午戰爭前後發生的兩次產業革命高潮有推動作用，從而完成了輕工業革命，初步建立起近代工業體係。對外關係上，擴軍備戰，發動了甲午戰爭。山縣有朋首次組閣時發表的“主權線”與“利益線”演說，標誌著“大陸政策”成為基本國策。經過精心準備，日本在1894年發動了甲午戰爭，打敗了清朝軍隊並從中國、朝鮮攫取到巨大權益。戰後，日本因“三國幹涉還遼”而“臥薪嚐膽”，在“戰後經營”名義下，為進行新的戰爭冒險掀起了更大規模的軍備狂潮。隨著國勢的不斷增強，明治以來最為棘手的修改不平等條約談判取得重大進展。甲午戰爭後，日本先後與英、美等國締結了新通商航海條約，廢除了列強在日本的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取得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在爭取國家主權獨立的道路上邁出了根本性的一步。
第二階段從1898年“隈板內閣”建立到1932年犬養內閣垮台，政黨政治由興到衰，此間經曆了22屆內閣。
1898年6月，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合作組建憲政黨，控製議會多數並建立了第一個“政黨內閣”，從而打破了內閣製以來官僚專權的局麵，揭開了政黨政治的序幕。為對抗政黨勢力，以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為代表的軍閥、官僚勢力，分別采取了軍人執政和建立親政府政黨的策略，導演了20世紀初期桂太郎與西園寺公望輪流執政的“桂園時代”。由於日俄戰爭後民主運動的高漲，軍人執政日益不得人心，1912年底，當軍部搞垮第二次西園寺內閣並再次推出桂太郎上台時，爆發了第一次護憲運動，桂被迫下台。此後直到第二次護憲運動打垮清浦內閣的十餘年間，建立了數屆由軍人、官僚執政的“中間內閣”和“政黨內閣”，呈現出兩大政治勢力對峙及對峙中妥協的複雜局麵。1924年6月，以加藤高明為首相的護憲三派內閣成立，真正開始了戰前憲政史上的“政黨內閣時代”。但是，政黨政治剛一進入“鼎盛”期便急劇衰落，以致在法西斯運動的衝擊下，以犬養毅遇刺及其內閣的垮台為標誌劃上了終止符。
官僚、軍閥和政黨作為統治階級中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政治集團，雖然統治手法不盡相同，為爭權奪利勾心鬥角，甚至發生正麵衝突，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特別是在重大的內外政策上，完全站在同一立場。
在對外關係上，這一階段的曆屆政府堅持追隨英美、恃強淩弱的方針，加緊了對外擴張步伐。1900年，山縣內閣派兵加入八國聯軍，夥同列強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1902年，桂內閣簽訂日英同盟，日本加入了以英美為首的國際帝國主義體係。1904年至1905年，發動日俄戰爭，奪取了俄國在中國東北南部的殖民地，隨後兼並了朝鮮。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大隈內閣出兵占領青島，奪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迫使袁世凱政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寺內內閣出兵西伯利亞，幹涉蘇維埃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英通過建立凡爾賽-華盛頓體係，成為世界霸主。日本為維護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暫時屈從美英，按照華盛頓、倫敦會議協議，將山東歸還中國，從西伯利亞撤軍，裁減陸海軍備。但是，日本不甘心充當二等帝國，繼1927、1928年田中義一內閣三次出兵山東幹涉中國內政後，1931年，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武力占領中國東北，揭開了全麵侵華的序幕，同時也加深了與美英關係的裂痕。
在對內政策上，無論以何種麵目出現的政府，對20世紀以來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無不推行白色恐怖政策。從第二次桂內閣大規模搜捕、屠殺社會主義者開始，一次次檢舉運動，使日本共產黨及其他無產政黨組織屢遭破壞，大批共產黨員、民主進步人士受到迫害。另一方麵，政府通過鐵路國有化、擴大軍工企業等措施，加強國家壟斷；通過一係列經濟政策和法律，保護壟斷資本的利益，使財閥勢力急劇增長；同時加強了在殖民地的政治統治和經濟掠奪。
第三階段從1932年齋藤實內閣建立到1945年戰敗投降，是軍部法西斯獨裁體製建立到覆滅的時期，此間經曆了13屆內閣。
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爆發，使日本政局急劇動蕩，以軍部為中心的法西斯運動惡性發展，並在1932年搞垮了最後一屆政黨內閣。經過齋藤實等四屆政府的過渡性準備，於第一次近衛內閣時建立起軍部法西斯獨裁體製。東條英機執政時，更把這一體製推向極端。
本階段日本史上稱為“十五年戰爭”時期。曆屆政府積極準備、發動和進行了全麵侵華和太平洋戰爭，給中國和亞太各國人民造成空前的巨大災難。戰爭期間，日本國內全麵實行法西斯統治，通過所謂新體製運動，取消所有政黨和國民的民主權利，代之建立“一國一黨”的政治組織大政翼讚會，並全麵實行戰時經濟統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世界正義力量的推動和美國對日占領當局的直接監督下，日本進行了民主改革，頒布了戰後新憲法，廢除了天皇製，確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政治體製。在象征天皇製下，首相(也稱“總理”)真正具備了行使國家最高行政權力的地位和職能。
戰後政治體製的建立和發展已走過三個階段，目前或已進入第四階段的新時期。
第一階段從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到“1955年體製”形成，政治上經曆了被盟國軍隊占領、舊金山媾和恢複“獨立”和政黨勢力重新整合三個小階段。十年間政局動蕩，內閣更迭頻繁，至實現政治穩定，先後經曆了11屆內閣。
占領時期的日本政治由美國占領當局一手操縱，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實際上是日本政府的太上皇，他的“指令”和“勸告”，日本政府必須照辦，首相的產生，必須得到他的同意。
民主改革和經濟恢複是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東久邇內閣辦理了投降手續，幣原內閣為處理戰後混亂狀態疲於奔命。從第一次吉田內閣開始，接連進行了農地改革、解散財閥和勞動改革，廢除天皇製及其統治機構，頒布了民主憲法。在美國的援助下，政府推行了傾斜生產方式和產業合理化政策，並借助朝鮮戰爭的“特需景氣”，使日本經濟一舉恢複到戰前水平。
隨著冷戰的展開，美國對日政策的重點，從非軍事化和民主化轉向扶植經濟自立和重新武裝日本。1947到1948年間出現的兩屆“保守、革新聯合內閣”，即片山哲和蘆田均內閣，執政均不到一年便短命夭折。深得美國信賴的吉田茂先後五次組閣，執政七年之久，成為戰後初期任期最長的首相。“重經濟、輕武裝”的“吉田主義路線”，為戰後日本政治、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舊金山片麵媾和，使日本在法律名義上獲得獨立地位，而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則為日本加上了一層軍事安全保護傘。
戰後初期的十年，是政黨政治恢複和“55年體製”的形成期。戰後初期“黨派林立”，戰敗到1946年4月第一次大選的約半年多時間裏，除了自由黨、進步黨、社會黨、協同黨和共產黨五大政黨外，恢複活動或新建的政黨多達300個以上。政黨間缺乏合作，聯合政府內部矛盾重重，執政效率低下。針對吉田政府的親美路線，社會黨打出中立政策，主張與中蘇改善外交關係，並逐步積聚有關革新勢力，於1955年10月實現了左右兩派社會黨的合並。迫於革新政黨的壓力，保守政黨經過反複的聚散離合，形成自由黨和民主黨兩大派係，並於1955年12月合並為自由民主黨。“55年體製”形成後，確立了戰後日本政治、經濟與安全體製的基本框架。
第二階段從1955年第三次鳩山一郎內閣建立到1993年自民黨下台，此間政治運行的基本特征是自民黨一黨獨大、長期執政。
在對外關係方麵，日蘇、日韓、日中邦交的恢複以及1972年收回衝繩行政權等，都是世界矚目的大事。而尼克鬆衝擊後田中角榮的“自主外交”、“福田主義”的“全方位外交”、大平正芳的“環太平洋合作構想”、中曾根康弘的“國際國家”等口號，留下了日本對外政策思想變化的時代印痕。
在經濟發展方麵，1956年度《經濟白皮書》有一句“現在已經不是戰後”的名言，宣告了戰後經濟複興的結束和高速增長的開始。在政府主導的“趕超型”經濟模式下，經濟發展創造了“奇跡”。1968年，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聯邦德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20世紀70年代，為應對兩次石油危機的影響，日本政府繼續推出經濟增長的強刺激措施，促進產業結構轉型，緩和國際貿易摩擦，維持了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到80年代後期，人均gdp超過美國(1987年日本為19553美元，美國為18570美元)，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1985年起)、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和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資國。然而，成功的背後醞釀著危機，進入90年代後，經濟泡沫破滅並一發而不可收，輝煌一時的“日本模式”風光不再。
在安全防衛問題上，日本在1976年製訂了《防衛計劃大綱》，大平內閣時期提出了“綜合安全保障戰略”，1978年製訂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強化了日美同盟體製，中曾根內閣承諾在1000海裏航線上為美國艦隊護航後，戰後日本的所謂“專守防衛”、不參加集體防禦原則已經名存實亡。
在政治運行方麵，“55年體製”下的自民黨一黨獨大，連續執政38年，形成了自民黨、政府與財界的“政官財三位一體”鐵三角結構。最大的在野黨社會黨一直被排除在決策主體之外。根據選舉製度，首相由國會議員推選，由於自民黨占據眾議院多數席位，其總裁出任首相成為必然。因此，首相位置的爭奪是在自民黨內部展開的。自民黨總裁是自民黨內派閥利益平衡的產物，派閥的大小是首要條件，資曆的深淺，能力的高低隻是必要的參考。1956年自民黨總裁選舉後形成了派係輪流坐莊局麵，岸信介、石橋湛山、池田勇人、佐藤榮作和三木武夫等先後登台，而70年代的“三角大福”權力爭奪戰，隻是四大派係領袖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誰先出演的問題。80年代前期，中曾根的政治操作搶眼，後期田中派(竹下派)獨領風騷。但是，自民黨政治已走到了盡頭，金權醜聞不斷，國民已經厭煩。
第三階段從1993年細川護熙建立八黨聯合政權到2009年麻生內閣垮台，是日本戰後政治、經濟體製轉型的過渡期，其特征是自民黨一黨獨大的單獨執政局麵不再，無論以哪個政黨為核心，都必須是“多黨聯合執政”。
對外關係上，冷戰結束後，國際環境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日本政府的重大課題是，麵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如何定位國家發展方向。日美同盟經過一個時期的“漂流”，在橋本內閣時完成了“再定義”，小泉內閣時得到強化。安倍倡導“日美印澳價值觀聯盟”，麻生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中日關係大起大落，小泉執政時進入冰點，其後雖然急劇升溫，但相互信任基礎脆弱，麻煩不斷。
內政上，20世紀末，泡沫破滅後的日本經濟發展經曆了“失去的10年”，克服製度疲勞，改革滯後於時代的趕超型經濟體製，是曆屆政府的緊迫課題。橋本內閣的“外科手術”虎頭蛇尾，“小泉旋風”掀起的新自由主義式無禁區結構改革，拉大了貧富差距，地方經濟更趨蕭條。世紀交替的20年，可謂日本近代以來經濟發展速度最慢的“停滯時代”。
55年體製崩潰後，自民黨分裂，其他政黨勢力也同樣處在不斷分化組合的過程中。政局動蕩，首相更迭頻仍。除小泉純一郎和橋本龍太郎外，首相的任期都很短，其中任期一年甚至不到一年的“短命首相”有六位，最短的羽田孜內閣隻維持了64天。“一年一相”的亂象，如實反映了多黨聯合政權的脆弱性。1993年自民黨丟掉政權後，依然長期保持著第一大黨的地位，並在細川和羽田兩屆非自民黨聯合政權垮台後，聯合社會黨和先驅新黨奪回政權，組成以社會黨領袖村山富市為首相的聯合政權。1996年橋本龍太郎出馬建立以自民黨為主體的聯合政權後，自民黨掌握政權主導權14年之久，繼自民黨一黨獨大的“55年體製”之後形成了新的自民黨“一黨優勢體製”或“1996年體製”。在此期間，在野黨勢力的分化組合令人眼花繚亂。戰後最大的革新政黨社會黨銷聲匿跡。1998年，民主黨、民政黨、民主改革聯合、新黨友愛等黨派合並為新的民主黨，成為最大在野黨。2003年，小澤一郎率領自由黨加入民主黨後，民主黨的勢力更加壯大。在2009年大選中，民主黨利用改革後的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製特點，大打“民生牌”，抓住了民心，戰勝自民黨並掌握了政權。
2009年9月鳩山由紀夫的民主黨政府建立後，日本政治是否進入 “兩大政黨製”的新時期還有待觀察，政治、經濟體製改革與外交戰略的重塑更是任重道遠。鳩山執政八個月已掛冠而去，菅直人首相苦撐了452天，也已於2011年9月2日下台，接過權柄的野田佳彥有無回天之力要靠時間檢驗，而忍耐著在野苦澀的自民黨當然不會放過任何奪回政權的機會。日本政治向何處去？日本社會向何處去？我們拭目以待。
政治家是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展開其特有的思想和行為方式的，而其活動的曆史舞台又始終是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因此，作為閱讀本書的指南，有必要概略地闡明百餘年來日本政治體製的變遷及其不同階段的特點。
1868年，倒幕派誌士聯合皇室公卿發動政變，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擁立天皇親政，建立了明治政府，史稱“明治維新”。1882年，伊藤博文受命赴歐洲考察憲法，回國後以德國憲法為藍本著手立憲準備。1885年改太政官製為內閣製，1889年頒布帝國憲法，1890年召開首次帝國議會。至此，確立了戰前日本的政治統治體製天皇製。
《大日本帝國憲法》(俗稱“明治憲法”)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係之天皇統治”(第1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第3條)，“天皇總攬統治權”(第4條)。 這樣，日本形式上采用了二元君主立憲體製，實質內容卻與英國的君主立憲體製大相迥異。憲法賦予天皇的至高無上權力與封建帝王無別。近代形態的三權分立製度雖然建立起來了，但相互牽製的立法、行政、司法機構不是對國民負責，而是作為天皇的“協讚”、“輔弼機關”存在，分別對天皇負責的。內閣的權力有限，每個內閣成員分別對天皇負責而非對首相負責，首相隻是個“領班”，因此若有一名內閣成員辭職，整個內閣必須推倒重來。立法機構國會由眾議院和貴族院兩院組成，眾議院議員通過國民選舉產生，顯示出一定的近代性，但貴族院是由皇族、華族和天皇敕命的議員組成，兩院的地位則以貴族院為上，兩院意見相左時以貴族院的決定為準。軍部是遊離於三權製衡之外的特殊存在，直接歸大元帥天皇統領，其“帷幄上奏”權力不容他人染指，當政府不能滿足軍備擴張的要求時，軍部常使出軍方大臣辭職或拒推軍方大臣入閣的殺手鐧迫使政府就範。此外，在天皇的周圍，還有元老、重臣、樞密院、宮內勢力等惟天皇之命是從的“股肱”。
可以認為，近代日本的國家政治體製天皇製，是天皇這一古代政治的殘渣與近代西方政治製度奇妙嫁接的產物，其特點是天皇具有精神和政治上的絕對權威，各種隻對天皇負責的下屬“輔弼”機構分別行使著國家管理的職能，並向世人展示了一種“多頭政治”的虛相。然而，這一政治體製的實質卻是，各種“輔弼機關”構成了一個國家統治的同心圓，形成天皇的周邊“屏障”。同心圓的運轉是圍繞著“圓心＝軸心＝天皇”進行的，任何“輔弼機關”都無法擺脫圓心的“磁力作用”脫軌運行。同時，“輔弼機關”作為架設在國民和天皇之間的一道屏障，無論社會發生何種變動，天怒人怨隻會撞擊到這道“屏障”而不會殃及處於圓心位置的天皇和皇室。一般情況下，天皇並不親自處理政務，而是由其各種“輔弼機關”行使權力的。但是，內閣的人事安排由天皇決定，“輔弼機關”之間意見相左或國家出現統治危機時，往往靠天皇出麵“裁定”，而在對外宣戰、投降等重大問題上，天皇的“聖斷”具有唯一性。
戰前天皇製體製經曆了建立、發展和崩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政治運行各具特點。
第一階段從1885年建立內閣製到1898年第三次伊藤內閣垮台，是官僚政治由盛轉衰的時期。此間建立的七屆內閣，首相是清一色的開國元勳，在政權更迭上體現了薩摩、長州係官僚輪流坐莊的特點，史稱“元老政治”和“薩長專政”。
本階段政治上的頭等大事，是製訂和頒布憲法，開設帝國議會，建立近代政治體製，這是前三屆政府的使命。在政治運營上，由於官僚勢力異常強大，前幾屆政府均標榜“超然主義”，竭力排斥政黨於政權之外，對政黨發起的運動，采取嚴厲的限製、鎮壓措施。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曾通過頒布《保安條例》，打壓民主人士，甚至將其趕出東京。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勢力日益強大，他們利用在議會中的合法權利及其社會上的巨大影響，以否決政府法案、抨擊政府政策、彈劾政府及發動群眾運動等形式，不斷向官僚勢力發起衝擊，內閣因此垮台者不乏其例。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迫使政府調整對政黨的對策，甲午戰爭之後，官僚不得不與政黨“合作”，官僚政府中出現了政黨領袖的身影。
這一階段，內政上，為加快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曆屆政府製訂推行了積極的產業、財政金融政策，對甲午戰爭前後發生的兩次產業革命高潮有推動作用，從而完成了輕工業革命，初步建立起近代工業體係。對外關係上，擴軍備戰，發動了甲午戰爭。山縣有朋首次組閣時發表的“主權線”與“利益線”演說，標誌著“大陸政策”成為基本國策。經過精心準備，日本在1894年發動了甲午戰爭，打敗了清朝軍隊並從中國、朝鮮攫取到巨大權益。戰後，日本因“三國幹涉還遼”而“臥薪嚐膽”，在“戰後經營”名義下，為進行新的戰爭冒險掀起了更大規模的軍備狂潮。隨著國勢的不斷增強，明治以來最為棘手的修改不平等條約談判取得重大進展。甲午戰爭後，日本先後與英、美等國締結了新通商航海條約，廢除了列強在日本的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取得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在爭取國家主權獨立的道路上邁出了根本性的一步。
第二階段從1898年“隈板內閣”建立到1932年犬養內閣垮台，政黨政治由興到衰，此間經曆了22屆內閣。
1898年6月，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合作組建憲政黨，控製議會多數並建立了第一個“政黨內閣”，從而打破了內閣製以來官僚專權的局麵，揭開了政黨政治的序幕。為對抗政黨勢力，以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為代表的軍閥、官僚勢力，分別采取了軍人執政和建立親政府政黨的策略，導演了20世紀初期桂太郎與西園寺公望輪流執政的“桂園時代”。由於日俄戰爭後民主運動的高漲，軍人執政日益不得人心，1912年底，當軍部搞垮第二次西園寺內閣並再次推出桂太郎上台時，爆發了第一次護憲運動，桂被迫下台。此後直到第二次護憲運動打垮清浦內閣的十餘年間，建立了數屆由軍人、官僚執政的“中間內閣”和“政黨內閣”，呈現出兩大政治勢力對峙及對峙中妥協的複雜局麵。1924年6月，以加藤高明為首相的護憲三派內閣成立，真正開始了戰前憲政史上的“政黨內閣時代”。但是，政黨政治剛一進入“鼎盛”期便急劇衰落，以致在法西斯運動的衝擊下，以犬養毅遇刺及其內閣的垮台為標誌劃上了終止符。
官僚、軍閥和政黨作為統治階級中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政治集團，雖然統治手法不盡相同，為爭權奪利勾心鬥角，甚至發生正麵衝突，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特別是在重大的內外政策上，完全站在同一立場。
在對外關係上，這一階段的曆屆政府堅持追隨英美、恃強淩弱的方針，加緊了對外擴張步伐。1900年，山縣內閣派兵加入八國聯軍，夥同列強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1902年，桂內閣簽訂日英同盟，日本加入了以英美為首的國際帝國主義體係。1904年至1905年，發動日俄戰爭，奪取了俄國在中國東北南部的殖民地，隨後兼並了朝鮮。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大隈內閣出兵占領青島，奪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迫使袁世凱政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寺內內閣出兵西伯利亞，幹涉蘇維埃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英通過建立凡爾賽-華盛頓體係，成為世界霸主。日本為維護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暫時屈從美英，按照華盛頓、倫敦會議協議，將山東歸還中國，從西伯利亞撤軍，裁減陸海軍備。但是，日本不甘心充當二等帝國，繼1927、1928年田中義一內閣三次出兵山東幹涉中國內政後，1931年，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武力占領中國東北，揭開了全麵侵華的序幕，同時也加深了與美英關係的裂痕。
在對內政策上，無論以何種麵目出現的政府，對20世紀以來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無不推行白色恐怖政策。從第二次桂內閣大規模搜捕、屠殺社會主義者開始，一次次檢舉運動，使日本共產黨及其他無產政黨組織屢遭破壞，大批共產黨員、民主進步人士受到迫害。另一方麵，政府通過鐵路國有化、擴大軍工企業等措施，加強國家壟斷；通過一係列經濟政策和法律，保護壟斷資本的利益，使財閥勢力急劇增長；同時加強了在殖民地的政治統治和經濟掠奪。
第三階段從1932年齋藤實內閣建立到1945年戰敗投降，是軍部法西斯獨裁體製建立到覆滅的時期，此間經曆了13屆內閣。
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爆發，使日本政局急劇動蕩，以軍部為中心的法西斯運動惡性發展，並在1932年搞垮了最後一屆政黨內閣。經過齋藤實等四屆政府的過渡性準備，於第一次近衛內閣時建立起軍部法西斯獨裁體製。東條英機執政時，更把這一體製推向極端。
本階段日本史上稱為“十五年戰爭”時期。曆屆政府積極準備、發動和進行了全麵侵華和太平洋戰爭，給中國和亞太各國人民造成空前的巨大災難。戰爭期間，日本國內全麵實行法西斯統治，通過所謂新體製運動，取消所有政黨和國民的民主權利，代之建立“一國一黨”的政治組織大政翼讚會，並全麵實行戰時經濟統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世界正義力量的推動和美國對日占領當局的直接監督下，日本進行了民主改革，頒布了戰後新憲法，廢除了天皇製，確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政治體製。在象征天皇製下，首相(也稱“總理”)真正具備了行使國家最高行政權力的地位和職能。
戰後政治體製的建立和發展已走過三個階段，目前或已進入第四階段的新時期。
第一階段從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到“1955年體製”形成，政治上經曆了被盟國軍隊占領、舊金山媾和恢複“獨立”和政黨勢力重新整合三個小階段。十年間政局動蕩，內閣更迭頻繁，至實現政治穩定，先後經曆了11屆內閣。
占領時期的日本政治由美國占領當局一手操縱，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實際上是日本政府的太上皇，他的“指令”和“勸告”，日本政府必須照辦，首相的產生，必須得到他的同意。
民主改革和經濟恢複是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東久邇內閣辦理了投降手續，幣原內閣為處理戰後混亂狀態疲於奔命。從第一次吉田內閣開始，接連進行了農地改革、解散財閥和勞動改革，廢除天皇製及其統治機構，頒布了民主憲法。在美國的援助下，政府推行了傾斜生產方式和產業合理化政策，並借助朝鮮戰爭的“特需景氣”，使日本經濟一舉恢複到戰前水平。
隨著冷戰的展開，美國對日政策的重點，從非軍事化和民主化轉向扶植經濟自立和重新武裝日本。1947到1948年間出現的兩屆“保守、革新聯合內閣”，即片山哲和蘆田均內閣，執政均不到一年便短命夭折。深得美國信賴的吉田茂先後五次組閣，執政七年之久，成為戰後初期任期最長的首相。“重經濟、輕武裝”的“吉田主義路線”，為戰後日本政治、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舊金山片麵媾和，使日本在法律名義上獲得獨立地位，而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則為日本加上了一層軍事安全保護傘。
戰後初期的十年，是政黨政治恢複和“55年體製”的形成期。戰後初期“黨派林立”，戰敗到1946年4月第一次大選的約半年多時間裏，除了自由黨、進步黨、社會黨、協同黨和共產黨五大政黨外，恢複活動或新建的政黨多達300個以上。政黨間缺乏合作，聯合政府內部矛盾重重，執政效率低下。針對吉田政府的親美路線，社會黨打出中立政策，主張與中蘇改善外交關係，並逐步積聚有關革新勢力，於1955年10月實現了左右兩派社會黨的合並。迫於革新政黨的壓力，保守政黨經過反複的聚散離合，形成自由黨和民主黨兩大派係，並於1955年12月合並為自由民主黨。“55年體製”形成後，確立了戰後日本政治、經濟與安全體製的基本框架。
第二階段從1955年第三次鳩山一郎內閣建立到1993年自民黨下台，此間政治運行的基本特征是自民黨一黨獨大、長期執政。
在對外關係方麵，日蘇、日韓、日中邦交的恢複以及1972年收回衝繩行政權等，都是世界矚目的大事。而尼克鬆衝擊後田中角榮的“自主外交”、“福田主義”的“全方位外交”、大平正芳的“環太平洋合作構想”、中曾根康弘的“國際國家”等口號，留下了日本對外政策思想變化的時代印痕。
在經濟發展方麵，1956年度《經濟白皮書》有一句“現在已經不是戰後”的名言，宣告了戰後經濟複興的結束和高速增長的開始。在政府主導的“趕超型”經濟模式下，經濟發展創造了“奇跡”。1968年，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聯邦德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20世紀70年代，為應對兩次石油危機的影響，日本政府繼續推出經濟增長的強刺激措施，促進產業結構轉型，緩和國際貿易摩擦，維持了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到80年代後期，人均gdp超過美國(1987年日本為19553美元，美國為18570美元)，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1985年起)、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和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資國。然而，成功的背後醞釀著危機，進入90年代後，經濟泡沫破滅並一發而不可收，輝煌一時的“日本模式”風光不再。
在安全防衛問題上，日本在1976年製訂了《防衛計劃大綱》，大平內閣時期提出了“綜合安全保障戰略”，1978年製訂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強化了日美同盟體製，中曾根內閣承諾在1000海裏航線上為美國艦隊護航後，戰後日本的所謂“專守防衛”、不參加集體防禦原則已經名存實亡。
在政治運行方麵，“55年體製”下的自民黨一黨獨大，連續執政38年，形成了自民黨、政府與財界的“政官財三位一體”鐵三角結構。最大的在野黨社會黨一直被排除在決策主體之外。根據選舉製度，首相由國會議員推選，由於自民黨占據眾議院多數席位，其總裁出任首相成為必然。因此，首相位置的爭奪是在自民黨內部展開的。自民黨總裁是自民黨內派閥利益平衡的產物，派閥的大小是首要條件，資曆的深淺，能力的高低隻是必要的參考。1956年自民黨總裁選舉後形成了派係輪流坐莊局麵，岸信介、石橋湛山、池田勇人、佐藤榮作和三木武夫等先後登台，而70年代的“三角大福”權力爭奪戰，隻是四大派係領袖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誰先出演的問題。80年代前期，中曾根的政治操作搶眼，後期田中派(竹下派)獨領風騷。但是，自民黨政治已走到了盡頭，金權醜聞不斷，國民已經厭煩。
第三階段從1993年細川護熙建立八黨聯合政權到2009年麻生內閣垮台，是日本戰後政治、經濟體製轉型的過渡期，其特征是自民黨一黨獨大的單獨執政局麵不再，無論以哪個政黨為核心，都必須是“多黨聯合執政”。
對外關係上，冷戰結束後，國際環境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日本政府的重大課題是，麵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如何定位國家發展方向。日美同盟經過一個時期的“漂流”，在橋本內閣時完成了“再定義”，小泉內閣時得到強化。安倍倡導“日美印澳價值觀聯盟”，麻生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中日關係大起大落，小泉執政時進入冰點，其後雖然急劇升溫，但相互信任基礎脆弱，麻煩不斷。
內政上，20世紀末，泡沫破滅後的日本經濟發展經曆了“失去的10年”，克服製度疲勞，改革滯後於時代的趕超型經濟體製，是曆屆政府的緊迫課題。橋本內閣的“外科手術”虎頭蛇尾，“小泉旋風”掀起的新自由主義式無禁區結構改革，拉大了貧富差距，地方經濟更趨蕭條。世紀交替的20年，可謂日本近代以來經濟發展速度最慢的“停滯時代”。
55年體製崩潰後，自民黨分裂，其他政黨勢力也同樣處在不斷分化組合的過程中。政局動蕩，首相更迭頻仍。除小泉純一郎和橋本龍太郎外，首相的任期都很短，其中任期一年甚至不到一年的“短命首相”有六位，最短的羽田孜內閣隻維持了64天。“一年一相”的亂象，如實反映了多黨聯合政權的脆弱性。1993年自民黨丟掉政權後，依然長期保持著第一大黨的地位，並在細川和羽田兩屆非自民黨聯合政權垮台後，聯合社會黨和先驅新黨奪回政權，組成以社會黨領袖村山富市為首相的聯合政權。1996年橋本龍太郎出馬建立以自民黨為主體的聯合政權後，自民黨掌握政權主導權14年之久，繼自民黨一黨獨大的“55年體製”之後形成了新的自民黨“一黨優勢體製”或“1996年體製”。在此期間，在野黨勢力的分化組合令人眼花繚亂。戰後最大的革新政黨社會黨銷聲匿跡。1998年，民主黨、民政黨、民主改革聯合、新黨友愛等黨派合並為新的民主黨，成為最大在野黨。2003年，小澤一郎率領自由黨加入民主黨後，民主黨的勢力更加壯大。在2009年大選中，民主黨利用改革後的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製特點，大打“民生牌”，抓住了民心，戰勝自民黨並掌握了政權。
2009年9月鳩山由紀夫的民主黨政府建立後，日本政治是否進入 “兩大政黨製”的新時期還有待觀察，政治、經濟體製改革與外交戰略的重塑更是任重道遠。鳩山執政八個月已掛冠而去，菅直人首相苦撐了452天，也已於2011年9月2日下台，接過權柄的野田佳彥有無回天之力要靠時間檢驗，而忍耐著在野苦澀的自民黨當然不會放過任何奪回政權的機會。日本政治向何處去？日本社會向何處去？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