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ito hirobumi 1841.10.16—1909.10.26)


    出任四屆內閣首相:


    第1屆(1885.12.22—1888.4.30)


    第5屆(1892.8.8—1896.9.18)


    第7屆(1898.1.12—1898.6.30)


    第10屆(1900.10.19—1901.6.2)


    伊藤博文(1841—1909)是日本近代史上名聲顯赫的政治家,是日本推行殖民擴張主義政策的決策人。他在後半生的30年裏,始終作為最有實力的人物活躍於政治舞台。伊藤是首任內閣首相,先後四次組閣,執掌政柄七年之久;伊藤也是首任樞密院議長、首任貴族院議長、首任韓國統監、立憲政友會創始者及首任總裁。僅從他在上述高官顯位上“吃頭口”這一點,就足以表明他的顯要地位和巨大影響。


    伊藤博文幼名利助、利輔、春輔、俊介,倒幕運動時用過越智斧太郎、林宇一、花山春輔、吉村莊藏等化名,雅號春畝。他出生在周防國熊毛郡束荷村一個破落藩士之家,其父林十藏為貧困所迫作人養子,改姓伊藤。


    伊藤七歲時,其父外出作工已無法養家糊口。伊藤隨母親寄居外祖父秋山家,過著貧窮的生活。那時他就是個喜歡惡作劇的頑童,村裏的孩子們叫他“餓鬼大將”、“胡說利助”。


    伊藤的青年時代,適值日本社會動蕩之秋。“培理叩關”的“黑船來航”,驚醒了日本的太平夢。他的家鄉長州,很快成為“尊王攘夷”運動的中心地。在改革救國思想薰陶下,伊藤也成為一名尊攘派誌士。他先是投奔來原良藏,再拜吉田鬆陰為師,後追隨木戶孝允,曆經艱險,進行倒幕活動。幕府將軍向天皇“奉還大政”之前,他已是維新派領袖人物之一。


    來原、吉田等都是幕末著名的開國論者,其進步思想對伊藤影響很大。伊藤還曾作為日本最早的留學生,被長州藩派往英國學習,目睹了西方文明,這一切為他後來成為著名政治家奠定了基礎。


    伊藤早年學習漢學,擅長書法,喜作詩賦,在倒幕運動期間學會了英語。他很喜歡學習曆史,尤其愛讀拿破侖傳記,晚年的書房裏存放著許多曆史書籍和多種拿破侖傳記。


    伊藤貪酒好色。從事倒幕活動時,經常策劃於花街柳巷之間,“醒談天下事,醉臥美人膝”。後來逐走結發之妻,娶了妓女梅子。直到官拜明治政府重臣後,仍與一些名妓藕斷絲連。


    明治政府成立後,伊藤曆任對外事務員、兵庫縣知事、大藏少輔、工部大輔,曾赴美國考查貨幣銀行製度,為引進國立銀行製度向政府提出過重要建議。


    1871年12月,伊藤作為政府中“精通外國事務者”,以岩倉使節團副使身份,隨團考察了美、英、法、德、俄等歐美12個國家。在一年九個多月的出訪中,顯露了出眾的學識和才華,深為回國後掌握政府實權的大久保利通所賞識,從而青雲直上,進入政府最高領導層。


    1881年,由於“明治三傑”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已先後死去,政界最有實力的人物當屬伊藤和大隈重信兩人。就在這一年,伊藤秘密聯合政府中薩摩、長州係官僚及皇室公卿,發動“明治14年政變”,排斥了政治上的強勁對手大隈,從此他成為政界的頭號實權人物。


    當時的日本,雖已進行了種種改革,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在對外關係上,以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依然存在,成為壓製日本獨立、束縛其發展的嚴重威脅和障礙。歐美列強以日本法律製度尚不完備為借口,拒絕修改不平等條約。在國內,板垣退助(原政府參議,“征韓論”中隨西鄉隆盛下野)和大隈重信等先後組建自由黨和改進黨,發起聲勢浩大的自由民權運動,提出的口號之一是開設國會、製訂憲法。為了緩和國內輿論,加強天皇國家統治,並在法製健全名義下與歐美列強開展修約談判,爭取民族獨立,建立立憲政治便成為刻不容緩的急務,具體負責立憲準備的便是伊藤博文。


    1882年3月,伊藤率領政府代表團赴歐洲考察憲法。在德國,他親自聽取憲法學者格奈斯特等人的講授,認為德國的立憲政體最為可取,決心以德國憲法為藍本,製訂確保天皇擁有絕對權力的帝國憲法。


    1885年12月22日,日本首先廢除明治以來實行的太政官製,實行內閣製度,伊藤博文就任內閣首相。


    伊藤一上任,便頒布《政綱五章》,從“明官守、精選敘、省繁文、節冗費、嚴規律”五個方麵,對中央政府機構進行調整和整頓。隨後又製訂《文官考試、試補與見習製度》和《官吏服務紀律》,嚴肅行政綱紀,開錄才舉能之門。


    這個時期也是大力推行歐化主義的時代,主倡者便是伊藤博文。政府在東京日比穀公園大興土木,修建豪華的鹿鳴館,頻頻舉辦舞會,表演戲劇,以為“籠絡”洋人的場所。更有甚者,伊藤首相還親自舉辦化妝舞會,邀請達官貴人、太太小姐恣意狂歡。伊藤扮作威尼斯商人,山縣有朋化裝成奇兵隊長,原太政官三條實美的打扮成賣花的村姑,醜態百出,鬧得滿城風雨。如此裝潢門麵,無非想顯示日本已經“文明開化”,以利修改不平等條約,曆史上稱此為“鹿鳴館外交”。這種外交當然不可能感化歐美列強,修約談判屢屢受挫,並招致輿論對伊藤內閣的猛烈抨擊。


    舊自由民權派以減輕地稅、言論集會自由、追究外交責任為口號,掀起聲勢浩大的大同團結運動,矛頭指向政府。伊藤頒布《保安條例》,下令對東京進行大搜捕,將570名自由民權派分子逐出東京。


    對外交涉的失敗和鎮壓民主運動的反動政策,使伊藤內閣聲名狼藉,精於政道的伊藤以退為進,開始考慮脫身之計。


    伊藤在任期間,親自主持秘密草擬了憲法。辭掉首相後就任樞密院議長,繼續主持憲法草案的審定。可以說,這部世界近代史上罕見的專製主義憲法,從炮製到出籠,皆出自伊藤博文之手。


    1892年8月,第一次鬆方正義內閣因議會彈劾和內訌倒台,伊藤受命第二次組閣。他一改過去對民黨(民間資產階級政黨)和議會的高壓政策,采用懷柔軟化手段,以保留自由黨領袖後藤象二郎、河野敏鐮大臣職務的代價,換取民黨的“合作”,同時更換嚴重幹涉選舉的知事、郡長,瓦解民黨對政府的攻勢。


    日本雖然是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對外擴張野心由來已久。明治政府初建時,天皇便已在詔書中宜稱“開拓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這種擴張思想的發展及其理論化,在19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了“大陸政策”。1874年,日本政府初試鋒芒,出兵侵略中國台灣。1975年製造朝鮮“江華島事件”。1882年和1884年朝鮮發生壬午事變和甲申政變,由於朝鮮人民的反日鬥爭及清朝政府對朝鮮的支持,日本企圖控製朝鮮的陰謀連連受挫。此後,日本政府加緊擴軍備戰,準備十年後與清朝決一死戰,從而徹底控製朝鮮。第二次伊藤內閣成立時,對中國作戰的準備已進入最後階段。


    為準備對中國的戰爭,第一次山縣內閣和第一次鬆方內閣都曾製訂過以增加軍備開支為主要內容的財政預算案,結果均被議會否決。伊藤上任後,堅持政府的既定方針,又提出了以擴充海軍裝備為主的預算案。第四次帝國議會審議時,提出削減開支11%,即900萬日元的修正案。


    伊藤的老練表現在,他沒有像他的前任那樣繼續采取解散議會或賄賂議員的做法,而是策動天皇頒布詔書:“國家軍防之事,倘緩一日,或遺百年之恨。朕茲省宮廷之費,六年之內,每年支出30萬日元。並命文武官僚,……於同期內,獻納其俸十分之一,補充於造艦費。朕望閣臣與議會,……依和協之道,輔翼朕之大事。”迫使議會在“聖斷”下讓步,首開以天皇壓議會的惡例。


    為準備甲午戰爭,強化國家機器,伊藤主持推行了重大的官製改革,裁減文武官員3272人,削減人頭費等政府開支170萬日元。與此同時,還公布了大本營條例。


    長期懸而未決的修約談判問題,也隨著日本國力的增強和政府的積極交涉而取得重大進展。根據1894年7月日英達成的新《通商航海條約》,廢除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並承認日本有部分關稅自主權。此後,日本援引日英新約,先後同其他諸國締結了新約,開始以獨立國家身份,一步步登上國際政治舞台。


    1894年7月,日本乘朝鮮發生東學黨起義之機,蓄意挑起準備多年的甲午戰爭。伊藤作為戰時首相,先後兩次向議會提出追加臨時軍費的政府方案,並獲得通過,共支出臨時軍費2.5億日元,保證了日本贏得這場戰爭。他作為內閣首相,是唯一參加大本營會議的文職大臣,直接參預、策劃和指導了這場戰爭。“攻占威海,略取台灣”的作戰方針,就是由他提出的。


    在中日媾和談判中,伊藤作為日本方麵的全權代表,強迫清朝政府接受了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恥辱的喪權辱國條約。清朝承認朝鮮脫離宗屬關係“獨立”;賠償日本白銀2億兩,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給日本等。這個條約的底本及其苛刻無比的條款,正是由伊藤博文親手圈定的。


    與軍方一意孤行,執意擴大戰爭的想法不同,伊藤主張打一場“有節製”的戰爭。他十分清楚日本的國力尚薄,沒有能力把戰線拉長、打更大規模的長期戰爭。認為把戰火燒到北京,迫使清朝簽訂城下之盟的做法,很可能會引起日本與列強的對抗,而使日本前功盡棄。《馬關條約》簽訂後,發生“三國幹涉還遼”事件,日本輿論嘩然。麵對強大的主戰勢力,伊藤態度冷靜,反對“對俄一戰”,力主妥協退讓,結果日本采取了“對俄、德、法三國全麵讓步,對清國寸步不讓”的方針。


    “三國幹涉還遼”迫使日本吐出了到嘴的肥肉,擴張主義者認為是“千古未有之大辱”。伊藤內閣在“臥薪嚐膽”口號下,馬上製訂了以擴軍備戰為主要內容的“戰後經營”計劃,其主要內容包括,增設六個師團,建立主力艦和巡洋艦各六艘的“六六艦隊”,現役軍人由7萬人增至15萬人,艦艇總噸位由6.2萬噸增加到26.4萬噸。該計劃還包括為解決軍用鋼材自給問題而建立八幡製鐵所的內容。由於有清朝賠款和國家財政撥款的特殊支持,10年後國營八幡製鐵所正式投產,此後長期保持鋼鐵生產占國內總產量一半以上的重要地位。


    為解決甲午戰後膨脹開支引起的財源不足,伊藤內閣製訂並實施了新登記稅、營業稅,增加酒稅,實行煙草專賣製度,加緊對人民的搜刮。


    伊藤執政時還先後頒布了許多有利於“富國強兵”的經濟法律。取消棉花進口稅和棉製品出口稅,對改變農業生產結構和擴大外貿出口具有重要意義;製訂《航海獎勵法》和《造船獎勵法》,強烈地刺激了航海、造船業的發展,在日本近代海運、造船史上具有劃階段的意義;實施《日本勸業銀行法》、《農工銀行法》,加強和完善了金融製度,對產業的發展有積極影響。


    1898年,伊藤博文第三次組閣,起初擬拉自由黨領袖板垣退助、進步黨領袖大隈重信入閣,建立所謂“舉國一致”內閣,強化統治基礎。但這一計劃因板垣、大隈爭奪內務相要職而落空。由於缺少政黨勢力的支持,伊藤內閣提出的預算案和增收地稅案,被自由、進步兩黨議員控製的議會否決。伊藤粗暴地解散議會後,激起民黨更加強烈的反政府情緒,6月22日,分別由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領導的自由、進步兩黨召開合並大會,宣布組成憲政黨(成立4個月後,分裂為以原自由黨為基礎的憲政黨和以原進步黨為基礎的立憲本黨)。在憲政黨的強大攻勢下,第三次伊藤內閣不到半年便告瓦解。


    為對付民黨,伊藤博文可謂軟硬兼施,機關算盡。從屢屢失敗的教訓中,伊藤痛感“雇傭軍不可靠,必須有自己的禦林軍”。因此,辭掉首相後,伊藤不顧山縣有朋等人反對,不惜辭官納爵,也要親手建立一個政黨。


    1900年,伊藤博文巡遊日本各地,發表了28次演講,闡述他的舉國一致主義和建黨宗旨。同年9月15日,以伊藤為總裁的立憲政友會宣布成立。該黨以官僚政客為基幹,剛一成立,便瓦解了憲政黨(前身是自由黨),分裂了憲政本黨(前身是進步黨),擁有會員100萬人,成為勢力最大的保守政黨。


    10月,伊藤博文東山再起,此番以政友會骨幹為班底,組成“政友會內閣”。內閣提出的以增加非直接稅為特點的預算案在政友會控製的眾議院順利通過。但出乎意料的是,預算案被一貫支持政府立場的貴族院否決。對此,伊藤奏請天皇下令讓貴族院休會,開內閣製以來欽命貴族院休會之先例。接著伊藤故伎重演,再次請出天皇“聖旨”,迫使貴族院就範批準了預算。


    然而,在初建的政友會中,總裁還不具備絕對權威,政友會內閣也無法實現意見統一。身為政友會副總裁的大藏相渡邊國武就反對政府的募集公債政策,堅持削減乃至取消募集公債,甚至主張放棄國營企業。伊藤無力調解內部分歧,隻好再次辭職。


    日俄戰爭結束後,伊藤自薦出任韓國統監,任職的三年多時間裏,為日本統治階級早期經營朝鮮殖民地效盡犬馬之勞,雙手沾滿朝鮮人民的鮮血。但這個朝鮮的太上皇,卻總是裝出一副和善謙恭的麵孔。他在結束每次演講之前,必不忘對在場的朝、日官員說:“現在我提議,請諸君隨我三呼韓皇萬歲。”


    1909年10月26日上午9點,伊藤博文卸掉韓國統監後赴滿洲旅行,在沙俄財政大臣等一群俄、日官員陪同下,滿麵春風地走出哈爾濱站台。然而,就在伊藤走出檢票口的刹那,隨著幾聲槍響,他倒在血泊中。朝鮮愛國誌士安重根射出的三顆子彈,擊中了伊藤的要害。這位明治政府的元勳,侵略中、朝的元凶,結束了69年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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