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隈重信Ukuma shigenobu 1838.3.11—1922.1.10)
出任兩屆內閣首相：
第8屆(1898.6.30—1898.11.8)
第17屆(1914.4.16—1916.10.9)
大隈重信(1838—1922)是日本近代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人物，這不僅因為他兩次出任首相，還在於他一生涉足的領域廣闊，是著名政治家、外交家、財政家、教育家，尤其是他政治上變幻不定的“官僚政治家”、“政黨政治家”、“平民政治家”臉譜，更給人留下了一種神秘感。對中國人來說，提到大隈，自然會想到他執政時向中國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要求。
大隈幼名八太郎，生於佐賀藩武士世家。大隈的孩提時代，憨厚老成，無甚驚人之處。其母恨其不肖，燒香禱告，乞求神明助子成龍。13歲喪父後，大隈開始發憤讀書，以致滿腹經綸，成為誌向高遠的少年。
大隈步入青年時期，適逢日本開國，政治風雲告急。佐賀靠近開放地長崎，同樣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禮。在佐賀藩蘭學寮中，大隈在大口吸吮著近代文明知識的同時，接受了國內盛行的“尊王論”思想，成長為堅定的尊王倒幕派誌士。他曾秘密會見木戶孝允，共謀長、佐兩藩聯合倒幕，並與土佐藩誌士後藤象二郎策劃大政奉還。當幕府在鳥羽、伏見決戰中潰敗，長崎奉行外逃後，大隈作為佐賀藩代表，進入明治政府設在長崎的臨時權力機構會議事務所主持政務，在處理對外事務上嶄露頭角。
明治初年，大隈重信曆任政府參與、外國事務局判事、會計官副知事、大藏少輔、大藏大輔兼民部大輔等職，以實幹家的姿態，為草創期的明治新政權奔走效力。他直接策劃並領導修建了東京至橫濱的日本第一條鐵路，架設電線，修建燈塔，改革遞信製度。與副島種臣一起，勸誘肥後藩主鍋島直正奉還版籍，為打破諸藩割據，實現近代國家統一做出貢獻。
為製訂新政府的大政方針，全麵推進資產階級改革，廢藩置縣後，大隈和木戶孝允一起，向朝廷提出派遣使節團出國考察的重要建議，根據這一建議，1871年底岩倉使節團啟程，考察了歐美12個國家，回國後確立了近代日本的發展戰略。
大隈未能實現出訪願望，被安排“留守”主持國內的各項改革。藩債、藩幣處理與政府財政的整頓，地稅、兵製、教育、曆法等製度的改革，件件都是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大事，件件都是不易處理的難事，而大隈作為留守政府的核心人物，承擔了明治初期各項改革的重任。
1873年10月岩倉使節團回國後，日本朝廷發生一場空前激烈的“征韓論戰”，以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為一方，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為另一方，“征韓派”與“內治優先派”勢均力敵。身居政府參議要職的大隈重信的政治向背成為焦點。大隈讚成“內治優先”，給岩倉、大久保投了關鍵性一票。征韓的主張被否決，西鄉、板垣憤而辭職。此後，大隈作為大久保利通的得力助手，連任八年大藏卿，主管國家財政，積極推行殖產興業政策，主持了地稅改革。在日本侵略台灣、鎮壓西南武士叛亂等重大事件中，大隈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南戰役後，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維新三傑”相繼離世，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的“三雄”鼎立局麵形成。佐賀出身的大隈重信雄居首席參議位置，引起了朝廷中薩、長派官僚的忌恨。經伊藤博文等人密謀策劃，大隈終於在“明治14年政變”中，做了薩、長派專權的犧牲品。
大隈下野後並未沉寂，於1882年建立立憲改進黨，從此以政黨政治家的身份，組織領導了自由民權運動。由於政府采用離間、軟化政策，改進黨與自由黨相互攻擊。其後改進黨又發生分裂，大隈一度退黨而轉入幕後指揮。
1887年，黑田清隆組閣，啟用大隈為外務相，主持對外修改條約談判並取得一定進展，媒體泄露修約談判的消息後，大隈成了反對派的首要暗殺對象，結果被來島恒喜炸傷了一隻腳後辭職。
甲午戰爭後，大隈出任第二次鬆方正義內閣外務相，協助鬆方進行改革。後因與鬆方政見不合辭職，導致了內閣垮台。
此後，大隈率領立憲改進黨(後為進步黨)為爭取參政而奔走，並在反對增稅鬥爭中，逐步實現與自由黨聯合，最後兩黨合並為議會第一大黨憲政黨。1898年6月底，大隈重信得到板垣退助支持，首次組閣，史稱“隈板內閣”。
第一次大隈內閣是日本憲政史上最早的“政黨內閣”，其成立本身標誌著內閣製以來薩、長官僚輪流執政的模式已被打破。
但是，這次內閣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內閣”。在構成此屆政府基礎的憲政黨內部，還存在各種意見分歧，蘊育著難以平複的危機。更重要的還是，大隈組閣前曾接受了如下條件，凡陸海相人選及軍內事務，首相及內閣不得幹預，這等於承認內閣中存在獨立勢力。因此，有人戲稱這是一次“準政黨內閣”或“半身不遂內閣”。
這樣的政府是難有作為的。大隈上台後擺出一幅大幹一場的姿態，提出了龐大的行政改革計劃，內容包括廢除文部、司法兩省及警視廳，修改文官任用令，削減裁判所等。但是這一改革遭到官僚勢力的頑強抵製，結果除裁減4522名公職人員外，大的改革幾乎都不了了之。就是在減員方麵，也根本未能觸動陸、海軍省一根毫毛。
曆屆政府在編製財政預算時，大多為增加財政收入而提高稅率，國民盼望大隈內閣不再實行增稅政策。然而大隈沒有順從民意，而是繼續推行擴張性財政，新的年度預算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4000萬日元。不過，在增收的手法上大隈變了花樣，沒有增加國民最敏感的地方稅，而是通過增收煙酒稅、糖稅、登記稅等間接稅來補充財政收支不足。
大隈政府的垮台是因執政黨的內訌決定的。繼官僚勢力抓住文部相尾崎行雄的“共和演說”而迫其辭職後，憲政黨內部為文相一職展開爭吵，大隈任命本派的犬養毅繼任使矛盾激化。接著，在地方議員選舉時，憲政黨內的原進步黨和自由黨兩派明爭暗鬥，積怨日深，導致原自由黨係統的黨員在星亨率領下退出憲政黨，另立憲政黨，隨後板垣等原自由黨係的內閣大臣紛紛辭職，第一次大隈內閣隻維持了四個月便短命夭折。
大隈辭掉首相，接著脫離了政黨，此後以社會賢達身份致力於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他創立了早稻田大學，擔任首任校長，並參加文明協會、和平協會、軍人後援會、日印協會等團體活動。但他並未遠離政治，而是以國民政治家的身份，經常在他主持的《新日本》雜誌上發表文章，品評時政、外交。他著書立說，竭力主張富於欺騙性的“東西方文明調和論”。頻繁的社會活動，使他在民眾中保持著巨大影響。
1914年4月，第一次山本權兵衛內閣因西門子事件引咎辭職，民眾對官僚政府更加不滿。為緩和民眾情緒，統治階級認為有必要起用“早稻田的水龍頭”來撲滅“民眾的大火”，於是大隈重信被再次推上政治舞台。
當時大隈重信已77歲，重登闊別已久的首相寶座，躊躇滿誌，一上台便聲稱割除官僚、政黨政治弊病，實行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善政”。
大隈的“善政”運用於對外關係時卻絕對是“不善”的。乘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天佑”良機，大隈政府加緊推行了全麵侵華政策。
1914年6月，以奧國皇太子斐迪南在薩拉熱窩被刺為導火線，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火迅速燃遍歐洲。英國對德國宣戰後，希望日本派遣海軍搜索並擊沉正在北中國海域襲擊英國商船的德國偽裝巡洋艦。大隈內閣並沒有被英國的限製性請求束縛手腳，而是在“為了日英同盟”的幌子下，宣布對德開戰，隨後派遣數萬日軍和強大艦隊，一舉占領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青島及其德屬太平洋三群島。
大隈的野心遠非如此，日本在獲得上述權益後，變本加厲地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甚至以最後通牒的恫嚇手段，迫使袁世凱政府於1915年5月9日(中國國恥日)接受了除第五項外的全部條款，其主要內容有：
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並獲得膠濟鐵路鋪設權；
日本在旅順、大連以及滿鐵、安奉線租借期延至99年，並獲得在“南滿”和東部內蒙古的土地租借權和所有權、自由居住往來權、業務往來權及礦山采掘權；
變漢冶萍煤鐵礦公司為中日合辦；
中國不得將沿海港灣、島嶼割讓或租借給其他國家。
迫使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要求後，大隈內閣仍不肯善罷幹休，一麵背著國際輿論界，與沙俄進行分割中國的肮髒交易，秘密簽署日俄第四次協約，將中國東北和內蒙古劃為南北兩部分，分別作為日俄兩國的勢力範圍。一麵乘中國內戰、政局混亂之機，策劃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並在山東、上海等地蓄意製造事端。
在內政方麵，大隈根本未實行他所說的“善政”，而是盡量滿足官僚、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爆發，他就解散了第35次議會，接著在第12次議員大選中，首開向地方推薦候選議員、提供競選經費的惡例。他要求內閣成員分赴各地鼓動宣傳，役使早稻田大學組成“大隈後援會”為其歌功頌德。他本人則發明了“車窗演說”，挖空心思地要選出一個唯政府馬首是瞻的議會。
大隈的“選舉戰術”收到了效果，第36次議會上通過了政府的追加海軍造艦費1750萬日元和撥款1190萬日元增設兩個師團的提案，軍部夢寐以求的擴軍計劃，最終經大隈之手實現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刺激了日本經濟，養肥了壟斷資產階級。然而與之俱來的物價上漲、工人勞動強度增加，實際工資下降等，卻使普通民眾的生活雪上加霜。大隈沒有兌現休養民力、減輕租稅的諾言，對戰時恐慌也未能拿出妥善應對措施，這就使他再次失掉了民心。
處於在野黨地位的政友會利用了這一形勢，猛烈抨擊大隈內閣“樹敵於世界”的失敗外交，揭露其幹涉選舉、賄賂議員的醜行，接連對政府提出彈劾，而操縱日本政治的政府元老們，也認為大隈的利用價值不再，於是釜底抽薪，不再給予大隈支持。
各方麵的巨大壓力使大隈無心戀棧，1916年10月告別政壇後，繼續著他的東西方文明“調和”事業。1922年去世，終年83歲。
出任兩屆內閣首相：
第8屆(1898.6.30—1898.11.8)
第17屆(1914.4.16—1916.10.9)
大隈重信(1838—1922)是日本近代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人物，這不僅因為他兩次出任首相，還在於他一生涉足的領域廣闊，是著名政治家、外交家、財政家、教育家，尤其是他政治上變幻不定的“官僚政治家”、“政黨政治家”、“平民政治家”臉譜，更給人留下了一種神秘感。對中國人來說，提到大隈，自然會想到他執政時向中國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要求。
大隈幼名八太郎，生於佐賀藩武士世家。大隈的孩提時代，憨厚老成，無甚驚人之處。其母恨其不肖，燒香禱告，乞求神明助子成龍。13歲喪父後，大隈開始發憤讀書，以致滿腹經綸，成為誌向高遠的少年。
大隈步入青年時期，適逢日本開國，政治風雲告急。佐賀靠近開放地長崎，同樣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禮。在佐賀藩蘭學寮中，大隈在大口吸吮著近代文明知識的同時，接受了國內盛行的“尊王論”思想，成長為堅定的尊王倒幕派誌士。他曾秘密會見木戶孝允，共謀長、佐兩藩聯合倒幕，並與土佐藩誌士後藤象二郎策劃大政奉還。當幕府在鳥羽、伏見決戰中潰敗，長崎奉行外逃後，大隈作為佐賀藩代表，進入明治政府設在長崎的臨時權力機構會議事務所主持政務，在處理對外事務上嶄露頭角。
明治初年，大隈重信曆任政府參與、外國事務局判事、會計官副知事、大藏少輔、大藏大輔兼民部大輔等職，以實幹家的姿態，為草創期的明治新政權奔走效力。他直接策劃並領導修建了東京至橫濱的日本第一條鐵路，架設電線，修建燈塔，改革遞信製度。與副島種臣一起，勸誘肥後藩主鍋島直正奉還版籍，為打破諸藩割據，實現近代國家統一做出貢獻。
為製訂新政府的大政方針，全麵推進資產階級改革，廢藩置縣後，大隈和木戶孝允一起，向朝廷提出派遣使節團出國考察的重要建議，根據這一建議，1871年底岩倉使節團啟程，考察了歐美12個國家，回國後確立了近代日本的發展戰略。
大隈未能實現出訪願望，被安排“留守”主持國內的各項改革。藩債、藩幣處理與政府財政的整頓，地稅、兵製、教育、曆法等製度的改革，件件都是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大事，件件都是不易處理的難事，而大隈作為留守政府的核心人物，承擔了明治初期各項改革的重任。
1873年10月岩倉使節團回國後，日本朝廷發生一場空前激烈的“征韓論戰”，以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為一方，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為另一方，“征韓派”與“內治優先派”勢均力敵。身居政府參議要職的大隈重信的政治向背成為焦點。大隈讚成“內治優先”，給岩倉、大久保投了關鍵性一票。征韓的主張被否決，西鄉、板垣憤而辭職。此後，大隈作為大久保利通的得力助手，連任八年大藏卿，主管國家財政，積極推行殖產興業政策，主持了地稅改革。在日本侵略台灣、鎮壓西南武士叛亂等重大事件中，大隈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南戰役後，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維新三傑”相繼離世，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的“三雄”鼎立局麵形成。佐賀出身的大隈重信雄居首席參議位置，引起了朝廷中薩、長派官僚的忌恨。經伊藤博文等人密謀策劃，大隈終於在“明治14年政變”中，做了薩、長派專權的犧牲品。
大隈下野後並未沉寂，於1882年建立立憲改進黨，從此以政黨政治家的身份，組織領導了自由民權運動。由於政府采用離間、軟化政策，改進黨與自由黨相互攻擊。其後改進黨又發生分裂，大隈一度退黨而轉入幕後指揮。
1887年，黑田清隆組閣，啟用大隈為外務相，主持對外修改條約談判並取得一定進展，媒體泄露修約談判的消息後，大隈成了反對派的首要暗殺對象，結果被來島恒喜炸傷了一隻腳後辭職。
甲午戰爭後，大隈出任第二次鬆方正義內閣外務相，協助鬆方進行改革。後因與鬆方政見不合辭職，導致了內閣垮台。
此後，大隈率領立憲改進黨(後為進步黨)為爭取參政而奔走，並在反對增稅鬥爭中，逐步實現與自由黨聯合，最後兩黨合並為議會第一大黨憲政黨。1898年6月底，大隈重信得到板垣退助支持，首次組閣，史稱“隈板內閣”。
第一次大隈內閣是日本憲政史上最早的“政黨內閣”，其成立本身標誌著內閣製以來薩、長官僚輪流執政的模式已被打破。
但是，這次內閣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內閣”。在構成此屆政府基礎的憲政黨內部，還存在各種意見分歧，蘊育著難以平複的危機。更重要的還是，大隈組閣前曾接受了如下條件，凡陸海相人選及軍內事務，首相及內閣不得幹預，這等於承認內閣中存在獨立勢力。因此，有人戲稱這是一次“準政黨內閣”或“半身不遂內閣”。
這樣的政府是難有作為的。大隈上台後擺出一幅大幹一場的姿態，提出了龐大的行政改革計劃，內容包括廢除文部、司法兩省及警視廳，修改文官任用令，削減裁判所等。但是這一改革遭到官僚勢力的頑強抵製，結果除裁減4522名公職人員外，大的改革幾乎都不了了之。就是在減員方麵，也根本未能觸動陸、海軍省一根毫毛。
曆屆政府在編製財政預算時，大多為增加財政收入而提高稅率，國民盼望大隈內閣不再實行增稅政策。然而大隈沒有順從民意，而是繼續推行擴張性財政，新的年度預算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4000萬日元。不過，在增收的手法上大隈變了花樣，沒有增加國民最敏感的地方稅，而是通過增收煙酒稅、糖稅、登記稅等間接稅來補充財政收支不足。
大隈政府的垮台是因執政黨的內訌決定的。繼官僚勢力抓住文部相尾崎行雄的“共和演說”而迫其辭職後，憲政黨內部為文相一職展開爭吵，大隈任命本派的犬養毅繼任使矛盾激化。接著，在地方議員選舉時，憲政黨內的原進步黨和自由黨兩派明爭暗鬥，積怨日深，導致原自由黨係統的黨員在星亨率領下退出憲政黨，另立憲政黨，隨後板垣等原自由黨係的內閣大臣紛紛辭職，第一次大隈內閣隻維持了四個月便短命夭折。
大隈辭掉首相，接著脫離了政黨，此後以社會賢達身份致力於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他創立了早稻田大學，擔任首任校長，並參加文明協會、和平協會、軍人後援會、日印協會等團體活動。但他並未遠離政治，而是以國民政治家的身份，經常在他主持的《新日本》雜誌上發表文章，品評時政、外交。他著書立說，竭力主張富於欺騙性的“東西方文明調和論”。頻繁的社會活動，使他在民眾中保持著巨大影響。
1914年4月，第一次山本權兵衛內閣因西門子事件引咎辭職，民眾對官僚政府更加不滿。為緩和民眾情緒，統治階級認為有必要起用“早稻田的水龍頭”來撲滅“民眾的大火”，於是大隈重信被再次推上政治舞台。
當時大隈重信已77歲，重登闊別已久的首相寶座，躊躇滿誌，一上台便聲稱割除官僚、政黨政治弊病，實行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善政”。
大隈的“善政”運用於對外關係時卻絕對是“不善”的。乘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天佑”良機，大隈政府加緊推行了全麵侵華政策。
1914年6月，以奧國皇太子斐迪南在薩拉熱窩被刺為導火線，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火迅速燃遍歐洲。英國對德國宣戰後，希望日本派遣海軍搜索並擊沉正在北中國海域襲擊英國商船的德國偽裝巡洋艦。大隈內閣並沒有被英國的限製性請求束縛手腳，而是在“為了日英同盟”的幌子下，宣布對德開戰，隨後派遣數萬日軍和強大艦隊，一舉占領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青島及其德屬太平洋三群島。
大隈的野心遠非如此，日本在獲得上述權益後，變本加厲地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甚至以最後通牒的恫嚇手段，迫使袁世凱政府於1915年5月9日(中國國恥日)接受了除第五項外的全部條款，其主要內容有：
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並獲得膠濟鐵路鋪設權；
日本在旅順、大連以及滿鐵、安奉線租借期延至99年，並獲得在“南滿”和東部內蒙古的土地租借權和所有權、自由居住往來權、業務往來權及礦山采掘權；
變漢冶萍煤鐵礦公司為中日合辦；
中國不得將沿海港灣、島嶼割讓或租借給其他國家。
迫使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要求後，大隈內閣仍不肯善罷幹休，一麵背著國際輿論界，與沙俄進行分割中國的肮髒交易，秘密簽署日俄第四次協約，將中國東北和內蒙古劃為南北兩部分，分別作為日俄兩國的勢力範圍。一麵乘中國內戰、政局混亂之機，策劃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並在山東、上海等地蓄意製造事端。
在內政方麵，大隈根本未實行他所說的“善政”，而是盡量滿足官僚、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爆發，他就解散了第35次議會，接著在第12次議員大選中，首開向地方推薦候選議員、提供競選經費的惡例。他要求內閣成員分赴各地鼓動宣傳，役使早稻田大學組成“大隈後援會”為其歌功頌德。他本人則發明了“車窗演說”，挖空心思地要選出一個唯政府馬首是瞻的議會。
大隈的“選舉戰術”收到了效果，第36次議會上通過了政府的追加海軍造艦費1750萬日元和撥款1190萬日元增設兩個師團的提案，軍部夢寐以求的擴軍計劃，最終經大隈之手實現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刺激了日本經濟，養肥了壟斷資產階級。然而與之俱來的物價上漲、工人勞動強度增加，實際工資下降等，卻使普通民眾的生活雪上加霜。大隈沒有兌現休養民力、減輕租稅的諾言，對戰時恐慌也未能拿出妥善應對措施，這就使他再次失掉了民心。
處於在野黨地位的政友會利用了這一形勢，猛烈抨擊大隈內閣“樹敵於世界”的失敗外交，揭露其幹涉選舉、賄賂議員的醜行，接連對政府提出彈劾，而操縱日本政治的政府元老們，也認為大隈的利用價值不再，於是釜底抽薪，不再給予大隈支持。
各方麵的巨大壓力使大隈無心戀棧，1916年10月告別政壇後，繼續著他的東西方文明“調和”事業。1922年去世，終年8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