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太郎katsura taro 1848.1.4—1913.10.10)
出任三屆內閣首相：
第11屆(1901.6.2—1906.1.7)
第13屆(1908.7.14—1911.8.30)
第15屆(1912.12.21—1913.2.20)
桂太郎(1848—1913)是山縣有朋一手培植起來的軍政頭目，先後三次組閣，是戰前曆屆內閣中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在任期間，準備和發動了日俄戰爭，組織實施了日俄戰後的“經營”，殘酷地鎮壓日本早期社會主義運動。
1847年，桂出生於長州藩萩城藩士家庭，早年參加“勤王倒幕”運動和鳥羽、伏見戰役。1870年，受政府派遣赴德國學習軍事，考察德國軍製、軍訓及裝備，係統地接受了軍國主義思想教育。回國後致力於日本的軍事改革，協助山縣有朋修改征兵製度，建設德國式陸軍。1875年，出任駐德國使館武官。1886年，升任陸軍省次官。甲午戰爭中，桂率第三師團侵入中國東北，因戰功卓著晉升為大將。此後更是官運亨通，曆任台灣總督，連任四屆內閣陸軍相，不斷發展自己的勢力，步步逼近首相寶座。
1901年6月，第四次伊藤博文內閣垮台後，新內閣難產。桂太郎經山縣力薦出任首相。這標誌著內閣製以來元老政治的結束和第二代軍政官僚人物登上最高政治舞台。
桂上任時麵臨的形勢並不樂觀。連年的經濟蕭條，亟須政府采取相應對策；日益強大的政黨勢力和由政黨控製的議會，以及19世紀末20世紀初蓬勃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已對官僚政治統治構成嚴重威脅；甲午戰爭及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後日俄在遠東角逐的加劇，已發展到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程度，日本要盡快在軍事和外交上完成對俄作戰的準備。
中國東北和朝鮮早已被日本政府列入亟待擴大的“利益線”範圍，而沙俄對這一地區也覬覦良久，必欲吞食而後快。甲午戰爭後，兩個帝國主義強盜之間圍繞殖民地勢力範圍的衝突已全麵展開。在日本政府中，圍繞對俄關係問題有兩種意見，一是以伊藤博文為代表的“日俄妥協論”，一是以山縣有朋為代表的“日英同盟論”及“對俄一戰論”。
桂太郎秉承山縣的旨意，指示外務省及駐英公使林董抓緊與英國政府談判，並於1902年初締結了第一次日英同盟。這個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盟約規定：雙方相互承認各自在中國和朝鮮的特殊利益，當締約國一方與第三國交戰時，另一方確守中立；如敵方有同盟國參戰時，則未參戰的另一締約國也應參戰，並相互提供軍事設施。由此，日本與英國一起建立了遠東霸權體製，完成了對俄作戰的外交準備。
日俄開戰前夕，桂太郎與山縣、伊藤等政府元老曾秘密製訂了“滿韓交換”方針，企圖在避免使用武力前提下，與沙俄共同瓜分中國及朝鮮殖民地，並以此為條件與俄國進行了談判。
但是，桂太郎並未把希望寄托在對俄談判的成功上，而是立足於“對俄一戰”，加緊完成作戰準備。當時，日本國民經濟狀況不佳，政府財政枯竭，大量增加軍備出現了巨大的收支缺口。為此，桂太郎設想到國外募集公債，結果一開始便碰了釘子。繼而又想壓縮行政開支，因各省反對也告失敗。最後他不得不沿襲曆屆政府的做法，企圖通過增加地方稅和赤字預算的辦法渡過難關，結果遭到議會的強烈抵製。在第十六、十七、十八次議會上，政府的提案或被否決，或被修改，桂太郎如同被告，在議員的嚴厲質問下狼狽不堪，甚至對繼續執政失去信心，一度向天皇提出辭呈。
發動對外戰爭，往往是統治者擺脫統治危機的“有效”藥方。第二次伊藤內閣因發動甲午戰爭維持政權四年之久，桂內閣破綻百出之時，也是因發動日俄戰爭而延長了壽命，成為戰前日本的一屆長期政權。
1904年2月8日，日軍不宣而戰，襲擊了旅順口外的俄國艦隊，首先挑起戰端，兩個帝國主義強盜在中國的土地上展開了火並。
日俄開戰後，桂太郎立即向全國發出動員，在地方官會議上宣稱“建立以總體力量進行戰爭的體製”，“采取收攬人心的政策”，“鼓舞舉國一致的精神”。
首先，桂太郎以微笑麵孔“懷柔”議會中的政黨勢力，不惜以戰後讓位給政友會總裁西園寺公望的許諾，來換取政友會這個議會第一大黨的支持。結果，議會兩次通過政府提案，撥出臨時軍費20億日元。在籌措龐大的軍費時，桂多次召見各地金融巨頭，由其認購戰時公債5億日元；借戰爭之機兩次提高地方稅，增加稅收逾1億日元；派遣各類人士出國遊說，在歐美各國借取國債8億日元，從財力物力上支撐了這場戰爭。
其次，桂下令開動所有宣傳機器，在“愛國主義”幌子下，向國民灌輸獻身報國的軍國主義思想，煽動戰爭狂熱。同時在“強化社會治安”的名義下，加強思想統製，迫害反戰人士。戰爭期間，桂政府通過所謂救助軍人家屬、增產納稅運動，將國民社會生活置於戰時統製之下。
在這場戰爭中，日本動員了近百萬兵力，耗費了17億日元的戰費(相當於六個財政年度支出的總額)，死傷官兵20餘萬人，以慘重的代價打敗了強勁的敵手。當日俄兩國在樸茨茅斯舉行談判時，桂太郎既想保住戰果，又怕再起戰端，等待談判結果的時光如坐針氈。當他睡夢中得知和談成功的“捷報”時，竟喜不自禁地躍床而起，手舞足蹈地跑出門外，孰料樂極生悲，碰翻的蠟燭燒著了帷帳，引起一場虛驚。
通過日俄戰爭，日本取得了在朝鮮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所有特權，為吞並朝鮮邁出了根本性的一步。戰後，日本還接管了俄國在中國遼南的一切權益，割占了南庫頁島，獲得在鄂霍次克海及白令海的捕魚權。
桂太郎靠戰爭起家，位極人臣。簽訂日英同盟，獲得伯爵稱號；發動日俄戰爭，加晉侯爵；吞並朝鮮，升至公爵，其地位瞬間超過元老鬆方正義和井上馨，竟與其前輩山縣有朋共享尊榮。
桂太郎踏著累累白骨飛黃騰達，而受騙的國民除了充當炮灰和繳納重稅外卻一無所得。戰爭結束後，憤怒的國民把滿腔怒火傾瀉給當政的桂政府，甚至發生數萬民眾搗毀日比穀公園、襲擊桂首相官邸及政府機關的動亂。政友會則乘機敦促桂兌現戰後讓位的諾言，桂不得不暫時讓出政權。此後，日本政治史進入桂太郎與西園寺公望輪流執政的“桂園時代”。
1908年7月，第一次西園寺內閣在山縣、桂太郎等策劃的倒閣陰謀下垮台，肩負著山縣等人的重托，桂太郎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歡呼聲中重掌大權，組成第二次桂內閣。
桂上台後，立即在整頓戰後財政名義下，推行旨在維護金融資本利益的公債政策，實施每年償還5000萬日元戰爭公債的計劃。他抓住城市銀行利息下降，國家公債價格上漲的有利時機，用新募四分利公債的辦法，一舉償還五分利舊公債5.2億日元。這一保護金融資本利益的措施，博得了財界喝彩。
為維護官僚利益，桂采取了軍政官員加薪25%的措施，從而加強了統治基礎。
桂善於玩弄權術，用“一視同仁”的口號，竭力穩住議會中的各個政黨。並再次放出“讓權”誘餌，換取政友會的合作。結果，桂的軟刀子戰術再次顯靈，議會成了唯政府之命是從的“附屬機關”，政友會變成了與政府“情投意合、協同一致”的“與黨”。某雜誌的評論譏諷桂太郎的行徑“像個娼妓或雜技演員一樣”，“阿諛謅媚，左右逢源”。
作為官僚、特權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桂所做出的“讓步”是以維護上述階級利益為前提的，因此對社會中下層階級一再提出的廢除“三惡稅”(鹽專賣、通行稅、紡織品稅)要求，始終置之不理，不肯做半點讓步。
桂執政期間極為重視社會政策，強化對地方的治理，用他自己的話說，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挖掉社會主義的“禍根”，防 “赤化”於未然。根據這一方針，地方政府強化了町村警保組織，在鄉軍人會、青年會等組織的地位提高。這樣，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組織，便形成了一個縱橫交錯的嚴密統治網。另一方麵，桂政府通過開展“報德運動”，向國民灌輸勤勉、節約、律己、謙讓精神，加強了思想統治。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隊伍不斷發展壯大。日本從19世紀末起，先後出現了“社會主義研究會”等革命組織。進入20世紀後，社會主義運動已呈現蓬勃發展之勢。對於革命勢力的發展，桂極為恐懼，必欲扼殺而後快。他認為以前的曆屆政府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態度過於手軟，因此上台後接連采取嚴厲措施，限製言論、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規定凡有“社會”字樣的書刊一律取締，以至像《昆蟲社會》之類的書籍也被勒令停售。
1910年5月，無政府主義者宮下太吉等人私製炸彈暗殺天皇的計劃泄露後被捕。立即以此為借口，桂太郎下令在全國進行大搜捕，檢舉社會主義者數百人。不久判處社會主義運動領袖幸德秋水等12人死刑，12人無期徒刑，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大逆事件”。在桂太郎的白色恐怖政策下，日本的早期社會主義運動剛剛起步便遭到血腥鎮壓，進入極為艱苦的“十年黑暗”時期。
桂太郎製造“大逆事件”，招致社會輿論的猛烈抨擊，聲名掃地，為躲避鋒芒，桂選擇了辭職。一年後，乘軍部搞垮第二次西園寺內閣之機，桂在一片謾罵聲中卷土重來。
軍部因西園寺內閣拒絕增設兩個師團要求，首次動用“軍部大臣武官製”的銳器，以陸軍相辭職並不推舉後繼人選的手段迫使政府解散，這一行徑已引起輿論的極大憤慨，而軍閥巨頭桂太郎的上台，更似火上澆油，民眾的反軍情緒遂像火山一樣迸發。桂太郎上台後，全國各地發出“擁護憲政，打倒閥族”的吼聲，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第一次護憲運動”。昔日與桂太郎“情投意合”的政友會，也公然采取了不合作態度，該黨議員尾崎行雄在議會演說時，憤怒譴責桂太郎“張口必言忠愛，好像忠君愛國歸他一手專賣”，實際卻是“以玉座為胸牆，以詔書為子彈來打倒政敵”。
在四麵楚歌聲中，桂太郎倉促地建立了立憲同誌會，企圖與民主勢力對抗。然而民主運動的洪流不可阻擋，他所建立的新黨無法發揮作用，桂太郎已成孤家寡人，上任僅50天，便在一片喊打聲中倉惶下台。
出任三屆內閣首相：
第11屆(1901.6.2—1906.1.7)
第13屆(1908.7.14—1911.8.30)
第15屆(1912.12.21—1913.2.20)
桂太郎(1848—1913)是山縣有朋一手培植起來的軍政頭目，先後三次組閣，是戰前曆屆內閣中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在任期間，準備和發動了日俄戰爭，組織實施了日俄戰後的“經營”，殘酷地鎮壓日本早期社會主義運動。
1847年，桂出生於長州藩萩城藩士家庭，早年參加“勤王倒幕”運動和鳥羽、伏見戰役。1870年，受政府派遣赴德國學習軍事，考察德國軍製、軍訓及裝備，係統地接受了軍國主義思想教育。回國後致力於日本的軍事改革，協助山縣有朋修改征兵製度，建設德國式陸軍。1875年，出任駐德國使館武官。1886年，升任陸軍省次官。甲午戰爭中，桂率第三師團侵入中國東北，因戰功卓著晉升為大將。此後更是官運亨通，曆任台灣總督，連任四屆內閣陸軍相，不斷發展自己的勢力，步步逼近首相寶座。
1901年6月，第四次伊藤博文內閣垮台後，新內閣難產。桂太郎經山縣力薦出任首相。這標誌著內閣製以來元老政治的結束和第二代軍政官僚人物登上最高政治舞台。
桂上任時麵臨的形勢並不樂觀。連年的經濟蕭條，亟須政府采取相應對策；日益強大的政黨勢力和由政黨控製的議會，以及19世紀末20世紀初蓬勃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已對官僚政治統治構成嚴重威脅；甲午戰爭及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後日俄在遠東角逐的加劇，已發展到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程度，日本要盡快在軍事和外交上完成對俄作戰的準備。
中國東北和朝鮮早已被日本政府列入亟待擴大的“利益線”範圍，而沙俄對這一地區也覬覦良久，必欲吞食而後快。甲午戰爭後，兩個帝國主義強盜之間圍繞殖民地勢力範圍的衝突已全麵展開。在日本政府中，圍繞對俄關係問題有兩種意見，一是以伊藤博文為代表的“日俄妥協論”，一是以山縣有朋為代表的“日英同盟論”及“對俄一戰論”。
桂太郎秉承山縣的旨意，指示外務省及駐英公使林董抓緊與英國政府談判，並於1902年初締結了第一次日英同盟。這個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盟約規定：雙方相互承認各自在中國和朝鮮的特殊利益，當締約國一方與第三國交戰時，另一方確守中立；如敵方有同盟國參戰時，則未參戰的另一締約國也應參戰，並相互提供軍事設施。由此，日本與英國一起建立了遠東霸權體製，完成了對俄作戰的外交準備。
日俄開戰前夕，桂太郎與山縣、伊藤等政府元老曾秘密製訂了“滿韓交換”方針，企圖在避免使用武力前提下，與沙俄共同瓜分中國及朝鮮殖民地，並以此為條件與俄國進行了談判。
但是，桂太郎並未把希望寄托在對俄談判的成功上，而是立足於“對俄一戰”，加緊完成作戰準備。當時，日本國民經濟狀況不佳，政府財政枯竭，大量增加軍備出現了巨大的收支缺口。為此，桂太郎設想到國外募集公債，結果一開始便碰了釘子。繼而又想壓縮行政開支，因各省反對也告失敗。最後他不得不沿襲曆屆政府的做法，企圖通過增加地方稅和赤字預算的辦法渡過難關，結果遭到議會的強烈抵製。在第十六、十七、十八次議會上，政府的提案或被否決，或被修改，桂太郎如同被告，在議員的嚴厲質問下狼狽不堪，甚至對繼續執政失去信心，一度向天皇提出辭呈。
發動對外戰爭，往往是統治者擺脫統治危機的“有效”藥方。第二次伊藤內閣因發動甲午戰爭維持政權四年之久，桂內閣破綻百出之時，也是因發動日俄戰爭而延長了壽命，成為戰前日本的一屆長期政權。
1904年2月8日，日軍不宣而戰，襲擊了旅順口外的俄國艦隊，首先挑起戰端，兩個帝國主義強盜在中國的土地上展開了火並。
日俄開戰後，桂太郎立即向全國發出動員，在地方官會議上宣稱“建立以總體力量進行戰爭的體製”，“采取收攬人心的政策”，“鼓舞舉國一致的精神”。
首先，桂太郎以微笑麵孔“懷柔”議會中的政黨勢力，不惜以戰後讓位給政友會總裁西園寺公望的許諾，來換取政友會這個議會第一大黨的支持。結果，議會兩次通過政府提案，撥出臨時軍費20億日元。在籌措龐大的軍費時，桂多次召見各地金融巨頭，由其認購戰時公債5億日元；借戰爭之機兩次提高地方稅，增加稅收逾1億日元；派遣各類人士出國遊說，在歐美各國借取國債8億日元，從財力物力上支撐了這場戰爭。
其次，桂下令開動所有宣傳機器，在“愛國主義”幌子下，向國民灌輸獻身報國的軍國主義思想，煽動戰爭狂熱。同時在“強化社會治安”的名義下，加強思想統製，迫害反戰人士。戰爭期間，桂政府通過所謂救助軍人家屬、增產納稅運動，將國民社會生活置於戰時統製之下。
在這場戰爭中，日本動員了近百萬兵力，耗費了17億日元的戰費(相當於六個財政年度支出的總額)，死傷官兵20餘萬人，以慘重的代價打敗了強勁的敵手。當日俄兩國在樸茨茅斯舉行談判時，桂太郎既想保住戰果，又怕再起戰端，等待談判結果的時光如坐針氈。當他睡夢中得知和談成功的“捷報”時，竟喜不自禁地躍床而起，手舞足蹈地跑出門外，孰料樂極生悲，碰翻的蠟燭燒著了帷帳，引起一場虛驚。
通過日俄戰爭，日本取得了在朝鮮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所有特權，為吞並朝鮮邁出了根本性的一步。戰後，日本還接管了俄國在中國遼南的一切權益，割占了南庫頁島，獲得在鄂霍次克海及白令海的捕魚權。
桂太郎靠戰爭起家，位極人臣。簽訂日英同盟，獲得伯爵稱號；發動日俄戰爭，加晉侯爵；吞並朝鮮，升至公爵，其地位瞬間超過元老鬆方正義和井上馨，竟與其前輩山縣有朋共享尊榮。
桂太郎踏著累累白骨飛黃騰達，而受騙的國民除了充當炮灰和繳納重稅外卻一無所得。戰爭結束後，憤怒的國民把滿腔怒火傾瀉給當政的桂政府，甚至發生數萬民眾搗毀日比穀公園、襲擊桂首相官邸及政府機關的動亂。政友會則乘機敦促桂兌現戰後讓位的諾言，桂不得不暫時讓出政權。此後，日本政治史進入桂太郎與西園寺公望輪流執政的“桂園時代”。
1908年7月，第一次西園寺內閣在山縣、桂太郎等策劃的倒閣陰謀下垮台，肩負著山縣等人的重托，桂太郎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歡呼聲中重掌大權，組成第二次桂內閣。
桂上台後，立即在整頓戰後財政名義下，推行旨在維護金融資本利益的公債政策，實施每年償還5000萬日元戰爭公債的計劃。他抓住城市銀行利息下降，國家公債價格上漲的有利時機，用新募四分利公債的辦法，一舉償還五分利舊公債5.2億日元。這一保護金融資本利益的措施，博得了財界喝彩。
為維護官僚利益，桂采取了軍政官員加薪25%的措施，從而加強了統治基礎。
桂善於玩弄權術，用“一視同仁”的口號，竭力穩住議會中的各個政黨。並再次放出“讓權”誘餌，換取政友會的合作。結果，桂的軟刀子戰術再次顯靈，議會成了唯政府之命是從的“附屬機關”，政友會變成了與政府“情投意合、協同一致”的“與黨”。某雜誌的評論譏諷桂太郎的行徑“像個娼妓或雜技演員一樣”，“阿諛謅媚，左右逢源”。
作為官僚、特權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桂所做出的“讓步”是以維護上述階級利益為前提的，因此對社會中下層階級一再提出的廢除“三惡稅”(鹽專賣、通行稅、紡織品稅)要求，始終置之不理，不肯做半點讓步。
桂執政期間極為重視社會政策，強化對地方的治理，用他自己的話說，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挖掉社會主義的“禍根”，防 “赤化”於未然。根據這一方針，地方政府強化了町村警保組織，在鄉軍人會、青年會等組織的地位提高。這樣，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組織，便形成了一個縱橫交錯的嚴密統治網。另一方麵，桂政府通過開展“報德運動”，向國民灌輸勤勉、節約、律己、謙讓精神，加強了思想統治。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隊伍不斷發展壯大。日本從19世紀末起，先後出現了“社會主義研究會”等革命組織。進入20世紀後，社會主義運動已呈現蓬勃發展之勢。對於革命勢力的發展，桂極為恐懼，必欲扼殺而後快。他認為以前的曆屆政府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態度過於手軟，因此上台後接連采取嚴厲措施，限製言論、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規定凡有“社會”字樣的書刊一律取締，以至像《昆蟲社會》之類的書籍也被勒令停售。
1910年5月，無政府主義者宮下太吉等人私製炸彈暗殺天皇的計劃泄露後被捕。立即以此為借口，桂太郎下令在全國進行大搜捕，檢舉社會主義者數百人。不久判處社會主義運動領袖幸德秋水等12人死刑，12人無期徒刑，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大逆事件”。在桂太郎的白色恐怖政策下，日本的早期社會主義運動剛剛起步便遭到血腥鎮壓，進入極為艱苦的“十年黑暗”時期。
桂太郎製造“大逆事件”，招致社會輿論的猛烈抨擊，聲名掃地，為躲避鋒芒，桂選擇了辭職。一年後，乘軍部搞垮第二次西園寺內閣之機，桂在一片謾罵聲中卷土重來。
軍部因西園寺內閣拒絕增設兩個師團要求，首次動用“軍部大臣武官製”的銳器，以陸軍相辭職並不推舉後繼人選的手段迫使政府解散，這一行徑已引起輿論的極大憤慨，而軍閥巨頭桂太郎的上台，更似火上澆油，民眾的反軍情緒遂像火山一樣迸發。桂太郎上台後，全國各地發出“擁護憲政，打倒閥族”的吼聲，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第一次護憲運動”。昔日與桂太郎“情投意合”的政友會，也公然采取了不合作態度，該黨議員尾崎行雄在議會演說時，憤怒譴責桂太郎“張口必言忠愛，好像忠君愛國歸他一手專賣”，實際卻是“以玉座為胸牆，以詔書為子彈來打倒政敵”。
在四麵楚歌聲中，桂太郎倉促地建立了立憲同誌會，企圖與民主勢力對抗。然而民主運動的洪流不可阻擋，他所建立的新黨無法發揮作用，桂太郎已成孤家寡人，上任僅50天，便在一片喊打聲中倉惶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