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園寺公望saionji kinmochi 1849.12.7—1940.11.24)
出任兩屆內閣首相：
第12屆(1906.1.7—1908.7.14)
第14屆(1911.8.30—1912.12.21)
西園寺公望(1849—1940)一生橫跨日本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是日本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如果說桂太郎是山縣有朋的掌門弟子，則西園寺便是伊藤博文的嫡係門生。曆史曾把他們安排成絕妙的一對，在20世紀初期的日本政治舞台上輪番登場，演出統治階級上層爭權奪勢、變換統治手法的劇幕。
西園寺號陶庵，生於大貴族德大寺家，後過繼給大貴族西園寺師季，幼年時成為西園寺家族主。由於出身望族，他4歲被敕任為孝明天皇“侍從”，8歲被封為右近衛少將，13歲時升為右近衛中將。到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時，18歲的西園寺已經是朝廷的“老臣”。
青年時代的西園寺，不滿於幕府的腐敗統治，深為開國後日本民族的前途擔憂。1867年底，他作為天皇的近臣，參加了具有曆史轉折意義的“小禦所會議”，和倒幕派領袖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起，製訂了“王政複古”方針，擁舉天皇親理國政。明治政府宣布成立後，他擔任政府“參與”要職。
在幕府以“清君側”之名兵臨城下、新政府岌岌可危的緊急關頭，西園寺堅決反對朝廷中的妥協論，提出與薩、長藩“尊王”力量團結一致，共當大敵。西園寺的這番高論，令朝廷重臣大為吃驚，岩倉具視脫口讚歎說：“這孩子大有見識。”
在與幕府決戰及平定幕府殘餘勢力的戰鬥中，年僅19歲的西園寺曆任山陰道鎮撫總督、東山道第二軍總督、北陸道鎮撫使等重職，率軍參加過鳥羽、伏見決戰等無數次戰鬥。後曆任越後府、新瀉府知事，為建立和鞏固地方政權立下功勳。
明治政權基本穩定後，西園寺本可居功為官，享受榮華富貴，但他從建設近代國家的長遠目標考慮，毅然“解甲辭官”，到法國留學深造。
1871年，西園寺來到法國，適逢德法戰爭。他目睹了巴黎公社起義的悲壯情景，對人民群眾的強大力量有了更深的認識。在法國期間，他著重考察研究了法國政治製度、風土人情，結識了包括克利孟梭在內的許多著名自由主義者和憲法學者，並與正在法國留學、享有“東洋盧梭”雅稱的進步思想家中江兆民結為好友。留法十年，西園寺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完成了貴族資產階級化的轉變，這對他後來所走的道路及其政治主張具有決定性影響。
1880年，正當日本國內掀起自由民權運動高潮時，西園寺從法國歸來。他立即被卷入這場運動的激流，擔任進步刊物《東洋自由新聞》社社長兼主筆，並在發刊詞中宣傳“人的自由”和“政治自由”思想。西園寺的“離經叛道”不能不引起朝廷的注意和恐懼，他的胞兄天皇侍從長德大寺實則和右大臣岩倉具視先後找他，規勸他脫離新聞職業，但被他一一拒絕。最後天皇親自發出“敕命”，迫使他離開新聞社重返仕途。
1882年，西園寺隨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憲法，回國後協助伊藤從事立憲準備。憲法頒布後，他被派往德國、奧地利擔任公使。回國後多次入閣擔任文部相。由於政見相近，他與伊藤的關係日見密切，到伊藤建立政友會時，已成為伊藤最為得力的助手，並經伊藤推薦擔任樞密院議長。1903年，伊藤幹脆把他的政友會總裁職務讓給與自己“異體同心”的西園寺，從而把西園寺推到政治鬥爭的第一線。
日俄戰爭結束後，根據桂太郎與政友會在戰爭開始時訂下的“君子協定”，西園寺接替桂擔任首相。
第一次西園寺內閣於1906年1月成立，西園寺上任後推行的一項重大國策，是實現鐵路國有化。
鐵路國有化問題在政府和民間早有爭論。軍部從戰時需要出發，曆來強調鐵路國有。鑒於日俄戰後私人鐵路普遍經營不振，私人鐵路經營者中也發出了鐵路國有呼聲。隻有三菱財閥因收益尚好，反對國有政策。三菱的代表外務相加藤高明甚至以辭職相要挾，阻止政策實施。但是西園寺不為所動，斷然推行了國有政策，以相當原投資兩倍的優惠價格，收買了占私營鐵路總長90%的17家私人鐵路公司資產。鐵路國有化維護了處於虧損狀態的資本家利益，避免了公私營鐵路間的競爭，消除了地方鐵路割據狀態，具有重大的經濟、軍事意義。
製訂殖民地經營政策，是西園寺內閣又一施政重點。西園寺在任時，建立了韓國統監府和韓國拓殖會社，使之成為日本對朝鮮進行政治、經濟統治的機構。他還說服軍部強硬派，設立關東都督府和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用這種較為“體麵”的方式，切實加強對“滿洲”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統治。
對20世紀以來在日本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西園寺曾與山縣有朋、桂太郎等軍政官僚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認為，社會主義思想是時代的產物，不應簡單地加以取締，應以穩健的誘導，使其對國家發展有所貢獻。因此他上任後，曾宣布“放寬對言論結社自由的限製”，並接受“以促進實現普選為目的”的日本平民黨建黨申請，允許該黨公開活動。此後又承認堺利彥等人建立日本社會黨。由於西園寺采取的上述“開明”政策，使日本早期社會主義運動得以迅速發展。但是，西園寺畢竟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忠實維護者，他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寬容，重在運動的形式而不是內容。當他看到工人運動蓬勃發展起來，並因而受到資產階級及山縣等政府官僚的責難時，就急劇改變了立場，撕下“寬容”的麵紗，先後鎮壓了東京電車工人罷工和足尾銅礦工人暴動。在他處理“赤旗事件”時，對社會主義者已經絲毫不講“民主”了。
西園寺與山縣、桂太郎等一派官僚間存在矛盾。他通過政友會出身的內務相原敬，對山縣控製的警視廳進行人事大改組，安插了許多親信，對地方官也進行了重大的調整。這些行為直接觸犯了山縣派的利益，於是，山縣和桂太郎等大肆攻擊西園寺對社會主義運動態度軟弱，密謀策劃倒閣。第一次西園寺內閣終因困難重重，為山縣等人“毒殺”，1908年7月垮台。
西園寺下台後，桂太郎再次上台，執政三年之久，後來因製造“大逆事件”被迫下台。1911年8月，西園寺再次組閣。
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成立不久，中國發生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西園寺召開內閣會議，製訂了“遇有良機則努力漸進擴大我國的利權”，“至於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須等待對我最有利時機的到來”的穩健政策。根據這一方針，政府通過駐華陸軍、駐外機構、黑龍會等多條渠道，分別與清朝政府和革命軍接觸，同時給予雙方以軍火和財政援助，以便不管哪一方獲勝，都能使日本擴大在華利權。當時山縣控製的軍部曾強烈主張派兵一舉占領“滿蒙”，因西園寺顧慮重重而被擱置。對此山縣滿腹牢騷，指責西園寺“采取坐視旁觀政策，致使失掉千載難逢機會，實為國家不勝痛憤”。西園寺和山縣雖然都希望擴大日本的在華權益，但在實施策略上卻存在著嚴重分歧。
軍部對西園寺的不滿，不久便在軍備問題上演成正麵衝突。日俄戰爭後，軍部根據山縣的建議，製訂了《帝國國防方針》及其用兵綱領，確定軍備的規模要達到陸軍50個師團，海軍建立能與美國抗衡的“八八艦隊”。當時陸軍已由日俄戰前的13個師團增至19個師團，而軍部堅持要求政府再撥出1.75億日元，新設兩個師團。西園寺鑒於財政上困難重重，拒絕了軍部要求。陸軍相上原勇作立即提出辭職，而山縣控製的陸軍統帥部又拒絕推薦陸相繼任人選。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就這樣因“擴軍”問題和陸相難產，被軍部使用“軍部大臣武官製”的利器所扼殺。
西園寺辭掉首相後，又辭掉政友會總裁職務，此後長期隱居在京都郊外的“西風莊”，以元老身份在幕後操縱日本政治。
1919年，西園寺以日本政府首席全權代表身份，率團參加巴黎和會，簽署了“凡爾賽和約”，回國後加晉公爵。
1924年鬆方正義病逝後，西園寺成為政府中唯一的元老，此後直至他去世的1940年，曆屆內閣首相多經他個人推薦，或由他主持重臣會議議定。
西園寺厭惡軍人專權，主張在日本實行天皇製下的議會製度。1924年至1931年的八年間，是日本史上的所謂“政黨內閣”的“黃金時代”，其時協助天皇理政的頭號重要人物便是西園寺，連續六屆政黨內閣的首相人選皆出自他的推薦或認可。在軍部推翻最後一屆政黨內閣，推進法西斯專政時期，他曾挑選較為“溫和”的軍界元老執政，建立“中間內閣”，力圖延緩日本法西斯化的進程。
盡管西園寺不希望日本出現法西斯專政，但他沒有力量阻止法西斯運動的狂潮。軍部法西斯和民間右翼勢力沆瀣一氣，與國際上的法西斯運動遙相呼應，從20世紀30年代起，急速地把日本推向法西斯道路。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軍官發動政變，殺害了前首相高橋是清、齋藤實等政府重臣。西園寺本被列為首要殺害對象，隻因執行任務的軍官臨陣產生惻隱之心，他才幸免於難。
1940年11月24日，西園寺無疾而終，結束了豐富多彩的一生，日本政府為他舉行了國葬。
出任兩屆內閣首相：
第12屆(1906.1.7—1908.7.14)
第14屆(1911.8.30—1912.12.21)
西園寺公望(1849—1940)一生橫跨日本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是日本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如果說桂太郎是山縣有朋的掌門弟子，則西園寺便是伊藤博文的嫡係門生。曆史曾把他們安排成絕妙的一對，在20世紀初期的日本政治舞台上輪番登場，演出統治階級上層爭權奪勢、變換統治手法的劇幕。
西園寺號陶庵，生於大貴族德大寺家，後過繼給大貴族西園寺師季，幼年時成為西園寺家族主。由於出身望族，他4歲被敕任為孝明天皇“侍從”，8歲被封為右近衛少將，13歲時升為右近衛中將。到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時，18歲的西園寺已經是朝廷的“老臣”。
青年時代的西園寺，不滿於幕府的腐敗統治，深為開國後日本民族的前途擔憂。1867年底，他作為天皇的近臣，參加了具有曆史轉折意義的“小禦所會議”，和倒幕派領袖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起，製訂了“王政複古”方針，擁舉天皇親理國政。明治政府宣布成立後，他擔任政府“參與”要職。
在幕府以“清君側”之名兵臨城下、新政府岌岌可危的緊急關頭，西園寺堅決反對朝廷中的妥協論，提出與薩、長藩“尊王”力量團結一致，共當大敵。西園寺的這番高論，令朝廷重臣大為吃驚，岩倉具視脫口讚歎說：“這孩子大有見識。”
在與幕府決戰及平定幕府殘餘勢力的戰鬥中，年僅19歲的西園寺曆任山陰道鎮撫總督、東山道第二軍總督、北陸道鎮撫使等重職，率軍參加過鳥羽、伏見決戰等無數次戰鬥。後曆任越後府、新瀉府知事，為建立和鞏固地方政權立下功勳。
明治政權基本穩定後，西園寺本可居功為官，享受榮華富貴，但他從建設近代國家的長遠目標考慮，毅然“解甲辭官”，到法國留學深造。
1871年，西園寺來到法國，適逢德法戰爭。他目睹了巴黎公社起義的悲壯情景，對人民群眾的強大力量有了更深的認識。在法國期間，他著重考察研究了法國政治製度、風土人情，結識了包括克利孟梭在內的許多著名自由主義者和憲法學者，並與正在法國留學、享有“東洋盧梭”雅稱的進步思想家中江兆民結為好友。留法十年，西園寺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完成了貴族資產階級化的轉變，這對他後來所走的道路及其政治主張具有決定性影響。
1880年，正當日本國內掀起自由民權運動高潮時，西園寺從法國歸來。他立即被卷入這場運動的激流，擔任進步刊物《東洋自由新聞》社社長兼主筆，並在發刊詞中宣傳“人的自由”和“政治自由”思想。西園寺的“離經叛道”不能不引起朝廷的注意和恐懼，他的胞兄天皇侍從長德大寺實則和右大臣岩倉具視先後找他，規勸他脫離新聞職業，但被他一一拒絕。最後天皇親自發出“敕命”，迫使他離開新聞社重返仕途。
1882年，西園寺隨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憲法，回國後協助伊藤從事立憲準備。憲法頒布後，他被派往德國、奧地利擔任公使。回國後多次入閣擔任文部相。由於政見相近，他與伊藤的關係日見密切，到伊藤建立政友會時，已成為伊藤最為得力的助手，並經伊藤推薦擔任樞密院議長。1903年，伊藤幹脆把他的政友會總裁職務讓給與自己“異體同心”的西園寺，從而把西園寺推到政治鬥爭的第一線。
日俄戰爭結束後，根據桂太郎與政友會在戰爭開始時訂下的“君子協定”，西園寺接替桂擔任首相。
第一次西園寺內閣於1906年1月成立，西園寺上任後推行的一項重大國策，是實現鐵路國有化。
鐵路國有化問題在政府和民間早有爭論。軍部從戰時需要出發，曆來強調鐵路國有。鑒於日俄戰後私人鐵路普遍經營不振，私人鐵路經營者中也發出了鐵路國有呼聲。隻有三菱財閥因收益尚好，反對國有政策。三菱的代表外務相加藤高明甚至以辭職相要挾，阻止政策實施。但是西園寺不為所動，斷然推行了國有政策，以相當原投資兩倍的優惠價格，收買了占私營鐵路總長90%的17家私人鐵路公司資產。鐵路國有化維護了處於虧損狀態的資本家利益，避免了公私營鐵路間的競爭，消除了地方鐵路割據狀態，具有重大的經濟、軍事意義。
製訂殖民地經營政策，是西園寺內閣又一施政重點。西園寺在任時，建立了韓國統監府和韓國拓殖會社，使之成為日本對朝鮮進行政治、經濟統治的機構。他還說服軍部強硬派，設立關東都督府和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用這種較為“體麵”的方式，切實加強對“滿洲”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統治。
對20世紀以來在日本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西園寺曾與山縣有朋、桂太郎等軍政官僚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認為，社會主義思想是時代的產物，不應簡單地加以取締，應以穩健的誘導，使其對國家發展有所貢獻。因此他上任後，曾宣布“放寬對言論結社自由的限製”，並接受“以促進實現普選為目的”的日本平民黨建黨申請，允許該黨公開活動。此後又承認堺利彥等人建立日本社會黨。由於西園寺采取的上述“開明”政策，使日本早期社會主義運動得以迅速發展。但是，西園寺畢竟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忠實維護者，他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寬容，重在運動的形式而不是內容。當他看到工人運動蓬勃發展起來，並因而受到資產階級及山縣等政府官僚的責難時，就急劇改變了立場，撕下“寬容”的麵紗，先後鎮壓了東京電車工人罷工和足尾銅礦工人暴動。在他處理“赤旗事件”時，對社會主義者已經絲毫不講“民主”了。
西園寺與山縣、桂太郎等一派官僚間存在矛盾。他通過政友會出身的內務相原敬，對山縣控製的警視廳進行人事大改組，安插了許多親信，對地方官也進行了重大的調整。這些行為直接觸犯了山縣派的利益，於是，山縣和桂太郎等大肆攻擊西園寺對社會主義運動態度軟弱，密謀策劃倒閣。第一次西園寺內閣終因困難重重，為山縣等人“毒殺”，1908年7月垮台。
西園寺下台後，桂太郎再次上台，執政三年之久，後來因製造“大逆事件”被迫下台。1911年8月，西園寺再次組閣。
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成立不久，中國發生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西園寺召開內閣會議，製訂了“遇有良機則努力漸進擴大我國的利權”，“至於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須等待對我最有利時機的到來”的穩健政策。根據這一方針，政府通過駐華陸軍、駐外機構、黑龍會等多條渠道，分別與清朝政府和革命軍接觸，同時給予雙方以軍火和財政援助，以便不管哪一方獲勝，都能使日本擴大在華利權。當時山縣控製的軍部曾強烈主張派兵一舉占領“滿蒙”，因西園寺顧慮重重而被擱置。對此山縣滿腹牢騷，指責西園寺“采取坐視旁觀政策，致使失掉千載難逢機會，實為國家不勝痛憤”。西園寺和山縣雖然都希望擴大日本的在華權益，但在實施策略上卻存在著嚴重分歧。
軍部對西園寺的不滿，不久便在軍備問題上演成正麵衝突。日俄戰爭後，軍部根據山縣的建議，製訂了《帝國國防方針》及其用兵綱領，確定軍備的規模要達到陸軍50個師團，海軍建立能與美國抗衡的“八八艦隊”。當時陸軍已由日俄戰前的13個師團增至19個師團，而軍部堅持要求政府再撥出1.75億日元，新設兩個師團。西園寺鑒於財政上困難重重，拒絕了軍部要求。陸軍相上原勇作立即提出辭職，而山縣控製的陸軍統帥部又拒絕推薦陸相繼任人選。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就這樣因“擴軍”問題和陸相難產，被軍部使用“軍部大臣武官製”的利器所扼殺。
西園寺辭掉首相後，又辭掉政友會總裁職務，此後長期隱居在京都郊外的“西風莊”，以元老身份在幕後操縱日本政治。
1919年，西園寺以日本政府首席全權代表身份，率團參加巴黎和會，簽署了“凡爾賽和約”，回國後加晉公爵。
1924年鬆方正義病逝後，西園寺成為政府中唯一的元老，此後直至他去世的1940年，曆屆內閣首相多經他個人推薦，或由他主持重臣會議議定。
西園寺厭惡軍人專權，主張在日本實行天皇製下的議會製度。1924年至1931年的八年間，是日本史上的所謂“政黨內閣”的“黃金時代”，其時協助天皇理政的頭號重要人物便是西園寺，連續六屆政黨內閣的首相人選皆出自他的推薦或認可。在軍部推翻最後一屆政黨內閣，推進法西斯專政時期，他曾挑選較為“溫和”的軍界元老執政，建立“中間內閣”，力圖延緩日本法西斯化的進程。
盡管西園寺不希望日本出現法西斯專政，但他沒有力量阻止法西斯運動的狂潮。軍部法西斯和民間右翼勢力沆瀣一氣，與國際上的法西斯運動遙相呼應，從20世紀30年代起，急速地把日本推向法西斯道路。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軍官發動政變，殺害了前首相高橋是清、齋藤實等政府重臣。西園寺本被列為首要殺害對象，隻因執行任務的軍官臨陣產生惻隱之心，他才幸免於難。
1940年11月24日，西園寺無疾而終，結束了豐富多彩的一生，日本政府為他舉行了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