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高明kato takaaki 1860.1.25—1926.1.28)
出任第24屆(1924.6.11—1926.1.30)內閣首相
加藤高明(1860—1926)在第二次護憲運動打倒清浦內閣後出任首相，組成護憲三派內閣，從此日本進入“政黨政治”新時代。
加藤高明本姓服部，幼名總吉，生於尾張國武士家庭，12歲時過繼給其親戚加藤武兵衛作嗣子，改姓加藤。
加藤步入社會後，經曆了實業家、外交家、政黨政治家三步生涯。
1874年，加藤入東京外國語學校學習，畢業後入東京開成學校學習，1877年開成學校並入東京大學，加藤繼續就讀，專攻法律，四年後從東京大學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
當時日本社會求才若渴，為數不多的大學畢業生多走上仕途，成為國家各級官吏，加藤的誌向卻在實業界。畢業後到三菱公司任職，其出眾才華深得公司總經理岩崎彌太郎賞識，遂派他到英國深造，回國後任三菱公司副經理，娶岩崎彌太郎長女春治為妻，成為“三菱的女婿”。加藤一生的活動始終是以三菱為可靠後盾的。擔任外務大臣時，曾為維護三菱財閥的利益，堅決反對鐵路國有化政策，由於政府未采納他的意見，憤而辭職。
在英國學習期間，加藤結識了到英國訪問的政府大臣陸奧宗光。1887年，經陸奧推薦，離開三菱到外務省任職，開始了他的官場政治生涯。在直到1915年的近30年中，他的活動舞台主要在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麵，多次出任駐英國公使、大使，擔任第四次伊藤博文、第一次西園寺公望、第三次桂太郎、第二次大隈重信等四屆內閣外務相。在任期間積極推行殖民擴張政策，在中日甲午戰爭、簽訂日英同盟等重大對外活動中獻計獻策，扮演重要角色，因功敕封為男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加藤作為大隈內閣外交政策的主要製訂者和推行者，力主對德國宣戰，使日本乘機奪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及太平洋地區的權益，隨後又協助大隈製訂對華二十一條要求，戰後因功加晉子爵，當上貴族院議員。
加藤由外交官轉為政黨政治家是在1912年。同年4月，桂太郎將其拉入立憲同誌會，位居該黨五總務之首，桂太郎死後成為該黨總理。1916年10月，立憲同誌會、中正會、公友俱樂部三黨派合並為憲政會，加藤當選首任總裁。
1924年6月7日，清浦奎吾內閣在大選慘敗後全體辭職，經元老西園寺公望推薦，加藤高明出任首相，11日，組成護憲三派內閣。憲政會、政友會、革新俱樂部三黨派領袖加藤高明、高橋是清、犬養毅分別就任首相、農商務相和遞信相。其他內閣成員中，除陸、海相外，隻有外相幣原喜重郎不是護憲三派嫡出，但幣原和加藤是連襟，同為岩崎彌太郎女婿，關係自不待言。
加藤內閣根據護憲三派的主張製訂施政方針，首先進行行政、財政整頓。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各國經濟逐漸恢複，進入所謂相對穩定發展時期。而依靠戰爭刺激飛速發展的日本經濟，卻因此受到不利影響，外貿赤字連年增加，正幣儲備日漸枯竭。由於政府連年采取救濟財界措施，中央和地方財政擴張之勢無法製止，加上關東大地震後複興費用不斷增加，政府財政入不敷出，隻能靠發行公債維持收支平衡，到加藤組閣時，公債市場的承受能力已達到極限。麵對蕭條的經濟形勢，不僅是民眾，連財界也發出了整頓行政和財政的呼聲。
加藤內閣推行緊縮財政方針，在製訂1925年度財政預算時，藏相浜口雄幸代表政府提出了比上年度減少支出3億日元的預算案，由於政友會等堅持增加治水、鐵路、港灣建設等支出，年度預算最終實現減支2.5億日元，其中一般會計為1.5億日元，特別會計約1億日元。與此同時，廢除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和臨時國庫券特別會計法，改革了大藏省存款部。大藏省存款部以郵政儲蓄為財源，吸收一般民眾的小額儲蓄，資金曆來歸首相和藏相支配，曾被用作對華政治借款及補助、救濟財界，至於借給何人，借出多少，向來秘而不宣，因此大藏省存款部被人稱作“伏魔殿”。改革後成立了由各省官吏、專家學者參加的存款部資金運用委員會，由該委員會決定資金運用，並將其作為特別會計，置於議會監督之下。
裁減軍備是加藤內閣行政財政整頓的重點，由陸軍大臣宇垣一成具體負責。懾於華盛頓會議後的國際壓力和國內要求裁軍的強大聲勢，宇垣采用“走在輿論前麵”的策略，撤消了四個陸軍師建製，裁減官兵36000人，軍馬5600匹，反過來將裁軍節省的軍費用於坦克兵、航空兵、高射炮兵、汽車學校、通訊學校建設，實際節省的軍費不過28萬日元。宇垣借裁軍之機，將退役軍官安排到中等以上學校擔任軍訓教官，並以減少半年服役期為誘餌，對城鄉青年進行軍訓。值得注意的是，一大批陸軍大學出身的中下級軍官，在這次裁軍中被提拔到軍界重要崗位。這樣，日軍現代化程度和國家總體戰體製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這一時期貴族院製度也有所改動，有爵議員年齡由25歲提高到30歲，伯、子、男爵議員總數被削減了十分之一，多額納稅者議員製被改為多額納稅者互選製，增加了學士院會員出任議員的名額，廢除了敕任議員不得超過有爵議員數的限製。
加藤內閣時期製訂了許多法律，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普通選舉法》和《治安維持法》。實現普選，是加藤率領的憲政會長期以來爭取群眾的政治口號。在1925年初召開的第50次議會上，政府提出的普選法案受到樞密院、貴族院的層層阻撓，但最終還是獲得通過。普選法首次取消納稅資格限製，規定除“因貧困”享受救濟及在選舉地居住不到一年者外，年滿25歲以上的男子有選舉權，30歲以上的男子有被選舉權，據此，有選舉權者由334萬人驟增到1415萬多人。
政府在擬定普選法案並交議會討論同時，接受樞密院建議，擬定《治安維持法》。貴眾兩院以絕對多數通過這一法律。該法規定嚴禁以“改變國體、政體或否認私有財產製度”為目的的結社和運動，違者處以10年以下徒刑。政府聲稱，製訂此法不是為了鎮壓一般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主要是取締共產主義者的革命運動。
這兩個被稱為“糖果”和“鞭子”的法律，順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壟斷資本主義發展潮流，對鎮壓和分裂日本工人運動、穩定和完善戰後日本帝國主義體製起到了重要作用。
加藤內閣標榜“協調外交”方針，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推行的外交政策，被稱為“幣原外交”。幣原外交以對美英協調為前提，於1925年初締結了日蘇基本條約，建立了外交關係，並簽訂日蘇通商條約。在蘇聯方麵對北庫頁島物產權作出讓步後，日本撤出了長期賴在該地不走的軍隊，結束了曆時七年之久的西伯利亞幹涉。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這一時期發生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北京政變、郭軍反奉等重大事件。日本政府采納了幣原的所謂“不幹涉”方針，但卻默認軍部向滿鐵附屬地增兵阻擊郭鬆齡部隊，致使郭兵敗被殺。
製訂普選法，是護憲三派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標和賴以合作的基礎。這一任務完成後，三派間暫被掩蓋的固有矛盾日趨公開化。政友會實力人物，擔任憲政、政友兩黨聯係人的橫田千之助病故後，高橋是清又辭掉了政友會總裁和內閣大臣職務。繼任總裁田中義一則拒絕了加藤的入閣邀請。隨後，犬養毅無條件加入政友會，實現政友會、革新俱樂部、中正俱樂部三黨派合並，護憲三派不複存在。1925年7月，當加藤內閣提出整頓稅製案時，政友會方麵的大臣力主應與整頓地方稅並行，內閣意見不一，導致了加藤內閣解散。
護憲三派內閣解散後，加藤受命再次組閣，建立了所謂的“憲政會的單獨內閣”。在憲政會、政友會、政友本黨三足鼎立的新局麵下，加藤一反常態，主動與以前站在政府對立麵的政友本黨接觸，並於1925年底召開的第51次議會期間，實現了憲政會與政友本黨的合作。
但是，憲政會內閣的事業尚未展開，加藤便染上了急性流感。1926年1月22日，他在議會答辯時因病中途退場，由此一病不起，28日病逝，終年66歲。成為繼加藤友三郎後第二位因病殉職的首相。
出任第24屆(1924.6.11—1926.1.30)內閣首相
加藤高明(1860—1926)在第二次護憲運動打倒清浦內閣後出任首相，組成護憲三派內閣，從此日本進入“政黨政治”新時代。
加藤高明本姓服部，幼名總吉，生於尾張國武士家庭，12歲時過繼給其親戚加藤武兵衛作嗣子，改姓加藤。
加藤步入社會後，經曆了實業家、外交家、政黨政治家三步生涯。
1874年，加藤入東京外國語學校學習，畢業後入東京開成學校學習，1877年開成學校並入東京大學，加藤繼續就讀，專攻法律，四年後從東京大學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
當時日本社會求才若渴，為數不多的大學畢業生多走上仕途，成為國家各級官吏，加藤的誌向卻在實業界。畢業後到三菱公司任職，其出眾才華深得公司總經理岩崎彌太郎賞識，遂派他到英國深造，回國後任三菱公司副經理，娶岩崎彌太郎長女春治為妻，成為“三菱的女婿”。加藤一生的活動始終是以三菱為可靠後盾的。擔任外務大臣時，曾為維護三菱財閥的利益，堅決反對鐵路國有化政策，由於政府未采納他的意見，憤而辭職。
在英國學習期間，加藤結識了到英國訪問的政府大臣陸奧宗光。1887年，經陸奧推薦，離開三菱到外務省任職，開始了他的官場政治生涯。在直到1915年的近30年中，他的活動舞台主要在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麵，多次出任駐英國公使、大使，擔任第四次伊藤博文、第一次西園寺公望、第三次桂太郎、第二次大隈重信等四屆內閣外務相。在任期間積極推行殖民擴張政策，在中日甲午戰爭、簽訂日英同盟等重大對外活動中獻計獻策，扮演重要角色，因功敕封為男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加藤作為大隈內閣外交政策的主要製訂者和推行者，力主對德國宣戰，使日本乘機奪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及太平洋地區的權益，隨後又協助大隈製訂對華二十一條要求，戰後因功加晉子爵，當上貴族院議員。
加藤由外交官轉為政黨政治家是在1912年。同年4月，桂太郎將其拉入立憲同誌會，位居該黨五總務之首，桂太郎死後成為該黨總理。1916年10月，立憲同誌會、中正會、公友俱樂部三黨派合並為憲政會，加藤當選首任總裁。
1924年6月7日，清浦奎吾內閣在大選慘敗後全體辭職，經元老西園寺公望推薦，加藤高明出任首相，11日，組成護憲三派內閣。憲政會、政友會、革新俱樂部三黨派領袖加藤高明、高橋是清、犬養毅分別就任首相、農商務相和遞信相。其他內閣成員中，除陸、海相外，隻有外相幣原喜重郎不是護憲三派嫡出，但幣原和加藤是連襟，同為岩崎彌太郎女婿，關係自不待言。
加藤內閣根據護憲三派的主張製訂施政方針，首先進行行政、財政整頓。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各國經濟逐漸恢複，進入所謂相對穩定發展時期。而依靠戰爭刺激飛速發展的日本經濟，卻因此受到不利影響，外貿赤字連年增加，正幣儲備日漸枯竭。由於政府連年采取救濟財界措施，中央和地方財政擴張之勢無法製止，加上關東大地震後複興費用不斷增加，政府財政入不敷出，隻能靠發行公債維持收支平衡，到加藤組閣時，公債市場的承受能力已達到極限。麵對蕭條的經濟形勢，不僅是民眾，連財界也發出了整頓行政和財政的呼聲。
加藤內閣推行緊縮財政方針，在製訂1925年度財政預算時，藏相浜口雄幸代表政府提出了比上年度減少支出3億日元的預算案，由於政友會等堅持增加治水、鐵路、港灣建設等支出，年度預算最終實現減支2.5億日元，其中一般會計為1.5億日元，特別會計約1億日元。與此同時，廢除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和臨時國庫券特別會計法，改革了大藏省存款部。大藏省存款部以郵政儲蓄為財源，吸收一般民眾的小額儲蓄，資金曆來歸首相和藏相支配，曾被用作對華政治借款及補助、救濟財界，至於借給何人，借出多少，向來秘而不宣，因此大藏省存款部被人稱作“伏魔殿”。改革後成立了由各省官吏、專家學者參加的存款部資金運用委員會，由該委員會決定資金運用，並將其作為特別會計，置於議會監督之下。
裁減軍備是加藤內閣行政財政整頓的重點，由陸軍大臣宇垣一成具體負責。懾於華盛頓會議後的國際壓力和國內要求裁軍的強大聲勢，宇垣采用“走在輿論前麵”的策略，撤消了四個陸軍師建製，裁減官兵36000人，軍馬5600匹，反過來將裁軍節省的軍費用於坦克兵、航空兵、高射炮兵、汽車學校、通訊學校建設，實際節省的軍費不過28萬日元。宇垣借裁軍之機，將退役軍官安排到中等以上學校擔任軍訓教官，並以減少半年服役期為誘餌，對城鄉青年進行軍訓。值得注意的是，一大批陸軍大學出身的中下級軍官，在這次裁軍中被提拔到軍界重要崗位。這樣，日軍現代化程度和國家總體戰體製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這一時期貴族院製度也有所改動，有爵議員年齡由25歲提高到30歲，伯、子、男爵議員總數被削減了十分之一，多額納稅者議員製被改為多額納稅者互選製，增加了學士院會員出任議員的名額，廢除了敕任議員不得超過有爵議員數的限製。
加藤內閣時期製訂了許多法律，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普通選舉法》和《治安維持法》。實現普選，是加藤率領的憲政會長期以來爭取群眾的政治口號。在1925年初召開的第50次議會上，政府提出的普選法案受到樞密院、貴族院的層層阻撓，但最終還是獲得通過。普選法首次取消納稅資格限製，規定除“因貧困”享受救濟及在選舉地居住不到一年者外，年滿25歲以上的男子有選舉權，30歲以上的男子有被選舉權，據此，有選舉權者由334萬人驟增到1415萬多人。
政府在擬定普選法案並交議會討論同時，接受樞密院建議，擬定《治安維持法》。貴眾兩院以絕對多數通過這一法律。該法規定嚴禁以“改變國體、政體或否認私有財產製度”為目的的結社和運動，違者處以10年以下徒刑。政府聲稱，製訂此法不是為了鎮壓一般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主要是取締共產主義者的革命運動。
這兩個被稱為“糖果”和“鞭子”的法律，順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壟斷資本主義發展潮流，對鎮壓和分裂日本工人運動、穩定和完善戰後日本帝國主義體製起到了重要作用。
加藤內閣標榜“協調外交”方針，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推行的外交政策，被稱為“幣原外交”。幣原外交以對美英協調為前提，於1925年初締結了日蘇基本條約，建立了外交關係，並簽訂日蘇通商條約。在蘇聯方麵對北庫頁島物產權作出讓步後，日本撤出了長期賴在該地不走的軍隊，結束了曆時七年之久的西伯利亞幹涉。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這一時期發生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北京政變、郭軍反奉等重大事件。日本政府采納了幣原的所謂“不幹涉”方針，但卻默認軍部向滿鐵附屬地增兵阻擊郭鬆齡部隊，致使郭兵敗被殺。
製訂普選法，是護憲三派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標和賴以合作的基礎。這一任務完成後，三派間暫被掩蓋的固有矛盾日趨公開化。政友會實力人物，擔任憲政、政友兩黨聯係人的橫田千之助病故後，高橋是清又辭掉了政友會總裁和內閣大臣職務。繼任總裁田中義一則拒絕了加藤的入閣邀請。隨後，犬養毅無條件加入政友會，實現政友會、革新俱樂部、中正俱樂部三黨派合並，護憲三派不複存在。1925年7月，當加藤內閣提出整頓稅製案時，政友會方麵的大臣力主應與整頓地方稅並行，內閣意見不一，導致了加藤內閣解散。
護憲三派內閣解散後，加藤受命再次組閣，建立了所謂的“憲政會的單獨內閣”。在憲政會、政友會、政友本黨三足鼎立的新局麵下，加藤一反常態，主動與以前站在政府對立麵的政友本黨接觸，並於1925年底召開的第51次議會期間，實現了憲政會與政友本黨的合作。
但是，憲政會內閣的事業尚未展開，加藤便染上了急性流感。1926年1月22日，他在議會答辯時因病中途退場，由此一病不起，28日病逝，終年66歲。成為繼加藤友三郎後第二位因病殉職的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