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槻禮次郎wakatsuki reijiro 1866.3.21—1949.11.20)
出任兩屆內閣首相：
第25屆(1926.1.30—1927.4.20)
第28屆(1931.4.14—1931.12.13)
若槻禮次郎(1866—1949)在政黨內閣時期兩次出任首相。他在應付金融危機時束手無策，對軍部法西斯勢力的囂張氣焰聽之任之，但在卸任後的晚年對軍部的軍事冒險有所抵製。
1926年1月28日，加藤高明首相在召開第51次議會期間病逝，像原敬遇刺後高橋是清繼任首相一樣，元老西園寺公望馬上推薦加藤憲政會內閣內務相若槻禮次郎擔任首相，組成第一次若槻內閣。若槻保留了前內閣原班人馬，接過前內閣的綱領和口號，這屆內閣是加藤憲政會內閣的繼續。
新內閣的首要任務是通過正在舉行的第51次議會，審議前內閣既定的有關提案，其內容包括1926年度政府財政預算、稅製改革、勞動問題立法、地方改革等。依靠憲政會和政友本黨的支持，政府的1926年度預算案在議會中隻做了微小修改便獲通過，財政總支出約比上年度增加8820餘萬日元。關於稅製改革，政府從適應慢性蕭條的經濟形勢和加強社會政策觀點出發，強調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協調和國民負擔的均衡，在保持總稅收額基本不變前提下，對包括所得稅、地方稅、營業稅、消費稅在內的整個稅收體係進行大幅度調整，取消了個別地區的地方稅、法人保留所得累進稅、紡織品消費稅、通行稅、醬油稅、賣藥稅，修改了營業稅製，規定了繼承稅最低免稅額和利率，限製地方雜稅，新設特別地方稅、清涼飲料稅，提高造酒稅、麥酒稅、酒精稅、紙牌稅等。關於勞動問題立法，政府提出的《勞動爭議調停法》、《治安警察法修改案》、《勞動組合法》三法案，隻有後項法案未被通過。關於地方製度修改，主要是廢除市議會等級選舉製度，增加地方官吏數額，在加強地方自治基礎上，完善內務相——道府縣知事——市町村長的行政組織領導係統。若槻內閣試圖通過上述措施，緩解一戰後日趨動蕩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
若槻內閣費了很大精力，渡過了第51次議會關，但卻被一連串接踵而來的“怪事怪現象”搞亂了手腳。第51次議會尚未結束，憲政會的中野正剛便揭露政友會新總裁田中義一入會時帶來的300萬日元與當年幹涉西伯利亞用款陸軍機密費有關，要求政府調查。政友會反唇相譏，說中野是蘇聯的爪牙。當兩黨激烈爭吵之時，負責調查該貪汙案的石田基檢事死於暗殺，這一事件成了不解之謎。議會結束後，還發生了樸烈懷抱妻子金子文子的離奇照片事件。一份附有這張怪照片的怪文件散發到各地，攻擊若槻首相及江木翼司法相缺乏“國體觀念”，將以謀殺攝政罪被判處死刑的樸烈改判無期徒刑。幾乎就在同時，大阪鬆島煙花巷遷移事件被揭露，政友會、憲政會幹部被檢舉有受賄罪。隨後若槻首相本人也以偽證罪被告發，受到審問。這些事件在加劇政黨間爭鬥同時，向國民展示出政府和政黨的腐敗，若槻及其內閣的威信大為降低。
在經濟蕭條和社會動蕩形勢下，1926年工農運動的發展引人注目。是年，第二次日本共產黨、日本勞農黨、社會民主黨、日本農民黨等無產政黨，盡管組織上缺乏有力的領導，組織間也缺乏協作，政治綱領尚不成熟，但活動的聲勢和範圍明顯擴大，同年舉行的地方議員選舉中，不少無產政黨代表當選為議員，顯示出無產階級已成為一支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另一方麵，自1919年北一輝、大川周明等建立猶存會以來，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義團體相繼出現，到1927年已達百餘家。這些團體主張對內實行法西斯專政，確立沒有議會政治的天皇製獨裁體製，對外伸張武威，擴大侵略。若槻內閣乃至其後的曆屆政黨內閣，都不能回避來自這兩種政治勢力的挑戰。
1926年12月25日，性情怪癖、長期患腦病的大正天皇因腦溢血和肺炎並發症病逝。25歲的攝政裕仁繼位，取中國史籍《尚書·堯典》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中的兩字，改元“昭和”。
進入1927年，若槻內閣的危機加劇。1月召開的第52次議會上，以往的政府友黨政友本黨倒戈，與政友會一起，就樸烈減刑案、大阪煙花巷遷移受賄案及經濟不景氣等問題追究政府責任，提出對內閣不信任案。若槻下令休會，又以“新帝新政之初”應停止政爭為由，與兩黨首腦私下會談並達成協議，使兩黨收回不信任案，平息了一場政治危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1日，藏相片岡直溫在貴族院談到整頓震災票據問題，泄露了渡邊銀行因放貸過多瀕臨破產的消息。由於“藏相失言”，三天後東京地區刮起擠兌風潮，渡邊、赤地、中井等銀行相繼歇業，不久蔓延全國，形成一場金融危機。政府命令日本銀行向有關銀行緊急貸款，幾天內放款1億日元。盡管如此，危機的勢頭有增無減，安田、第一百、川崎等大銀行相繼歇業，台灣銀行因向受到擠兌的鈴木銀行放出巨額貸款，已瀕臨破產。為此，若槻內閣提出由日銀撥款2億日元救濟台銀法案，但在樞密院審議時被否。
樞密院否決政府的《台銀救濟敕令案》，並非反對該法案本身，而是出於對現內閣推行的內外政策的不滿，有意搞垮若槻政權。若槻內閣的對華政策就是招致樞密院不滿的重要原因，當時中國南方的國民革命軍以勢如破竹之勢攻占了漢口、上海和南京，威脅到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的利益，以致發生了“漢口事件”和“南京事件”。軍部和右翼勢力乃至政友會等各資產階級政黨，對若槻內閣的 “軟弱外交”深為不滿。樞密院迎合了這些勢力願望，希望由一個對華政策強硬的政府取而代之。
這樣，若槻禮次郎因無法推行他所擬定的解救金融危機對策，對華外交上又受到抨擊，完全喪失了繼續執政的信心，於4月20日率內閣辭職。
1930年1月，若槻以日本政府首席全權代表身份，參加倫敦五國海軍裁軍會議，代表日本簽署了倫敦條約。
浜口雄幸遇刺後，因傷重辭掉首相。1931年4月14日，若槻在西園寺推薦下再次組閣。同首次組閣時一樣，若槻保留了前內閣所有大臣，聲言繼承前內閣的施政方針，因此，第二次若槻內閣也是浜口民政黨內閣的繼續。
當時日本的經濟危機達到頂點，生產、貿易急劇衰退，財政赤字巨大，人心惶惶，社會動蕩。若槻內閣隻是沿襲了前內閣的政策，一麵推進產業合理化運動，一麵進行所謂的行政、財政和稅製三大改革。但是，改革沒有收到多大實效，隻是在高級官員減薪方麵有所進展，勉強實現年度節支1000萬日元，遠未達到預期指標，原因是在官僚層的頑強抵製下政府妥協。
隨著經濟危機的加劇，法西斯勢力惡性發展。1930年夏，以橋本欣五郎等陸軍省少壯軍官為核心，建立了秘密組織“櫻會”。櫻會的宗旨是“以改造國家為目的，為此不惜使用武力”。櫻會分子把“國家衰退”的責任歸咎於政黨政治軟弱無能，主張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軍人強權政治，借此“振興”日本。1931年發生的未遂“三月事件”，是櫻會企圖以武力奪取政權的最初嚐試。
櫻會不但在軍部很有勢力，在關東軍中也頗有影響。以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為代表的少壯軍官，迫不急待地要求以武力 “根本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在這些激進分子的控製下，蓄意製造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鼓噪“滿蒙危機”，製造戰爭輿論。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故伎重演，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段南滿鐵路路軌，反誣中國軍隊所為，以此為借口，於第二天出兵一舉攻占滿鐵沿線所有城市。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不經軍部批準，擅自派兵越過中朝邊境增援關東軍，開始了滅亡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第二天，若槻內閣召開緊急會議，擱置了朝鮮軍出動的提案，決定實行“不擴大”方針。但關東軍和朝鮮軍根本無視政府命令，肆意擴大事態。對此，若槻內閣束手無策，任憑事態發展。由於若槻政府的姑息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關東軍的氣焰愈加囂張，不到一百天時間，便以極小傷亡代價，占領了約相當日本領土2.5倍的東北全境。
盡管如此，陸軍中以櫻會為代表的“激進派”，仍感到政府乃至軍部壓製了關東軍的行動。他們秘密與關東軍聯係，製訂改造國家計劃，並聯係大川周明、岩田愛之助等民間法西斯勢力，策劃在10月24日發動政變，出動軍隊襲擊首相官邸、警視廳、陸軍省、參謀本部等重要機關，殺掉若槻等政府重臣，推荒木貞夫建立軍政權。這就是所謂“十月事變”。政變雖因泄密而流產，但主謀者在軍方的袒護下隻受到輕微的行政處分，若槻及其內閣屈服於軍部的專橫，沒有勇氣追究事件的責任。
“九一八” 事變和“十月事件”後，若槻深感民政黨的單一內閣難以支撐局麵，曾設想建立民政黨、政友會、軍部合作的“聯合內閣”，授意內務相安達謙藏負責協調工作。但幣原喜重郎等內閣成員堅決反對這一計劃，內閣出現分裂。若槻自知難當重任，於1931年12月13日辭職。
若槻卸任後，仍作為政府重臣參預國政。曾反對對美開戰，督促政府向同盟國投降。
出任兩屆內閣首相：
第25屆(1926.1.30—1927.4.20)
第28屆(1931.4.14—1931.12.13)
若槻禮次郎(1866—1949)在政黨內閣時期兩次出任首相。他在應付金融危機時束手無策，對軍部法西斯勢力的囂張氣焰聽之任之，但在卸任後的晚年對軍部的軍事冒險有所抵製。
1926年1月28日，加藤高明首相在召開第51次議會期間病逝，像原敬遇刺後高橋是清繼任首相一樣，元老西園寺公望馬上推薦加藤憲政會內閣內務相若槻禮次郎擔任首相，組成第一次若槻內閣。若槻保留了前內閣原班人馬，接過前內閣的綱領和口號，這屆內閣是加藤憲政會內閣的繼續。
新內閣的首要任務是通過正在舉行的第51次議會，審議前內閣既定的有關提案，其內容包括1926年度政府財政預算、稅製改革、勞動問題立法、地方改革等。依靠憲政會和政友本黨的支持，政府的1926年度預算案在議會中隻做了微小修改便獲通過，財政總支出約比上年度增加8820餘萬日元。關於稅製改革，政府從適應慢性蕭條的經濟形勢和加強社會政策觀點出發，強調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協調和國民負擔的均衡，在保持總稅收額基本不變前提下，對包括所得稅、地方稅、營業稅、消費稅在內的整個稅收體係進行大幅度調整，取消了個別地區的地方稅、法人保留所得累進稅、紡織品消費稅、通行稅、醬油稅、賣藥稅，修改了營業稅製，規定了繼承稅最低免稅額和利率，限製地方雜稅，新設特別地方稅、清涼飲料稅，提高造酒稅、麥酒稅、酒精稅、紙牌稅等。關於勞動問題立法，政府提出的《勞動爭議調停法》、《治安警察法修改案》、《勞動組合法》三法案，隻有後項法案未被通過。關於地方製度修改，主要是廢除市議會等級選舉製度，增加地方官吏數額，在加強地方自治基礎上，完善內務相——道府縣知事——市町村長的行政組織領導係統。若槻內閣試圖通過上述措施，緩解一戰後日趨動蕩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
若槻內閣費了很大精力，渡過了第51次議會關，但卻被一連串接踵而來的“怪事怪現象”搞亂了手腳。第51次議會尚未結束，憲政會的中野正剛便揭露政友會新總裁田中義一入會時帶來的300萬日元與當年幹涉西伯利亞用款陸軍機密費有關，要求政府調查。政友會反唇相譏，說中野是蘇聯的爪牙。當兩黨激烈爭吵之時，負責調查該貪汙案的石田基檢事死於暗殺，這一事件成了不解之謎。議會結束後，還發生了樸烈懷抱妻子金子文子的離奇照片事件。一份附有這張怪照片的怪文件散發到各地，攻擊若槻首相及江木翼司法相缺乏“國體觀念”，將以謀殺攝政罪被判處死刑的樸烈改判無期徒刑。幾乎就在同時，大阪鬆島煙花巷遷移事件被揭露，政友會、憲政會幹部被檢舉有受賄罪。隨後若槻首相本人也以偽證罪被告發，受到審問。這些事件在加劇政黨間爭鬥同時，向國民展示出政府和政黨的腐敗，若槻及其內閣的威信大為降低。
在經濟蕭條和社會動蕩形勢下，1926年工農運動的發展引人注目。是年，第二次日本共產黨、日本勞農黨、社會民主黨、日本農民黨等無產政黨，盡管組織上缺乏有力的領導，組織間也缺乏協作，政治綱領尚不成熟，但活動的聲勢和範圍明顯擴大，同年舉行的地方議員選舉中，不少無產政黨代表當選為議員，顯示出無產階級已成為一支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另一方麵，自1919年北一輝、大川周明等建立猶存會以來，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義團體相繼出現，到1927年已達百餘家。這些團體主張對內實行法西斯專政，確立沒有議會政治的天皇製獨裁體製，對外伸張武威，擴大侵略。若槻內閣乃至其後的曆屆政黨內閣，都不能回避來自這兩種政治勢力的挑戰。
1926年12月25日，性情怪癖、長期患腦病的大正天皇因腦溢血和肺炎並發症病逝。25歲的攝政裕仁繼位，取中國史籍《尚書·堯典》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中的兩字，改元“昭和”。
進入1927年，若槻內閣的危機加劇。1月召開的第52次議會上，以往的政府友黨政友本黨倒戈，與政友會一起，就樸烈減刑案、大阪煙花巷遷移受賄案及經濟不景氣等問題追究政府責任，提出對內閣不信任案。若槻下令休會，又以“新帝新政之初”應停止政爭為由，與兩黨首腦私下會談並達成協議，使兩黨收回不信任案，平息了一場政治危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1日，藏相片岡直溫在貴族院談到整頓震災票據問題，泄露了渡邊銀行因放貸過多瀕臨破產的消息。由於“藏相失言”，三天後東京地區刮起擠兌風潮，渡邊、赤地、中井等銀行相繼歇業，不久蔓延全國，形成一場金融危機。政府命令日本銀行向有關銀行緊急貸款，幾天內放款1億日元。盡管如此，危機的勢頭有增無減，安田、第一百、川崎等大銀行相繼歇業，台灣銀行因向受到擠兌的鈴木銀行放出巨額貸款，已瀕臨破產。為此，若槻內閣提出由日銀撥款2億日元救濟台銀法案，但在樞密院審議時被否。
樞密院否決政府的《台銀救濟敕令案》，並非反對該法案本身，而是出於對現內閣推行的內外政策的不滿，有意搞垮若槻政權。若槻內閣的對華政策就是招致樞密院不滿的重要原因，當時中國南方的國民革命軍以勢如破竹之勢攻占了漢口、上海和南京，威脅到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的利益，以致發生了“漢口事件”和“南京事件”。軍部和右翼勢力乃至政友會等各資產階級政黨，對若槻內閣的 “軟弱外交”深為不滿。樞密院迎合了這些勢力願望，希望由一個對華政策強硬的政府取而代之。
這樣，若槻禮次郎因無法推行他所擬定的解救金融危機對策，對華外交上又受到抨擊，完全喪失了繼續執政的信心，於4月20日率內閣辭職。
1930年1月，若槻以日本政府首席全權代表身份，參加倫敦五國海軍裁軍會議，代表日本簽署了倫敦條約。
浜口雄幸遇刺後，因傷重辭掉首相。1931年4月14日，若槻在西園寺推薦下再次組閣。同首次組閣時一樣，若槻保留了前內閣所有大臣，聲言繼承前內閣的施政方針，因此，第二次若槻內閣也是浜口民政黨內閣的繼續。
當時日本的經濟危機達到頂點，生產、貿易急劇衰退，財政赤字巨大，人心惶惶，社會動蕩。若槻內閣隻是沿襲了前內閣的政策，一麵推進產業合理化運動，一麵進行所謂的行政、財政和稅製三大改革。但是，改革沒有收到多大實效，隻是在高級官員減薪方麵有所進展，勉強實現年度節支1000萬日元，遠未達到預期指標，原因是在官僚層的頑強抵製下政府妥協。
隨著經濟危機的加劇，法西斯勢力惡性發展。1930年夏，以橋本欣五郎等陸軍省少壯軍官為核心，建立了秘密組織“櫻會”。櫻會的宗旨是“以改造國家為目的，為此不惜使用武力”。櫻會分子把“國家衰退”的責任歸咎於政黨政治軟弱無能，主張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軍人強權政治，借此“振興”日本。1931年發生的未遂“三月事件”，是櫻會企圖以武力奪取政權的最初嚐試。
櫻會不但在軍部很有勢力，在關東軍中也頗有影響。以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為代表的少壯軍官，迫不急待地要求以武力 “根本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在這些激進分子的控製下，蓄意製造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鼓噪“滿蒙危機”，製造戰爭輿論。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故伎重演，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段南滿鐵路路軌，反誣中國軍隊所為，以此為借口，於第二天出兵一舉攻占滿鐵沿線所有城市。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不經軍部批準，擅自派兵越過中朝邊境增援關東軍，開始了滅亡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第二天，若槻內閣召開緊急會議，擱置了朝鮮軍出動的提案，決定實行“不擴大”方針。但關東軍和朝鮮軍根本無視政府命令，肆意擴大事態。對此，若槻內閣束手無策，任憑事態發展。由於若槻政府的姑息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關東軍的氣焰愈加囂張，不到一百天時間，便以極小傷亡代價，占領了約相當日本領土2.5倍的東北全境。
盡管如此，陸軍中以櫻會為代表的“激進派”，仍感到政府乃至軍部壓製了關東軍的行動。他們秘密與關東軍聯係，製訂改造國家計劃，並聯係大川周明、岩田愛之助等民間法西斯勢力，策劃在10月24日發動政變，出動軍隊襲擊首相官邸、警視廳、陸軍省、參謀本部等重要機關，殺掉若槻等政府重臣，推荒木貞夫建立軍政權。這就是所謂“十月事變”。政變雖因泄密而流產，但主謀者在軍方的袒護下隻受到輕微的行政處分，若槻及其內閣屈服於軍部的專橫，沒有勇氣追究事件的責任。
“九一八” 事變和“十月事件”後，若槻深感民政黨的單一內閣難以支撐局麵，曾設想建立民政黨、政友會、軍部合作的“聯合內閣”，授意內務相安達謙藏負責協調工作。但幣原喜重郎等內閣成員堅決反對這一計劃，內閣出現分裂。若槻自知難當重任，於1931年12月13日辭職。
若槻卸任後，仍作為政府重臣參預國政。曾反對對美開戰，督促政府向同盟國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