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義一tanaka giichi 1864.7.25—1929.9.29)
出任第26屆(1927.4.20—1929.7.2)內閣首相
田中義一(1864—1929)是戰前日本反動軍閥代表，晚年棄軍從政擔任首相，對內推行法西斯專政，殘酷鎮壓工農運動，敗壞了“憲政常道”下的政黨政治；對外擴大侵略中國，急劇惡化中日關係。他所推行的反動內外政策，錯誤地引導了日本社會的發展方向。他組織的內閣，按吉野作造的話說，是“空前最壞的內閣”。
田中義一幼名音鬆，生於長州藩萩市下級武士家庭，其父鬆山信佑因作田中勇藏養子改姓田中。明治初年，田中家靠製傘、賣傘謀生，家境平平。
田中的一生，主要是作為職業軍人度過的，但其開始軍人生涯前，卻有一段曲折經曆。1876年，他一度參加前原一誠領導的武士叛亂，事後以年幼無知豁免於罪。此後做過村公所雜役、小學教師。
1883年12月，田中考入陸軍士官學校，後入陸軍大學，接受正統的軍國主義教育，1892年畢業後佩中尉銜。與當時軍界許多同齡人相比，田中的起步為時已晚。但素以不讀書聞名的田中步入軍界後，卻在曆次對外侵略戰爭及整建軍隊中展露才幹，依靠其特有的鑽營之道，博得同出一鄉的軍閥首領山縣有朋、桂太郎賞識，從而青雲直上，成為長州係軍閥的嫡係繼承人。
1894年10月，田中隨第一師團參加中日甲午戰爭。在旅順戰役中，他製訂的《作戰動員計劃》被軍部采納，因功晉升大尉。1898年，受軍部派遣到俄國留學，擔任俄軍團副。其間，對俄軍的建製、訓練、武器配備、官兵關係等各方麵情況進行調查和研究，回國時取道歐洲，了解歐洲各國軍事情況。1902年，田中擔任參謀本部俄國課主任，後兩次出任陸軍大學教官。日俄戰爭爆發後，先後擔任大本營參謀、滿洲軍司令部參謀，隨軍參加了營口、海城等戰役。
1907年，田中受命試行軍隊教育改革，任第一師團第三聯隊長。改革中引進了“尊重個性”、“連隊如家”、“官兵協調”等新式教育方法，補充了體罰、指揮刀操練的單一教育方法，在軍內外擴大了影響。
1909年後，田中曆任陸軍省軍事課長、第二旅團長、陸軍省軍務局長，此間主持修改製訂了《部隊內務書》、《步兵操典》、《輜重兵操典》、《陸軍教育令》、《陸軍補充令》，在擔任軍務局長時，還秉承山縣旨意，協助上原勇作陸軍相，以要求增設兩個師團問題搞垮了第二次西園寺內閣。1918年，他以參謀次長身份，策劃領導了西伯利亞出兵。戰後，曆任原敬內閣、第二次山本權兵衛內閣陸相，晉升為大將，獲男爵爵位，列入華族。
田中的國防思想除重視軍隊建設外，還強調國民軍事教育，主張“軍隊社會化”、“社會軍事化”的“良民良兵主義”。1909年擔任陸軍省軍事課長時，仿照德國退役軍人組織，正式創建在鄉軍人會，使之成為具有組織生產、維持治安、補充兵源多種功能的戰時平時兩用團體。田中還根據乃木希典的建議，參考英國的經驗，於1915年起在全國各地創建青年團，於1917年將其統一為全國性組織。到1919年春，田中兼任了在鄉軍人會會長和青年團中央部理事長，建立了夢寐以求的小學、青年團、現役軍人、在鄉軍人這種梯次結構的軍國主義教育體係，而這些組織則成了其掌握政權，推行反動政策的社會基礎。後來，在田中內閣舉行議員大選時，曾有人問田中有無獲勝把握。田中的回答是：“有，我有在鄉軍人三百萬！”其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1925年，田中退出現役，帶著來路不明的300萬日元加入政友會，接替高橋是清就任第五任政友會總裁。他拒絕加藤高明的入閣邀請，導致護憲三派內閣垮台。第一次若槻內閣時期，他猛烈攻擊政府的對華政策，利用金融危機下出現震災票據問題，策動樞密院官僚以“違憲”為由，否決政府的救濟台銀緊急敕令案，迫使若槻內閣解散。
1927年4月20日，田中義一就任首相，掌握了政府大權。
田中內閣麵臨的首要課題是擺脫空前嚴重的金融危機。根據大藏相高橋是清的建議，內閣成立後第三天便發出緊急敕令，宣布全國銀行一律停兌三周。在此期間，由日本銀行向各銀行發放22億日元非常貸款，由政府補助日銀5億日元、台銀2億日元，幫助壟斷資產階級渡過了難關。隨後，政府修訂了《銀行法》，規定開業銀行資本不得少於100萬日元，強製加速資本集中過程，一大批中小銀行因此破產或被吞並，而三井、三菱等五大銀行資本急劇增加，五行資本總額一躍達到全國銀行總資本的三分之一。
金融危機過後，下野的憲政會與政友本黨合並，組成議會第一大黨立憲民政黨。該黨打著“貫徹天皇統治下的議會中心主義”口號，在三菱財閥的支持下，主動接近元老等官僚勢力，抨擊田中內閣的內外政策，對田中政府構成巨大威脅。為在下屆議員大選中擊敗民政黨，田中在大選前對地方官做了黨派色彩極為露骨的大調動，隨後在1928年2月進行的議員選舉中，與民政黨展開規模空前的收買戰，粗暴幹涉了選舉。凡提及“300萬日元”或“陸軍機密費”的演說，一律被政府禁止。結果政府友黨政友會獲得217個議席，以微弱多數取得議會“不自然的多數黨”地位。
這次大選，也是實行普選製後的第一次普選，當選議員中有8人來自“無產政黨”。無產階級作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舞台，不能不引起統治階級的極大恐懼。一向憎恨工農運動的田中更是如臨大敵。
1927年3月15日淩晨，田中內閣命令全國警察同時出動，一舉逮捕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1000多人，其中483人被起訴。勞農黨、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無產青年同盟等三個左翼組織被強令解散。此外，田中政府還解散了32個左翼學生團體，解聘了78名教授，開除和逮捕了147名學生。日共書記長渡邊政之輔、勞農黨進步議員山本宣治被殺害。1928年4月16日，田中政府再次下令全國大搜捕，日共領導人市川正一等人被捕。從“三一五”到“四一六”，白色恐怖籠罩全國，日本共產黨及工農運動組織遭受慘重損失。
田中內閣在血腥鎮壓工農革命運動同時，還在第56次臨時議會上提出治安警察法修改案，規定對以改變國體為目的的結社行為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當議會否決這一提案後，田中竟無視議會和部分閣僚的反對，以緊急敕令形式頒布了這一法律。田中內閣時全國設置了特高警察，強化法西斯主義思想統治。這樣，自明治以來經數十年努力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議會政治”，反而被田中這個政黨內閣首相所踐踏。曾以“連綿陰雨後的晴天”讚頌護憲三派內閣成立的美濃部達吉教授不勝感慨地說：“看到近來日本的政治情況，不禁使我們感到政治黑暗時代的來臨。”
擴大對華侵略，是田中推行反動政策的又一側麵。田中一上台，便大肆攻擊前內閣的外交政策，指責前外相幣原“把中國的赤化看作別國的內事，與我無關，實屬荒謬絕倫”。在“刷新外交”口號下，他竭力推行“積極對華政策”，親自兼任外相，並任命殖民主義急先鋒森恪為外務省政務次官，協助他製訂和推行侵華政策。
在“積極對華政策”下，田中內閣為維護在華利益，三次出兵侵略中國山東，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第一次出兵在1927年5月28日，兵力約4000人，占領了山東濟南。第二次出兵在1928年4月17日，兵力約5000人，日軍再次進占濟南後，蓄意挑起中日兩軍衝突，製造駭人聽聞的“濟南慘案”。以此次事件為借口， 5月9日第三次出兵增援，擴大戰端，總兵力達到15000人，3000多中國人在事件中遇難。
就在第一次出兵後的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主持召開有外務省、軍部、朝鮮總督府、關東廳、駐華公使及總領事等要員參加的“東方會議，”製訂了《對華政策綱領》，確定了將中國本土和“滿蒙”加以“區別”，確保日本在中國東北特殊權益的“根本方針”。綱領中明確寫道，為達目的不惜采取“斷然自衛措施”。
東方會議後，中國駐日人員獲得一份被認為是“東方會議”後田中呈送給天皇的奏折(通稱《田中奏折》)，並在《時事月報》上首次公諸於眾。奏折洋洋萬言，詳細闡述了對滿洲和內蒙古的“積極政策”，諸如開墾大陸與修築滿蒙鐵路、獎勵移民與創建拓殖省、調整滿鐵經營方針等。文中叫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令人觸目驚心。《田中奏折》真偽問題眾說紛紜，迄今尚無定論，但其後日本對外侵略的行動和步驟，卻與奏折的方針如出一轍。
“濟南慘案”後，國民革命軍繼續北進，日本豢養的奉係軍閥張作霖敗局已定。田中政府火中取栗，乘張之危迫其與滿鐵社長山本簽訂日本承建滿蒙五鐵路合同。接著通告國民政府和張作霖，揚言“戰亂如波及滿洲”，日本將“采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1928年6月3日，張作霖在日本一再“勸告”下，乘列車從關內撤往東北，次日淩晨，列車在與滿鐵交匯處的皇姑屯被炸，張傷重身亡。這是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等人擅自策劃的陰謀，他們幹掉不大服從日本調遣的張作霖，企圖推進“滿蒙自治”。皇姑屯事件成了三年後“九一八事變”的預演。
田中推行的侵華政策，急劇惡化了一度緩解的中日關係，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張學良在抗日熱潮影響下，一反親日政策，換上青天白日旗，加入國民政府。“積極外交”的失敗，使日本在國際上陷入孤立，招致國內輿論不滿，甚至樞密院、貴族院等保守勢力也感到炸死張作霖的辦法過於笨拙。在野黨為上台執政，利用皇姑屯事件攻擊政府，要求徹底追查事件的責任。
迫於內外壓力，田中同意追究肇事者責任，並由軍法會議處理，以此逃避政府的責任。但陸軍堅決反對，僅以失職罪給予肇事者開除現役處分。如此處理結果引起輿論嘩然，以致“驚動了”天皇，裕仁天皇斥責了田中前後說法不一，“惶恐之至”的田中次日提出了辭表。
下野後的田中曾返回故鄉走訪親朋舊友，有人問他是否會辭去政友會總裁解甲歸田，田中“環顧左右而言他”。其得力助手森恪倒是直言不諱，揚言“東山再起”。但是，天不由人，7月28日，田中身著和服，參加了政友會幹部晚餐會，觀看藝伎表演後不禁興致大發，信手寫下“嚐博紅樓挾美人”條幅一聯。是晚返回愛妾富子處下榻，次日晨心髒病猝發而亡，結束了可鄙的一生。
出任第26屆(1927.4.20—1929.7.2)內閣首相
田中義一(1864—1929)是戰前日本反動軍閥代表，晚年棄軍從政擔任首相，對內推行法西斯專政，殘酷鎮壓工農運動，敗壞了“憲政常道”下的政黨政治；對外擴大侵略中國，急劇惡化中日關係。他所推行的反動內外政策，錯誤地引導了日本社會的發展方向。他組織的內閣，按吉野作造的話說，是“空前最壞的內閣”。
田中義一幼名音鬆，生於長州藩萩市下級武士家庭，其父鬆山信佑因作田中勇藏養子改姓田中。明治初年，田中家靠製傘、賣傘謀生，家境平平。
田中的一生，主要是作為職業軍人度過的，但其開始軍人生涯前，卻有一段曲折經曆。1876年，他一度參加前原一誠領導的武士叛亂，事後以年幼無知豁免於罪。此後做過村公所雜役、小學教師。
1883年12月，田中考入陸軍士官學校，後入陸軍大學，接受正統的軍國主義教育，1892年畢業後佩中尉銜。與當時軍界許多同齡人相比，田中的起步為時已晚。但素以不讀書聞名的田中步入軍界後，卻在曆次對外侵略戰爭及整建軍隊中展露才幹，依靠其特有的鑽營之道，博得同出一鄉的軍閥首領山縣有朋、桂太郎賞識，從而青雲直上，成為長州係軍閥的嫡係繼承人。
1894年10月，田中隨第一師團參加中日甲午戰爭。在旅順戰役中，他製訂的《作戰動員計劃》被軍部采納，因功晉升大尉。1898年，受軍部派遣到俄國留學，擔任俄軍團副。其間，對俄軍的建製、訓練、武器配備、官兵關係等各方麵情況進行調查和研究，回國時取道歐洲，了解歐洲各國軍事情況。1902年，田中擔任參謀本部俄國課主任，後兩次出任陸軍大學教官。日俄戰爭爆發後，先後擔任大本營參謀、滿洲軍司令部參謀，隨軍參加了營口、海城等戰役。
1907年，田中受命試行軍隊教育改革，任第一師團第三聯隊長。改革中引進了“尊重個性”、“連隊如家”、“官兵協調”等新式教育方法，補充了體罰、指揮刀操練的單一教育方法，在軍內外擴大了影響。
1909年後，田中曆任陸軍省軍事課長、第二旅團長、陸軍省軍務局長，此間主持修改製訂了《部隊內務書》、《步兵操典》、《輜重兵操典》、《陸軍教育令》、《陸軍補充令》，在擔任軍務局長時，還秉承山縣旨意，協助上原勇作陸軍相，以要求增設兩個師團問題搞垮了第二次西園寺內閣。1918年，他以參謀次長身份，策劃領導了西伯利亞出兵。戰後，曆任原敬內閣、第二次山本權兵衛內閣陸相，晉升為大將，獲男爵爵位，列入華族。
田中的國防思想除重視軍隊建設外，還強調國民軍事教育，主張“軍隊社會化”、“社會軍事化”的“良民良兵主義”。1909年擔任陸軍省軍事課長時，仿照德國退役軍人組織，正式創建在鄉軍人會，使之成為具有組織生產、維持治安、補充兵源多種功能的戰時平時兩用團體。田中還根據乃木希典的建議，參考英國的經驗，於1915年起在全國各地創建青年團，於1917年將其統一為全國性組織。到1919年春，田中兼任了在鄉軍人會會長和青年團中央部理事長，建立了夢寐以求的小學、青年團、現役軍人、在鄉軍人這種梯次結構的軍國主義教育體係，而這些組織則成了其掌握政權，推行反動政策的社會基礎。後來，在田中內閣舉行議員大選時，曾有人問田中有無獲勝把握。田中的回答是：“有，我有在鄉軍人三百萬！”其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1925年，田中退出現役，帶著來路不明的300萬日元加入政友會，接替高橋是清就任第五任政友會總裁。他拒絕加藤高明的入閣邀請，導致護憲三派內閣垮台。第一次若槻內閣時期，他猛烈攻擊政府的對華政策，利用金融危機下出現震災票據問題，策動樞密院官僚以“違憲”為由，否決政府的救濟台銀緊急敕令案，迫使若槻內閣解散。
1927年4月20日，田中義一就任首相，掌握了政府大權。
田中內閣麵臨的首要課題是擺脫空前嚴重的金融危機。根據大藏相高橋是清的建議，內閣成立後第三天便發出緊急敕令，宣布全國銀行一律停兌三周。在此期間，由日本銀行向各銀行發放22億日元非常貸款，由政府補助日銀5億日元、台銀2億日元，幫助壟斷資產階級渡過了難關。隨後，政府修訂了《銀行法》，規定開業銀行資本不得少於100萬日元，強製加速資本集中過程，一大批中小銀行因此破產或被吞並，而三井、三菱等五大銀行資本急劇增加，五行資本總額一躍達到全國銀行總資本的三分之一。
金融危機過後，下野的憲政會與政友本黨合並，組成議會第一大黨立憲民政黨。該黨打著“貫徹天皇統治下的議會中心主義”口號，在三菱財閥的支持下，主動接近元老等官僚勢力，抨擊田中內閣的內外政策，對田中政府構成巨大威脅。為在下屆議員大選中擊敗民政黨，田中在大選前對地方官做了黨派色彩極為露骨的大調動，隨後在1928年2月進行的議員選舉中，與民政黨展開規模空前的收買戰，粗暴幹涉了選舉。凡提及“300萬日元”或“陸軍機密費”的演說，一律被政府禁止。結果政府友黨政友會獲得217個議席，以微弱多數取得議會“不自然的多數黨”地位。
這次大選，也是實行普選製後的第一次普選，當選議員中有8人來自“無產政黨”。無產階級作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舞台，不能不引起統治階級的極大恐懼。一向憎恨工農運動的田中更是如臨大敵。
1927年3月15日淩晨，田中內閣命令全國警察同時出動，一舉逮捕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1000多人，其中483人被起訴。勞農黨、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無產青年同盟等三個左翼組織被強令解散。此外，田中政府還解散了32個左翼學生團體，解聘了78名教授，開除和逮捕了147名學生。日共書記長渡邊政之輔、勞農黨進步議員山本宣治被殺害。1928年4月16日，田中政府再次下令全國大搜捕，日共領導人市川正一等人被捕。從“三一五”到“四一六”，白色恐怖籠罩全國，日本共產黨及工農運動組織遭受慘重損失。
田中內閣在血腥鎮壓工農革命運動同時，還在第56次臨時議會上提出治安警察法修改案，規定對以改變國體為目的的結社行為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當議會否決這一提案後，田中竟無視議會和部分閣僚的反對，以緊急敕令形式頒布了這一法律。田中內閣時全國設置了特高警察，強化法西斯主義思想統治。這樣，自明治以來經數十年努力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議會政治”，反而被田中這個政黨內閣首相所踐踏。曾以“連綿陰雨後的晴天”讚頌護憲三派內閣成立的美濃部達吉教授不勝感慨地說：“看到近來日本的政治情況，不禁使我們感到政治黑暗時代的來臨。”
擴大對華侵略，是田中推行反動政策的又一側麵。田中一上台，便大肆攻擊前內閣的外交政策，指責前外相幣原“把中國的赤化看作別國的內事，與我無關，實屬荒謬絕倫”。在“刷新外交”口號下，他竭力推行“積極對華政策”，親自兼任外相，並任命殖民主義急先鋒森恪為外務省政務次官，協助他製訂和推行侵華政策。
在“積極對華政策”下，田中內閣為維護在華利益，三次出兵侵略中國山東，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第一次出兵在1927年5月28日，兵力約4000人，占領了山東濟南。第二次出兵在1928年4月17日，兵力約5000人，日軍再次進占濟南後，蓄意挑起中日兩軍衝突，製造駭人聽聞的“濟南慘案”。以此次事件為借口， 5月9日第三次出兵增援，擴大戰端，總兵力達到15000人，3000多中國人在事件中遇難。
就在第一次出兵後的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主持召開有外務省、軍部、朝鮮總督府、關東廳、駐華公使及總領事等要員參加的“東方會議，”製訂了《對華政策綱領》，確定了將中國本土和“滿蒙”加以“區別”，確保日本在中國東北特殊權益的“根本方針”。綱領中明確寫道，為達目的不惜采取“斷然自衛措施”。
東方會議後，中國駐日人員獲得一份被認為是“東方會議”後田中呈送給天皇的奏折(通稱《田中奏折》)，並在《時事月報》上首次公諸於眾。奏折洋洋萬言，詳細闡述了對滿洲和內蒙古的“積極政策”，諸如開墾大陸與修築滿蒙鐵路、獎勵移民與創建拓殖省、調整滿鐵經營方針等。文中叫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令人觸目驚心。《田中奏折》真偽問題眾說紛紜，迄今尚無定論，但其後日本對外侵略的行動和步驟，卻與奏折的方針如出一轍。
“濟南慘案”後，國民革命軍繼續北進，日本豢養的奉係軍閥張作霖敗局已定。田中政府火中取栗，乘張之危迫其與滿鐵社長山本簽訂日本承建滿蒙五鐵路合同。接著通告國民政府和張作霖，揚言“戰亂如波及滿洲”，日本將“采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1928年6月3日，張作霖在日本一再“勸告”下，乘列車從關內撤往東北，次日淩晨，列車在與滿鐵交匯處的皇姑屯被炸，張傷重身亡。這是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等人擅自策劃的陰謀，他們幹掉不大服從日本調遣的張作霖，企圖推進“滿蒙自治”。皇姑屯事件成了三年後“九一八事變”的預演。
田中推行的侵華政策，急劇惡化了一度緩解的中日關係，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張學良在抗日熱潮影響下，一反親日政策，換上青天白日旗，加入國民政府。“積極外交”的失敗，使日本在國際上陷入孤立，招致國內輿論不滿，甚至樞密院、貴族院等保守勢力也感到炸死張作霖的辦法過於笨拙。在野黨為上台執政，利用皇姑屯事件攻擊政府，要求徹底追查事件的責任。
迫於內外壓力，田中同意追究肇事者責任，並由軍法會議處理，以此逃避政府的責任。但陸軍堅決反對，僅以失職罪給予肇事者開除現役處分。如此處理結果引起輿論嘩然，以致“驚動了”天皇，裕仁天皇斥責了田中前後說法不一，“惶恐之至”的田中次日提出了辭表。
下野後的田中曾返回故鄉走訪親朋舊友，有人問他是否會辭去政友會總裁解甲歸田，田中“環顧左右而言他”。其得力助手森恪倒是直言不諱，揚言“東山再起”。但是，天不由人，7月28日，田中身著和服，參加了政友會幹部晚餐會，觀看藝伎表演後不禁興致大發，信手寫下“嚐博紅樓挾美人”條幅一聯。是晚返回愛妾富子處下榻，次日晨心髒病猝發而亡，結束了可鄙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