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養毅inukai tsuyoshi 1855.6.4—1932.5.15)
出任第29屆(1931.12.13—1932.5.26)內閣首相
犬養毅(1855—1932)是戰前著名的政黨政治家，一生為實現政黨政治奔走呼號。晚年出任首相，組織了最後一屆政黨內閣，親自品嚐了政黨政治的“果實”。然而，他既未能挽回政黨政治的頹勢，也無法抵禦法西斯主義的狂潮。他畢生奮鬥爭取的“政黨內閣”體製，恰恰在他執政時葬送，其本人也慘死在法西斯分子槍口之下，做了政黨政治的殉葬品，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他那個時代的悲劇。
犬養毅幼名仙太郎，號木堂，生於備中(今岡山縣)庭潮。少年時代就讀於私塾、學塾，漢學造詣很深。他蔑視權貴，自命清高。
1875年，犬養從親戚家借到15日元路費，隻身到東京求學，轉年到福澤諭吉開辦的慶應義塾學習，接受了自由主義主張，為後來從事政黨活動打下了思想基礎。
1880年8月，犬養即將於慶應義塾畢業時突然退學，創辦了《東海經濟新報》，幹起新聞事業。次年，經矢野文雄推薦投筆從政，與大學同學尾崎行雄一起，到大隈重信為總裁的統計院任權少書記官。不久，大隈因政府中薩長派官僚的排擠下野，犬養隨之辭職。後重操舊業，先後任《報知新聞》、《秋田日報》記者。
1882年，大隈重信組建立憲改進黨，犬養聞風響應，成為大隈手下得力幹將，此次開始長達50年的政黨政治家生涯。改進黨解散後，犬養作為主要發起人之一，參加了進步黨(1896)、憲政黨(1898)的組建工作，並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後來又親自創建國民黨和革新俱樂部，成為這兩個組織的領袖。從1890年開設國會起，犬養連續19次當選為眾議院議員。為打破官僚統治、實現議會政治的理想，他組織黨內外各界人士，在議會內外同官僚專製勢力進行不懈的鬥爭。在1913年第一次護憲運動中，他一馬當先，用犀利的言辭猛烈抨擊官僚政治。他參與製訂的“擁護憲政，打倒閥族”的戰鬥口號，得到廣大民眾的響應，因此與尾崎行雄一起，被尊為“憲政之神”。在1924年第二次護憲運動中，他銳氣不減，率領革新俱樂部與政友會、憲政會聯合組成護憲三派，一舉打倒清浦內閣，組成加藤高明為首相的護憲三派內閣，其本人入閣任遞信相。田中義一擔任政友會總裁後，由於革新俱樂部發生分裂，犬養率部分成員無條件加入政友會。1929年，田中義一病死後，他當選為政友會總裁。
1931年12月11日，第二次若槻內閣因成員意見不統一辭職，犬養受命組閣。
犬養內閣麵臨的緊迫課題是如何擺脫經濟危機、處理“九一八” 事變後遺留下來的“滿洲問題”。如何應對社會上以軍部為中心的法西斯主義潮流，也是個不容回避的重要問題。
浜口內閣原指望通過“金解禁”和通貨緊縮政策，改善脆弱的資本主義體質，增強國際競爭力，擺脫經濟蕭條局麵。但是，由於選錯了時機，在世界經濟危機打擊下，日本經濟不但沒有好轉，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生產和外貿均跌落到一戰以後的最低點。1931年9月，英國宣布脫離金本位製，這意味著世界金本位體製已經崩潰，對日本來說，禁止黃金出口隻是時間問題。
犬養一上任便果斷地改變了上屆政府的經濟政策。他請出政友會財政通、前首相高橋是清出任藏相，於內閣成立的當日，頒布黃金出口禁令，隨後又采取恢複國家公債征募、增加軍事訂貨等措施，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取代以往的緊縮政策，政策的轉變收到了刺激經濟複蘇的效果。產業界通過開展合理化運動，調整了結構，借助政府的政策支持走出低穀，經濟危機出現緩解跡象。在這一政策轉變過程中，三井、三菱、安田等大財閥，早就預見到金融政策的轉變，搶兌美元儲存，所以在政府禁止黃金出口、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而導致日元貶值時，大財閥受益最大。
1931年1月8日，發生了朝鮮人李昌奉刺殺天皇未遂的櫻田門事件。為此，犬養曾引咎提出辭呈，因得到天皇的“優詔”而留任。
隨後，政府解散了第60次議會，在新的議員大選中，政友會獲得了議會的絕對多數席位。盡管如此，犬養在黨內的支持基礎仍是脆弱的。由於政友會的實權掌握在森恪等鈴木派手中，而森恪曆來是個對外強硬論者，與軍部關係密切，犬養之所以成為政友會總裁，很大程度上是森恪等人想利用犬養的威望收買民心及平衡黨內各派係關係。按尾崎行雄的話說，無條件率革新俱樂部加入政友會的犬養，在政友會中本來就缺少基礎，不過是“政友會這所房子的租借人。租借人做了房主，當上首相，終歸不便按自己意誌辦事”。
犬養一向關注中國問題，與許多中國人士交往甚密，自命為“中國通”。犬養早年與康有為等資產階級改良派有過接觸，對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表示同情並予以支持。大隈內閣以最後通牒方式提出對華二十一條要求時，他認為辦法笨拙，主張通過談判解決。不過，他認為中國把二十一條說成侵略“純屬誤解”。犬養的中國觀核心是通過非武力方式擴大日本的在華權益。
然而，在軍部勢力異常囂張的時代，犬養的主張行不通。事實上，對軍部的擴張行動他是遷就的。
關東軍發動“九一八” 事變後，遭到國際輿論的嚴正譴責。犬養上任後，一再為日本的侵略行徑辯護。12月27日，他以外務相身份發表聲明，聲稱日本在此次事變中不過行使了“自衛手段”，“一切責任都在中國方麵”。另一方麵，他反對軍部的占領領土、“滿洲獨立”主張，密遣萱野長知為特使與中國交涉，希求在確保日本的“滿洲既得利益”前提下，通過外交途徑使中國就範。但是，軍部和外務省獲知此事後表示強烈反對，犬養委曲求全，立即召回萱野，停止對華交涉。
關東軍大體完成對中國東北的占領後，緊張地策劃建立偽滿洲國。為在軍事上壓服中國，並轉移國際輿論視線，陸軍中部分少壯軍官又蓄意在上海挑起戰端。1932年1月18日，日本駐上海公使館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收買當地流氓，殺死日本日蓮宗僧侶，借以煽動當地日僑襲擊中國工廠，殺害中國警察，製造緊張氣氛。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攻擊租界外的中國軍隊，挑起“一·二八”事變。日軍原計劃四小時內便可占領上海，但在十九路軍官兵的頑強抵抗下，上海屢攻不下，日軍三易主帥，不斷增兵至10萬人。直到3月初，才以傷亡4000餘人的代價控製了上海戰局。5月5日，中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日軍在上海的侵略行動遭受挫折，但在東北建立“滿洲國”的計劃卻如期進展。3月1日，關東軍一手炮製的偽“滿洲國”宣布成立。9日，上年11月由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秘密從天津帶出的清朝廢帝溥儀“登基”，當上了傀儡皇帝。至此，中國東北已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製造“上海事變”和建立“滿洲國”，雖不是犬養政府的意圖，但是對軍方一意孤行擴大事態，犬養政府並未采取有效措施抵製，而是一味滿足軍方要求，對既成事實一概予以事後承認。不過，鑒於外交上的考慮，犬養主張暫時先不承認“滿洲國”，待國際輿論有所緩和後予以承認，眼前要做的是盡量援助這個“新國家”。
當日本肆意擴大侵華之時，國內法西斯勢力更為猖獗。法西斯分子把國勢不振的原因完全歸咎於政黨政治的腐敗無能，用“反權門”、“反資本”、“救濟農村”等口號蠱惑民眾，並企圖通過暗殺和武裝政變方式推翻政黨政治，建立軍人獨裁統治，他們自稱這一“改造國家”運動是“昭和維新”。浜口雄幸遇刺及未遂的“三月事變”、“十月事變”之後，法西斯運動甚囂塵上，氣焰更為囂張，1932年2月和3月，標榜“一人殺一人主義”的血盟團先後殺害了民政黨核心人物井上準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長團琢磨。
對此，犬養毅在5月初的兩次講話中闡明了政府立場，認為極端右傾和極端左傾對日本的發展“實在危險之極”。針對當時社會上的否定議會傾向，犬養表示：“我們始終相信議會政治的妙用，相信能夠充分改善。”然而紙上談兵於事無補，事實是犬養政府對血盟團事件中暴露出來的軍部法西斯分子根本未予追究。即便如此，犬養本人也未能逃過法西斯分子的魔掌。
1932年5月15日下午5時半，古賀誌清、三上卓海軍中尉等一夥青年軍官闖入首相官邸，當場槍殺了犬養毅，這就是“五一五”事件。至此，日本史上短暫的“政黨內閣時代”宣告結束，同時也預示著黑暗的法西斯統治時代即將來臨。
出任第29屆(1931.12.13—1932.5.26)內閣首相
犬養毅(1855—1932)是戰前著名的政黨政治家，一生為實現政黨政治奔走呼號。晚年出任首相，組織了最後一屆政黨內閣，親自品嚐了政黨政治的“果實”。然而，他既未能挽回政黨政治的頹勢，也無法抵禦法西斯主義的狂潮。他畢生奮鬥爭取的“政黨內閣”體製，恰恰在他執政時葬送，其本人也慘死在法西斯分子槍口之下，做了政黨政治的殉葬品，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他那個時代的悲劇。
犬養毅幼名仙太郎，號木堂，生於備中(今岡山縣)庭潮。少年時代就讀於私塾、學塾，漢學造詣很深。他蔑視權貴，自命清高。
1875年，犬養從親戚家借到15日元路費，隻身到東京求學，轉年到福澤諭吉開辦的慶應義塾學習，接受了自由主義主張，為後來從事政黨活動打下了思想基礎。
1880年8月，犬養即將於慶應義塾畢業時突然退學，創辦了《東海經濟新報》，幹起新聞事業。次年，經矢野文雄推薦投筆從政，與大學同學尾崎行雄一起，到大隈重信為總裁的統計院任權少書記官。不久，大隈因政府中薩長派官僚的排擠下野，犬養隨之辭職。後重操舊業，先後任《報知新聞》、《秋田日報》記者。
1882年，大隈重信組建立憲改進黨，犬養聞風響應，成為大隈手下得力幹將，此次開始長達50年的政黨政治家生涯。改進黨解散後，犬養作為主要發起人之一，參加了進步黨(1896)、憲政黨(1898)的組建工作，並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後來又親自創建國民黨和革新俱樂部，成為這兩個組織的領袖。從1890年開設國會起，犬養連續19次當選為眾議院議員。為打破官僚統治、實現議會政治的理想，他組織黨內外各界人士，在議會內外同官僚專製勢力進行不懈的鬥爭。在1913年第一次護憲運動中，他一馬當先，用犀利的言辭猛烈抨擊官僚政治。他參與製訂的“擁護憲政，打倒閥族”的戰鬥口號，得到廣大民眾的響應，因此與尾崎行雄一起，被尊為“憲政之神”。在1924年第二次護憲運動中，他銳氣不減，率領革新俱樂部與政友會、憲政會聯合組成護憲三派，一舉打倒清浦內閣，組成加藤高明為首相的護憲三派內閣，其本人入閣任遞信相。田中義一擔任政友會總裁後，由於革新俱樂部發生分裂，犬養率部分成員無條件加入政友會。1929年，田中義一病死後，他當選為政友會總裁。
1931年12月11日，第二次若槻內閣因成員意見不統一辭職，犬養受命組閣。
犬養內閣麵臨的緊迫課題是如何擺脫經濟危機、處理“九一八” 事變後遺留下來的“滿洲問題”。如何應對社會上以軍部為中心的法西斯主義潮流，也是個不容回避的重要問題。
浜口內閣原指望通過“金解禁”和通貨緊縮政策，改善脆弱的資本主義體質，增強國際競爭力，擺脫經濟蕭條局麵。但是，由於選錯了時機，在世界經濟危機打擊下，日本經濟不但沒有好轉，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生產和外貿均跌落到一戰以後的最低點。1931年9月，英國宣布脫離金本位製，這意味著世界金本位體製已經崩潰，對日本來說，禁止黃金出口隻是時間問題。
犬養一上任便果斷地改變了上屆政府的經濟政策。他請出政友會財政通、前首相高橋是清出任藏相，於內閣成立的當日，頒布黃金出口禁令，隨後又采取恢複國家公債征募、增加軍事訂貨等措施，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取代以往的緊縮政策，政策的轉變收到了刺激經濟複蘇的效果。產業界通過開展合理化運動，調整了結構，借助政府的政策支持走出低穀，經濟危機出現緩解跡象。在這一政策轉變過程中，三井、三菱、安田等大財閥，早就預見到金融政策的轉變，搶兌美元儲存，所以在政府禁止黃金出口、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而導致日元貶值時，大財閥受益最大。
1931年1月8日，發生了朝鮮人李昌奉刺殺天皇未遂的櫻田門事件。為此，犬養曾引咎提出辭呈，因得到天皇的“優詔”而留任。
隨後，政府解散了第60次議會，在新的議員大選中，政友會獲得了議會的絕對多數席位。盡管如此，犬養在黨內的支持基礎仍是脆弱的。由於政友會的實權掌握在森恪等鈴木派手中，而森恪曆來是個對外強硬論者，與軍部關係密切，犬養之所以成為政友會總裁，很大程度上是森恪等人想利用犬養的威望收買民心及平衡黨內各派係關係。按尾崎行雄的話說，無條件率革新俱樂部加入政友會的犬養，在政友會中本來就缺少基礎，不過是“政友會這所房子的租借人。租借人做了房主，當上首相，終歸不便按自己意誌辦事”。
犬養一向關注中國問題，與許多中國人士交往甚密，自命為“中國通”。犬養早年與康有為等資產階級改良派有過接觸，對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表示同情並予以支持。大隈內閣以最後通牒方式提出對華二十一條要求時，他認為辦法笨拙，主張通過談判解決。不過，他認為中國把二十一條說成侵略“純屬誤解”。犬養的中國觀核心是通過非武力方式擴大日本的在華權益。
然而，在軍部勢力異常囂張的時代，犬養的主張行不通。事實上，對軍部的擴張行動他是遷就的。
關東軍發動“九一八” 事變後，遭到國際輿論的嚴正譴責。犬養上任後，一再為日本的侵略行徑辯護。12月27日，他以外務相身份發表聲明，聲稱日本在此次事變中不過行使了“自衛手段”，“一切責任都在中國方麵”。另一方麵，他反對軍部的占領領土、“滿洲獨立”主張，密遣萱野長知為特使與中國交涉，希求在確保日本的“滿洲既得利益”前提下，通過外交途徑使中國就範。但是，軍部和外務省獲知此事後表示強烈反對，犬養委曲求全，立即召回萱野，停止對華交涉。
關東軍大體完成對中國東北的占領後，緊張地策劃建立偽滿洲國。為在軍事上壓服中國，並轉移國際輿論視線，陸軍中部分少壯軍官又蓄意在上海挑起戰端。1932年1月18日，日本駐上海公使館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收買當地流氓，殺死日本日蓮宗僧侶，借以煽動當地日僑襲擊中國工廠，殺害中國警察，製造緊張氣氛。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攻擊租界外的中國軍隊，挑起“一·二八”事變。日軍原計劃四小時內便可占領上海，但在十九路軍官兵的頑強抵抗下，上海屢攻不下，日軍三易主帥，不斷增兵至10萬人。直到3月初，才以傷亡4000餘人的代價控製了上海戰局。5月5日，中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日軍在上海的侵略行動遭受挫折，但在東北建立“滿洲國”的計劃卻如期進展。3月1日，關東軍一手炮製的偽“滿洲國”宣布成立。9日，上年11月由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秘密從天津帶出的清朝廢帝溥儀“登基”，當上了傀儡皇帝。至此，中國東北已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製造“上海事變”和建立“滿洲國”，雖不是犬養政府的意圖，但是對軍方一意孤行擴大事態，犬養政府並未采取有效措施抵製，而是一味滿足軍方要求，對既成事實一概予以事後承認。不過，鑒於外交上的考慮，犬養主張暫時先不承認“滿洲國”，待國際輿論有所緩和後予以承認，眼前要做的是盡量援助這個“新國家”。
當日本肆意擴大侵華之時，國內法西斯勢力更為猖獗。法西斯分子把國勢不振的原因完全歸咎於政黨政治的腐敗無能，用“反權門”、“反資本”、“救濟農村”等口號蠱惑民眾，並企圖通過暗殺和武裝政變方式推翻政黨政治，建立軍人獨裁統治，他們自稱這一“改造國家”運動是“昭和維新”。浜口雄幸遇刺及未遂的“三月事變”、“十月事變”之後，法西斯運動甚囂塵上，氣焰更為囂張，1932年2月和3月，標榜“一人殺一人主義”的血盟團先後殺害了民政黨核心人物井上準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長團琢磨。
對此，犬養毅在5月初的兩次講話中闡明了政府立場，認為極端右傾和極端左傾對日本的發展“實在危險之極”。針對當時社會上的否定議會傾向，犬養表示：“我們始終相信議會政治的妙用，相信能夠充分改善。”然而紙上談兵於事無補，事實是犬養政府對血盟團事件中暴露出來的軍部法西斯分子根本未予追究。即便如此，犬養本人也未能逃過法西斯分子的魔掌。
1932年5月15日下午5時半，古賀誌清、三上卓海軍中尉等一夥青年軍官闖入首相官邸，當場槍殺了犬養毅，這就是“五一五”事件。至此，日本史上短暫的“政黨內閣時代”宣告結束，同時也預示著黑暗的法西斯統治時代即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