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齋藤實saito makoto 1858.12.2—1936.2.26)
出任第30屆(1932.5.26—1934.7.8)內閣首相
齋藤實(1858—1936)繼犬養毅遇難後組閣，以“無為而化”為理政信條，力圖在統治階級的各種政治力量中尋求平衡，盡量滿足其具有共性的要求，使“五一五” 事件後動蕩不安的政局一度出現了“表麵上的平衡和穩定”。
齋藤生於水澤藩(現岩手縣)武士家庭。海軍省兵學寮畢業。1884年赴美國留學。1898年起任海軍次官。1906至1914年連任五屆內閣海軍相。1919至1927年、1929至1931年間任朝鮮總督，佩海軍大將銜。
齋藤的發跡得益於海軍巨頭山本權兵衛提攜。兩人同為兵學寮畢業，同在高雄艦上服過役，娶春子為妻也是山本作媒。1898年，山本當上海軍相，立即破格提拔時任嚴島艦長的齋藤大佐為海軍次官。後山本任軍事參議官、內閣首相，齋藤隨之擔任軍事參議次官、海軍相，兩人說得上交往莫逆，形影不離。
犬養內閣解散後，社會輿論已對政黨內閣失去信任，軍部已公開表明反對政黨組閣的強硬態度。以西園寺為首的元老和重臣們擔心軍方強硬分子組閣會引起社會動亂，遂選中處事穩健的齋藤實為繼任首相。
齋藤政府網羅了各方代表人物，皇道派擁戴的荒木貞夫留任陸相，對外強硬論者滿鐵總裁內田康哉任外相，高橋是清、山本達雄等五位政黨頭麵人物也是內閣成員，因此這屆政府又被稱為“中間內閣”或“舉國一致內閣”。
為穩定政局，齋藤在發表施政綱領聲稱日本處在“非常時期”，要求政黨及軍方皆應保持鎮靜，“舉國一致”，共渡難關。
對經濟問題，齋藤政府采納藏相高橋是清的建議，大力推行擴張性財政。在這一政策下，國家財政預算規模逐年擴大，1931年度總支出為14.7億日元，1934年度猛增到21.6億日元。其中，在軍部壓力下，軍費增長速度最快，其在總支出中的比重，四年內由30.9%升至43.6%，遠高於同期歐美各國20%左右的水平。
新政府成立後，各地便掀起大規模的救濟農村請願運動。為解決農村經濟凋蔽問題，政府專門召開第63次議會(又稱“挽救時局”或“救農”議會)，采取了若幹救濟農村措施，如控製殖民地大米的進口，根據糧穀統製法實行米價統製，發放低利資金，救助農村產業組合和地方銀行，擴大農村土木工程等公共事業。農林省還專門設立更生部，撥放2億日元政府資金，協助地方清理農家債務，扶植生產協作組織。齋藤在告國民書號召國民“自力更生”克服經濟蕭條。
齋藤政府對文官任用製度作了修改，在穩定官員隊伍的名義下，設置文官分限委員會，賦予該機構審議官吏的停職、複職等權限。實際上為政黨黨員進入官界設置了障礙，也為法西斯主義“新官僚”的形成在製度上提供了條件。
對社會主義運動，齋藤政府的鎮壓措施更加凶殘。1932年10月日本共產黨召開大會之際，齋藤政府下令在全國實行大逮捕，1500名共產黨員和左翼分子被捕。次年2月，政府再發逮捕令，又有1500名日共黨員及其同情者被捕。日共領袖岩田義道、野呂榮太郎和著名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捕遇難。日共及其他社會主義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反動的思想統製還伸向教育。1933年2月，政府以“赤化教育”罪名，逮捕了長野縣138名小學教員。京都大學教授瀧川幸辰，因在其法學著作中寫有“妻子有通奸罪而丈夫無此罪不合法理”一語，便被政府視為有傷國體的共產主義學說，其著作被查封，其本人被勒令退職。另一方麵，政府對法西斯分子的活動采取了置若罔聞的態度。
齋藤執政期間還采納陸軍相荒木的建議，連續五次召開五相會議(首相、大藏、外交、陸軍、海軍五相參加)，討論外交與國防問題。八次召開八相會議(首相、大藏、內務、陸軍、商工、農林、鐵道、拓務八相參加)，討論內政問題。雖然軍方的主張尚未左右會議的形勢，但卻已洞開軍部介入一般行政之門。
在對外政策方麵，齋藤政府的代表作是承認偽“滿洲國”和退出國際聯盟。在第63次議會上，齋藤迎合軍部和政黨的主張，明確表示要承認“滿洲國”。外相內田康哉則公然叫囂，為貫徹日本自己的主張，“即使全國化為焦土”也在所不惜，“焦土外交”由此得名。作為承認“滿洲國”的先行準備，政府任命佐藤信義大將為關東軍司令官、關東廳長官、赴滿特命全權大使。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與“滿洲國”簽訂日滿協定書，正式承認 “滿洲國”。
日本公然承認“滿洲國”是對國際社會的挑戰。1932年10月，國際聯盟接受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開始討論“滿洲問題”。齋藤政府對報告書承認中國在“滿洲”享有主權大為不滿，立即發表反駁書。次年2月中旬，齋藤政府做出決定，不但不接受國際聯盟的撤兵勸告，反而命日軍進攻熱河省。2月24日，國際聯盟以42∶1(日本)通過日軍撤退到滿鐵附屬地及承認中國在滿主權的議案，日本代表當即離開會場。隨後，齋藤政府孤注一擲，宣布退出國際聯盟。日軍占領熱河後，越過長城，進逼華北，迫使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定》。
實現上述目標後，齋藤政府轉而改變了外交口徑，廣田弘毅接任外務相後，又玩起“和協外交”的把戲，旨在鞏固既得的權益，改變日本在國際上空前孤立的地位。
1934年7月，帝人行賄醜聞敗露，齋藤內閣多名成員受到牽連，在輿論的猛烈抨擊下，齋藤率全體內閣成員辭職。
齋藤辭職後就任內大臣，1936年發生“二二六” 事件時被殺。
出任第30屆(1932.5.26—1934.7.8)內閣首相
齋藤實(1858—1936)繼犬養毅遇難後組閣，以“無為而化”為理政信條，力圖在統治階級的各種政治力量中尋求平衡，盡量滿足其具有共性的要求，使“五一五” 事件後動蕩不安的政局一度出現了“表麵上的平衡和穩定”。
齋藤生於水澤藩(現岩手縣)武士家庭。海軍省兵學寮畢業。1884年赴美國留學。1898年起任海軍次官。1906至1914年連任五屆內閣海軍相。1919至1927年、1929至1931年間任朝鮮總督，佩海軍大將銜。
齋藤的發跡得益於海軍巨頭山本權兵衛提攜。兩人同為兵學寮畢業，同在高雄艦上服過役，娶春子為妻也是山本作媒。1898年，山本當上海軍相，立即破格提拔時任嚴島艦長的齋藤大佐為海軍次官。後山本任軍事參議官、內閣首相，齋藤隨之擔任軍事參議次官、海軍相，兩人說得上交往莫逆，形影不離。
犬養內閣解散後，社會輿論已對政黨內閣失去信任，軍部已公開表明反對政黨組閣的強硬態度。以西園寺為首的元老和重臣們擔心軍方強硬分子組閣會引起社會動亂，遂選中處事穩健的齋藤實為繼任首相。
齋藤政府網羅了各方代表人物，皇道派擁戴的荒木貞夫留任陸相，對外強硬論者滿鐵總裁內田康哉任外相，高橋是清、山本達雄等五位政黨頭麵人物也是內閣成員，因此這屆政府又被稱為“中間內閣”或“舉國一致內閣”。
為穩定政局，齋藤在發表施政綱領聲稱日本處在“非常時期”，要求政黨及軍方皆應保持鎮靜，“舉國一致”，共渡難關。
對經濟問題，齋藤政府采納藏相高橋是清的建議，大力推行擴張性財政。在這一政策下，國家財政預算規模逐年擴大，1931年度總支出為14.7億日元，1934年度猛增到21.6億日元。其中，在軍部壓力下，軍費增長速度最快，其在總支出中的比重，四年內由30.9%升至43.6%，遠高於同期歐美各國20%左右的水平。
新政府成立後，各地便掀起大規模的救濟農村請願運動。為解決農村經濟凋蔽問題，政府專門召開第63次議會(又稱“挽救時局”或“救農”議會)，采取了若幹救濟農村措施，如控製殖民地大米的進口，根據糧穀統製法實行米價統製，發放低利資金，救助農村產業組合和地方銀行，擴大農村土木工程等公共事業。農林省還專門設立更生部，撥放2億日元政府資金，協助地方清理農家債務，扶植生產協作組織。齋藤在告國民書號召國民“自力更生”克服經濟蕭條。
齋藤政府對文官任用製度作了修改，在穩定官員隊伍的名義下，設置文官分限委員會，賦予該機構審議官吏的停職、複職等權限。實際上為政黨黨員進入官界設置了障礙，也為法西斯主義“新官僚”的形成在製度上提供了條件。
對社會主義運動，齋藤政府的鎮壓措施更加凶殘。1932年10月日本共產黨召開大會之際，齋藤政府下令在全國實行大逮捕，1500名共產黨員和左翼分子被捕。次年2月，政府再發逮捕令，又有1500名日共黨員及其同情者被捕。日共領袖岩田義道、野呂榮太郎和著名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捕遇難。日共及其他社會主義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反動的思想統製還伸向教育。1933年2月，政府以“赤化教育”罪名，逮捕了長野縣138名小學教員。京都大學教授瀧川幸辰，因在其法學著作中寫有“妻子有通奸罪而丈夫無此罪不合法理”一語，便被政府視為有傷國體的共產主義學說，其著作被查封，其本人被勒令退職。另一方麵，政府對法西斯分子的活動采取了置若罔聞的態度。
齋藤執政期間還采納陸軍相荒木的建議，連續五次召開五相會議(首相、大藏、外交、陸軍、海軍五相參加)，討論外交與國防問題。八次召開八相會議(首相、大藏、內務、陸軍、商工、農林、鐵道、拓務八相參加)，討論內政問題。雖然軍方的主張尚未左右會議的形勢，但卻已洞開軍部介入一般行政之門。
在對外政策方麵，齋藤政府的代表作是承認偽“滿洲國”和退出國際聯盟。在第63次議會上，齋藤迎合軍部和政黨的主張，明確表示要承認“滿洲國”。外相內田康哉則公然叫囂，為貫徹日本自己的主張，“即使全國化為焦土”也在所不惜，“焦土外交”由此得名。作為承認“滿洲國”的先行準備，政府任命佐藤信義大將為關東軍司令官、關東廳長官、赴滿特命全權大使。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與“滿洲國”簽訂日滿協定書，正式承認 “滿洲國”。
日本公然承認“滿洲國”是對國際社會的挑戰。1932年10月，國際聯盟接受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開始討論“滿洲問題”。齋藤政府對報告書承認中國在“滿洲”享有主權大為不滿，立即發表反駁書。次年2月中旬，齋藤政府做出決定，不但不接受國際聯盟的撤兵勸告，反而命日軍進攻熱河省。2月24日，國際聯盟以42∶1(日本)通過日軍撤退到滿鐵附屬地及承認中國在滿主權的議案，日本代表當即離開會場。隨後，齋藤政府孤注一擲，宣布退出國際聯盟。日軍占領熱河後，越過長城，進逼華北，迫使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定》。
實現上述目標後，齋藤政府轉而改變了外交口徑，廣田弘毅接任外務相後，又玩起“和協外交”的把戲，旨在鞏固既得的權益，改變日本在國際上空前孤立的地位。
1934年7月，帝人行賄醜聞敗露，齋藤內閣多名成員受到牽連，在輿論的猛烈抨擊下，齋藤率全體內閣成員辭職。
齋藤辭職後就任內大臣，1936年發生“二二六” 事件時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