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田啓介okada keisuke 1868.2.14—1952.10.17)
出任第31屆(1934.7.8—1936.3.9)內閣首相
岡田啟介(1868—1952)政治上屬於齋藤實類型的“穩健派”，執政目標也是為了“維持局麵”。因此，他在軍部為首的法西斯勢力咄咄逼人的攻勢之下一再退讓，對日本政治滑向反動負有責任。
岡田啟介生於福井藩士之家，海軍大學畢業後長期在海軍中服役，參加過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曆任海軍省人事局長、艦政局長、艦政本部長、海軍次官、兩屆內閣海軍相，佩海軍大將銜，1933年退出現役。
齋藤內閣辭職後，破例召開重臣會議，推舉岡田為繼任首相。同上屆政府一樣，新內閣匯集了軍界、政界和政黨的代表人物，體現了“舉國一致”精神。不同的是新官僚在內閣中占據了外務、內務、大藏等省的重要職位，成為岡田政府的支柱。
岡田政府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駐“滿”機構的改革。前陸軍相林銑十郎留任時提出的先決條件是實現駐滿機構權力一元化，岡田表示同意。內閣成立後，陸軍拋出改革方案，要求取消拓務省對“滿洲”的監督權，實現外交上的相對自主權。外務、拓務兩省為維護本省利益，堅決反對該方案。岡田采納了陸軍的意見，同意駐滿大使和關東軍司令官這兩個重要職務由一人擔任，並在內閣中設立對滿事務局，總裁即由林陸軍相擔任，從而大大削減了外務、拓務兩省的權限，從製度上確立了陸軍在滿洲的統治地位。
海軍也不甘落後，要求政府在華盛頓、倫敦兩海軍裁軍條約於1936年期滿前宣布到期後失效。岡田政府一一照辦，於1934年底和1936年初，分別退出上述兩條約，為軍備的無限擴張掃除了障礙。
軍部對政治的幹預當時突出地表現在“國體明征”問題上。1935年2月18日，陸軍中將、貴族院議員菊池武夫首先跳出來發難，攻擊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理論，認為該學說大逆不道，有違“國體”。接著，在軍部帶動下，全國範圍內刮起了一場圍剿“機關說”運動的狂潮。在鄉軍人會、民間右翼團體衝在運動的最前麵。政治上已經完全墮落的政友、民政兩黨也公然站在軍部一邊，不但猛烈抨擊“機關說”，還率先向議會提出“彈劾美濃部學說決議案”，並使議會通過此案。美濃部是一位憲法學者、貴族院議員，他在自己的著作中闡述了議會政治的正當性，這一理論在政黨內閣時期已為多數人接受，成為社會的常識，並未引起非議。對軍部發起的這場運動，岡田先是采取順其自然的態度，後來兩次代表政府發表“國體明征”聲明，宣稱天皇機關說“違背國體的本義”，應予鏟除。結果，美濃部被趕出貴族院，其著作被查封，與此學說相關的法學書籍統統禁止，政黨政治賴以生存的理論基礎，就這樣被軍部為首的反動勢力乃至政黨自身所摧毀了。此後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如尾崎行雄所言，“完全享有言論自由的隻有軍人及其追隨者”。
岡田政府在1935年5月設立了內閣審議會，下設內閣事務局。把持該局權力的是與軍部關係密切的“新官僚”，他們直接參與重大國策的製訂，從政府內部推進了法西斯運動。
在對外政策方麵，岡田政府一麵繼續標榜“和協外交”，欺騙國際輿論，一麵默許陸軍不斷向中國華北擴張，先後迫使國民政府簽訂《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策劃成立冀東傀儡政權，進一步惡化了中日關係。
在國家財政方麵，由於犬養政府推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收支出現巨額虧空，岡田政府製訂1936年度財政預算時，不得不實行所謂“健全財政”，試圖把財政規模控製在上年度的水平。但是，軍部對業已超過總支出一半的軍費開支仍然不滿，陸軍要求政府把下年度新增1000萬日元軍費的數目提高到4000萬日元，但被藏相高橋是清駁回。不過，為了安撫軍方，在增加作戰物資整備費問題上，政府對陸軍做了讓步。
在岡田政府與軍部合流，竭力“維持現狀”之時，軍隊內部的派係鬥爭也在發展。陸軍中的“櫻會”分子在“五一五事件”之前已分裂成兩派，皇道派以尉級軍官為骨幹，主張以武裝政變方式，打倒官僚、政黨和財閥，建立軍人獨裁政權，推行國家改造運動。統製派以佐級軍官為核心，他們調整了原來的想法，認為通過公開的合法手段也能夠實現軍人專政，推進國家改造。他們認為，從總體戰的觀點出發，在軍部掌握主導權的前提下，應該加強與政府、政黨及財閥的合作。兩派雖然根本目標一致，但實現目標的手段和方式各異，並為此展開了激烈爭鬥。1934年11月，皇道派軍官為發動軍事政變策劃的“士官學校事件”被揭發，當事者認為軍內的統製派壓製了自己。1935年7月，陸軍相林銑十郎為消除陸軍中派係對立，罷免了皇道派領袖人物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的職務。皇道派大為震怒，認為是軍務局長永田鐵山策劃的陰謀。8月15日，皇道派軍官相澤三郎中佐闖入陸軍省局長辦公室，揮刀砍死永田。之後，皇道派利用審訊相澤的機會，大肆攻擊統製派、政府與財閥，並開始策劃新的武裝政變。
1936年2月26日拂曉，野中四郎、安藤輝三等皇道派青年軍官，以鏟除“君側之奸”之名，指揮1400多名駐京軍人發動兵變。叛軍分兵多路襲擊並占領了首相官邸、警視廳、參謀本部、國會等樞要機關，殺死了內大臣、前首相齋藤實，藏相、前首相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身負重傷。兵變使首都陷入一片混亂。
岡田是叛軍謀殺的主要對象，隻因其妹夫兼秘書鬆尾長相與他酷似，被叛軍誤認為首相當了替死鬼，他才“奇跡般地”保住了生命。直到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天下午，岡田才被人從壁櫥裏救起，偽裝成岡田首相(實際是鬆尾)的一個吊唁者，僥幸溜出叛軍占領的首相官邸。
皇道派發動的“二二六” 事件是在天皇的直接幹預下平息的。岡田雖幸免於難，但無法推卸責任，脫險後即向天皇遞交了辭呈。
岡田卸任後，繼續作為政府重臣參與國政，曾反對對美開戰並參與推翻東條英機內閣的活動，主張盡快接受《波茨坦公告》。晚年著有《回憶錄》。
出任第31屆(1934.7.8—1936.3.9)內閣首相
岡田啟介(1868—1952)政治上屬於齋藤實類型的“穩健派”，執政目標也是為了“維持局麵”。因此，他在軍部為首的法西斯勢力咄咄逼人的攻勢之下一再退讓，對日本政治滑向反動負有責任。
岡田啟介生於福井藩士之家，海軍大學畢業後長期在海軍中服役，參加過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曆任海軍省人事局長、艦政局長、艦政本部長、海軍次官、兩屆內閣海軍相，佩海軍大將銜，1933年退出現役。
齋藤內閣辭職後，破例召開重臣會議，推舉岡田為繼任首相。同上屆政府一樣，新內閣匯集了軍界、政界和政黨的代表人物，體現了“舉國一致”精神。不同的是新官僚在內閣中占據了外務、內務、大藏等省的重要職位，成為岡田政府的支柱。
岡田政府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駐“滿”機構的改革。前陸軍相林銑十郎留任時提出的先決條件是實現駐滿機構權力一元化，岡田表示同意。內閣成立後，陸軍拋出改革方案，要求取消拓務省對“滿洲”的監督權，實現外交上的相對自主權。外務、拓務兩省為維護本省利益，堅決反對該方案。岡田采納了陸軍的意見，同意駐滿大使和關東軍司令官這兩個重要職務由一人擔任，並在內閣中設立對滿事務局，總裁即由林陸軍相擔任，從而大大削減了外務、拓務兩省的權限，從製度上確立了陸軍在滿洲的統治地位。
海軍也不甘落後，要求政府在華盛頓、倫敦兩海軍裁軍條約於1936年期滿前宣布到期後失效。岡田政府一一照辦，於1934年底和1936年初，分別退出上述兩條約，為軍備的無限擴張掃除了障礙。
軍部對政治的幹預當時突出地表現在“國體明征”問題上。1935年2月18日，陸軍中將、貴族院議員菊池武夫首先跳出來發難，攻擊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理論，認為該學說大逆不道，有違“國體”。接著，在軍部帶動下，全國範圍內刮起了一場圍剿“機關說”運動的狂潮。在鄉軍人會、民間右翼團體衝在運動的最前麵。政治上已經完全墮落的政友、民政兩黨也公然站在軍部一邊，不但猛烈抨擊“機關說”，還率先向議會提出“彈劾美濃部學說決議案”，並使議會通過此案。美濃部是一位憲法學者、貴族院議員，他在自己的著作中闡述了議會政治的正當性，這一理論在政黨內閣時期已為多數人接受，成為社會的常識，並未引起非議。對軍部發起的這場運動，岡田先是采取順其自然的態度，後來兩次代表政府發表“國體明征”聲明，宣稱天皇機關說“違背國體的本義”，應予鏟除。結果，美濃部被趕出貴族院，其著作被查封，與此學說相關的法學書籍統統禁止，政黨政治賴以生存的理論基礎，就這樣被軍部為首的反動勢力乃至政黨自身所摧毀了。此後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如尾崎行雄所言，“完全享有言論自由的隻有軍人及其追隨者”。
岡田政府在1935年5月設立了內閣審議會，下設內閣事務局。把持該局權力的是與軍部關係密切的“新官僚”，他們直接參與重大國策的製訂，從政府內部推進了法西斯運動。
在對外政策方麵，岡田政府一麵繼續標榜“和協外交”，欺騙國際輿論，一麵默許陸軍不斷向中國華北擴張，先後迫使國民政府簽訂《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策劃成立冀東傀儡政權，進一步惡化了中日關係。
在國家財政方麵，由於犬養政府推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收支出現巨額虧空，岡田政府製訂1936年度財政預算時，不得不實行所謂“健全財政”，試圖把財政規模控製在上年度的水平。但是，軍部對業已超過總支出一半的軍費開支仍然不滿，陸軍要求政府把下年度新增1000萬日元軍費的數目提高到4000萬日元，但被藏相高橋是清駁回。不過，為了安撫軍方，在增加作戰物資整備費問題上，政府對陸軍做了讓步。
在岡田政府與軍部合流，竭力“維持現狀”之時，軍隊內部的派係鬥爭也在發展。陸軍中的“櫻會”分子在“五一五事件”之前已分裂成兩派，皇道派以尉級軍官為骨幹，主張以武裝政變方式，打倒官僚、政黨和財閥，建立軍人獨裁政權，推行國家改造運動。統製派以佐級軍官為核心，他們調整了原來的想法，認為通過公開的合法手段也能夠實現軍人專政，推進國家改造。他們認為，從總體戰的觀點出發，在軍部掌握主導權的前提下，應該加強與政府、政黨及財閥的合作。兩派雖然根本目標一致，但實現目標的手段和方式各異，並為此展開了激烈爭鬥。1934年11月，皇道派軍官為發動軍事政變策劃的“士官學校事件”被揭發，當事者認為軍內的統製派壓製了自己。1935年7月，陸軍相林銑十郎為消除陸軍中派係對立，罷免了皇道派領袖人物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的職務。皇道派大為震怒，認為是軍務局長永田鐵山策劃的陰謀。8月15日，皇道派軍官相澤三郎中佐闖入陸軍省局長辦公室，揮刀砍死永田。之後，皇道派利用審訊相澤的機會，大肆攻擊統製派、政府與財閥，並開始策劃新的武裝政變。
1936年2月26日拂曉，野中四郎、安藤輝三等皇道派青年軍官，以鏟除“君側之奸”之名，指揮1400多名駐京軍人發動兵變。叛軍分兵多路襲擊並占領了首相官邸、警視廳、參謀本部、國會等樞要機關，殺死了內大臣、前首相齋藤實，藏相、前首相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身負重傷。兵變使首都陷入一片混亂。
岡田是叛軍謀殺的主要對象，隻因其妹夫兼秘書鬆尾長相與他酷似，被叛軍誤認為首相當了替死鬼，他才“奇跡般地”保住了生命。直到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天下午，岡田才被人從壁櫥裏救起，偽裝成岡田首相(實際是鬆尾)的一個吊唁者，僥幸溜出叛軍占領的首相官邸。
皇道派發動的“二二六” 事件是在天皇的直接幹預下平息的。岡田雖幸免於難，但無法推卸責任，脫險後即向天皇遞交了辭呈。
岡田卸任後，繼續作為政府重臣參與國政，曾反對對美開戰並參與推翻東條英機內閣的活動，主張盡快接受《波茨坦公告》。晚年著有《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