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久邇稔彥higashikuni naruhiko 1887.12.3—1990.1.20)


    出任第43屆(1945.8.17—1945.10.9)內閣首相


    東久邇稔彥(1887—1990)是戰後日本首屆內閣首相,內閣史上的第43屆內閣首相。他組織的內閣是日本實行內閣製(包括戰前天皇製下的內閣製)後唯一的皇族內閣,也是曆時最短的內閣。


    東久邇稔彥是久邇宮朝彥親王的第九子,生於1887年。1906年皇封為親王,立東久邇宮家。1915年與明治天皇第九個女兒聰子成婚。他還是裕仁天皇的妻叔和親家(東久邇長子盛厚與裕仁長女成子為夫婦)。


    按皇族慣例,東久邇就讀、畢業於陸軍幼年學校、士官學校、陸軍大學,隨後在仙台步兵第29聯隊服役。1920年赴法國留學,就讀於法國陸軍大學,1923年畢業後,繼續在法居住七年之久。回國後,曆任第二、四師團長、陸軍航空本部部長。1938年,任第二軍司令官,率軍侵略中國華北,年底因病回國,轉年升任陸軍大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任防衛總司令官。


    東久邇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為完成特殊的使命被推上台的。1945年8月15日中午,天皇裕仁通過廣播宣讀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停戰詔書”,這標誌著日本軍國主義自1931年侵占中國東北以來長達15年的侵略戰爭以徹底失敗告終。但是,從宣布停戰、無條件投降,到實現停戰、無條件投降,還有一段極其艱巨的曆程。讓數百萬迷信於“皇國必勝”的“皇軍”乖乖放下武器絕非易事,何況在完全崩潰的國民經濟下,如何維持國民生活、穩定社會秩序也是極為棘手的難題。日本自全麵侵華始便宣布進入“非常時期”,宣布投降後可以說進入了又一個“非常時期”。鈴木內閣缺乏在這個“非常時期”執政的信心,於宣布“停戰詔書”的當天下午辭職。1941年10月第三次近衛文麿內閣下台時,近衛曾提出由皇族出身的東久邇組閣的建議,被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啟用皇族之由否決。鈴木內閣辭職後,出現了非皇族出馬無以鎮撫“忠臣良民”的局麵,在這種“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內大臣木戶幸一策動天皇,打破重臣推薦慣例,欽命東久邇組閣,並訓示說:“命卿組織內閣。尤應尊重憲法,以詔書(停戰詔書)為基準,控製軍隊,維持秩序,努力收拾時局。”8月17日,史無前例的皇族東久邇內閣匆匆登場。


    新內閣的核心人物除東久邇首相外,還有地位相當於副首相的近衛文麿國務相及緒方竹虎內閣書記官長。成員選自政界、財界和言論界的頭麵人物。按東久邇的話說,“都是典型的老練、保守之人,而不是具有革新思想的新進氣銳之人”。此外,東久邇還聘請賀川豐彥、大佛次郎、兒玉譽士夫等為內閣參與,納為幕僚。


    為盡快實現無條件投降,必須“果斷、敏速”地解除日軍武裝,辦理投降手續。繼8月15日的“停戰詔書”後,天皇於8月17日又發表了“告帝國陸海軍軍人”詔書。詔書首先對“不惜身命奮勇戰鬥”的陸海軍人表示“深為嘉許”,然後申明為維護“光榮國體”,已決定“與美、英、蘇及重慶媾和”,最後希望“汝等軍人體察朕意,堅持鞏固團結,進退嚴明,含辛茹苦,忍所難忍,以維持國家永世之基礎”。接著政府以天皇名義,向各地日軍派出代表,處理解除部隊武裝,遣返駐外軍事人員等事宜。在日本國內,拒不放下武器,表示繼續遵守天皇過去發出的“決不生受囚虜之辱”命令的頑固分子大有人在。8月20日深夜,東京郊縣部隊的少壯軍官,聚集在二重橋前,圖謀占領皇宮。東久邇親自勸解,製止了兵變。不管怎樣,依靠皇族內閣的權威,總算在比預想好得多的情況下,解除了國內日軍武裝,暫時穩定了社會“秩序”。


    由於國內局勢混亂,履行投降手續遲遲不得進展,直到8月18日,政府才在美軍司令部的一再催促下,派遣使節團飛往馬尼拉,接受美軍提出的占領日本本土等受降條件。東久邇內閣按照美軍的要求,於8月22日召開會議,廢除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成立以首相為首的處理停戰會議和由各省次官、局長組成的停戰聯絡事務委員會,為美軍進駐本土做準備。8月28日,美軍先遣隊150人首先到達厚木機場。30日,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踏上日本本土。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裏號上,舉行日本投降簽字儀式,重光葵外相和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書上簽字。


    東久邇竭力避免國內動亂,履行投降手續,不僅是懾於美軍及盟國的威力,還試圖以此顯示天皇製政府的有用性,進而達到“維護國體”的目的。他在8月28日回答記者提問時公言不諱地聲稱:“奉戴詔書,忠實地執行同盟國指示的條文,就是為了維護國體,保持我民族的名譽。”接著又說:“當此之際,我認為軍、官、民全體國民必須徹底反省、懺悔。”企圖用“一億總懺悔”來模糊天皇的戰爭責任。


    簽署降書的當天下午,占領軍副參謀長將《告日本國民》的三個布告文本麵交日本政府,要求立即執行。其內容包括,建立對日本國及人民的軍事統帥權,日本的行政、司法、立法三權處於最高司令官管轄之下,對違反各種命令者、敵對行為者、妨害治安者的處罰權屬於占領軍軍事法庭,在日本通行“軍票”等。東久邇內閣聞此驚恐萬狀,唯恐布告發出後國民震動,損害“國體”的基礎,乃至剝奪日本政府的統治權力,造成占領軍直接統治局麵。於是緊急派遣外相重光葵等麵見麥克阿瑟,陳說種種理由,懇請收回成命。美國從長遠戰略利益考慮,並不願對日實行直接統治,麥克阿瑟也認為利用日本統治機構更便於推行占領的政策,遂收回成命,東久邇內閣暫時渡過了一場“國體危機”。


    隨著日本投降,戰時設立的機構及頒布的法律、規定已失去意義。東久邇內閣成立後,撤消了大東亞省和軍需省,取消燈火管製,恢複使用娛樂場所,停止了信件檢查。為向占領當局顯示政府的“開明”姿態,欺騙國內輿論,政府還決定“緩和”言論出版集會限製,東久邇本人甚至通過報界向國民發出呼籲:“國民諸君,希望諸位直接給我來信,直接聽取諸位的意見,以資政治上參考。”但這些都是表麵文章,實際上,“緩和”言論限製不等於取消,政府製訂“緩和”方針的同時,又製訂了《整頓擴充警察力量綱要》,增加警察人數,對“反對國體的危險結社”,仍然要嚴加取締,至於釋放政治犯問題,則根本不予考慮。


    東久邇內閣倒台的直接原因,是天皇裕仁訪問占領軍統帥麥克阿瑟後引起的連鎖反應。


    1945年9月27日上午,裕仁親往美國大使館拜訪了昔日的勁敵麥克阿瑟。28日,日本各報都收到了天皇對“麥克阿瑟表示敬意的訪問”消息,準備在次日報紙上附加天皇與麥帥的合照,頭版頭條發表。照片上的麥克阿瑟,身著軍裝,雙手插腰,雙腿微叉,悠然自得地站在天皇一旁,一副勝利者姿態。身材矮小的裕仁天皇則身穿大禮服,神情呆板,擺出立正姿式。兩相對照,儼然是勝者與敗者的寫照。各報還準備同刊發表美國兩家通訊社負責人分別訪問天皇的對答紀要。


    在東久邇及其內閣看來,發表如此貶低天皇形象及外國記者不禮貌地質問“現人神”的報道,實在大逆不道,有傷國體,遂命內務省於28日深夜向有關各報發出緊急指令,停止發行第二天的報紙。


    占領軍司令部聞知此事,立即采取了堅決的反措施。29日中午,以“麥帥指令”的形式發出通告,“撤消對新聞及通信自由的一切限製”,同時宣稱,該指令適用於報道麥帥與天皇會見一事。盟總還召集各報負責人,指令發行被禁止發售的報紙。


    占領軍的強硬態度使東久邇內閣狼狽不堪,隻得收回禁令。但內相山崎嚴在記者招待會上,又發表談話說,政府將繼續實行言論出版限製,“對破壞國體的言論,仍然不能允許”,“釋放政治犯,目前尚未考慮”。


    盟總對這個直接與占領當局的政策相抵觸的講話大為震怒。10月4日下達《取消限製政治、民事、宗教的自由備忘錄》(又稱“自由指令”),明令日本政府廢除治安警察法等有關法令,取消思想警察、釋放政治犯、罷免內相職務等。


    東久邇在天皇會見麥帥的新聞發表後拜訪了麥克阿瑟。當時麥克阿瑟表示:占領軍對現內閣的政策表示滿意,希望首相及所有內閣成員繼續任職。現在,“自由指令”明令罷免內閣中的一個成員,這使東久邇意識到“內閣已失去了元帥的信任”。而對他這個死死抱住天皇製“國體”不放的人來說,也根本不願執行“指令”所規定的任務。遂於“指令”發出第二天率內閣辭職,其執政的時間隻有50天。


    東久邇辭職後,於1946年被“降為臣籍”,1947年“脫離皇籍”經商,辦過茶店、裁縫店,經營過劇場,擔任過明治生命相互保險公司地區代理店負責人。


    1950年4月,東久邇剃發為僧,自命為“禪宗東國教”開山鼻祖,他在出家儀式上發表宣言說:“回顧半生皇族軍人和政治生活,嚴肅反省的結果,終於使我通過佛門,開辟新教得以到達幽遠境地。為此首先我將雲遊全國,憑吊此次大戰中陣亡的英靈,並將到海外祭掃各國無名戰士之墓。”


    東久邇似乎找到了自我解脫的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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