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幣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uro 1872.9.13—1951.3.10)
出任第44屆(1945.10.9—1946.5.22)內閣首相
幣原喜重郎(1872—1951)是日本戰前著名外交家，戰後第二屆內閣首相。他執政後配合美國對日占領軍當局實施民主改革，揭開了戰後日本新時代的序幕。
從1945年8月15日天皇發表“停戰詔書”，到9月2日日本正式簽訂降書，同盟國軍隊(實際上是美軍)完成了對日本本土的占領，確立了在日本的統治，隨後進入根據《波茨坦公告》對日本進行改革的階段。根據美國總統杜魯門下達的《美國在日本投降後的初期方針》，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於10月4日向日本政府發出取消言論結社限製、廢除思想統製機構及法令、釋放政治犯的“自由指令”。東久邇稔彥皇族內閣不願執行這一指令，成為民主改革的障礙，失去了占領軍當局的信任，隻好在履行日本投降手續後，於10月5日宣布總辭職。
東久邇辭職時留下一句話，“今後應由充分了解英美的人組閣，在與盟國的密切聯係下開展政務。”這個人便是幣原喜重郎。
幣原之所以被選定為首相，與他在戰前的經曆有關。
1872年，幣原喜重郎出生在大阪府門真地主家庭，是三菱財閥岩崎彌太郎的女婿，與前外相、首相加藤高明是連襟。幣原於1895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次年經外交官及領事官考試合格，成為職業外交官，曆任駐荷公使，大隈重信、寺內正毅、原敬內閣外務次官、駐美大使、加藤高明、第一次和第二次若槻禮次郎、濱口雄幸內閣外相。
由於長期在外務省及駐外使館任職，幣原對國際形勢，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形勢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1921年任駐美大使期間，與加藤友三郎、德川家達一起，作為日本政府全權代表，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日本簽訂了“五國海軍裁軍條約”、“四國條約”和“九國公約”。與田中義一首相兼外相推行的赤裸裸侵略外交不同，幣原在擔任外相的五年多時間裏，堅持所謂“協調外交”，強調維護日美英之間的關係。在對華政策上，他反對使用武力，主張以經濟滲透方式，鞏固擴大日本的在華權益並不斷擴大影響。基於上述理念，幣原任外相期間，推動政府參加倫敦裁軍會議，簽訂海軍裁軍條約，努力緩和日本與美英的關係；簽訂日蘇條約，恢複兩國政府間的交往；締結日中關稅協定，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在北洋軍閥混戰期間采取不介入和中立的立場。幣原推行的這一外交政策，是與第一次大戰後的國際形勢相吻合的。但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慢性蕭條發展成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戰後“相對穩定”的局麵被打破。在日本，軍部法西斯分子開始把“打破現狀”、“改造國家”的口號付諸行動。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製造“九一八” 事變，武裝占領了中國東北，這也宣告了“幣原外交”的徹底破產。此後，“一提到以前的幣原，就被蔑視為軟弱外交的代名詞，後來連談論他的聲音也聽不到了，他已完全被人們忘記了”，“就像沉進水底的人，水麵上的驚濤駭浪與他完全無關，他對於東山再起幾乎是毫無希望了”。
然而，“天降大任於斯人”，“十五年戰爭”(即1931年 “九一八” 事變到1945年戰敗投降期間日本發動的全麵侵華和太平洋戰爭)時期“被遺忘”了的幣原喜重郎，在日本戰敗投降後被重新認識了使用價值，像“不死鳥”一樣複活了。
由早已出名的對美英協調論者幣原組閣，正是占領軍當局所希望的。當吉田茂就此問題探尋總司令部意見時，麥克阿瑟當即表態，肯定幣原是個“理想人選”。
幣原受命後立即表示：“自己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能與占領當局十二分合作的、以自由精神為基礎的內閣。”10月10日，即內閣成立後第二天，政府根據“自由指令”精神，釋放了包括共產黨領導人德田球一、誌賀義雄在內的3000名政治犯，擺出了與占領當局“密切合作”的姿態。
10月11日，幣原前往占領軍總司令部，拜訪麥克阿瑟元帥。為實現日本的非軍事化、民主化目標，麥克阿瑟向幣原口述五項指令：(一)通過賦予選舉權解放婦女；(二)獎勵組織工會；(三)學校教育民主化與自由化；(四)廢除秘密檢查、司法製度；(五)經濟結構民主化。
占領軍當局的“指令”是不得違抗的。對幣原來說，保住天皇製是頭等重要的大事，其他都不是問題。幣原內閣的施政方針是：(一)在保存天皇製前提下，確立民主主義政治；(二)解決糧荒；(三)恢複經濟；(四)解決失業問題；(五)救濟戰爭受災者和遣返海外軍隊與僑民；(六)整頓行政；(七)整頓財政及產業政策；(八)改革教育及思想。這八點方針涉及了戰後民主改革與臨時性對策兩方麵。
關於戰後改革，有五大改革(即麥克阿瑟的“五項指令”)和三大改革(農地改革、解散財閥、勞動改革)之說。幣原執政時，美國占領當局開始推行民主改革，而幣原內閣時期遠未完成改革任務，尤其在經濟改革方麵，實質性的工作尚未展開。
關於政治改革，幣原內閣根據占領當局的“指令”和“勸告”，先後廢除修改了天皇製下的部分政府機構及有關法律。廢除內大臣府，改組宮內省，取消陸海軍省並將兩省變成第一、二複員省，撤消內閣情報局，廢除治安警察法和特別高等警察，開除軍國主義分子公職、教職，解散法西斯主義右翼團體，釋放政治犯等。與此同時，通過第89次議會，修改選舉法，製訂工會法。前者給予婦女選舉權和參政權，放寬選民年齡限製，後者肯定了工會組織及其活動的合法性。
改革的進展勢必危及到天皇的地位及天皇製賴以生存的基礎日本帝國憲法，這正是幣原最感頭痛的問題。幣原內閣施政方針的第一項是在天皇製下發展民主製，而讓戰前的天皇製與民主政治這對對立物共存是難以想象的。幣原具有“天皇主義者也是和平主義者的雙重性格”，其夾在天皇製與民主政治、占領當局與天皇製政府之間苦惱是不難想象的。
好在美國占領當局暗示了理解天皇地位的立場。為了“給外國人印象”，幣原秉承麥克阿瑟旨意，親自用英語為天皇草擬了“人間宣言”，被譯為日語加以修飾，再經天皇本人修改後，以1946年“新年詔書”形式發表。在宣言中，天皇否定了“把天皇看成活神仙，並把日本國民看做比其他民族優越，進而具有應該統治其他民族使命的虛構觀念”。這個由幣原親手炮製並使麥克阿瑟“非常快慰”的“宣言”，在否定天皇神權統治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天皇免遭廢黜也起到了一定的宣傳效果。
幣原清楚美國占領當局修改日本帝國憲法的決心，認為與其等待占領當局親手修改憲法，不如搶先一步製訂有利於日本的修改草案，盡力維護天皇製。這一任務交給了國務相鬆本烝治。鬆本的修改憲法“綱要”，“絲毫未改變天皇的權威與權力”，麥克阿瑟閱後大為不滿，當即駁回。隨後，占領軍司令部民政局根據麥克阿瑟提出的修改憲法三原則(主權在民與天皇象征化、放棄戰爭、廢除封建製度)，製訂“麥克阿瑟草案”，命幣原內閣執行。這使幣原處境極為狼狽，隻好“忍所難忍”，按照“麥克阿瑟草案”修改憲法。據說在製訂修改憲法草案時，幣原多次流淚。3月6日，政府公布了《修改憲法草案綱要》，它成為製訂戰後憲法的基礎。
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是農地改革和解散財閥。對農地改革，早在1945年12月9日占領當局發布《關於農地改革的備忘錄》之前，幣原內閣已得到信息，遂搶先研究了改革方案，並提交議會討論，旨在掩人耳目，以微小的改革蒙混過關。初期改革方案，既不想改變封建土地所有製關係，也不想徹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從1946年2月起，第一次農地改革開始，由於承認地主在農村的統治地位，佃農的土地要求無法滿足，農村的租佃鬥爭和農民要求土地運動迅速發展為全國性鬥爭。對此，占領當局向幣原政府提出“勸告”，要求重新製訂農地改革計劃。迫於無奈，日本政府於1947年3月至1950年7月進行第二次農地改革，但那是在幣原內閣下台後實施的。
對解散財閥，由於幣原本人及一些內閣成員與財閥有特殊關係，政府的態度一開始就很消極。在占領當局封存三井、三菱等15家財閥資產，要求製訂解散對策時，幣原還派吉田茂外相到占領軍總司令部，請求讓財閥自行解散，被當即駁回。此後一拖再拖，直到1946年4月，政府才成立持股整理委員會，把解散財閥一事推給了下屆政府。
當時國內麵臨的最大問題是糧食短缺。戰爭使農業荒廢，農村凋蔽，原殖民地糧食進口的斷絕，大量海外人員的歸國，使糧食危機雪上加霜。幣原除爭取美國增加緊急糧食援助外，幾乎想不出切實可行的對策，隻能拿“天助自救之人”的口號騙人，讓民眾自尋活路，忍受食不果腹之苦。
1946年4月10日，根據修改後的選舉法，日本舉行了戰後第一次眾議院選舉。戰後相繼恢複的各政黨，占據了議會的多數議席。幣原本想以穩定政局和修改憲法為由，維持以進步黨為執政黨的政權，但是其他黨派強烈反對，自由、社會、協同、共產四黨聯合起來，組成了“打倒幣原內閣聯合委員會”，以各種形式開展彈劾運動，迫使幣原於4月22日率內閣辭職。
幣原辭職後被推舉為進步黨總裁，投身於政黨運動，1949年任眾議院議長，1951年病逝。
出任第44屆(1945.10.9—1946.5.22)內閣首相
幣原喜重郎(1872—1951)是日本戰前著名外交家，戰後第二屆內閣首相。他執政後配合美國對日占領軍當局實施民主改革，揭開了戰後日本新時代的序幕。
從1945年8月15日天皇發表“停戰詔書”，到9月2日日本正式簽訂降書，同盟國軍隊(實際上是美軍)完成了對日本本土的占領，確立了在日本的統治，隨後進入根據《波茨坦公告》對日本進行改革的階段。根據美國總統杜魯門下達的《美國在日本投降後的初期方針》，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於10月4日向日本政府發出取消言論結社限製、廢除思想統製機構及法令、釋放政治犯的“自由指令”。東久邇稔彥皇族內閣不願執行這一指令，成為民主改革的障礙，失去了占領軍當局的信任，隻好在履行日本投降手續後，於10月5日宣布總辭職。
東久邇辭職時留下一句話，“今後應由充分了解英美的人組閣，在與盟國的密切聯係下開展政務。”這個人便是幣原喜重郎。
幣原之所以被選定為首相，與他在戰前的經曆有關。
1872年，幣原喜重郎出生在大阪府門真地主家庭，是三菱財閥岩崎彌太郎的女婿，與前外相、首相加藤高明是連襟。幣原於1895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次年經外交官及領事官考試合格，成為職業外交官，曆任駐荷公使，大隈重信、寺內正毅、原敬內閣外務次官、駐美大使、加藤高明、第一次和第二次若槻禮次郎、濱口雄幸內閣外相。
由於長期在外務省及駐外使館任職，幣原對國際形勢，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形勢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1921年任駐美大使期間，與加藤友三郎、德川家達一起，作為日本政府全權代表，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日本簽訂了“五國海軍裁軍條約”、“四國條約”和“九國公約”。與田中義一首相兼外相推行的赤裸裸侵略外交不同，幣原在擔任外相的五年多時間裏，堅持所謂“協調外交”，強調維護日美英之間的關係。在對華政策上，他反對使用武力，主張以經濟滲透方式，鞏固擴大日本的在華權益並不斷擴大影響。基於上述理念，幣原任外相期間，推動政府參加倫敦裁軍會議，簽訂海軍裁軍條約，努力緩和日本與美英的關係；簽訂日蘇條約，恢複兩國政府間的交往；締結日中關稅協定，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在北洋軍閥混戰期間采取不介入和中立的立場。幣原推行的這一外交政策，是與第一次大戰後的國際形勢相吻合的。但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慢性蕭條發展成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戰後“相對穩定”的局麵被打破。在日本，軍部法西斯分子開始把“打破現狀”、“改造國家”的口號付諸行動。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製造“九一八” 事變，武裝占領了中國東北，這也宣告了“幣原外交”的徹底破產。此後，“一提到以前的幣原，就被蔑視為軟弱外交的代名詞，後來連談論他的聲音也聽不到了，他已完全被人們忘記了”，“就像沉進水底的人，水麵上的驚濤駭浪與他完全無關，他對於東山再起幾乎是毫無希望了”。
然而，“天降大任於斯人”，“十五年戰爭”(即1931年 “九一八” 事變到1945年戰敗投降期間日本發動的全麵侵華和太平洋戰爭)時期“被遺忘”了的幣原喜重郎，在日本戰敗投降後被重新認識了使用價值，像“不死鳥”一樣複活了。
由早已出名的對美英協調論者幣原組閣，正是占領軍當局所希望的。當吉田茂就此問題探尋總司令部意見時，麥克阿瑟當即表態，肯定幣原是個“理想人選”。
幣原受命後立即表示：“自己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能與占領當局十二分合作的、以自由精神為基礎的內閣。”10月10日，即內閣成立後第二天，政府根據“自由指令”精神，釋放了包括共產黨領導人德田球一、誌賀義雄在內的3000名政治犯，擺出了與占領當局“密切合作”的姿態。
10月11日，幣原前往占領軍總司令部，拜訪麥克阿瑟元帥。為實現日本的非軍事化、民主化目標，麥克阿瑟向幣原口述五項指令：(一)通過賦予選舉權解放婦女；(二)獎勵組織工會；(三)學校教育民主化與自由化；(四)廢除秘密檢查、司法製度；(五)經濟結構民主化。
占領軍當局的“指令”是不得違抗的。對幣原來說，保住天皇製是頭等重要的大事，其他都不是問題。幣原內閣的施政方針是：(一)在保存天皇製前提下，確立民主主義政治；(二)解決糧荒；(三)恢複經濟；(四)解決失業問題；(五)救濟戰爭受災者和遣返海外軍隊與僑民；(六)整頓行政；(七)整頓財政及產業政策；(八)改革教育及思想。這八點方針涉及了戰後民主改革與臨時性對策兩方麵。
關於戰後改革，有五大改革(即麥克阿瑟的“五項指令”)和三大改革(農地改革、解散財閥、勞動改革)之說。幣原執政時，美國占領當局開始推行民主改革，而幣原內閣時期遠未完成改革任務，尤其在經濟改革方麵，實質性的工作尚未展開。
關於政治改革，幣原內閣根據占領當局的“指令”和“勸告”，先後廢除修改了天皇製下的部分政府機構及有關法律。廢除內大臣府，改組宮內省，取消陸海軍省並將兩省變成第一、二複員省，撤消內閣情報局，廢除治安警察法和特別高等警察，開除軍國主義分子公職、教職，解散法西斯主義右翼團體，釋放政治犯等。與此同時，通過第89次議會，修改選舉法，製訂工會法。前者給予婦女選舉權和參政權，放寬選民年齡限製，後者肯定了工會組織及其活動的合法性。
改革的進展勢必危及到天皇的地位及天皇製賴以生存的基礎日本帝國憲法，這正是幣原最感頭痛的問題。幣原內閣施政方針的第一項是在天皇製下發展民主製，而讓戰前的天皇製與民主政治這對對立物共存是難以想象的。幣原具有“天皇主義者也是和平主義者的雙重性格”，其夾在天皇製與民主政治、占領當局與天皇製政府之間苦惱是不難想象的。
好在美國占領當局暗示了理解天皇地位的立場。為了“給外國人印象”，幣原秉承麥克阿瑟旨意，親自用英語為天皇草擬了“人間宣言”，被譯為日語加以修飾，再經天皇本人修改後，以1946年“新年詔書”形式發表。在宣言中，天皇否定了“把天皇看成活神仙，並把日本國民看做比其他民族優越，進而具有應該統治其他民族使命的虛構觀念”。這個由幣原親手炮製並使麥克阿瑟“非常快慰”的“宣言”，在否定天皇神權統治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天皇免遭廢黜也起到了一定的宣傳效果。
幣原清楚美國占領當局修改日本帝國憲法的決心，認為與其等待占領當局親手修改憲法，不如搶先一步製訂有利於日本的修改草案，盡力維護天皇製。這一任務交給了國務相鬆本烝治。鬆本的修改憲法“綱要”，“絲毫未改變天皇的權威與權力”，麥克阿瑟閱後大為不滿，當即駁回。隨後，占領軍司令部民政局根據麥克阿瑟提出的修改憲法三原則(主權在民與天皇象征化、放棄戰爭、廢除封建製度)，製訂“麥克阿瑟草案”，命幣原內閣執行。這使幣原處境極為狼狽，隻好“忍所難忍”，按照“麥克阿瑟草案”修改憲法。據說在製訂修改憲法草案時，幣原多次流淚。3月6日，政府公布了《修改憲法草案綱要》，它成為製訂戰後憲法的基礎。
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是農地改革和解散財閥。對農地改革，早在1945年12月9日占領當局發布《關於農地改革的備忘錄》之前，幣原內閣已得到信息，遂搶先研究了改革方案，並提交議會討論，旨在掩人耳目，以微小的改革蒙混過關。初期改革方案，既不想改變封建土地所有製關係，也不想徹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從1946年2月起，第一次農地改革開始，由於承認地主在農村的統治地位，佃農的土地要求無法滿足，農村的租佃鬥爭和農民要求土地運動迅速發展為全國性鬥爭。對此，占領當局向幣原政府提出“勸告”，要求重新製訂農地改革計劃。迫於無奈，日本政府於1947年3月至1950年7月進行第二次農地改革，但那是在幣原內閣下台後實施的。
對解散財閥，由於幣原本人及一些內閣成員與財閥有特殊關係，政府的態度一開始就很消極。在占領當局封存三井、三菱等15家財閥資產，要求製訂解散對策時，幣原還派吉田茂外相到占領軍總司令部，請求讓財閥自行解散，被當即駁回。此後一拖再拖，直到1946年4月，政府才成立持股整理委員會，把解散財閥一事推給了下屆政府。
當時國內麵臨的最大問題是糧食短缺。戰爭使農業荒廢，農村凋蔽，原殖民地糧食進口的斷絕，大量海外人員的歸國，使糧食危機雪上加霜。幣原除爭取美國增加緊急糧食援助外，幾乎想不出切實可行的對策，隻能拿“天助自救之人”的口號騙人，讓民眾自尋活路，忍受食不果腹之苦。
1946年4月10日，根據修改後的選舉法，日本舉行了戰後第一次眾議院選舉。戰後相繼恢複的各政黨，占據了議會的多數議席。幣原本想以穩定政局和修改憲法為由，維持以進步黨為執政黨的政權，但是其他黨派強烈反對，自由、社會、協同、共產四黨聯合起來，組成了“打倒幣原內閣聯合委員會”，以各種形式開展彈劾運動，迫使幣原於4月22日率內閣辭職。
幣原辭職後被推舉為進步黨總裁，投身於政黨運動，1949年任眾議院議長，1951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