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yoshida shigeru 1878.9.22—1967.10.20)
出任五屆內閣首相：
第45屆(1946.5.22—1947.5.24)
第48—51屆(1948.10.15—1954.12.10)
吉田茂(1878—1967)是日本著名外交家和政治家，公認的親美派領袖，在戰後改革與經濟恢複時期，五次組閣，執政七年之久，是對戰後日本社會發展起過重大影響的人物。
1878年9月22日，吉田茂出生在東京都澀穀區神山町。生父竹內綱是土佐藩武士，明治初期自由民權運動的領導人物之一，曾當選為第一、二次眾議院議員。生母身世不明，據傳是個藝伎。竹內綱有14個子女，吉田茂是第五子。在吉田呱呱墜地之前，竹內便與其親友吉田健三郎指腹為盟，約定若生男孩，便過繼給吉田家。吉田茂生下第九天，便過繼給吉田健三郎作養子。吉田健三郎早年遊學歐美，做過橫濱英國怡和洋行職員，時為橫濱一帶有名的大貿易商。吉田九歲時，養父暴病而死，留給他50萬日元巨額家產，這是其一生揮霍不盡的財富。
吉田茂的養母士子，出身書香世家，有較好的漢學修養，吉田自小受其良好的教育和薰陶。少年時代，吉田就讀於私塾、學塾，打下了紮實的漢學基礎。1899年，吉田進入培養皇族與貴族子弟的學習院學習，後轉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政治係，1906年畢業後，經外交官及領事官考試合格，被派到奉天(今沈陽)擔任見習領事官，開始了外交生涯。
吉田身材矮小，貌不驚人，卻娶得名門閨秀雪子為妻。這位比他小10歲的雪子，便是赫赫有名的明治功臣、“維新三傑”之一大久保利通的孫女、深受天皇寵信的當朝重臣牧野伸顯的長女。據說大媒竟是一位常與牧野下圍棋的女棋手。
富裕的家境，優越的學曆，還有牧野這樣一位嶽父作靠山，這一切使吉田茂成了時代的寵兒。從1912年8月起，曆任駐中國安東(今丹東)領事、濟南領事、天津總領事、沈陽總領事、田中義一內閣外務次官，成為日本外交界的顯要人物，可謂青雲直上，春風得意。
吉田茂是個積極的殖民擴張主義者，在幹涉中國內政、擴大日本在華權益方麵不遺餘力。他建議政府為段祺瑞政府提供1000萬日元貸款，培植親日勢力；在郭(鬆齡)軍反奉時，一再催促政府出兵幹涉，致郭兵敗身亡；參加臭名昭著的“東方會議”，為田中義一政府製訂“滿蒙積極政策”出謀劃策；力主向山東出兵，阻止北伐戰爭和中國的統一。
日英美親善是近代以來日本政府長期推行的國策，日本得惠於這項國策，在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不斷向大陸擴張勢力，攫取了巨大權益。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慢性蕭條和經濟危機，國際國內法西斯運動的興起，日本統治階級特別是軍部首腦中，要求打破美英壟斷世界的凡爾賽—華盛頓體製、重新分割世界的主張逐漸得勢，從而把日本推向為爭奪在東亞的霸權而不惜與美英決裂的道路。
吉田茂的嶽父牧野伸顯，是朝廷中親美派的代表，其政治主張對吉田有決定性影響。多年從事外交的經驗，以及作為隨員參加巴黎和會的切身感受，也使吉田較為客觀地認識到美英的強大力量。正因如此，進入20世紀30年代後，隨著軍部勢力的強大和親美勢力的衰弱，吉田茂在政治上遭到軍部法西斯勢力的排斥。田中內閣下台後，吉田改任駐意大利大使，此間作為日本代表，參加國際聯盟理事會關於“九一八” 事變的會議，當時建議政府通過與美英等國的討價還價，換取國際聯盟對日本在中國東北實行“委任統治”的承認，但是未被采納。廣田弘毅組閣時，因軍部的指名反對，未當上外相而屈就駐英國大使，在任期間，反對日本與德國簽訂“日德防共協定”，但意見未被政府采納。1938年，吉田因軍部反對，辭掉現職賦閑。
此後直到日本戰敗的六、七年時間裏，在野的吉田茂在部分重臣的支持下，秘密或半公開地進行反軍反戰活動，精心製訂對美談判方案，竭力避免對美英開戰，還參與策劃了推翻東條英機軍人獨裁政權的政變，策動近衛文麿呈遞主張停戰媾和的奏文。對吉田的這些活動，軍部主戰派十分惱怒，1945年4月15日，吉田茂與殖田、岩淵等一起被憲兵隊逮捕。
吉田茂被拘45天，1945年5月3日獲釋。由於與牧野的特殊關係，獄中的吉田受到了“優厚待遇”。然而這段經曆，卻使吉田成為戰前“反軍反戰”的英雄，戰後執掌國家政柄的資本。不過，據審訊記錄，吉田入獄後的思想是有變化的。起初他認為：“無論誰這樣說，如果日本不與英美友好，就絕不是繁榮之國。因此，與英美的戰爭必須早日結束。即使與英美的戰爭失敗了，國體也絕不會毀滅，但如果國內赤化，那就隻有滅亡。”然而後來他在供詞又說：“由於我考慮不周，誹謗軍隊，說了根本不該說的話，對此請予諒解。今後要清洗思想，以一個國民的身份，協助進行這場戰爭。”這兩段自白，清楚地再現了吉田為什麽反戰，以及他是一位怎樣的反軍“英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戰前被冷遇的吉田茂，一下子成為美國對日占領當局寵信的紅人，連任東久邇、幣原內閣外相，擔當日本政府與占領當局溝通的主角。
1946年4月戰後首屆大選後，幣原喜內閣辭職。為爭奪下屆首相席位，各黨派間鬥爭激烈，新內閣難產，出現了戰後史上長達一個月的政治空白期。由於議會第一大黨自由黨總裁鳩山一郎被突然解除公職，自由黨群龍無首，無法執掌政權。吉田茂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推為該黨總裁，於1946年5月22日組成第一次吉田內閣的。
吉田內閣麵臨的首要任務，是根據占領當局的指令，繼續前內閣已開始的戰後民主改革，緩解日趨惡化的社會經濟形勢。1946年11月3日，內閣頒布了以主權在民、放棄戰爭、保障人權為基本內容的戰後日本憲法，規定於下一年5月3日起實施。同年10月，開始實施旨在徹底廢除農村寄生地主製的第二次農地改革，直到1950年7月最後完成。1947年，公布了禁止壟斷法，開始解散三井、三菱等10餘家大財閥的總公司，對其企業和資本實行了分割。為製止通貨膨脹的惡性發展，恢複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政府還成立了以首相為總裁的經濟安定本部，同時爭取美國政府提供緊急糧食援助。
但是，在戰後改革中，與其說吉田茂是占領當局改革政策的積極合作者，不如說是消極的執行者。對新憲法和刑法的製訂，以及解散財閥等，吉田一再表現出抵觸和迫不得已執行的態度。反之，對戰後蓬勃興起的工人運動，毫不掩飾敵視立場。當工人開展反解雇、增加工資的罷工鬥爭時，他通過元旦廣播講話，誣蔑工會會員是破壞社會秩序的“不逞之徒”，和占領當局沆瀣一氣，勒令工人放棄全國規模的“二一大罷工”。
吉田茂在經濟問題上可說是門外漢，但是在經濟重建問題上卻發揮了政治家所能發揮的決策作用，大膽地製訂了一項重大的產業發展計劃。在普通人看來，受到戰爭嚴重破壞的日本，應該首先恢複輕工業生產，而不具備發展重工業的現實條件。然而吉田根據專家的意見，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斷。1946年底，他接受著名經濟學家有澤廣已等人的建議，製訂了“傾斜生產方式”的重大決策，即優先發展煤炭、鋼鐵、化肥、海陸運輸等產業，以此為突破口，帶動整個國民經濟運行，通過自然淘汰過程，使日本重新獲得國際競爭力。為實施這一政策，吉田政府頒布了臨時物資供需調整法和複興金融公庫法，設立了複興金融金庫，從原材料和資金供給方麵入手，重點扶持重點產業企業。結果，1947年煤炭、鋼鐵產量大幅度提高，經濟複興看到了曙光。
第一次吉田內閣存在僅一年。1947年4月，根據新憲法進行的眾議院選舉揭曉，吉田的自由黨降為議會第二大黨。按照議會政治的規定，吉田茂隻好把政權交給議會多數黨，5月20日宣布辭職。
吉田茂下野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國際形勢變化很快。在歐洲，圍繞德國、波蘭問題，美蘇之間的對立公開化，美國向蘇聯發起“冷戰”。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給予發動內戰的美蔣勢力以沉重打擊，已經轉入全麵反攻。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民族解放運動蓬勃展開。為此，美國重新製訂了新的全球戰略，決定改變對日政策，把日本變成美國在遠東地區的軍事堡壘和反共防波堤。為實現這一目的，有必要在日本尋找一個最能與美國密切合作的強有力的人物，來組織一個親美政府。這個人便是吉田茂。
1948年10月至1954年12月，吉田茂在美軍占領當局支持下連續四次組閣，曆史上稱這一時期為“吉田時代”。追隨美國的全球戰略和維護日美關係，是“吉田時代”推行各項內外政策的基石。吉田茂認為：“戰敗後的整個占領時期，日本的對內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對美關係支配，這既是事實，也是必然的。”
關於經濟問題，美國調整對日政策後，認為有必要使日本重新回到國際自由經濟體係中來，於是在1948年底提出《穩定經濟九原則》，次年2月派遣底特律銀行總裁約瑟夫·道奇以公使身份來日，具體指導日本的經濟整頓。道奇提出的主要建議是，低工資、低米價，平衡預算，實行通貨緊縮，開展整頓國營企業和裁減中小企業工人為主要內容的產業合理化運動，調整產業結構和補助金政策，製訂1美元折合360日元的統一匯率等。吉田茂認為這些建議與日本政府的想法相當“近似”，是“非常值得慶幸”的建議，立即全盤接受，付諸實施。
正當日本政府按照“道奇計劃”進行整頓，經濟蕭條之際，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美軍侵朝的“軍事特需”給日本經濟注入一支強心劑。大批工廠恢複生產，積壓的物資銷售一空，企業收益驟增，財閥開始複活，國際收支赤字變黑，緊缺的外匯存量增加，戰後經濟複興完成。
戰敗使日本失去了中國這個戰前最大的海外市場，而經濟複興又離不開這個市場。對共產主義持敵視態度的吉田茂，不願與新中國打交道，把視線轉向東南亞。他利用當地各國資金和技術上的困難，以戰爭賠償為誘餌，開發援助為名，向東南亞地區輸出資本，擴大了日本的市場。吉田茂選擇東南亞為日本經濟擴張的方向還有另外一個目的，他曾直言不諱地聲稱：“促進東南亞的繁榮是與共產主義抗衡的最根本方法”。
道奇計劃促進了日本經濟複興，但卻是以損害勞動大眾的利益為前提的。大規模裁減國營企業職工，實行低薪製，直接危害了民眾的生活，引起下層群眾的反抗和鬥爭。吉田內閣無視民眾的正當要求，先後製訂“限製團體令”，修改《勞動組合法》和《勞資調整法》，采取高壓政策。吉田茂對日本共產黨為代表的左翼民主勢力，更是持否定態度。既然美國對日占領當局已經撕下“民主”的麵紗，吉田便公然采取鎮壓行動。1949年7至8月，政府利用下山(國鐵總裁下山定則被暗殺)、三鷹(三鷹站電車脫軌)、鬆川(鬆川附近列車顛覆)三事件，誣陷共產黨和工會搞破壞，逮捕了許多共產黨員。朝鮮戰爭爆發後，又按照占領當局旨意，大搞“清共”，將12000名共產黨員和民主進步人士，清除出政府機關和企業。1952年的“五一節流血事件”中，命令警察大打出手，死傷群眾近千人，同時以此為借口，炮製反動的《防止破壞活動法案》，使民主運動進入低潮。
戰後日本重建軍備最先是由美國提出的。對此，吉田茂有不同見解。他認為：發展軍備如同“讓瘦馬拉重載”，“重建日本經濟，需要投入很多國家財政資金，沒有更多的餘力發展軍備”。 他相信在美國的保護傘下，日本不會受到外來威脅，可以在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的縫隙中專心恢複經濟。反之，經濟不發展，重建軍備也 “無濟於事”。吉田雖然對重建軍備態度不很積極，但與美國的主張並不存在根本分歧，並且盡量滿足了美國的要求。1950年8月建立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廳，1954年6月製訂自衛隊法和防衛廳設置法，7月，正式成立防衛廳和陸海空三軍自衛隊，軍備重建正式起步。
1951年9月，吉田茂率領日本代表團出席了舊金山對日媾和會議。在美國操縱下，會議在日本侵略戰爭最大受害國中國未參加的情況下，片麵簽訂“舊金山和約”，日本恢複獨立國地位。同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簽署，日本被置於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下。
吉田執政期間，追隨美國的反華反共政策，不顧中國政府嚴正抗議，於1952年4月與台灣的蔣介石政權締結“和約”，還聲言不與中國有政治、經濟往來，為中日兩國恢複邦交設置了障礙。
吉田平素愛穿白襪子，雪茄不離嘴，一副官僚氣派，其“個人獨裁”和“專橫”在戰後首相中是不多見的。1953年2月國會討論政府預算時，竟在眾目睽睽之下，怒罵向他提問的社會黨議員西村榮一“混蛋”，受到彈劾。但是，在培植和駕馭親信上，吉田卻頗有獨到之功。執政七年多時間裏，親手提拔為各省大臣職務的親信多達79人，被輿論譏為開設“吉田學校”，其堪稱得意的門生中，有後來擔任首相的佐藤榮作和池田勇人等。吉田還善於在黨內和弟子中間製造糾紛，玩弄政治平衡，使之依附自己。下台後相當長時間裏自民黨內的派係鬥爭，根源皆可追溯到吉田茂，這也是他留給後人的一份特殊政治遺產。
原自由黨總裁鳩山一郎恢複公職後，加劇了自由黨內的分裂。政府動用司法指揮權包庇造船賄賂事件中的自由黨議員，更使吉田茂失去了民心。1954年12月，吉田茂終於辭職下野。
吉田茂在野期間，擔任過眾議院議員，自民黨顧問、皇學館大學總長，還先後訪問了美國、聯邦德國、英國及台灣。晚年專事著述，發表《十年回憶》、《激蕩的百年史》等。
吉田在《激蕩的百年史》一書結尾寫道：“日本人是富於冒險精神的國民，而且他們的眼界決不會限於日本這個範圍。”“對於今天的日本來說，最重要的是，抱有理想，並且到廣闊的世界中去尋求舞台。”
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死於心肌梗塞，終年89歲。
出任五屆內閣首相：
第45屆(1946.5.22—1947.5.24)
第48—51屆(1948.10.15—1954.12.10)
吉田茂(1878—1967)是日本著名外交家和政治家，公認的親美派領袖，在戰後改革與經濟恢複時期，五次組閣，執政七年之久，是對戰後日本社會發展起過重大影響的人物。
1878年9月22日，吉田茂出生在東京都澀穀區神山町。生父竹內綱是土佐藩武士，明治初期自由民權運動的領導人物之一，曾當選為第一、二次眾議院議員。生母身世不明，據傳是個藝伎。竹內綱有14個子女，吉田茂是第五子。在吉田呱呱墜地之前，竹內便與其親友吉田健三郎指腹為盟，約定若生男孩，便過繼給吉田家。吉田茂生下第九天，便過繼給吉田健三郎作養子。吉田健三郎早年遊學歐美，做過橫濱英國怡和洋行職員，時為橫濱一帶有名的大貿易商。吉田九歲時，養父暴病而死，留給他50萬日元巨額家產，這是其一生揮霍不盡的財富。
吉田茂的養母士子，出身書香世家，有較好的漢學修養，吉田自小受其良好的教育和薰陶。少年時代，吉田就讀於私塾、學塾，打下了紮實的漢學基礎。1899年，吉田進入培養皇族與貴族子弟的學習院學習，後轉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政治係，1906年畢業後，經外交官及領事官考試合格，被派到奉天(今沈陽)擔任見習領事官，開始了外交生涯。
吉田身材矮小，貌不驚人，卻娶得名門閨秀雪子為妻。這位比他小10歲的雪子，便是赫赫有名的明治功臣、“維新三傑”之一大久保利通的孫女、深受天皇寵信的當朝重臣牧野伸顯的長女。據說大媒竟是一位常與牧野下圍棋的女棋手。
富裕的家境，優越的學曆，還有牧野這樣一位嶽父作靠山，這一切使吉田茂成了時代的寵兒。從1912年8月起，曆任駐中國安東(今丹東)領事、濟南領事、天津總領事、沈陽總領事、田中義一內閣外務次官，成為日本外交界的顯要人物，可謂青雲直上，春風得意。
吉田茂是個積極的殖民擴張主義者，在幹涉中國內政、擴大日本在華權益方麵不遺餘力。他建議政府為段祺瑞政府提供1000萬日元貸款，培植親日勢力；在郭(鬆齡)軍反奉時，一再催促政府出兵幹涉，致郭兵敗身亡；參加臭名昭著的“東方會議”，為田中義一政府製訂“滿蒙積極政策”出謀劃策；力主向山東出兵，阻止北伐戰爭和中國的統一。
日英美親善是近代以來日本政府長期推行的國策，日本得惠於這項國策，在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不斷向大陸擴張勢力，攫取了巨大權益。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慢性蕭條和經濟危機，國際國內法西斯運動的興起，日本統治階級特別是軍部首腦中，要求打破美英壟斷世界的凡爾賽—華盛頓體製、重新分割世界的主張逐漸得勢，從而把日本推向為爭奪在東亞的霸權而不惜與美英決裂的道路。
吉田茂的嶽父牧野伸顯，是朝廷中親美派的代表，其政治主張對吉田有決定性影響。多年從事外交的經驗，以及作為隨員參加巴黎和會的切身感受，也使吉田較為客觀地認識到美英的強大力量。正因如此，進入20世紀30年代後，隨著軍部勢力的強大和親美勢力的衰弱，吉田茂在政治上遭到軍部法西斯勢力的排斥。田中內閣下台後，吉田改任駐意大利大使，此間作為日本代表，參加國際聯盟理事會關於“九一八” 事變的會議，當時建議政府通過與美英等國的討價還價，換取國際聯盟對日本在中國東北實行“委任統治”的承認，但是未被采納。廣田弘毅組閣時，因軍部的指名反對，未當上外相而屈就駐英國大使，在任期間，反對日本與德國簽訂“日德防共協定”，但意見未被政府采納。1938年，吉田因軍部反對，辭掉現職賦閑。
此後直到日本戰敗的六、七年時間裏，在野的吉田茂在部分重臣的支持下，秘密或半公開地進行反軍反戰活動，精心製訂對美談判方案，竭力避免對美英開戰，還參與策劃了推翻東條英機軍人獨裁政權的政變，策動近衛文麿呈遞主張停戰媾和的奏文。對吉田的這些活動，軍部主戰派十分惱怒，1945年4月15日，吉田茂與殖田、岩淵等一起被憲兵隊逮捕。
吉田茂被拘45天，1945年5月3日獲釋。由於與牧野的特殊關係，獄中的吉田受到了“優厚待遇”。然而這段經曆，卻使吉田成為戰前“反軍反戰”的英雄，戰後執掌國家政柄的資本。不過，據審訊記錄，吉田入獄後的思想是有變化的。起初他認為：“無論誰這樣說，如果日本不與英美友好，就絕不是繁榮之國。因此，與英美的戰爭必須早日結束。即使與英美的戰爭失敗了，國體也絕不會毀滅，但如果國內赤化，那就隻有滅亡。”然而後來他在供詞又說：“由於我考慮不周，誹謗軍隊，說了根本不該說的話，對此請予諒解。今後要清洗思想，以一個國民的身份，協助進行這場戰爭。”這兩段自白，清楚地再現了吉田為什麽反戰，以及他是一位怎樣的反軍“英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戰前被冷遇的吉田茂，一下子成為美國對日占領當局寵信的紅人，連任東久邇、幣原內閣外相，擔當日本政府與占領當局溝通的主角。
1946年4月戰後首屆大選後，幣原喜內閣辭職。為爭奪下屆首相席位，各黨派間鬥爭激烈，新內閣難產，出現了戰後史上長達一個月的政治空白期。由於議會第一大黨自由黨總裁鳩山一郎被突然解除公職，自由黨群龍無首，無法執掌政權。吉田茂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推為該黨總裁，於1946年5月22日組成第一次吉田內閣的。
吉田內閣麵臨的首要任務，是根據占領當局的指令，繼續前內閣已開始的戰後民主改革，緩解日趨惡化的社會經濟形勢。1946年11月3日，內閣頒布了以主權在民、放棄戰爭、保障人權為基本內容的戰後日本憲法，規定於下一年5月3日起實施。同年10月，開始實施旨在徹底廢除農村寄生地主製的第二次農地改革，直到1950年7月最後完成。1947年，公布了禁止壟斷法，開始解散三井、三菱等10餘家大財閥的總公司，對其企業和資本實行了分割。為製止通貨膨脹的惡性發展，恢複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政府還成立了以首相為總裁的經濟安定本部，同時爭取美國政府提供緊急糧食援助。
但是，在戰後改革中，與其說吉田茂是占領當局改革政策的積極合作者，不如說是消極的執行者。對新憲法和刑法的製訂，以及解散財閥等，吉田一再表現出抵觸和迫不得已執行的態度。反之，對戰後蓬勃興起的工人運動，毫不掩飾敵視立場。當工人開展反解雇、增加工資的罷工鬥爭時，他通過元旦廣播講話，誣蔑工會會員是破壞社會秩序的“不逞之徒”，和占領當局沆瀣一氣，勒令工人放棄全國規模的“二一大罷工”。
吉田茂在經濟問題上可說是門外漢，但是在經濟重建問題上卻發揮了政治家所能發揮的決策作用，大膽地製訂了一項重大的產業發展計劃。在普通人看來，受到戰爭嚴重破壞的日本，應該首先恢複輕工業生產，而不具備發展重工業的現實條件。然而吉田根據專家的意見，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斷。1946年底，他接受著名經濟學家有澤廣已等人的建議，製訂了“傾斜生產方式”的重大決策，即優先發展煤炭、鋼鐵、化肥、海陸運輸等產業，以此為突破口，帶動整個國民經濟運行，通過自然淘汰過程，使日本重新獲得國際競爭力。為實施這一政策，吉田政府頒布了臨時物資供需調整法和複興金融公庫法，設立了複興金融金庫，從原材料和資金供給方麵入手，重點扶持重點產業企業。結果，1947年煤炭、鋼鐵產量大幅度提高，經濟複興看到了曙光。
第一次吉田內閣存在僅一年。1947年4月，根據新憲法進行的眾議院選舉揭曉，吉田的自由黨降為議會第二大黨。按照議會政治的規定，吉田茂隻好把政權交給議會多數黨，5月20日宣布辭職。
吉田茂下野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國際形勢變化很快。在歐洲，圍繞德國、波蘭問題，美蘇之間的對立公開化，美國向蘇聯發起“冷戰”。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給予發動內戰的美蔣勢力以沉重打擊，已經轉入全麵反攻。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民族解放運動蓬勃展開。為此，美國重新製訂了新的全球戰略，決定改變對日政策，把日本變成美國在遠東地區的軍事堡壘和反共防波堤。為實現這一目的，有必要在日本尋找一個最能與美國密切合作的強有力的人物，來組織一個親美政府。這個人便是吉田茂。
1948年10月至1954年12月，吉田茂在美軍占領當局支持下連續四次組閣，曆史上稱這一時期為“吉田時代”。追隨美國的全球戰略和維護日美關係，是“吉田時代”推行各項內外政策的基石。吉田茂認為：“戰敗後的整個占領時期，日本的對內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對美關係支配，這既是事實，也是必然的。”
關於經濟問題，美國調整對日政策後，認為有必要使日本重新回到國際自由經濟體係中來，於是在1948年底提出《穩定經濟九原則》，次年2月派遣底特律銀行總裁約瑟夫·道奇以公使身份來日，具體指導日本的經濟整頓。道奇提出的主要建議是，低工資、低米價，平衡預算，實行通貨緊縮，開展整頓國營企業和裁減中小企業工人為主要內容的產業合理化運動，調整產業結構和補助金政策，製訂1美元折合360日元的統一匯率等。吉田茂認為這些建議與日本政府的想法相當“近似”，是“非常值得慶幸”的建議，立即全盤接受，付諸實施。
正當日本政府按照“道奇計劃”進行整頓，經濟蕭條之際，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美軍侵朝的“軍事特需”給日本經濟注入一支強心劑。大批工廠恢複生產，積壓的物資銷售一空，企業收益驟增，財閥開始複活，國際收支赤字變黑，緊缺的外匯存量增加，戰後經濟複興完成。
戰敗使日本失去了中國這個戰前最大的海外市場，而經濟複興又離不開這個市場。對共產主義持敵視態度的吉田茂，不願與新中國打交道，把視線轉向東南亞。他利用當地各國資金和技術上的困難，以戰爭賠償為誘餌，開發援助為名，向東南亞地區輸出資本，擴大了日本的市場。吉田茂選擇東南亞為日本經濟擴張的方向還有另外一個目的，他曾直言不諱地聲稱：“促進東南亞的繁榮是與共產主義抗衡的最根本方法”。
道奇計劃促進了日本經濟複興，但卻是以損害勞動大眾的利益為前提的。大規模裁減國營企業職工，實行低薪製，直接危害了民眾的生活，引起下層群眾的反抗和鬥爭。吉田內閣無視民眾的正當要求，先後製訂“限製團體令”，修改《勞動組合法》和《勞資調整法》，采取高壓政策。吉田茂對日本共產黨為代表的左翼民主勢力，更是持否定態度。既然美國對日占領當局已經撕下“民主”的麵紗，吉田便公然采取鎮壓行動。1949年7至8月，政府利用下山(國鐵總裁下山定則被暗殺)、三鷹(三鷹站電車脫軌)、鬆川(鬆川附近列車顛覆)三事件，誣陷共產黨和工會搞破壞，逮捕了許多共產黨員。朝鮮戰爭爆發後，又按照占領當局旨意，大搞“清共”，將12000名共產黨員和民主進步人士，清除出政府機關和企業。1952年的“五一節流血事件”中，命令警察大打出手，死傷群眾近千人，同時以此為借口，炮製反動的《防止破壞活動法案》，使民主運動進入低潮。
戰後日本重建軍備最先是由美國提出的。對此，吉田茂有不同見解。他認為：發展軍備如同“讓瘦馬拉重載”，“重建日本經濟，需要投入很多國家財政資金，沒有更多的餘力發展軍備”。 他相信在美國的保護傘下，日本不會受到外來威脅，可以在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的縫隙中專心恢複經濟。反之，經濟不發展，重建軍備也 “無濟於事”。吉田雖然對重建軍備態度不很積極，但與美國的主張並不存在根本分歧，並且盡量滿足了美國的要求。1950年8月建立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廳，1954年6月製訂自衛隊法和防衛廳設置法，7月，正式成立防衛廳和陸海空三軍自衛隊，軍備重建正式起步。
1951年9月，吉田茂率領日本代表團出席了舊金山對日媾和會議。在美國操縱下，會議在日本侵略戰爭最大受害國中國未參加的情況下，片麵簽訂“舊金山和約”，日本恢複獨立國地位。同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簽署，日本被置於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下。
吉田執政期間，追隨美國的反華反共政策，不顧中國政府嚴正抗議，於1952年4月與台灣的蔣介石政權締結“和約”，還聲言不與中國有政治、經濟往來，為中日兩國恢複邦交設置了障礙。
吉田平素愛穿白襪子，雪茄不離嘴，一副官僚氣派，其“個人獨裁”和“專橫”在戰後首相中是不多見的。1953年2月國會討論政府預算時，竟在眾目睽睽之下，怒罵向他提問的社會黨議員西村榮一“混蛋”，受到彈劾。但是，在培植和駕馭親信上，吉田卻頗有獨到之功。執政七年多時間裏，親手提拔為各省大臣職務的親信多達79人，被輿論譏為開設“吉田學校”，其堪稱得意的門生中，有後來擔任首相的佐藤榮作和池田勇人等。吉田還善於在黨內和弟子中間製造糾紛，玩弄政治平衡，使之依附自己。下台後相當長時間裏自民黨內的派係鬥爭，根源皆可追溯到吉田茂，這也是他留給後人的一份特殊政治遺產。
原自由黨總裁鳩山一郎恢複公職後，加劇了自由黨內的分裂。政府動用司法指揮權包庇造船賄賂事件中的自由黨議員，更使吉田茂失去了民心。1954年12月，吉田茂終於辭職下野。
吉田茂在野期間，擔任過眾議院議員，自民黨顧問、皇學館大學總長，還先後訪問了美國、聯邦德國、英國及台灣。晚年專事著述，發表《十年回憶》、《激蕩的百年史》等。
吉田在《激蕩的百年史》一書結尾寫道：“日本人是富於冒險精神的國民，而且他們的眼界決不會限於日本這個範圍。”“對於今天的日本來說，最重要的是，抱有理想，並且到廣闊的世界中去尋求舞台。”
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死於心肌梗塞，終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