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橋湛山ishibashi tanzan 1884.9.25—1973.4.25)
出任第55屆(1956.12.23—1957.2.25)內閣首相
石橋湛山(1884—1973)是日本著名記者和政治家，中國人民的朋友。他在戰前進行的反戰、反侵略主義活動及戰後為恢複發展中日友好關係做出的積極貢獻，得到了社會的尊敬和高度評價。
1884年，石橋出生在日蓮宗佛門世家，幼名省三，皈依佛門後改名為湛山，但他卻從不曾是遵守清規戒律的佛門弟子。
石橋從小頭腦聰敏，也很頑皮，不願在學習上下工夫，以至上小學時兩次“蹲級”。隨著年齡的增長，終於發奮讀書，考入東京第一高中和早稻田大學。
石橋性格直率，辦事幹脆，善於獨立思考而不人雲亦雲，並且敢於堅持自己的見解。
1907年，石橋在早稻田大學文學院哲學係畢業，次年經人介紹，到《每日新聞》社當記者。1911年轉入《東洋經濟新報》社，直到日本戰敗為止的30餘年裏，長期在該報社《東洋時論》月刊社任職，曾任社長和總編。以該刊物為陣地，石橋以筆為刀槍，向擴張主義勢力及其理論發起了不懈的攻擊。
石橋大學時的專業是哲學，在《每日新聞》社工作時負責文藝評論，到《東洋經濟新報》社後，開始學習經濟理論，研究經濟問題。在自學經濟理論時，研讀過塞利格曼的《經濟學原理》、托因比的《十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史》、馬克思的《資本論》等各種流派的名著，視野大開。憑著勤奮與天賦，成為一位出色的政治經濟評論家。
早在明治初年開始，日本政府便在“富國強兵”的口號下，把向海外擴張作為基本國策，目光盯向中國和朝鮮。1889年，軍閥巨頭山縣有朋提出“主權線”與“利益線”的侵略理論，使“大陸政策”理論化。隨後，日本通過發動甲午、日俄戰爭，將侵略理論付諸行動，把朝鮮、中國台灣與遼寧南部地區淪為殖民地。另一方麵，日本社會也存在著處於非執政地位的“產業型”資本家階層，他們從切身利益出發，要求參政權，主張自由競爭下的和平經濟。石橋湛山便是這類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派的代言人。
1912年，28歲的石橋發表“滿洲放棄論”，公開譴責日本政府侵略“滿洲” 是“愚蠢”、“危險”的行為，這種認為不僅違反“道義”原則，從經濟合理主義觀點出發也得不償失。這篇數據可靠，論證嚴密的文章，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在其他文章中，石橋對所謂“領土狹小”、“人口過剩”、“資源貧乏”、“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和“國防線”的謬論，進行了有力的批駁，他主張的是“小日本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政府火中取栗，派兵攻占青島，奪取德國在中國的權益。對此，石橋堅決反對，連續發表“論青島不可占領”、“再論青島不可占領”等文章。大隈內閣迫使袁世凱政府簽訂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後，石橋立即撰文抨擊，認為條約的簽訂對日本“是一次根本性的大失敗”，對日本國民“也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強烈要求政府“拋棄帝國主義”。對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幹涉蘇維埃革命，石橋也明確表示了反對立場。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利用中國的動亂，加緊經濟滲透和軍事幹預，激起中國人民的堅決抵製和反抗，對此石橋深表同情。在這一時期發表的文章中，石橋抨擊政府的侵略政策，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徑與沙俄侵略中國沒有本質區別，要求政府撤回駐外軍隊，“立即放棄在華特權”，將占領地歸還中國。
1927年至1928年間，田中義一內閣以保護日僑為借口，三次出兵山東，製造“濟南慘案”，幹涉中國內政。石橋在措辭嚴厲的文章中，譴責政府發動“國民不願進行的戰爭”，稱支持政府出兵的民政黨是“殺人幫凶，其罪與政府等同”。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武力侵占中國東北。日本政府開動所有宣傳機器，顛倒是非，混淆視聽，為侵略行為塗脂抹粉。在法西斯勢力甚囂塵上的白色恐怖下，石橋不為所動，事變發生後第九天，發表《解決滿蒙問題的根本方針是什麽》一文，明確指出“滿蒙終究是中國的領土”，日本想用武力“根本解決滿蒙問題”，“顯然不可能達到目的”。
1937年，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國內迅速建立起軍部法西斯專政，實行白色恐怖，自由發表言論已不可能。盡管如此，石橋也未趨炎附勢，而是以婉轉方式，對這場侵略戰爭提出批評。
縱觀石橋在戰前30餘年的活動，可以認為，他是非社會主義營壘中一貫堅持反戰、反侵略的新聞記者，其主持正義、不畏權勢，身置逆境而不失節的鬥爭精神，難能可貴。
戰前的進步活動，使石橋在戰後博得很高威望。1945年參加了自由黨的籌建工作後，出任第一次吉田內閣藏相。但是，同鳩山一郎的經曆相似，1947年5月，石橋在“整肅”中突然被占領當局革除公職，理由是他在戰前發表過內容不妥的文章，這顯然缺乏根據。實際上是因為他擔任藏相時，對占領當局的“指令”不能唯命是從。此後，石橋在日本政治舞台上一度消失了身影，1951年6月 “整肅”解除後，他才走出“沒有鐵窗的監獄”生活。
石橋恢複公職後回到自由黨內，1953年任鳩山派自由黨政策審議會會長，因吉田茂排擠，於1954年11月與鳩山一郎一起退出自由黨，接著與重光葵為首的改進黨合作，組成民主黨。同年12月，吉田茂下台，鳩山組閣，石橋入閣擔任通產相。
鳩山首相兼自民黨總裁執政兩年，在實現日蘇邦交後，於1956年11月5日辭職。圍繞下任總裁即首相一職，自民黨內派係間展開了建黨後首次混戰，按照石田博英的說法，加入爭奪戰的共有“七個師團三個聯隊”(“師團”意為擁有20名以上議員的派係，指岸信介，石井光次郎、石橋湛山、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三木武夫、鬆村謙三、吉田茂等派。吉田派又分池田勇人、佐藤榮作兩派，“聯隊”意為擁有10名左右議員的派係，指北村德二郎、大麻唯男、蘆田均等派)。自民黨總裁選舉時，岸223票，石橋151票，石井131票。均未超過半數，隻得進行第二輪表決。決選時石井派大部轉投石橋，結果石橋得258票，岸得251票，石橋以7票優勢獲勝，當選為第二任自民黨總裁，遂被推舉為首相，於1956年12月27日組成石橋內閣。
石橋上任後多次發表施政演說。1957年1月8日在日比穀公會堂演講時，把新內閣的政策主張概括為“五項誓言”，即國會活動正常化，嚴肅政界和官界紀律，擴大就業和增加生產，建設福利國家，確立世界和平。五項誓言的前兩項是關於政治方麵的，石橋主張廉潔的政府，力圖調解黨內矛盾，消除派係，使執政黨與在野黨一起在國會中發揮作用，保證議會政治的運行。第三、四項是關於經濟方麵的。與上屆政府的不同點是，石橋不但重視增加生產，還把社會就業、福利問題擺在重要位置，在實施這一政策時，提出了“減稅1000萬，公共投資1000萬”的口號，製訂“擴張性財政”預算，刺激業已起步的經濟高速增長。第五項是外交政策。鑒於日蘇已實現邦交，石橋把重點放在改善對華關係上，對中日兩國民間貿易活動表示支持。此外，在短暫任期內，石橋政府與厄瓜多爾、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可惜的是，石橋因病未及實踐上述主張，便匆匆告別政壇。病因是參加母校早稻田大學的大會時，在露天會場著涼患了感冒，以致病情發展為肺炎和三叉神經麻痹，出現語言障礙，不得不遵醫囑休養兩個月。石橋責任感很強，對長時間不能親理國政深為不安，於是從“政治良心”出發，向國會遞交了《石橋書簡》請求辭職。石橋在任僅63天，在曆屆首相中，像石橋這樣主動放棄政權者實不多見。
石橋對中國人民一貫友好，大病初愈，便為實現中日邦交奔波。1959年夏，當中日關係因日本政府的敵視態度陷於僵局時，石橋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要求訪問中國。同年9月，石橋應周總理邀請來到北京，這是戰後第一位日本前首相訪問中國。訪華期間，石橋與周總理、陳毅副總理進行了親切交談，並受到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接見。1963年9月，石橋再次訪問中國。在此期間，他利用自己的巨大政治影響，多次撰文闡述恢複中日邦交的主張，批評日本政府在對華問題上采取的錯誤立場。這些言行，對促進中日友好關係和兩國邦交的恢複產生了重要影響，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右翼勢力甚至罵他是“共產黨的走卒”，對此，石橋不屑一顧。1972年，中日兩國恢複邦交，石橋在有生之年實現了夙願，分享了中日邦交恢複的喜悅。
1973年4月25日，石橋逝世，終年89歲。周恩來總理致電哀悼，電文說：“石橋先生是日本有遠見的政治家，多年來為中日友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現在，石橋先生為之奮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經實現。中日兩國人民將永遠紀念石橋先生。”
石橋晚年親自整理出版了《石橋湛山全集》共15卷，那裏記錄了他一生走過的光輝足跡。
出任第55屆(1956.12.23—1957.2.25)內閣首相
石橋湛山(1884—1973)是日本著名記者和政治家，中國人民的朋友。他在戰前進行的反戰、反侵略主義活動及戰後為恢複發展中日友好關係做出的積極貢獻，得到了社會的尊敬和高度評價。
1884年，石橋出生在日蓮宗佛門世家，幼名省三，皈依佛門後改名為湛山，但他卻從不曾是遵守清規戒律的佛門弟子。
石橋從小頭腦聰敏，也很頑皮，不願在學習上下工夫，以至上小學時兩次“蹲級”。隨著年齡的增長，終於發奮讀書，考入東京第一高中和早稻田大學。
石橋性格直率，辦事幹脆，善於獨立思考而不人雲亦雲，並且敢於堅持自己的見解。
1907年，石橋在早稻田大學文學院哲學係畢業，次年經人介紹，到《每日新聞》社當記者。1911年轉入《東洋經濟新報》社，直到日本戰敗為止的30餘年裏，長期在該報社《東洋時論》月刊社任職，曾任社長和總編。以該刊物為陣地，石橋以筆為刀槍，向擴張主義勢力及其理論發起了不懈的攻擊。
石橋大學時的專業是哲學，在《每日新聞》社工作時負責文藝評論，到《東洋經濟新報》社後，開始學習經濟理論，研究經濟問題。在自學經濟理論時，研讀過塞利格曼的《經濟學原理》、托因比的《十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史》、馬克思的《資本論》等各種流派的名著，視野大開。憑著勤奮與天賦，成為一位出色的政治經濟評論家。
早在明治初年開始，日本政府便在“富國強兵”的口號下，把向海外擴張作為基本國策，目光盯向中國和朝鮮。1889年，軍閥巨頭山縣有朋提出“主權線”與“利益線”的侵略理論，使“大陸政策”理論化。隨後，日本通過發動甲午、日俄戰爭，將侵略理論付諸行動，把朝鮮、中國台灣與遼寧南部地區淪為殖民地。另一方麵，日本社會也存在著處於非執政地位的“產業型”資本家階層，他們從切身利益出發，要求參政權，主張自由競爭下的和平經濟。石橋湛山便是這類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派的代言人。
1912年，28歲的石橋發表“滿洲放棄論”，公開譴責日本政府侵略“滿洲” 是“愚蠢”、“危險”的行為，這種認為不僅違反“道義”原則，從經濟合理主義觀點出發也得不償失。這篇數據可靠，論證嚴密的文章，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在其他文章中，石橋對所謂“領土狹小”、“人口過剩”、“資源貧乏”、“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和“國防線”的謬論，進行了有力的批駁，他主張的是“小日本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政府火中取栗，派兵攻占青島，奪取德國在中國的權益。對此，石橋堅決反對，連續發表“論青島不可占領”、“再論青島不可占領”等文章。大隈內閣迫使袁世凱政府簽訂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後，石橋立即撰文抨擊，認為條約的簽訂對日本“是一次根本性的大失敗”，對日本國民“也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強烈要求政府“拋棄帝國主義”。對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幹涉蘇維埃革命，石橋也明確表示了反對立場。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利用中國的動亂，加緊經濟滲透和軍事幹預，激起中國人民的堅決抵製和反抗，對此石橋深表同情。在這一時期發表的文章中，石橋抨擊政府的侵略政策，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徑與沙俄侵略中國沒有本質區別，要求政府撤回駐外軍隊，“立即放棄在華特權”，將占領地歸還中國。
1927年至1928年間，田中義一內閣以保護日僑為借口，三次出兵山東，製造“濟南慘案”，幹涉中國內政。石橋在措辭嚴厲的文章中，譴責政府發動“國民不願進行的戰爭”，稱支持政府出兵的民政黨是“殺人幫凶，其罪與政府等同”。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武力侵占中國東北。日本政府開動所有宣傳機器，顛倒是非，混淆視聽，為侵略行為塗脂抹粉。在法西斯勢力甚囂塵上的白色恐怖下，石橋不為所動，事變發生後第九天，發表《解決滿蒙問題的根本方針是什麽》一文，明確指出“滿蒙終究是中國的領土”，日本想用武力“根本解決滿蒙問題”，“顯然不可能達到目的”。
1937年，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國內迅速建立起軍部法西斯專政，實行白色恐怖，自由發表言論已不可能。盡管如此，石橋也未趨炎附勢，而是以婉轉方式，對這場侵略戰爭提出批評。
縱觀石橋在戰前30餘年的活動，可以認為，他是非社會主義營壘中一貫堅持反戰、反侵略的新聞記者，其主持正義、不畏權勢，身置逆境而不失節的鬥爭精神，難能可貴。
戰前的進步活動，使石橋在戰後博得很高威望。1945年參加了自由黨的籌建工作後，出任第一次吉田內閣藏相。但是，同鳩山一郎的經曆相似，1947年5月，石橋在“整肅”中突然被占領當局革除公職，理由是他在戰前發表過內容不妥的文章，這顯然缺乏根據。實際上是因為他擔任藏相時，對占領當局的“指令”不能唯命是從。此後，石橋在日本政治舞台上一度消失了身影，1951年6月 “整肅”解除後，他才走出“沒有鐵窗的監獄”生活。
石橋恢複公職後回到自由黨內，1953年任鳩山派自由黨政策審議會會長，因吉田茂排擠，於1954年11月與鳩山一郎一起退出自由黨，接著與重光葵為首的改進黨合作，組成民主黨。同年12月，吉田茂下台，鳩山組閣，石橋入閣擔任通產相。
鳩山首相兼自民黨總裁執政兩年，在實現日蘇邦交後，於1956年11月5日辭職。圍繞下任總裁即首相一職，自民黨內派係間展開了建黨後首次混戰，按照石田博英的說法，加入爭奪戰的共有“七個師團三個聯隊”(“師團”意為擁有20名以上議員的派係，指岸信介，石井光次郎、石橋湛山、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三木武夫、鬆村謙三、吉田茂等派。吉田派又分池田勇人、佐藤榮作兩派，“聯隊”意為擁有10名左右議員的派係，指北村德二郎、大麻唯男、蘆田均等派)。自民黨總裁選舉時，岸223票，石橋151票，石井131票。均未超過半數，隻得進行第二輪表決。決選時石井派大部轉投石橋，結果石橋得258票，岸得251票，石橋以7票優勢獲勝，當選為第二任自民黨總裁，遂被推舉為首相，於1956年12月27日組成石橋內閣。
石橋上任後多次發表施政演說。1957年1月8日在日比穀公會堂演講時，把新內閣的政策主張概括為“五項誓言”，即國會活動正常化，嚴肅政界和官界紀律，擴大就業和增加生產，建設福利國家，確立世界和平。五項誓言的前兩項是關於政治方麵的，石橋主張廉潔的政府，力圖調解黨內矛盾，消除派係，使執政黨與在野黨一起在國會中發揮作用，保證議會政治的運行。第三、四項是關於經濟方麵的。與上屆政府的不同點是，石橋不但重視增加生產，還把社會就業、福利問題擺在重要位置，在實施這一政策時，提出了“減稅1000萬，公共投資1000萬”的口號，製訂“擴張性財政”預算，刺激業已起步的經濟高速增長。第五項是外交政策。鑒於日蘇已實現邦交，石橋把重點放在改善對華關係上，對中日兩國民間貿易活動表示支持。此外，在短暫任期內，石橋政府與厄瓜多爾、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可惜的是，石橋因病未及實踐上述主張，便匆匆告別政壇。病因是參加母校早稻田大學的大會時，在露天會場著涼患了感冒，以致病情發展為肺炎和三叉神經麻痹，出現語言障礙，不得不遵醫囑休養兩個月。石橋責任感很強，對長時間不能親理國政深為不安，於是從“政治良心”出發，向國會遞交了《石橋書簡》請求辭職。石橋在任僅63天，在曆屆首相中，像石橋這樣主動放棄政權者實不多見。
石橋對中國人民一貫友好，大病初愈，便為實現中日邦交奔波。1959年夏，當中日關係因日本政府的敵視態度陷於僵局時，石橋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要求訪問中國。同年9月，石橋應周總理邀請來到北京，這是戰後第一位日本前首相訪問中國。訪華期間，石橋與周總理、陳毅副總理進行了親切交談，並受到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接見。1963年9月，石橋再次訪問中國。在此期間，他利用自己的巨大政治影響，多次撰文闡述恢複中日邦交的主張，批評日本政府在對華問題上采取的錯誤立場。這些言行，對促進中日友好關係和兩國邦交的恢複產生了重要影響，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右翼勢力甚至罵他是“共產黨的走卒”，對此，石橋不屑一顧。1972年，中日兩國恢複邦交，石橋在有生之年實現了夙願，分享了中日邦交恢複的喜悅。
1973年4月25日，石橋逝世，終年89歲。周恩來總理致電哀悼，電文說：“石橋先生是日本有遠見的政治家，多年來為中日友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現在，石橋先生為之奮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經實現。中日兩國人民將永遠紀念石橋先生。”
石橋晚年親自整理出版了《石橋湛山全集》共15卷，那裏記錄了他一生走過的光輝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