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信介kishi nobusuke 1896.11.13—1987.8.7)
連任第56—57屆(1957.2.25—1960.7.19)內閣首相
岸信介(1896—1987)是日本戰後唯一因甲級戰犯嫌疑被捕、獲釋後擔任內閣首相的人，也是日本內閣史上唯一一對“兄弟宰相”(其弟佐藤榮作後來亦出任首相)中的一人。
1896年11月13日，岸信介生於山口縣吉敷郡山口村。祖父佐藤信寬是討幕派誌士，做過島根縣令。父岸秀助入贅佐藤家做“倒插門”女婿後，改姓佐藤。佐藤秀助有三子，長子市郎當過海軍中將，因病早亡。次子信介、三子榮作，皆位極人臣，出任過內閣首相。兄弟二人執掌政柄達11年之久，為當代日本史上所僅見。岸信介未成年時，被過繼給佐藤秀助胞兄、岸信介伯父岸信政家，改姓岸，後與岸信政長女良子成親，行“堂兄妹婚”。
與前任石橋湛山不同，岸信介在戰前的經曆並不光彩。岸先後就讀於山口中學、東京第一高中、東京帝國大學。1920年大學畢業，1922年後在農商務省(該省分為農林、商工兩省後，轉入商工省)任職。1926至1931年間，兩次被政府派往歐洲考察。1933年任大臣官房文書課長。1935年任商工省工務局長時兼任對滿事務局事務官。次年被遣往中國東北，任偽滿實業部次長。1937年升任偽滿總務廳次長(相當偽滿副總理)，成為日本統治偽滿洲國的五巨頭(即東條英機、星野直樹、鬆岡洋右、鯰川義介、岸信介)之一，有“滿洲的妖怪”之別稱。
1939年10月，岸信介“肩負著軍部的期待”回國，曆任阿部信行、米內光政、近衛文麿內閣商工省次官，後因力主戰時經濟統製政策，與商工相小林一三發生爭執而辭職。東條英機上台後，岸信介再次入選，出任東條內閣商工相。商工省合並於軍需省後，改任軍需省次官，全麵負責製訂戰時經濟統製計劃，指揮軍需生產和戰爭物資的調配，成為首相兼軍需相東條手下的得力幹將。
1944年7月，美軍攻陷塞班島，日本本土被置於美機轟炸圈內。鑒於內地的戰爭工業設施麵臨美機轟炸的滅頂之災，岸信介預感到日本戰敗無疑，建議東條結束戰爭，對美媾和，遭到東條嚴厲訓斥。隨後，岸又上演了抗令不遵、拒不辭掉商工相職務的一幕，使東條內閣因意見不一辭職。然而此舉後來竟成為岸信介開脫戰爭罪責的一大政治資本。
1945年9月11日，岸信介與東條內閣其他成員一起，被占領當局指定為甲級戰犯鋃鐺入獄，在押三年多，於1948年12月獲釋。1952年解除“整肅”後，岸立即恢複政治活動，組建“日本再建同盟”。次年3月，加入以吉田茂為總裁的自由黨，當選為該黨眾議院議員，任自由黨憲法調查會會長。1954年，與鳩山一郎一起退出自由黨。日本民主黨成立後，任該黨幹事長。自由黨與民主黨合並後，擔任自民黨首任幹事長，急劇地擴充了自己的勢力。
1956年11月，鳩山一郎在完成日蘇複交使命後，辭掉首相及自民黨總裁。岸信介雖傾注全力爭奪總裁和首相寶座，但還是在選舉中敗給石橋湛山。石橋內閣成立後，擔任外相。石橋執政僅兩個月便因病辭職，岸信介先是代理首相，不久則“順理成章地”接管了政權。
鳩山一郎和石橋湛山上任時，社會上出現了“鳩山熱”和“石橋熱”，而岸信介上台時，人們並不看好，自然也不會出現“岸信介熱”。岸信介慎言謹行，上台後暫時保留了石橋內閣原班人馬，聲稱繼承前政府的政策方針。幾個月後，他穩住了局麵，奠定了統治基礎後，遂於1957年7月大幅度改組內閣，安插親信，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張。1958年6月再次組閣後，確立了所謂“岸體製”。
在三年四個月的執政期間裏，岸信介推行的政策方針是，以擴充經濟實力和加強政治統治為基礎，在維持日美協調的總方針下，實行“自主外交”，從根本上改變日本的“半獨立半占領”地位，擴大日本在國際上的影響。其重大舉措是，修改吉田政府時與美國簽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安保條約》)。
岸信介上台時，日本經濟正趕上戰後史上所說的“神武景氣”(意即神武天皇以來未有過的繁榮)。按照石橋內閣既定的“擴張性財政”方針，岸主持製訂了1957年度國家財政預算。這個戰後以來最龐大的預算所產生的直接效果是，隨著設備投資和技術引進規模的急劇擴大，出現了大量外貿逆差，而外匯緊張反過來又抑製了國民經濟的增長。到1957年夏季，“神武景氣”消失，經濟發展進入所謂“鍋底蕭條”階段。
為扭轉國際收支惡化局麵，岸內閣從金融政策調整入手，指令日本銀行於1957年3月和5月，兩次提高利率，減少放款，縮小企業投資規模。6月，政府製訂《綜合緊急對策綱要》，采取了削減財政投資15%、限製進口振興出口、拯救中小企業等綜合治理措施。為打開海外出口市場，岸接連到東南亞各國遊說。
岸信介戰前長期在商工省和偽滿洲國任職，主管政府經濟，與財界交往甚密。任首相後主持製訂的經濟政策，滿足了財界的利益和要求。1957年底，岸信介采納一橋大學山田雄三教授等經濟專家的建議，采用“假定增長率法”，通過對儲蓄投資、國際收支、勞資供求三要素的綜合分析計算，製訂出《新長期經濟計劃》，提出自1958年起的五年內，實現年均6.5%的經濟增長率。 在執行這項計劃時，政府一麵強調市場經濟原則和企業的自主性、創造性，一麵頒布有關財政、金融、貿易、中小企業等相關政策，用間接手段幹預和指導國民經濟。結果，經濟增長速度超出政府設想，1959年後，日本經濟又出現“岩戶景氣”(意即開天辟地以來的繁榮)。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為其後的池田內閣製訂“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奠定了基礎。
岸信介最關心的是實現日本“自立”的政治理想。從這個角度說，發展經濟不過是謀求“自立”的必要前提。岸對日美安保條約規定的日本半獨立半占領地位及對美從屬關係極為不滿，上台前多次聲稱修改條約，上台後甚至發出不簽訂新安保條約決不下台的誓言。在這一點上，他與鳩山一郎執意締結日蘇邦交的態度一樣，不惜一賭政治生命。
修改安保條約，提高日本的自立地位，前提是取得美國的信賴和同意，為此必須在內政外交方麵創造出讓美國放心的環境。除不斷增加國內經濟生產實力外，在政治方麵，岸信介從修改憲法、擴充軍備、製訂強化政治統治的立法等彼此關聯的三個方麵入手。這是因為，首先，修改安保條約，實現日本“自主獨立”，必須增強軍備，若此美軍才能放心地撤離日本領土。其次，擴充軍備直接與和平憲法相抵觸，因此必須修改憲法。再次，改憲擴軍必然遭到護憲和平力量的反對，因此須強化國內鎮壓體製，其具體措施包括強行教員考勤製度和修改警察職務執行法(稱警職法)。
關於修改憲法，岸信介公然聲稱自己是“改憲論者”。恢複公職不久，即在創建“日本再建同盟”時，把改憲主張寫入同盟綱領之中。擔任自由黨憲法調查會會長時，一再鼓吹“改憲論”。組閣後，實施了鳩山內閣時製訂的《憲法調查會設置法》，於1957年8月正式成立憲法調查會，為改憲做準備。岸信介的主要目標，是修改憲法第九條關於放棄戰爭和軍備的內容，為重建軍備掃清障礙。但是，在國會中社會黨等反改憲議員始終占據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保持著足以否定任何改憲提案的力量(修改憲法需得到議會中三分之二以上議員的同意)。岸信介害怕引火燒身，在任期間始終未敢對憲法下手。
關於擴充軍備。由於改憲遲無進展，岸信介便在憲法的解釋上做起文章。他在1957年4月的眾議院答辯時說：“擁有為自衛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力量是理所當然的……是不違反憲法的。”在5月7日的參議院答辯中又說：“如果在自衛權範圍內，擁有核武器也是允許的。”通過對憲法的恣意解釋，岸信介製造了為“自衛”擴充軍備的根據。6月，岸政府正式製訂了“第一次防衛力量整備計劃”(即所謂“一次防”)，決定在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內，陸上兵力增至18萬人，海上軍力增至12.4萬噸，飛機130架。
關於強化統治的立法，1958年，岸政府為限製進步教職員工參與政治活動，削弱教育工會在護憲運動中的影響，在全國範圍內強製推行了教員考勤製度。而同期提出的警職修改法草案內容是，擴大警察權限，恢複對辦事處、宿舍、旅館的現場檢查，警察可不按法律程序行使人身搜查和拘留權，舊法令中重點保護私人生命財產的條文被修改成“維護公共秩序和社會治安”。這個無視基本人權、壓製言論集會自由，使“男女約會都受限製”的反動提案，一出籠便遭到輿論圍攻。社會黨嚴厲譴責政府方案“違反憲法”，“侵犯了國民權利和自由”，拒絕出席議會討論法案。自民黨內也出現了反對意見。在議會之外，社會黨、總評、中立勞聯等黨派團體，共同組成了“反對修改警職法國民會議”，領導了數起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參加運動人數最多時超過400萬人。結果，岸信介無法強製通過政府方案，警職修改法終以議會審議未完而流產。
與對內政策互為表裏，岸信介的對外政策，也是圍繞實現日本的“自主獨立”目標展開的，這突出表現在擴大對東南亞的影響和親台反華兩個方麵。
1957年5至6月，岸信介訪問緬甸、印度等東南亞五國及台灣。11月，再次訪問南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及台灣。這些訪問表麵上為增進日本與相關國家及地區的關係，協商戰爭賠償，以及成立亞洲開發基金和技術研究中心等問題，實際上如岸信介本人所言，“東南亞現已成為美蘇兩大陣營力量的真空地帶”，日本“作為自由主義陣營的一員”和美國的夥伴，應該“履行其義務”，這樣做對擴大日本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活動和影響，“確保業已複興的日本經濟市場”極為重要。岸信介的這一自我表露是有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礎的。他一貫反共，屢為侵略戰爭辯護，其對東南亞國家的親善活動中，掩蓋不住擴大日本市場和海外權益的動機。
為了給美國以“反共基地日本”和“反共親美的岸信介”印象，使美國同意修改安保條約，岸信介多次聲稱無意恢複中日邦交，兩次出訪東南亞時，都不忘“順訪”台灣，與蔣介石會談時大放厥詞，惡毒攻擊中國政府，為蔣介石反攻大陸輸氧打氣。
不僅如此，岸信介對剛剛恢複的中日民間貿易也橫加阻撓。從1952年起，中日民間簽訂了三次貿易協定。第三次協定於1957年期滿後，岸信介政府在續簽問題上一再拖延，直到1958年3月，才迫於日本人民的強烈要求，簽訂了第四次民間貿易協定。然而岸政府接受台灣當局的要求，不準赴日中國商務代表團懸掛國旗，致使協定作廢。同年5月，中國郵票展覽會在長崎舉行時，發生了暴徒撕毀中國國旗事件。岸信介無視中國人民的感情和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竟以種種借口，袒護肇事者，拒不接受中國政府提出的合理要求。對此，陳毅外長代表中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譴責“岸信介政府敵視中國的態度，已經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日報》 社論警告說：“如果岸信介政府繼續製造‘兩個中國’，繼續阻撓中日兩國正常關係的恢複，那麽，中日來往全麵中斷的責任，應該全部由岸信介政府擔負”。由於岸信介拒不改變敵視中國的立場，終於導致兩國民間辛勤努力發展起來的貿易往來全部中斷，中日關係惡化到戰後以來的最低點。
岸信介推行的內外政策逐漸博得美國的信任和好感。1957年7月，岸信介首次訪美，先後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國務卿杜勒斯會談，提出修改安保條約、歸還衝繩小笠原行政權、放寬美國對日出口限製及設立東南亞開發基金等要求。但是，美國沒有滿足上述要求，隻是鑒於美國軍事戰略重點已轉向核武器，承諾從日本撤軍並設立日美安全保障委員會。就在這次訪問中，岸信介聲稱：日美關係進入了“新時代”。
1958年6月，岸信介再派外相藤山愛一郎赴美，轉達日本方麵修改條約的基本方針。杜勒斯認為，“現在的日本已與現行安保條約產生時的情況不同，自衛力量也增強了”，對修約表示了積極態度。此後經過一年多的談判，日美終於達成協議。1959年1月19日，岸信介赴美簽訂《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條約》(即“新安保條約“)。
新條約根據日方要求，刪掉了原有的“內亂條款”，規定有效期為十年。根據“相互援助”的“平等性”原則，對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做了一定修改。這個具有日美軍事同盟性質的條約，雖然相應地提高了日本的地位，但並未改變其追隨美國軍事戰略的性質，反而增加了被美國拉入戰爭的危險性。
日本國民對修改安保條約持否定態度，要求徹底廢除條約。日美談判期間，130多個團體共同組成“阻止修改安保條約國民會議”，發起了戰後史上規模空前的反政府群眾運動。岸信介赴美簽約在羽田機場登機時，憤怒的群眾衝入機場，試圖阻止代表團出發，與警察發生了衝突。後來全國發起了300多萬人簽名的請願運動，要求國會否決新條約。
在眾議院審議“新安保條約”時，岸信介凶相畢露，5月19日竟孤注一擲派出500名警察闖入國會，把反對黨議員拖出會場，迫使眾議院“通過”新條約。一個月後的6月23日，在參議院未表決的情況下，宣布新條約“自然生效”。
岸信介的暴舉激怒了日本國民。全國性的罷工、請願、示威遊行等反政府運動達到高潮，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不得不推遲訪日日期，岸信介政府聲名狼藉，在新安保條約生效的同一天提出辭職。
岸信介下台後多次訪問美國、台灣、韓國等國家和地區，頑固堅持親美親台、反華反共立場，阻撓中日恢複邦交。
連任第56—57屆(1957.2.25—1960.7.19)內閣首相
岸信介(1896—1987)是日本戰後唯一因甲級戰犯嫌疑被捕、獲釋後擔任內閣首相的人，也是日本內閣史上唯一一對“兄弟宰相”(其弟佐藤榮作後來亦出任首相)中的一人。
1896年11月13日，岸信介生於山口縣吉敷郡山口村。祖父佐藤信寬是討幕派誌士，做過島根縣令。父岸秀助入贅佐藤家做“倒插門”女婿後，改姓佐藤。佐藤秀助有三子，長子市郎當過海軍中將，因病早亡。次子信介、三子榮作，皆位極人臣，出任過內閣首相。兄弟二人執掌政柄達11年之久，為當代日本史上所僅見。岸信介未成年時，被過繼給佐藤秀助胞兄、岸信介伯父岸信政家，改姓岸，後與岸信政長女良子成親，行“堂兄妹婚”。
與前任石橋湛山不同，岸信介在戰前的經曆並不光彩。岸先後就讀於山口中學、東京第一高中、東京帝國大學。1920年大學畢業，1922年後在農商務省(該省分為農林、商工兩省後，轉入商工省)任職。1926至1931年間，兩次被政府派往歐洲考察。1933年任大臣官房文書課長。1935年任商工省工務局長時兼任對滿事務局事務官。次年被遣往中國東北，任偽滿實業部次長。1937年升任偽滿總務廳次長(相當偽滿副總理)，成為日本統治偽滿洲國的五巨頭(即東條英機、星野直樹、鬆岡洋右、鯰川義介、岸信介)之一，有“滿洲的妖怪”之別稱。
1939年10月，岸信介“肩負著軍部的期待”回國，曆任阿部信行、米內光政、近衛文麿內閣商工省次官，後因力主戰時經濟統製政策，與商工相小林一三發生爭執而辭職。東條英機上台後，岸信介再次入選，出任東條內閣商工相。商工省合並於軍需省後，改任軍需省次官，全麵負責製訂戰時經濟統製計劃，指揮軍需生產和戰爭物資的調配，成為首相兼軍需相東條手下的得力幹將。
1944年7月，美軍攻陷塞班島，日本本土被置於美機轟炸圈內。鑒於內地的戰爭工業設施麵臨美機轟炸的滅頂之災，岸信介預感到日本戰敗無疑，建議東條結束戰爭，對美媾和，遭到東條嚴厲訓斥。隨後，岸又上演了抗令不遵、拒不辭掉商工相職務的一幕，使東條內閣因意見不一辭職。然而此舉後來竟成為岸信介開脫戰爭罪責的一大政治資本。
1945年9月11日，岸信介與東條內閣其他成員一起，被占領當局指定為甲級戰犯鋃鐺入獄，在押三年多，於1948年12月獲釋。1952年解除“整肅”後，岸立即恢複政治活動，組建“日本再建同盟”。次年3月，加入以吉田茂為總裁的自由黨，當選為該黨眾議院議員，任自由黨憲法調查會會長。1954年，與鳩山一郎一起退出自由黨。日本民主黨成立後，任該黨幹事長。自由黨與民主黨合並後，擔任自民黨首任幹事長，急劇地擴充了自己的勢力。
1956年11月，鳩山一郎在完成日蘇複交使命後，辭掉首相及自民黨總裁。岸信介雖傾注全力爭奪總裁和首相寶座，但還是在選舉中敗給石橋湛山。石橋內閣成立後，擔任外相。石橋執政僅兩個月便因病辭職，岸信介先是代理首相，不久則“順理成章地”接管了政權。
鳩山一郎和石橋湛山上任時，社會上出現了“鳩山熱”和“石橋熱”，而岸信介上台時，人們並不看好，自然也不會出現“岸信介熱”。岸信介慎言謹行，上台後暫時保留了石橋內閣原班人馬，聲稱繼承前政府的政策方針。幾個月後，他穩住了局麵，奠定了統治基礎後，遂於1957年7月大幅度改組內閣，安插親信，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張。1958年6月再次組閣後，確立了所謂“岸體製”。
在三年四個月的執政期間裏，岸信介推行的政策方針是，以擴充經濟實力和加強政治統治為基礎，在維持日美協調的總方針下，實行“自主外交”，從根本上改變日本的“半獨立半占領”地位，擴大日本在國際上的影響。其重大舉措是，修改吉田政府時與美國簽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安保條約》)。
岸信介上台時，日本經濟正趕上戰後史上所說的“神武景氣”(意即神武天皇以來未有過的繁榮)。按照石橋內閣既定的“擴張性財政”方針，岸主持製訂了1957年度國家財政預算。這個戰後以來最龐大的預算所產生的直接效果是，隨著設備投資和技術引進規模的急劇擴大，出現了大量外貿逆差，而外匯緊張反過來又抑製了國民經濟的增長。到1957年夏季，“神武景氣”消失，經濟發展進入所謂“鍋底蕭條”階段。
為扭轉國際收支惡化局麵，岸內閣從金融政策調整入手，指令日本銀行於1957年3月和5月，兩次提高利率，減少放款，縮小企業投資規模。6月，政府製訂《綜合緊急對策綱要》，采取了削減財政投資15%、限製進口振興出口、拯救中小企業等綜合治理措施。為打開海外出口市場，岸接連到東南亞各國遊說。
岸信介戰前長期在商工省和偽滿洲國任職，主管政府經濟，與財界交往甚密。任首相後主持製訂的經濟政策，滿足了財界的利益和要求。1957年底，岸信介采納一橋大學山田雄三教授等經濟專家的建議，采用“假定增長率法”，通過對儲蓄投資、國際收支、勞資供求三要素的綜合分析計算，製訂出《新長期經濟計劃》，提出自1958年起的五年內，實現年均6.5%的經濟增長率。 在執行這項計劃時，政府一麵強調市場經濟原則和企業的自主性、創造性，一麵頒布有關財政、金融、貿易、中小企業等相關政策，用間接手段幹預和指導國民經濟。結果，經濟增長速度超出政府設想，1959年後，日本經濟又出現“岩戶景氣”(意即開天辟地以來的繁榮)。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為其後的池田內閣製訂“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奠定了基礎。
岸信介最關心的是實現日本“自立”的政治理想。從這個角度說，發展經濟不過是謀求“自立”的必要前提。岸對日美安保條約規定的日本半獨立半占領地位及對美從屬關係極為不滿，上台前多次聲稱修改條約，上台後甚至發出不簽訂新安保條約決不下台的誓言。在這一點上，他與鳩山一郎執意締結日蘇邦交的態度一樣，不惜一賭政治生命。
修改安保條約，提高日本的自立地位，前提是取得美國的信賴和同意，為此必須在內政外交方麵創造出讓美國放心的環境。除不斷增加國內經濟生產實力外，在政治方麵，岸信介從修改憲法、擴充軍備、製訂強化政治統治的立法等彼此關聯的三個方麵入手。這是因為，首先，修改安保條約，實現日本“自主獨立”，必須增強軍備，若此美軍才能放心地撤離日本領土。其次，擴充軍備直接與和平憲法相抵觸，因此必須修改憲法。再次，改憲擴軍必然遭到護憲和平力量的反對，因此須強化國內鎮壓體製，其具體措施包括強行教員考勤製度和修改警察職務執行法(稱警職法)。
關於修改憲法，岸信介公然聲稱自己是“改憲論者”。恢複公職不久，即在創建“日本再建同盟”時，把改憲主張寫入同盟綱領之中。擔任自由黨憲法調查會會長時，一再鼓吹“改憲論”。組閣後，實施了鳩山內閣時製訂的《憲法調查會設置法》，於1957年8月正式成立憲法調查會，為改憲做準備。岸信介的主要目標，是修改憲法第九條關於放棄戰爭和軍備的內容，為重建軍備掃清障礙。但是，在國會中社會黨等反改憲議員始終占據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保持著足以否定任何改憲提案的力量(修改憲法需得到議會中三分之二以上議員的同意)。岸信介害怕引火燒身，在任期間始終未敢對憲法下手。
關於擴充軍備。由於改憲遲無進展，岸信介便在憲法的解釋上做起文章。他在1957年4月的眾議院答辯時說：“擁有為自衛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力量是理所當然的……是不違反憲法的。”在5月7日的參議院答辯中又說：“如果在自衛權範圍內，擁有核武器也是允許的。”通過對憲法的恣意解釋，岸信介製造了為“自衛”擴充軍備的根據。6月，岸政府正式製訂了“第一次防衛力量整備計劃”(即所謂“一次防”)，決定在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內，陸上兵力增至18萬人，海上軍力增至12.4萬噸，飛機130架。
關於強化統治的立法，1958年，岸政府為限製進步教職員工參與政治活動，削弱教育工會在護憲運動中的影響，在全國範圍內強製推行了教員考勤製度。而同期提出的警職修改法草案內容是，擴大警察權限，恢複對辦事處、宿舍、旅館的現場檢查，警察可不按法律程序行使人身搜查和拘留權，舊法令中重點保護私人生命財產的條文被修改成“維護公共秩序和社會治安”。這個無視基本人權、壓製言論集會自由，使“男女約會都受限製”的反動提案，一出籠便遭到輿論圍攻。社會黨嚴厲譴責政府方案“違反憲法”，“侵犯了國民權利和自由”，拒絕出席議會討論法案。自民黨內也出現了反對意見。在議會之外，社會黨、總評、中立勞聯等黨派團體，共同組成了“反對修改警職法國民會議”，領導了數起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參加運動人數最多時超過400萬人。結果，岸信介無法強製通過政府方案，警職修改法終以議會審議未完而流產。
與對內政策互為表裏，岸信介的對外政策，也是圍繞實現日本的“自主獨立”目標展開的，這突出表現在擴大對東南亞的影響和親台反華兩個方麵。
1957年5至6月，岸信介訪問緬甸、印度等東南亞五國及台灣。11月，再次訪問南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及台灣。這些訪問表麵上為增進日本與相關國家及地區的關係，協商戰爭賠償，以及成立亞洲開發基金和技術研究中心等問題，實際上如岸信介本人所言，“東南亞現已成為美蘇兩大陣營力量的真空地帶”，日本“作為自由主義陣營的一員”和美國的夥伴，應該“履行其義務”，這樣做對擴大日本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活動和影響，“確保業已複興的日本經濟市場”極為重要。岸信介的這一自我表露是有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礎的。他一貫反共，屢為侵略戰爭辯護，其對東南亞國家的親善活動中，掩蓋不住擴大日本市場和海外權益的動機。
為了給美國以“反共基地日本”和“反共親美的岸信介”印象，使美國同意修改安保條約，岸信介多次聲稱無意恢複中日邦交，兩次出訪東南亞時，都不忘“順訪”台灣，與蔣介石會談時大放厥詞，惡毒攻擊中國政府，為蔣介石反攻大陸輸氧打氣。
不僅如此，岸信介對剛剛恢複的中日民間貿易也橫加阻撓。從1952年起，中日民間簽訂了三次貿易協定。第三次協定於1957年期滿後，岸信介政府在續簽問題上一再拖延，直到1958年3月，才迫於日本人民的強烈要求，簽訂了第四次民間貿易協定。然而岸政府接受台灣當局的要求，不準赴日中國商務代表團懸掛國旗，致使協定作廢。同年5月，中國郵票展覽會在長崎舉行時，發生了暴徒撕毀中國國旗事件。岸信介無視中國人民的感情和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竟以種種借口，袒護肇事者，拒不接受中國政府提出的合理要求。對此，陳毅外長代表中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譴責“岸信介政府敵視中國的態度，已經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日報》 社論警告說：“如果岸信介政府繼續製造‘兩個中國’，繼續阻撓中日兩國正常關係的恢複，那麽，中日來往全麵中斷的責任，應該全部由岸信介政府擔負”。由於岸信介拒不改變敵視中國的立場，終於導致兩國民間辛勤努力發展起來的貿易往來全部中斷，中日關係惡化到戰後以來的最低點。
岸信介推行的內外政策逐漸博得美國的信任和好感。1957年7月，岸信介首次訪美，先後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國務卿杜勒斯會談，提出修改安保條約、歸還衝繩小笠原行政權、放寬美國對日出口限製及設立東南亞開發基金等要求。但是，美國沒有滿足上述要求，隻是鑒於美國軍事戰略重點已轉向核武器，承諾從日本撤軍並設立日美安全保障委員會。就在這次訪問中，岸信介聲稱：日美關係進入了“新時代”。
1958年6月，岸信介再派外相藤山愛一郎赴美，轉達日本方麵修改條約的基本方針。杜勒斯認為，“現在的日本已與現行安保條約產生時的情況不同，自衛力量也增強了”，對修約表示了積極態度。此後經過一年多的談判，日美終於達成協議。1959年1月19日，岸信介赴美簽訂《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條約》(即“新安保條約“)。
新條約根據日方要求，刪掉了原有的“內亂條款”，規定有效期為十年。根據“相互援助”的“平等性”原則，對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做了一定修改。這個具有日美軍事同盟性質的條約，雖然相應地提高了日本的地位，但並未改變其追隨美國軍事戰略的性質，反而增加了被美國拉入戰爭的危險性。
日本國民對修改安保條約持否定態度，要求徹底廢除條約。日美談判期間，130多個團體共同組成“阻止修改安保條約國民會議”，發起了戰後史上規模空前的反政府群眾運動。岸信介赴美簽約在羽田機場登機時，憤怒的群眾衝入機場，試圖阻止代表團出發，與警察發生了衝突。後來全國發起了300多萬人簽名的請願運動，要求國會否決新條約。
在眾議院審議“新安保條約”時，岸信介凶相畢露，5月19日竟孤注一擲派出500名警察闖入國會，把反對黨議員拖出會場，迫使眾議院“通過”新條約。一個月後的6月23日，在參議院未表決的情況下，宣布新條約“自然生效”。
岸信介的暴舉激怒了日本國民。全國性的罷工、請願、示威遊行等反政府運動達到高潮，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不得不推遲訪日日期，岸信介政府聲名狼藉，在新安保條約生效的同一天提出辭職。
岸信介下台後多次訪問美國、台灣、韓國等國家和地區，頑固堅持親美親台、反華反共立場，阻撓中日恢複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