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勇人ikeda hayato 1899.12.3—1965.8.13)
連任第58—60屆 (1960.7.19—1964.11.9)內閣首相
池田勇人(1899—1965)是日本戰後又一位知名首相，岸信介下台後連續組織三屆內閣，執政四年有餘。他的理政信條與成功秘訣，是推行所謂“寬容忍耐”政治和“收入倍增”經濟，在使日本大踏步走上“經濟大國”道路的同時，把戰後保守政治體製推向所謂“黃金時代”，有人甚至說在他執政時日本發生了“類似革命的一場巨變”。
1899年12月3日，池田出生在廣島縣豐田郡吉名村一個釀酒業主家庭，家境比較優裕。學生時代的池田，腦子聰明卻不願用在學習上，頑皮好動，鬼點子不少，小學時是“孩子王”，中學時依舊不守“本分”，偷摘柑橘，偷吃小賣店點心之類的惡作劇向來不甘人後。就是在熊本第五高中學習期間，也不以學業為重，白天逃學下圍棋，晚上會友去酒館，月花費是一般同學的四倍。有趣的是，“海量”酒鬼池田，竟在高中畢業前夕，拉了幾個酒友同學，別出心裁地在學校旁開了個小酒店，名曰“池田屋”。有了自己的酒店自然可以放縱無度，可憐的“池田屋”開張僅3天，便被主人“喝”關了門。
或許是靈感所致，池田高中畢業後竟考入京都大學。但從此以後，他卻好像脫胎換骨地“變成了另一個人”，發憤讀書，成績名列前茅。
1925年，池田在京都大學法律係畢業後入大藏省就職，直到日本戰敗。期間曆任大藏省銀行檢查官補習、北海道函館稅務署署長、木縣宇都宮稅務署長、玉造稅務署長、熊本稅務監督局直接稅務部長、東京稅務監察局直接稅務部長、大藏省主稅局財政課長、第一國稅課課長等職。因始終與稅務打交道，得了個“稅金魔王”綽號。對池田來說，20年時間才當上大藏省的一個課長，未免升遷太慢，原因不是他缺乏能力，而是“出身”有問題。在東大(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盤踞的大藏省，池田這個京大(京都大學)畢業的“外來戶”是很難出人頭地的，更何況1930年他患上了惡性皮膚病“落葉性皰瘡”，遍體水泡，癢痛難忍，久治不愈。而前妻直子憂心勞累，心髒病發作，就猝死在護理池田的病床旁。身心遭受重創的池田曾幾度思尋短見，大病五年戰勝死神後重操舊業。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池田開始嶄露頭角。1945年至1948年，曆任東京財務局長、大藏省財務局長、事務次官。1948年加入自由黨，次年當選為自由黨眾議院議員，曆任吉田內閣藏相、通產相、經濟審議廳長官，1949年主管政府經濟事務時，與指導經濟改革的美國總統特使道奇合作，製訂了1美元兌換360日元的統一匯率等重要經濟政策，在經濟複興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深得吉田茂賞識和重用，公認為“吉田學校”的優秀生。
吉田茂下台後，池田作為自民黨內吉田派的頭麵人物，保持很大勢力和影響，曆任自民黨最高顧問、石橋內閣和岸內閣藏相、國務相、通產相等職。
1960年6月，聲勢浩大的反對“新安保條約”群眾運動，把岸信介內閣趕下台。自民黨內各派係為爭奪新總裁席位再次展開激烈鬥爭，最後形成池田、岸信介、佐藤榮作等“官僚派”與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等“黨人派”的對壘。經過兩輪投票表決，池田以108票優勢取勝，就任自民黨總裁，7月19日，組成第一次池田內閣。
20世紀50年代初，池田擔任第三次吉田內閣藏相時，因發生“窮人能吃上麥米飯就行”和“中小企業垮點沒關係”之類的“失言”，給人留下“高姿態、無情的官僚政治家”及“粗野、沒頭腦的右傾政治家”印象，但是，池田當上首相後，政治手腕並不比“老師”吉田茂遜色。
就當時的政治狀況而言，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反對“新安保條約”運動餘火未熄，三井三池煤礦的勞資爭端已釀成大規模流血衝突，其勢有形成“整個工人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決戰”(“總評”語)的危險。社會黨等在野的反對勢力自不待言，就是執政的自民黨內部，也因總裁爭奪加深了派係間的鴻溝，選舉中敗北的自民黨元老河野一郎甚至揚言“與池田不共戴天”，執政黨麵臨著分裂的危險。
不過池田執政也有有利的一麵。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的持續和以中國為代表的亞非國家的興起，使日本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地位更顯重要。鳩山、岸內閣完成了日蘇複交及修改安保條約的使命後，日本已經以獨立國的麵貌重新躋身於國際政治舞台，池田已不必在這些重大政治問題上花費精力。而國民經濟經過“神武景氣”和“岩戶景氣”的發展，正處在向新階段騰飛的前夜。
池田的老練表現在，他能夠從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矛盾中利用有利條件，回避不利因素，用“寬容與忍耐”應對和軟化各種政治勢力的挑戰。他抓住國民急切改變物質生活的普遍心理，打出“收入倍增”這一充滿誘惑的旗幟，把國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經濟方麵。他要留給國民的最深印象是：池田的政治就是“經濟第一主義”。
按照上述原則，池田組閣時，為調合黨內矛盾，穩固政治統治，兼顧了各派係的利益，為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等“黨人派”及無黨派人士安排了位置。任命中山為厚生相，產生了內閣史上第一位女大臣。池田組織的三屆內閣，均具有“實力者內閣”和“實幹型內閣”的特點。
對在野黨，池田的做法是執政黨與在野黨“對話”，自民、社會、民社三黨首腦經常就重大問題協商交換意見，力求減少磨擦，避免直接對抗。1960年10月12日，為進行新的國會議員選舉，三黨首腦共同出席日比穀會堂的公開演講會。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發表演講時，當場被一名右翼青年用匕首刺死。淺沼是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此前曾率代表團訪問中國，發表過“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共同敵人”的著名談話。淺沼遇難後，池田立即要求對事件負有責任的國家公安委員長山崎嚴辭職。10月17日臨時國會召開後，池田首先發表悼念淺沼的講話，指出“暴力是民主政治家的共同敵人”，這次國會還通過了三黨共同提出的排除暴力決議。
如何解決三井三池煤礦勞資爭端是檢驗池田政治的“試金石”。當時，工會方麵為反對資方歇業和解雇政策，組織工人堅持了幾個月的罷工鬥爭。資方不但以組織親資工會複工相對抗，挑起工人間的流血衝突，還策動地方當局采取解散工會罷工糾察隊的臨時措施，勞資矛盾日趨激化。池田認為：“三井三池問題是當前社會治安的問題之一，光靠增加警察是沒用的。問題是要創造出社會秩序不致於動亂的國民信賴的政治。”從這種“低姿態”出發，他委派勞動相石井博英出麵調解，最後以和平方式平息了這場曠日持久的勞資爭端。
池田的政治觀點是重“效用”、實用主義。他認為簽訂新安保條約，“可保證日本十年內和平與安全”，使“非生產性軍事支出控製在最低限度內”，對發展經濟有利，因而持肯定態度。對鳩山、岸熱衷幹而未幹成的修改憲法則持消極態度。在他看來，由此引起的政治鬥爭和動亂，不符合“效用”觀點。
池田競選總裁時，秘書問“當上首相想幹些什麽”。池田答“就是經濟政策，實現收入倍增。”他還說過“經濟上的事我來辦”之類的話，大有搞經濟舍我其誰的自信。
的確，池田在發展經濟上是行家裏手。對自由經濟體製下國家權力應起的作用，池田有獨到見解。他在擔任吉田內閣藏相時發表評論說：“采取以自由競爭為原則的自由主義政策，不隻意味著自由放任。今天，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已不存在完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國家。自由主義政策並不否認綜合的經濟調整。”他認為，謀求經濟景氣，調整“國際收支與外國投資”、“國內資本與產業投資”、“提高國民生活”這三者的關係，是一項“政治任務”。就日本經濟的現狀，他說：“我們在長時期內是一種不正常的經濟，習慣於‘經濟上不合理的現狀’，而不合理的經濟反倒成了正常的當然之事。坦率地說，企業經營者對政府的依賴思想過強，超出了經濟合理性……無視成本合算或經濟性的保護。是國民經濟整體上的損失。”他還多次強調，“提高國民生活水平最為重要”，是“政治的終極目的”。
池田上任後，立即把“收入倍增”設想作為製訂新經濟政策的基礎，為此專門組成了一個有各類專家學者參加的智囊團，協助政府製訂經濟決策，這個智囊團中包括大藏省出身的幕僚大平正芳、黑金泰美、宮澤喜一，經濟評論家或學者高橋龜吉、稻葉秀三，此外還有銀行和經濟研究機構專家下村治、田村敏雄等。當時圍繞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問題，發生了下村、田村論戰，前者主張增長率為11%，後者堅持7.2%。池田傾向於下村的意見，但為慎重起見，確定了前三年年增長率為9%，十年內年均增長率不低於7.8%的國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標。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池田闡述了政府的設想和自己的態度。他說：“所謂政治，就是提高國民生活，保障社會安定，做到十年內收入增長一倍。” “如果經濟擴大發展失敗了，毫無疑問，一切應由總裁、首相負責。”這一信心滿滿講話，博得了輿論的好評。
1960年12月27日，《1961—1970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內閣會議上正式通過。這份長達八萬言的報告，全麵闡述了計劃的方針、總目標和年度分目標、政府在實現計劃中的作用及采取的手段、私人經濟的地位、產業結構的分布與調整、十年後國民生活的展望等問題。政府大張旗鼓地宣傳了這一計劃，用提高生產、多產多銷、增加企業利潤、實現工資翻番等淺顯而有魅力的道理，喚起國民努力生產、改善生活的欲望。
在推行“倍增計劃”時，根據自由競爭和“經濟合理性”原則，池田政府縮小了政府對私人經濟的保護和限製範圍，同時加強了公共事業(文化、教育，公共交通服務設施，社會福利保障事業等)投資，通過改變國家公共投資的規模和方向，影響私人投資的方向和速度，用不增稅、自然增收的部分稅金用於減稅等方法，為私人資本的發展創造條件。1961年度的“超大型財政預算”，正是沿著這一思路製訂的。池田政府還通過金融政策的杠杆作用，控製景氣變動。1961年9月，為防止景氣過熱，政府采取了降低出口擔保率、提高利率和存款準備率等措施，限製放款和投資，保證了國際收支平衡，沒有出現以往的景氣過熱時外匯儲備急劇減少的狀況。
“收入倍增計劃”是成功的。在計劃期的十年中，國民經濟的發展遠遠超出預定指標，實際完成情況是，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1.6%，十年內增長了4.16倍。國民收入年均增長11.5%，十年內增長了4.10倍，實現了十年翻兩番。人均收入原計劃年增長6.9%，十年內增長2.73倍。實際完成情況是，年均增長率10.4%，十年內增長3.62倍。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就業問題得到充分解決，池田執政期間，人口稠密、領土狹小、資源貧乏的日本，已出現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局麵。
經濟增長要求不斷擴大海外資源和產品銷售市場。為此，池田政府開展了積極的“經濟外交”。1961年6月，池田出訪美國和加拿大。在美國與新任總統肯尼迪會談後，成立了日美經濟委員會，把日美經濟合作關係向前推進一步。同年11月，池田曆訪巴基斯坦、印度、緬甸、泰國四國，就擴大貿易和資本輸出問題達成了若幹協議。1962年11月，池田作為戰後第一位訪問歐洲的日本首相，曆訪聯邦德國、法國、英國、比利時、意大利、荷蘭等國，就日歐貿易達成原則性諒解。在這次訪問中，法國總統戴高樂風趣地稱池田是“半導體推銷員”。1963年9月，池田出訪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旨在擴大日本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往來。就在這次訪問中，池田提出了建立亞洲經濟共同體設想。
池田執政時期，岸信介政府時中斷的中日貿易關係有所恢複和發展。1960年10月和1962年9月，自民黨有識之士高崎達之助和鬆村謙三相繼訪華。1962年11月，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廖承誌與來華訪問的高崎達之助簽署了貿易協定備忘錄(簡稱“廖高貿易”)。1964年，中日兩國分別設立“高崎事務所駐北京聯絡事務所”和“廖承誌辦事處駐東京聯絡處”，兩國貿易重開。
池田對中日開展貿易態度是積極的，但不想通過“漸進的積累方式”推進中日關係正常化，而是從“政治是政治，經濟是經濟，兩者截然分開與中國交往”的“政經分離”原則出發，擴大日本在中國的市場。池田的對華政策有一條底線，那就是必須以維護日、美、台合作“友好”關係為前提，非此不能跨躍雷池一步。
談到池田，大平正芳有如下饒有興味的記述：“池田每天早晨沐浴淨身後，必雙手合十，祈禱天地神明。召開內閣會議及其他重要會議前，必獨自默默祈禱。”池田是否篤信神明不得而知，但其政績還是應在日本內閣史上留下一筆。
1964年10月25日，池田患喉癌辭掉現職。次年8月13日，癌細胞擴散後病情惡化，終年66歲。
連任第58—60屆 (1960.7.19—1964.11.9)內閣首相
池田勇人(1899—1965)是日本戰後又一位知名首相，岸信介下台後連續組織三屆內閣，執政四年有餘。他的理政信條與成功秘訣，是推行所謂“寬容忍耐”政治和“收入倍增”經濟，在使日本大踏步走上“經濟大國”道路的同時，把戰後保守政治體製推向所謂“黃金時代”，有人甚至說在他執政時日本發生了“類似革命的一場巨變”。
1899年12月3日，池田出生在廣島縣豐田郡吉名村一個釀酒業主家庭，家境比較優裕。學生時代的池田，腦子聰明卻不願用在學習上，頑皮好動，鬼點子不少，小學時是“孩子王”，中學時依舊不守“本分”，偷摘柑橘，偷吃小賣店點心之類的惡作劇向來不甘人後。就是在熊本第五高中學習期間，也不以學業為重，白天逃學下圍棋，晚上會友去酒館，月花費是一般同學的四倍。有趣的是，“海量”酒鬼池田，竟在高中畢業前夕，拉了幾個酒友同學，別出心裁地在學校旁開了個小酒店，名曰“池田屋”。有了自己的酒店自然可以放縱無度，可憐的“池田屋”開張僅3天，便被主人“喝”關了門。
或許是靈感所致，池田高中畢業後竟考入京都大學。但從此以後，他卻好像脫胎換骨地“變成了另一個人”，發憤讀書，成績名列前茅。
1925年，池田在京都大學法律係畢業後入大藏省就職，直到日本戰敗。期間曆任大藏省銀行檢查官補習、北海道函館稅務署署長、木縣宇都宮稅務署長、玉造稅務署長、熊本稅務監督局直接稅務部長、東京稅務監察局直接稅務部長、大藏省主稅局財政課長、第一國稅課課長等職。因始終與稅務打交道，得了個“稅金魔王”綽號。對池田來說，20年時間才當上大藏省的一個課長，未免升遷太慢，原因不是他缺乏能力，而是“出身”有問題。在東大(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盤踞的大藏省，池田這個京大(京都大學)畢業的“外來戶”是很難出人頭地的，更何況1930年他患上了惡性皮膚病“落葉性皰瘡”，遍體水泡，癢痛難忍，久治不愈。而前妻直子憂心勞累，心髒病發作，就猝死在護理池田的病床旁。身心遭受重創的池田曾幾度思尋短見，大病五年戰勝死神後重操舊業。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池田開始嶄露頭角。1945年至1948年，曆任東京財務局長、大藏省財務局長、事務次官。1948年加入自由黨，次年當選為自由黨眾議院議員，曆任吉田內閣藏相、通產相、經濟審議廳長官，1949年主管政府經濟事務時，與指導經濟改革的美國總統特使道奇合作，製訂了1美元兌換360日元的統一匯率等重要經濟政策，在經濟複興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深得吉田茂賞識和重用，公認為“吉田學校”的優秀生。
吉田茂下台後，池田作為自民黨內吉田派的頭麵人物，保持很大勢力和影響，曆任自民黨最高顧問、石橋內閣和岸內閣藏相、國務相、通產相等職。
1960年6月，聲勢浩大的反對“新安保條約”群眾運動，把岸信介內閣趕下台。自民黨內各派係為爭奪新總裁席位再次展開激烈鬥爭，最後形成池田、岸信介、佐藤榮作等“官僚派”與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等“黨人派”的對壘。經過兩輪投票表決，池田以108票優勢取勝，就任自民黨總裁，7月19日，組成第一次池田內閣。
20世紀50年代初，池田擔任第三次吉田內閣藏相時，因發生“窮人能吃上麥米飯就行”和“中小企業垮點沒關係”之類的“失言”，給人留下“高姿態、無情的官僚政治家”及“粗野、沒頭腦的右傾政治家”印象，但是，池田當上首相後，政治手腕並不比“老師”吉田茂遜色。
就當時的政治狀況而言，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反對“新安保條約”運動餘火未熄，三井三池煤礦的勞資爭端已釀成大規模流血衝突，其勢有形成“整個工人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決戰”(“總評”語)的危險。社會黨等在野的反對勢力自不待言，就是執政的自民黨內部，也因總裁爭奪加深了派係間的鴻溝，選舉中敗北的自民黨元老河野一郎甚至揚言“與池田不共戴天”，執政黨麵臨著分裂的危險。
不過池田執政也有有利的一麵。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的持續和以中國為代表的亞非國家的興起，使日本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地位更顯重要。鳩山、岸內閣完成了日蘇複交及修改安保條約的使命後，日本已經以獨立國的麵貌重新躋身於國際政治舞台，池田已不必在這些重大政治問題上花費精力。而國民經濟經過“神武景氣”和“岩戶景氣”的發展，正處在向新階段騰飛的前夜。
池田的老練表現在，他能夠從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矛盾中利用有利條件，回避不利因素，用“寬容與忍耐”應對和軟化各種政治勢力的挑戰。他抓住國民急切改變物質生活的普遍心理，打出“收入倍增”這一充滿誘惑的旗幟，把國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經濟方麵。他要留給國民的最深印象是：池田的政治就是“經濟第一主義”。
按照上述原則，池田組閣時，為調合黨內矛盾，穩固政治統治，兼顧了各派係的利益，為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等“黨人派”及無黨派人士安排了位置。任命中山為厚生相，產生了內閣史上第一位女大臣。池田組織的三屆內閣，均具有“實力者內閣”和“實幹型內閣”的特點。
對在野黨，池田的做法是執政黨與在野黨“對話”，自民、社會、民社三黨首腦經常就重大問題協商交換意見，力求減少磨擦，避免直接對抗。1960年10月12日，為進行新的國會議員選舉，三黨首腦共同出席日比穀會堂的公開演講會。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發表演講時，當場被一名右翼青年用匕首刺死。淺沼是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此前曾率代表團訪問中國，發表過“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共同敵人”的著名談話。淺沼遇難後，池田立即要求對事件負有責任的國家公安委員長山崎嚴辭職。10月17日臨時國會召開後，池田首先發表悼念淺沼的講話，指出“暴力是民主政治家的共同敵人”，這次國會還通過了三黨共同提出的排除暴力決議。
如何解決三井三池煤礦勞資爭端是檢驗池田政治的“試金石”。當時，工會方麵為反對資方歇業和解雇政策，組織工人堅持了幾個月的罷工鬥爭。資方不但以組織親資工會複工相對抗，挑起工人間的流血衝突，還策動地方當局采取解散工會罷工糾察隊的臨時措施，勞資矛盾日趨激化。池田認為：“三井三池問題是當前社會治安的問題之一，光靠增加警察是沒用的。問題是要創造出社會秩序不致於動亂的國民信賴的政治。”從這種“低姿態”出發，他委派勞動相石井博英出麵調解，最後以和平方式平息了這場曠日持久的勞資爭端。
池田的政治觀點是重“效用”、實用主義。他認為簽訂新安保條約，“可保證日本十年內和平與安全”，使“非生產性軍事支出控製在最低限度內”，對發展經濟有利，因而持肯定態度。對鳩山、岸熱衷幹而未幹成的修改憲法則持消極態度。在他看來，由此引起的政治鬥爭和動亂，不符合“效用”觀點。
池田競選總裁時，秘書問“當上首相想幹些什麽”。池田答“就是經濟政策，實現收入倍增。”他還說過“經濟上的事我來辦”之類的話，大有搞經濟舍我其誰的自信。
的確，池田在發展經濟上是行家裏手。對自由經濟體製下國家權力應起的作用，池田有獨到見解。他在擔任吉田內閣藏相時發表評論說：“采取以自由競爭為原則的自由主義政策，不隻意味著自由放任。今天，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已不存在完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國家。自由主義政策並不否認綜合的經濟調整。”他認為，謀求經濟景氣，調整“國際收支與外國投資”、“國內資本與產業投資”、“提高國民生活”這三者的關係，是一項“政治任務”。就日本經濟的現狀，他說：“我們在長時期內是一種不正常的經濟，習慣於‘經濟上不合理的現狀’，而不合理的經濟反倒成了正常的當然之事。坦率地說，企業經營者對政府的依賴思想過強，超出了經濟合理性……無視成本合算或經濟性的保護。是國民經濟整體上的損失。”他還多次強調，“提高國民生活水平最為重要”，是“政治的終極目的”。
池田上任後，立即把“收入倍增”設想作為製訂新經濟政策的基礎，為此專門組成了一個有各類專家學者參加的智囊團，協助政府製訂經濟決策，這個智囊團中包括大藏省出身的幕僚大平正芳、黑金泰美、宮澤喜一，經濟評論家或學者高橋龜吉、稻葉秀三，此外還有銀行和經濟研究機構專家下村治、田村敏雄等。當時圍繞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問題，發生了下村、田村論戰，前者主張增長率為11%，後者堅持7.2%。池田傾向於下村的意見，但為慎重起見，確定了前三年年增長率為9%，十年內年均增長率不低於7.8%的國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標。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池田闡述了政府的設想和自己的態度。他說：“所謂政治，就是提高國民生活，保障社會安定，做到十年內收入增長一倍。” “如果經濟擴大發展失敗了，毫無疑問，一切應由總裁、首相負責。”這一信心滿滿講話，博得了輿論的好評。
1960年12月27日，《1961—1970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內閣會議上正式通過。這份長達八萬言的報告，全麵闡述了計劃的方針、總目標和年度分目標、政府在實現計劃中的作用及采取的手段、私人經濟的地位、產業結構的分布與調整、十年後國民生活的展望等問題。政府大張旗鼓地宣傳了這一計劃，用提高生產、多產多銷、增加企業利潤、實現工資翻番等淺顯而有魅力的道理，喚起國民努力生產、改善生活的欲望。
在推行“倍增計劃”時，根據自由競爭和“經濟合理性”原則，池田政府縮小了政府對私人經濟的保護和限製範圍，同時加強了公共事業(文化、教育，公共交通服務設施，社會福利保障事業等)投資，通過改變國家公共投資的規模和方向，影響私人投資的方向和速度，用不增稅、自然增收的部分稅金用於減稅等方法，為私人資本的發展創造條件。1961年度的“超大型財政預算”，正是沿著這一思路製訂的。池田政府還通過金融政策的杠杆作用，控製景氣變動。1961年9月，為防止景氣過熱，政府采取了降低出口擔保率、提高利率和存款準備率等措施，限製放款和投資，保證了國際收支平衡，沒有出現以往的景氣過熱時外匯儲備急劇減少的狀況。
“收入倍增計劃”是成功的。在計劃期的十年中，國民經濟的發展遠遠超出預定指標，實際完成情況是，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1.6%，十年內增長了4.16倍。國民收入年均增長11.5%，十年內增長了4.10倍，實現了十年翻兩番。人均收入原計劃年增長6.9%，十年內增長2.73倍。實際完成情況是，年均增長率10.4%，十年內增長3.62倍。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就業問題得到充分解決，池田執政期間，人口稠密、領土狹小、資源貧乏的日本，已出現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局麵。
經濟增長要求不斷擴大海外資源和產品銷售市場。為此，池田政府開展了積極的“經濟外交”。1961年6月，池田出訪美國和加拿大。在美國與新任總統肯尼迪會談後，成立了日美經濟委員會，把日美經濟合作關係向前推進一步。同年11月，池田曆訪巴基斯坦、印度、緬甸、泰國四國，就擴大貿易和資本輸出問題達成了若幹協議。1962年11月，池田作為戰後第一位訪問歐洲的日本首相，曆訪聯邦德國、法國、英國、比利時、意大利、荷蘭等國，就日歐貿易達成原則性諒解。在這次訪問中，法國總統戴高樂風趣地稱池田是“半導體推銷員”。1963年9月，池田出訪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旨在擴大日本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往來。就在這次訪問中，池田提出了建立亞洲經濟共同體設想。
池田執政時期，岸信介政府時中斷的中日貿易關係有所恢複和發展。1960年10月和1962年9月，自民黨有識之士高崎達之助和鬆村謙三相繼訪華。1962年11月，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廖承誌與來華訪問的高崎達之助簽署了貿易協定備忘錄(簡稱“廖高貿易”)。1964年，中日兩國分別設立“高崎事務所駐北京聯絡事務所”和“廖承誌辦事處駐東京聯絡處”，兩國貿易重開。
池田對中日開展貿易態度是積極的，但不想通過“漸進的積累方式”推進中日關係正常化，而是從“政治是政治，經濟是經濟，兩者截然分開與中國交往”的“政經分離”原則出發，擴大日本在中國的市場。池田的對華政策有一條底線，那就是必須以維護日、美、台合作“友好”關係為前提，非此不能跨躍雷池一步。
談到池田，大平正芳有如下饒有興味的記述：“池田每天早晨沐浴淨身後，必雙手合十，祈禱天地神明。召開內閣會議及其他重要會議前，必獨自默默祈禱。”池田是否篤信神明不得而知，但其政績還是應在日本內閣史上留下一筆。
1964年10月25日，池田患喉癌辭掉現職。次年8月13日，癌細胞擴散後病情惡化，終年66歲。